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无敌大pk主持人:闽文化、闽商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作者：苏文菁（…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261    更新时间：2008-11-18     海洋性不仅使闽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极具区域特色，而且是闽商从事商业活动的文化支持。事实上，以闽商为代表的中国比欧洲更早走向海洋，并以渐进的方式向近代转型。宋元时期，福建是中国经济最繁盛的地区，在世界经济版图中赫赫有名。闽商是老欧洲了解中国的第一窗口。在16－－19世纪，以海外扩张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东来的时候，闽商是唯一的一支能与他们进行对话的力量。持久、规模化的闽商活动，不仅带来了中外物流的交换，更是世界文化体系中儒家文化圈的建立。闽商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但历史也在闽商的身上落下了诸多的尘埃。今天，当21世纪的全球经济格局把再一次的机遇放在福建人面前时，我们重振闽中雄风，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拂去尘埃，寻找造就辉煌的文化支持是我们讨论闽文化意义所在。
　　
　　闽文化的特色是开放与冒险
　　
　　我们认为“闽”是自古以来就在中华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族类。闽文化的特质与其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多山”、“滨海”抚育了闽人的海洋文化。历代从北方入闽的汉人和从海上东来的穆斯林都有一种不安于现状的情愫，在福建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他们于闽文化的开放、冒险精神一拍即合，演绎了数千年的海上发展史。
　　中国是东亚的大陆国家，也是太平洋西岸的海洋国家。中华民族包涵了像“闽”这样的海洋族类，海洋发展是沿海地区的传统，闽文化代表了中国走向海洋的内发性力量。早在周朝的典籍《周礼》中就有对“闽”或“七闽”的记载。在先秦既已存在的《山海经》载“闽在海中”。闽人“以海为田”、“以舟为车”。闽族先民生存的自然环境可用“滨海”、“多山”来概括。应该说人类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是先民们为在该环境中得以生存而采取的行为方式的总结。我们相信这些“行为方式”起码由两个不同的层面构成：核心文化与次要文化。所谓核心文化是与生计活动相关的一群特征，由于其与环境的密切关系，在生产力尚未发展到人类能够控制或是改变环境的漫长阶段里，该核心文化在特定的区域中不断得以加强，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系列的道德评判标准、行为规范、礼仪习俗与审美原则。可以说，核心文化决定了一个区域文化区别与另一个区域文化的最主要特征。而次要文化则是在不同的时期易受外界的压力或是内部的改革而产生变化的文化层面，它构成了区域文化的丰富与多彩。以闽文化的主体区域之一福建为例，福建多山，自古就有“东南山国”之称。“多山”成就了“七闽”之地作为独特文化区域的存在，“山”与“水”形成了有益的互动，保障了物种与资源的多样性。“多山”的意义不仅在于说明福建的山地、丘陵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的82·39％，“山地丘陵所占比例之大，在全国沿海各省区与亚热带东部各省区中居前列”。（<福建省志 地理志>第一页 方志出版社 2001年12月）更重要的是福建的“山”使得福建的水系相对独立、完整，在工业文化改变福建人的生活方式之前，这种水系对闽族相对独立的生存方式与文化特征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福建省绝大多数水系发源在省内、流经省内，并注入福建海域。只有个别河流发源于本省而流入邻省，如汀江的下游韩江；或是发源于浙江而流入本省，如交溪、建江的个别支流。而这些地区正是古代的“七闽”之地。
　　 滨海是福建地理环境上的另一特征，它造就了福建海洋文化的冒险与开放；其具体表现方式就是形成了出海打拼的集体无意识。福建西部的武夷山脉与东西部的洞宫山成为福建与西、北内陆的障阻；而向东、向南的海洋发展却是闽族先民更可能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目前，福建的海域面积为13·6万平方千米，其中200米等深线以内的近海渔场面积就有12·51万平方千米，比全省陆域面积（12·14万平方千米）还大。且岸线曲折，港湾众多，近岸岛屿星罗棋布，海洋资源丰富多样。在远古时代，同样的自然条件使得沿海的闽族先民更多选择了“以海为田”、“以舟为车”的生存方式。这就是我们认为闽族的文化特质是海洋文化的生态依据。
