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经三路工商银行:西方误读中国1000年：马可.波罗为何去中国(组图)

“为了丑化中国人民，他挖空心思地拍摄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们的各种表情，连小脚女人走路也不放过，甚至于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
 

1943年，宋美龄应邀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风靡全场

投票通过被赶走的“野蛮人”——中国人

1963年国庆，伊文思拍摄的天安门游行队伍

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中国形象进入西方文化之中，并开始日益具体。从天可汗的国度，到大中华帝国，中国的器物、制度、信仰都引发西方公众的好奇和向往，对比同时代的欧洲，中华帝国连绵不绝的历史，精美绝伦的艺术都显得高不可攀，于是，中国形象被不断美化甚至是神化，旅行家，传教士在这种形象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日益强大，中国却成为停滞、专制的帝国，来自西方世界的商人、水手、外交官们一次次的被这个高傲、封闭的帝国拒之门外，一次次被无情的羞辱，中国成为无礼、野蛮的象征，那个曾经发明了火药、印刷术的国度，陷入一种停滞与衰落之中，但自己却茫然无知，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

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更使这种形象得以巩固，深化。从此，中国在西方人眼中不再神秘，1840年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过是用枪点击查看QQ秀炮对这种中国形象的一种确认而已，从此，西方对于中国取得了完全的自信。西方成为理性、科学、民主的象征，而中国则继续书写着野蛮，愚昧、专制的形象。与西方世界的理解不同，当时中国上层人士大多对西方没有好感，认为他们不过是挟器物之利，行强盗之实，这也使得中西方之间，对于中国自我形象的认知有着巨大的反差，而这种反差更是导致双方一次次的冲突。

发生于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是这种形象认知不同的高峰——在1898年前后，多个了解中国的驻华使节被召回，而改派来自非洲的使节，中国形象在西人眼中已经低落到与非洲同等地位，中西沟通和交往之间的误解最终酿成了巨大的惨剧。1900年之后，西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不仅仅是单方的，更内化成国人的自我认知，自此，救亡图存，革新改良，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

也是在不断的碰撞和交流中，西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开始多元化，多层次化，从洋务派聘请的洋教习，到各大媒体的驻华记者，除了傲慢与偏见之外，也给西人认识中国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而20世纪初，中西交往更加便捷，从使节，到记者，到商人，到军人，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不仅仅再停留在感性和好奇的层面，而是试图更加深入到理性层面，费正清、高罗佩等海外学者的中国研究都成为理性客观认识中国的开始，但1949年后的交流中断，中国又被视为恐怖的红色恶魔，出于政治需要，一些西方记者偶尔能够获准进入中国采访，但这些只言片语并不能替代大规模的交流，红色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而费正清们这些中国通在美国的冷遇也最后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

西人真正得以深入了解中国则是在国门全开之后，随着交流的日渐加深，不少在华时间久的学人和记者竟能由于处于更加超脱的地位，能够以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得出了许多国人难以自我认知的结论。反而是中国内部自身，由于隔阂日久，未能意识到这种进展，依然将西人投来的注视和观察，研判为一种误读，从而激起强烈的反弹，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则是这种反弹留下的例证，而时下流行的《中国不高兴》则证明这种反弹，历经十多年不仅仅没有消弭，反而又有日渐扩大的趋势。数百年来的东西方对视，就是在这样相互误读中演进，而要达到真正平等深入的了解，则还有更加漫长的道路要走

马可·波罗：现实与虚构

跋涉中的马可·波罗

忽必烈监督下金银交换纸币

马可?波罗史诗般的中国之旅在以后的数个世纪里，以143种手抄本以及各种印刷本流行欧洲，对欧洲以远世界的物产、及其君主和传说的兴趣导致了14世纪末和 15世纪的航海探险和地理大发现。甚至20世纪初，在沙漠中旅行的斯坦因，仍然不得不把《马可?波罗游记》作为少数的参考书之一。

15 世纪临近中叶之际，在佛罗伦萨召开了一次宗教大会。来自不同教派的宗教界人士济济一堂，谈论着世界各地的消息。佛罗伦萨的星相学家托斯卡内里终于有机会与远方的客人谈论航海的问题。他刚刚得到一幅地图，上面有一条神秘的北方航路，传说沿着这条航路可以直抵大汗的国土，即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与蛮子国，汗八里和行在城。他给葡萄牙国王寄去了一张海图和一封信。在信中他认为从里斯本一直向西航行，就能到达繁荣富庶的行在城：

依据我画的海图航行，就可以抵达香料宝石之国，那里土地肥沃，人民殷富。常人以为该国在东方，而我认为应该在西方。或许这一点让您感到惊异。试想大地本是一圆球，向西直航，绕过地球的下面，就可到达东方……据说，那里的海岛上只有商人居住。他们贩运的商品种类繁多，似乎是世界的总和之数，但比起刺桐一个港口，还远远不如。每年从这些岛屿都有几百艘大船往刺桐运送胡椒，运输其他商品的船只还不计在内。那里人多富有，邦国、省区，城邑之多不计其数。这些岛国都臣属大汗……

葡萄牙国王没有把这近乎“谵妄”的书信和海图当回事，毕竟在那个时代，想象地球是圆的，一直向西就能到达东方近乎疯狂；况且在一个半世纪之后，也没人把那位马可?波罗的“百万传奇”当作现实。几十年后的一天，一位名叫克利斯托夫?哥伦布的人在国王的图书馆里看到了航海图和托斯卡内里的这封信，他决心远航东方，把马可?波罗的大汗传奇变成一个可以带来巨大财富的物质现实，“通过交换，或者通过征服，取得黄金、珍珠和香料”。

1492年，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写给北中国的大汗、南中国的领主和日本、印度君主的国书开始了首次西航。当然，他的随身行李里，少不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

大汗的大陆

在《马可?波罗游记》诞生之后的两个世纪里，它是一部广为流行的传奇。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人喜欢波罗的故事。忽必烈汗拥有广大的领土和众多的妻子，那里宫殿金碧辉煌，财富数不胜数（因为说什么都以百万计，这位波罗先生赢得了“百万先生”的戏称）。事实上，这位百万先生的商人出身令他把几乎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物质财富上。

在他蜚声数个世纪的游记里，他提到了亚美尼亚的银矿和优质麻布，土耳其的深红色丝织品，谷儿只可以燃烧的油，巴格达的珍珠，中亚的红宝石，畏兀儿的钢铁和石棉织物，四川的井盐，还有在欧洲享有盛名的胡椒、肉豆蔻和丁香，以及檀香木和龙涎香，当然了，少不了中国精美绝伦的丝绸。

他对汗八里（北京）和行在（杭州）城的描述，让欧洲人觉得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式”的梦幻之城。“自强安城发足，骑行三日，经行一美丽地域，沿途见有环墙之城村甚重众，由是抵极名贵之行在（Quinsay）城。行在云者，法兰西语犹言‘天城’……此城尚有出走的蛮子国王之宫殿，内有世界最美丽而最堪娱乐之园囿，世界良果充满其中，并有喷泉及湖沼，湖中充满鱼类。中央有最壮丽之宫室，计有大而美之殿二十所，其中最大者，多人可以会食。全饰以金，其天花板及四壁，除金色外无他色，灿烂华丽，至堪娱目（《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怪不得波罗赞美杭州城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最辉煌的城市。13世纪的杭州城人口已逾百万，当时世界上中国以外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巴格达，规模在三十至五十万之间，而波罗的老家威尼斯只有10万人口，已经是欧洲最繁华之城，直到14世纪，伦敦也只有4万人，巴黎有6万人。

欧洲人怎么能相信在遥远的远东有这样轩丽的城市呢？“在我看来，书中所说的一切，都是难以置信的，不是谎言，也是奇谈。尽管世间万事，无奇不有，奇风异俗，各国不同，但是，我还是无法相信。我喜欢抄录它，但不会相信它。”14世纪末的一位佛罗伦萨贵族的态度，代表了马可?波罗的游记出版之后，近四个世纪他的读者们欣赏有之怀疑居多的娱乐态度。

欧洲最流行的一个马可?波罗版本、16世纪的赖麦锡的译本，用了最动人的天方夜谭式的风格叙述波罗的故事，甚至不惜添油加醋。他描写到，有一天，有三个男人从一艘不很大的带桨帆船上走了下来，在威尼斯的码头登岸。他们经历了长久的海上生活，两腿还不适应坚硬的地面，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他们脚穿高至膝盖的脏皮靴，身穿绸面皮袍，缎带紧系腰间；绸面的质地一看就是上好的料子，可惜已经脏破不堪，这些袍子是蒙古式的，下摆只长及膝，前胸用一排圆形铜纽扣扣住，这三人从神态到口音都说不出来地带有鞑靼味儿，他们几乎把威尼斯方言忘光了。他们一回到家，就脱去了这些破袍子，换上拖曳到地面的威尼斯式长袍，接着他们撕开蒙古袍，那些藏在衣缝里的翡翠、红宝石和钻石纷纷落地，滚来滚去。

这些虚构的细节，就是13世纪末以来欧洲文化视野里波罗传奇的典型再现。大汗和契丹，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是传说的人物和国度，人们普遍怀疑他们的真实存在。这种关于异域的想象，集中在财富和君权上面，正是中世纪欧洲渴望财富和世俗生活的文化投射，忽必烈汗的仁慈伟大的形象，暗合了欧洲冲破神权的内在欲望。

据说在波罗弥留之际，神甫让他忏悔编造了游记中的弥天大慌，波罗拒绝了，他说，关于契丹和蛮子，他说出的远不止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一半。

马可·波罗和去远东的地图

印度奎隆王国收胡椒的黑人

为什么去中国？

是东方的气味吸引了中世纪的欧洲。胡椒、桂皮、丁香、姜、肉豆蔻，这些东方的重要物产，在欧洲有巨大的需求量，温和的气候使得它们无法在欧洲的土地上生长。香料是远东的专卖产品，如果贸易因故中断，香料价格上扬，可以代替白银或黄金充当支付手段。而从古罗马开始，在贵族之中就风行穿中国丝织品。在数个世纪中，西方人对丝绸生产一无所知，诗人维吉尔认为丝绸是由树叶加工而成。在宗教人士开始和蒙古人接触交流之前，中国更多是传说中的“赛里斯”国。

波罗兄弟在1260年开始了一连串的旅行，他们先是到达了君士坦丁堡，然后又旅行到了黑海的一个贸易点，那里有远东的各种货物。他们走遍了伏尔加河到里海的广大地区，这里是蒙古人的地盘。就在蒙古人占领了中亚，并逼近欧洲东部之时，他们到达了哈拉和林，蒙古人的都城，在那里，他们觐见了忽必烈汗。忽必烈委托波罗兄弟递交给教皇的信，请求派100名精通基督教义的人，来和膜拜偶像（指佛教和儒家）的人进行辩论，大汗还让他们到耶路撒冷把圣墓里的长明灯的灯油取一些回来。1271年，波罗一家再次东行，17岁的马可?波罗随行，他们从地中海东岸的阿迦城出发，穿过叙利亚、伊朗，翻越帕米尔，进入新疆的喀什、于阗、甘肃的敦煌，到达上都，受到了忽必烈的接见。这次他们设法弄到了圣油，但没有神职人员随行，手里只有一封教皇驻阿迦城特使致教皇的信函。

