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etc免费办理网点:毛泽东命悬一线:离胡宗南追兵仅4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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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命悬一线:离胡宗南追兵仅4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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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6月9日,刘戡率领四个半旅偷袭王家湾,扑了个空。第二天他们顺着马蹄印火速追击,要逐个山头严密搜索前进。这时汪东兴报告:“敌人离我们只有四五百米远了。”毛主席说:“只要敌人没有发现我们,就是到了眼皮底下也不准开枪。”

摘自《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

1946年,延安人民向毛泽东赠送牌匾,牌匾上写有“人民救星”四个大字。
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各解放区的领导同志打电报,请党中央、毛主席迁移到晋西北、太行等比较安全的地方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中央常委朱德、任弼时也建议党中央、毛主席东渡黄河迁移到晋西北、太行等地,因为那里相对安全,也便于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毛主席对他们的建议非常理解。但是,他从全局考虑认为,他不能离开陕北,坚持要留在陕北前线。他说:“我留在陕北前线,才能拖住胡宗南,减少其他战场上的压力,有利于别的战场打胜仗。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很多,但是,第一位的是要在军事上打败国民党蒋介石,没有这一条,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
又说:“这个时候中央离开陕北,陕北人民会怎么想?全国人民会怎么想?中央红军长征以后,我们的党像孩子生了一场病,是延安的小米,延河的水使我们恢复了元气,使革命站稳了脚跟。前天离开延安时,一位老房东跑来问我:延安的小米香不香?延河的水甜不甜?我无言以对。至于安全问题,哪里人民拥护我们,哪里才有安全。陕北人民好,陕北的地势也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是有保障的。”
毛主席坚持留在陕北,讲了两条理由:“我们在延安住了10多年,一直处在和平的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要走,我无颜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见面。我决心和陕北人民在一起,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前线还有一个理由,胡宗南有20多万人,我军只有2万多人,陕北战场敌我兵力对比是10比1,我们的其他战场要好得多,敌我兵力对比不这么悬殊,常委分工要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前线,谁在陕北前线?现在好几个解放区刚夺得主动权,我留在陕北前线,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到别的战场上去。我拖住他的‘西北王’,其他战场上就可以减轻点压力”。
毛主席最后说:“留给我们四个半连,其余的人立即过黄河。”
朱德同志说:“这不行,太少了,武器装备不好,我们不放心。”
刘少奇同志说:“再调一个团吧。”
毛主席说:“只留四个半连,兵要到前线去消灭敌人。我们靠陕北人民,靠自己保卫自己。”
1947年3月25日,我军在青化砭仅用1个多小时,就将敌31旅旅部和92团3000余人全部消灭了,活捉旅长李纪云。
1947年4月14日,我军在羊马河歼敌135旅4700多人,活捉代旅长麦宗禹。
1947年5月4日,我军在蟠龙镇歼敌167旅7000多人,活捉旅长李昆岗。蟠龙是敌军的重要战略补给站,物资、弹药、粮食等堆积如山。蟠龙战役沉重地打击了胡宗南,为我军充分地补给了物资。
1947年5月14日,安塞县真武洞镇上人山人海,陕甘宁边区军民在这里举行庆祝“三战三捷”(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个战役大捷)大会。
周恩来副主席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宣布:“党中央还在陕北!毛主席还在陕北,毛主席在陕北继续指挥我们战斗!毛主席要我转告大家,他要和边区军民一起战斗,与陕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一天不打败胡宗南,毛主席就一天不离开陕北。”

1947年7月21-23日,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中央前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军事和地方工作问题。图为毛泽东在小河村。
祝捷大会后,胡宗南得知毛主席还在陕北的消息,大吃一惊,不住地叨念起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留给他的标语:“势成骑虎,进退两难”。
蒋介石知道毛泽东还在陕北,气得大骂胡宗南“太无能了,竟连中共首脑在哪里都搞不清楚”。并下令胡宗南:“即使损失三个师,也要生擒毛泽东。”
1947年4月,毛主席转移到靖边县王家湾(今安塞县),这是一个紧贴半山坡,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
这时,国民党军刚得到美国提供的新式无线电台“测向仪”,从测向仪获悉,陕北靖边县王家湾一带有一个强大的电台群,胡宗南认定毛泽东就在这里,立即命令军长刘戡率四个半旅,“快速偷袭王家湾,活捉毛泽东”。
毛主席、中央机关在王家湾,只有中央警备团四个半连的兵力保卫,周围几十里远的地方都没有我军其他兄弟部队,形势十分紧张,十分险恶。
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对着地图研究对策。毛主席说:“敌人的企图无非是三个:一是要把中央机关消灭在这里;二是要逼中央机关过黄河;三是要把中央机关赶到沙漠地区饿死我们。我的想法是:敌人从东来,我们向西走,敌人从北来,我们向南走。大路通天,各走一边。我们不能向东走,要向西走,向靖边城内马鸿逵的部队靠拢。我们避开刘戡,利用马鸿逵的地方主义,走一段沙漠地带。胡宗南想要我们向东走,我们偏偏要向西走。天下的路多得很,他走他的大川,我走我的沙漠。谁消灭谁,咱们走着瞧。”
