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毛泽东为何三到故宫而不入(图)

　　让毛泽东动怒的张奚若，曾于1948年12月18日在北平围城之时，带着解放军干部请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绘制北平文物地图，以备被迫攻城时保护文物之用。

　　此前一天，毛泽东亲笔起草中共中央军委给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电报，要求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沙河、清河、海甸、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再次起草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其中提到了故宫：“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9月27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首都规划随即展开。

　　参与规划工作的梁思成，与应邀到北京指导工作的苏联专家发生分歧。梁思成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陈占祥，共同提出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应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区建设，以求得新旧两全、平衡发展；苏联专家则提出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应放在古城的中心地区建设，并着手对古城的改建。毛泽东支持了后者。

　　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等古建筑开始被陆续拆除。1952年8月，天安门东西两侧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被拆除，梁思成、张奚若曾极力表示反对。1956年5月，北京市规划局、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展修猪市大街 至北长街北口道路，拆除大高玄殿前习礼亭及牌楼、故宫北上门和东西连房，又引发激烈争论。对古城愈演愈烈的拆除，终导致张奚若1957年5月向毛泽东坦陈己见。

　　毛泽东与故宫有过一段渊源。他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老师易培基，1929年曾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19年12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赴京请愿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就住在故宫脚下的福佑寺。

　　1936年，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向斯诺讲述了1918年他第一次来到北京之后对故宫的印象：“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

　　“为什么近20年后，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翻古’时，如此深情地谈到北京美丽的早春呢？原来此时此地，他得到了晚来的青春幸福——同老师的掌上明珠产生了恋爱关系。”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那时，25岁的毛泽东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助理员，每月有八块钱工资，他与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女儿、18岁的杨开慧产生了爱情。

　　“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十年后，杨开慧回忆起当初的相恋，“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一个命运！”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被军阀杀害。此前，她被告知，如果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便可活命。但她选择了牺牲。

　　1954年4月，毛泽东在四日之内三登故宫城墙——

　　4月18日下午，他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东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向东行至东北角楼转向南，经东华门、东南角楼，到达午门，由午门城楼下城墙，回中南海。

　　4月20日下午，他乘车至故宫午门内，登午门城楼，参观设在那里的历史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下城楼回中南海。

　　4月21日下午，他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西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西行，经西北角楼、西华门、西南角楼，到达午门下楼离去。

　　三次路线相加，毛泽东正好在故宫城墙上绕行一周。这是1949年之后，毛泽东到故宫仅有的三次记载，而这三次他只登城墙不入宫内。

　　在城墙上漫步徐行，毛泽东有何感想？他为什么不到故宫里面走走？

　　“故宫改建计划“详细规划经过

　　1952年10月，北京市政府召开会议讨论工程项目，梁思成在笔记本上记录了一位发言者的意见：“不同意天安门内做中央政府。”

　　1953年7月，北京市市政建设部门及各区委对城市规划发表意见，绝大部分人主张拆掉城墙，认为要保护古物，有紫禁城就够了，并提出：“中央主要机关分布在内环，将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扩展至天安门南，把故宫丢在后面，并在其四周建筑高楼，形成压打之势。”

　　1955年，梁思成的建筑思想遭到批判。当时何祚庥在《学习》杂志发表文章称：“旧北京城的都市建设亦何至于连一点缺点也没有呢？譬如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何祚庥的意见也为一些规划专业人员认同。1951年4月28日，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道路系统专门委员会对北京市原有道路的优缺点进行了讨论，提出：“为解决故宫对东西交通的阻碍，计划在东华门至灵境胡同皇城根之间，开辟地下道一条，专为东西向汽车通行使用。”

　　1951年6月6日，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道路系统组组长林治远，在关于北京市道路现况的报告中认为，北京市道路存在的问题包括：“内城中部东西交通不便，以故宫为中心的皇城建筑隔断了中部东西交通，虽自民国后开辟了东西长安街、景山前街，但仍不能通畅。”

　　革命历史博物馆要求在故宫内建设，1955年4月6日，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党组在致中共北京市委的《建筑拨地工作报告》中，以此为例表示：“无规划或规划上有争论的地方，则尽量说服暂时不建。”

　　1957年1月8日，文物收藏家张伯驹以政协委员的身份视察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之后提出：“故宫保持有五百多年历史，必须保存其完整性，确定紫禁城为故宫博物院范围，绝对不得拆建或开修马路。”

　　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对此答复：“在北京市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上已考虑到保留故宫。”

　　1957年4月16日，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在答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于“机关除城内原有的，应当注意分布到城外”的意见时称：“关于机关办公楼的分布问题，在规划中考虑：中南海及其东面和西面的地区作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

　　位于中南海东面的故宫是否涉及“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的范围？答复未予说明。

　　1958年北京总体规划方案上报中央以后，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立即展开分区详细规划研究，当时专门成立了城区组研究旧城的详细规划。后来，都市规划委员会与规划局合并，成立了城区规划室(规划局四室)，由赵冬日、沈其两位专家领衔；建筑设计院也成立了相应的规划班子，由张鎛总建筑师领衔，开展了大量工作。

　　这些单位对旧城从整体上应该建成什么样，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这项研究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进入高潮。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前副院长董光器在2006年10月出版的《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一书中，印出9张这一时期完成的北京城区规划方案图，显示旧城之内，基本没有保留胡同系统和成片的四合院，取而代之的是多层和高层建筑；从天安门到故宫，或只保留部分建筑物，或全部拆除重建。

　　“故宫能不能局部改建，护城河能不能改成暗河，在当时也是十分敏感的问题。”董光器在书中写道，“市委、市政府没有明确的指示，但在学术界，包括历史学家在当时也确有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存在，万事万物均在变化之中的说法。何况当时的规划只是一种模拟试验，并非实施方案，思想不妨放开一点。因此，有的方案做了对天安门城楼和太和殿的改建方案。”

　　董光器回忆道，在旧城详细规划研究过程中，市委和党中央都没有对此进行正式讨论，唯有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总体规划上报前，小范围地听过一次汇报。

　　当听到旧城改建大体需要花费150多亿元时，周恩来说这是整个抗美援朝的花费，代价太高了，你们这张规划图是一张快意图，我们这个房间就算是快意堂吧！

　　看到规划方案在中南海西侧副轴终端放了一组大型公共建筑，准备建国务院大楼，周恩来明确表态，在他任总理期间，不新建国务院大楼。

　　董光器的感受是：“周总理在当时对加快旧城改建持保留态度。”

(编辑：xiaoting)

文章摘自 《采访本上的城市》 作者：王军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