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贝尔.于佩尔r级:GDP长了以后怎么办？

GDP长了以后怎么办？

——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及实践之反思（十二）

上一篇文章指出，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公布的GDP数字本身就是不足信的，因而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测不能简单地停留在这些GDP数字上，宏观经济的研究要改变当前集中于GDP数字的数据分析思维，而是要进一步探究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这包括资源的配置、劳动的分工、财富的分配以及人们的需求变化等问题；同时，尽管政府公布的GDP数字并不足信，但GDP一直在快速增长却是真实的，尽管这种增长伴随着资源的高度消耗以及社会痛苦指数的上升，因而这就面临着GDP达到一定限度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事实上，前面的文章也指出，GDP数字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但这种增加也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相反，社会物质所得的普遍增长往往会改变人们的需求状况；正是由于社会的需求开始发生改变，这也就对政府转变其职能提出了新要求，简要说明如下：

（1）培育创新能力以促进内涵式经济发展。尽管我国取得了长期的高速增长，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数字的背后潜含着深刻的危机：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经常是大起或大落，形成了周期性的冷热循环，这无论是对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稳定都造成了不良影响；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往往是靠粗放式的投入取得的，是无发展式的增长，这消耗了大量的资源，长期以往发展后劲迟早会枯竭。据测算，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结果，我国消耗了全球31％、30％、27％和40％的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创造出的GDP却不足全球的4％。也就是说，尽管前几年我国经济一直在较高水平上增长，但基本上还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模式；为此，整个社会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经济增长粗放、环境污染加剧、区域整体生态功能脆弱，这些都已成为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事实上，世界上许多中等发达国家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左右时，经济发展后劲都跟不上，就在于他们粗放型的发展耗竭了资源；因此，居安思危，我们现在就必须夯实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扭转到注重内涵提高的发展轨道上来。

（2）加强环境保护以保障发展的可持续性。长期以来，基于对上负责的政绩观，各地政府往往采取大上那些高度污染的的项目和工程，从而导致环境不断恶化；例如，就经济发展最快的广东省而言，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在31个省市中居21位，远远低于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等。而且，尽管200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节能降耗就是政府的主要任务，后来国家发改委还三番五次申明单位GDP能耗指标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国家环保局甚至出台了带有连坐性质的“区域限批”政策以遏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迅速扩张；然而，尽管200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有所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幅也趋减缓，但却依然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4%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的目标，环境质量问题依然突出。因此，为了促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强环境保护和节约能源就必须被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此，就必须重新设立官员的考核体系，要使得考核指标多元化，包括公众环境质量评价、空气质量变化、饮用水质量变化、环保投资增减率、森林覆盖增长率、群众环境诉讼事件发生率等等。

（3）缩小收入差距以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根据卡尼曼提出的“体验效用”理论：在所得很低时，提高所得得到的快乐较多，而当所得达到一定点时，所增加的快乐就会减少；也就是说，当人们的经济收入已经达到一定限度时，人们更加关注生活的和谐、安宁。正因为如此，当一个地区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时，就不能仅仅关注人均GDP这个数字，而是要关注收入的分配状况。然而，在GDP数字政绩观的支配下，很多地方官员只关心的是扩大投资，而不在乎员工的福利如何，甚至导致了有的地方近十年工人工资的停滞而不问；结果，尽管GDP年年在大幅度增长，但人们的生活水平却基本没有提高，社会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据统计，资本收益约占我国GDP的40%，而劳动工资收入则仅占21%；相反，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一般都占GDP的50%以上，高的达到60%。这种状况在广东等发达地区尤为突出，因为这些地区的人口构成非常复杂，从而存在明显的收入阶层，这些都是潜藏的社会隐患。一方面，就外来工而言，据有关调查，2005年广东省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00多元，过去12年来只增幅68元，如果考虑到物价上涨趋势则实质呈下降趋势；而且，这些人大多还没有纳入社会保障，可以分享的公共福利也非常少。另一方面，就城市居民而言，由于房价、油价的上涨以及工资的下降，新的贫困群体正在形成，以致城市中有50%多的人认为属于下层或者中下层；也由于近年来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城市市民并深受住房、安全和就业等问题的困扰，有调查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就强于城镇居民。

