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李雪 1974:王氏文化

     [政治建树]

    琅邪王氏是兴起于西汉昭、宣时期的门阀世族。这一家族先由当时的著名经学家、博士、谏议大夫王吉奠定基础，尔后经过王吉之子王骏和王骏之子王崇祖孙三代人的共同努力与开拓，终于形成了“琅邪王氏”这一国内公认的著名郡望。自此开始直至唐宋，这一家族一直是贤才迭出、爵位蝉联，其中有一批人先后居相辅之位。琅邪王氏始则以通经入仕，继而由经学世家转而成为士大夫世家，在中古时期的封建士族中颇具代表性。在长达一千余年的历史时期内，琅邪王氏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在中国社会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其家族成员中的大批仕官者，基本上表现了积极进取的政治心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居庙堂之高时，能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在辅佐皇室、保国安民、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赢得了世人的称赞。现将琅邪王氏在政治领域中的突出建树，以历史时期为序，分别予以记述。
    西汉时的王吉，在任昌邑王刘贺的王国中尉时，就直言劝告刘贺不要任意驱驰于封地之内进行无节制的游猎。由于王吉敢于直言，故深为国人敬重。汉昭帝刘弗陵去世后，因昭帝无嗣，刘贺便被执政的大将军霍光迎立为帝。行前，王吉便劝戒刘贺，要他对霍光“事之敬之，政事一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刘贺入宫后未听王吉诤言，在帝位仅27天，尚未改元，便被霍光以“行淫乱”为由废黜。原昌邑国群臣200余人，皆以辅佐不力的罪名而被诛，唯有王吉和郎中令龚遂二人，因为曾有数次忠谏刘贺之举 ，方被免于死罪，而受城旦之刑。汉宣帝刘询即位后，王吉先后被起用为益州刺史和博士、谏大夫。在任期间，他曾上疏阐述政事：要对国民进行先贤礼法思想的教育，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建议“述旧礼，行王制”；反对早婚，反对任子制，主张“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等。令人遗憾的是，汉宣帝认为王吉的上述建议“其言迂阔，不甚宠异”。王吉在政治上虽未能施展其抱负，但他关注国事民生、敢于进谏的优良品德，却为其后裔树立了效法的榜样。
    琅邪王氏在政治上的建树，最为突出的是在东晋时期。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病逝后，西晋王室内部因争权夺利，酿成了长达16年（公元291～30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内乱结束后，东海王司马越毒死惠帝司马衷，于公元307年立惠帝之弟司马炽为帝，即晋怀帝。怀帝即位后，改元为永嘉。在“八王之乱”中，晋朝军民死亡达30万人，许多城池被洗劫，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内乱不仅使晋王朝的元气大伤，而且给内迁各族的统治者提供了称雄割据的机会，对西晋中央政权构成了极大威胁。在此严峻的形势下，时任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驻守下邳的琅邪王司马睿，向执掌西晋王朝实权的东海王司马越提出请求，要求将根据地从下邳移至长江以南的建邺（今南京）。而司马越此时亦有在中原一旦失陷后退守江东的打算，故而同意了司马睿的请求。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司马睿被朝廷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俄而，又以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使其成为江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为其以后建立东晋王朝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而促成司马睿作出这一英明决策的，正是琅邪王氏的代表人物王导兄弟数人。
    早在晋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司马睿嗣位琅邪王后，便与王导“素相亲善”。待司马睿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后，时任东海王司马越参军的王导，即被司马睿请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在西晋政权处于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王氏家族的几位代表人物，从家族安危、民族兴衰大计出发，对日后政局的发展趋势和应对之策作了周密地思考、谋划与定夺，在根据地南移、家族南迁这一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共识。根据对诸多史料的综合分析，这一英明决策的谋划实施过程应是：南渡之策，系琅邪王氏先密划于室，王旷首倡其议，王敦助商其谋，王导作为琅邪王氏的族长（系王览长房长孙）主其事，尔后由王导向司马睿提出创议，司马睿认为此策甚佳，遂向司马越提出移镇建邺的请求。司马越之妻裴妃亦有此意，于是便从中予以力助，最后由司马越和王衍决策定夺。可以说，南渡江左这一关系到国家兴亡的重大战略决策的出台，琅邪王氏既是首创发起者，亦是贯彻实施者。琅邪王氏这一历史性的卓越贡献，受到了时人与后世的高度评价。
    琅邪王氏出谋划策为司马睿移镇江左建立了殊功，继而又为司马睿立足江左奠定基业立下了无可替代的勋劳。司马睿本系西晋皇室的疏属，初至江东时声望不高，史称其“龙德犹潜，虽当璧膺图预定于冥兆，丰功厚利未被于黎民”。南方世族对其态度冷淡，以至在建邺“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为使司马睿能够尽快获得本地世族的支持，使其立足江东发展江南富庶地区的大业得以实现，王导、王敦兄弟经磋商后，便利用三月上巳日官民均至水滨洗浴袚禊之机，让司马睿以“观禊”为名，“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士皆骑从”。纪瞻、顾荣等江南望族见之俱惊，乃相率拜于路旁。于是司马睿的威望得以迅速提升。接着，王导又劝说司马睿乘机“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已倾心，以招俊义”，并亲自到顾荣、贺循等人府上，恳请他们出来做官。顾荣、贺循等人又转相引荐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江南名流入仕为官，于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这样，以王导、王敦兄弟为代表的琅邪王氏，利用自己的声望和智慧，倾心帮助司马睿扭转了孤立无援、吴人不附的被动局面，既为东晋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使以中原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得以在江南地区继续发展。公元311年夏永嘉之乱发生后，江北士民为避难而纷纷渡江南迁，他们中有一批治国人才，王导便劝说司马睿“收其贤俊，与之共事。睿从之，辟掾属百余人，时人谓之百六掾”。司马睿对琅邪王氏的鼎力帮助心存感激，以至他于太兴元年（公元318年）三月称帝时，竟邀王导和他共坐御床，受百官朝拜，因王导固辞方罢。琅邪王氏在民族危难关头所做出的这一杰出贡献，受到了历代史家的高度定评。
    东晋立国之初，王导被司马睿拜为丞相，执掌朝政；王敦则为大将军，统领兵权。二人同心翼戴，一政一军，共同维护着东晋朝廷。东晋初立，朝廷寡弱，纲纪未举。一批晚到的北地名士目睹此状，多对新创政权缺乏信心，深以为忧。为尽快改变这一境况，作为东晋政权奠基人的王导，在政治上采取了一条力求宽简、镇之以静的施政方略。这一施政方略的内涵是：“宽众息役，惠益百姓”；“镇之以静，群情自安”。这是传统的“无为而治”，一方面是清静无为，以宽民力；另一方面是弥合各种社会矛盾，让南北士族既互相牵制而又和睦相处。为了进一步缓和南北士族间的矛盾，减少内耗，共撑危局，他主动为自家子弟请婚于吴地士族陆氏，并不惜屈尊，强作吴语。为了避开吴郡大族庄园密集之地，侨姓王、谢诸名士便舍近求远，到会稽临海的浙东地区求田问舍，修建庄园。吴郡顾和曾当面要求王导“宁使网漏吞舟”，而不要“采听风声，以为察察之政”，王导称赞他说得对。他的这一“务存大纲，不拘细目”的施政方略，对调节紧张的社会关系，缓和尖锐的矛盾，安定内部，抵御北方胡族势力的南侵，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咸和二年（公元327年），苏峻联合豫州刺史祖约发动叛乱，至咸和四年方得平息。叛乱平定后，宗庙宫室残破，江州刺史温峤建议迁都豫章（今江西南昌），而三吴豪族则请求迁都会稽（今浙江绍兴），王导坚决反对迁都，认为“不必以丰俭移都”，而应采用“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策略。自此，迁都之议不再提起。
    东晋初创时没有设置史官，王导建议立史官，于是典章图书颇具规模。王导辅政元帝时，对官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重视发展教育，设立学校，培养人才，“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王导的上述施政方略，受到后来统治者的注重，多被借鉴与继承。
    在王导治理内政的同时， 王敦亦在军事上为维护新生的东晋政权作出了贡献。 建兴四年（公元316年），江州刺史华轶不受朝廷节制，将其辖地变为独立王国，王敦奉命率众兵将讨之，斩华轶首级，解除了江州对建邺的威胁。其后，荆、湘地区相继发生了王如、杜弢等流民起义，形成了“王如乱北，杜跨南”的严峻局势。为平定局势，王敦率军前后经过三年大小几十次战斗，终获全胜。由于王敦平定了荆江等州，从而使东晋的势力范围由原辖的长江下游扬州地区扩展到长江中游。由于东晋的建立与发展基本上依赖于琅邪王氏的鼎力支持，故晋元帝曾将其与王导和王敦的关系称之为“管（仲）鲍（叔牙）之交”。时人遂将琅邪王氏与司马氏皇族的关系形容为“王与马，共天下”。
    王导以后，琅邪王氏在国策和典章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方面虽不及东晋初期那样突出炫目，但其家族中的一些有为之士，仍在政治上做出了积极建树。如王彬次子王彪之，任镇军将军、会稽内史8年，治郡颇有方略，使豪绅大户不敢纵虐，3万流民返回乡里。简文帝司马昱死，群臣因惧权臣桓温而不敢拥立太子司马曜。王彪之仗义执言，和众臣一起拥司马曜继皇位。与谢安共执朝政时，谢安曾提出营建宫室之议，王彪之则力主应休养生息，以减轻百姓负担。彪之以理服谢安，直至彪之死，亦未再修建宫室。旧制规定，百官亲属如患传染病，且已传染3人以上者，即便为官者本人尚未染病，在百日之内亦不得朝见皇帝。东晋中叶某年，有疾流行，百官因受此制所囿，以致多人不再来朝，政务得不到及时处理。时任宰相的王彪之遂上疏建议废除此旧制，让未患病的官员入朝理政。皇帝同意此议，从此便成为定制执行。
    南北朝时期，琅邪王氏在南朝为官者，其政治建树远不及东晋初期辉煌。但其族人中先后两位入北朝者，却在政治建树方面留下了可圈可点的突出业绩：
    其一为王肃。王肃系萧齐雍州刺史王奂之子，王导第七世孙。齐武帝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王奂因擅杀宁蛮长史刘兴祖并继而反齐而遭灭门之祸（王奂与5个儿子皆被杀），唯王肃及其弟王秉幸免于难，遂出奔北魏，受到魏孝文帝重用，官至散骑常侍、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车骑将军、扬州刺史，封昌国县开国侯，并尚孝文帝之女陈留长公主，成为位高权重、且系帝姻的北魏重臣。王肃系琅邪王氏由南入北官仕北朝的第一人，显赫的官位、特殊的身份和良好的家族文化教育，使之在北魏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做出了重要的政治建树。一是帮助北魏制订典章制度。《北史》称，“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咸自肃出”。《通鉴》亦云，魏主“兴礼乐，变华风，威仪文物多肃所定”。王肃制订的典章制度，其内容包括礼仪与官制等上层建筑的诸多方面。这些促使北方少数民族汉化的改革，为后来实现南北政权的统一打下了思想文化基础。二是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王肃入北后，先后发起或参与了3次针对南朝萧齐的战役。第一次是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正月；第二次是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年）三月；第三次是景明元年（公元500年）四月。上述3次战役除第二次失利外，其他两役均大获全胜。第一次是与刘昶一起率军进攻义阳（今河南信阳），结果是“频破贼军，降者万余”。第三次是与元协一起接管萧齐降将裴叔业镇守的寿春，在军临前线时一举击败萧齐援军，将萧齐军队“斩首万数”。王肃及弟、子、侄显达于北魏，北魏亡后又仕于西魏、北周，为琅邪王氏在北方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为王褒。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西魏军队攻陷江陵，时任南朝梁南昌县侯、尚书左仆射、护军将军的王褒（系王规子、王导第九世孙）被俘入北。由于他是琅邪王氏这一天下名门之后，且具有出众的才华，因而受到了执掌西魏大权的宰相宇文泰的礼遇与重用。初入西魏，王褒即被授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等职，其后北周代魏，他又被赐以石泉县子的爵位，历任开府仪同三司、内史中大夫、太子少保、小司空、宜州刺史等职。建德年间，“有器局，雅识治体”的王褒经常参与朝廷大事的议定，“凡大诏册，皆令褒具草。乘舆行幸，褒常侍从”。后，王褒病逝于宜州刺史任上，其子王嗣爵位。由于王褒所奠定的基础，在随后开始的隋唐时期，这支琅邪王氏后裔，在政治舞台上又有新的建树。