1947年6月8日,毛主席一行离开王家湾,从一条小路出来,向西爬上山梁一直往西走。走了一段山路,下起了大暴雨,山洪暴发,道路泥泞,人和马行走都很困难,不能骑马走了。毛主席下了马,和大家慢慢地步行,走了一整夜,天亮后还继续向前走,又走了20多里路,才来到小河村,离王家湾只有40多里远。在这里休息了几个小时。毛主席、中央机关和部队来到天赐湾,不再向前走了,把中央机关、部队分散隐蔽在山沟里,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
1947年6月9日,刘戡率领四个半旅偷袭王家湾,扑了一个空。第二天刘戡命令部队顺着马蹄印向西北方向火速追击,要一个山头一个山头严密搜索前进。赶到小河村,未发现任何情况,又继续前进。当敌人的先头部队接近天赐湾时,毛主席和中央机关与敌人仅相隔一座山梁,形势万分危急。
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对着地图分析敌情,毛主席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恰好是胡宗南与马鸿逵管界的结合部,胡、马勾心斗角,正好我们钻空子,只要我们沉住气,敌人不一定会发现我们。”为了应付意外事变,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作了最坏准备,商定三人从三个方向突围,哪怕一个人突出去也是胜利。
这时汪东兴同志报告:“敌人离我们只有四五百米远了。”毛主席说:“只要敌人没有发现我们,就是到了眼皮底下也不准开枪。”
此时,远在陇东地区的彭德怀司令员,从敌台广播中听到胡宗南集中兵力偷袭毛主席的“昆仑纵队”,立即派王震旅长率一个旅(其中有一部分是骑兵),并命令三边和绥德地方部队及游击队全部火速出动支援,务必保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他们接到命令后,连夜强行军赶到了天赐湾,从敌人的侧面和背后突然向敌发起猛烈冲击。
刘戡被王震旅长的骑兵部队吸引住了,他下令部下追击骑兵部队。就这样刘戡的部队全部跟着退出了天赐湾。“昆仑纵队”解围了。
毛主席转战陕北到天赐湾,是西行的最“终点”。当他知道敌人退出了小河村、周围没有敌人时,决定马上去小河村,在那里住下来。
1947年7月25日,毛主席在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的大事。”到会的有:贺龙、彭德怀、林伯渠(注: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主席)、陈赓、习仲勋、王震、张宗逊等。
在会上,毛主席开头讲了全国各战场的形势,然后提出:“我们不能等到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了,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都超过敌人时再展开战略反攻。我们必须立即转入进攻,主力要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抗日战争打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运用持久战。现在美国出钱出枪帮蒋介石来打我们,我们对付蒋介石不能拖,要争取在五年内打垮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1946年春,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在延安合影。
周恩来讲了刘、邓大军的情况,他说:“早在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12万多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从而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现在刘、邓大军正准备挺进大别山,向蒋介石的胸膛插上一把尖刀。”“陈赓同志,你们兵团掉头向南渡过黄河挺进豫西。这样,东可以威胁洛阳支援刘、邓南下,西可以威胁西安牵制陕北的敌人。”陈赓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
周恩来副主席又说:“陈、粟华东野战军向豫、苏、皖挺进。陕北、山东一齐动手进行配合。毛主席把这个战略部署称为‘三军配合、两翼牵制’。”
彭德怀司令员说:“这个战略部署好。我们西北野战军打榆林,诱敌北上,把胡宗南拖得筋疲力尽,然后再寻找战机吃掉他一大块肥肉。保证陈赓同志顺利渡过黄河,挺进豫西。”
任弼时同志说:“为了配合你们,‘昆仑纵队’也要向榆林前进。”
小河村会议后,彭德怀司令员决定要在沙家店打个大胜仗,消灭钟松的整编第36师。作战计划报送中央军委,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研究后批准了这个计划。毛主席说:“沙家店打得好,我们就转危为安,不走了;打不好,我们再向西走,准备进沙漠。”
彭德怀司令员不久向毛主席汇报了第36师被围的情况及我军指战员的战斗决心。毛主席听了彭总的汇报说:“好!一定要抓住他。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跑掉。打好这一仗,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1947年8月20日拂晓,围歼敌36师的战斗打响了,中午13点钟彭德怀司令员发出总攻命令。战斗打到天黑时,敌师长钟松看到大势已去,急忙找到165旅旅长李日基趁夜逃跑了。至此,整编36师6000多人全部被歼灭,活捉123旅旅长李子奇。西北野战军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大胜利。
8月23日,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来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前原村,祝贺沙家店战役取得了胜利。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许光达等同志远远来到村口迎接。毛主席见面第一句话就说:“打得好啊!”彭德怀同志说:“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得好!”毛主席一边同大家握手一边说:“是彭老总指挥得好,是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的结果。”
