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的电影很一般啊:中国文明的反思（二）

文帝和景帝去世后，汉武帝改变了他们的政策，不仅严刑苛法，而且实行沉重的赋税和徭役，个人的生活也穷奢极欲，特别是连年发动战争，穷兵黩武，不仅耗尽r文帝和景帝时期的积蓄，而且加倍对人民进行盘剥，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汉武帝死前下了罪己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也改变了穷兵黩武的政策，但为时已晚。此后，西汉开始走向衰落。可见皇帝世袭制度不能保证社会的长期繁荣。

从汉武帝到隋唐王朝的建立，中国历经王莽新朝、东汉、三国、西晋、南北朝，都没有出现过一位英明的君王。例如西汉灭亡后，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他不但不反思皇权世袭的严重弊端，从而向民主共和政治转变，反而极力强化皇帝的权力。在中央政府，他采取了「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政治措施，将司徒、司空和太尉的权力架空，仅给予虚名，而没有实权，另外设立尚书台，作为皇帝的办事机构和议事机构，直接听命于皇帝。刘秀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削弱宰相的权力，实现皇帝大权独揽的目的。此外，刘秀还建立了宦官制度，通过宦官来传达皇帝的命令。他认为宦官地位卑微，不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所以有利于加强皇帝的集权统治。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些地位卑微的宦官，在东汉的后期，控制了皇帝，把持了朝政，导演了一场又一场阉党专权之祸，最终使东汉王朝的巨轮触礁沉没。

特别是晋朝统一中国之后，政治更加腐败，经济加倍凋敝，贫富分化严重，社会极为黑暗，出现了「八王之乱」和南北朝的动乱局面，不但没有使政治出现一丝一毫的革新，相反，为争夺皇权，军阀混战，杀人无数，血流成河。虽然东晋由于永嘉南渡，大量移民迁徙于南方，促进了南方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但在黑暗的皇帝专制的官僚政治统治之下，东晋也没有出现任何新的思想、新的经济和新的文化的萌芽，反而使皇权思想、门阀士族观念达到顶峰，政治迫害空前惨烈。

直到唐朝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政治才出现了一段相对开明的时期。这主要归功于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和开阔的胸襟。李世民不是按照「传长不传幼，传嫡不传庶」的世袭原则登上皇位的，而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文治武功当上皇帝的。他具有中国人所具有的一切最崇高的美德，具有无与伦比的杰出智慧，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王，居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被人民衷心赞美的伟大的领导者。他的出现，是中国的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当时中国人的幸运。

在皇帝高度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下．能产生李世民这样开明的皇帝，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独特现象。他的虚心纳谏的开明作风，他言行一致的政治信用，他不重门第、只重德才的用人标准，他的廉洁自律，他对法律的尊重，他对民生的关注，对文化和教育的高度重视，等等，使他的政府出现了很高的工作效率。当时，管理辽阔国土的唐朝中央政府，它的官员仅800多人，这是一个高度精简的政权，使中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出现了繁荣富强、欣欣向荣的局面，使隋末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迅速地成为遥远的故事。

可以说，李世民的成功，是他的开明作风的结果。因为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个人独裁的弊端。据《贞观政要》一书记载，公元630年，也就是贞观四年，一次，李世民问大臣萧瑀，隋文帝杨坚这个人怎么样？萧瑀回答说，隋文帝勤于政事，不论大小事务，都亲自处理，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应该说是一个好皇帝。但李世民认为，隋文帝不是一个好皇帝。

他说：「什么事情都由皇帝一人专断，这是不信任百官的表现。天下这么大，举国之内人口这么多，每天发生的事情千头万绪，必须要不拘一法，灵活处理，凡事应先交文武百官商议，宰相认真筹划，做到稳妥便利，才可以呈奏实行。怎么可以把一天中的那么多事情，由一个人去思考决断呢？处理对了当然好，处理不对的怎么办呢？如此以日以继月，乃至连年，老错误得不到纠正，新错误又不断发生，国家怎么不灭亡呢？」

李世民认识到，老百姓是水，君王是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为了改变皇帝专制独裁的局面，防止社会动乱，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可以说，李世民耗尽了他一身的心血。他不仅自己虚心纳谏，依法办事，选拔贤才，推行正确的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想建立一种比较完善的制衡机制，来防止个人的独裁专制，他为此进行了长期的努力。

在中央，李世民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民主集中制度，建立了一套比较科学的决策机制，建立了一个具有相互制约作用的政治体制。其基本的内容，就是皇帝是最终的决策者，但皇帝不能越过有关部门和宰相随意决策，必须要让有关部门先提出意见，再由宰相重新加以讨论和审查，取得一致的意见之后，才呈报皇帝最后考虑决定，颁布诏令执行。

但皇帝的诏令，也必须同时盖有宰相的大印，也就是说，没有宰相的同意和副署，皇帝的诏令是不能颁布的。这就对皇帝的权力进行了制约。

为了防止决策中的失误，李世民在中央政府设立了中书、门下省左右两个丞相，互相制约。此外，还规定中书省起草的文件要由门下省讨论通过，而门下省对中书省起草的文件有权力驳回，直到中书省的意见在门下省讨论通过之后，才能上交宰相审核，然后交皇帝批准，待皇帝和宰相共同副署之后，再交尚书省执行。这样就使中书省、门下省、宰相和皇帝之间，具有相互监督的作用。在一千多年以前，李世民就能够建立这样一个相互制约的政治体制，说明他是一个具有共和思想的君主，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制度，防止腐败和动乱，防止隋朝的历史悲剧重演，李世民确实考虑的非常深远。据《贞观政要》一书的记载，李世民为此常常彻夜不眠。他认为，要想国家不出现问题，光选拔一些好官是不行的，必须要防止因皇帝个人专制独裁．或因皇帝懦弱无能和昏庸残暴所导致的国破家亡的后果，就像要防止隋炀帝迅速搞垮隋朝一样。这就必须要建靠一个有效的制度来保证。

他经过对历史的研究认为，西周社会保持了几百年的统治而不发生动乱，而且大部分时间国家都是繁荣的，这绝非偶然，而是建立了分封自治制度的结果。在西周社会，由于分封了许多的王国，这些王国采取的是自治的形式，中央王国的国君即使昏庸腐败，但他的影响只局限于王畿，不至于祸及各诸侯国的百姓，不至于导致天下崩溃。而且，各诸侯国的国君，对中央的皇帝，也可以起到一种制约作用。如果中央王国有了危险，如受到外族的入侵，诸侯国也可以前来救援。

李世民认为，这些都是比较有效的措施，可以防止国君一人专权，防止由于皇帝昏庸腐败导致国破家亡的严重后果。根据这样的认识，李世民决定要恢复西周社会的分封自治制度，把他的子弟和有功的大臣，封为世袭的州郡刺史，实际上就是世袭的诸侯。他想通过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形式，让这些诸侯来帮助或者监督皇帝的行为，把皇帝专制所造成的损失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以实现社会的长远的稳定。