    隋唐以降，科举制兴，门阀士族遂渐趋于消亡。初始，琅邪王氏家族成员对新兴的科举制尚不适应，但凭着千百年来积淀形成的深厚的家族文化素养，待入唐以后，琅邪王氏一门经过隋朝这一过渡适应期，便有不少人通过科举入仕为官，并留下了一系列政绩与军功。王方庆是唐代琅邪王氏的代表人物，他在任广州都督时能够克尽职守，颇有政声。时广州每年有昆仑（唐代对今中印半岛南部和南洋诸岛地区的泛称）人乘船来广州与中国交易，前任都督路元睿因强索其货，被昆仑人杀死。王方庆在职数载，秋毫无犯。此前，辖内诸州首领贪暴，受冤百姓到官府控告，都督府的官吏因已收受各首领参饷，竟置之不理。王方庆则约束其僚属，不得与其私下交往。首领中凡有贪纵者，皆予惩治，于是境内清肃。“议者谓治广未有如方庆者，号第一，下诏赐瑞锦、杂采，以著善政”。王方庆任宰相后，对当朝礼仪多有仪定。其中包括明堂告朔礼、季冬讲武礼、皇太子避讳礼、朝贺礼等诸多朝廷礼仪。王遂长于理财，在任宣歙观察使和淄青行营粮科使时，“会兵宿淮西，……始调兵食岁三百万，俄而贼殊，遂簿羡赀百万以献，帝高其能”。王丘早年主持科考，为杜绝当时“请托大行，取士颇滥，每年至数百人”的腐败现象，他严加把关，穷其实才，使登科者仅满百人。“议者以为自则天之后凡数十年，无如者”。后来，他兼任怀州刺史，在职清严，“人吏甚畏慕之”。唐代，琅邪王氏中的一些任武职者，还为卫国靖边立下了战功。如唐代名将王难得（系魏州刺史王弘直曾孙）“有决勇，善骑射”。天宝初，吐蕃赞普王子郎支都率部扰唐，因其骁勇过人，一时无有敢与其交量者。王难得见此大怒，挟枪奋马直前与其搏杀，几个回合便将郎支都斩于马下，捷报传至京师，朝野称颂。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王难得跟随大将哥舒翰击吐蕃于积石，擒俘了吐谷浑王子悉弄参及子婿悉弄藏。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王难得率部与叛军作战。在收复京师长安的作战中，其部下靳元曜不慎坠马，王难得见状便飞驰救之，不料被敌“射之中眉，皮穿披下障目。难得自拔去箭，并皮掣落，驰马复战，血流被面，而抗贼不已，肃宗深嘉之”。王潜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任泾原节度使后，修缮壁垒，积蓄粮萆，储存兵器。率部自原州出发，越过硖石，俘吐蕃将领一名。他治军严明，选优裁劣，使其军中无冗员。
    唐末，以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为代表的“开闽王氏”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由王方庆繁衍的这支族人（三王系王方庆第六世孙），开创闽国基业，为琅邪王氏在五代十国时期赢得了新的辉煌。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乱世。此期，地方势力拥兵自重，称霸一方，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由于此时中央集权统治十分薄弱，才使得这支已沦为普通百姓的琅邪王氏族人，能够在风云际会的历史背景下崭露头角，建功立业，成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突出贡献的重要人物。中和元年（公元881年），王氏三兄弟先随王绪在家乡光州固始举义从军，于南征途中逐步掌握了义军领导权，于光启二年（公元886年）八月攻占泉州，为开闽大业打下基础。继而于景福二年（公元893年）五月占据福州，很快统一了福建全境，创建了五代十国之一的闽国（三王拓闽详情见卷一之“琅邪王氏族群的繁衍与迁徙”专条）。从公元885年三王率部入闽，至公元946年闽国为南唐所灭，王氏治闽长达61年，其中自三王入闽至闽王王审知逝世共40年。其在治国安邦方面的突出建树是：
    其一，韬光养晦，保境安民。唐末五代，社会动荡，十国争雄。置身于乱世的三王兄弟，审时度势，立足于闽国国小势弱这一实际，确立了韬光养晦、保境安民的基本方略。对内，他们平息动乱，整顿吏治，稳定政局，加固城防，以求社会安定祥和。对外，则奉中原唐、后梁为正朔，凭借唐、后梁的声威，使邻国找不到兴兵犯境之口实。王审知还将女儿嫁给吴越王钱镠,又命次子王延钧娶南汉王刘隐的公主为妻。通过政治联姻，强化了与邻国的关系，保证了闽国的安宁，史称“三十年间，一境晏然”。
    其二，以民为本，发展经济。出生于农家的三王深知百姓之苦酸，执政之后，即将恢复、发展经济作为其施政纲领。据泉州后，王潮便“招怀离散，均赋缮兵”。流民回籍后，借给耕牛，以供其生产。攻克福州后，“还流亡，定租税，遣吏巡州县，劝课农桑”。三王还鼓励山区农民垦荒造林，植茶种果，沿海围滩造田，使全境“一年襁负至，二年田莱辟，三年民用足”。王审知还派兵造堤营田，在各地兴修水利。仅在福州即疏浚西湖40里，溉田无数。王审知还设立“百工院”，引进中原地区的先进手工业技术，在当地加以推广。当时，泉州茶文化发达，促进了陶瓷制造业的发展与繁荣。闽国徐寅《贡余秘色茶盏诗》云：“巧剜明珠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含露别江?”。足见闽国亦制秘色瓷作为贡品。
    其三，扩建港口，发展海上贸易。福建濒临东海和南海，早在唐代中后期，福州、泉州两港便已通商国内外，造船业亦具相当基础。北抵渤海、新罗、日本，南达南洋群岛、印度、波斯、阿拉伯。三王利用这一优势，进一步开拓港口，发展对外贸易。王审知命张睦领榷货务，“招徕蛮夷商贾，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王审邽长子王延彬任泉州刺史期间，“复多发蛮船，以资公用，惊涛狂飙，无有失坏，即藉之为利”。王延彬因此被官民誉为“招宝侍郎”。王审知还指挥工匠开山炸石，新辟黄崎港以扩大海上贸易。经过努力，泉州港发展成为闻名世界的东方大港。到宋代时，泉州港内外每日所聚船只不下15万艘。此一繁忙的海运盛况，均与当年王审知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有着直接关系。
    其四，招贤纳士，重文兴教。三王善于选贤任能，对具有真才实学者委以重任，不分亲疏。治闽之初，王审邽即在泉州设“招贤院”，广纳从中原避乱来闽的名人学士。如唐右省常侍李洵、翰林承旨制诰兵部侍郎韩偓、唐朝宰相杨涉从弟杨沂、唐乾宁知名进士徐寅等人，亦都慕名来投王审知，均被委以高官。日后，他们分别为构建王闽政权的典章制度、传播中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颜仁郁、邹勇夫、詹敦仁等人，系当年追随三王举义入闽者，由于颇有干才，均被王审知委为地方长官。
    三王深知“学校之设，是为教化之源”。入主福建后，即在各地广设学校，培养人才。使学校教育遍及州、县。公元921年，王审知采纳翁承赞建议，由政府拨款，在福州留晖门外立“四门学以教闽中秀士”。四门学系当时福州最高学府，专供各州、县优秀学子进修深造。学生不收学费，这在当时为世间所仅有。教育的兴办与普及，促使一批批人才联袂而出。仅以泉州为例：五代时，泉州中进士者有6人。延至宋代，泉州中进士者即达862人（特奏名480人除外）。五代至宋代，泉州先后有4人中状元；有8人居宰辅之位。这一高等人才辈出的现象，在全国各州府是极为罕见的。这与三王重视教育，使该地形成好学之风，有着直接的关系。
    王审知还重视版籍的搜罗与整理。斯时，来闽避乱的大批中原文士携带来大批典籍资料，身为琅邪王氏之后的王审知，深知保存这批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遂于公元904年下令各州、县，认真搜集各种版籍资料，尔后整理成篇，缮写数份或刻印成册，使大批经典文献得以保存，为宋代以后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王审知及其后代（其子孙有5人称帝）治闽达60余年，改写了琅邪王氏虽历代多出相辅，但终为人臣的历史，成为十国之一的最高统治者，为琅邪王氏这一家族的发展史书写下最为辉煌的一页。其作为一国之主在五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做出的杰出政治建树，将永留青史。
    宋代，除开闽王氏后裔王曾位居中枢，显于政坛之上外，琅邪王氏的另一支族人亦兴起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并成为琅邪王氏在赵宋时期的代表性房支与堂号，这就是著名的“三槐堂王氏”。曾任唐滑州黎阳令的王言，去官后携家自渭南迁至大名府莘县（今山东省莘县）定居，成为琅琅王氏在莘县房支的始迁祖。王言为东晋名相王导第二十一世孙，小司空王褒第十三世孙，武则天宰相王方庆第十世孙。王言孙王祜曾于庭内植槐三株，盼其后人有位登三公者。后来，其次子王旦为宰相，子孙多显于世，此支琅邪王氏族人遂被称为“三槐堂王氏”。王曾系王导第二十一世孙，开闽三王之一的王审邽五世孙。其父王克，于宋太平兴国年间任青州都尉，遂家于此。王曾天分极高，辛苦致学，是宋真宗时连中“三元” （乡试、会试、廷试均为第一名）的奇才。宋景德元年十二月（即公元1005年1月），宋室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后，宋真宗赵恒为掩盖这一城下之盟的耻辱，遂粉饰太平，大搞所谓迎天书、行封禅等迷信活动， 一时间， 一些所谓的“祥瑞之事”便相继出现。当真宗与王曾谈及此事时，时任右正言、知制诰兼史馆修撰的王曾便劝真宗不要相信这类东西。后，真宗大兴土木，修建供奉所谓“天书”的玉清昭应宫时，众臣无敢言者，唯有王曾上书力陈五害，以事警谏皇帝。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二月，真宗病逝，王曾奉命为真宗起草遗诏，文曰：“皇后辅立皇太子，权听断军国大事。”权”乃暂时摄理之意，宰相丁谓为讨好刘皇后，要王曾将“权”字删去。王曾正色道：正因皇帝尚幼才要太后临朝，称“权”字是以儆后人。且增减昭书自有法规，遂对丁谓这一献媚要求不予理睬。仁宗赵祯即位后，在议定刘太后临朝之仪时，王曾提出，可按东汉之制，请太后坐于皇上之右，共听群臣奏事。当丁谓提出皇帝仅需于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日临朝，军国大事由太后召辅臣裁定，一般事宜由宦官雷允恭转奏太后即可时，王曾则反驳道：“皇帝、太后不在一起，如将权柄交与宦官之手，祸乱必将由此而起。”王曾的建议，对历练与保护幼主，阻止宦官与佞臣勾结弄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王曾任宰相后，严谨持重，操劳国事。为使幼帝尽快积累治国的经验与才干，他选孙、冯元等名儒作其师傅，劝讲于崇政殿。对贤才之士，多有荐拔。但每涉人事任免，均不让外人知晓。为此，范仲淹曾对王曾说：公开选拔贤名之士，乃系宰相之责，公德高望重，唯有在这一点上稍有欠缺。王曾答道：我身为执政重臣，如果将恩赏皆揽于自己身上，那怨恨又孰归于谁？此后，范仲淹对王曾愈加敬佩。
    在三槐王氏一族中，大凡为官之人，多能恪尽职守，勉力勤政，其政绩突出者代不乏人。开宝元年（公元968年）冬，宋太祖亲征割据于太原的北汉政权。兵至潞州，粮草车辆塞路，因转运使调度乏力，导致人马难行。关键时刻，太祖采纳宰相赵普建议，临时调王祜任潞州知州。王祜到任后，指挥决断，很快将秩序整顿得井井有条，确保了此役的胜利。后，太祖任命王祜为大名知府，让其借机调查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的劣迹，以便将其除掉。王祜经过调查，认为符彦卿行为虽失检点，但却无反叛之意，遂以全家性命担保其无谋反之罪。此举虽保全了符彦卿性命，但因违背了皇上的本意，王祜自己却因此而失宠。在勤政方面，王旦是个突出的代表。史称其“端重坚正，明达国体，接物若甚和易，而风仪峻整。当官莅事，庄厉不可犯”。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十月，契丹兵犯宋境，宋真宗赵恒御驾亲征，王旦随真宗至澶州。因留守京师的雍王元份忽染暴疾，真宗便命王旦速返京师掌理留守事宜。临行时，王旦奏问皇上：“如在十日之内收不到捷报，臣当如何处理？”真宗默然良久曰：“可立皇太子”。王旦连夜赶返京师，不入家门，直入禁中，下令甚严，命所有人不得传出他返京的消息。及真宗班师回京时，王家子弟均在城外准备迎接随皇帝返回的王旦，突然听到身后有吆喝马的声音，众人回首警视，发现来者正是王旦。王旦在大敌当前对自己的亲人都要保密的举措，受到朝野的一致称赞。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王旦拜相，12年间，他对事关全局的军国大事，皆审慎周虑，以求选取最佳方案。皇上为此称其为“致太平者”。在遴选大臣问题上，他力荐贤达而摒却小人。当宋真宗与其论及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政治优劣时，王旦坦言道：“奸邪之人，诬陷良善，其言似忠，人主难辨。而外人罕敢极言以取祸，故国忠、林甫得以专陷人。”因病去相后，他力推寇为宰相。在真宗于滋福殿召见王旦并命太子赵祯向其行拜见礼时，王旦一面感叹太子盛德，一面从社稷长安考虑，向赵祯推荐了十几位可作大臣的人选。后来，这些人中只有李及、凌策未能拜相，但亦都是名臣，余者均先后成为宋仁宗赵祯朝的首辅重臣。王旦之子王素任谏官时，直言不讳，连皇帝的过失也敢于进谏。任按察使后，对贪刻之吏，严加惩处。与王素同为谏官的欧阳修、蔡襄、余靖亦因敢谏而闻名朝野。在进谏时，多是王素首先直谏，其他三人随后支持，因而王素被朝臣称为“四谏之首”。知渭州时，他固城蓄粮，布阵演兵，不久即将一处边陲荒州治理得兵强粮足，城坚民安，使常事滋扰的西夏兵不敢妄动。待王素调离时，百姓“迎马首环泣，终日不得去”。王懿曾孙王震精通刑律，知开封府时，将京畿之地治理得社会安定，因犯罪者少，以至监狱空虚。王伦在靖康之难后，以三槐之裔的名义“上书申志”，主动要求出使金国谈判，“涉万死一生，往来虎口数四”。后当金国要其出任平滦三路都转运使，为其服务时，遭王伦严词拒绝。金人劝降无果，欲杀王伦。王伦请金人少缓，遂穿戴上宋朝的冠带官服，面南跪拜而恸哭道：“先臣文正公（即王旦）以直道辅相两朝，天下所知。臣今将命被留，欲污臣以伪职，臣敢受一死以辱命！”言毕慷慨赴死。
    明代，太仓王氏（琅邪王氏的重要房支）的代表人物王锡爵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冬任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后，“禁谄谀、抑奔竞、戒虚浮、节侈靡、辟横议、简工作”，由于政绩颇著，受到神宗皇帝的褒纳。任阁辅时，曾奏请皇帝“罢江南织造，停江西陶器，减云南贡金，出内帑赈河南饥”。清代，王锡爵曾孙王掞，历康熙、雍正两朝，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在其任提督江浙学政时，提拔了不少虽然地位低下但学问颇佳的人才，故获得了“穷通翁”的称号。任职期间，他上疏要求除弊，并提出由官方发放学租以帮助贫困学生的建议；提倡兴办义学，让贫寒子弟能够免费学识文字；他还提出严惩科考中的作弊行为，科举录取要慎重等一系列好的建议。在任刑部尚书时，他对办案官吏只用满文录记口供提出异议，认为大清朝设汉满两族官吏，如果录供只用满文，汉族官员就看不懂，只好人云亦云，那么，汉族官员岂不形同虚设？皇上采纳了王掞的建议，下令规定，今后录供时应汉、满两文兼用，并成为定制。王掞官历六部，总务纲纪，在康熙皇帝年事已高，皇太子数立数废，诸皇子为争太子之位已互相角逐，众臣为使日后有所依附而形成党争的形势下，王掞不怕迁怒获罪，上疏千言，请立四皇子胤禛为太子。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春，王掞再言建储之事，并请求释放二阿哥胤秖。为此受到康熙帝的指责，谓其行为与其曾祖父王锡爵当年力奏立明万历帝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之事如出一辙。一时群臣具畏，无人敢给其笔砚写奏折，王掞遂用唾沫濡墨，于宫门前的石阶上写成奏折为自己辨白。康熙死后，四皇子胤禛继位，即清世宗雍正皇帝。令人不解的是，当年曾冒死请立胤禛的王掞，在垂暮之年竟受到雍正皇帝的不公正对待。