（4）增加公共品供给以适应人们需求变化。一般来说，在人们的物质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私人消费的增加已不再是提高个人福利的主要方面，而对环保、安全、教育等方面的需求则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当社会进入发达状态时，对那些基本公共事业的需求就变得越来越大，而这些公共品的提供正是政府的能力所在。正因为如此，GDP的增长使得政府的职能面临着一种转换，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出现一个如加尔布雷斯所指出的“私人丰裕和公共贫困共存的社会”；当然，政府的公共支出会不断增大，又意味着税收的增加，特别是要提高累进税。其实，主流经济学往往认为只有私营部门才能创造财富，而累进税制会破坏激励机制；但是，只要征税是有效率的而支出又是合理的，税收的增加就不会给消费者造成超额负担。一方面，当税收用在公共支出上时，会对超额负担产生相反的作用，从而能够抵消这个超额负担；另一方面，主要源于位置争夺的私人消费并不会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提高，因而把私人消费转移成为公共开支往往可以在不减少私人快乐的前提下，通过把公共支出用在环保、基础研究、教育等方面而提高人们的快乐和生活品质。例如，瑞士、瑞典等北欧国家的税率高达40％～50％，也正因如此，这些国家的个人教育费用十分低廉，许多公共设施可免费享用，甚至骑自行车也免费提供；即使是美国，其个人所得税率也达25％～35％。

（5）关注民生问题以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经济增长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促使人们安居乐业以及福利增进，而仅仅停留在可量化的GDP指标上是无法真正提高人们福利的；而且，对普通百姓来说，能获得满意的生活质量要比GDP数字有意义得多。因此，如果对百姓负责，则就不会专注于GDP等数字指标，而是要更为注重民生问题。譬如，广州市参考了美国现代化问题专家英格尔斯、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三套标准而制定了10项指标现代化评价体系：人均GDP5000美元以上，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50%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20%以上，城市化水平60%以上，信息化综合指数81.5%，平均预期寿命75岁以上，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20%以上，社会保险参保率95%以上，环境综合指数90分以上和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0平方米以上。显然，按照这上述指标，广州等一些沿海城市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这些地区居民的真正福利状况又如何呢？据网络公众调查，大中城市中居民眼中最不满意的三大领域依次是房价、治安和就业：自2002年开始，全国的房价完全不受控制地节节攀升已成为压在工薪阶层心头的巨大负担，仅2006年第一季度广州市中心区房价就上涨了14%,老城区房价突破了万元；同样，城市居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从2003年开始则不断下降，有受访者就留言说，“百姓连最起码的安全感都没有，何谈生活质量？”

（6）建立新指标体系以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既然GDP无法计量福利差别、难以准确地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更无法衡量外部性；与此同时，体现人类福祉的快乐又是主观的，那么，是否就无法进行比较和衡量呢？显然，在更好的衡量方法出现之前，即使希望有一些客观指标，也必须包括非常广泛的内容。例如，衡量一个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指标就不仅包括人均GDP、产业结构、创新能力、出口依存度等经济指标，还包括婴儿死亡率、刑事案件数、医疗资源、商业服务、人均预期寿命等社会指标，教育经费比重、文化支出比重、人均拥有图书数目、人口文盲率、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等文化指标，以及其他科技进步、居住水平、基础设施、政府管理和城市环境等指标。再如，就人的福利而言，目前国际社会提出的指标就包括教育水平、健康、交通、平等、环保、民主、政治稳定等95项；而且，研究表明，这些指标有些随着所得的提高，而另一些则变坏，总体上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的作用并不确定且往往可以忽略。为此，自1990年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还提出了人力发展指标，认为国民所得在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对人类带来的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这打破了传统的“所得越高就越幸福”的观念；而1995年，联合国环境署开始提出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社会（目标是消除贫穷）、经济、环境、政府组织及民间组织等方面的指标。据报道，我国国家统计局也正在制定国民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等统计指标，希望通过国民幸福指数等每一个百分点的变化反映出社会进步；显然，这是一个更加人性化、更能体现一地发展实效的指标。近来，我国国家统计局也正在制定国民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等统计指标，希望通过国民幸福指数等每一个百分点的变化反映出社会进步；显然，这是一个更加人性化、更能体现一地发展实效的指标。