　　中原汉人大规模移民入闽的有军事行为和避难行为两类。由于福建的地理环境历代朝廷对其用兵多采用军屯制，规模较大的有：西汉出兵灭闽越；三国孙吴对闽多次用兵；唐高宗从总章二年（669年）始，派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府兵5000千余人，后又援兵58姓，共万余人入闽。中原汉人避难入闽，大规模的也有两次：唐末，河南王氏以及随后的36姓落藉闽地；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后的入闽者。此外，各个时期因灾荒、战乱、疾病流行以及各种原因而零星入闽者络绎不绝。由此可见，以汉朝为界，从远古就有的小规模入闽移民，都消融到闽人之中了。从汉到三国，闽地的民族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自晋经唐到宋，经过几次民族融合高潮，闽地人口逐渐改变为以汉人为主。入闽的汉人时间不同、身份各异，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他们总觉得生命中有一种躁动的力量，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都是传统农业文化的不安分者，就像当年乘上“五月花”号离开英国海岸、驶向北美洲的开拓者一样，他们要到“新大陆”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汉人迁入福建、与闽人互相融合的路线图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力量的存在：中原汉人大量迁入闽西与闽北山区——部分山区人口向沿海迁移——部分沿海人口向海外迁移。宋元年间从海上东来的穆斯林的冒险个性与海洋文化特色是不言而预的，他们与早期入闽汉人的冒险个性一道，以极快的速度和当地闽族的海洋文化一拍即合，并且，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不断强化闽文化中的海洋性质，闽族的海洋性文化以出洋、经商为日常生活方式，在文化心态上以“为天下先”的拚搏精神与兼收并蓄的开放状态为引导。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他们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他们实现了全球文化格局中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同时，闽文化在异质文化的撞击中，不断地重塑、丰满自己，在中华文化中形成了一支富有区域个性的奇葩。
　　
　　闽商是闽文化的代表者
　　
闽文化由于开放而敢于吸纳，由于冒险而敢为天下先。闽商在长期的海洋经济活动中表现出了无比的创造力。在明清之际，福建的海商集团显现了早期国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的一切特征，而“小户”“散客”却凸现了股份制的经营模式。当世界大潮席卷而来时，闽商的经济活动已经被纳入到世界海洋经济和全球性的市场之中。同时，明清统治者却以“海禁”把中国阻拦在世界潮流之外，闽商与之产生了激烈的冲突，闽文化以各种扭曲的形式反抗着。
　　福建地处台湾海峡西岸，春夏刮东南风，秋冬刮东北风；可以说，有规律的季风、太平洋西岸星罗棋布的岛屿、以及洋流的作用，在以木质帆船为主的古代，都给闽人的航海带来很大的便利。秋冬，他们远航东南亚，夏季返航；春夏，他们北上朝鲜、日本，秋季返航。远古时期，闽人是以无数生命的代价来换取对台湾海峡季风规律的掌握。到了元大德8年（1304年），《大德南海志》开始记载从福建出海的一些航路。据载，福建出海的航路分东、西洋；所谓东、西洋，一般以文莱为界。开放较早的是西洋航路。从现有的资料看，宋元时代，闽船亦固定往来与今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并以占城、柬埔寨、暹罗、大泥、旧港、万丹、马神为中转港，形成交叉的东南亚海域航路网络。又以马六甲、阿齐为基地，进入印度洋海域，连接通往南亚、西亚的航线。郑和七下西洋正是利用了这条闽船千百年来建立起来的航路网络。如果说，在西洋的水面上还能遇见广东的船民；那么，在东洋的洋面上，闽人可以独步天下了。
　　古代福建人将今日本、菲律宾、摩鲁加群岛、苏禄群岛、北波萝洲一带称为东洋。早在五代王审知时期，为了避免在南海上与南汉地广东海商发生严重的冲突，王审知在闽东开辟了甘棠港，鼓励海商繁荣东洋航线。往北，其航路终点是琉球、长绮、汉城。往南走，他们横渡台湾海峡、经澎湖、台湾、到达菲律宾北部。这东洋上的北路与南路，到了明清，接上了东来的西班牙人与荷兰人，玩出了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两件大事：
