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锦集团和太太乐:朝鲜战争时美国曾考虑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成功后，麦克阿瑟自负地以为，美军已占绝对优势，中国已错过介入的最佳时机。因此，美军不顾中国不要越过三八线的警告，不仅越过了三八线，而且向鸭绿江一线实施攻击。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达成了发起战役的突然性目的。自负又自傲的美军在判断中国不会参战的基础上，被志愿军的突然袭击打得大败，麦克阿瑟“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叫嚣成了一场迷梦。

　　面对失败，美国上下都在考虑如何对待“那个敌对国家”。195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朝鲜战争，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在开场白中说：“我们正在增加武装力量，而且，我们动用了大约180亿美元给我们的陆军、海军等。我们会用所有的武力去对付这样的攻击(指中国出兵朝鲜)。”接着他的话，有记者问，包括原子弹吗？对此提问，杜鲁门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总之，他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此问一出，立即成为记者会的核心话题，几乎所有的提问都与此有关。杜鲁门回答说，我们会这样做那样做，我们现在做了什么，将来要怎样做。直至记者会结束，他也没有清楚地说出，美国会不会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因此，美国要使用原子弹对付中国，就成了一条轰动世界的重大新闻。甚至有媒体报道说，美军的飞机已经装载好了核弹。为此，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曾专门飞到华盛顿去与杜鲁门会晤。两人谈了5天，最后杜鲁门向艾德礼保证说，美国没有使用原子弹的打算。

　　事实又是怎样呢？在1994年解密的一份文件中，人们知道了杜鲁门的回答并非是空穴来风。这份1950年11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绝密文件，有一个骇人听闻的题目：“为反击共产党中国入侵朝鲜，关于美国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所需考虑的问题。”

　　这份文件由两项内容组成：首先是复述美国安全委员会早先通过的“在敌对情况中”和“在战争状态下”可以使用原子弹的决议；其次是一旦考虑使用原子弹，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应该考虑的诸项问题，这一部分的问题被归类在两个题目之下，即“在朝鲜用于战术目的”和“在满洲(指中国东北地区)用于战略目的”。 这份文件的结尾处，还附有两行未署名的手写字迹：“如果苏联做出反应，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并将在行动前做什么反应？”

　　虽然它最终并没有付诸实施，但无可否认，它是军事参考方案之一，并在以后的日子里，被多次提及。由此，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原子弹阴影。

　　在1952年10月的上甘岭战役中，美军高强度、高密度使用了各种常规武器，却仍然不能取胜。于是，美国人又动了使用核武器的念头。这个时候，美国已经开发了一种可以用280毫米榴弹炮发射的小型战术核弹。而使用这些战术核武器，不会影响美国打击苏联的核计划。1953年2月11日，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将军介绍说，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地区2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集结有大量的中朝军队和军用物资。因此，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考虑在开城地区使用战术原子弹。他甚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亲自参与选定了攻击目标，目的是为了迫使板门店谈判尽快达成协议，以减缓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此后，参联会即向国防部上报了题为“与朝鲜战争形势有关的行动方针”的绝密报告。报告要求：当板门店谈判失败时，将战争升级扩大到朝鲜之外，动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武器，大规模进攻中、朝等国。但由于板门店谈判出现转机，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美国才极不情愿地放弃了核打击计划。

　　解密：美军“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OP)

　　美国还有更机密的核武器使用计划则在制订之中。“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OP)就是一系列标有“极端敏感信息”的文件。根据美国政府规定，该类文件不得写入历史，只有美国总统、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国防部副部长，以及负责指挥、控制和通讯的助理国防部长才能阅读，堪称美国的最高国家机密。由于冷战的结束，“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OP)文件才得以部分解密。