总之，尽管GDP数字并非是毫无用途的，因为它至少反映了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状况；但是，我们都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单纯地着眼于GDP数字会造成诸多不良的后果。在自上而下的政绩观考核体系中，片面强调GDP会导致一些官员通过一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展示政绩，同时也会滋生严重的形式主义和虚报浮夸风气；不但造成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也会造成人们实际生活水平的下降，从而加剧社会阶层的对立。特别是，我们应该明白，人类的进步和福利的提高才是我们的根本目标，而目前所有这些指标都不是目的，仅仅是达到快乐的工具和手段，统计数字的增长并不意味着人们福利水平的同步提高；因此，作为经济政策的决策者们需要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不能仅仅停留在数字层面上，而是要对数字背后隐藏的东西保持清醒的头脑。当然，GDP的增长也为政府转变其工作重心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它要求不再追求量的增长而是注重质的提升，要求注重发展的平衡和可持续性，特别是要关注社会分配公正问题，从而使得人们应得权利与国民财富增长同步发展。

中国的GDP数字可信吗？

——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及实践之反思（十一）

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利好消息频传：（1）2006年全国GDP增长率达到10.7%，2006年股市平均涨幅超过130%；（2）在广东2005年末率先突破2万亿GDP门槛后，2006年继续猛增14.1％，实现GDP25968.55亿元，同时，今年山东和江苏也挤进了“2万亿GDP俱乐部”；（3）广东、江苏、浙江人均GDP三省的人均GDP也超过3500美元，浙江甚至接近4000美元；（4）广州市人均GDP超过11000美元，成为内地第一个人均GDP过万美元的城市，与此同时，上海、北京、天津三市的人均GDP也超过5000美元。一般认为，人均GDP过万美元是衡量一国一地是否进入“发达状态”的基本指标，而2005年世界“中上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平均在3466美元至10725美元之间；显然，根据这个通行标准，广州已经进入了“发达状态”，而上海、北京、天津三市以及广东、江苏、浙江三省也已经进入了“中等发达状态”。

正因为如此，2006年是全国经济发展比较振奋的一年，各地政府特别是那些沿海发达地区的政府也容易产生意气风发或心满意足的心态，以致不少地区都在宣称取得了“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然而，在看到GDP数字不断增长而感到扬眉吐气的同时，任何一个清醒者都不能仅仅陶醉于数字的增长这一直观层次上；相反，需要进一步思考它背后所隐藏的东西，首先要反思一下目前统计和公布的数字是否真实。事实上，中国的数据里面往往隐藏着很大的虚假成分，包括由于好大喜功或基于考核的需要而人为造假、同一产值在不同地区的重复计算、人均GDP的统计基数选择不合理以及统计基数的估算不精确等。这里可以简要分析如下：

（1）基于政绩观的数字虚高。中国的官员是对上级负责，而上级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GDP，因此，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升迁往往会唯政绩是举，甚至为追求政绩而不择手段，某地不是为完成青山绿化指标而竟然将光秃秃山坡用油漆涂了一遍吗？在这种政绩观下，地方官员往往会把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预期目标作为基准，或者一次作为各地加权的平均数的话，而力图使本地的增长率高于平均数；这样，在中央政府所设定的GDP预期目标的导向性和预期性激发下，经过地方的相互攀比就会被层层加码，从而使得GDP增长会脱离有保障的发展水平。例如，2006年和2005年的预期目标都是8%左右，但实际增长却达10.7%和10.4%；2004年和2003年预期目标都是7%左右，但实际增长却达10.1%和10%。也正是由于现有政绩考核体系往往促使地方政府采取短视行为，因而尽管西方各国的中央政府一般都把提高经济增长以扩展就业视为自己的工作重心以及政绩体现，但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却往往需要有意识地限制增长速度。

（2）统计上报中的人为造假。在GDP仍然是由上至下对官员进行考核的重要指标的情形下，在甚至实行末位淘汰的体系下，各地方统计部门报送数字时也往往左顾右盼，在实际数字中有要向上进行浮动调整；结果，导致了地、市加起来的比省大，各省加起来的比国家大，从而在统计上报的过程中出现人为的虚增。例如，2004年全国GDP增长率为9.5%，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公布的数字是低于9.5%的；各省区市上报的全年GDP汇总数据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速高出3.9个百分点；同样，有消息说，2006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全国GDP总额，也低于各省自行统计GDP相加数，而且相差很大，这显然反映了GDP中的水分还大量存在。正因为如此，自2003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就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对GDP核算制度进行了改革，将GDP核算改为初步核算、初步核实和最终核实三个步骤，但这似乎并不解决问题。