       [家风家学]

       一、家风

    家风，亦称门风，是家族文化的基础，泛指一个家族的传统习惯、生活作风等，其内涵主要包括信仰理念、处世哲学和行为规范等方面。琅邪王氏作为兴起于汉魏绵延千载的中华著名望族，就其家族特征即所谓家风门风而言，是以其深厚久远的家族历史为基础，在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 、军事等诸多方面优势之上孕育形成的。它既具有当时各大士族家庭的共性特征，又具有自家的特殊性。其内涵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崇儒尚经的家族信仰理念。信仰理念是大族家风赖以形成的基础。自王元、王威因避秦难由关中迁居琅邪， 直至西晋永嘉之乱举族南迁， 这支王氏代表性族人在琅邪郡（国）繁衍生息长达500余年。琅邪地区是琅邪王氏这一著名郡望的发祥地，其家风的形成是与琅邪地区的区域性文化密不可分的。琅邪为秦代三十六郡之一，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琅邪郡改为琅邪国。《汉书·地理志》载，琅邪郡辖51县，是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以今临沂市为中心的全国名郡。此域靠泰山、沂山和蒙山，东濒黄海，沂、沭、淄、潍诸河呈伞网状分布，南部冲积平原苍莾无垠，西部则与中原地区相连。琅邪地区背依崇山、濒临大海、面向平原的特殊自然环境，造就了琅邪人既坚定厚重又视野开阔的特点，东夷文化的深厚积淀及齐鲁文化的交融，孕育出了一种博大浑厚而又兼具齐鲁文化之长的文化形态，而帝王的多次巡幸及移民的大批会集，又进一步促进了各种文化在琅邪地区的融合。到西汉时，琅邪文化便正式形成。王元、王威的后世子孙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土壤里出生并成长起来的，至王元的四世孙王吉，琅邪王氏便发展成为本郡乃至全国闻名的文化家族。
    琅邪地区的学术空气甚浓。儒学自孔子创立后，虽在战国及秦受抑，但在齐鲁之间的琅邪地区却广为传播。入汉以后，受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治环境影响，这一传统更加蔚然成风。当时最为人所重的几部儒学经典，如《尚书》、《易》、《诗》等在琅邪均有传人。有的研究者认为，“两汉时代，论经学之发达，习经人数之多，治经面之广，无出琅邪之右者”。家乡琅邪“多好经术”的传统，自然对王吉及其家族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吉从少年起便致力于学，后通晓五经。西汉解释《春秋》的经文著作有《公羊传》、《梁传》、《左氏传》、《邹氏传》和《夹氏传》，《邹氏传》称为“有书无师”，王吉是唯一能讲《邹氏传》的人。当时，《论语》有今文本的《鲁论》、《齐论》和古文本的《古论》三种，传《齐论》的有王吉、宋畸、贡禹、五鹿充宗和庸生，“唯王阳（即王吉）名家”。受其传授与熏陶，其子王骏亦成为经学名家。琅邪人的读书，多系从书中汲取有益于经国济民的成分，很少有穷守章句者。如王吉、贡禹、王中等人的治《公羊春秋》，就重在于领会其“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思想，并贯穿于自己的政治实践之中。因此，当时的琅邪地区虽然学者林立，但日后多已转成为著名的政治家或军事家，很少有皓首穷经的“经学家”。这一经世致用的学风，使王吉由“经明行修”的学者成为御史大夫，其子王骏和其孙王崇先后位列三公。王氏先人这一由儒学而入仕的经历，既奠定了琅邪王氏作为国内著名世族的地位，也为其后人树立了先儒后官的榜样，从而开启并形成了这一望族以儒学治家修身并以此进入仕途的世传家风。史实证明，自王吉祖孙之后，在琅邪王氏的后人身上，所体现出的多是较为浓厚的儒家士大夫的色彩。
    随着时代的发展，琅邪王氏这一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家族信仰理念，在魏晋南朝时期曾先后受到玄、佛、道等哲学思想的冲击，有时甚至在表象上还为上述思想所掩盖，但都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儒学在其家族中的核心地位。以儒为主，兼收并蓄，与时俱进，为我所用，应是琅邪王氏家族信仰理念这一基础性家风的鲜明特征。
    其二，以孝友闻名的家庭伦常。孝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东方色彩的伦理思想之一，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尔雅·释训》云：“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在封建社会中，孝一直是被作为“百善之首”看待的。前面述及，琅邪地区是最早传播儒学的地区之一，儒家所倡导的孝友文化在这里已蔚然成风。在后人所编撰的《二十四孝》（亦称《二十四孝图》）一书中，现临沂市辖区内就有七人的孝行被收入其中，其比例占了二十四孝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这么多的“孝行”名人联袂出自同一个地区，这在全国任何地区中都是绝无仅有的。而魏晋时期的王祥，则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他虽饱受继母虐待但却仍至诚孝母的行为感人肺腑，其“卧冰求鲤”、“风雨守柰”的故事已传颂千载，至今仍家喻户晓。王祥同父异母的弟弟王览，则是“友兄”的典型。他为阻止母亲毒害兄长而与王祥争饮鸩酒并先尝祥馔的行为，使闻者动容，感叹不已！明代，嘉靖皇帝特为其兄弟故居书写了“孝友格天”的题辞，并将其故里村名由“南仁里”改为“孝友村”。清代，乾隆皇帝巡幸沂州府时，有感而发，写下了“孝能竭力王祥览”的诗句，对王氏兄弟二人的“孝友”精神给予了由衷的褒扬。由于王祥、王览兄弟的力体力行，孝友文化作为家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琅邪王氏一族中得以世代传承。其后世子孙恪守王祥临终前留下的“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的遗训，自觉做“孝友”之人，许多人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西晋大臣王戎“性孝”，其母去世后他辞官守丧，因悲伤过度而面容憔悴，身体虚弱得靠拐杖方能站立，时人谓之为“死孝”。东晋名相王导长子王悦，事父母甚为孝道，其父每日离家去相府处理政务时，他均恭送父亲上车，还替其母整理箱箧之物。可惜天不假年，王悦先于父母而病逝。王徽之是王羲之第五子，因其平时多有怪异之举而受非议。后，他与七弟王献之相继患重病。献之先他而逝，他去奔丧时坐于灵座之上，而后即拿起献之生前常用的琴来弹，但琴弦却久调不好，徽之遂掷琴于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言毕恸绝良久。回家后，月余而卒。平时看似放诞不羁的王徽之，在其弟卒后却因极恸而亡，由此可鉴其善友兄弟的手足之情是何等至真至诚！南朝宋、齐时的王铨、王锡，也是孝友皆佳，被誉为“玉昆金友”。五代十国时，闽国的开创者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初携母从军南下，当首领王绪借军中缺粮欲杀其母时，兄弟三人竞相替母从死，其情感动得全军将士为之恳求，方使王绪图谋未能得逞。太仓王氏（系琅邪王氏的重要支派）的代表人物王世贞，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官居南京刑部尚书。早年，其父王抒遭严嵩父子陷害被斩后，王世贞与其弟王世懋哀号欲绝，持丧归，蔬食三年，不入内寝。待明穆宗即位后，兄弟二人伏阙讼父冤，使其父得以平反昭雪。
    其三，清俭廉洁的持家之风。清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著名望族的琅邪王氏，之所以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公侯世及，宰辅相因”的社会地位，是与其保持清廉简朴的家风有着密切关系的。王吉祖孙三代皆系名臣，但“无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蓄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这一清俭尚廉的持家之风，一直为其后人所继承。王祥虽高居三公之位，但“家无宅宇”。临终时还叮嘱子女不要张扬，丧事从简。王衍身为西晋重臣，但深嫉贪鄙，口不言钱。王导身为宰相，但“简素寡欲，仓无储谷，衣不重帛，车服尘素，家无遗财”。王羲之生活简朴，主张以敦朴为天下治，在给殷浩、谢万等人书中，要他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南朝宋大臣王弘“不营财利，薨亡之后，家无余业”。南朝齐王俭为官清廉，连上朝所用的车服亦是多次洗补，死后，家无遗财，仅留“手笔典笺”而已。五代十国时，身为闽国开国之君的王审知，其简朴之举更令人动容：领国为王之后，王审知“尝蹑麻履，府舍鄙陋，未尝营茸”。“为人俭约，常衣袖绔败，乃取酒库酢袋而补之”。有一出使南方的官员为其带回一玻璃珍玩，王审知接过审视良久，后掷珍瓶于地，对众臣属说： “好奇尚异， 乃奢侈之本。今沮之，俾后代无为渐也。”北宋名相王旦，是三槐王氏（琅邪王氏的重要支派）的代表性人物，一生简朴，从不置田盖宅。认为后世子孙应以自立，如置田修宅，会诱使他们日后会为争夺财产做不义之事。真宗欲赐其新宅一座，王旦则以旧舍系祖上所留，应居此守护为由， 予以婉拒。 病危时，真宗亲至其府第探视，并赐银5000两，他固辞不受，上表称“益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鞅”。真宗再次命人送银，待送银者至其宅第时，王旦已经病逝。真宗感佩其人品，“临其丧恸，废朝三日”。上述琅邪王氏先贤所倡导和身体力行的清廉家风，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研究、传承与弘扬。
    其四，注重对子弟教育的学养之风。琅邪王氏是一个靠崇儒治学而入仕的士族，正是依靠这一深厚的文化优势，琅邪王氏才在长时期内始终保持着“爵位蝉联，文才相继”的社会地位。由于家族的显赫是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故其家族成员多能注重对子弟的培养教育，努力向学遂成为这一家族的传统美德与家风。琅邪王氏这一著名郡望的奠基人王吉，在少年时便求知若渴，由于他“好学明经”，早年便得以举孝廉、贤良，以后随着仕途上的显达和经学造诣的深厚，终成以五经教授子弟的一代名儒大师。王吉之子王骏经过其父教诲和本人的不懈钻研，亦成经学名家。《汉书·艺文志》注录有《论语鲁王骏说》二十篇，由此可知他对“鲁论”有很深的研究。王氏先人所身体力行的好学之风，影响了一代代的本族后裔，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许多人不仅为官有清誉贤名，而且在文学、史学和书法艺术方面多有建树与创新。东晋时的王羲之自幼苦练书法，当见到书法著作《笔说》后，“窃而读之”，经日夜研习，“不盈期月，书便大进”。后经刻苦学习，博采众长，终于创造出一种妍美流变的新书体，被后人尊称为“书圣”。其子王献之7岁学书，在王羲之的亲教下，他经过辛勤学习与钻研，亦创出“破体”之作，形成“行楷”、“行草”等新书体，他与其父被尊称为“二王”。南朝宋的王僧达“少好学，善属文”，宋文帝刘义隆闻其早慧，在召见时问其书学及家事，他对答如流，便将临川王刘义庆的女儿许配给他。他能诗擅文，著述颇丰。南朝齐大臣王俭，幼年时即“专心笃学，手不释卷”。“自幼及长，述作不倦”。南朝齐王融（王僧达之孙），少时“神明警慧，博涉有文才”，后成为南齐的著名诗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录其诗作76首。南朝梁王筠幼时警悟，7岁即能属文。16岁时，因作《芍药斌》而名噪一时。及长，“清静好学，名声大振”。他酷爱读书与抄书，45年间“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北宋名相王曾，少孤，由叔父养育。他立志于学，研习经史，颇擅诗文。咸平四年春，他参加“发解试”，获解元（乡试第一名）。同年秋，赴京参加礼部会试，又一举夺魁，成为会元。翌年三月，王曾参加殿试，作题为《有物混成赋》，深受真宗皇帝的赏识，被钦定为廷试第一名（状元），成为罕见的连中“三元”的奇才。北宋时的王质，少年时即谨厚淳约， 致力于学问， 他拜名臣杨亿为师，杨亿对他刻苦学习的态度十分赞赏，对其所写文章“叹以为精妙”。其二伯父王旦乃当朝名相，看过王质的文章后，曾作诗“嗟赏之”。明代的王守仁出生时并不聪颖，至5岁时尚不会说话。但他勤奋努力，以弥补先天之不足。15岁时，访居庸、山海关，继而出塞纵览山川形胜，使其眼界大开。20岁时考中举人，学问大有长进，后竟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
    再从留居琅邪临沂故土的王氏发展情况看：从孝感乡（即原琅邪郡临沂县都乡南仁里）迁布本县的4支琅邪王氏族人，总人口在明清时不逾两万，但却出了14位进士和几十位举人、贡生，其成材者占其人口的比例，在全县各大家族中居于首位。这一现象，与这一家族两千年来相因成习的好学家风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家学

    家学，即家传之学。作为一个靠文化起家的士族，琅邪王氏在漫长的渐进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学文化，其中“王氏青箱学”即颇具代表性。所谓“王氏青箱学”，是琅邪王氏历代为官者因研究国家典章制度，以便更好的服务于族中子弟入仕而逐步形成的家学。其名最早见于《宋书·王准之传》，文中记道：王准之“曾祖彪之，尚书令。祖临之，父讷之，并御史中丞。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青箱”，乃系用青漆涂染的书箱，时人或称之为“巾箱”。王彪之精研礼学，熟知国典朝章、制度礼仪、文物掌故，靠其渊博的学识和才干而位至相辅。其子王临之、孙王讷之和曾孙王准之皆得王氏青箱学真传，如王准之接受家传之学，兼明《礼记》、《左传》，他熟悉礼仪和典章制度达到“问无不对”的程度。所撰《礼注》一书，流传使用了数代。司徒、彭城王刘义康曾赞赏他说：“何需高论玄虚，正得如王准之两三人，天下便治矣。”实际上，精通这一学问者绝非王彪之祖孙数人，在整个琅邪王氏家族中，有许多人均深谙其家学的精髓。与王彪之同时的王珣，就是一位在政治上通晓古今的人。时人对他的评价是“神情朗悟，经史明彻”。王珣长子、南朝宋大臣王弘，“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仿效之”，被称为“王太保家法”。南朝宋大臣王僧绰“博练朝典，究识流品”。南朝齐的王俭，对晋宋以来的朝仪国典谙熟于心，故当朝理事，决断如流。南齐初建，一切典章制度多由王俭制定。南齐的王逡之，“精礼学，博闻，参定齐国仪礼”。著有《世行》5卷、《礼仪制度》13卷、《三代起居注钞》15卷。其从弟王珪之，“籍素为甚，依儒习性”。所撰《齐职仪》一书，凡50卷。南朝梁的王莹，曾奉诏“参定律令”。南朝陈的王冲，“习于法令。诏参撰律令”。王肃因父祸而奔北魏后，受到北魏孝文帝元宏的重用。他通晓历代典章制度与掌故，倾力协助孝文帝制定朝仪国典，并颁布实行。《北史·王肃传》称：“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釐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咸自肃出。”原南朝梁大臣王褒，被俘后入长安， 深受北周器重。 他“雅识治体，颇参朝仪，凡大诏册，皆令褒具草”。周武帝宇文邕曾作《象经》 ， 让王褒作注，他引据详备，受到周武帝赞赏。唐武则天宰相王方庆“博学好著述，尤精《三礼》，好事者多谒访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据。故时人编次，名曰《礼杂答问》”。他谙熟典章制度，处事多依章法。神功元年（公元697年）七月，清边道大总管武攸宜破契丹凯旋，按制度将军入城应奏乐，但内史王及善认为正值孝明皇帝的忌月，可以备而不作。王方庆说，《礼》规定只有忌日而无忌月，于是“军方大凯，作乐无嫌”。方庆又举劾有些官员在服丧期间陪预朝会，手舞足蹈，公然违犯礼法，玷污皇朝教化。武则天遂下诏对上述行为加以申责。上述诸人所精通的学问，多属于典章制度或朝仪规范，理应视为王氏青箱学的范畴。
    谱牒学亦是琅邪王氏的代表性家学之一。家谱，或称族谱，是记载姓氏和家族起源与发展的专门史料性文献，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如战国时由史官所撰的《世本》，就是记载从黄帝迄春秋时期诸侯大夫的氏姓、世系、居（都邑）、作（制作）等内容的著作。“司马迁父子乃约《世本》修《史记》，因周谱明世家”。而谱牒撰修与研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还是始于魏晋南朝时期。众所周知，魏晋时期是门阀士族形成的关键时期。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和占田荫客制的实施，使门阀世族形成了对重要职位的垄断和对大批良田的占有。为了保证士人与世族队伍的纯洁性，当时还建立了专门的士人世族户籍。这些世族为了确保他们“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世袭特权的延续，故而十分注重自己的高贵门第。西晋时曾官太常卿的挚虞，还编撰了《族姓昭穆》10卷，专记世族的家谱，作为中正官评定士人品级的依据。由于受“乡举里选不核才德，其所进取，以官婚胄籍为先”的政治环境的影响，所以到东晋南朝时期，“谱牒特盛，迄于李唐，犹相崇重”。据有关古籍载，在东晋立国后，身为丞相的王导，南渡江左后即倡修其族谱。南朝梁的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时，就多次引用这一琅邪王氏谱。琅邪王氏不仅注重修谱，而且其族人中尚有一批精通于谱牒学的人才。
    南朝宋大臣王弘对修撰于晋太元中的《百家谱》研究颇深，能够做到“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其侄王僧绰和王僧虔在谱牒研究方面均有较深的造诣，王僧虔还纂有《新集诸州谱》。王僧绰之子王俭对传世《百家谱》“复加去取，得繁省之中”，成《百家集谱》10卷。南朝齐的王逡之撰有《续百家谱》4卷，《南族谱》2卷和《百家谱拾遗》1卷，是琅邪王氏族人中在族谱纂修方面成就最大者。北周小司空王褒对谱牒学亦有较深的研究，撰有《王氏江左世家传》。唐代的王方庆博学，所撰书籍凡200余卷，其中即有《王氏家牒》等谱牒著作。

　　　 [书画艺术]