但是，李世民提不出更好的制度设计，来有效地防止因诸侯王因国力强大和军事力量的膨胀而威胁中央政权、导致国家分裂的后果出现。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李世民曾命大臣魏征等人制订一套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一个有效的制度，来制约渚侯国国君的权力，防止这些诸侯国的国君独断专行，消除其对中央于国的威胁。

遗憾的是，魏征等人缺乏李世民那样的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也不愿承担政治改革的风险，更重要的是，魏徽等人想的只是强化皇帝的权力．他们只相信明君贤相，而没有认真深入地考虑从制度上去防止皇帝个人独裁的问题，没有建立共和政治的思想，所以，魏证等人不是去帮助李世民完善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制度，使社会朝民主的方向前进，促进文明的进步，而是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分封自治必导致天下大乱的结局，坚决反对李世民的决定。虽然李世民一直到死都没有放弃他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的想法，但由于魏征等众大臣的反对，这一想法始终没有能够付诸实践。对是分封还是中央集权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持续了十多年，直到李世民去世，这一争论都没有停止过。随着李世民的去世，这一想法自然随风而逝，结果使中国再一次失去了走向共和的机缘。

继李世民之后主宰天下的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一位女皇帝。她是一个女人，在男尊女卑的占代中国社会，根本没有当皇帝的资格。但是她依靠自己的智慧和雄才大略，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她不仅像李世民一样，虚心纳谏，关注民生，大力选拔贤才，而且，在对各级官员的监督方面，她比李世民走得更远，措施也更为激进和有效。其中一个最大胆的举动，就是设置铜匦，也就是在全国设立举报箱，接受告密文书，以此来鼓励天下百姓告密，鼓励社会监督，任何人都可以投诉官员的不法行为。凡是告密者，任何官吏都不得过问，一律要用驿马送至京城，按五品官标准供给食宿，告密失实者不加追究。对有的告密者，她还亲自接见。这样一来，全国的老百姓都起来投诉那些贪官污吏。一时间，全国各地检举贪官的人群络绎不绝，有的地方竟像赶集一样热闹，可见老百姓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和冤假错案之多。

武则天对那些被告发的贪盲污吏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镇压。史载，从684年到697年，武则天14年间诛杀的贪官污吏至少在5000人以上，让许多想乘当官之机大捞一把的贪官和浅薄之徒，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就掉了脑袋。在中国的历史上，能够发动百姓起来检举各级贪官污吏不法行为的皇帝，只有武则天一人。当然，武则天在大量诛杀贪官污吏的同时，也选拔了狄仁杰、魏元忠、姚崇、宋璟、张柬之、张九龄等一批杰出的人才，表明武则天鼓励社会监督，就是为了惩恶扬善。武则天的这一措施，虽然谈不上是让人民来治理国家，但是，她确实是主动发扬了民主，使她更广泛地接受，人民的意见，让人民最大限度地起来监督各级官员。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行为。

当然，武则天实行这样的民主．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想法，就是要镇压李唐王室的成员和政治上的反对派，甚至任用周兴、来俊臣这样的酷吏对疑犯刑讯逼供，严刑拷打，严重侵犯人权，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其目的都是为了稳定她的皇位。所以，她不可能建立一个制度，来制约皇帝专权，防止皇权的膨胀，不可能实现文明的创新。而且，武则天随意性太大，不是依照法律程序来办事，还是个人说了算。

但尽管这样，也不能因此而否定武则天鼓励人民监督各级官员的措施的伟大，不能否定这一措施对于刷新吏冶、激发人民干预和关心政治的热情、加强社会的监督、促进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武则天死后，唐玄宗李隆基也是一位具有开明作风的、励精图治的皇帝。虽然李隆基当过太子，但他也并不是按照「传长不传贤，传嫡不传庶」的世袭原则登上皇位的，在诛杀韦后的政治斗争中，他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在继位的前期，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等一大批贤臣良相治理国家，他本人也虚心纳谏，廉洁自律，关注民生。

在他统治的前期，社会开放，文化繁荣，科技进步，经济发达，人民富裕，史称「开元盛世」。当时的中国，地域空前辽阔，民族空前团结，国力空前强盛，中国人的创新精神、进取精神和彬彬有礼，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称道。仅以当时中国的疆域为例，东临大海，西同泥婆罗（尼泊尔）、天竺王国（今印度、巴基斯坦）接壤，南到南沙群岛，北达贝加尔湖，西北到巴尔喀什湖畔，与东罗马帝国相接。中国广阔的国土．显示了中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风范。

有道明君治理国家就能安定必盛，无道昏君统治天下则必然动乱危亡。国家治乱，系于一人之身，这是非常危险的。在专制制度之下，皇权转移的制度设计是神秘和落后的。从」文景之治」，「贞观之洽」和「开元盛世」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到，传长传嫡的帝王权力转移原则很难出现英明的君王，很难带来社会长期的繁荣和稳定。只有打破这一传统，才会有英明的君王出现，才会有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是在大多数时间，中国皇帝权力转移都是按照传长、传嫡的原则进行，所以很难摆脱动乱的阴影，正如《三国演义》上所说：「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兴盛是人为，衰败也是人为。大唐王朝蓬勃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华夏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只要有一个英明的领导者，实行开明的政治，就可以激发整个民族的活力，使中国蓬勃发展，欣欣向荣。遗憾的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很少有像李世民这样开明的君主。所以，大唐王朝在走向鼎盛的同时，也就走向了衰落。一场安史之乱，使唐于朝的繁荣强大很快就化为乌有。

这是为什么？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李世民、武则天和李隆基的开明作风和他们建立的社会的监督机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突破皇帝专制的一无化文明的束缚。他们的虚心纳谏，选拔贤才、依法办事，等等，都是他们自身的一种主动性的要求，是他们的伟大智慧的表现，并没有一种强制性的制度来保证，没有一种相互制约的政治结构来规范帝王的行为。这就是人治。所以，这种建立在个人良好质量基础上的开明作风，这种皇帝主动建立的监督机制，就如同蒙鸠筑巢在芦苇之上，也如同大厦建立在沙滩之上，其基础是非常脆弱的，是非常不可靠的。一旦皇帝个人的质量和想法出现了变化，这一切就将迅速地消失。

由此可以说，中国文明的失败不是一个宴践的问题，而是文明结构设计思想的失败。

汉唐经济的崩溃是人治的必然

秦灭六国，建立了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投制度。这种制带来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消灭了春秋战国时期繁荣的市场经济。秦始皇把商人都驱赶到边远地区去服役，或者到荒凉的地区去屯垦。秦朝征发的对象首先是商人，其次是以前做过商人的人，最后是征发爷爷奶奶或者父母做过商人的人。

秦朝灭亡之后，刘邦重新统一了全国，他在政治上继承了秦始皇的皇帝专制制度．在经济上，他虽然改变了秦始皇的暴政，采取了「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重新分配土地，减轻赋税，鼓励农业生产，也不再把商人赶去戍边，但是，他却继承了秦朝重农抑商的落后政策，对商人进行打击，从而扼杀了市场竞争和商品流通，扼杀了资本流动和自由贸易，扼杀了多元化文明产生的土壤。可以说，西汉初年采取的政策是一种节制资本的政策，国家不让人们变富，但对下层人民如何摆脱贫穷也并不关心。