（3）统计口径选择的不一致。一般来说，在计算人均数值时，其基数必须是总量核算时所基于的基数；但是，目前的地方政府为了凸显其政绩，在统计GDP总量和人均GDP时往往采取不一致的口径：在统计GDP是将户籍与非户籍人口所创造的经济成果一并计算在内，而在计算人均GDP时却仅仅以户籍人口为基数。因此，对那些外来人口很多的沿海地区来说，其发布的人均GDP就不可避免地会夸大了许多。例如，正是由于民众的质疑，后来广州市统计局于是就公布两套数字：广州市2006年人均GDP按照户籍人口计算超过了10000美元，而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则应为7800美元；但问题是，前种数字有何价值呢？实际上，国家统计局早在2004年就已要求各地的人均GDP按常住人口统计，而不再按照户籍人口来进行计算，显然，目前这种现象还是那种政绩观在作祟。而且，即使是用常住人口作人均值的基数，这也并非完全合理，因为在GDP的总量统计中毕竟包含了大量的被视为暂住人口的外来打工者创造的。

（4）统计基数估算的不真实。即使以常住人口为人均GDP的统一计算口径，但常住人口的估量本身也往往存在问题，因为往往无法将常住人口和短期的外来打工者分开。例如，曾有数字说，广州市包含常住人口或外来打工者就有920万或1350万两个数字；后来广州市统计局又出来说，广州市的常住人口应为1178.71万人，而不是原先估算的994.3万人，按照这一基数，广州市的人均GDP就应在6800美元左右。再如，深圳市曾宣布要以580万的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但广东省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公报却显示，深圳市常住人口应为827.75万人。

（5）按常住人口统计也存在不合理。影响世界各国人均GDP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非就业人口所占的比例，但是，广东省或广州市的外来常住人口基本都是青壮年，几乎都是创造GDP的劳动力，而没有考虑到那些没有和他们一起来但生活密切相关的老人和小孩；显然，如果假设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和非劳动力的比例是1：1，那么，考虑到与那些外来工相连的非劳动力，广州计算人均GDP时所应该考虑的外来人口就不再是500万而是1000万。即使考虑到广州市政府对这些外来工的家人的生活状况不负责任，但这些居住在本地的外来工的生活也远远不会向统计数字所展示的那么光鲜；况且，这些外来人口基本上也享受不到本地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安全卫生以及就业和教育等基本福利。

GDP数字有意义吗？

——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及实践之反思（十）

尽管主流经济学探讨福利时常用GDP来衡量，但它毕竟只是衡量宏观经济的一个指标，只是对一些可量化的经济活动进行统计；相反，它不但无法全面衡量经济活动的真实情况，更无法全面反映人们的福利水平，从而并不是一个衡量福利的有效指标。其实，GDP指标不仅忽视了没有用来交换的有价值的活动、产品和服务，没有把现代经济所创造的闲暇机会包含进去；而且，它也忽略GDP制造过程中负外部性对人类福利造成的危害，如污染、资源的耗尽以及人口密集拥挤等形式体现的环境恶化等。这里简要分析如下：

（1）GDP是个市场价值概念，体现了市场化的程度，而无法精确反映经济增长状况，更无法考虑人们的闲暇福利。事实上，任何社会都存在大量的隐性经济没有被统计进GDP之中，包括被法律禁止的经济活动产生的收入、在非市场或物物交换的合法经济活动中产生的收入、由合法市场活动产生而因种种理由逃避了国民收入核算帐户度量的收入。显然，随着法制的逐渐健全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这些原本就存在的地下经济会逐渐显现出来的，从而给人以经济过热的假象；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税收的增长要远远高于GDP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市场交易的扩展并非就是有利的，例如，由于过度的市场交易往往会带来没完没了的诉讼，尽管这提升了GDP数字，却并没有提高人们的福利，相反空耗了人们的财力、精力和时间。