尽管马可?波罗堪称中古时最伟大（最知名）的旅行家，他却不是最早去中国的欧洲人。早在13世纪早期，蒙古人的西征打通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陆路，一个初步的世界性的贸易网络开始形成。尽管贸易线路时断时续，蒙元时期的商人和传教士们开始频繁（对现在来说，自然差得多）往来于东西方之间。除了奢侈品贸易，西方人的另外一个动力是寻找军事同盟。

从11世纪晚期开始的数次十字军远征都遭遇到穆斯林强大军事力量的抵抗，基督教君主们考虑和另一头的蒙古人联盟，共同夹击位于他们中间的穆斯林国家。他们没想到，蒙古人和阿拉伯人一样厉害。面对亚洲草原而来的这股神秘的游牧部落，欧洲人有些不知如何应付。1241年，如果不是窝阔台大汗的死讯传来，已经进至匈牙利境内的蒙古铁骑将继续推进。

当时盛传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君主祭司王约翰，罗马教皇和欧洲的君主们先后派遣传教士去寻找这位神秘的同盟者，有传说他就是《圣经》里来朝拜耶稣的东方三圣人的后代。各种消息传入欧洲，鼓舞着满怀期望的基督教君主和教士们。甚至辽国灭亡后，大将耶律大石西逃到中亚细亚（中国史书中称他建立的国家为西辽），也成为传闻中的候选人之一。事实上，当时的耶律大石和蒙古的汉王们周围确实有许多聂斯脱利教派的神职人员（中国称作景教），正统的基督教士视他们为旁门左道。忽必烈汗的母亲就是一位聂斯脱利教教徒。

抱着在远东找到基督教同盟的愿望，携带教皇信件的传教士和商人纷纷开始了寰宇旅行。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普兰诺和鲁不鲁乞都先后到达过哈拉和林，他们记载了大汗的宫廷里制造喷酒树的法国银匠、亚美尼亚的神职人员，说明蒙古帝国充斥着世界各地的人，他们一点也不排外。1291年，另一位方济各会士甚至到达了北京，建了第一座教堂，并组织了男童唱诗班为大汗表演。

但最有名的基督徒是商人马可?波罗。这得益于他那本真实与虚构杂糅的著作。按照波罗的说法，忽必烈汗对这个异邦的年轻人非常信任，派他去中国各地和东南亚充当皇帝陛下的“耳目”。大汗不喜欢其他使节千篇一律的报告，而波罗所讲述的城市故事深深吸引了住在宫殿里的大汗，让他对自己的国度有了感性认识。“当马可?波罗描述他旅途走访过的城市时，忽必烈汗未必全都相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位鞑靼君王听我们这位威尼斯青年的讲述，要比听任何信使和考察者的报告都更专心，更具好奇心……只有马可?波罗的报告能让忽必烈汗穿越注定要坍塌的城墙和塔楼，看清一个图案精细、足以逃过白蚁蛀食的窗格子”，很多年后，波罗的意大利同乡卡尔维诺写出了《看不见的城市》。

马可?波罗以后的世界

卡尔维诺笔下忽必烈汗的帝国，“只不过是一个既无止境又无形状的废墟”。而城市“犹如梦境”。

波罗描写的“大汗的大陆”和同时代在英国、法国、德国流行的《曼德维尔游记》也“犹如梦境”。他们盛赞这个国度的广大富有，中国的城市如何繁荣，道路如何通畅，物产如何丰富，大汗如何威严庄重。他们的游记广为流行，当然没有人当真。“当时人可以不信马可?波罗，因为他把真的说的像假的一样；但他们可能信任曼德维尔，因为他把假的说成像真的一样。”曼德维尔杜撰的游记让人信以为真，波罗则一直被人怀疑根本没有来过中国。

这个意大利人爱夸大事实和强调自己在现场的毛病，让他的中国之行显得可疑，但这似乎也是中世纪欧洲游记的通病。在那个交通不是很便捷的时代，如果是我们花上数年时间来到一个传说中的国度，可能也会情不自禁夸大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成书于13世纪末的《马可?波罗游记》与今天的现实地理环境，各地的经济生活和民族风俗惊人的一致。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就把波罗的游记内容当作构建“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重要资料来源。

波罗的游记记录了各地的物产、贸易、集市、交通等与商业有关的事物，其中关于商务的纪录，约占中国部分的1/6以上，所以欧洲人把它视作东方的“商业指南 ”。他是地道的商人，很少思考，善于把逸闻趣事讲得娓娓动听。但他引发了别人思索。他的游记是欧洲人的“欲望发动机”，多少商人和航海家因为他的游记而想入非非。游历造成了基督教欧洲的成长和成熟。波罗那个富庶东方的召唤直接推动了欧洲的地理探险。在欧洲人的视野里，中国渐渐开始从传奇进入地理，进入人文主义者的世界知识中。

哥伦布在他读的那个版本的波罗游记上做了366个页旁批注。当他航行到加勒比海的一些岛屿时，以为即将大功告成，就要到达中国了，“无论如何，我是要去大陆的。我要到杭州，把陛下的国书呈给大汗，并且还要取到复信返回”，在给西班牙国王的信里，这位头脑发热的航海家还以为中国的京城在杭州哩。当他到达古巴时，以为这便是中国的南方，就是波罗提到的“蛮子省”，直到他见上帝的那一天，他仍然认为自己到达了中国。稍后葡萄牙贵族麦哲伦和达?迦马才真正开辟了里斯本-好望角-卧亚-澳门的航线。

1582 年，耶稣会士利玛窦正是经这一最便捷的航路到达中国，他的传教报告寄回耶稣会总部，告诉欧洲人契丹仅仅是中国的另外一个名字，这个国家现在叫作“大明”。他说：“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 Sina，那在托勒密时代即已为人所知。后来马可?波罗这位最初使欧洲人颇为熟悉这个帝国的威尼斯旅行家，则称它为Cathay。然而最为人所知的名称 China则是葡萄牙人起的，……我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Seracaregio）的国度……”

欧洲人的精神视野被大大扩展了。马可?波罗所介绍的那个富庶而文明的非基督教国家，人口众多，贸易兴盛，人民的道德纯洁无暇，冲击着中世纪欧洲根深蒂固的偏见。法国汉学家艾田蒲非常遗憾身为商人的波罗，对中国的文化哲学缺乏兴趣，以致于他的游记里无一处提到伟大的孔子和儒学。“如果早在13世纪，通过某些在中国长期居住的人们的努力，把中国思想传给了欧洲，那欧洲思想将会是怎样的面貌，”他想象，“如果中国哲学像阿拉伯思想一样，在那个时期前后触及到了欧洲，那它说不定能使（基督教）教义改变方向……”

不管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他带来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在16世纪以前，远东的丝织品贸易主要仰赖于陆路，经由波斯中间商销往欧洲，这个贸易网络时断时续。海上贸易之路的开发，以及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从经济的角度总结为：病菌和基因的“哥伦布交流 ”；“生态帝国主义”；新世界对世界存量和货币流动的贡献。来自美洲的马铃薯和玉米让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两倍，而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欧洲依靠白银贸易获得中国的手工业品、丝绸、陶瓷和茶叶，即用货币贸易来结算贸易逆差。弗兰克的观点是，从1500-1800年，工业革命之前，亚洲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中国是亚洲的中心，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结果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欧洲之所以在19世纪成为全球经济中心，正是因为征服了拉丁美洲并占有了贵金属。“美洲的金银首先使欧洲能够在亚洲经济列车上购买一张三等舱的车票，然后又能够包下一节车厢，最后才是取代亚洲成为经济列车的火车头。”

一位日本学者三浦友清的评价可能会让地下的马可?波罗沾沾自喜：“马可?波罗不仅是一个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的开拓者，而且也可以说是一座历史上连接中世纪和近代的宏伟的桥梁。”

喜欢吹牛、热情的威尼斯人百万先生马可?波罗，也许会情不自禁吟咏柯勒律治的名诗《忽必烈汗》：

在神圣的恐惧中闭上双眼，

因为他尝过蜜的露水，

饮过乐园里的乳泉。

[资讯]

欧洲关于中国的历史记忆，根据希罗多德《历史》第四卷留下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的一首叙事长诗《阿里玛斯贝亚》。诗人阿里斯特叙述了他第一次在远东的浪漫之旅。其中提到远东的希伯波里安人。稍晚些的叙事诗人平达也提到希伯波里安人。包括希罗多德在内的各种诗文记载中，都把希波伯里安人描绘成一个神秘的热爱和平的民族。他们居住在群山环抱、北方吹来的地方。

古代欧洲关于中国的第二个重要信息是丝绸。他们把中国叫做“丝国”，怀疑中国的丝绸出产于羊毛树上，或者得之于丝蜘蛛腹中。斯特拉波《地理书》上就说：也许由于酷热的原因，“在某些树枝上生长出了羊毛”。老普林尼的《自然史》第六卷则描述得更为具体“人们在那里所遇到的第一批人是塞里斯人，这一民族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也抱怨秦汉帝国之间的丝绸贸易在历史上确实留下了斑斑记载，老普林尼就抱怨远东的奢侈品贸易对国家的损害：“我国每年至少有一亿枚罗马银币被印度、塞里斯国以及阿拉伯半岛夺走。”

利玛窦：塑造理想中国

弗朗索瓦所绘《中国庭园》

伏尔泰与普鲁士弗里德里克大帝共同进餐

1615 年，《利玛窦中国札记》在罗马首次出版，从此，耶稣会士的中国信息开始源源不断流向西方。如果说《马可?波罗游记》把一个物产丰饶，犹如“天堂”的中国介绍给欧洲；利玛窦和他的弟兄们，则将一个文化的中国展现在西方人面前。这个中国对了欧洲的胃口，“东西方初恋般美好的时代”逐渐展开。

1577 年5月18日，一个意大利年轻人随印度传教团一道，从罗马去里斯本，再转道果阿，然后来中国。这趟旅程要耗费近一年的时间，连续数月望着漫无边际的蔚蓝海水，看不到陆地、树木，甚至飞鸟，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每天祈祷，并想象自己将要到达国度的模样。这个年轻人就是玛提欧?利奇，中文名利玛窦，是耶稣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

他后来成为真正打开中国大门者，而此时，在漫漫海途上，他没有想到即将接触的这个帝国，将会给自己所来的欧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利玛窦眼中的中国

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在澳门准备多时后，终于得以进入中国内地，定居于肇庆郊区一座欧式房子里。