刘邦打击商人的措施主要是：商贾及其子孙一律不准从政，不准做官为吏；商贾一律不得拥有私有的土地；商人不得穿锦、绣等名贵的丝、葛、毛制品，不得乘车、骑马等；商贾不得购买饥民为奴婢；商贾要比常人加倍缴纳丁税，即人头税。可见刘邦在政治上对商人的控制是十分严厉的。

但是，随着西汉经济的发展，文帝和景帝逐步放开了对商人的限制。如「开山泽之禁」，允许商人开矿、冶铁、煮盐、酿酒等等，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使西汉初年的商品经济一度十分繁荣。更可贵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汉出现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其代表人物就是以《史记》一书闻名于世的司马迁，主张放任市场来调节经济，实行市场的自由竞争。

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自私是人的本能，追求财富是人的最原始的动机。为了获得财富和利益，每一个人都会发挥自己最大的智慧和能力，来从事经济活动，从而使社会经济的整个运作机制得以正常运转。比如，某种商品由于供不应求，价格昂贵，人们就会纷纷来生产和销售这种产品，一旦市场达到饱和，供大于求，价格就会下降，而使经营者无利可图，于是就不再生产和经营这种产品，从而使生产和消费，即市场的供求关系达到均衡。

根据这一思想认识，司马迁把自己重要的宏观经济思路概括为一句名言：「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司马迁认为，根据市场经济的原理，国家最好的、最正确的经济政策．是放任私人进行经济活动，并顺应由此形成的经济发展形势而不加以干预和抑制。最不好的政策，就是「与民争利」，也就是国家直接经营工商业并藉以获利。因为从事赢利的生产贸易活动是私人的事情，而国家的任务只是保护这种私人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照章纳税就行了，而如果国家政府及其官吏参与经济活动，就等于把本应属于私人的赢利夺取到国家的手中。这样做，必然会压制私人的经济贸易活动，造成国家和权力垄断行为的发生，破坏市场的自由竞争。

司马迁的经济主张，与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亚当?斯密在著名的《国富论》中提出了放任市场来协调经济发展的主张，他把市场称为是一只「看不见得手」，它引导每个追求私利的个人去促进公共利益，因此政府不应干预经济生活，政府的职能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对外抵抗侵略，对内维持法律秩序，保护市场的自由和公平的竞争。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现了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的现代经济基本原则，是产生现代多元化文明的思想基础。可惜他先进的经济主张不为当时的汉武帝所采纳，结果使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强化，而英国采纳了亚当?斯密的主张，结果使英国迅速地完成了工业革命，实现了立宪政治，成为近代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汉武帝好大喜功，频繁地发动对外战争，结果搞得全国民不聊生。但即使这样，国家财政仍不能保证对外战争的物资需要。于是，汉武帝接受了桑弘羊的建议，改变了鼓励私人发展经济的政策，利用皇权，强制收回盐、铁、酒的经营权，由官府垄断经营。他在全国都设置了盐官、铁官等官吏，负责盐、铁和酒的专卖，并规定，私人不得经营盐铁，「敢于铸铁器煮盐者，砍掉左趾，没收其器物」，如有严重者，将腰斩诛族。这严酷的刑罚，将民间贸易和民间的手工业扼杀了。

除了禁止民间贸易之外，汉武帝还采纳桑弘革的意见，在全国实行土贡制度和官工业制度。土贡制度就是强迫各级地方政府向中央朝廷无偿进奉产品的制度，而勿需经过市场的交换。官工业制度就是由政府直接建立作坊或者工场（国有企业），把不能由土贡的方式得到的物品，特别是高贵的、精美的奢侈品，以及军需品等制造出来，而不必要通过商业途径。此外，汉武帝还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实行「均输平准法」，以垄断商业贸易，控制物价，从中牟利。

官府对经济的垄断，是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的沉重枷锁，它使中国现代文明产生的根基被铲除。

为了彻底搜括民间的财富，扩大财政的收入来源，汉武帝实行残酷的算缗和告缗政策，以剥夺商人的财产。所谓算缗，就是征收巨额的财产税。所谓告缗，就是揭发那些偷税逃税者。从表面看起来，这是加强税收征管，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实际上，这是对民间资本的残酷掠夺。汉武帝任用大量的酷吏，对商人进行严刑逼供．互相告密，以至于一个案子可以牵连数百位商人。据《史记》的记载，当时全国的监狱，关满了被抓的商人和富豪，国家没收的财物数以亿计，商人纷纷破产，使这一时期的商人总数加起来不到一万人。这种利用国家政权赤裸棵地剥夺私有财产的野蛮行为，造成了商人和手工业主资本积累的中断，从而把文帝和景帝时期发展起来的自由经济和私人贸易摧残殆尽。

从汉武帝开始，官府垄断经济的制度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重农抑商的政策也没有任何改变。对民间商人的打击，一直也没有停止过。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立即在全国进行大规模地「空想社会主义」式的改革，将一切社会资源统统收归国有。他要恢复西周社会的井田制，实行土地国有；他要完全实行汁划经济，由政府控制商品和物价；他要实行官府垄新经济，把盐、铁、酒等商品全部实行专卖制度，矿产资源全部由国家开采，等等。这种看似伟大的改革，其实是一种社会的大倒退，它剥夺了人民的私有财产和生括资料，无视市场的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完全扭曲了市场发出的信号，使社会的物资供应迅速枯竭，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社会的矛盾迅速激化，战乱四起，国家顿时土崩瓦解，王莽本人也落得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从西汉灭亡到隋朝建立，国家对经济的垄断没有变化，经济都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繁荣。

隋文帝杨坚是一个思想开明的具有开创性的伟大皇帝。他建立隋朝后，立即解除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他宣布．（一）免除人市税，为商品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二）废除官府对盐、酒的专卖制度，停止征收盐税和酒税。隋文帝的这一开明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民间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使隋朝初年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是，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荒淫无道，为了满足个人穷奢极欲的生活和对外战争的需要，他完全废除了隋文帝发展商品经济的政策，不仅恢复了官府对经济的垄断，而且像汉武帝一样，以沉重的徭役赋税盘剥人民，使隋朝在人民的反抗中迅速灭亡。

唐朝初年，李世民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一方面在全国重新分配土地，减轻赋税，一方面继承隋朝初年的政策，大力促进民间商业的发展。

第一是免除盐税，允许民间自由采盐和自由销售食盐。这个政策一直实行了120年，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才对食盐征税。到唐肃宗时，才实行食盐专卖制度。

第二是唐朝初年不征茶税，直到唐肃宗时才对茶征税，并实行茶叶专卖制度。

第三是唐朝初年不征酒税。直到唐代宗时才开征酒税，并实行酒的专卖制度。

第四是不征矿税，允许民间开矿。贞观十年（636年）．侍御史权万纪向李世民建议开发宣、饶二州的银矿，遭到李世民的严厉斥责。他说，他要的是人才，而不是「财利」。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才开征矿税。到唐德宗时，才实行采矿由官府垄断的制度。