毛主席来到屋里坐下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陕北战争最紧张、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战争的主动权握在我军的手里。”说到这里,毛主席习惯的扳起指头数着:“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整个凑起来,已经吃掉他六七个旅,打垮了胡宗南自命的‘常胜军’,活捉了他‘四大金刚’中的三个:何奇、李昆岗、李子奇,他只剩下一个李日基。”
他又说:“沙家店一战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完全打掉了。形势对我军很有利。我们找机会再打几个这样的漂亮仗,到那时,陕北的敌人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1946年,毛泽东转战陕北途中。
1947年9月1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
1947年10月,彭德怀司令员率领西北野战军向南挺进,横扫黄龙山区,在猛烈攻击下相继收复延长、延川、清涧三县城,活捉敌新编76师师长廖昂。紧接着,在宜川又打了大胜仗,敌29军军长刘戡被打死……周恩来同志说:“刘戡在陕北追了我们快一年了,我们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想搞掉我们中央机关,现在他把自己搞掉了。本想活捉他,向他算算账,不料打死了,算是便宜了他。”
绥德、瓦窑堡之敌闻风逃走了。至此,除延安、甘泉、富县几个孤立据点暂时还被敌人占领之外,陕北被胡宗南侵占的县城都回到了人民手里。
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侵占了延安。1948年3月21日,延安重新回到了人民手里。
1947年8月26日,党中央、毛主席来到陕北葭县杨家沟,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11月来到米脂县杨家沟(注:两个村庄同名)。
1947年12月25日,中央召开了十二月会议。到会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等负责同志。头一天毛主席作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当他说到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历史转折点的时候,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毛主席的报告深刻地阐明了这个事变的伟大意义,以及在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中国时期内,党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全部纲领,给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和信心。
会议第二天12月26日,是毛主席54岁生日。在这之前,各解放区发来电报,有的要为毛主席祝寿,有的说要打几个漂亮仗,并部署好了战役计划,要求中央批准,但都被毛主席拒绝了。他说:“如果不是给我祝寿,我可以批准,为我个人,我不能批准。为我祝寿打漂亮仗,不为我祝寿就不打漂亮仗了吗?”大家觉得,外地不为毛主席祝寿是可以的,可我们是中央机关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只有几百人,为庆祝1947年的伟大胜利,还是要求为毛主席祝寿。各大队负责同志还专门来汪东兴处开会研究了这个问题。
汪东兴知道毛主席拒绝了各地的要求,再提祝寿的事,毛主席肯定不同意。大家又提出不举行仪式,只要开个晚会,和毛主席见见面就行了。
在大家的要求下,汪东兴去找周恩来报告,请示怎么办?周恩来说:“我看毛主席不会同意的,大家再要求,你去和主席商量一下。”汪东兴去向主席报告时,工作人员便悄悄地做了一些准备。如果同意,请一些负责同志陪毛主席吃顿便饭,再请晋绥军区贺龙司令员派来的剧团演一场戏。但是,机关同志们的要求也被毛主席拒绝了。
毛主席举出三个理由:“一是战争时期,许多同志为革命的胜利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个人祝寿,不太合情理。二是部队和机关的同志没有粮食吃,搞祝寿活动,这是让我脱离群众。三是才50多岁,如果不被胡宗南打死,还大有活头,更用不着祝寿。”除了这三条理由,他又作了三条规定:“一不许请客吃饭。二不许唱戏,如果剧团来了,过几天再演,先给老乡看也可以。三不许开大会。大家想和我见面,想请我讲话,随时都可以,不一定非要祝寿才这样做。”
1948年3月10日,周恩来同志在杨家沟一个小操场上向中央机关全体同志郑重宣布:“一年来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党的总兵力由430万人减少到36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上升到280万人(正规军),而且士气高昂。
毛主席敏锐地看到对国民党战略决战的时机已基本成熟,党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前往河北西柏坡,与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共同完成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
党中央、毛主席留在陕北前线,这是一个英明的战略决策,它既稳定了人心,也鼓舞了士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借以牵制胡宗南的主力,减轻了华北、山东等战场我军的压力,有利于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早日转入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全国最高统帅部有意放在战争最前线,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

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毛泽东负责组织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他是全军最高统帅。周恩来副主席协助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他是全军副统帅。