尽管在进入中国前，他已在前辈罗明坚、沙勿略等处了解了一些中国知识，但这个大帝国仍然让他震惊了——这里有这么多品种的动植物，海里鱼群充斥，江河在某些地方宽的可以叫做小海……为了描述这个与众不同的大帝国，他写了很多信回国，这些信件打开欧洲通往中国的一扇门。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晚年，利玛窦开始写《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本笔记后来被称为“欧洲人叙述中国比较完备无讹的第一部书”。

这个评价对利玛窦来说不为过——他在中国生活了30年，学习中国语言，阅读中文典籍，又多和中国士人清谈，比较“西学”和“中学”的知识，他可算当时世界上最了解中国的“老外”。

在利玛窦之后，更多传教士以数学家、建筑家、宫廷画家、舆地学家的形象走入中国宫廷。南怀仁、张诚在康熙帝时期分别任钦天监正，白晋被多次派到全国各地绘制皇舆全览图，郎世宁为乾隆皇帝画像……

利玛窦的“兄弟们”写下了更多关于中国的著作，送回了一份包括15张当时中国的行省图，将中国的地理建制细化到府州县，翻译了《四书》、《五经》，编写《中国哲学家孔子》，甚至还以亲历者的身份描写了满族入关那段历史。

这一切，使得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更加丰富、细致，但潜意识或者故意的，耶稣会士过于美化了中国形象——这种“误读”随后将在欧洲引起近两百年的反响。

耶稣会士的“误读”

利玛窦初来中国时，他介绍中国只是一种常规动作。然而他去世之后，其他差会指控耶稣会士背离天主教的原则，在中国建立一个掺杂着中国文化的假天主教形象。

教廷的怀疑把耶稣会士推入一种辩护性传播中国形象的位置，作为自我辩护，耶稣会士在介绍中国的著作中把中国形象描述得尽量符合耶稣会的利益，着重介绍中国强大、自给自足、受到一位按儒家经典的道德和政治规范行事的君主统治，国家由文人学者统治；这片土地的人民曾经信仰天主教——理由是中国人崇拜的“天”，中国皇帝被称作“天子”；而中国历史上大洪水的记载，则被与《圣经》中的大洪水联系起来。

可以说，入华耶稣会士们创造了一个文治昌盛、上下和谐的东方伊甸园——差的就是有人带给他们一本圣经。

耶稣会士的介绍中，夹杂了自己的阐释、想象与过度美化。且不说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的联系是否荒唐，他们饱加赞美的中国的政治体系也没有那么美好——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所言，中国政治以礼仪代替行政导致种种流弊，这种“潜水艇夹肉面包”式的社会结构，让中央集权政府对广袤的帝国很难有一个很实效的管理方法。而中国皇帝，更非全然明君——尤其在明末，几代皇帝不问朝政而大权旁落宦官之手，使得宫廷与官僚机构间的平衡关系已经破坏。

其实耶稣会士们并非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一无所知——他们曾经受到过太监的为难，也亲身体验过钦天监官员的滥竽充数。但或许是为了保证在中国传教的自由不受干涉，他们选择保留一部分负面意见。

作为当时在中国生活时间最长，交往人群最广的人，耶稣会士塑造的中国形象很容易被读者信任和接受，因此耶稣会士塑造的中国形象，直接影响了此后两个世纪欧洲人的中国观。

歌德

清中叶，扬州中秋拜月仪式

“误读”引起的“误读”

1734年伏尔泰出版了《哲学通信》，这部引起启蒙运动的著作却使他遭到官方的通缉。为了避免再次因为批判政府而入狱，他去往法国东北边境的西雷，在他的情人夏特莱夫人的一座城堡避难。

这时，伏尔泰发现在一位耶稣会士白晋献给路易十四的《康熙皇帝传》中描写了一位极其完美的明君康熙“天分极高，思维敏捷，博闻强识，明察秋毫，不仅掌握各种兵器，学习百般武艺……”，更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公正无私，在用人上任人唯贤”。

东方的明君刚好是被“专制君主”赶得四处流亡的伏尔泰所期望的。因此他几十年中都记挂心头，1770年，巴黎出版了乾隆皇帝的《御制盛京赋》，伏尔泰迫不及待地和了一首诗《致中国皇帝》，“接受我的敬意吧，可爱的中国皇帝，……西方人人皆知，尽管我脾气古怪，却素来极爱会写诗的皇帝……听从我的劝告，留在北京吧，千万别来我们这里！”或许伏公以为中国尽是明君，他到了中国就可以任意批判帝王，不会因言论不当被一再驱逐。

中国思想西传之时，法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自我意识的觉醒成为此时思想界的主要特征。因此，耶稣会士塑造的充满理性精神、拥有开明君主、宗教宽容的中国对了启蒙思想家的胃口。而伏尔泰，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伏公不知道，最早进入北京的利玛窦之所以在《札记》中没有详细描写中国皇帝，事实上是因为，1585年万历皇帝就将自己封闭在了宫中，终日与宫女、太监们厮混在一起，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几乎不理朝政，因此1601年利玛窦被召见时，只是对着一张巨大的宝座三叩六拜。而同时，耶稣会士没有介绍秦朝的焚书坑儒、以及其他一系列与“明君”形象抵触的历史。

认为中国君王是明君的是不止伏尔泰一人，普瓦弗尔说：“你想有幸成为全球最强大、最富有、最幸福的君主吗？请到中国来，看看那位最强大的君主……他所体现的是最真实、最完美的天的形象”。而魁奈说：“中国早期几位帝王都是很好的统治者，他们通过颁布公平的法规，倡导有用的技艺，专心致力于使他们统治的王国繁荣……”

中国“明君”的形象还影响了某些欧洲君主，1756年春天，在泛着泥土香的空气里，法王路易十五亲自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扶起了犁，学着中国皇帝进行耕田大典；1769年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也表演了这一犁地仪式，1770年，路易十六又再次操犁上场，以表现自己是一位关心农业、关心子民的国王。

中国之“火”炖熟欧洲之“肉”

1755年，《中国孤儿》在巴黎国家剧院公演，盛况空前。在某场演出中，年已70的伏尔泰自己扮作成吉思汗，与他的侄女演“对手戏”。

《赵氏孤儿》故事本是讲晋灵公时，权臣屠岸甲追杀异己赵朔，几位好友牺牲自己将其遗孤保全，遗孤长大后成功复仇的故事。而伏尔泰则将故事背景移到成吉思汗时代，而最后结局是成吉思汗被义举感动，还增加了部分“感情戏”——成吉思汗以孤儿和丈夫的命运为要挟，向伊梅达求婚。

正如其中女演员所谓的中国式服装：“白色的套裙，绿色的绣花胸衣，金色流苏的网衫，沙质长衫镶着蓝色塔夫绸花边……”其实是欧式风格一样，被称为“中国伦理五幕剧”的《赵氏孤儿》和原版《中国孤儿》内容，主题相距甚远。

中国文化也是这样，经过耶稣会士的“误读”，再经欧洲人的再度反刍，已经是欧洲化的“中国哲学”了。它仿佛一盘欧洲化的“中国杂烩”，以各种各样的形态，满足着不同的人的需要。歌德、培根、马勒勃朗士、伽桑狄、卢梭、孔多赛、笛卡儿、狄德罗、孟德斯鸠、蒙田、魁奈、伏尔泰……几乎所有数得出的思想家都曾经引用中国来论述过自己的观点。

当时大部分欧洲思想家并不曾怀疑或考究中国到底形象如何，而尽管撷取中国文化中与自己思想相合的部分，用中国的“火”，炖欧洲的“肉”。

伏尔泰发现了契合自己宗教观的孔子的现实主义，而“仁政德治”为他的开明君主专制提供了理论支持，培尔在中国找到的是理性和宗教宽容。

莱布尼茨在《易经》中寻找到对其二进制思想的印证。从20多岁起，莱布尼茨就开始关注中国。1697年，他出版了《中国近事》，随即写信给普鲁士女皇，说自己准备在办公室门上挂上“中国事务所”的牌子，有关中国的事情都可以找他，作为回报，他和朋友可以乘着爬犁通过鞑靼直到中国……莱布尼茨没有乘坐爬犁来到中国，却在来来往往的信件中读到中国。耶稣会士白晋是莱布尼茨的中国通信者这一，1700年11月白晋给莱布尼茨的信详细讲述了《易经》这一“最古老、最杰出哲学的零碎而珍贵的残余”。白晋写信之时，莱布尼茨也正在给白晋写信，其中讲述了自己研究二进制的情况。两封信在路上交错而过，接到信的白晋发现，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思想和《易经》中，阳爻、阴爻很相似，马上写信对莱布尼茨讲到这一点。苦思二十多年的二进制思想被中国的古老文明所证实，这大大激励了莱布尼茨，7天后，他就把论文寄往巴黎科学院请求发表。

众所周知的“中国迷”重农学派在中国哲学中找到的则是“遵循自然法则”。其创始人魁奈与伏尔泰同岁，都生于1694年，他因为极度赞扬孔子而被称为“欧洲的孔子”。他崇尚朱熹的“以农立国”、“务农重谷”等思想。其继承人杜尔哥亦不改对中国的热爱，一次他听说有两位留法的中国学生杨德望和高磊斯在巴黎，便特意将其叫来，让两个学生回国后，为他收集有关中国经济、农业和朱熹理学的情况。

而对于歌德，中国成为一种躲避现实的安慰，歌德出生的时代，正是中国饰品、中国风格在欧洲流行的时代，他对中国的初次认识，源于法兰克福他父亲墙壁上中国蜡染壁挂。这位诗人在中国文学里发现了一个可以躲避的世界，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差不多是把这个重要的国家保留下来，搁在一边，以便在危难之时能逃到它那里去。”于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反对暴力行动又无能为力的歌德一直在读中国戏曲、小说、诗歌。晚年，他仿照中国诗歌写了《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其中满含着儒家的“中和”之美和道家的“自然”之境。

尽管在同时，也有如孟德斯鸠所谓“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他的原则是恐怖”之类的负面声音，但影响有限，整片欧洲大陆被涌汹的中国热卷过。

由“白”变“黄”

和思想界的热烈讨论，社会上中国风格风靡一时相反，罗马教廷对耶稣会士描述的完美中国形象保持着冷淡态度。他们不同意耶稣会士的入乡随俗政策，不相信耶稣会士创造的，如基督教国家般的形象。经过反复争论，教皇终于厌烦了耶稣会士的喋喋不休。1775年教皇解散了耶酥会，将一百多年的“礼仪之争”彻底结束。耶稣会士退出传教舞台，关上了通往中国的这扇门，也是中国形象改变的征兆。

欧洲人对于中国态度的转变，从他们对中国人肤色的描写可以看出，16、17世纪欧洲人的作品中，中国人是白种人的说法占支配地位。而18世纪则越来越多的文献将中国人描述为黄种人——中国就这样在欧洲人眼里变化了颜色。