第五是唐朝初年不征关税。李世民时期，海外贸易额不大，为了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鼓励外国商人前来中国经商．就对海外贸易一律实行免征关税的政策。到了武则天时期，海外贸易十分兴旺，有关部门建议开征关税，但武则天认为，开征关税，不利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坚决不允许开征关税。直到唐德宗时，才对外国商船开征关税。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唐朝初年，李世民、武则天采取的经济政策，是鼓励民间商业的发展，鼓励资本的流动、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官府垄断行为在唐朝初年是不存在的。藏富于民，市场调节经济，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征。所以唐代没有节制资本的政策，而是鼓励大资本的出现。虽然，国家财政收入相对较少，但是，由于李世民、武则天实行的是精兵简政的政策，以隋亡为鉴，讲求节俭，紧缩开支，因而没有加重对人民的剥削。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唐朝的财政收入迅速增加，国力日益强大，从而形成四方来朝的盛况。

唐朝初年不仅大力推动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在农业方面也积极推行富民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实行租庸调制。租庸调制的核心是租。租就是配给农民以耕种的田地。在授田期间，农民要负担一定的租额。这是一种均田制度。均田制度承继北魏而来，这不是一种土地私有制度，因为土地是属于国家的，但农民可以终生耕种，而且租额很低，仅为四十税一，比西汉初年三十税一还要低。这显然是一种为民制产、平均地权的政策。农民有了土地，就有了生活的保障。

但租庸调制也有其缺陷，主要是均田制是以人口为标准来分配土地，所以政府就按人口来收租税。这就是所谓的人头税，也叫丁税。这是一种落后的税收政策。最早是由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实行的。亲国统一后，依然实行这一落后的税收政策没有改变。秦以后各个朝代，也基本上仿效秦朝的税收制度。但是人头税是按人头来收税，也就是说，一个家庭不管你的土地是多少，收入是多少，政府一律按人口多少来收税。这样土地多、收入多的家庭就可以少缴税，而没有土地、没有多少收入的家庭，则被迫多缴税。这种政策，导致很多贫民因无法缴税而破产。所以到了北魏孝文帝期间，就按照人口数量来重新平均分配土地，所以叫均田制。均田制度使人头税趋于公平。但是后来随着人口的变动和土地兼并，又使人头税变得不公平。所以唐朝建国后又重新按照人口数量平均分配土地，并且还规定，分配的土地分口分田和永业田。其中永业田后人可以继承，口分田则不能继承，由国家收回，另外分配。这一政策使唐朝初年租税趋于公平，促进了生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可是随着人口的变动，土地的买卖和兼井，加上政府已无田可授，于是按照人头征税的政策又成为加速农民破产的弊政，失去土地的农民无力承担国家沉重的赋税，只好纷纷逃亡。安史之乱以后，情况更加严重，因此，到了唐德宗年间，宰相杨炎奏请实行「两税法」，改变以人口多少为征税标准的政策，而按照土地及财产多少为标准来征税。这个政策使税负趋于合理。当然，均田制的破坏是贞观以后的事情。在唐朝初年，均田制对于促进唐朝经济的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从唐朝初年的经济政策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不仅鼓励人民富有，让上层的富人能够自由发展，扩大资本，同时也不让下层人民过于贫穷。这是一种共同富裕的政策，在唐朝初年是真正地做到了。

为什么唐朝初年的经济如此繁荣？为什么唐朝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时代？看看世民、武则天的经济政策，应该就一清二楚了。

李世民、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开明的政治家，他们采取了在一元化文明框架下所能够采取的开放政策。正是有了他们的开放的政策．才有了中国历史上的大唐盛世，才有了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最先进的文明。

当然，我们在肯定唐朝初年经济政策的同时，也要指出，唐朝初年经济政策的核心，还是以农为本和重农抑商。

为了把人民都控制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唐朝编制了户籍制度，对人的外出，都要进行审批。特别是唐朝规定，任何人不准自由出入国境，违反者将受到严厉的处置。以前往西方取经的伟业而闻名于世的唐玄奘，虽然名垂青史，但是，在当时，他却足违反了国家不允许私自出国的禁令。他回国后，李世民鉴于他「西天取经」的功绩，才没有追究他「偷渡」的违法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唐朝对人的控制依然是很严格的。

正因为如此，唐朝时的中国人都没有机会出国经商，唐朝的对外贸易实际上是单边贸易，也就是说，全部是波斯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前来中国经商，他们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等商品运往西方，然后又把西方的商品运到中国贩卖。西方人从中获取了暴利，当时的扬州、广州等城市，都是外国商人的集中居住之地。由于把中国人排斥在国际贸易之外，因而严重地扼杀了中国人的商业精神，抑制了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唐朝不仅限制中国人自由出入境，而且，在国内的各大城市，也对中国的商人有严格的限制。当时唐朝的交易市场均为政府所建，交易的时间有严格的限制。在一个城市中，居民居住的地方叫坊，经商的地方叫市。坊和市严格分开．周围有围墙，四边设门，定时启用，居民的行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商人经商也不是那么自由的。

今天我们之所以说唐朝经济的崩溃是人治的结果，是因为从唐玄宗晚年开始，国家政策就因为唐玄宗的腐败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晚年的唐玄宗荒淫无道，生活奢侈。他为了讨好杨贵妃，就重用杨国忠，结果贪污腐化横行，政治腐败，仅中央政府的官员就膨胀到一万多人，是李世民时期的十多倍，加上不断对外用兵．开疆拓土，使财政不堪重负。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缺少制约皇权的机制，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约唐玄宗的腐败，连敢于直谏的宰相张九龄都被唐玄宗罢官。

后来，面对着财政危机，在杨国忠的蛊惑下，唐玄宗开始对食盐、矿业征税。安史之乱后，国家破败，经济衰退，财政破产，于是，从唐肃宗起，唐朝开始实行了食盐、茶叶等商品实行官府专卖制度，开始了国家队经济的垄断，也就是说，国家队民间财富实行了残酷的掠夺．加上唐朝初年实行的租庸调制的崩溃，而实行了两税法，政府不再授田，民间自由兼并，使为民制产、平均地权的政策被废弃，使农村土地兼并成为不可遏制的现象，大量的农民破产，加上沉重的赋税徭役，使人民日益贫困化，以至于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伟大诗人杜甫对当时的社会都做了详细的描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成为不朽的名句。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的真实描写让人读后无限辛酸，并对当时社会产生强烈的愤慨情绪。

当然，应该肯定的是，两税法的实施，取消了按人头征税的落后政策，打破了土地国有制度，使土地私有化成为现实，民间可以自由买卖土地。这应该说是历史的进步，使中国自春秋战国开始的土地私有化政策得以回归。但问题是，大量的农民因失去土地，却没有大工业的出现来容纳这些失地的农民，使这些农民没有别的谋生之道，而陷于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后来黄巢起义与此是有很大关系的。