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历尽艰险,在前半年是最紧张的,先后进驻过12个县的37个村庄,有力地指挥了全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使中国历史发生了伟大的转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开辟了一条光明的坦途,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48年3月23日早晨,毛主席来到了吴堡县的渡口,为防敌机袭击,渡河时间改为下午。这是一个永远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是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六天的最后一天,也是陕北人民欢送党中央、毛主席东渡黄河的日子。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心情都很不平静,在陕北延安生活工作战斗了10多年时间,同陕北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今天就要离开了,怎么能不别情依依呢?
1948年4月,毛主席东渡黄河到达太行山下一个村庄阜平县城南庄,在这里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并开会决定了很多大事。毛主席在会上对大家谈了关于解放战争的想法。他说:“抗日战争打日本帝国主义是运用持久战,解放战争打国民党蒋介石不能拖得太久,解决得越快越好。第一步,先解决东北、华北。为了引开国民党的力量,让刘、邓大军出大别山,陈、粟大军来配合;第二步,一野(彭德怀)到西北、西南去。华北除抽调部分兵力增援西北、西南外,其余都留在华北地区。不打倒蒋介石,完不成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谁也不能去见马克思。马克思在天之灵会保佑我们的啊!”
毛主席忽然谈到了他的生活习惯:“我多年养成了白天睡觉、夜间工作的习惯,想改变这个习惯看来很困难。如果再过若干年,我告老还乡,这种夜间工作没有对象了,没有目的了,到那时,就会改变这种习惯。否则是改变不了的。”
毛主席养成了一种习惯,饭前、饭后或工作累了,总要出去散散步。但到了城南庄后一直工作很紧张,连散步的时间也没有了。大家担心他的健康,就想叫他出去散散步。
一天,刚吃完晚饭,毛主席又继续工作起来了。阎长林走到主席跟前说:“主席,你来城南庄已经好多天了,你一直在屋里工作,也不出去散散步。”毛主席说:“我这个人是喜欢散步的,但散步也需要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要有空闲的时间。这几天事情太多,没有空闲的时间,也就顾不上散步了。”阎长林又说:“活动活动对身体有好处,时间长了不注意运动,会影响健康。”毛主席说:“我的身体很好嘛,这点你们不用担心。从明天起,咱们就可以出去散步了。”
另外,毛主席在城南庄还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在千钧一发之际,毛主席安然无恙。
1948年5月27日,毛主席来到平山县西柏坡。当天晚上,毛主席主持了中央书记处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五大书记都到了会。
1948年9月8日至13日,毛主席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十几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华北、华东、中原、西北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这是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中央会议,史称九月会议。
这次会议,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蒋介石。”这实际上就是对各大战略区打大规模歼灭战下达了动员令,他为后来的三大战役及渡江作战下达了动员令。会议要求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代表机关手中,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为夺取全国政权创造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必要前提。

毛泽东在西柏坡住所。
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和毛主席离开河北省西柏坡,11辆吉普车、10辆大卡车组成车队,向北平开进。在当时来讲,这可是最大的阵容了。然而,就是这些车队,运载着胜利,运载着中国共产党的不屈精神,运载着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人们的脸上充满着喜悦,就要进北平了,谁不为之而兴奋不已啊!走在前面的是带路的吉普车,第二辆就是毛主席乘坐的中型吉普车。
路上,毛主席兴致很高,对卫士同志说:“1947年3月18日,我们撤离延安。1948年3月22日,由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向华北进军。今天是1949年3月23日,与1948年3月22日只差1天,我们又向北平前进了。3年三次大的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的3月份应该是解放全中国了。等全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毛主席还说:“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靠军队打出来的,我们的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到取得今天的胜利,这一切都是在山区和边沿地区敌人不注意的地方,敌人不愿意去和去不了的地方发展起来的。因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吃苦,能克服一切困难,才会有今天的胜利。”
“……我们以山区为根据地,小米加步枪,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武装革命军队,这就叫作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以少胜多,扩大战果,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的胜利。”