风水轮流转，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欧洲，曾经被用来填补思想真空的东方文化不再有吸引力。连伏尔泰都反思地说：“人们因教士和哲学家的宣扬，只看见了中国美好的一面，若人们仔细地查明其形象，就会大打折扣了”。

1793 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9月14日那个明媚的早晨，在秋意笼罩的热河行宫，马嘎尔尼觐见了乾隆皇帝，尽管中国的荣耀仍然一目了然——陈设庄严，富丽堂皇 ——但衰落的征兆已经呈现，甚至包括乾隆本人的老态。在马嘎尔尼眼中，中国就仿佛一艘硕大的漂浮在深海的轮船，危险地四处游弋。

这样，在18世纪末期，耶稣会士、马戛尔尼使团都撤离了这只“危险的大船”，儒家的中国如同大梦一场，最终结束。虽然诸多欧洲商人仍接踵而来，但他们看重的不是孔子学问、儒家思想，而是丝绸、瓷器和亮闪闪的白银。从此“传奇的中国渐渐淡出，地理的中国越来越明确”。

托马斯·斯当东：一个孩子梦破之后

马戛尔尼访华失败，使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自1793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并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见，到1840年在议会辩论中极力主张对中国诉诸武力，托马斯?斯当东代表了西方对中国印象的转变。

从 18世纪近乎痴狂的中国热到19世纪视中国为野蛮落后的国家，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发生了180度的大转折。如果必须找出这个变化的标志性事件，那么毫无疑问它就是全英国甚至整个欧洲都寄予厚望的马戛尔尼访华事件。这个使团中年龄最小的成员托马斯?斯当东有幸成为这个转变的全程经历者。自1793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并受到乾隆皇帝亲切的接见，到1840年在议会辩论中极力主张对中国诉诸武力，托马斯?斯当东不仅仅是中欧关系大转折的见证者，更是鼓吹对中国发动战争以代替使团谈判的代表。从硬币的一面走向另一面，欧洲人到底没能读懂中国。然而，托马斯?斯当东鼓吹的那场改变世界格局的战争，对中国人文化的影响直到今天仍没有结束。

在狂热的中国热中启程

尽管质疑和批评中国的声音已经渐次响起，但毋庸置疑，马戛尔尼使团是带着中国热的余温踏上万里征程的。

11 岁的托马斯?斯当东是马戛尔尼副手乔治?斯当东的儿子，因为父亲的缘故，他有幸成为这个庞大使团中年龄最小的成员。尽管没有多少阅读经验，但是从父辈们的言谈中，小斯当东已经对遥远的中国充满了向往——那是一个被描绘成人间天堂的极乐世界。事实上，父辈们也和小斯当东一样，完全没有中国经验。

在此之前，欧洲对中国的认识或想象，主要有三种信息来源：一是商人水手的传闻，二是官方使节的报告，三是传教士的书简。商人水手的传闻大多难以置信，官方使节的报告稀少且片面，唯有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对中国的了解最为深入，因而他们寄往欧洲的书简便成了欧洲人认识中国的核心文本。

不过，欧洲人对中国的误读从最初的文字材料就开始了。尽管传教士们有人文知识，也有中国经验，但他们对中国的观察与描述却未必真实。他们为了在中国传教，百般讨好当地的统治者，在向欧洲同胞介绍中国的时候也尽可能地回避负面的评价。经过传教士们筛选过的中国形象不可避免会偏离事实和真相。第一位来华的法籍耶稣会士金尼阁在《利玛窦中国札记》“致读者”中就坦承：“有两类写中国的著者：一类想象得太多；另一类听到很多，不加思索就照样出版”。

真正“神化”中国的则是那些渴望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急于打破中世纪桎梏的他们根据各自的需要对传教士们的书简进行了随意的裁剪取舍甚至有目的的想象，于是，一个近乎神话的中国呈现在欧洲人面前。

然而过度的神化必然要求理性的批判。18世纪中叶以后，伴随工业革命、海外扩张、政治改革和文化启蒙，欧洲在经济、军事、政治、文化方面开始全面赶超中国。与此同时所有的东方大帝国先后都出现衰落，首先奥斯曼土耳其，其次是伊朗的萨菲王朝，然后是印度的莫卧儿，最后是满清帝国。在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中所向披靡的时候，重拾信心的欧洲人对中国的文化态度也在悄然改变。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批评“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随后，尼古拉?布朗杰在其《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人固步自封，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施行的是一种古老、僵化、衰落、残暴的专制制度。孔多塞也认为，中国文明兴起于游牧时代之后，并且始终没有脱离这个相当低级的阶段。而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也指出，“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

然而，纯理论的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持续近百年的中国热——除非出现可信的颠覆性的文本。而这个使命，很不幸恰恰落在了马戛尔尼和他的使团身上，这其中也包括11岁就踏上万里征程的见习侍童托马斯?斯当东。

在这次规模宏大的访华行动中，使团上下对东西方两个大国的第一次正式对话抱有十足的信心。他们也的确有这自信的理由。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后期，英国先后击败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已经成为称霸欧洲的西方第一强国。当时，几乎每一个英国人都对这次开辟中国市场的外交活动抱着莫大的希望。而其他欧洲国家也同样密切的关注着事情的进展。而这一切，对于11岁的小斯当东来讲却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他只是一个旅游者，并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

铩羽而归

尽管自信满满，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命运却早已注定。那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耕国家完全不懂得国际贸易的重要。更可怕的是，在其一国独大的东亚世界里早已经构筑起了相当稳固的朝贡贸易体系，根本不存在西方的平等邦交和自由贸易。

事实上，早在1787年，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理人就已经发出了善意的提醒：“中国政府对外国人一概蔑视，它对外国实力的无知使它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强大。它认为派遣使团只是一种效忠的表示。”这个警告显然未曾引起马戛尔尼的注意。事情的进展果然如此。

1793 年9月14日，经过近一年的艰苦旅程后，马戛尔尼和他的助手们终于获准在热河行宫内觐见乾隆皇帝。然而，马戛尔尼单膝下跪的礼节显然不符合三跪九叩的中国礼仪，而他们精心挑选的国礼也未能获得乾隆皇帝的青睐。这一切，对于83岁的老皇帝而言无非雕虫小技，奇技淫巧罢了。如果没有小斯当东，这次觐见必将因沉闷、无趣和一事无成而载入史册。当斯当东父子上前向乾隆皇帝行礼的时候，乾隆皇帝对12岁的见习侍童小斯当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得知这个小孩子是使团中唯一一个学会了说中国话成员时，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不仅赐给了一块翡翠，而且从自己腰间解下一个绣有龙纹的黄色丝织荷包送给了小斯当东。两件御珍至今还收藏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事实上，这一天除了上贡，什么也没有发生。英国人要求开放舟山、宁波、天津等处作为贸易口岸、在北京派驻大使以及固定关税的请求都遭到了断然的拒绝。在中国政府的再三催促下，马戛尔尼使团不得不满怀遗憾地离开，他们在大学士松筠和两广总督长麟等人的一路护送下经大运河、赣江、北江穿越中国腹地。70多天的漫长旅程，使英国人对这个停滞不前的帝国印象深刻。

铩羽而归的马戛尔尼不得不尽力掩盖这次令人难堪的失败。他干脆隐匿了自己的出使报告（直到1908年他的出使日记才得以公开出版），他请副使老斯当东公布了一份相对婉转的记录，这就是1797年出版的《英王陛下遣使觐见中国皇帝纪实，主要摘自马戛尔尼勋爵的文件》。这份报告显然顾全了英国的面子，它隐藏了几乎所有令英国人感到难堪的细节。尽管如此，它对中国社会的描写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认识。

在出版商的追逐下，使团中其他人的记录陆续出版。“狮子”号大副爱尼斯?安德逊、小斯当东的家庭教师赫脱南以及士兵霍姆斯的记录很快成为欧洲人街头巷议的中国新闻。10年以后，使团的另一位副使约翰?巴罗发表了自己的出使报告，他对中国展开了激烈的批评。这份报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致于《爱丁堡评论》专门撰文，欢呼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

和那些抱有不同动机的成年人不同，天真无邪的小斯当东忠实地记录他所目睹的一切，包括父亲和马戛尔尼大使由于外交上的原因而刻意掩饰的事情。他的记录也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重要史料。

尽管马戛尔尼访华的失败导致了中国形象的急剧恶化，但天真无邪的小斯当东却对这个怀柔远人的国家抱有善意，他津津乐道于乾隆皇帝对自己的接见，还与大学士松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800年，小斯当东决定重返中国。

一个中国通的诞生

1800 年，小斯当东被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聘为书记员，再次来到中国。1801年，老斯当东去世后，小斯当东承袭了父亲的爵位。1814年，小斯当东当选为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管理机构——特选委员会的成员。1815年，他又被选为特选委员会主席，全面负责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事宜。

十几年的中国经验，给小斯当东深入了解中国社会提供了绝佳的机会。1811年，小斯当东与“好朋友”松筠在广州再度碰面。新任两广总督的松筠，为小斯当东深入了解中国官场打开了方便之门。

勤奋的小斯当东注定会成为最了解中国的英国人。在华期间，他十分注重搜集和整理有关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资料信息。甚至不惜花费十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就在这本著作问世的时候，小斯当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中国视角。1810年，他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大清律例评论》，直接批评马戛尔尼对这个民族产生了更高的估计，而自己的父亲却犹豫不定，只有巴罗的观点准确而公正。

回国后，他利用搜集的信息，著书立说，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政治、外交和历史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认识理解。这些著作对西方人认识了解中国发挥了很大作用，有些甚至成为英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基础。

1823 年，小斯当东与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共同发起创办了皇家亚洲学会，致力于推动对亚洲各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工作。小斯当东还积极推动英国的汉学研究。在他的努力下，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和帝国学院聘请教授，开设汉学课，专门教授汉学课。他由此被誉为“英国汉学之父”。

第二次出使

1816年，英国再次派出使节前往中国，他们肩负着与马戛尔尼完全相同的使命。新任大使是威廉?皮特?阿美士德勋爵，为了避免重蹈马戛尔尼无功而返的覆辙，他需要一位富有中国经验的英国人作自己的副手。已经颇有声望的小斯当东当然是不二人选。

马戛尔尼访华23年后，中英两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嘉庆皇帝继承了父亲乾隆的皇位，和一个日益衰落却不自知的帝国。他上台伊始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为了镇压这场起义，嘉庆耗费了两亿多两白银，相当于整个国家四到五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陷入财政亏空的困境，直到灭亡也没能彻底摆脱出来。