　　第一，明朝闽南的走私港－九龙江入海口的月港迅速崛起，成为“福建－菲律宾－美洲”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端。16世纪，东来的西班牙人只能以菲律宾为据点与闽商贸易。在此之前，闽南每年有2－4条船到马尼拉做生意。起初，西班牙人对福建商人采取招徕政策，国内又逢“海禁”正式解除（1567年），1580年，到菲律宾的中国商船有4－50艘，其中80％是闽船。从月港远贩马尼拉的中国货物主要是生丝与丝织品。这些货物又由马尼拉运往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一直到18世纪末，在墨西哥的进口总值中，丝绸等来自中国的商品还高居63％。大帆船从墨西哥运到菲律宾的银圆和其他货物，其中，白银大多数流入中国。这条丝绸之路最终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丝绸与墨西哥白银的交换。同时，这条丝绸之路给两国的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生丝输入美洲，促进了墨西哥纺织工业的发展；大量丝绸输出，刺激了中国纺织业的发展，促进了漳州、厦门等城市的形成。通过这条道路，美洲的农作物，如番薯、烟草、玉蜀黍传到了福建，给中国带来了粮食生产的第二次革命。
　　第二件，明末清初兴起的郑氏海商集团。从郑芝龙、郑成功到郑经，17世纪的7－80年间，郑氏海商集团表现出了一切早期国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的特征。郑芝龙从1623年随当年的大海商、泉州人李旦开始，到了1628年，形成了一支拥有千艘海船的海上武装贸易力量。同年，郑接受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招抚，为海防游击，三年升都督。在明朝庭的支持下，消灭了其他的海寇集团，兼并了他们的人马，实力大为膨胀，从而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郑成功起兵反清，在17世纪中叶，郑以厦门为基地，维持了一支庞大的贸易船队，他们南向取粮于惠、潮，中向取货于泉、漳，北向取材于福、温。对外则从厦门直航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或者从事海上三角贸易，既从厦门将中国货物运销东南亚，再北上将东南亚货物转运日本，贩取所需的物品返航厦门。郑成功对外贸易的范围很广，从日本的长崎至琉球、东京（越南北部）、广南，以及东南亚各地，其中尤以与日本、东京、暹罗以及荷兰殖民者的贸易最为密切。郑氏海商集团在商业上采取了“海陆十大商”分工合作的经营方式。“海五商”是设在厦门及附近各地的“仁、义、礼、智、信”海商机构；“陆五商”是指设在浙南地区的“金、木、水、火、土”陆上采购团队。“陆五商”先行领取公款，采购各种货品，交达“海五商”后，再向郑氏国库结帐，并领取下次购货款。“海五商”则“建置海船，每一字号下各设有船十二只”。接受货物后，就装运出洋贸易，将货售出后将款交于郑氏公库。应该说，在郑氏集团覆没之时，以郑氏集团为代表的闽商，是一只可以与欧洲资本主义公平贸易、相互学习的力量。
　　闽人的出洋贸易只是个别阶层的事、还是事涉福建社会各个阶层?明朝崇祯年间，兵部尚书梁庭栋上书朝廷：每年春夏东南风季节，福建“怀资贩洋”的海商，以及充当“篙师、长年”的“入海求衣食者”，人数达10余万计。可见，出洋经商的包括了社会各阶层。而各阶层的经营形式更是多种多样，“或出本贩番，或造船下海，或勾引贼党，或接济夷船”。其中在中小船家中流行的一种方法值得一提。既船员、水手都成了“舱商”，船员、水手与船主的关系不是一般的雇佣关系，而是“商业合股”关系：船主从船上的货物担位中，拨出一定舱位，由水手们自带货物，由贩卖后所得的利润充作报酬。从这些小户散客的经营方式中，我们看到了股份制的色彩
　　明清两朝的“海禁”对闽文化是个致命的打击。宋元时期，福建是中国经济最繁盛地区，在世界经济版图中赫赫有名。此间，福建既没有新的天然资源、像金矿之类的被“发现”；也没有新兴产业的出现；更没有外来资金、技术的支持。只是调动起闽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相反，明清两朝的“海禁”与闽文化的价值趋向完全悖逆。这种官方意识与民间选择的冲突造成的结果是福建当地的民生凋敝、了无生机；同时在民间，海洋文化的惯性并以各种扭曲的形式出现。有人利用朝贡贸易，以海外诸国贡使及通事的身份，引领海外诸国入明朝贡，从中获利。也有官员与官兵“往往私造海船，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番”。更多的则是走私、偷渡。对此，福建沿海普通百姓每当窥知官兵的剿围动静，则星夜驰往报警，若官方令他们探哨，却退避步从。即使是“三尺童子，亦视海贼入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家”。由此，我们知道嘉靖年间的“倭患”，完全是由于“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鱼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倭患”已具有闽商私人资本武装反抗封建专制压迫的性质。一旦明政府松驰海禁，对闽商作出一些让步，开放月港，“准放东西二洋”，“市通则寇转为商”。
