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戴瑞珠宝实体店: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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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以建国后十七年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龚云2011年10月28日18:26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国共产党新闻
刘玉珠：《决定》是文化强国总纲领 杨金海：六中全会达到的三个新高度
齐勇锋：建设“文化强国”五个标准 张希贤：六中全会具有四大时代亮点
陈少峰：六中全会对国内外一个宣示 范 周：文化人才培养的几个新问题
孙 津：六中全会彰显良好政治生态 张国祚：建设文化强国战略高瞻远瞩
张颐武：全会凸显中国发展的新视角 仲呈祥：六中全会提供强大理论武器
陈少峰：六中全会提出“双重考量” 钱穆之子谈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五要素
李君如：文化强国造血保护民族之根 于今：文化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征程中，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给予了高度重视，在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不少惨痛的教训。在这方面，不少学者进行了总结。有一种观点认为，建国后十七年中国共产党没能处理好党的领导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关系，完全忽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立性，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了“现行政治的奴婢、成了党的领导人和领导机构推行政策的工具”。这种看法对建国后十七年党的领导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关系作了简单化的判断。究竟怎样看待建国后十七年党的领导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怎样正确看待历史的问题，也关系到我们今天怎样处理党的领导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关系。因此笔者试图从历史的角度，用事实说明建国后十七年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既与这种看法商榷，也为今天处理党的领导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
新中国成立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科学和艺术的发展需要一种适合于它的环境。对于科学家和艺术家，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比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首先就是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认识到了“只有抗战胜利，民主成功，中国的科学才能得到繁荣成长的园地”，“不能想象，在黑暗的专制之下，科学会有前途”，“民主的自由是科学发展的保姆”，“新民主主义就是民主政治加上科学的经济建设”。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首先从法律上明确规定鼓励和支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第五章，规定了新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第四十四条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物。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第四十五条规定：“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周恩来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这个问题讨论不多，简单地说来，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因此，中国共产党从执政一开始，就注意运用法律来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也重视法律赋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权利。1956年他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中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让他们去说。
除了以法律形式鼓励支持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还从政策上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就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9年，周恩来代表新生的人民政权作了《动员更多的力量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讲话，呼吁全社会要高度重视社会科学，要充分调动旧中国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吸收他们的科研成果。为此，在政府财政负担非常重的情况下，对旧中国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人员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
1954年，周恩来在讨论中国科学院向党中央和政务院的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我们要充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结合最近对总路线的学习，把科学研究工作提到应有的地位。”党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报告，并加了很长的批语。这个批语强调了科学工作对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强调了重视和团结科学家是党在科学工作中的重要政策，做出了一系列关于团结、使用和教育科学家，培养新生的科学研究力量的政策规定。
1956年，在党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科学工作作为要求全党关注的重要工作郑重地提到全党面前。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必须付出最紧张的努力，向现代科学进军。”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水平而奋斗。在中共八大的一次预备会上，毛泽东还提出：我们对新的科学技术还不懂，还要作很大的努力。现在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将来中央委员会就是科学委员会了。
1956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阐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说，“哲学和社会科学是极重要的科学部门，所以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应该考虑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和教育工作中，依照情况，逐步改组力量，改变有些原来是错误的和原来不错误但现在已经过了时的制度和办法，以便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发展我国的哲学和和社会科学事业。”
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重视科学研究工作时，是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看待的，同样予以高度重视。1955年建立学部委员制度、1956年进行科学规划时都考虑了哲学社会科学，制定了1956-1967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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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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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征程中，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给予了高度重视，在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不少惨痛的教训。在这方面，不少学者进行了总结。有一种观点认为，建国后十七年中国共产党没能处理好党的领导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关系，完全忽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立性，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了“现行政治的奴婢、成了党的领导人和领导机构推行政策的工具”。这种看法对建国后十七年党的领导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关系作了简单化的判断。究竟怎样看待建国后十七年党的领导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怎样正确看待历史的问题，也关系到我们今天怎样处理党的领导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关系。因此笔者试图从历史的角度，用事实说明建国后十七年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既与这种看法商榷，也为今天处理党的领导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
新中国成立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科学和艺术的发展需要一种适合于它的环境。对于科学家和艺术家，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比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首先就是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认识到了“只有抗战胜利，民主成功，中国的科学才能得到繁荣成长的园地”，“不能想象，在黑暗的专制之下，科学会有前途”，“民主的自由是科学发展的保姆”，“新民主主义就是民主政治加上科学的经济建设”。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首先从法律上明确规定鼓励和支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第五章，规定了新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第四十四条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物。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第四十五条规定：“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周恩来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这个问题讨论不多，简单地说来，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因此，中国共产党从执政一开始，就注意运用法律来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也重视法律赋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权利。1956年他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中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让他们去说。
除了以法律形式鼓励支持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还从政策上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就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9年，周恩来代表新生的人民政权作了《动员更多的力量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讲话，呼吁全社会要高度重视社会科学，要充分调动旧中国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吸收他们的科研成果。为此，在政府财政负担非常重的情况下，对旧中国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人员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
1954年，周恩来在讨论中国科学院向党中央和政务院的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我们要充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结合最近对总路线的学习，把科学研究工作提到应有的地位。”党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报告，并加了很长的批语。这个批语强调了科学工作对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强调了重视和团结科学家是党在科学工作中的重要政策，做出了一系列关于团结、使用和教育科学家，培养新生的科学研究力量的政策规定。
1956年，在党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科学工作作为要求全党关注的重要工作郑重地提到全党面前。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必须付出最紧张的努力，向现代科学进军。”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水平而奋斗。在中共八大的一次预备会上，毛泽东还提出：我们对新的科学技术还不懂，还要作很大的努力。现在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将来中央委员会就是科学委员会了。
1956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阐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说，“哲学和社会科学是极重要的科学部门，所以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应该考虑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和教育工作中，依照情况，逐步改组力量，改变有些原来是错误的和原来不错误但现在已经过了时的制度和办法，以便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发展我国的哲学和和社会科学事业。”
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重视科学研究工作时，是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看待的，同样予以高度重视。1955年建立学部委员制度、1956年进行科学规划时都考虑了哲学社会科学，制定了1956-1967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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