    琅邪王氏不仅是显赫的政治大族，而且是著名的文化世家。在其家族文化成就方面，尤以书画艺术成就最为世人称道。晋和南朝时期，是琅邪王氏书法成就最为辉煌的的时期，此期，琅邪王氏一门相继产生了几十位著名书法家，成为中国书法文化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西晋大臣王戎、王衍善书，均以草书见长。东晋王敦笔势雄健，《淳化阁帖》卷二有其草书《蜡节帖》。王导作为东晋的开国宰相， 不仅在政治领域有重大建树， 而且在书法方面亦达到了行、草二书兼妙的高超水平。《淳化阁帖》有其草书《省示帖》和《改朔帖》。王旷善行、隶，韦续《墨薮》列为书法“中之上”的14人中，王旷列第六。王廙工于草隶飞白，其书画成就在族兄弟中尤为突出。王廙承传三国魏书法家钟繇法，气概高古。唐人张彦远认为，王廙“过江后为晋朝书画第一”。南齐书法家王僧虔《论书》称：“平南廙是右军叔，自过江东，右军(即王羲之)之前，惟廙为最善。”永嘉之乱时，王廙将西晋书法家索靖的《七月二十六日帖》 折叠缀入衣中， 带到江南，后与自己的《嫂何如帖》，均被收入《淳化阁帖》。其代表作有楷书《两表帖》、草书《七月十三日帖》等。他的画为东晋明帝司马绍之师。王廙善画人物、鸟兽、鱼龙，绘画作品有《异兽图》、《烈女仁智图》、《吴楚放牧图》、《鱼龙相戏图》、《村社会集图》等，分别著录于《梁太清目》、《贞观公私画史》和《历代名画记》中。
    历代对王廙的书画艺术评价很高。 南朝梁文学家庾肩吾《书品》云：“王廙为右军之师，彭祖(羊聃字彭祖)取羲之之道。”唐人张怀瓘《书断》说他：“工于草隶、飞白，祖述张(芝)、卫(恒)遗法。其飞白志气极古，重雕鹗之翅羽，类旌旗之卷舒，时人称‘王廙飞白，右军之亚。’”并说王廙“飞白入妙，隶入能”。王羲之系王廙侄，年幼时跟随王廙学书。太兴元年(318年)王廙画《孔子弟子十哲图赞》付于王羲之，并勉励说：“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吾余事虽不足法，而书画固可法，欲汝学书，则知积学可以致远；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己之道。”
    王廙不仅书画名重一时，而且注重书画理论研究，是继东汉学者、书法家蔡邕之后又一位从事书、画、诗、文结合的名家。其绘画理论，最重要的是提出创作要“行己之道”，意即不要一味因袭前人，而要闯出自己的新路子。王廙倡立自画、自书的理论，推动了书画艺术齐头并进的发展趋势，促进了二者之间的渗透关系，并融合了诗、文。到宋、元时，中国文人画讲究题跋，要求既有一手好画，又有一手好字，而且能诗善文，将书画题跋纳入画面，构成均衡统一之势，在对比中成为有意识的格局。这与王廙的倡导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在王氏诸贤中，书法成就最高者当推王羲之。王羲之年少时便师从其叔父王廙和著名女书法家卫烁。后来，草书学东汉“草圣”张芝，正书学钟繇。由于刻苦研习，博采众长，终于创造出一种妍美流变的新书体。
    王羲之对书法的贡献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完善了楷书；二是完善了今草。钟繇书取横势，尚有隶意；王书则取纵势，几无隶意。取纵势的结果使书法能更好地表现用笔时的“行气”，使书法的审美灌注到字里行间，使章法由短行平列发展到长条延伸；而草书的婉转变化则全面地配合了文章内容情意的抒发。历代评论者对王羲之的书法给予了高度评价。梁武帝萧衍称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跃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论之甚详：“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摩手追，此人而已。”唐人李嗣真在《书后品》中说羲之正体为“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可谓草之圣也”。王羲之书法千变万化，其于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初三“修禊”之日一气书成的《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文中所书的20个“之”字个个不同，受到后世一致推崇。王羲之作为一代书圣，其艺术风格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一，他在精研前世书法家的基础上完善了新的书体，成为当时书法创作的领头人。其二，正如前所叙，他的雄浑的笔力创造了一个变化多端的书法艺术世界，内容丰富的艺术变化，显示了他不同于常人的神采与魅力。其三，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体现和代表了时代和个人的精神风韵，创造了意语深邃的艺术境界。北宋书法家黄庭坚曰：“右军笔法，如孟子言性，庄周谈自然，纵说横说，无不如意。非复可以常理待之。”朱熹曰：“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窃意书家者流，虽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这些评价，很确切的道出了一代书圣王羲之的人文性格、哲学思想和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
    王羲之书法真迹无存，大多是传世的临本和摹本。《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为小楷本。小草书迹遗留较多，其中，《姨母帖》和《初月帖》见于唐代武则天时所刻的《万岁通天帖》。《姨母帖》结体浑朴凝重，用笔遒劲洗炼，风格古雅。《初月帖》行笔潇洒，表现出一种流动的神韵。《寒切帖》又名《廿七日帖》，写来从容不迫，自然流畅。《平安帖》用笔精严，体势多变，沉静秀雅，是王书的典型作品。《快雪时晴帖》结体端庄，运笔流畅，神完意足。《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等羲之书札，结构严密，结体优美，用笔内敛，为王书精品。《十七帖》草法灵动，点画分明而气势连贯，面貌清秀而骨力内含，被后世誉为草书绝品。《兰亭序帖》更为世人所熟悉，通篇呈现出和谐的韵律，最能体现王羲之书法艺术的高深造诣，其章法浑然一体，笔锋使转藏露，变化细微，结体疏密有度而使转自如，着墨忽浓忽淡，令人赏心悦目。《兰亭集序》所体现的王书的完美的艺术神韵，不仅代表了魏晋时期的书法最高水平，也代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全面成熟。
    王羲之生有七子， 皆精通书法， 且名重一时，如其次子王凝之少时即爱好书法，工于草、隶。《淳化阁帖》、《秘阁续帖》收其《授衣帖》、《与女帖》。其妻谢道韫，系著名文学家，亦工书法。唐张怀瓘《书断》称其书法“为其舅(王羲之)所重”。李嗣真《书后品》则说她的书法“雍容和雅，芬馥可玩。”
    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是继王羲之之后最为杰出的书法大家，父子二人被合称为“二王”。
    王献之7岁学书法，其父亲教《笔阵图》，并书《乐毅论》给他作范本；卫夫人自书《大雅吟》让其习之。王献之书法兼精诸体，尤善行草。在继承其父和张芝等人书艺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进一步改变了当时书坛古朴的书风，创造出“破体”(即打破楷书、隶书界限，偏于楷的为行楷，偏于草的为行草)之作，形成行楷、行草等新书体。其草书变其父字字独立为上下相连的“一笔书”，即在一幅作品中，所有的字气脉相通，似一笔写成。其后，经唐人张旭、怀素等，发展为狂草一体。梁武帝在《书评》中称：“王献之书，绝众超美，无人可拟。”唐人张怀瓘《书断》谓其行书：“兴合如孤笔四绝，璿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灵姿秀出，如大鹏搏风，长鲸喷浪。”梁人袁昂《古今书评》云：“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洪芳不灭。”唐虞世南、李邕、颜真卿及以后的米芾、董其昌、赵孟等名家，都从不同的方面借鉴和吸收了王献之的书风。其传世书贴：行书有《鸭头丸帖》、《地黄汤帖》、《廿九日帖》、《鹅群帖》；小楷刻本有《洛神赋(玉版十三行)》；草书有《中秋帖》、《侍中帖》、《奉别帖》、《送梨帖》等。《中秋帖》和王羲之行书《快雪时晴帖》(24字)、王珣《伯远帖》为清乾隆皇帝“三希堂”珍品。
    历史上对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的书法成就评价不一。有人认为王献之不及王羲之，亦有人认为王献之胜过王羲之，还有人认为王氏父子各有优势，高下难分。总体看来，王献之未能达到王羲之那样的化境，但就其艺术个性而论，他对书法艺术做出了发展性的贡献，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他创造的“外拓”的笔法，形成了一种开放性的结体，更能表现笔势的纵横飞动，这对草书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贡献。李嗣真《书后品》曰：“子敬草书，逸气过父”。
    王献之亦善丹青。大司马桓温有一次请王献之书扇面，因一时大意墨落扇上，旁观者甚为婉惜。他却不慌不忙，落笔顺势画了一头杂色母牛，体神甚为生动，且天衣无缝。    王珣系东晋开国丞相王导孙。王珣自幼酷爱书法，尤长于行、草。在清乾隆皇帝“三希堂”珍品中，唯有王珣的行书《伯远帖》为真迹。它为研究晋代书法和该时期的笔墨纸张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伯远帖》行笔自然，转折峭拔，结字用笔，均可见晋人风范。明书法家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王珣说：“潇洒古澹，东晋风流，宛然在眼。”《宣和书谱》称：“珣三世以能书称，家范世学，珣之草圣，迹有传焉。”其草书尚存《三月帖》。
    王珉系王珣弟。太元十一年(386年)代王献之为中书令，人称王献之为“王大令”，王珉为“王小令” 。 他工隶、行、草书，名声在兄王珣之右。时有“法护非不佳，僧弥难为兄”之语。王僧虔在《论书》中论王珉说：“亡从祖中书令书，笔力过于子敬，子敬(王献之)戏云：‘弟书如骑骡，骎骎恒欲度骅骝前。’”南朝梁庾肩吾《书品》称王珉书法“筋力俱骏”，列为“中之上”。唐人张怀瓘《书断》列其隶、行、草书入妙品。《宣和书谱》评曰：“论者论珉书弓善良矢，兵利马疾，突围破敌，难于争锋。”著有书法理论《行书状》。
    王微系王珣孙、王孺子，能书善画，尤工山水。所其存《叙画》5篇，是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书画理论著作。他在《叙画》中，从理论上对南朝的绘画艺术进行了总结，不仅对当时画坛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唐人张彦远惊叹其“意远迹高，不知画者难可与论”。《叙画》中的许多论点，如绘画既要讲技术，同时又要“本于形者融灵，而变动者心也”，至今仍有借鉴作用。王微反对自然主义的画法，强调“一管之笔”可“拟太虚之体”，达到“尽寸目之明”。他对山水画的远近关系，提出了空间处理问题，为中国画艺术确立了正确方向。
    王僧虔系王珣孙、 王昙首子。 王僧虔20岁时即善隶书，宋文帝刘义隆见其所书素扇，赞叹说：“非惟迹逾子敬，方当器雅过之。”宋孝武帝刘骏好书法，并欲专擅书家名气，王僧虔不敢显露书法艺术，常以拙笔书写，表示书法在刘骏之下，以此见容。
    齐高帝萧道成善书法，曾与王僧虔论书，谓“谁为第一”?王僧虔答道：“臣真书第一，草书第二。陛下真书第二，草书第三。陛下无第一，臣无第三。”一说：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萧道成笑着说：“你可谓善自为谋!”王僧虔工正、行书，继承家传祖法。所书丰厚淳朴而有骨气，为当时所推崇，并影响唐、宋书法家。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云：僧虔书“如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流骨气。”唐人张怀瓘《书断》评王僧虔说：“祖述小王(指王献之)，尤尚古直。若溪涧含冰，冈峦被雪，虽极清肃，而寡于风味。”其传世书迹有《王琰帖》、《御史帖》、《陈情帖》。《王琰帖》(唐人摹)是行楷书，用笔外拓，笔画深厚，竖、捺尤为粗壮，通幅行、楷相间，结构严谨，有些字接近写经体。王僧虔书法理论有《书赋》、《论书》、《笔意赞》等。《笔意赞》提出“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对中国书论发展起到很大作用。
    王僧虔次子王志、第四子王彬，均为南朝齐、梁书法名家。王志善草、隶书，当时以为楷法。齐游击将军徐希秀以善书法著称，常称王志为“书圣”。王彬好文章，习篆、隶，其书法造诣超过其兄长，时人为之语曰：“三真六草，为天下宝。”
    王暕系南齐丞相王俭次子。王暕在梁天监十三年(514年)书写的《王慕韶墓志》，于1980年9月在南京出土。此墓志为楷书，笔画劲拔，结构严谨，字势略呈扁形，点画精致，结体庄和，显得秀媚精美，典雅而富有韵味。由此可知，其书法甚精于当时。
    长期以来，很多人只知道王羲之是“书圣”，而对于“东晋书画第一”的王廙、“草圣”王珣、南齐书坛“第一”的王僧虔和梁代即称“书圣”的王志却知之甚少，因而更谈不上宣传他们的书艺，是失之公正的事。
    南梁末，王褒被俘入西魏，受到器重。此期，南北朝书法风格有异，如刘熙载曰：“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王褒入北后，将琅邪王氏的书风带到了北朝，于是，北朝的王公显贵莫不学其书，客观上促进了南北书法的交融。
    智永，本名法极，系王羲之第七世孙，后出家为僧。他是中国隋代一位影响颇大的书法名家。他曾闭门习书30年，秃笔满5竹筐。写《真草千字文》800余本，分送浙东诸寺。而今仅有一卷存留，现藏于日本。800本《真草千字文》的广泛传播，为初唐书法确立“二王”楷法在书法审美领域的主导地位及唐代楷书的发展与完善， 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智永曾作《心成颂》，以示字法。除《真草千字文》有墨迹本和关中刻本外，另有《常侍帖》、《仿钟繇宣示表帖》等传世。
    宋代，琅邪王氏的一大重要支房——三槐王氏显于当时的政坛和文坛之上。在这支王氏族人中，先后涌现出一批颇有名气的书画艺术家。王素，系东晋名相王导第二十五世孙，北宋名相王旦第三子。王素檀工书，常以行书笔法写小楷，笔画之间和字与字之间笔断而意不断，颇富承接之势，且具平稳、均匀运动之感。传世作品有小楷《陕右帖》。
    王素之子王巩力工行草，受苏轼影响，强调自然和字外功夫，风姿潇洒，线条流畅。后追颜真卿笔法，形成浑厚而有韵味的书体。苏轼曾赞之曰：“近日米芾行书、王巩小草，颇有高韵，虽不逮古人，然亦必有传于世也。”又赠诗与王巩：“清诗草圣俱入妙，别后寄我书连纸。”王巩墨迹存世者有行草《与安国书帖》、《冷淘帖》等。《中国书法大字典》从《停云馆法帖》和《三希堂法帖》中选其部分单字，书体颇似东坡体。《故宫周刊》和《三希堂书家小传》均有介绍王巩及其书法艺术的专文。
    明代，有一批琅邪王氏传人享誉于中国书画艺坛，其中尤以吴地的洞庭东山王氏和太仓王氏诸贤建树为显。王鏊系三槐王氏之裔。从宰辅之位归隐故乡后，和唐寅、文征明等一起交谊饮唱，这些吴门画派的大家在王氏园林之中挥毫泼墨，留下了不少书画名作。王鏊对书画颇有鉴赏研究，其在《震泽集》中多有评论书画之语，见解独特。他自己亦擅长书法。王世贞，出身于属王导之裔的太仓王氏家族，官南京刑部尚书，精通书艺。其书品典雅，有帖而又无帖，堪称为妙。明朱谋垔《书史会要续篇》称：“世贞书学虽非当家，而议论翩翩，笔法古雅。”如《跋宋拓黄庭经》，笔调闲雅，墨色腴润。著作有《古今书法苑》、《弇州墨刻跋》、《王氏书苑》、《画苑》等。
    王世懋乃王世贞之弟，官至南京太常少卿。工书学，所作书论与其兄相仿，但亦有不同风格。明朱谋垔《书史会要续编》云：“世懋书无俗笔。”其书法多出晋帖，亦时习苏轼的《种桔帖》，然后渗入自己的笔意，名气亚于其兄。
    明末清初之际的王时敏，系明万历宰相王锡爵之孙。初官太常寺少卿。明亡后，居家不仕。后专攻书画，成为清初画坛领袖。王时敏善隶书，精大篆。清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称：“烟客(王时敏号)行楷抚《枯树赋》，隶书追秦汉，榜书八分为近代第一。名山梵刹，凡先生书不足为重也。”在绘画方面，王时敏少学董其昌，擅长山水。笔墨苍润，于黄公望墨法尤有深契，得其神髓。其画色分两种：一系用浅绛色，山多峦头，笔势雄伟；二系水墨色，皴纹极少，笔意简远，称画中逸品。王时敏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浮岚暖翠图轴》(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层峦叠嶂图轴》(藏南京博物院)、《秋山图轴》(藏广州美术馆)、《杜甫诗意册页》(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仿山樵山水图轴》(藏上海博物馆)、《夏山图轴》等。作为清初画坛领袖，王时敏注重培养人才。当时，八方工画者踵接于门，得其指授，后多知名。王时敏之子王揆、王撰师从父教，同工山水画，相继成名。兄弟二人加上王时敏的另外八名弟子，被世人合称为“娄东十子”。
    王原祁系王时敏之孙、王揆之子。曾为清宫廷作画并鉴定古画，并奉敕任《佩文斋书画谱》纂辑官，后官户部侍郎。王原祁继承家法，学“元四家”，以黄公望为宗，善用干笔焦墨，层层皴擦，用笔沉着，自称笔端有“金刚杵”。其画作多设色为浅，长于浅绛，为画苑一绝。其重彩之作，青绿朱赭，相映鲜明，具独到之处。从其传世的代表性作品《江山清霁图》上，可以看见其精美温厚的绘画风格。王原祁对石涛甚为推崇，有他与石涛合作的大幅精品传世。王厚祁著有《雨窗漫笔》、《罨画集》、《扫花庵题跋》等。
    王鉴系王世贞孙。明末官廉州知府，入清后不仕。善长画山水，摹古尤精。主张“尊古法而不泥，摹古人不忘今”的创作理念，常与王时敏切磋画法。其画风受董其昌影响颇大，画作多出宋、元韵味。长于青绿设色，笔墨醇厚，皴染兼长，格调昂然华润，给人们清新之感。后人将王时敏、王鉴、王惲和王原祁合称为“四王”。再加上吴历和恽寿平，亦称为“清六家”。“四王”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他们对中国古代绘画技法的精心钻研与总结，产生了良好的普及作用，探讨出了颇好的教学程式。清代民间画工之所以有质的提高，各类画谱的大量出现，均与他们的努力有直接关系。
    王鏊的六世孙王武，善丹青、精鉴赏。所作花鸟画与恽寿平齐名。其所作东禅寺《红豆图》，为朱彝尊、王时敏所赞赏。王武之后，在书法上有独到造诣者属王芑孙。叶廷琯《鸥陂渔话》云：“吴下明季以来，书家用笔，皆以清秀俊逸见长，至惕甫(王芑孙号)始以遒厚浑古矫之，遂为三百年所未有。”其作品因极其珍贵，故被国家文物局列入“1795年至1949年间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名单”之中。
    近现代，这支王氏族人中又涌现出著名国画大师王己千。他于20世纪30年代师从吴湖帆，1940年后在上海教授国画。1949年后定居纽约，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绘画史。他与张大千同为海外中国画家的代表。王己千还是20世纪中国画收藏家中的泰斗，藏品覆盖完整，且有重迹。1999后，他曾以14325万美元的高价购进宋郭熙的《秋山行旅图》予以收藏。