　　它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大规模报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制订的。以后的各届政府又据此有所调整，但大的战略框架一直没变，即是以核威慑为其战略基础。艾森豪威尔政府制订的第一份“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编号为“SIOP—62”，最初的敌对目标为苏联集团。然而，在朝鲜战场以及在 1954年越南奠边府战役中，中国显示出了实力，中苏友好同盟得以巩固，尤其在台海危机中，中美存在现实的冲突可能性陡增，艾森豪威尔就此明确指出：“对中国的核打击将意味着苏联的报复，因此，如果美国一定要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必须同时打击苏联和中国。”因此，在1959年，敌对目标由苏联集团改变为“中苏集团”。对此，艾森豪威尔解释说：“美国不能允许当美苏之间进行一场大规模核战争时，40年后会成为又一个苏联的中共却置身事外。”

　　那么，就实施战略打击重点目标，美国海军主张应是敌人的核投射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而战略空军司令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则更倾向于打击城市和工业中心。美国国防部根据艾森豪威尔的指令，提出了一个“综合目标体系”的概念，即中苏集团的战略导弹场地、政府和军事控制中心，以及城市工业中心均成为打击目标。实际上，是军方不同侧重点的综合。可恶的是，平民也被包括进核打击目标。

　　这份标为“SIOP—62”编号的行动计划共标注了1060个核投弹目标。其中599个目标覆盖了中苏武器发射基地和政府与军事控制中心，151个目标覆盖城市工业基地，227个防御性目标，65个其他目标。并规定对于200个重要的核打击目标，要确保97%的成功率。为达到上述目标，美国将动用3240枚核弹。如果这一计划被执行，必然会对中苏两国平民造成“过度杀伤”的恶果。此时艾森豪威尔任期将满，虽然他看到这个报告后的第一反应是“它简直令我魂不附体”，但最终他还是批准了这个远远超越军事目标的计划。

　　在随后的肯尼迪和约翰逊任职期间，美国的核理念并没有改变，只是根据国际形势和美国战略力量的变化做了微调。

　　但在获悉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情报后，有关的对策调整就更加具体化。1961年2月，美国空军参谋部在《共产党中国的远期威胁》的对策报告中，建议通过出售或者以转让的方式，武装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日本、印度以及台湾等)，以此来应对中国的核发展。是年年底，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乔治· 麦科恩在给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的特别函件中，也建议美国应设法帮助印度发展核武器，甚至可以允许印度抢在中国之前试爆原子弹，以威慑和限制中国。这项建议还得到了副国务卿切斯特·鲍尔斯的肯定，并计划由白宫科技顾问杰罗姆·韦斯纳与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共同探讨中国发展核武器对印度核计划的不利影响，以此来诱导印度向美国提出核援助请求。但这项冒险违反美国计划与有核国家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计划，最终被国务卿腊斯克否决了。

　　对于中国发展核武器，美国之所以陷入恐惧之中，是基于以下判断：中国一旦拥有核武器，将对全世界，特别是对东亚地区产生巨大影响，这不仅是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的吸引力随之增强。由此有可能导致亚洲国家靠拢北京而疏远华盛顿，出现一场对美国的信任危机。同一时期的国家情报评估文件《核武器系统扩散的可能性和后果》，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实际上，美国担忧的是自己的霸权受到挑战。而军方历来有夸大威胁来获得政策支持的传统。在中国核试爆的前一周，美国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办公室起草的《核大国的中国(中国核试爆前的一些想法)》就预测，中国在第一次核试验之后，很快会在1968年进行首次热核试验；到1970年，将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对准亚洲各大城市；到1975年，中国的洲际导弹将具备摧毁旧金山、芝加哥、纽约和华盛顿的能力，并威胁整个欧洲的安全。该文件还设想“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将会和美国共同分享世界，而下届总统被迫面对一个这样中国的可能性极大”，并警告“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影响亚洲和世界事务的能力会持续下降”，“总之，尽管在中国获取核能力后，整个均势还没有戏剧性的转变，但其后果将是非常重要和极其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