　　明朝海禁不仅打击了普通商人，而且对沿海的豪门巨室也构成了危害。“迫死朱纨”就是他们反抗“海禁”的集中表现。嘉靖26年（1547年）因福清人冯淑组织340人下海通番，被获。朝廷令朱纨福建海道兼浙江巡抚，提督军务。朱纨坚决执行海禁，以武力镇压走私与海盗活动。朱纨在执行公务中深刻意识道：“大抵治海中之寇不难，而难于治窝引接济之寇；治窝引接济之寇不难，而难于治豪侠把持之寇”。朱纨向朝廷列数了把持大宗走私偷渡的大多是权贵之家。闽浙富豪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对朱纨想尽了办法，无奈朱纨是“软硬不吃”，最后，闽浙富豪串连朝中闽浙官员，群起攻之，弹劾朱纨。不仅将朱纨免职捕问，而且迫使朱纨饮药自尽。临死，朱纨破涕叹曰：“纵天子不死我，大臣且死我，即大臣不死我，闽浙人必死我”。
　　就在明清两朝的统治者施行闭关锁国时。欧洲列国开始了以海上开拓、殖民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发展。欧洲的海商是政府特许、皇家支持，他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急先锋，他们不仅在当时为自己的政府、文化所褒奖，而且名垂青史，是民族英雄。而我们的祖先，仅仅是在自己生存文化的推动之下，世世代代、前赴后继，以累累白骨砌成了一条海洋之路。他们以民间微薄之力，博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英吉利五国政府殖民之强。居然在东南亚也开发出那万里袤地。季风穿行，椰林摇曳。1978年，李光耀在新加坡招待邓小平时说：新加坡华人只不过是闽粤两省文盲地后代，而达官显臣、文人学士则留守中原开枝散叶，没有什么事情是新加坡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
　　
　　闽文化是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内在动力
　　
　　自古以来，海峡两岸都是闽文化的主体。闽文化在过去创造了中国海洋文化的极致。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1994年11月16日），分割海洋，重新界定国家版图，是当代国际关系的热点之一。历史再一次把腾飞的机遇推到福建人面前。今天，我们重振闽中雄风、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闽文化仍然是我们的文化内驱力。传统闽文化擅长的海洋文化将在21世纪的竞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世界需求的新格局中，闽文化将大有用武之地。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定位在“海”与“岸”。就“海”而言，传统的闽文化需要更进一步的挖掘以及现代化的转型。在此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海洋科学技术的发展同等重要。福建的学者要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发扬闽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将处于民间的、区域层面的海洋文化提升到民族文化的层次。做好“岸”的文章，港口及其交通网络的建设至关重要，同时，依据国际市场需求与区域文化的动力，改造或设置新的产业集群：做强、做好、做大“茶”文章；树立福建独特的中草药品牌；打造以武夷山为龙头的福建“山海游”航母。
　　1996年5月15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我国生效。按照该公约的规定和我国的主张，我国拥有宽度12海里的领海、24海里的毗连区及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相对陆上领土的三分之一。在领海及其上空、海床及底土，享有完全的主权。在毗连区内，享有安全、海关、财政的管制权和移民、卫生的管理权。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享有勘探、开采和利用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和海上人工设施建设、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保护的管辖权。此外，我国还有在公海上航行自由的权利及分享国际海底区域财产的权利等。但是，由于我国的海洋文化尚处于民间与区域的层面，对这种海域国土化的国际大趋势未能做出具体的回应，更没有形成控制和管理所属海域的海上国家力量。闽文化在历史上曾创造了闽人36姓专营琉球――中国航海朝贡事务、郑和七下西洋进行大规模海洋活动的历史，这种海洋文化的底蕴必将支持福建在新的一轮海洋竞争中，抓住机遇，再塑辉煌。