　　　[文学]

    东晋于建康(今南京市)立国后，大批从中原地区渡江南迁的世族子弟，为秀美的江南风光所吸引，寄情于山水的诗文遂应运而生。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修禊之日，王羲之、谢安等四十余位知名文人聚集于会稽山阴境内的兰亭，曲水流觞，赋诗言志。随后，王羲之将这些诗歌结集在一起，为之作序，这就是著名的《兰亭集序》。作者通过对兰亭一带秀丽的自然风光的描绘，抒发了其对人生苦短、宇宙无限的深沉感慨，虽有消极之情，但作者对于庄子“一死生”“齐彭殇”的虚无主义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又具有积极的意义。在艺术方面，此文一气呵成，直抒胸臆，清新自然，在当时雕琢成习的文坛，别树一帜。清张习孔在《云谷卧游》卷二云：“六朝文章靡陋，独王逸少高古超妙。”当属灼见确评。至于此文字体之飘逸峻切，更是为历代文人骚客乃至帝王将相所珍爱。
    谢道韫系王羲之次子王凝之之妻。为东晋著名女诗人。她聪慧有才辩。尝在家遇雪，其叔父谢安问：“何所似也?”谢安侄谢朗曰：“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曰：“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听后大悦，世称“咏絮才”。她风韵高迈，被谢安称为“雅人深致”。所作《泰山吟》(一名《登山》)，描写东岳景象，得自然之趣。《拟嵇中散咏松》诗仍带玄言习气。所著诗、赋、颂、诔，原集为两卷，正佚。今存诗文收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南朝宋文学家王微，“为文好古，言颇抑扬”。仅从《宋书·王微传》保存下来的《与江湛书》、《报何偃书》和《告弟谦灵书》，可以看出其文立意深邃，说理透辟，善于用典，语重情浓，写得潇洒不落俗套。王微善诗，钟嵘《诗品》将其诗列为中品，称“其源出于张华，才力苦弱，故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他的《杂诗二首》，向被传颂，萧统《文选》、徐陵《玉台新咏》、沈德潜《古诗源》均予收录。王微有文集10卷，已佚。《全宋文》存《王微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其诗及断句5首。
    与王微同时代的王僧达， 能诗善文， 其诗风与颜延之相近，以载入《文选》的《答颜延年》、《和琅邪王依古》 等著名。 钟嵘《诗品》将王僧达与谢混、谢瞻、袁淑、王微同列为中品，评论其“征虏卓卓，殆欲度骅骝前”。他的文章写得很出色，如《祭颜光禄文》，写得如泣如诉，感情真挚，十分感人。清人许槤在《六朝文挈笺注》中说该文“冲淡有真味”、“追感怆悽，错落尽致，绝无枝蔓之笔，故佳。”    王僧达著述颇丰。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文集10卷，已佚。留存的作品仅有《七夕月下》等诗5首和散见于《文选》、《宋书》、《南齐书》本传中的表、启和答友人的书信。《全宋文》存《王僧达》集。
    南朝齐大臣王俭，20岁时就上表求勘古籍，依西汉人刘歆的《七略》体例，撰成《七志》40卷，内容分为经典、诸子、文翰、军书、阴阳、术艺、图谱七部分，附佛经录和道经录。《图谱》突破了刘歆收书不收图的旧例。继之，又撰成《元徽四部书录》4卷。这两部著作收集了南朝宋以前的大部分书目，是中国目录学的早期重要著作。
    王俭文笔流畅，用典不僻，善于说理，以情动人。从现存史籍、碑文中见到的奏章、碑文，就可以看出这个特点。如《谏高帝停建宣阳门表》、《悼褚渊碑文》等。其诗现存8首，其中《春诗》二首：“兰花已匝苑，萍开欲半池。轻风摇杂花，细雨乱丛枝”；“风光承露照，雾色点兰晖。青夷结翠藻，黄鸟弄春色。”清人王夫之在《古诗评论》中称此诗“为绝句元声”的佳作。
    南朝齐文学家王融，早年举秀才。齐永明五年(487年)，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在西邸广招文人学士，王融和范云、萧琛、任昉、萧衍、谢朓、沈约、陆最知名，被称为“竟陵八友”。参与《四部要略》一书的集成。永明六年，王融向从叔父王俭赠诗、书，王俭甚为奇赏。永明九年三月，齐武帝在华林园宴会群臣，命王融将赴宴45人所赋之诗，作《曲水诗序》。序文歌颂齐朝的强盛、武帝的功绩和园林景物之美、群集宴会之盛，文词富丽，后被梁昭明太子萧统收入《文选》。
    王融文多为陈述政见之作，如《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主张：“上智利民，不述于礼，大贤强国，罔图唯归。”提出要以农、战为本，反对单纯强调严刑峻法。许木在《六朝文挈笺注》中称此文“专以劝农为主，援古证今，立言不苟，开唐宋人表、启、序法门”。
    王融才思敏捷，“有所造作，援笔可待”。他在文学上最大的成就是诗歌。永明年间(483～493年)，汝南人周善识声韵， 发现汉字的平、 上、去、入“四声”后，王融和沈约、谢又根据“四声”、双声、迭韵来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提出避免“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的主张，并结合晋宋以来诗歌讲求对偶、雕琢的技巧，创造出讲究声、韵和格律的新诗体，称之为“永明体”，为我国诗歌由新变体过渡到格律诗开辟了道路。王融《和王友德元古意》诗二首，写得音律谐和，语言精美，尤其是末二句“待君竟不至，秋雁双双飞”，显出诗作巧于收束的功夫。钟嵘在《诗品》中称王融“有盛才，词美英净”。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王融有文集10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王宁朔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其诗76首。
    南朝梁文学王籍，7岁属文，广涉诸书，博学有才气。文学家任昉对王籍颇为赏识。其《赋得咏烛》诗，得到文坛盟主沈约好评。梁天监(502—519年)中，湘东王萧绎为会稽太守，王籍任湘东王咨议参军，得以恣情游览会稽美丽风光。所赋《入若耶溪》诗云：“艅煌何泛泛，空水共悠悠。明霞生远岫，阳景逐回流。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此诗长期被人们称道。
    王籍诗知名于当世，受山水诗名家谢灵运(字康乐) 影响很大。“时人咸谓康乐之有王籍，如仲尼(孔子字仲尼)之有丘明(左丘明)，老聃(老子)之有庄周(庄子)。”由此可见，王籍的山水诗成就，已能与谢灵运相提并论。梁元帝萧绎曾集王籍文为10卷，已佚。《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存其诗2首。
    南朝梁文学家王筠，7岁能属文，16岁所作的《芍药赋》，文辞甚美，名噪一时。王筠和从兄王泰齐名，当时陈郡人谢览、谢举兄弟才名很高，时人称“谢有览、举，王有养、炬。”养、炬为王筠、王泰小字。
    梁天监三年(504)，王筠起家临川王萧宏行参军，迁太子舍人，后除尚书殿中郎。尚书令沈约为文坛盟主，对王筠的诗文甚为推崇，曾对王筠说：“自谢诸贤零落已后，平生意好，殆并都绝，不谓疲暮复逢于君。”沈约并对梁武帝萧衍说：“晚来名家，唯王筠独步。”
    梁太子萧统爱文学之士，常与王筠、刘孝绰等游宴玄圃，深受萧统器重。他曾奉命撰《开善寺宝志大师碑文》，“词甚丽逸”。又奉命撰《中书表奏》30卷，及所上赋、颂，共为一集。王筠自编所著文章，以一官为一集，自洗马、中书、中庶子、吏部、临海、太府各10卷，尚书30卷，共100卷，行于世。其著作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王詹事集》。其文今存10余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其诗及断句47首。
    北周文学家王褒，原是南朝梁宫廷诗人，在梁曾写过《燕歌行》等诗。到北朝后受北方生活风俗的影响，创作了不少边塞、征战内容的乐府诗，其五言寺《渡河北》，清人沈德潜《古诗源》中称赞“起调甚高”。其《别王都宫》、《关山月》、《送裴仪同》等，也写得情真意切。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王褒有文集21卷，已佚。明人张溥辑有《王司空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其诗40首。
    以上述及的琅邪临沂王氏家族著名文人及其代表性作品，只是此家族中的一部分。《梁书·王筠传》记载王筠与诸儿书论及家门文集时云：“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叶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叶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者也”。王筠之番话，是符合实际的。
    所谓“七叶”，系指以王导为一世祖而至王筠的七世。这“七叶之中”，并不包括王导从兄弟诸支系的子孙在内。 王导这支临沂王氏“七叶” 人人有文集的具体情况是：一世：王导有文集11卷，《全晋文》 存其教、 疏、书等文21篇。二世：王洽有文集5卷，《全晋文》存其《临吴郡上表》、《辞中书令表》等文。三世：王珣有文集11卷，王珉有文集10卷，王谧有文集10卷，《全晋文》分别存三人集。四世：王诞有文集2卷、《四章诫》3卷，《全晋文》存其《伐广固祭牙文》等；王弘文集20卷、《书仪》10卷，《全宋文》存其表、书、议等13篇；王昙首有文集2卷，王华有文集，《全宋文》 分别存二人文集。 五世：王僧虔有《王司空集》2卷、《新集诸州谱》11卷，《全齐文》存《王僧虔集》；王僧绰有文集1卷、《颂集》20卷；王僧达有文集10卷，王微有文集10卷，《全宋文》分别存二人文集；王有文集，《全宋文》存其《自陈求解扬州》、《与幸臣玉道龙书》等。六世：王揖有文集5卷；王僧佑有文集10卷和《三吴决录》，《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存其诗作；王俭有集60卷等多种著作，《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存《王文宪集》；王彬有《郎庙五桥》5卷，《全梁文》存《王彬集》 ； 王寂有文集5卷；王慈、王奂各有文集，《全齐文》分别存二人文集；王志有文集，《全梁文》存《王志集》。七世：王筠有文集100卷，《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存《王詹事集》；王融有文集10卷，《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存《王宁朔集》；王籍有文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存其诗作；王暕有文集21卷，王泰有文集，王莹有文集，《全梁文》分别存《王暕集》、《王泰集》、《王莹集》；王肃、王诵均有文集，《全后魏文》分别存《王肃集》、《王诵集》。
    王筠未包括在内的王导从兄弟诸支系中，按照同辈“七叶”考察，也近乎“人人有集”。以王羲之父王旷、叔王廙、王彬三人作一世，以下王氏作品情况是：
    王旷有文集，《全晋文》存《王旷集》1卷。二世：王羲之有文集。三世：王肃之有文集3卷；王徽之有文集8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存其诗二首；王献之有文集10卷，《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存《王大令集》。
    王廙有文集10卷，《玉函山房辑佚书》存其《周易王氏注》，《全晋文》存《王廙集》1卷。二世：王胡之有文集10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存其诗，《全晋文》存其文4篇。四世：王韶之有文集24卷、 《孝传》 3卷等，《全宋文》存其文7篇；王镇之有《童子传》2卷；王裕之有文集5卷，《全宋文》 存其文《辞太子少傅表》 等。五世，王瓒之有文集15卷；王昇之有文集，《全宋文》存《王昇之集》。六世：王思远、王晏、王秀之均有文集，《全齐文》分别存《王思远集》、《王晏集》、《王秀之集》；王延之有《春秋旨通》10卷、《杂文字音》7卷。
    王彬子王彪之有文集20卷，《全晋文》存《王彪之集》。五世：王准之、王逡之、王珪之分别有文集，《全宋文》和《全齐文》分别有《王准之集》、《王逡之集》、《王珪之集》。六世：王素有文集16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存其诗作。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琅邪临沂王氏家族中爱文史且著有文集者尚不乏其人，诸如王览有文集9卷，王敦有文集10卷，等等。以上有文集者共54人。一个家族相继推出如此众多的文学著作，可谓空前绝后!
    唐代末期，作为王导第十七世孙、王方庆第六世孙的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三人挥师入闽，掌控东南沿海地区。在尔后的五代十国时期，王审知成为闽国的创建者。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十分注重文化振兴。王氏治闽期间，时任泉州刺史的王审邽便命其了王延彬于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创建招贤院，接纳了一批从中原地区来闽避乱的文人贤达，肩起了“愿当舟楫便，一附济川人”的文化建设使命。王氏父子对这批中原士卿待遇优渥，恩德有加，于是内地来归的贤士便接踵而至，使泉州迅速成为人才济济的“海滨邹鲁”。汇聚于招贤院的名士，创作了大量诗篇，从《全唐诗》及其他册牍中可以查到的新作达340余首。此外，一些名士还有其他体裁的传世之作。这批文人的到来，还在客观上带动与促进了闽地好学之风的形成。“早岁师友教为文，卖却渔舟网典坟”。徐寅(来闽之前任唐秘书省正字)在《温陵即事》中的诗句，真实地描述了当时捕鱼人家卖掉渔具舟楫而为子弟购买书籍学习的情形，可谓是对此时泉州文风鼎盛局面的真实写照。
    作为闽国的最高统治者，“开闽”王氏除运用权力来推动八闽之域的文化振兴外，还身体力行，创作了一批诗文。王延彬，系王审邽之子。18岁即权知泉州刺史，秉父命创办招贤院，广纳中原士子，功不可没。王延彬“多才艺，通禅理”。勤政之余，趣涉文学，“尤工诗，今仅存二首”。《春日偶成》诗，是王延彬在刺史任上将泉州治理得“家乐文儒里仁富”，被民众誉为“招宝侍郎”后的暇赋之作，其诗云：“两衙前后讼堂清，软锦披抱拥鼻行。雨后绿苔侵履迹，春深红杏锁莺声。因携久酝松醪酒，自煮新抽竹笋羹。也解为诗亦为政，侬家何似谢宣城。”此诗在闽地颇为流传，人多诵之。诗中，他以谢自此，其躇踌满志的施政抱负跃然于纸上。此诗后被收入《全唐诗》(卷七六三)。王延彬崇信佛教，先后舍财建寺院20余所。他经常出入寺院，并与高僧赋诗唱和。“莫怪我来偏礼足，萧宫无个似吾师”。透过其赠宏则禅师的诗句，可以看出他与诸位高僧间的深厚交谊。
    陈金凤系王延钧皇后(本为王审知婢女，王延钧称帝后立其为皇后)，此人虽乏品行，但却有才情。她作《乐游曲》词二首，格调清新，颇具民歌风。闽主王继鹏有七绝《批叶翘谏书纸尾》一首，泉州刺史王继勋有七律《赠和龙妙空禅师》一首。
    宋代，三槐王氏家族中文学成就颇为突出者，应数王巩。史评其“有隽才，长于诗”。王巩小苏轼12岁，二人情谊甚笃。苏轼主政徐州时，王巩到此造访东坡，东坡与其携手游泗水，登魁山，吹笛赋诗。在黄楼畅饮时，王巩乘兴吟诗，狂放不羁。东坡为此感叹道：“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十日之中，二人唱和诗作达百余首。宋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发生，苏轼蒙冤入狱。王巩被冠之隐情庇护和通风报信的罪名，被贬至广南宾州(今广西宾县)。王巩此时虽身处地僻蛮荒、瘴气迷漫的岭南，但他仍“豪气不少挫”，每“穷经著书，以诗酒自娱”，吟出了“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 炎海变清凉” 的词句。苏轼谢世后，他又与其弟苏辙交善，苏辙病卒后，王巩含泪写下了“交亲逾四世，忧患共平生”的诗句，追思他与苏氏兄弟的挚情厚谊。
    王巩一生著述颇丰，传世文集有《诗集》、《闻见近录》、《甲申杂记》、《随手杂录》等。这批文化遗产，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是了解和研究宋代社会状况不可多得的重要历史文献。
    明代，以歌颂太平盛事、忠君爱民为主要内容的“台阁体”曾一度统治文坛。王鏊亦属“台阁体”后期的重要作家之一。但王鏊的“台阁体”诗文并非皆是空洞的粉饰太平之作，尤其是他告老隐居故乡之后，写下了大量的山水诗文，把忠君爱国的情思融入了吴中的绿水青山之中，已脱离了台阁体的庸俗空泛之风。他返乡后，热心与文人雅集，其所提倡的文人雅会应为台阁体文人群体向才子文人群体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对转变统治当时文坛的台阁体诗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王鏊对八股文极有造诣，明代三百年间，几乎无人可与其比肩。直至清代，士人无不奉其八股文为圭臬。
    王世贞是太仓王氏家族中文学领域的突出代表人物。因其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等互相唱和，继承并鼓吹前七子复古理论，史称后七子。王世贞系明代文学大师，他与李攀龙同为文坛盟主， 世称王、 李。李攀龙殁后，王世贞独领文坛20余年。《明史》对他的评价是：“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是时，士大夫和山人、词客、衲子、习流等，莫不奔走其门下。受其片言褒赏，便声价骤起。王世贞因厌于当时台阁体的萎靡文风，遂推行古文运动。早年著《艺苑卮言》，提倡“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强调以格调为中心，但同时亦认识到才思与作品格调的密切关系。影响所及，成为一时风气。由于过度倡导复古摹拟，亦对当时文坛产生了不良影响。晚年后，主张稍有改变，诗风亦由驳杂、繁缛趋于平淡自然。
    他主张创作要继承《诗经·国风》的批判现实精神，要求诗歌不避禁纲，批评时事。所作《钧州变》、《袁江流钤山冈》、《太保歌》等政治诗章，揭露抨击贵族藩王的荒淫残暴及权臣严嵩父子的横行不法罪恶，义正词严，气势磅礴。《正德宫词》之四、《西城宫词》之六，对君主亦有所讽谕和揶揄。王世贞以乐府诗著称，不刻意范古。所作律诗高华宏丽，回旋自然。其登临济宁李白酒楼后，赋《登太白楼》诗一首，诗云：“昔闻李供奉，长啸独登楼。此地一垂顾，高名百代留。白云海色曙，明月天门秋。欲觅重来者，潺湲济水流。”唐宋以来关于李白酒楼的题咏很多，王世贞的这首诗如空中落笔，颇能写出李白的胸襟气魄。其所填之词如［浣溪沙］“窗外闲丝自在游”、［忆江南］“歌起处”等，均系借景抒情的传神之作。所撰《曲藻》论述戏曲美学特点，具有独到的卓识。其传奇戏曲《鸣凤记》(亦云系其门生所作)，揭露了严嵩父子擅权误国、残害忠良的恶行(王世贞之父王抒即系严嵩害死)，为戏曲作品表现当时重要政治事件开了先河。
    王世贞学问广博，著作甚丰。《四库提要》云：“自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传世之作有《《州山人四部稿》、《续稿》、《山堂别集》、《嘉靖以来首辅传》、《觚不觚录》、《读书后》等。
    王世员之弟王世懋，善诗文，名亚其兄。李攀龙称其为“少美”。文学主张与其兄大致相同。作品有《王仪部集》和诗话《艺圃撷余》等。
    别号“渔洋山人”的王士祯，是清初最为著名的诗人，康熙时期的诗坛领袖。少年时即以诗名。顺治十四年(1657年)秋，他邀集诸位名士会于济南大明湖之历下亭上，举办秋柳诗社，即景作“秋柳诗”4首，后经传颂，合者百人。其论诗标举司空图“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和严羽“妙语”、“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旨趣，创立神韵诗派。他反对当时依附盛唐的诗人专学“九天阊阖”、“万国衣冠”的“空壳子”、“大帽子”，自以为“高华”、“壮丽”，遂选录王维以下42人的诗为《唐贤三昧集》，其目的是为了“剔出盛唐真面目与世人看”。他同时亦反对艳丽的诗风，企图“救之以陶韦，以几于苏李”，认为“欲反古者，必自五言始”。其《论诗绝句》云：“风怀澄淡推韦柳，佳处多从五字求”。强调风致韵味，兴到神会，清新淡雅，含蓄蕴藉，是其诗歌创作的风格追求。王士祯各体皆擅，以七绝为最工。
    王世祯大半生处于清政权渐趋巩固的时代。其早期创作了一批反映社会现实、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诗篇，如《养马行》、《春不雨》、《蚕租行》等，另有一些感慨前朝旧事者，如《淮安新城有感》、《秦淮杂诗》等。步入中年以后，其诗作以歌颂朝廷威德，流连风景，咏怀古迹，以及应酬赠答为多，但风格幽雅，韵味隽醇。如《碧云寺》诗：“入寺闻山雨，群峰方夕阳。流泉自成响，林壑坐生凉。竹覆春前雪，花寒劫外香。汤休何处是，空望碧云长。”写景俯拾即是，如在目前，神韵天然。这类诗作，正如他自己所云，“皆一时伫兴之言”，其妙处就是天然不可凑泊。《真州绝句》5首，是王士祯的代表作。其四云：“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这是一首描写秋日傍晚江南渔村景色的佳作。诗中的景物动静相衬，色彩也浓淡相宜，宛如一幅生趣盎然、富有生活气息的图画。此外，如《高邮雨泊》、《雨中度故关》及曾传颂一时的《秋柳》等诗，均以神韵风致见长。王士祯亦填词，其中以小令胜，［浣溪沙］《红桥·怀古》系其代表作。
    王士祯去官回乡后，交游甚广，蒲松龄与之交谊颇深。蒲松龄创作的文学名著《聊斋志异》，王士祯是该书最早的读者。他对《聊斋志异》书稿进行了认真的评点，提出了极有见地的修改加工意见，并为《聊斋》一书写下了广为传颂的诗评：“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 蒲松龄对深谙自己创作心曲的挚友王士祯颇为感激，亦和其韵赋诗一首作答：“志异成书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
    王士祯一生著述极丰，著述达50余种，作诗4000余首，其作品结集者有：《渔洋山人精华录》、《渔洋文略》、《蚕尾集》、《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居易录》、《渔洋诗集》、《带经堂集》、《感旧集》等。
    清末，王鏊堂兄王的第十一世孙王希廉，是国内对《红楼梦》的艺术结构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的第一人。道光年间，他以“护花主人”名义评点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其高明之处，是把《红楼梦》作为小说，并十分重视它的艺术成就，而不是钻牛角尖进行牵强附会的妄猜、索隐。王希廉的评点对《红楼梦》中小说人物的评价最多，有不少精到的见解。其副室周绮也对《红楼梦》的评点作出了贡献。在王希廉的评点本中，有周绮所作的10首《题词》，在《序中》，周绮称《红楼梦》“盖将人情事态，尽寓于粉迹脂痕，较诸《水浒》、《西厢》等书，尤为痛快绝倒。”夫妻共倾心血研吟《红楼》，堪称中国红学研究史上的一段佳话。
    清末民国时期，在琅邪王氏郡望发祥地的临沂，有两位王氏后裔亦在文学领域作出了贡献。家居沂州府兰山县(1913年复改称临沂县)兰陵镇的王思衍，系进士出身，官至刑部主事。他博学善研，工于诗文。1895年2月，北洋水师在于上年爆发的甲午海战中全军履没。时任海军提督的丁汝昌拒绝向日军投降，于威海刘公岛自杀殉国。但在朝中，竟有人称丁汝昌已降日本。王思衍对丁汝昌无辜受冤而大鸣不平，遂作《威海谚》诗伸张正义。诗中云：“归荣生虏羌救章，断头将军说生降。……数乞兵资徒招忌，两月海壖竭死伤。至今士人哭战血，好与青史证雌黄。”辛亥革命前一年，王思衍辞官返乡，有《亦嚣诗存》传世，收其诗作220余首。
    民国初期，与王思衍同宗同乡的王思玷蜚声中国文坛。1922～1924年3年间，王思玷在由沈雁冰任主编的《小说月报》 上先后发表了《风雨之夜》 、《偏枯》、《刘并》、《归来》、《瘟疫》、《一粒子弹》、《几封用S署名的信》等7篇小说，其中5篇属农村题材。这些作品真实、生动、细腻地描绘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军阀统治下的鲁南农村的悲惨图画。其中《偏枯》、《瘟疫》和《几封用S署名的信》等3篇小说还被选入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茅盾(沈雁冰)在该书导言中说：“这几篇，不但在题材上是新的东西，就是在技巧上也完全摆脱了章回体旧小说的影响，它们使用活人的口语，用‘再现’的手法，给我们看一页真切的活的人生图画……”1925年，王思玷响应北伐而投笔从戎。翌年，遭鲁南地主武装联庄会的袭击，不幸牺牲。对于王思玷的死难，远在千里之外的文学大师茅盾并不知晓，因久不见其有新作问世，故而感叹他“像慧星似的一现就不见了”。