两手空空的嘉庆皇帝并不知道此时的英国刚刚赢得了反法战争的胜利，在整个西方世界已经所向无敌。而即将完成的产业革命更是把英国变成了世界工厂，渴望世界市场的英国人比23年前更加迫切想打开中国的市场。尽管有马戛尔尼的前车之鉴，他们依然希望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然而，这是一次比马戛尔尼使团更加糟糕的经历。7月28日，使团到达北直隶时展开了“叩头还是不叩头”的争论。使团第三把手埃利斯认为叩头只是无关大局的形式，而小斯当东则坚决反对叩头。他在给阿美士德勋爵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哪怕会导致使命的失败，也完全不应该同意叩头。”阿美士德接受了他的意见。

1816年8月28日，阿美士德使团夜里才抵达北京，而中国人却催促他们连夜前往皇宫。在一场推推搡搡，连拉带拽的礼仪之争中，阿美士德明确表示拒绝向嘉庆皇帝叩头。于是，愤怒的嘉庆皇帝立即下旨将英国使团赶出北京。

在小斯当东眼里，这一次的屈辱远远胜过了上一次。当他们沿着旧路南下广州的时候，陪同官员的敌意代替了乾隆时代的微笑，供给也恶劣得让人难以容忍。而嘉庆皇帝写给英国摄政王的信更让英国人感到绝望：“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如称问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意思很明确，大清王朝不欢迎英国人。不仅如此，嘉庆皇帝还下令将小斯当东驱逐回国。

尽管事后中国政府出于歉意或者息事宁人的目的颁布了几个有利于欧洲人经商的地方法规，却无法平息小斯当东内心的愤怒。他意识到“屈服只能导致耻辱，而只要捍卫的立场是合理的，态度坚决却可以取胜”。在他的内心世界里，乾隆时代带给他的那一点点的亲切感已经随着嘉庆皇帝粗暴的态度彻底消失了。

主战

1818 年至1852 年间，小斯当东数次当选为英国下议院议员，是当时英国下议院中对中英关系较有影响的议员之一。就在小斯当东们因为中英之间的困境而一筹莫展的时候，另一股力量正在改变着中英两国的关系。他们就是鸦片走私商。

起初，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仅仅是为了平衡过于畸形的中英贸易。但是，鸦片走私的暴利很快就超出了始作俑者的意料，参与走私的也不仅是英属东印度公司。鸦片走私的猖獗彻底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平衡，中国由入超变为出超，大量白银外流，引起了国内的银荒。而吸食鸦片对中国人身体的残害更让中国人担心它将摧毁帝国的武装力量。于是，清政府中禁烟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最终道光皇帝决定委派林则徐赴广州禁烟。

林则徐的虎门销烟，立即引起了英国下议院的激烈讨论。议员格莱斯顿反对为了一种罪恶的交易而挑起战争。中国通托马斯?斯当东站了起来：“我们进行鸦片贸易，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呢？没有。当两广总督用他自己的船运送毒品时，没有人会对外国人也做同样的事感到惊讶。”

“ 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此时全场肃静，所有人都在倾听他的讲话。几分钟后，他给出了最后的结论：“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随即，大厅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三天后下议院投票，结果是：主战派271票，反战派262票，9票之差。托马斯?斯当东最终促成了鸦片战争的爆发。这场战争的结果不言而喻，英国获得了胜利。从此，东西方对峙的格局彻底终结，东方开始从属于西方。

托马斯?斯当东不会想到，他对中国的看法不仅引发了一场鸦片战争。更是通过这场战争完成了中国形象在欧洲的180度大转弯。而受影响最深刻的还是中国。鸦片战争后，中国一而再，再而三的战败，使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渐渐丧失了信心。中国人也在一次次民族危机中一步一步接受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于是，一场从器物到政治，由政治到文化的现代化运动（实则西化）前仆后继持续了一百多年。时至今日，国力重新强大起来的中国依然未能恢复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学习西方仍然是煎熬整个民族的心理共识。

清末五大臣的中国形象

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载泽夫人身着洋装与身着旗装的外国人合影

一百年前，被西方列强打得一败涂地的中国，曾经派出过一个空前规格的政府代表团，赴西方考察政治，诚心取经，一路受到西方各国高规格接待。这在晚清中国的国际形象普遍不好的情况下，成为为数不多的亮点。

1905年12月19日，上海吴淞口，清朝钦差大臣戴鸿慈和端方率领的政府出洋考察团，乘坐清军的小火轮，直抵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前。代表团的随员们已经在恭候了。他们登上了“西伯利亚”号，下午2时，邮轮拉响汽笛，缓缓启航，驶向日本。

自从西历12月7日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上火车，到天津后换汽车到秦皇岛，再换乘当时中国最好的军舰“海圻”号到上海，一路上都被袁世凯等官员精心安排严密保护。

约一个月后，1906年1月14日，中国政府出洋考察团的另一路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领，登上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后，也驶往了日本。

史无前例的出洋团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政府出访团。在此前，清廷不是没派出过官方考察团。第一次，如果可以算官派的话，很不伦不类。那是1866年，时任清政府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要回国，清政府派了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率其儿子和三个同文馆学生一块跟着去，算是开开眼界。

第二次，在1868年，应是朝廷正式派的代表团，但是团长却是美国人，名蒲安臣，是刚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当时中国与列强们签的那些不平等条约要修约了，朝廷一是怕列强们“索要多端”，二是担心中外礼仪不知怎么摆平，灵机一动，竟然想到了派外国人去。这个使团访问了11个国家，历时2年8个月，走到俄国时，连团长都病故了，这样使团中的中国人志刚才接任过来。再往后，1896年，有李鸿章访欧美，事由是为贺俄国沙皇的加冕典礼，实际是想搞“联俄拒日”，访问完俄国，就顺便欧洲美国游历一番；1901年7月，因德驻华公使被杀一事，清廷特派醇亲王载沣去德国道歉。

然而，以专程前往西方的政府代表团级别之高、目的之明确，这次的五大臣出访团都是史无前例的。

五大臣中的头一名，是载泽。载泽的身份是皇室宗亲，康熙的第六代重孙，出生第二年就被封为镇国公。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出洋时尚未满30岁。其余四人，都在四五十岁，最大的戴鸿慈，已经52岁。

五大臣中的端方，是个参与过戊戌变法又在地方上厉行新政的大员，时任湖南巡抚。另两位，李盛铎时任驻比利时大使，尚其亨是山东布政使。

出动这样一个空前高规格的政府代表团，要去干什么？1905年7月16日光绪发的谕旨说得很明确：“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光绪说：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为什么变法总是没什么实效？恐怕是承办人员“未能洞悉原委”。所以要派人分赴东西洋各国，“悉心体察”。

1905 年时的中国，义和团的庚子之乱刚刚过去数年。而在中国土地上刚刚结束的，是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立宪的日本胜出，专制的俄国落败，这给当时中国朝野上下带来的，又是一种立宪改革的刺激。社会上的报章杂志吵得热火朝天，连袁世凯、张之洞等国内重臣也加入进来，联名电奏要求立宪。

这就是清廷最终下决心派要员“考求一切政治”的背景。这份光绪的谕旨，已将身段放得相当低，昔日天朝帝国睥睨番夷诸国的威仪已经被列强打得一败涂地，这时候，清廷的想法是：只要是富强之法，管它合不合祖宗先例，都先去看，拿来再说。

端方会见美国使馆官员及其夫人

李鸿章与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合影

美国委任长篇大论主张排华的政客出使天朝（中国清朝）

正在改变的声望

1900 年10月，美国传教士、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回到美国。当时，八国联军刚进驻北京不久。丁韪良在纽约港上岸的时候，还挎着一杆长枪。替他搬行李的男孩问他，是不是刚打猎回来，丁回答说，是的，从亚洲，大海的那一边回来。“打的什么猎物？”男孩问。“老虎，哦，应该是鬣狗。”

在英语中，鬣狗代表着凶残、阴险、贪婪。这里下意识流露出的，是西方人因义和团运动对中国人的恶劣印象，他们留辫子、打阳伞、动作呆板、抽鸦片、撒谎偷窃。

1901年，在伦敦街头就出现过关于义和团在北京围攻外国使馆的木偶活报剧，而西方记者对义和团的报道和一批当时在北京外交官的“日记”出版，更让西方民众对中国人的野蛮愚昧印象深刻。

然而，清朝将派大员出洋考察政治这件事，让外国人对中国人又有了正面看法。英国《新达泰晤士报》、《摩宁普司报》、《纽加司络报》等纷纷发表文章评述，德国的著名汉学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报》上写道：“他们此次出洋是为了学习日本、美国和重要的欧洲国家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特别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将西方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结合中国的情况移植到中国去。”

而《泰晤士报》上的文章更加热情：“人民正奔走呼号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仅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

原本五大臣是定在1905年9月24日从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出发的，当时的五大臣中，还有新任军机大臣徐世昌和商部左丞绍英。不料革命党人吴樾的一颗人肉炸弹，不但致吴本人当场身亡，当时的五大臣中也有三个被炸伤。爆炸之后，端方很着急，生怕朝廷就此改了主意。

实际上，朝廷已经不可能改主意。而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也一直在催促朝廷加快立宪的步伐。10月，俄国沙皇颁布《十月宣言》，着手政治改革，召开国家杜马（议会），也就是说，西方列强中最后一个专制政权也宣告结束了。光绪和慈禧得知这消息，立刻召见载泽，催促他们要抓紧——慈禧们也生怕在此关键时刻落得最后孤家寡人的地步。

因为徐世昌已被任命为巡警部尚书，绍英伤重，朝廷换上了李盛铎和尚其亨，12月7日，五大臣出洋考察团二次从正阳门登上火车出发。

华夷间的彼此打量

五大臣临出发前，清廷在庆王府宴请各国使臣，让五大臣也一起赴宴。戴鸿慈在日记中记载说，这次宴会“酒馔并用中西”，席间还以军乐伴奏，一派风气相当开化的景象。仅仅往前40余年，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中国与西方列强间还在为西方外交使节能不能驻北京打得不可开交，直到中国人尝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苦果，也认可了老外的使节们驻北京的权利。又过了若干年，到了1870年代，中国人才开始感到，光有人家使节驻自己国家，自己不往外派人，彼知己而己不知彼，这怎么行？这才开始派遣驻外使节。

上面说到斌椿随英国人赫德在1866年赴英国，那时他已经63岁，但是当清廷总理衙门准备派人赴欧游历时，大小官员“总苦眩晕，无敢应者”，只有斌椿“慨然愿往”。当时周围人也有很多人劝阻斌椿，说这趟差从古没有过，谁知道是福是祸？斌椿当时还慷慨赋诗一首，说“天公欲试书生胆，万里长波作坑坎”。

1876 年，郭嵩焘出任中国第一任驻英国公使时，北京有人用“集句”形式做了一副嘲骂他的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骂他去外国“事鬼”。后来郭嵩焘回国后屡不得志，郁郁而终，在那时，“好官不出国”的观念还根深蒂固。