（2）GDP体现的是粗放式发展，没有考虑资本的耗费，从而不能反映生产力的提高，也不能体现出一定时期内收入增加值。正因如此，一个国家或地区越是实行粗放式的发展道路，国民生产净值（NDP）、国民收入（NI）与GDP之间的剪刀差就越大；而且，人均收入和人均GNP增长率就越可能小于GDP增长率。例如，美国等发达国家人均GDP的一半转化成了收入，但中国只有10％左右，最高时也只是17％；而且，改革开放28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6％的速度上升，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一直低于GDP增速。其实，衡量真实经济增长最可靠的指标不是GDP增长率，而是生产率增长率、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或人均真实GNP增长率；例如，美国的真实GDP增长率虽然远远低于中国，但其制造业的绝对和相对生产力增长却居于国际领先。

（3）GDP是基于个人价值的加总，但却不能直接反映社会财富。事实上，有些私人财富是相互冲突的，甚至社会财富会因私人财富的增加而减少；例如，海洛因对那些上瘾的人来说是有价值的，但对整个社会却是有害的。再如，从个人角度而言，装防盗铃、防盗窗、防盗门乃至闭路电视摄像机等都是有用的，可以通过防止犯罪而增加自身的安全感，但这对社会却并没有价值；相反，正是由于每个家庭的这种活动导致了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不断增加，这在一些采取粗放式发展道路的地区显得很突出。相应地，即使GDP反映了当代人的价值，也不能反映整个人类的价值，因为当代人的利益和人类社会的长期利益有些也是相互冲突的。譬如，如果仅仅基于个人价值的考量，当代人就会大力发展高污染性的产业，甚至采取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因为环境的恶化影响的主要是子孙后代而不是当代人们的福利，即GDP指标体系没有考虑未来人们的福利。

（4）GDP体系中没有负价值的概念，从而无法全面衡量社会价值量。其实，如果考虑到一些高污染性产业或产品今后需要重新投入的环境治理成本，那么真实的GDP就将大幅度下降。例如，印度尼西亚从1971年到1984年GDP年均增长7.1%，但如果将石油、木材大量开采出口以及伐木引起的土壤流失作为成本加以扣除，年均增长率只有4%。同样，我国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据估计，中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为4000亿元；有学者估计，如果扣除这部分损失，那么我国实际GDP只有名义上的78%，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董继斌认为山西省2002年度的绿色GDP只有全部GDP的66.6％。

（5）GDP不但无法计算外部性产生的负价值，反而产生更多的虚假GDP。实际上，GDP指标体系不仅没有把环境遭受破坏的价值以及经济活动造成的我们的生活质量的下降等因素扣除，而且还把为保护我们免受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增加的防御性开支也算进了GDP的增长中去；结果，往往造成GDP数字的无限增长和人们的福利不断下降的二律背反。例如，就汽车产业而言，人们不断增加的对汽车的需求和使用都反映在GDP指标体系里面，但日益严重的污染和交通事故损失的价值却没从GDP中扣除；相反，诸如建造新道路以缓解拥挤的花费，建造隔音墙保护社区免于新道路上的噪音污染，制造催化整流器以减少污染以及医院为成千上万交通事故的受害者进行护理等等，这些开支和费用却被当作GDP的正增长。

（6）GDP仅仅是对那些可量的因素进行统计，而人们的很多福利是难以量化的。实际上，快乐是一种主观感受，或者说是心理上的享受；因此，所得和快乐的相关性是很低的，即使经济增长很高，快乐也不见得高。例如，新加坡的人均所得是印度的80多倍，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折算也有16倍，但是它们的快乐水平刚好一样，而且都比日本和法国这两个人均收入很高的国家高很多。再如，2006年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发布的《2005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也发现，收入与幸福度之间存在严重的倒挂，市民收入高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等，幸福度低于收入相对较低的杭州和成都，杭州市民感到最幸福。一些调查资料甚至指出，所得只能解释快乐因素的2%左右，即使把所有的客观因素，包括人口学因素、所得、年龄、性别、种族、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等都加起来，也只能解释快乐的20%左右。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2006年所作的调查就发现，基于居民收入、消费结构、居住质量、交通状况、教育投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生命健康、公共安全、人居环境、文化休闲、就业几率等12个方面进行客观评估与这些市民的主观评估之间就存在很大反差；例如，广州客观排名第5，而主观排名则竟是倒数第2位。

注：本文节选“GDP数字能够说明什么”，载《广东商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