　　　[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开始摆脱长期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以经学起家的琅邪王氏家族中，先后出现了一批在治史方面学术有成的贤达。
    南朝宋时的王韶之，系王伟之之子。王伟之常自抄当世的诏书表奏，对东晋太元年间(376—396年)和隆安年间(397—401年)的时事，不论大小，全部撰写。王韶之随父至乌程县，对经史子集博涉多闻，根据其父抄录和撰写的资料，加以整理和补充，撰写了《晋安帝阳秋》一书。义熙十一年(415年)，刘裕执掌东晋朝政，因王韶之长于文辞，任用他为通直郎、领西省，掌管晋安帝的诏诰。元熙年间(419-420年)，晋恭帝一切诏书，皆由王韶之拟定。
    王韶之是位刚正不阿的史学家。撰《晋史》时，忠于史实，不徇私情。如在记述王珣贪财、王作乱等事方面，尽管王珣、王均为本家族前辈，却秉笔直书，不隐其丑。王珣长子王弘，王次子王华，当时皆系当朝显贵，王韶之直书其父阴暗面，心中不免有些恐惧，虽王弘仍与他有些交往，但王弘弟王虞、王柳、王孺、王昙首及王华兄王泰等，皆和他不复往来。宋文帝对王弘与王韶之“两嘉之”。
    南朝齐时的王逡之，少时礼学博闻，昇明三年(479年)萧道成封齐公，以王俭为尚书右仆射。王俭以王逡之为著作郎兼尚书左丞，参与定齐国仪礼。此前，王俭撰有《古今丧服集记》，王逡之指出其中须加修改的错讹11处。
    齐建元二年(480年)，王逡之任国子博士兼著作郎。齐武帝萧赜时，王逡之撰《永明起居注》，记录齐武帝日常生活等事。 王逡之著有《世行》 5卷，《礼仪制度》13卷，《三代起居注钞》15卷，《续俭百家谱》4卷，《南族谱》2卷，《百家谱拾遗》1卷。
    南朝齐时的王珪之，对历史很有研究，南朝宋元徽二年(474年)，后废帝刘昱下诏，让王珪之纂集古设官历代分职这样一书本。他用心尽力，倾其所学，“凡在坟策，必尽详究。是以等级掌司，咸加编录；黜陟迁补，悉读研记。违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饰。属值启运，轨度惟新”。历经几年，撰成初稿，丞相褚渊看后奏明皇帝，放“速洗正刊定”，结果，未刊印完王珪之因祸而死，官至长水校尉。
    齐永明九年(491年)，王珪之子中军参军王颢将其父遗著50卷，谓之《齐职仪》上表献给齐武帝，齐武帝下诏将此书交付秘阁保存。
    南朝梁时的王规，在12岁时，略通《五经》大义，及长，好学有口辩，州举季才，郡迎主簿。梁武帝时，诏其为待中。王规集《后汉书》众家异同者，注《续汉书》200卷。另有文集20卷，史学方面，南朝齐王智深，齐武帝时撰有《宋纪》30卷。
    三槐王氏之裔的王鸣盛，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和经学家。科举以殿试一甲第二名(榜眼)入仕，官至礼部侍郎、光禄寺卿。其母病故后不再出仕，居苏州潜心治学30年，终成大家。他以汉学的考证方法严谨治史，撰成《十七史商榷》100卷。为了写好该书，王鸣盛不辞辛劳，收集、考证了大量史料，对汲古阁所刻各史书，上起《史记》，下至《五代史》，均改补脱误，逐一加以评述。对各史中有关地理、职官和典章制度部分，论述更为详细，成为与钱大昕所著《二十二史考异》齐名的乾嘉学派的史学名著。他撰写的《蛾术篇》，对中国古代制度、器物、文字、人物、碑刻、地理等均有详考博证，其学术价值与宋洪迈的《容斋随笔》和王应麟的《困学记》齐名。王鸣盛还对《尚书》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撰成《尚书后案》。

　　　[园林文化]

    产生于魏晋时期的山水诗，表达了斯时的文人雅士和文化世族对自然美的特别关切与敏锐的感受能力。由此衍化并发展起来的江南园林文化，作为一种有形的诗与立体的画，通过对山、水、建筑、植物等诸要素的有机组合与精妙布局，组织成一个自然与人文相融汇的美的环境，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寄托了人们对自然的热爱、留恋与归依之情。作为文化大族的琅邪王氏，在江南园林文化创造方面，留下了可圈可点的突出建树和至今供人享受的园林文化遗存。
    东晋立国江南后，从故土琅邪临沂举家南迁的琅邪王氏集中居住在都城建康(今南京市)。以丞相王导为代表的王氏家族，便选择紧傍秦淮河的乌衣巷，与另一望族陈留谢氏相邻，各自营造了园林式宅第。一时，乌衣巷便成为东晋公侯园林居所的代表性地名标志而家喻户晓。
    被誉为“吴中第一名胜”的苏州虎丘，是历代名流的栖居之所。王导之孙、东晋司徒王珣和其弟王珉，曾于虎丘剑池西侧修建园林式别墅，后舍为寺，即虎丘寺。唐代，曾于虎丘山下建东、西山庙祀王珣和王珉兄弟。位于苏州黄鹂桥东的环秀山庄，原是王珉在此修建的另一处园林居所，后亦舍为寺，即景德寺。
    上述东晋时期的王氏园林居所，后因战乱多已毁圮，20世纪八十年代后，位于南京的乌衣巷王氏古居和位于苏州的环秀山庄，虽经政府投资进行重建或修复，但已不是原有格局。
    保留至今的，是一批修建于明、清时期的琅邪王氏园林。明初，作为苏州荻扁王氏(三槐王氏支派，亦称中沙王氏)之裔的王智(王原曾孙)，曾筑天香亭。其长子王城所修的宅园有荻溪十景，即槐庆堂、奉萱堂、读书斋、鸣琴馆、舞鹤庭、勤稼轩、秋香泾、友竹亭、玩鱼池、鸣鹿圃。王钅奇(王原六世孙)所居“寓圃”临阳城湖，吴宽、沈周、唐寅等常来此聚会题咏。明代，在王氏园林中，最具代表性的应以拙政园为甲。
    拙政园系明代琅邪王氏后裔王献臣辞官归里后，于明正德四年(1509年)动工，历时多年方兴建而成的一座私家园林。园成后，他联系自己宦海沉浮的坎坷经历，自托晋代文学家潘岳《闲居赋序》中“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是亦拙者之为政也”之意，为此园取名为“拙政园”。拙政园总面积约72亩，系苏州最大的古典园林，有“吴中名园之冠”之誉。它与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留园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园。
    先时，此处为晚唐著名诗人陆龟蒙宅居。地势低洼，有池石园圃之属，虽处郛郭之内，然而旷若郊墅。元代为大弘寺。王献臣辞官回苏州后，以大弘寺和道观弄(在今拙政园东、中部之间)宁真道观址改建宅园。将中亘积水浚治成池，望若碧湖。水面占全园的五分之三，因园内主要建筑物均濒临水上，自然雅致，风格疏朗，使此园成为公认的江南园林的代表作。
    拙政园分为东、中、西三部分。东园内为平冈草地，山池相间，秫香馆、兰雪堂等点缀其间，给人以明快新鲜之感。中园为全园之精华，面积为185亩，呈横向矩形，水面阔大。进入中园后，有一假山挡住视线，不使人一览无余，谓之“障景”。绕过假山抵达远香堂后，方觉豁然开朗，一收一放，欲扬先抑，是江南园林入口常见的处理技巧。远香堂为中园之主体建筑，中部景物皆绕其而建。堂北池中堆筑两座山岛，由远香堂北望，但见岛上二亭翼然，竹木凝翠，谓之“对景”。池西南为小沧浪水院，水阁凌波而筑，凭栏北望，透过小飞虹，水景邈远，层次丰富，谓之“隔景”。小飞虹系廊桥建筑，跃然于清波之上，为苏州其他园林所无。香洲筑于小飞虹以北水中，其造型有“舟”的意味，是周围各观景点所欣赏的对象。香洲集亭、轩、楼于一体，陈设颇为精致。香洲后月台，石栏临池。其南玉兰堂，原名笔花堂，旧时通内宅。其余绣绮亭、梧竹幽居、倚玉轩、荷风四面亭、海棠春坞、听雨轩等皆为佳构。两岛南岸以石为主，石矶低临水面，组合丰富；北岸以土为主，芦苇垂柳，野趣盎然。池东有梧竹幽居亭，由此西望，透过水池亭阁，从树梢之上可遥见远处的报恩寺塔，波光塔影，景色旷远。将远处塔景引入园内，谓之“借景”。由别有洞天半亭进，进入园之西部。西部面积为127亩，中为曲尺形水池，东墙沿水建波形水廊，凌波跨水，曲折迤逦，高低起伏，为苏州诸园之极至。池南主厅，北为三十六鸳鸯馆，南系十八曼陀罗花馆。四隅各加暖阁。另有宜两亭、笠亭、扇亭、倒影楼、塔影亭等所。
    据文献记载，园成后，王献臣在此享闲居之乐达22年之久。王献臣卒后，此园先后易主30余次，并多有增建。
    明代，作为三槐王氏之裔的洞庭东山王氏支房，在江南造园风盛的环境影响下，亦建造了一批园林。有文献记载的有：
    怡老园，在苏州学士街西城桥处。王鏊之子王延吉吉辟地为园，命工匠仿洞庭山中景物建构而成，作为娱父孝亲之所，故名“怡老园”。园西枕夏驾湖，以为莲花池，雉堞环前，老树藤萝，苍翠盈目，景物清嘉。辞相归里后的王鏊，在此与沈周、吴宽、杨循吉、文徵明、唐寅、祝允明等名士常聚会于园中，赋诗绘画，留下不少丹青名作。又，王鏊宅中另建有芳草园一处。在东山，还建有真适园、招隐园(系王鏊幼子王延陵为父所建)、得月亭、静观楼等。
    此期，王鏊的兄弟子侄亦在东山修建了一批园林：安隐园，系王鏊长兄王铭宅园；壑舟园，系王鏊堂兄王修建；且适园，系王鏊之弟王铨修建；从适园，系王鏊之侄王学修建。
    其后，王鏊的六世孙王申荀在尧峰修建了石坞山房；王武在齐门外永昌筑谢鸥草堂，等等。
    上述园林建筑，有的在晚明即废，留存至今者，已为数寥寥。