与此同时，专卖制度的实行，官府对经济的垄断，破坏了唐朝社会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消灭了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造成了大商人资本积累的中断，打击了商人投资的热情，使社会很难产生世代延续的大商人；而没有大商人、大资本家的出现，就很难导致现代大工业的出现，来接纳农村大最破产的农民，同时也难以产生监督和制约皇权的力量。这样，就铲除了现代经济和多元文明产生的土壤，使中国社会不但没有实现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跨越，没有改变以农为本和重农抑商的落后政策，相反，还使唐朝社会后期出现了严重倒退的局面，使农业小生产经济又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结果，官府的权力被日益强化，专制文明愈来愈根深蒂固，社会不断走向腐败，最终导致农民暴动，而使社会崩溃。

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达，国力的强盛，并不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想国家实现持久的繁荣和稳定，就必须从根本上对一元化文明进行革新，建立一个和平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机制，这就是人民对政治的参与机制、监督机制和纠错的民主机制，建立上层权力相互制衡的共和制度，彻底改变一人治的局面；否则，任何的强大与繁荣都是暂时的。

这就是荀子所说的：「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

辉煌的大宋文明不应否定

1279年，南宋朝廷被张弘范率领的元军团团包围于崖山（位于今广东）．少帝赵呙和将军陆秀夫陷于重围。陆秀夫对少帝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而死！」说罢将少帝背在自己的背上，蹈海身亡。许多忠臣将士追随其后，事后漂浮在大海上的尸首达10万多具，令人扼腕叹息。南宋的历史就这样悲壮地结束了，古典意义上的中国也随之灭亡。

提到宋朝，如今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个腐败、积弱的朝代。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北宋被金人灭亡，两个皇帝当了金人的俘虏，还有皇后成了金人的慰安妇，受尽金人的侮辱；而南宋，最后灭亡于蒙古人之手，汉人成了地地道道的亡国奴。

正是因为这个屈辱的原因．所以宋朝辉煌的文明成就被人抹煞了。人们只看到宋朝的不堪，而没有看到宋朝文明的伟大，更没有人去研究其伟大的原因。这对宋代是非常不公平的。今天，当我们不仅仅关注帝王个人的「千秋伟业」，而且也从经济发展和民生状态出发，重新反思中国文明的时候，就必须以公正、客观的态度，来评价我们国家的历史，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否则，我们就对不起自己的祖先。

事实上，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大宋王朝非常赞扬，对大宋文明充满了敬意。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曾经说过：「宋朝是最适宜人类生活的朝代，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汤因比为什么对中国的宋朝情有独锺？其中定有原因。还有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从部曲到佃户》一书中认为，宋代是「近世」社会的开端，而美国学者伊尔文在《历代中国的模式》一书中，甚至把宋代视为人类「现代社会的开端。」

事实上，宋朝创造出了繁花似锦的先进文明，其文明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宋代以文立国，以仁义治国，构建了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模式，实行和平发展和自由开放的政策，保护人权，具备了现代文明的许多特征；（二）宋朝保护私有财产，突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积极发展工商业，大力对外开放，加速城市化进程，使宋朝的商品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国，宋朝已经处于现代大工业文明的前夜；（三）自由开放的宋朝带来了多元化的社会，激发了中国人伟大的创造精神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从而在思想、文化、科技、宗教、教育等各个方面，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就。宋朝是中国人对世界作出贡献最大的朝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有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如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瓷器工艺的重要改革，还有航海、造船、医药、农业等领域的科技水平也达到了前所未有、后难比及的高度；（四）宋朝繁荣昌盛，人民生活自由、富裕，讲礼仪，有尊严，保持着活泼率直的天性和正义感。所以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文明的顶峰不是唐朝而是宋朝。

最保守的估计，大宋朝创造的文明，至少要比同时代的西方文明领先100年。也就是说，大来王朝不仅是中国文明的顶峰，也是同时代世界文明的顶峰。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对如此光辉灿烂的文明不屑一顾呢？

在西方，没有哪个欧洲人不为自己祖先创造的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政治这一伟大的文明感到骄傲和自豪，没有哪个欧洲人会因为古希腊、罗马的灭亡，而对自己祖先的辉煌成就采取鄙视的态度。唯独在中国，人们因为宋朝的灭亡而对自己祖先创造的伟大文明感到是耻辱，反而去赞扬那些毁灭这些伟大文明的文化落后的民族。

今天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文明社会经过蒙古军队大屠杀的浩劫之后，会带来多大的冲击和影响。错过的大好时机已无可挽回了，辉煌的中华文明被中断，儒家思想成了铁木真的替罪羊而被背上历史的罪名。人们开始怀疑代表先进的中华文明的儒家思想，知识分子虽然在明朝以后从被压迫的位子上爬起来，但在八股取士的愚弄下，他们成了人们批判和嘲笑的对象。人们更乐于崇尚强权、暴力和利益，程朱理学、流氓政治和汉奸文化开始流行．中华文明遭到玷污。由于蒙元杀尽了敢于抵抗的大宋男儿志士，从此我们这个残存下来的民族少了仁爱、宽容、勇敢、正直、正义、祟尚公平的民族性格，多了屈服、献媚、怀疑、崇尚强权的奴才性格，从而使我们这个民族中少了有气节的志士，多了苟且的奴才、献媚的汉奸以及行不法的流氓与权贵。到了明朝后期，汉奸文化尤其是江湖习气和流氓政治得以蔓延，这是明朝实行野蛮专制政治的结果。蒙古人是自己征服中原的，而清朝的建立多是明朝汉奸们的功劳，这是民族中最悲哀的情景。这些汉奸、流氓和政治骗子，为了一点个人的利益，引外族来迫害自己的同胞，这也是遭到其它民族鄙视的重要原因。所以满族人在中原站稳脚跟后，像吴三桂这样的大汉奸也最终遭到报应。蒙古人发动的这次战祸，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因为即使是大辽、西夏以及后来的金国，同宋朝的鼎立也不仅仅是依靠武力，他们都曾竭尽全力试图创造和发展属于他们自己的文明。儒家的仁义和和平价值观念也最终认同了这种局面。而且，事实上已造成了如同近代欧洲那样诸国文化相互竞争和融合发展的形势。遗憾的是，这些都被铁木真野蛮的铁蹄和屠刀断送了。

今天，当我们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时候，首先对宋朝文明的伟大之处是必须要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对有些问题也要进行深刻的反思。之处是必须要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对有些问题也要进行深刻的反思。这些问题是：为什么宋朝能够创造出这么先进的文明，为什么这么先进的文明会被落后的民族所消灭？宋朝文明的消亡给后人留下了什么教训？以文立国与中央纂权加仁政的制度设计

今天，我们之所以说宋朝有先进的文明，是因为宋朝以文立国，以仁义治国，构建了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模式，这是中国从野蛮社会走向文明社会的标志，同时也是按照儒家「仁政爱民」思想进行治国的政治实践。