毛主席讲的这些话,对大家的教育很大,话虽然不多,却概括了今天的胜利所走过的道路。这是几十年革命经验的总结,也是毛主席运用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生动体现。
本来五大书记分工:由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负责全国的军事指挥。九月会议后,毛泽东说了话,他说:“现在到了最后决战的阶段,仗要越打越大了,都是关系全国全局的大仗。不要还是我一个人说了算,重大决策要集体研究决定。”
从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到平津战役,历时四个多月,负责同志一直都是在毛主席那间不到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度过的,最后取得了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
九月会议以后,毛主席集中精力投入东北战场。因为他心中筹划的几场大战,首先在东北大规模地展开了。
辽沈战役开始,毛主席决定打锦州,这个决心是不好下的。打锦州就是摆出了关门打狗的态势,就是下决心用差不多同样的兵力一举吃掉敌人40多万人的大军。毛主席面对的不单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而且还要考虑林彪的意见。
林彪顾虑先打锦州会被锦西和沈阳之敌合围攻击,使我军骑虎难下。他更多地是从东北这个战略区考虑问题,仗怎么好打就怎么打,自然是从北往南追着打容易得多。
但是,毛主席是从全国全局考虑问题,不能让关外的敌人跑入关内。他需要的不是一般的胜仗,而是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为此,毛主席前后发出了77封电报,说服林彪,并命令林彪撤离长春,南下北宁线,强攻锦州,以便全歼东北之敌。
一天,毛主席露出笑容说:“蒋介石飞到沈阳了,这下子我们的胜利就更有了把握。”
锦州解放,整个辽沈战役也就势如破竹。
辽沈战役从1948年9月开始,历经52天,全歼国民党军东北重兵战略集团47.2万余人。东北全境解放了,圆满实现了毛泽东制定的将国民党军队封闭在东北各个歼灭的伟大战略决策,取得了战略决战的第一个伟大胜利。
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攻击,全歼敌军一个“剿总”前进指挥部、2个兵团部、8个军部、20个师,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被击毙,仅李弥只身逃走了。
淮海战役,历时65天,歼敌共计55.5万余人。至此,长江以北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已经基本歼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66万人,打败了国民党军队80多万人。
天津战役,1949年1月14日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34万人仅用29个小时就取得歼灭天津守敌13万人、生俘陈长捷以下将官28人的伟大胜利,宣告了天津的解放。

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东渡黄河。
在北平,1月22日傅作义所属两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和非正规军25万人放下武器,撤出北平,到指定地区进行和平改编。
2月3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进驻北平入城式。
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
不久,绥远国民党军队又有5万多人起义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全境解放了。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开始,到1949年1月结束,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154万余人,其规模之大,歼敌之多,在中国战争史上和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经过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蒋介石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
1949年4月的渡江战役,在中国历史上,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果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解放中国北方,并从战争的全局上夺取主动权的话,那渡江战役则是解放南方,从根本上战胜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
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很快解放了南京,占领了许多大城市。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写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在三个年头(不到三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战斗,打败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把蒋介石反动派赶到台湾岛上去了。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
1950年2月,毛主席在哈尔滨,回顾陕北战场这一段历史时,非常自豪地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后,我在陕北和恩来、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性的解放战争。”