　　　[儒商文化]

    近代以来，琅邪王氏后人除继续从政、从文外，有的则审时度势，另辟蹊径，兴办实业，运营商贸，为早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苏州东山王氏之裔的王宪臣，是近代海上著名的买办巨贾，其家族系当时洞庭商帮的主要力量之一。王颂蔚是王鏊长子王延吉吉的后人，系进士出身，官户部郎中，军机处领班章京。他不仅具有扎实的国学基础，而且崇尚实学，希望士子学习西方科技，并“咨商制造”。受其熏陶，其子孙中有多人在实业界展示身手。王颂蔚次子王季同，于1910年在英国发表了关于四元函数微分法的学术论文，被誉为“王氏代数”。6年后，又发明转动式变压器。早年，王季同曾协助蔡元培制造炸弹。王颂蔚三子王季点，1906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回国后，任农工商部主事、北平工业实验所技正兼代所长，是中华化学工业会的发起人之一。他热心于实业救国，曾在北京、天津、丹东等地创办火柴公司、北京玉泉酿酒公司，任董事长。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后，他担任交通银行私方监察。王守竞，系王季同长子。他于1924年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1926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研究所，他与周培源、吴大猷是中国最早的三位物理学博士。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中央政府资源委员会下辖的最大国营厂——中央机器厂厂长，为前方抗战生产武器弹药。其堂弟王守泰(系王颂蔚长子王季烈第三子)，此期亦在中央机器厂任分厂厂长，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批国产水轮机。王守竞二弟王守融，亦供职于中央机器厂，任工程师兼第七分厂厂长。1945年到加拿大，在帝国机器厂任工程师。1948年回国后，任上海机器厂厂长兼总工程师。
    二战结束后，特别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世界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居于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的部分琅邪王氏后裔(主要是开闽王氏和三槐王氏两大支派)，在其先辈出海谋生，靠“三刀”(菜刀司厨、剪刀裁缝、剃刀理发)起家的基础上，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亦包括道家、佛教等)作为立身之本，将以重视教育、勤劳节俭、团结互助、自强不息、诚信仁义为内涵的家教、家风作为处世之则，同时学习、借鉴西方科学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加以融会贯通，在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令西方人刮目相看的中华儒商文化。依靠这一文化理念，他们中的不少人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拼搏，已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工商界巨子和精英，被誉为经营之神的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便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王永庆系开闽王氏之裔。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南唐李璟乘“三王”子孙为争夺帝位内讧之际，发兵破建州，使由王氏创建的闽国消亡。闽亡之后，开闽三王的子孙们为保全性命，多循入深山荒野隐居，有的则被迫改姓埋名。泉州安溪，山高谷深，地势偏辟，王氏子孙中来此避难者不乏其人。流落民间之后，多数人便以耕耘为生计，以种茶为己业。清道光年间，居于安溪县金田乡还二里(今属安溪县长坑乡)的许雪娘，携子王天来横渡台湾海峡，至台湾台北县新店镇直潭里安家，仍以种茶为业。逾四代，至王永庆(王天来曾孙)时，家境仍然清贫。王永庆生于1917年1月18日。1931年，王永庆小学毕业后，经叔父介绍，到嘉义一家米店做工。他一面勤于劳务，一面细心观察老板经营米店的诀窍。翌年，其父王长庚四处借款为本，使王永庆得以办起一处小型米店，二弟王永在亦来店帮忙，兄弟从此开始了艰辛的创业之路。办店之初，王永庆通过捡清米中杂物以确保大米质量、主动送货上门、注意在用户每月发薪后再收货款等人性化环节，使米店业务量迅速攀升。一年后，又购买设备，将米店扩办成碾米厂，由于实行产销结合，致使利润倍增。1941年，因占领台湾的日本人实行“共精共贩”的供应方式，王永庆所营米厂被迫关闭。
    翌年，王永庆利用十年辛苦所赚的钱，在家乡新店附近的广兴购买了部分山林地和水田，继而经营砖厂。当时，由于战争导致粮食奇缺，素有饲养鹅、鸭之习的农民遂将鹅、鸭放于野外自行觅食，由于不得饱食，致使鹅、鸭极瘦。王永庆见状，遂广购鹅、鸭，到“共精共贩”的统一碾米厂贱购碎米头和稻壳，与从田里捡回的菜根、剩叶合制成饲料，用于饲禽。两月后，原本仅重两市斤的瘦鹅，竟增重至七、八斤，王永庆因此而获利。善于思考的王永庆，从中总结出了对自己日后事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两点启示：其一，人处困境时，应像瘦鹅一样忍饥耐饿，锻炼自己的忍耐力，只要饿不死，一旦时机到来，就会如瘦鹅一般，迅速地强壮肥大起来；其二，鹅之瘦弱，不在鹅自身，而是因养鹅之人饲养方法不当所致。企业经营亦是如此，一个企业经营不善的根本原因不在员工，而是因老板管理方法不当所造成。
    嘉义是台湾木材的主要集散地。1943年，王永庆开始由米业、制砖业转而经营木材业。1945年10月，台湾脱离日本的统治、占领，经济开始恢复与振兴。受建筑业蓬勃发展所需，王永庆经营的木材业十分红火。
    1953年，台湾拟定玻璃、纺织、化纤、塑料原料、水泥等建设计划，并统筹运用工业美援资金。为了发展塑料原料工业，台湾当局找到王永庆，希望其参与经营塑料原料工业。翌年3月，原本对塑料完全外行的王永庆，凭着一股自强不息、勇于拼搏的进取精神，登记创办了台湾塑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初创时，公司自有资金约50万美元，利用美援67万美元。3年后，台塑经过紧张筹建正式投产，月产PVC(聚氯乙烯)塑料粉100吨。由于这是台湾首次自行生产的PVC塑料粉，加工业者对产品质量心存疑虑，很多人在风闻当局要管制进口后，便一次性进口了够数月之需的外产塑料粉，致使台塑所生产的PVC塑料粉没有销路。处于困境中的王永庆经请教专家后认识到，台湾地域狭窄，市场太小，只有开拓外销市场，方能绝处逢生。为此，王永庆先后于1958年和1960年两次扩厂，月产量由100吨增至1200吨，成本大降。与此同时，他还于1958年成立南亚塑料公司，对产品进行二次加工，生产胶布与胶皮。还相继设立三次加工厂，生产吹气产品、雨衣、浴室帘布等塑料制品。此举既打开了PVC粉的销路，又促成了PVC塑料加工业的蓬勃发展。1963年，王永庆投资1.5亿新台币，在台北县泰山乡创办私立明志工业专科学校，培养台塑发展所急需的技术人才。1975年1月，59岁的王永庆以其骄人的业绩获得美国圣若望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
    1980年，王永庆敏锐地观察到，自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后，全球PVC原料缺乏，而美国原料充足，且价格比台湾便宜。于是，他毅然决定到美国建厂。工厂于1983年正式投产后，所产PVC原料源源不断地从美国运回台湾，彻底解决了多年来台塑原料缺乏的问题。自此，台塑成为跨国集团公司。1981年，他又在美国路易斯安娜州和德拉瓦州分别买下一家氯乙烯厂和一家PVC厂。翌年，又买下美国JM塑料管公司的8家PVC下游工厂，接手后，又增建了3家新厂。至此，王永庆在美国已拥有3家石化原料厂和11家下游工厂。1983年，台塑PVC粉产量达94万吨，超过了PVC的霸主固力奇公司(该公司年产量为85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PVC粉制造厂商和全球规模最大的PVC塑料二次加工厂商。
    1984年，王永庆开始实施多业并举的企业发展战略，投资8亿元新台币，兴建了东南亚地区第一座全自动化的印刷电路板厂。在此基础上，他又从1993年7月起，动工兴建第六轻油裂解厂的宏大工程项目。该工业包括兴建两套炼油厂、两套轻油裂解厂及49座石化工厂。到2000年，总投资达3324.5亿新台币。“六轻”的投产，使台塑成为台湾地区最大的企业集团。
    1990年，王永庆将企业发展的目光投向祖国大陆。是年，他首次返回大陆考察投资环境，并与邓小平会面。经过考察，他计划将台湾的石化工业上、中、下游企业均集中到厦门的海沧，创建石化专区，按计划规模，每年可炼油1400万吨(与“六轻相同”)，首期裂解产能90万吨，三次加工产品全部外销。可惜的是，这一被称之为“海沧计划”的建设项目，因为台湾当局的干涉而未能实施。近年来，为了限制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台湾当局推行了“戒急用忍”的政策，为了不与这一政策直接抵牾，王永庆改变策略，相继在广东、福建、安徽、四川、重庆、山东、江苏等地投资建立生产PVC管、PVC门窗、PVC地砖、PVC纸张等下游产品的企业12家。待台湾当局迫于压力，对台商在大陆投资的限制稍有松动后，王永庆于2001年又决定台塑在浙江省宁波投资50亿美元，将梅山岛开发成一个石化专区。翌年，又着手谋划福建漳浦六螯半岛的年产700万吨特钢厂的投资案，以期使台塑走向一个更加宏大、广阔的运营格局。
    王永庆因创造了企业经营的奇迹而被誉为“经营之神”。他在论述“什么是中国企业管理之魂”这个问题时曾指出： 只能是中华民族的信仰和文化。 具体说，就是要靠中华民族的“勤劳朴实”、“止于至善”的精神来办好企业，这也是民族精神的精髓。只要以这个民族精神为“根”，经过不断实践和思考，企业没有办不好的。“什么时候，企业经营偏离了民族信仰和文化，什么时候我们在竞争对手面前就彻底忘记了自己是谁。”
    王永庆在管理上非常强调一点：追求“合理化原则”，一切遵守“止于至善”的严细要求。实现“合理化原则”与“止于至善”的要求在于认真负责、实事求是。
    曾有人笑言：“台塑的绩效是吃出来的”。原因就是王永庆“止于至善”的“午餐汇报制度”。
    王永庆每天中午都在公司里吃一盒便饭，用餐后便在会议室里召见各事业单位的主管，先听他们的报告，然后会提出很多犀利而又细微的问题逼问他们。
    王永庆认为：沟通制度决定着执行的结果和质量。只要领导或部属发现有“异常现象”，领导就要在午外会上追根问底，问几个“为什么”，一直到提出有效解决办法为止。
    王永庆认为：对员工只讲“仁慈”，不讲“竞争”与“奉献”，那是虚伪表现。企业领导人要以自己的言行引导员工不把注意力放在当前一两年的薪资待遇上，要引导员工为更长远利益去努力，这才是对自己、对企业都是有利的正确的员工薪资观。
    王永庆成为当代著名实业家后，秉承中华民族讲仁重义、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联系其父王长庚当年因家境贫寒而得不到良好医治照顾的经历，遂于1976年起，相继在台湾创办了5家不以营利为目的“长庚纪念医院”。1983年，在明德基金会的资助之下，成立了生活素质研究中心，以推动台湾地区有关生活素质的各项专题研究的开展。1995年初，王永庆与二弟王永在合捐1亿元新台币给当地政府机构，创下了台湾地区私人捐款的最高纪录。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给当地民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王永庆闻讯后，立即捐出1亿元人民币，支援灾区。与此同时，王永庆还在台塑企业总管理处下成立一辅导小组，把台塑的管理制度与管理经理传授给台湾地区的千余家中小企业，使之从中受益匪浅。
    被誉为“电脑大王”的王安，则因创办高科技企业而蜚声海外。王安系三槐王氏之裔。1920年2月7日生于上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6岁时，王安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捡到一只受伤的小鸟，想把鸟儿抱回家中喂养。至家门口时，又怕父母责怪，遂把小鸟先放在门前台阶处，尔后进屋征询父母的意见。待征得父母支持再返回门口时，鸟儿已不见踪影。他为此颇为伤心遗憾，亦由此悟出了一个对其事业发展终生有益的教训与启示，即：凡事认准之后应当机立断，付诸行动，不可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否则，就会坐失良机，追悔莫及。
    1940年，王安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翌年夏，与同学赴桂林，在中央无线电公司设计制造抗战所需的电报机和收音机，以告慰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遇难的双亲。1944年，王安以第二名的成绩，被中国政府选拔派往美国学习培训。翌年，入哈佛大学物理系攻读硕士学位。1947年，又攻读博士学位。
    1948年，在哈佛大学计算实验室任研究员，致力于电脑资讯存储问题的研究，发明了一套磁芯存储系统，并获得专利，为电脑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951年，王安辞去哈佛大学计算机研究所的工作，在波士顿南区哥伦比亚大街租房成立了王安实验研究公司。初创时，公司只有王安与妻子邱文蔼和1名只能用部分时间来此工作的助手，第一年的营业额仅有15万美元。为渡过难关，王安开始与其他公司联盟，以解决公司初创时期资金不足的困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王安公司推出了名为“洛其”的对数计算器，投入市场后，十分畅销，收入颇佳，公司员工发展到百人以上。不久，公司又设计制造了300型计算器，销售额随之大增。1967年，当王氏实验公司发售股票时，证券市场为此曾掀起一阵抢购狂潮。
    为使公司有更大的发展，王安将目光瞄准了更为先进的产品和电脑。1968年6月，王安以745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菲利普·汉金斯股份有限公司，弥补了自己在软件技术方面的不足。是年，王安公司研制出了3300BSIC和700型两种电脑。1972年又推出了2200型迷你电脑。王安审时度势，根据市场需求，适时开发了文字处理机等办公室自动化设备。王安还十分注重学习、吸收他人的先进成果，使自己企业生产的产品在美国计算机领域中处于主导和领先地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王安公司的电脑产品行销世界。1980年，王安公司在10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营业额达30亿美元，王安个人财富达16亿美元，在美国富豪排行榜上名列第五位，被选为美国最杰出的12位外来移民之一。1986年7月3日，王安荣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1989年又荣获“美国发明家勋章”，获得了华人在美国的最高荣誉。
    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业之路，王安认为，利用知识、辛勤努力和适应潮流，是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三大要素。有睿哲之士指出，王安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其诀窍在于他的双手：因为他的左手握有一张“中国牌”，上面刻着“刻苦耐劳，知人善任”；而他的右手握有一张“美国牌”，上面写着“冒险进取，着眼未来”。此话形象地道出了王安企业经营的内函，即将传统中华文化与西方科学管理理念相融合，是海外华人事业有成的基石，这就是人们常常提起的“儒商文化”。
    1990年3月24日，王安在美国病逝。其子王菲德继承了先父的事业，人称“小王安”。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事业，造就了一支庞大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在古琅邪本土上，有两位琅邪王氏之裔，敢为人先，勇立潮头，成为声名远播的商界骄子，此二人一位是王廷江，另一位是王景连。
    王廷江，1951年10月生于临沂市罗庄区沈泉庄村。因家庭贫寒，少年时便已务农，后拉地排车从事陶瓷运输。1980年，王廷江承包了村里的代销店，与他人一起经销日用陶瓷产品。1982年，小有积蓄的他又借款买了1辆旧汽车，从事推销瓷器的长途运输业。到1986年底，他已积攒下30万元家产，汽车亦由1辆发展到5辆。翌年2月，他用积蓄加上贷款，在172天内建起了自己的白瓷厂，由于经营管理有方，到1989年，白瓷厂已形成年产日用瓷千万件，每天盈利近万元的生产规模和可观的经济效益。面对日益增加的财富，王廷江认为，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自己之所以在几年间便成为百万富翁，主要是得益于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后所实行的富民政策，人在致富之后应当懂得感恩和回报社会。经过反复思考，他于1989年9月29日，毅然决定将自己辛苦经营起来的价值420万元的白瓷厂和180万元流动资金共计600万元家产，无偿献给了村集体。
    1990年1月，王廷江被选为村委主任。是年，他带领群众用110天的时间，相继建起了瓷釉厂、氧化锌厂、第二白瓷厂3个企业，当年即创产值4300万元，实现利润485万元。年底，中共党员预备期满的王廷江，当选为村支部书记。之后，王廷江用5年的时间，又连续兴建了13个企业，创造了“沈泉庄速度”。到1992年底，王廷江用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竞选村委主任时所作的承诺：全部实现工业产值1.6亿元，利税1750万元，全村人均收入由300元增至4500元；村里建起了农场，买了45台农机具、20台自动喷灌机，种植业全部实现了机械化、水利化和良种化。由村里每户补贴1万元兴建的300座别墅式居民住宅楼拔地而起，沈泉庄因此成为闻名全省的城市化村庄。
    1996年8月14日，王廷江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他将用汗水换来的600万元家产无偿献给集体、带领全村共同致富的感人事迹，一时传遍全国，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在与华西村、韩河村等全国先进村庄带头人的接触、交谈中，王廷江看到了沈泉庄与这些全国名村间的差距。回来后，他立足沈泉庄的实际，确定了增加科技含量、实行多业共举、搞好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经营发展战略。
    在科技兴企方面，王廷江算过一笔账，沈泉20多家企业中，引进九十年代建陶设备的合资企业虽仅有3家，但其生产总量和所创造的利润却占了全村经济的一半份额。实践使王廷江深刻体会到，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最实在的真理。为此，他相继投入亿元资金，引进了一批世界最新生产设备和技术，并不惜日薪300美元聘请了意大利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对所有企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技术改造。由于增加了科技含量，其日用陶瓷、建筑陶瓷产品先后取得了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书，不仅深受国内沿海一些大中城市消费者的欢迎，而且大量出口到澳大利亚、南美洲等国家和地区，出口率分别由以前的8%和6%提高到90%和40%。
    陶瓷工业是王廷江和沈泉庄赖以起步和致富的特色产业。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王廷江审时度势，实施了立足优势，多业共举的发展战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临沂城西的327国道沿线木材加工企业发展到上千家，年加工木材300多万立方米，形成全国最大的木材加工基地。善于思考的王廷江看到了商机，在继续搞好陶瓷工业的同时，迅速引进木制品加工生产线，新上了胶合板项目，生产普通胶合板和高档装饰贴面板。在开发木材加工业的实践中，王廷江发现，由于国家限制林木采伐，市内不少木材加工企业常为缺少原料所困挠，他认为，快速发展的生产规模和有限的木材资源之间的矛盾，既是制约本市板材业发展的瓶颈，亦为木材供应与运输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为抓住稍纵即逝的商机，王廷江通过一位在非洲经营, 木材的马来西亚朋友的牵头，一年之内三次只身闯非洲，运用租用小型直升飞机和吉普车等交通工具，在茫茫林海中进行实地考察，取得了加蓬和赤道几内亚两国政府有关官员的信任和敬佩，与两国签订了5万公顷森林的伐木权。从此，沈泉庄从非洲大陆经海运到中国山东港口的木材，年经销量达到60万多立方米，成为亚洲最大的非洲原木进口商，既保证了自己集团的制板企业所需，又填补了全市木材加工业所需原料的不足，从而促进了临沂板材工业基地的快速发展和产品的更新换代。
    木材进口业务的开拓与发展，派生了远洋运输业。2007年6月，王廷江投资6000万元，在岚山港成立了江泉国际海运有限公司，订购的首批两艘5000吨位船只已于2008年5月下水到位，投入运营。海运公司在满足集团自身业务需求的基础上，还开展对外海运业务，填补了临沂市没有自主海洋运输, 业务的空白。加上前几年启动的地方铁路运营业务，王廷江领导的集团成为国内首家同时拥有火车和轮船两种运输工具从事物流业务的企业集团。据初步估算，江泉海运公司年营业规模可达两亿元，两年内即可收回投资。王廷江计划再上6万吨巨轮，打通美国大豆、非洲木材及澳大利亚、巴西、印度等国家铁矿石和中国水泥等大宗商品的进出口瓶颈。
    经过10年的发展，江泉集团已形成热电、电铝、钢铁、焦化、油脂化工、肉类制品、建筑陶瓷、日用陶瓷、木材经销与加工、进出口贸易、房地产开发、建筑施工、水泥生产、铁路与远洋运输等十几类产业。2002年8月，这个当年的村办企业被国家工商总局核准为免冠行政区划的国家级集团——华盛江泉集团，跨入全国500强企业行列。
    目光开阔的王廷江深深懂得，发展循环经济，是治理污染、保护环境、节能减耗、增加效益的根本举措，是确保社区和集团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农业是农村社区的基础。在实现种植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之后，王廷江领导的公司, 先后投资2.5亿元，建起养殖场、饲料厂、肉联厂和火腿肠厂，形成年出栏生猪1.5万头，生产各类饲料1.5万吨、屠宰生猪200万头和火腿肠加工8万吨的生产能力。肉联厂和火腿肠厂先后通过ISO9002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养殖场被省畜牧局定位为一级原种猪培育基地，企业被农业部评为“全国质量管理达标企业”，所生产的“江泉”牌火腿肠已成为全国食品行业第四大知名品牌。公司先后在市内外、省内外建起了若干个跨区域屠宰业、饲料业和养殖业基地，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公司还在园区建起沼气站，采用UASB、EGSB、三相硫化床、BAF等国内外先进技术，将养殖场每天排出的400立方米猪粪、尿及污水通过厌氧、好氧、消毒、污泥浓缩有机肥生产等工序进行综合治理，日产沼气2800立方米，然后通过铺设的1.2万米输气管道，将沼气送入居民家中，可满足2万人的生活用气。厌氧过的沼液用来发展无公害蔬菜，同时可日均回收颗粒污泥(属优质生物有机肥) 0.5吨、生物堆肥10吨，年创经济效益100万元以上。为此，沼气站被定为“农业部能源、环境示范工程”。
   , 链条工, 业工, 程是, , 王廷江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睿智之作。2001年以来，王廷江领导的江泉工业园先后投资40余亿元，相继建成了热电、电解铝、钢铁、焦化、油脂化工等工业项目，使企业内形成了煤—电—铝，煤—电—铁，煤—焦—气，煤—电—瓷砖，电—热—木等5条高附加值的新生产业链，各产业之间互为能源，互为原料。热电厂生产的电可向集团各生产项目提供价格低于电网供应的电能，使各项目运行降低了生产成本，如钢铁厂年用电3.2亿度，由于使用的是集团自家热电厂供应的电，比上网用电节省开支在4500万元以上；热电厂产生的热气输送到木业厂，用来热压胶合板，每年可提高效益1000万元以上； 热电厂产生的热气和电输送到油脂化工厂， 用于大豆加工，每年可降低成本1300万元。生化厂、火腿肠生产所需的热气亦来自热电厂；钢铁厂高炉产生的煤气与焦化厂产生的焦炉煤气经混合后，输送到墙地瓷砖生产线，替代了原先使用的20万吨优质煤，可提高经济效益1.2亿元；钢铁厂和焦化厂产生的废气又可送往热电厂的燃气锅炉，用于再次燃烧发电；电厂产生的炉灰、炉渣和钢铁厂产生的钢渣，成为集团水泥厂生产水泥和新型建材的重要原料。2007年，集团计回收炼钢炉、焦化炉煤气14.5万立方、热电厂蒸气130万吨、电厂粉煤灰和炉渣40万吨、铁厂水渣47万吨，处理污水730万方，共节约资金4.2亿元，提高经济效益6亿元以上。
    目前，江泉工业园已拥有36家工业企业，总资产82.6亿元，员工2.2万人，其中有3家上市公司、5家合资企业。2008年，王廷江领导的沈泉庄社区将实现销售收入160亿元，成为涉及十三大主导产业的“民营经济航母”。
    出身贫寒的王廷江靠艰苦奋斗成就了一番大事业，成名之后仍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虽平时节俭，但却乐于助人。四川汶川“5·12”特大地震发生后，王廷江慷慨解囊，捐出260万元人民币支援灾区，受到了人们的赞誉。
    王景连，生于1962年10月。1980年9月，在临沂县南坊供销合作社参加工作。1985年3月，任临沂市再生资源公司经营部经理。凭借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的工作经验，6年后，他到原物资局下属的金属回收公司担任经理。通过两年的努力，公司资产即达到300余万元，同时带动了以南坊镇为中心周边乡镇上万人从事废旧有色金属的回收，使这一区域形成了一处废旧有色金属重要集散地。随着废旧有色金属资源优势的形成，南坊镇于1993年适时成立了铜材厂，王景连被镇里任命为厂长。在当时人才、技术、资金等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常领职工通过艰苦创业，建成了年产5000吨电解铜车间和年产2000吨无氧钢杆生产线，迈出了再生铜由单纯的回收、冶炼向深加工产业链发展的重要一步。1998年铜材厂改制，王景连担任了在原铜材厂基础上成立的山东金升有色金属工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成为名副其实的民营企业当家人。
    自1999年以来，王景连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不断建立和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加快循环经济发展。他相继投资4亿多元，先后新上了光亮圆铜杆连铸连轧生产线和高纯阴极铜生产线，兴建了占地40公顷的华东有色金属城等重点项目，光亮圆铜杆和高阴极铜的年生产能力均达到10万吨，其工艺技术分别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和国内领先水平。投资1.3亿元兴建的华东有色金属城将长期分散无序的废旧有色金属集散市场规范归并到统一的市场中，2005年建成后，当年即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800余户，废旧金属日成交量达3000余吨，其中废杂铜约1000吨。金属城的建成运营，不仅为王景连自己的集团公司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保障，同时也为国内有色金属加工企业提供了急需的原料来源，走出了一条国内再生铜回收加工企业工贸结合、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华东金属城现已成为中国长江以北地区最大的有色金属集散地，带动回收、拆解、餐饮、物流以及生产加工各业的共同发展，各业从业人员达5万余人。王景连领导的金升集团公司，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原来单一经营的铜材厂，发展成为拥有再生铜回收加工、泡沫塑料、房地产开发、金融担保、物流货运等10个分公司的大型企业集团和中国江北最大的再生铜生产加工企业，王景连被誉为“江北铜王”。
    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2005年，王景连组织实施了“电解液的提取及再生利用”科技创新项目。通过技术创新，年净化电解液1.5万立方米，年产电解铜750吨、硫酸镍407吨，节约硫酸450吨，新增产值4500万元，利税540万元，同时实现了废液无排放，达到环保和再生循环利用的目的，能源消耗、水资源利用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集团公司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高纯软态低氧电工用铜线坯项目被国家科技部批准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沂蒙”牌商标被评为山东省著名商标。“临沂金升有色金属产业基地”被省政府批准列为山东省重点培育的循环经济型园区，金升集团公司被国家批准列为全国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单位。2007年，完成工业总产值64.83亿元，销售收入63.42亿元，实现利税4.6亿元。
    王景连还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扶贫济困和奉献爱心活动，以回报社会。近年来，他累计为文化、教育、体育、地方建设、敬老院等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捐款捐物达550余万元。“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王景连又向灾区捐款50万元。