唐朝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造成唐朝皇帝对军人和官员极度的不信任，所以任用大批宦官来监视军人以及治国。但宦官胡作非为，敲诈勒索，朝廷政治腐败黑暗，导致黄巢农民起义。一直到宋朝建国，社会动乱的局面都没有真正改变，军人干政、武将造反的现象十分普遍。中国还没有真正进入以文立国的时代。这些问题是：为什么宋朝能够创造出这么先进的文明，为什么这么先进的文明会被落后的民族所消灭？宋朝文明的消亡给后人留下了什么教训？

以文立国与中央集权加仁政的制度设计

今天，我们之所以说宋朝有先进的文明，是因为宋朝以文立国，以仁义治国，构建了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模式，这是中国从野蛮社会走向文明社会的标志，同时也是按照儒家「仁政爱民」思想进行治国的政治实践。

唐朝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造成唐朝皇帝对军人和官员极度的不信任，所以任用大批宦官来监视军人以及治国。但宦官胡作非为，敲诈勒索，朝廷政治腐败黑暗，导致黄巢农民起义。一直到宋朝建国，社会动乱的局面都没有真正改变，军人干政、武将造反的现象十分普遍。中国还没有真正进入以文立国的时代。

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篡夺了江山，这种政权转移方式是不正常的。赵匡胤在夺得政权之后，不可能不想到他自己的子孙也有面临这种军事政变的可能性。所以必须从制度和方法上．采取坚决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皇权，防止历史重演。按照中国自秦朝以来的传统，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后周皇室成员进行斩草除根式的大屠杀，将所有的反对派以及对自己皇权有威胁的人斩尽杀绝。此后就是任用大量的皇亲国戚以及自己的心腹亲信，来充实各级官僚机构，改朝换代，并用严酷的刑法和一系列措施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全面的控制。一有风吹草动，立即进行大规模镇压。这就是中国自秦朝以来改朝换代的历史传统。

然而，宋太祖赵匡胤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成功地跳出了中国这个野蛮的传统。他没有对后周的皇帝、文武大臣采取镇压杀戮的手段，而是采取尊重的态度，他封后周皇帝柴宗训为郑王，对后周皇室成员给予优厚的待遇。对后周的大臣全部启用，连宋朝的宰相也仍然由后周的宰相王傅、范质、魏仁浦担任，后周的地方官员和将领也基本上投有变动。甚至对图谋造反的杨承信、郭威妃子的弟弟杨庭璋等人，也不予追究，所以没有给人多少改朝换代的感觉。特别值得称赞的是，赵匡胤开刨历史新纪元的政治设计，是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和平地解除了一批悍将的兵权．并用文人治军，消除了藩镇割据、军阁乱国的根源。赵匡胤是职业军人出身，面对着五代以来军人乱政的局面．他深知要保证国家和平稳定，必须要舫止武将造反。

在削弱武将权力的过程中，赵匡胤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坚决抛弃东汉和唐朝皇帝重用宦官和外戚来治国的错误做法，而实行以文治国、以仁义治国的制度创新，设计了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模式，起用知识分子来担任治理国家的重任。这一模式虽然谈不上是现代民主、共和政治，但却是中国政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所以，他对武将的处理非常宽容，只是让他们主动交出兵权，并给予他们较高的地位和丰厚的待遇。之后，由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连国防部长（枢密院）也由文官担任。文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赵匡胤说过：「作宰相要用读书人。」当时的宰相赵普也说他自己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宋朝的皇帝严守「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基本政治原则，所以宋朝的政府不是贵族政府，不是军人政府，而是文人政府。以文立国是宋朝的基本政治特征。

为了让「以文立国」的政治模式得到连续不断的实行，赵匡胤在太庙里立下了祖训，也就是为自己的王朝立下了一个宪法。后世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庙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导到太祖立下的「誓碑」前背诵其内容：「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戳，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世皇帝都必须在这里发誓遵从这一誓言，不得违背。也就是说，从他开始，以后历代皇帝都必须实行以文立国、以仁义治国的政治模式，坚持与文人共治天下的法律制度，不得政变，不准杀害知识分子，不准株连无辜，以此来保汪中央集权加仁政这一政治制度的长期延续。

难能可贵的是，宋代历朝皇帝都切实地遵守和执行了太祖的这几条中国迄今最为开明的法规，达300年之久，可以说这是有朱一朝300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法律上确保了宋朝达到中国文明的顶峰。可以说，正是这一政治制度的创新，奠定了宋朝300多年开明政治的基础。

为了实现「以文立国」的目的，赵匡胤及其它之后的历代皇帝，大量增加科举取士的进上名额，让大量的社会下层的知识分子能够进入国家的最高立法、司法、监察和行政机构，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所以宋朝以文立国，得到科举制度的有力保证。唐朝时期，每届科举考试只录取几十名进士。赵匡胤时增加到100多名。到了宋太宗时，录取名额一下子增加到300多名，宋真宗一次录取进士达1638名，后来宋仁宗将录取名额限制在400名之内，时增加了殿试的程序，使这些举于们一下子成了「天子门生」，闻名天下，十分荣耀。状元郎成了无数女子心仪的对象。 

通过科举考试，国家选拔了大批杰出的人才。在宋代133名宰相中，科举出身的达123名，占92%，如著名的贤相范仲淹、吕蒙正、王安石等人，无不是科举出身。科举考试带给中国人的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它让全中国所有的人都有公平竞争、参与政治的机会。如北宋的欧阳修、范仲淹都是单亲的贫困家庭出身，是通过科举考试登上政坛的。范仲淹两岁丧父，家境贫寒，母亲带他改嫁于一个姓朱的人。在这样的逆境中，范仲淹在一个破庙里发奋读书，后来终于考上进士，成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如果没有科举考试，范仲淹这样一个穷小子怎么可能登上政治舞台？这些来自下层的知识分子，有较高的道德修养，了解民生疾苦，所以大多数人能够关注民生，正直无私，办事公正，忠于国家。

当然，科举制度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强化了皇权，巩固了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使皇帝通过科举这条纽带，把知识分子与自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而维系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组成上至皇帝、下至基层的庞大的官僚网络。这是科举制度的副作用，因为皇帝和官员不是通过人民的选举，权力的转移没有民众的参与，就很难防止官员的腐败，使中国的文明难以革新。但是在中央集权的制度之下，科举制度又是最科学的选拔人才的制度了。通过科举制度，使国家政治向民间开放。皇帝通过科举制度选拔民间的人才，然后将他们派到各地做官，从而把一盘散沙似的中国黏合成大一统的板块，消除社会的动乱因素，维护社会的稳定，推动经济的发展。这又是科举制度先进和伟大之处。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有没有能力对这些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督，以防止腐败的发生。

宋朝鉴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沉重教训，因此不实行西周和西汉初期的分封诸侯的地自治的政治制度，而是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由文人担任地方官员。但地方既没有军权、权，也没有人事权。地方官员的主要责任是牧民，守土之责由中央任命专职的军事长官去处理，二者互不统属。这样做，虽然彻底革除了唐朝以来军阀割据的政治传统和百代朝代频繁更替的政治基础，但这种制度在地方和中央之间，缺乏互相制衡的政治体制，对于限制权力自发扩张的趋势、防止腐败的官僚政治的出现，是不利的。为了防止官僚腐败的发生，朝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中，设计了一系列制约权力的措施。