即使进入到了19世纪，出洋对于中国人仍是件苦差。别的不说，路途遥远，时间漫长。戴鸿慈在《出使九国日记》中的总结，“以八月之内，历十五国之地，行十二万里之程”。从中国到日本，坐船要两天，从日本到美国夏威夷，坐船要10天，从夏威夷再到美国本土，坐船又是8天。虽然王公大臣们都有人侍候，但到了海上，该晕船一样晕船，本来想在船上开会研究考察方法，会都开不成。

还好，到了第5 天，虽然风浪还大，但是人渐渐适应了，当天正是西历1906年元旦。各国乘客都到甲板上庆贺，当天晚上，中国人吃到了船上厨师制作的“新年大饼”，“外为白糖，以大麦、菩提脯实之”，估计是一种烘制蛋糕。船长特意请中国人参与船上乘客们的游戏比赛，戴鸿慈们欣然同意，还捐了50美元的小奖金。

到了美国，中国考察团所到之处，美国民众无不倾城相告，空巷来观。中国代表团被人围观，在美国在欧洲都是同样。在瑞典，考察团经过的路上，市民们欢迎，唱歌，送花，挥帽致礼，在德国，当考察团游览德累斯顿的爱博河时，无数游人都停下来挥手致意。实际上，再往前40年，斌椿带的出使团那次去欧洲时，欧洲人围观更是疯狂，一次在德国，中国人为躲避观众，进入一家店铺，围观的人也跟着涌入，中国人再想出店已是寸步难行。后来店铺的人打开后门让中国人走，洋人们又涌到后门围追堵截，于是使团中有人拿出雨伞四面挥打，又逃回店主住的楼上。最后是警察不得不出面维持秩序。

在早期，中国国内有派来钦差大臣时，驻外中国使馆的全体人员得到码头或是车站行问安礼，他们要在站台设置香案，跪在那里口唱“奴才某某率全体馆员恭请皇太后及皇上圣安”。试想，在这种人流密集的交通枢纽，这是怎样的东洋景，每每引来众人围观如堵。后来，渐渐新潮的大臣们也不愿这样当着洋人面这样表演了，礼仪改在使馆内举行。

这次，五大臣到了英国，戴鸿慈和端方去见英国外交部负责东方事务的副部长。对方问道，最近颇有消息说中国人的仇外情绪严重？戴、端二人答道：那是报纸上的不实之词。我们两国的大臣们真心实意地倡导友好，这种谣言自然会不攻自破了。

就这样，当东西方终于开始有了交流以后，彼此间从陌生、敌视，到渐渐熟稔、接受，慢慢开始了彼此的接近、理解、调整和靠拢。

甘当小学生

根据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和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我们可以绘制出一张五大臣出洋的路线图。

载泽团的路线是：中国上海—日本—美国（旧金山）—美国（纽约）—英国—法国—回英国—比利时—回法国—经苏伊士运河、吉布提、科伦坡、新加坡、西贡、中国香港—中国上海。

戴鸿慈、端方团的路线是：中国上海—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回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俄国—荷兰—瑞士—意大利—经埃及赛得港、亚丁、锡兰（斯里兰卡）、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上海。

这 15个国家中，丹麦、挪威、瑞典、荷兰、瑞士五国都是在考察团出发后，听说了此事，临时邀请考察团来访的。中国考察团所到国家，一律都是最高规格接待。在日本，天皇接见，在美国，见到了总统罗斯福，在英国，去白金汉宫见英国国王，在法国，总统设宴招待……所到15国，全部是国家元首接见。

对于各国的接待，载泽有一个总结：“日廷款接尚殷，法商欢迎殊盛，英为少简，比（利时）为最优。”

日本人确实接待得最为认真。除了天皇接见，日本的前首相、明治维新的元老伊藤博文还前来拜会了中国考察团，他们之前有过一场长谈。在载泽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场谈话，在这里，中国人像是小学生，伊藤博文如同诲人不倦的老师。

载泽问：我国考察各国政治，锐意图强，应该以什么为纲领呢？

伊藤博文答：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

载泽问：我国立宪，应该师法哪一国家为最好？

伊藤博文答：各国宪政有两种，有君主立宪国，有民主立宪国。贵国数千年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政体。

载泽还问：君主立宪与专制有何区别？

伊藤博文答：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立宪国的法律必须经过议会议决，呈君主裁定，然后公布。不像专制国的法律，君主一个人说了算。法律公布之后，全国人民都得遵行，没有一个人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他们还谈到人民的言论自由、立宪国君主与政府的权力等。这场谈话，伊藤博文全部用英语作答，由中国考察团中的随员柏锐口译。

在此前34年，也就是1871年，日本右大臣岩仓具视率日本的政府使节团赴欧洲十二国考察政治制度，时任工部大辅的伊藤博文年仅30岁，是副使之一。当年他们的考察极其认真辛苦：每到一地，白天奔波在铁臭煤气之间，天快亮才回，来不及换衣服，下一个宴会的时间已经到了。当时日本人是恭恭敬敬地当小学生，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文明，三十年风水轮转，现在轮到他们当老师了。

同样地，到了英国，英国人也是诲人不倦。在中国考察团到达之前，中国驻英大臣汪大燮向国内报告说，英国人担心这次中国考察团会走马观花，考察是为掩人耳目，并无真意。为消除他们的担心，汪大燮专门聘请英国名家埃喜来（被载泽称为“政法学教员”）为考察团讲解英国宪法。他讲三权分立与君主权限、上议院与下议院、政府组织、选举制度、地方自治、税收与财政预算等等，头天讲解，隔天实地参观，从国会到内务部、地方自治部、财政部、教育部、农业部等一个一个地看。载泽在他的日记中以煌煌1万5千余字的篇幅对这些内容做了详细记录，今天读来，可说是中国人对西方政治制度最早也最忠实的介绍之一。

回国后，戴鸿慈曾有过这样一番议论：美国是民主之国，但美国的民主选举，也伴随着弊端。而说到自由，大家都说自由就是不受压制为所欲为，而我看来，欧美的人民，也要相待以信，相接以礼，守法律，顾公德，每时每刻都是有约束的。这才是自由的真相——应该说，戴鸿慈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观察，已经相当深入了。

此次，西方人给中国人一直是红地毯待遇。载泽回国后的一番话道出真谛：造成如此状况，一在国势太弱，二在政体特殊，“故谓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也就是说，西方人作为强者，在弱者、尤其是“半开化”的国家面前，更容易宽宏慷慨。载泽感受到的仍是一种“轻侮”。他更加急迫地希望中国实行宪政：惟有“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

匆忙收官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西历1906年7月17日，戴鸿慈、端方这一路考察团抵达香港。此前的7月12日，载泽那一路人马已经回到上海。离家乡只有咫尺之遥了，戴鸿慈的家人都到香港的码头迎接。戴这才知道，自己的第六子已经夭折半年了。

眼下对于载泽、戴鸿慈等出洋五大臣来说，最要紧的事是说服朝廷，尽快实行立宪变法。回到北京以后，他们接连上折，又亲见慈禧和光绪，面陈变革之必要。

1906年9月1日，也就是五大臣出洋归来一个多月之后，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但是，比起30多年前考察西方后立意变法的日本人，中国人命运多舛。革命风暴已经山雨欲来，没有从容改革的时间了。

1908 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绪和慈禧相继驾崩，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朝被推翻，共和国成立。再往后，是没完没了的战争与动乱，中国的国门，时而开启，时而关闭。五大臣出洋的事情，当时国人追赶世界潮流的急迫之情和对国家前途的种种设想，都被埋进历史废墟之中。

一直到了1996年，一位叫夏白鸽的中国留学生，在德国进行一项研究时，惊讶地看到了一批当年清末五大臣出洋时留下的记录，德国人为那次考察留下的相片就有数册，至少还有德国好几个部委的8份详尽报告。阅读这些材料，夏白鸽看不出一点对中国人的敌意。然而，多年以来这段历史被尘封在档案堆里，当再被翻出时，连德国人自己都非常惊讶。夏白鸽记得他看过德国的一本著名的世界编年史，在1906年卷中，只收了一张中国的照片，根本没提中国政府考察团的来访之事。

或许，那才是当时的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的真实地位，这个老大“中央帝国”实际早被放到世界边缘了。

《时代》如何塑造中国

护士团的女孩子们在接受培训

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表示支持印度独立运动

在美国，没人怀疑卢斯是少数真正关心中国的人之一，而他的心中美国始终是最好的，在至少有30年的生命里，他都试图把中国变成美国，这也许是其一生中最不该的想法。

20 世纪初的二十几年里，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中国“还只是抽象的概念，只是一个地域广大，贫穷落后，无关紧要的陌生国度罢了”。即便还有些广闻博识的美国人，在他们掌握的由来已久的中国信息中，也多是些漫画式的怪诞想象，如“男人留着辫子”，“马甲穿在衣服外面”，“局促不安时挠脚不挠头”等等；再者就是卑劣危险的形象，从之前流行的“黄祸”恐慌到尚在执行的《排华法案》，都说明了当时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是何等恶劣。

然而，即便是这种情况下，也不乏对中国充满好感的另类。在耶鲁大学的校园里，就有一位念念不忘中国的美国学生，他在一首诗中写到：

“啊！给我一乘山东轩子，让我来尝试一下骡夫的生活。

啊！给我一副担子，走向那绵延起伏的山路，去追寻当年的开拓者。

告别了，上海江边停泊的轮船，还有那古老的篷帆。

当风雹骤紧十月之后，我们将重新见面。……”

年轻人对中国的偏爱在此表露无遗，以至于诗中竟有些乡愁的味道。而十几年后，他更是凭借着一个强大的出版帝国，把这种好感散播到了整个美国。这个美国学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时代》创始人——亨利?卢斯。

卢斯的中国

20 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此时，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上至国会议员，下到美国公众对于这场战争依旧奉行着“孤立主义”的态度。赫斯特报系的一条新闻标题很典型地代表了美国公众舆论当时的情绪：“我们表示同情，但这不是我们所关注的事情。”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则说：“国会对这场大战的根源进行的调查研究，一系列具有约束力的中立法案，高喊反战的公民所掀起的运动等等，都显示出美国人多么不愿主动地卷入世界事务。”（《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然而对于这种氛围，亨利?卢斯却大为不满。卢沟桥事变后，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依旧停留在口头谴责的层面上，甚至，“暗地里”仍然“履行合同”，继续向日本提供援助和贷款，为此，卢斯曾不断公开批评美国政府，甚至在《时代》上撰写社论，认为美国应当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停止对日本的资金援助，转而将援助“赠送”给中国人。

不仅如此，当时因战乱有大量中国学生申请赴美学习，卢斯还积极为留学生购买寓所，并成立美中协会，作为中国政府在美事务的代理机构，卢斯亲自兼任董事。此后，卢斯还为救济中国联合会的组建，积极出资出力，为支持这一组织倡议的对华捐款，他曾亲笔写信给全美《时代》周刊的订户，募集资金24万美元，成为援华个人捐款的最早典型。