周总理接着说:“毛主席是在世界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人们说,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有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和伟大的人民。而领导我们党、军队和人民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毛主席进北平城后,于1949年9月21日从香山双清别墅移居中南海菊香书屋居住。他成了中南海的主人,他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日夜操劳,费尽了心血。在我跟随毛主席的岁月里,他的工作精神、学习劲头都使我非常感动。他在百忙之余还孜孜不倦地看大量材料,审批党政军报送的文件,读书看报。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建设时期更是见缝插针,博览群书,学以致用。
毛泽东说:“读书使人聪明。”
“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没有书就没有我毛泽东。”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国外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历史、地理、文学、外语等。国外的有《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的著作。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毛主席最喜欢阅读《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以及哲学、中国历史、中国古代文学。他读古书是从传统文化遗产中汲取丰富的思想营养,批判地继承其中大量积累的民族智慧和治国经验。许多书他都看了好几遍,作了不少标记和批注。《资治通鉴》他读了20多遍。有一次,他指着《资治通鉴》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也有古为今用的治国策,我们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需要这些啊。关键是要开窍。”
毛主席还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十二寡妇征西,走了多远的路?写在史书上就了不起啦,还有征东的,征南的,征北的,都未创造过红军的壮举。”毛泽东谈这些话时,非常自信,显然这种自信是从书中获得的。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必先做两个方面的调查,一是向人做调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二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上海、杭州、武汉、广州、成都、庐山等地图书馆,都留下了毛泽东借书的记载。
书在毛泽东的生活中实在太重要了,书成了毛泽东的伙伴。他常常手不离书,躺在床上要看书,吃饭要看报,上厕所要看书。在他的卧室里,床上1/3放的是书,2/3才是他睡觉的地方,床头上面还要放一些书。会客厅、厕所里,到处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在厕所里放着由他自己选定的书籍和铅笔。
外出巡视工作,我们则要帮他带上两三箱子书,以便供他选用。他每天除了工作、睡觉外,其余时间抓紧看书学习。一年到头从不休息,甚至生了病还坚持看书学习,他认为看书就是休息。例如,1962年12月,我随毛主席到江西南昌,他患了重感冒,发烧39度,我几次去他的卧室看望,他都拿着书聚精会神地躺在床上看着。
我劝他:“主席!你发烧了,要多休息,不要看书了。”毛主席说:“哎!看书也是休息啊。”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中,身体出现了许多严重故障,从1972年开始,严重支气管炎一到冬季就发作;患肺心病,说话吐字不清;老年白内障,写字重叠,看书困难,就找人读给他听(注:他的听力好,头脑清醒)。毛泽东跟书籍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书是毛泽东的精神食粮,书成了毛泽东生命的一部分。
另外,毛泽东主席还特别关心警卫战士和身边人员的学习。
毛主席经常说:“你们要好好学习,抓紧工作以外的时间多读点书,多学习点知识。”他还说:“一个人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就能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战略眼光就广一些;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要善于学习,善于独立思考。”
“青年人正是用脑子汲取新知识的时候,应多读多想,知识多了就会聪明。”
“要多看些文学方面的书,文学方面的书包括很广,知识很丰富,里面反映社会情况,里面有历史,有风俗习惯,还有各种人物。对社会了解得多一些,也会增强对事物的分析能力,多看书会使你聪明。”
毛主席要我们看《红楼梦》、《三国演义》。他说:“《红楼梦》也是写的斗争,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一派不好;贾宝玉、林黛玉、丫环们,这一派是好的。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那里写了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得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
毛主席经常向我们谈到:“没有文化,就没有知识,多读书使人聪明。有了文化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魂,没有方向……正确的思想方法主要来源于认真学习,工作实践。只有认真学习,才能提高政策水平和思想水平。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人如果没有政治理论、没有无产阶级觉悟、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人越多越乱,也无所作为……”
“世界观的根本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改造世界观要向工农兵学习。雷锋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标兵,是伟大的人物。为什么人的问题就是世界观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就是老实态度,不说假话、不弄虚作假。”
“缅怀革命先烈,就要学习他们英勇奋斗、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