第一，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给予官员很高的待遇。史载宋代的宰相，每月领白银300两，粮食100石，每年还可以领绫40匹，绢60匹，编100匹，罗l匹，此外皇帝还有很多赏赐，待遇之丰厚，实为历代罕见。其它的如参知政事、枢密院、门下尚书等官员，每月都可以领刭200两白银，100石粮食以及绫、绢，等等。甚至一个七品官员的薪俸．也足以让一个10口之家过上富裕的生活。官员只要不贪得无厌，一般都不会收受贿赂。而明清社会的官员薪俸低得可怜，一个七品县令的月俸，买不起一件官服，只够买儿斤肉。明朝时清官海瑞，平常买不起肉，一年到头吃青菜，只有母亲过生日时才能买二斤肉。如此低的待遇，官员如何不贪污受贿？

第二，建立君相互制的政治体制。在中央政府，虽然皇帝握有最高的决策权和用人权，具体执政的是宰相而不是皇帝，在宋朝，宰相的权力很大，不仅有议政权、施政权，还有代行决策权，甚至可以管皇家的事。宰相的权力比唐朝李世民时代还要大。如宋太宗驾崩时，李皇后伙同内侍王继恩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想立长子为皇帝而废太子。但废立的大事必须经过宰相的同意，李皇后绕不过宰相这一关，只好与宰相商议，遭到宰相吕端的断然拒绝。李皇后没有办法，只好让太子即位，这就是真宗。即使这样，吕端还不放心，在真宗垂帘召见群臣时，吕端立殿不拜。直到转帘，见到真正是真宗升殿，方才率领群臣拜呼万岁。可见宋朝宰相权力之大，连皇后都无可奈何。后来英宗即位，慈寿太后有一天送密信给韩琦，信中有皇帝与皇后不奉事．要为孀妇作主等言辞。此乃皇帝的家务事，却由大臣来做调解人，这在宋朝之前和宋朝之后各代均罕见。这种君相互制的政治体制，比较有效地防止了君主专制现象的发生。当然，宋朝同时也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防止宰相专权。赵匡胤在宰相一职之外，叉设立了一个重要职位，叫「参知政事」，与宰相轮流执政，以分宰相的行政之权；设「枢密院」（副宰相），以分宰相的兵权；设「计相」，以分宰相财权，也就是盐铁、度支、户部三司的长官三司使，来主持三司政务，因其地位仅次于宰相，所以叫「计相」，使宰相不能完全行使统帅百官的权力。

为了制约各级官员，宋太祖赵匡胤在地方设置丁通判和知州两套官职，规定没有通判和知州联名签署的命令，不能执行，使二者互相牵制，互相制约，听命于中央。同时规定州县官员和中央一些部门的官员，一律只能任期三年，一旦任期届满，立即调任，不得连任。特别是对那些执掌司法大权的刑部、大理寺官员，任期要求更严，「期满日便与转官」，以防止各级官员结党营私，贪污受贿。

第三，建立严格的监察制度，对各级官员进行全面的监督。宋朝建立了两套监察机构，一是「御史台」，一是「谏院」。在一套监察机构失灵时，另一套仍然能够发挥监督的作用。当时言官不仅对各级官员，甚至对宰相和皇帝都敢于进行严格的监督。由于宋朝实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政治纲领，所以宋朝有发达的清议政治，言官都敢于说话，没有后顾之忧。而且言官都是通过科举取仁进入朝廷的，由皇帝亲自任命，不是某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他们的前途并不取决于宰相或者某种政治势力，所以他们无私无畏。还有宋朝的各级官员是相互监督的，下级官员可以告上级官员，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难幸免。例如包拯就把他的顶头上司和几位比他职位高的官员弹劾倒了。有谁看见过，在其它朝代产生了包拯这样的人物？宋朝社会是一个比较透明的社会，国家的税率以及其它许多法律法规都是采取公示的形式公开告知于民，如果有地方官员徇私枉法，民告官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宋朝老百姓遇到冤屈，朝廷鼓励他们告官，与官吏对簿公堂。各级衙门门口都贴有反腐规训，人民可以上诉、告官，直至胜诉。

第四，执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政治原则，加大庭辩的力度，鼓励官员独立思考，发表不同意见。赵匡胤用法律的形式保护人权，规定以后皇帝不能在朝堂之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继赵匡胤之后的宋太宗赵匡义，也是非常宽厚的人，不随便加罪于他人。他的后代真宗、仁宗、神宗等也都是宽厚的仁君。所以大臣们都敢于坚持自己的不同意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包拯在朝堂之上，与仁宗皇帝当面争吵，唾沫横飞，以致唾液都溅到了仁宗皇帝的脸上，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拭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仁宗皇帝即使这样也没有对包拯产生什么不好的印象，包拯照样勇于直谏，照样升官。

第五，建立舆论监督环境。舆论监督对一个社会防止腐败，是非常重要的。有严格的舆论监督，对官员的权力是有力的制约。压制舆论批评，是专制政治的主要特点。而鼓励舆论批评，是一个国家政治开明的表现，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在宋朝，清廉的官员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而贪官是要受到朝野的批评和惩处的。加上宋朝鼓励民告官，司法比较公正，所「官员受到的监督和制约比较严厉。一个官员如果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在宋朝难以立足。例如宋朝就发生过这样一件轰动一时的案件：宰相陈执中的爱妾阿张，捶打女佣迎儿致死，顿时在朝廷掀起一场风波。当时朝廷上下，开封府内外，「道路喧腾」，成千上万的市民责骂陈执中家滥用私刑。欧阳修、赵忭等人纷纷上书指责陈执中「违朝廷之法立私门之威」，要求将凶手阿张「擒付所司，以正典刑」。甚至有人说，陈执中也该杀。在强大的舆论批评之下，凶手受到惩处。而陈执中本人一直到死，礼官都指责他前事不正。宋朝舆论批评监督的力度之大，可见一斑。

第六，允许党派的相互监督和竞争。在北宋的后期，产生了和平的党派竞争，这是当时政治开放的表现，改变了中国社会一言堂的专制传统，有力地防止了腐败的发生。当时有改革派、保守派、主战派、主和派．等等。这些党派互相监督，互相批评，互相制约，轮流执政。虽然有尖锐的政治斗争，但这些政治斗争都是为了国家，只是政见不同，并不是为了图谋私利。虽然党同伐异，但都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斗争的手段是文明的，没有将政治对手从肉体上加以消灭的事情发生。胜利这一方执政之后，对失败的一方，顶多也不过是贬官或者流放的处罚。而且即使政见不同，也投有妨碍个人之间的友谊。如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他们虽然政见上有不同，但私谊却还不错。王安石死后，要求朝廷给予王安石以褒奖的人，也不是王安石党内的同志，而是司马光。特别是王安石改革失败被贬官之后，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却叉遭到王安石政敌苏轼的反对。可见那是一个君子时代。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名人都出现在仁宗朝和神宗朝，绝非偶然，这是适宜的政治环境孕育的果实。以王安石为偶像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偶像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个奇迹，说明宋朝社会的高度开放。