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中国是美国之外卢斯最爱的国家，当然，卢斯之所以对中国如此友好，与他的身世密切相关。亨利?卢斯的父亲路思义，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当年，路思义从耶鲁大学毕业时，放弃了回乡做律师的打算，转而决定将一生献给传教事业。1897年，与老一代在华传教士一样，路思义胸怀着福音传遍全球和拯救亿兆东方人灵魂的雄伟目标，来到山东登州。次年春天，他的第一个儿子卢斯，便诞生在了这块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此后，路思义长期地在中国生活、传教、办学。这种生活也深深影响着渐渐长大的儿子，据说，卢斯五岁的时候，便可以向邻居的小伙伴即兴地发表自己的布道。

14 岁时，卢斯才返回美国，尽管此后，他并没有继承父亲传教布道的衣钵，但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卢斯却成功地把宗教传统和中国纳入了他后来的出版事业中，在对世道人心的宗教关怀及对中国的喜好等方面，他与父亲则是那么的相似。正如他来后的部下、《时代》杂志驻莫斯科记者约翰?赫西所说：“卢斯注定不会成为他父亲那样的灵魂拯救者,但他成为了他父亲那样的筹款能手，而且目标都是中国。”童年的中国经历对于卢斯的影响实在太大，与他相熟的一位朋友曾说：“ 只要跟卢斯长久相处，就无法不感到他对中国亲人一般的关心。”

因此，在美国的“孤立主义”的氛围依然浓重的时候，亨利?卢斯就率先以时代公司旗下的各大媒体为阵地，开始了对中国战争局势的连篇累牍地报道。

中美相似

然而，最初的时候，尽管卢斯有着影响非凡的舆论工具，某些援华的慈善机构也加倍努力地工作运转，但并不足以打造出一个让全美国公众感受强烈的理想的中国印象。卢斯意识到，要吸引美国人注意中国，必须向美国人出售一个全新的正面的中国概念。

另一方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卢斯为中国不断地摇旗呐喊的同时，他也敏锐地感觉到尽管国民政府展开了全方位的外交活动，以求得美国等主要国家的援助，并争取这些国家对日本施加压力，甚至实施制裁，然而最初效果并不明显。对此，卢斯认为，由于长期以来积弱的国力，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一直出于从属与被支配的地位，因此，中国在美国人民中的形象并不十分乐观，而“形象”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又起着微妙的作用。

这样，如何在美国公众舆论中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中国形象，就成了能否争取到美国援华抗日的关键。卢斯认为，这一形象若要引起美国人的注意，必须要从中国那里寻找到美国人熟悉的理想和价值。于是，他开始精心设计出一种所谓“中美相似”的观念。

比如，中国与美国在地理、历史上的简单类比，是卢斯的杂志在较长时期内比较热衷的一种表达方式。例如：1938年6月13日的《时代》杂志中就曾有文章这样介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人在攻克了中国的波士顿（北京）、纽约（上海）、和华盛顿（南京）后，正在向中国的芝加哥（武汉）进发。”与此相仿，广东又常常被比照为潮湿、闷热的新奥尔良，外蒙古则被认为相当于美国在阿拉斯加的领土。又如，1941年4月的《财富》杂志中说：“当你看到国民党，你会想到民主党，当你看到重庆的工厂企业，你会想到匹兹堡。”这样牵强的联系虽不免有些滑稽，但卢斯最终却使得即使是农夫或家庭主妇也能设身处地地关心中国。

与此同时，中国国民政府的种种举措也与卢斯的舆论攻势“不谋而合”。深晓对美宣传利害的蒋介石，多番对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国民政府外交部作出指示，并密电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积极联络在华美国记者，以扩大对美宣传，抵制日本对英、美舆论的收买。

另外，自30年代以来，蒋介石不仅与当时美国最大的媒体帝国老板——卢斯保持着良好的“私谊”，而且，为了显示出对美国的亲媚，蒋的国民党政府也处处表现着强烈的美国色彩。在中国采访多年的《时代》记者白修德说：“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个政府像重庆的国民党政府那样彻底地被‘美化分子 ’所渗透。……就整体而言，并不能说这个政府中的男男女女们是被美国人所招募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一群美国理念和方式的追随者。”这个政府中，上至总统夫人，下到各部的官员随处可见美国名校的毕业生，白修德打趣说：“我本人的哈佛学历在中国比在波士顿还更吃香。我后来组织了一个中国的哈佛俱乐部，其中有一大批蒋介石重庆政府中的高官，即使在华盛顿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这么多哈佛毕业生。”

而在美国，经过卢斯对中国坚持不懈地正面报道，一个抵御外侮、蒙受苦难而坚强不屈的“时代中国”形象，也渐渐浮出水面。

“时代中国”

在当日的新闻报道中，中国俨然是反法西斯战争中“崛起的英雄”，到处是士气高涨、英勇抗敌的官兵及守卫故土、抵御外辱的勇敢的人民，卢斯说：“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像中国人民这样，以如此深厚的情感拥抱着和平、宽容和正义的理想。”

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一个英明的领袖，“一个肩负着复兴中国大任的基督教国王——蒋介石”。作为一国的首脑，蒋介石自然被看做中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期间，时代公司的主要媒体对蒋介石形象的塑造，也都符合了美国人的各种价值期望。

蒋介石的发迹史被报道成一个很适合美国公众口味儿的“灰姑娘”的故事。在《时代》记者的笔下，蒋介石是一位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的统治者，他与孙中山结识后，便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孙中山，为中国实现民主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在过去的20多年中，他面对压力从不屈服，一直和“一群企图分裂中国的将军、元帅、同僚及自由的冒险者”进行着斗争，最终“使他成为一个一流的斗士，并使他手下的人都对他心悦诚服”，这样的个人奋斗史显然更能引起美国公众的兴趣。

蒋介石“虔诚的基督徒”身份，也是被卢斯大书特书的内容。比如，《生活》杂志对蒋介石1931年受洗礼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并分析认为，“像蒋介石这样有着坚强意志的人是不会轻易皈依一个信条的”，蒋介石接受一个宗教也不是为了出名，那么他完全是被基督教思想所感化的。

1936 年《时代》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则展现了蒋介石圣徒一般的感人行迹：文中说到抽大烟的邪恶之徒张学良与匪首杨虎城绑架了为这个民族带来民主与基督精神的国家领袖，而即便是在被囚禁的艰苦日子里，蒋介石仍然每日诵读《圣经》激励自己，“他感觉自己就像耶稣在旷野中的那四十个日夜，将按照上帝的旨意领导中国走出苦难”。在时代公司的报道中，蒋每日的生活细节也都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气息。例如，蒋会在每天早上的5点30分准时起床读圣经，他平日总是努力想把民主思想同基督教道德结合在一起，来作引导他的军队。另外，蒋在一些传教士的帮助下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也是颇能感染美国公众的重大事件，美国人甚至将其视作一场体现着新教精神的基督教化运动。

1957年，蒋介石和妻子

卢斯的影响

当中国正值抗日期间，也是卢斯的事业获得空前成功的时候，其影响力和财富也达到了巅峰。“《时代》已有15年的历史，仍然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是唯一全国性的新闻来源。”卢斯控制的《生活》杂志虽然刚创刊不久，但“已经在美国新闻史上造成空前的成功”，它因其大量的图片和注重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描述而成为美国当时“最令人兴奋”的杂志。

正如人们所评论的那样：“说他们是舆论的喉舌也很确切”，“既影响了人们思考写什么，也能影响人们怎样思考”，卢斯所创造的中国神话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美国，“广泛地赢得了美国公众的同情与敬慕”。

据 1937年底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最关心的事件排行中，中日战争仅次于俄亥俄州百年不遇的水灾，位于第二位。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同情也从1937年的43%上升到1938年的74%。1942年，一位《生活》画报的读者在看过杂志上反映重庆遭日军轰炸的照片后，难以抑制心中的情绪，来信说：“我非常赞赏你们所采取的对中日双方同时进行报道的政策，因为这帮助美国大众了解真相，并进而支持我国政府采取停止向日本出口战争原材料的政策。”

当然，卢斯的影响远不止仅仅是在普通民众之中，曾短暂访问华盛顿的丘吉尔在感受到当时美国上下的氛围后，曾说：“我已经发现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甚至在上层人物的心目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大意义。我意识到有一种评价标准，把中国几乎当作一个可以同英帝国不相上下的战斗力量，把中国军队看作是一种可以同俄国军队相提并论的因素。”丘吉尔对罗斯福表示，美国舆论对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估价太高了。总统却“大不以为然”，他满怀信心地说，中国有五亿人民，如果这样众多的人口像日本在前一世纪里那样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取得现代化武器，那时会怎样呢？

卢斯的努力让美国彻底把“孤立主义”抛在了脑后，公众舆论的高涨，使得美国政府在采取对华援助的时候也有了充分的“公意”支持。在此情况下，美国先是对日本石油禁运，进而在珍珠港事变之后，宣布对日作战。同时，在不断的新闻舆论压力下，也逐渐加大对华物质和军事援助。在美国工商界，卢斯的宣传也收到了积极的效果，随着商界巨头小洛克菲勒、摩根财团的摩根、国际通用机器公司总裁沃森等一个个成为亲蒋分子，美国商人随之而来的对华投资和贸易也迅速扩大，中美在 40年代的经济联系不断加深。

美国世纪

然而与此同时，卢斯在塑造中国形象的时候掺入了太多理想主义的成分，比如越到后来，他一厢情愿地欲以美国方式改造中国的想法就暴露地越明显。卢斯生活的时代正是美国实力迅速上升，向海外扩张愿望急剧增强的时期，国势的强盛使得卢斯在美国制度和文化优越性上坚信不疑，因而面对一个贫穷、落后而又战乱频仍的中国时，卢斯深信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教战士领导中国走美国式的道路是中国由弱变强的不二法门。因此他对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青睐有加，更寄望蒋的国民党政府能按照美国模式来改造中国。

美国总统柯立芝曾说：“美国人是理想主义者，美国是由理想主义组成的民族”，卢斯晚年回忆时说，童年期间，他由山东回国探亲，亲自感受到美国的富裕之后，就开始“形成了关于美国的太浪漫、太理想的观点”。长大之后，他理想化的美国观则更加狂热，在大学毕业的演说词中，卢斯就要求美国担负起世界领袖和国际警察的责任。而1941年，他所发表的《美国世纪》一文更是将其观念公诸于世。他说：“（美国应当）全心全意地担负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生命力国家的责任，……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标，通过我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对世界施加我们的全面影响。”

他说，如今美国已成为世界的知识、科学和艺术之都，除此之外，美国“还继承了西方文明有史以来所有伟大的原则”，如主持正义、热爱真理、乐善好施等；而这个时代，美国应当“将这些理想传遍全球，投身于使人类摆脱贫困”的“近乎天使的神圣工作”。

