农行掌上银行k宝怎么用: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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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

1999年，《中国青年报》在一篇题为《十几年没“打仗”，诗人憋不住了》的文章中，报道了当年4月在北京平谷县盘峰宾馆召开的一次“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的情况。会上，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与号称“民间立场”的诗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争”。据说在会上双方唇枪舌剑，硝烟弥漫，有的凭口舌之利，有的则采用拉队伍揭老底的策略。“此次争论的激烈和白热化程度近十几年诗坛罕见，可称自朦胧诗创作以来，中国诗坛关于诗歌发展方向的一次最大的争论。”会上的短兵相接之后，双方还觉得不过瘾，回来更是组织各自队伍，利用手中掌握的媒体阵地，大大小小的“揭底” “谩骂”“真相”文章满天飞，沉寂数年的先锋诗坛，顿时热闹起来。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表面的热闹状况已暴露出先锋诗歌内部的诸多不堪。青年批评家谢有顺在一篇题为《诗歌在疼痛》的文章中一语道破：“诗坛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平静，并且滑向一个令人担忧的方向。”

平静是如何被打破的呢?国内先锋诗坛在整个90年代的沉寂局面，其实在一开始就只是火山口上的沉寂，或者说是洋流暗自涌动的海平面。中国先锋诗歌转入90年代之后，一部分“第三代”诗人中的坚守者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创造力，但整体的诗人队伍已分崩离析，很多诗人选择了“下岗再就业”——从商，他们倾向于利用本民族的民间资源写作，对日常生活有更所关注。主要包括于坚、韩东、伊沙、徐江等；另外，一部分“朦胧诗”的后期诗人再加上一批坚持学院写作的诗人则团结起来，强调与国际接轨的写作，利用西方的文化资源进行写作，强调诗人的“知识分子身份”。主要包括王家新、臧棣、孙文波、唐晓渡、欧阳江河等。

两种写作的分歧是明显的，特别是在几乎整个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者们得到了更多的媒体的关注，国际诗歌节组委会的关注，成为诗坛的主流。饱受“冷落”的“民间写作”者们早巳心存不满。而在此之际，一本代表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的“90年代文学书系”诗歌卷《岁月的遗照》在北京出版，这本书的出版无疑成了先锋诗坛的“定时炸弹”。1999年，一本号称“我们坚持真正的永恒的诗歌立场”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代表民间写作立场）以私人操作的方式出版，并取得了商业成功。这本书出版，则成了“盘峰论争”的直接导火索。一些批评家（持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甚至说出“一本外省编的诗选”、“谁赋予你们的权力”这样的话来。对方则针锋相对地说“他们对此(《岁月的遗照》的出版)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并且没有与北京的批评家商量，就编了一本《1998中国新诗年鉴》，并且居然印了两万册，使北京的几个新潮诗歌批评家90年代以来一直梦想的，‘权威’地位一夕之间忽然落空，批评家们就恼羞成怒”云云。论争无疑是激烈的，大大小小的诗人几乎都行动了起来，寻找自己的组织和阵地，发表一篇篇“表态”“邀功”式文章。

那么论争的结果呢?当然是各说各有理，依然纠缠不清。唐晓渡在其《我看到……》一文中说：“我看到有人耸人听闻地把审美维度和个体诗学的差异归结为诗歌中的‘两种立场’、‘两条道路’、‘两个阵营’的‘对峙’和‘冲突”’，“我看到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把阴暗的一己私愤和门户之见，放大成‘北京’压制‘外省’的镜像”，“我看到有人佯痴假呆，装扮成受害的‘诗歌平民’，向一个子虚乌有的‘权威’谋‘出路’，讨‘说法”’。于坚在其《真相》一文中则声称“那些在中国外省辽阔的大地上埋头写作，没有批评家为其摇旗呐喊，远离便于国际接轨的北京，仅仅靠具有创造力的不同凡响的诗歌文本在中国诗坛的铜墙铁壁．之间建立了诗歌的尊严和个人魅力的独往独来的优秀诗人与倚靠权力话语、批评家吹捧，离开了权力和吹捧就不存在的诗歌和文艺理论的读者冒充的平庸诗人的‘知识分子写作’的思想战线之间的泾渭分明之势，已经真相大白。”

论争无疑使“铁板一块”的先锋诗坛松动了许多，使诗歌的天空清净了许多，同时也催生了一些新的诗歌美学和新生力量。但是也应看到，双方的雄辩难以掩饰论争后的残羹败局。“盘峰论争”之后无论是诗歌的发表与出版，还是论争中诗歌批评界的语调，已分明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诗坛，不但先锋诗坛内部的“分裂”昭然若揭，而且各自的区分敌友、拉拢、打击运动持续不断。去年，《中国新诗年鉴》依然以“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的基调继续出版，“知识分子写作”阵营则相继推出《语言：形式的命名》和《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两本书。

论争的另一个“恶果”是造成了诗坛的进一步分裂、分化。在“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论争之时，一些诗人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对两派不偏不倚，却又不失时机的“推销”了自己。其实在艺术上，分歧才是长久的、基本的和决定性的，而团结是暂时的，也是秩序化的“铁板一块”的表现。诗人朵渔在其《在民间：不团结就是力量》一文中指出，民间首先要确保个人自由。但是我们看到，这种“不团结”也在逐渐结出一个“恶果”，那就是有些诗人抱着“功利主义”的目的，在论争中争取权力和地位，以完全世俗的目的来对待论争。

持这样目的论争者其实一开始就存在，他们打着诗歌的旗帜试图建立“统一战线”，以实现“一旦起事，当能统一山河”的梦想，为自己捞名取利，借机使自己的名字甚嚣尘上，结果本来就呈浮躁状态的先锋诗坛显得更加不堪。其实论争本身是无过的，并且在论争的过程中，清醒的“旁观者”也大有人在。诗人杨黎对论争的看法就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有人问他“盘峰论争之时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写作”。批评家张闳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不是文学的首要问题。”“他们像闹革命一般地闹文学，揭竿而起，以农村包围城市，攻城略地，或在小报和网络上打麻雀战……这当然是扯不清的事情。”“权力和派性斗争，只能使诗人变得越来越狭隘。从双方所编的几本诗歌选集和文集来看，有一些甚至已经丧失了起码的诗学原则和在诗艺上的判断力——这就是这场论争的严重后果。”(《权力阴影下的“分边游戏”》)

评论家沈奇在《中国诗歌：世纪末论证与反思》（一文中，对于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之争进行了详尽的理论梳理，论争背后的深层危机也做了深刻地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