　　　[其他文化成就]

    综上所述，琅邪王氏在为政治国、家学、家风、书法、绘画、文学、史学、园林文化、儒商文化等诸多方面有着突出的建树，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家族文化——琅邪王氏文化，由于上述文化在这一家族中参与者众、成就斐然，且代不断章，因此具有不可替代性和连续传承性。除上述文化成就外，琅邪王氏中的一些有志之士，还涉猎其他一些领域，并取得了骄人的业绩。由于这些成就在家族中不具有群体性，故不再一一专列条目记述。根据所掌握的资料，特对这些王氏族人的成就予以简要勾勒：
    东晋时的王廙是音韵学家，“音律众妙毕综”。王导的次子王恬“多技艺，善奕，为东晋第一高手”。王僧虔解音律，上表请正音乐。官仕南齐的王瞻(王珣曾孙)，“于棋射尤善”。官仕南梁、南陈的王冲(王珣六世孙)，晓音乐，司歌舞。
    北宋时的王质 (王旭次子，王旦之侄) ，将儒、释、玄三学融会贯通，进行研究，撰成百余卷的《宝元总录》，对后世理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明代的王守仁，是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用以对抗程朱学派。他的哲学思想集中于《大学问》一书。格物致知说、行知合一说和致良知说，是其哲学思想的主要理念。他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认为身的主宰便是心，心之本体便是理，心外无理；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他认为心的“灵明”便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性，却混淆了主体与客体、意识与存在的界限，忽视了二者的对立关系。所倡心学特别强调良知说，认为人心的灵明即良知，良知即天理。其良知实质上即主观的道德意识，既是是非标准，亦是
善恶标准。晚年提出“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的知行合一说，一方面肯定道德意识的自觉性，要求人应在内在精神修养上下功夫；
另一方面亦重视道德的实践性，强调人历事磨炼，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他提倡知行合一的目的在于克服“一念不善”。其思想中的积极成分，不仅受到近代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的重视和熊十力的推崇，而且还影响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界，成为当世之显学。在教育学理论方面，王守仁反对对儿童实行“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式的教育，主传“必使其趋向鼓舞，心中喜悦”，以达“自然日长日化”。
    比王守仁稍晚的王世贞，既是著名的文学家，亦对戏曲有精研。在其所撰的《艺苑卮言》中，对南北曲产生的原因及其优劣作了颇有见地的论述。
    王鏊第十四孙王季烈(1873～1952年)，精通曲律，长期从事昆曲的理论研究，他和俞粟庐、吴梅一起并称近代昆曲三大家。他著有《寅庐曲谈》、《度曲要旨》，在《寅庐曲谈》中，他首次提出了“主腔”概念，使谱曲和联套等过去被认为高深莫测的技巧有了准绳。其子王守泰继承先父的研究，并发扬了其父提出的主腔说，在所著《昆曲格律》一书中，分析了“二郎神”、“朝天子”等曲牌的主腔。1981年，各地曲友汇贤于苏州，发起编写《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主持此事者即是王守泰。从议定起始到此书出版，前后历时14年之久。
    王露，山东诸城人，系民国初期中国著名的古琴家和琵琶家，与王心源、王冷泉合称为“诸城琅邪三王”。王露先从王心源学习虞山派琴曲，后研习王冷泉传谱的金陵派琴曲。曾向天津“白云道人”学北派琵琶，并有所创新。其著名弹奏曲目为《十面埋伏》。曾于清末赴日本学西洋音乐，民初在济南创办德音琴社授琴。1919年任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国乐导师。辑著有《玉鹤轩琴谱》8卷、《玉鹤轩琵琶谱》4卷，创作乐曲数十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