正因此，卢斯认为美国人不应该“独善其身”，而要以基督教救世济人的精神去援助其他国家发展；正因此，卢斯认为美国政治、道德和经济的强大力量会帮助正在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中国以一臂之力，而他也坚信总有一天中国会按照美国的模式发展。也正是这种理想主义作祟，卢斯对中国的报道渐渐脱离了它实际的土地，当年《新民晚报》曾这样评论：“卢斯既没有与普通百姓交往，亦与大众日常生活无关，如果他凭借他的观察讨论中国问题，则仅仅有助于为中美关系增加一些误解。”

失去中国

1942 到1943年间，宋美龄访美，美国对中国的好感在此达到了高潮。宋美龄在国会的讲演，赢得了空前的掌声，讲演又通过广播与杂志报纸传遍全国，赢得了美国大众的欢迎。她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地的讲演，每场听众都多达数万人。《生活》曾这样描述当日的情形：“他们从未听过如此精彩的讲话 ”，参议院们被她地道的英语和宁静持重的神情惊呆了，“夫人个人和思想的潜在魅力早已注定了她此行的巨大成功”。受到宋美龄访美空前效应的影响，1943 年12月，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困扰中美关系60年的《排华法案》也被废除。

然而，就在宋美龄在美国享受空前荣耀的同时，《时代》驻中国的记者白修德却发回了触目惊心的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此后，关于国民党政府官员腐败、政治专制、军事无能的消息经在华军政人士的报告和新闻记者的报道后，日益引起了美国国内的目光。

渐渐看清真相的《时代》驻华记者白修德，坚持新闻真实性的报道原则，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全然批判的口吻，这样他与卢斯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尽管二人有过很好的合作及很深的私人感情，尽管卢斯曾对白修德所提供的真实情况备感欣喜，但白修德的想法与卢斯所遵循的美国政策越来越远。因为，在卢斯看来，只有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才能建设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才能发扬基督教的精神，这样才符合“美国世纪”的理想。

卢斯继续“保护”着蒋介石，而白修德曾想方设法避开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将真实的报道发回美国，但这些报道又免不了被卢斯派人修改，许多报道被改得面目全非，最后出来的也是“一个充斥谎言、完全虚假的报道”。1945年日本投降时，《时代》周刊准备以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予以大力宣传，白修德致电卢斯说：“如果《时代》明确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我们就没有对千百万美国读者尽到责任。”

到1944年11月，白修德稿子已经在《时代》周刊发不出来，但卢斯所塑造“时代中国”形象却依然发挥着作用，这反映在对华政策上则表现为，抗战胜利后美国终于采取了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杰斯普森在《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一书中指出：卢斯等人通过媒体误导虚构的中国形象，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失误以及最后“丢失中国” 的结局。也许，它的影响还要深远。新中国成立后，卢斯依旧扶蒋反共的宣传，在共产主义的威胁增强的情况下，公众的紧张情绪上升，因而又使得国内一大批有才华的亚洲问题专家及外交官受到迫害、打击，亚洲问题无人敢问津。正如斯万伯格所说：“如果没有卢斯，没有卢斯新闻帝国，就没有院外援华集团，没有麦卡锡议员，没有‘失掉中国’造成的全国性歇斯底里，也没有越演越烈的必须停止亚洲共产主义在美国泛滥的恐惧……”

晚年时，卢斯曾问手下的一位编辑“多大了？”对方回答：“29岁。”“我多想回到你的那个年纪啊”，卢斯感慨万端：“我是在中国一个叫做登州的小城长大的，现在，那个地方已经被共产党接管了，我殷切希望有一天回到那个地方，看到它变成自由之乡。”

在美国，没人怀疑卢斯是少数真正关心中国的人之一，而他的心中美国始终是最好的，在至少有30年的生命里，他都试图把中国变成美国，这也许是其一生中最不该的想法。

安东尼奥尼和伊文思眼中的中国

安东尼奥尼在看电影胶片

安东尼奥尼在拍摄《中国》现场

1965年，马克·吕布镜头下的北京

1973年，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在美国上映，被评为1973年在美上映的“十佳纪录片”之一；1976年，伊文思的《愚公移山》上映，却遭到西方世界的抵制。其实把他们两人的影片放在一起来看，就能得到一个当时中国的大致影像。

1938年4月，荷兰人尤里斯?伊文思在台儿庄附近的一片小树林用电影胶片记录了中日两军的激烈交锋。这个离台儿庄战役最近的外国纪录片导演后来回忆说，“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

伊文思受美国当代历史电影公司的委派，来中国用电影胶片记录战火中的中国。他在飞机上研究中国，读的就是斯诺的那本《红星照耀中国》。

和很多对中国充满热情的外国人一样，1938年的伊文思，对红色延安心向往之。那一年，他在台儿庄见到了李宗仁。在汉口采访了周恩来，并拍摄了八路军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的镜头。他最终没有走进延安，只是将手里的那台埃摩摄影机送给了左翼影人吴印咸，希望后者能够记录下革命延安的生活镜头。

是年秋，吴带着这台摄像机来到了延安，成立了“延安电影团”——后来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前身。

这一年的10月1日，吴印咸用伊文思留下的埃摩摄影机开始拍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处于革命激情的风口浪尖，延安的纪录片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响亮口号中产生，这种理想主义大于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成为新中国纪录片特有的镜头语言。

伊文思在中国的那些真实镜头，被收入他的抗日纪录片《四万万人民》。随后在美国和法国上映，引起轰动，让西方世界看到了一个在“在战火中形成的中国”。

33年之后，1971年，伊文思第三次来到中国，此时他已经是闻名世界的纪录片之父。

这一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封闭已久的中国正在向世界发出开放的信号。中国不断发出邀请，希望国外的导演来这里看一看。这其中包括，伊文思，意大利纪录片大师安东尼奥尼，以及《纽约时报》的副总编西默?托平。

周恩来接见了伊文思，希望他拍一部介绍中国现状的纪录片，名字就叫《愚公移山》。

伊文思当时考虑要拍一部“中国人真实需要的自我诉说。”但他被首先带到大寨参观。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他这样描述，“这里的一切太井然有序，太完美无缺，太呆板生硬，让人感到很不舒服。”后来他在新疆喀什拍摄纪录片的时候，同样记述，“这里被安排得井井有条……”

安东尼奥尼同样面临着这样的苦恼。在林县的红旗渠、在上海的工厂、在南京长江大桥，中国人希望通过他的镜头向世界传达一个美好的中国。而安东尼奥尼却希望走入表象的背后，拍真实的中国人，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

后来，伊文思的《愚公移山》没有通过中国官方的审查，一拖再拖。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在中国更是遭到了查禁。

《人民日报》当时这样评价这部作品：以“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丑化了中国，“在影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也看不到一部新车床，一台拖拉机，一所像样的学校，一处热气腾腾的建设工地，一个农业丰收的场景。”

“为了丑化中国人民，他挖空心思地拍摄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们的各种表情，连小脚女人走路也不放过，甚至于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

“ 它不去反映天安门广场庄严壮丽的全貌，把我国人民无限热爱的天安门城楼也拍得毫无气势，而却用了大量的胶片去拍摄广场上的人群，镜头时远时近，忽前忽后，一会儿是攒动的人头，一会儿是纷乱的腿脚，故意把天安门广场拍得像个乱糟糟的集市，这不是存心污辱我们伟大的祖国吗！”

当国外的纪录片导演面对中国经济的大干快上保持着冷静叙述的时候。在国内，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主的一批记录者，却对这一切给予了理想主义的足够热情。

那一年，中央新影拍摄的纪录片《用穷棒子精神办小工业》在全国上映。影片前面加演的《新闻简报》，介绍了吉林省辽源市毛泽东思想医疗宣传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愈聋哑患者的事迹。

《纽约时报》副总编辑西默?托平，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这条来自《新闻简报》的消息时说，“我们目睹的是一个在聋哑治疗方面连西方都无法比拟的重大进步呢，还是一种原本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热情表现呢，我不敢断言。”

而那个时候，中国的纪录片中始终热情不减。

伊文思的理想与现实

对于中国问题的个人镜头诠释，最早发轫于1938年伊文思的《四万万人民》。这部片子从伊文思个人的角度，让西方世界认识了一个在“在战火中形成的中国”。

而到了1971年，伊文思和安东尼奥尼被中国政府邀请来华拍纪录片。按照他们的设想，或许这一次会成为另一个独立视角认识中国的延续。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幼稚了。

1973年，安东尼奥尼的《中国》率先在美国上映，被评为1973年在美上映的“十佳纪录片”之一，总统尼克松据说两次调看此片。不过后来的结果超出了安东尼奥尼的控制范围，在中国，这部纪录片被定性为“反华、反共、反革命的作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阴谋”。

而伊文思的《愚公移山》1976年在国外上映之后，却遭到了西方世界的抵制。有人怀疑这部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影片的真实性，甚至认为伊文思帮助中国人欺骗了西方。

这种情况使伊文思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甚至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在欧洲找不到工作。

根据伊文思后来回忆录的记载，“1975年初，他们带着剪辑完成的7集影片来到北京。在北京的审查对这组影片提出了多达61条的修改意见。比如，不应把颂扬毛泽东的乐曲《东方红》与下雨的画面接在一起；要把公园里推儿童车的小脚女人的镜头剪掉，或者用解说词说明这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有两个提破箱子的人吵架，让人觉得他们像是做小买卖的，建议剪掉；表现黄浦江的清晨的镜头发灰，会让人联想到污染……如果看完所有影片，修改意见恐怕要多达上百条。”伊文思辩解说：“如果影片中的解说词有历史陈述方面的错误，或是统计方面的错误，我们可以纠正。”后来他带着这部影片无声地走了，再后来，他在欧洲上映这部影片之后遭遇了“说假话”的困境。

另一位被邀请者安东尼奥尼则遭遇了比此更激烈的抨击。 1974年1月30日的《人民日报》称影片导演“把中国人民描绘成愚昧无知，与世隔绝，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不讲卫生，爱吃好喝，浑浑噩噩的人群”。当时甚至有这么一首儿歌，在结尾处唱到，“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

这两部片子事实上在1970年代，都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中国生态，但是它们却在不同的视角解构了中西方对立的官方意识形态。用安东尼奥自己话说，他拍的“其实并不是关于中国这个国家的电影，而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而伊文思正好相反，他在1938年拍的是“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在1971年拍的是在“激情中复兴的国家”。或许把他们的影片放在一起来看，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当时中国的大致影像。

然而，当时的人都没有这么去做。安东尼奥逝世于2007年7月30日，他再也没有来过中国。

后来，伊文思也再没有拍摄过现实主义体裁的纪录片。1988年，在他去世前一年，他来中国完成了《风的故事》。这部片子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片，他用自我反射式方法把“玄学”、梦境引入纪录片，内容抽象晦涩，颇具超现实意味。在影片中，他是导演又是演员，在镜头中那双迎风流泪的眼睛再真实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