　　传统的海洋文化是福建人们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内在动力。同时我们也必须对传统的海洋生产方式进行技术的改造。我们有悠久的船舶制造和航海的历史。十分遗憾的是近年来，福建省在高校的整合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到传统优势产业及其教育文化支持的关系，把著名的集美航海学校合并到新设立的集美大学中；在福建一次又一次的高校“升格”中，没有将马尾船政学校做强做大。福建人民具有优良的海洋文化传统，将海洋文化适时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需要大量的现代文化、技术的支持。
　　21世纪全球开始了新一回合的竞争，这是基于人类出现了新的需求。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经过N个世纪的努力，依赖科学技术的帮助，人类在20世纪末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开始了以健康、自然为特征的生活追求。其二，在满足了日常生活的物质的需求后，开始了精神产品消费的需要。海峡西岸经济区作为一个在中国、东亚以及全球的独特的经济发展区位，它的独立性与不可取代，一定在于其在某一范围内承担了经济链条中的一环。过去，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福建人对茶的贸易、推广和种植上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茶”真可说是源于中国、走向世界，所以各国对“茶”的称谓均源自中国。由于茶叶输出地的不同，大致可分依北方音的“cha”和闽南音的“  te”。目前来看，世界几个主要语系都依闽南音，从拉丁语的学名，到英语、荷兰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从一定的层面上看，在世界的经济地图上，福建就代表了“茶”。而茶的保健作用，特别是茶所包含的某些成分的抗癌作用，更是与21世纪的健康、自然的生活需求息息相关。但是，近年来福建茶的声誉确实不高，如何扭转这种局面，是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同样，福建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物种的多样性。福建地处中亚热带与南亚热带，境内地形复杂，形成多种多样中、小尺度的气候，为各种各样植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些种类繁多，生长茂盛的物种不仅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而且还有良好的保健与医疗效果。随着中医药在治疗疑难病症以及保健上地位的凸现，中草药的国际市场将日益扩大。在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中，中草药是一笔可增值的财富。
　　在全球性的精神产品消费中，旅游无疑占据了不小的份额。福建的海陆地貌和文化遗产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从陆地地貌看，福建的地貌特征主要体现在嘎斯特地貌和火山熔岩地貌中，这方面著名的有永安的十八洞、宁化的天鹅洞、龙岩的龙崆洞等、龙海的白圹、屏南的白水洋等。福建的海岛与滨海旅游资源特色鲜明，在这方面海滨沙滩、浴场、海蚀地貌和湖泊己有所开发。福建的人文景观也有独特之处，福建多样的方言、剧种；郑和七下西洋的有关史迹；妈祖祖庙；陈靖姑文化；郑成功及其相关史迹；泉州的多种宗教遗址等。遗憾的是，福建的旅游资源一直处于零星的、条块分割式的开发上，缺乏整体的规划、整体的推广。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力资源都被严重浪费。武夷山是为数不多地“双遗产”景区，福建的旅游应以之为龙头，重新进行整体的规划与推广，以满足当代集休闲、观光、度假、旅游为一体的精神产品的消费需求。
　　在21世纪，闽文化一定能成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内在动力。福建的明天更美好，海峡西岸经济区早日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