需要指出的是，宋朝的党派竞争，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政治还相差很远。现代文明的政党轮替政治，是通过民主选举来实现其执政的目的，而且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显然宋朝的党派投有民主选举作为基础，也没有三权分立的共和政体，没有达到现代政治文明的水平，不是建立在民主、法治基础上的民主、共和政治。其执政资格不是来自人民的授权。但是，宋朝的党派政治还是有共和的因素。因为共和政治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极力之间的互相制衡，有保护少数人、失败者和反对派的机制。当时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党与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互相批评、监督和制约，失败的一方在野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有保障的，不会因为政治上的失败而遭到杀戳，而且在野时可以对胜利的一方进行监督，同时随时可以在政治上东山再起，重新按照自己的政治主张执政。两党轮流执政和相互监督，这是社会上层人物之间的共存和竞争。这种政治虽然不是民主的，但是有共和的因素。所以，它不仅仅是历史上人们常常批评的朋党之争。

中国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间拉帮结伙、互相倾轧、为祸国家社稷的情况。欧阳修对此有过论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历史上和现实社会的朋党，往往纯粹为了个人利益析相互勾结，互为依托，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和高尚道德的阴谋集团。如唐朝后期的牛党和李党的倾轧，纯粹是为了争权夺利，没有政治意义。而北宋的党派竞争，是有政治诉求的，虽然还没有达到现代民主、共和政治的高度，最后也未能挽救北宋的败亡，但对促进宋朝政治的开放、防止专制的发生和腐败的蔓延，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对此不能忽视，更不能抹煞。

以上就是宋朝监督皇帝及各级官员、防止腐败发生的主要措施。但更加重要的，是宋朝皇帝本身思想开明，这是宋朝能够有效地制约腐败和专制的根本保证。因为在皇权社会，权力监督体系不是民主的产物，而是皇帝意志的体现。所以皇帝开明与否，是决定的因素。

宋朝大多数皇帝严于律己，生活节俭，不搞腐败，是宋朝能够维持开明、廉洁的政治环境的保证。史载宋太祖赵匡胤生活极为简朴，平常身着粗布衣服，脚上穿麻鞋，宫中用青布做帷幕，没有文采装饰，睡觉的寝官，用青布和芦苇秆做门帘。有一次，皇后和永庆公主一起劝他说：「官家做天于日久，岂不用黄金装肩舆，乘以出入，」赵匡胤笑着说：「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饰金，力亦可办。但念我为百姓守财，岂可妄用？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养为意，百姓何仰哉？」他坚决拒绝了妻子和女儿的劝告。

赵匡胤不仅自己很朴素，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他的女儿永庆公主曾穿着一件以翠羽为装饰的衣服进入宫中，赵匡胤看见后要她今后不要再穿这件衣服，并不许她以羽毛为装饰。永庆公主开始认为父亲小题大作，说：「一件衣服能用几根羽毛？」赵匡胤严肃地说：「你这样穿，别人都会仿效，使京城翠羽价格猛涨，商人逐利，导致奢侈之风。你生长富贵之家，当念惜福，岂可造此恶业之端？」永庆公主听后，惭愧地向父亲谢罪。除了赵匡胤之外，太宗赵匡义以及后来的几代皇帝都非常简朴。宋朝的皇宫规模是历朝历代最小的，而且很少大规模扩建和修缮，宋代的后官规模也是很小的。赵匡胤的妃子限制在50名之内，太监不到50名。后来太宗、仁宗等皇帝，妃子和太监也没有超过100名。可见，宋朝的大多数皇帝对自己要求都是比较严格的。正是因为宋朝皇帝在反腐败上面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所以能够有效地控制臣下的腐败和贪婪之风。

从宋太祖开始，历经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几代，都比较尊重君相互制的游戏规则，遵守「虚己纳谏」的祖宗家法，接受监督，约束自己的权力。例如，宋太祖赵匡胤建德二年，恰逢三个宰相相继去职，赵匡胤想派赵普为宰相，可是按照制度，皇帝的诏敕一定要经过宰相的副署才能有效，然而此刻旧宰相既已全部去职，一时找不到副署人，该项诏敕便无法行下。赵匡胤于是召集群臣会商办法，当时有人提议说：「唐代皇帝曾有一次下敕令未经宰相副署，此在甘露事变时，当时前宰相已死，皇帝临时封派宰相，即由尚书仆射参知政事者盖印，今可仿此方式办理。」但很多人反对说：「唐代甘露事变，虽曾用此方式，但为乱时变通权宜办法。今大宋升平，不应采此方式。」于是再次会商，最后决定由当时开封府尹副署盖印行下。开封是北宋的首都，开封府尹即等于首都城市的市长，恰好开封府尹当时是赵匡义，是赵匡胤的亲弟弟，即后来的宋太宗，这才算完备了这一诏敕的法定手续。

还有一件事也很能说明赵匡胤对君相分权制度的尊重。有一次，有一个官位出缺，赵匡胤叫宰相赵普拟名。赵普拟好后交给赵匡胤，恰好这个人赵匡胤平常很讨厌，就不高兴地说：「这个人怎么能用？」说罢就把写有名字的纸撕丁，丢在地上。赵普没有作声，把丢在地上的废纸捡起来藏了。过了几天，赵匡胤又要赵普拟名，赵营早把几天前捡起来的破纸用糨糊粘贴了带在身上，此时又把这纸送上。赵匡胤很奇怪，问：「怎么又是此人？」赵普回答道：「据我的了解，目前只有这个人最合适。」赵匡胤此时也清醒了，就点点头说：「既如此，那就按照你的意见办吧。」由此可见，赵匡胤对法律制度的遵守，没有专制的作风。后来宋真宗也曾说：「军国之事，无巨细，必与卿等议之，朕未曾专断。」正因为这样，所以宋朝在没有实行地方自治、三权分立和民主选举的情况下，也能够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

宋朝皇帝大多数有较高的道德、文化修养，有与人为善的质量，坚持儒家以仁爱之心待人的原则，政治上比较宽容，所以才有了开明的政治环境，这是宋朝以文立国、以仁义治国精神和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制度得以坚持下来的保证。

宋太祖赵匡胤曾读了『尚书'中的《尧典》和《舜典》，叹息说：「尧、舜处罚四个凶人，也仅仅是流放，为什么近代法网如此严密啊！」他还对宰相说：「五代时期诸侯骄横，有违法的人，朝廷也置之不问。人命至关重要，姑息藩镇，应当是这样的吗？从此以后各州判处犯人死刑的，要记录好案情上奏朝廷，交给刑部重新审查复核。」并立为法令，同时制定「折仗法」，「以递减流、徒、杖、笞之刑。」在犯大辟罪的犯人中，除情节特别严重的外，一般人都赦免去死罪。从开宝二年到开宝八年这6年间，有4108人被免去死罪。王彦升擅自杀死韩通，虽然辅佐宋太祖建立宋朝，但终身没有被封为大将，甚至被贬官。王全斌进入四川，贪婪放纵屠杀降兵，虽然立有大功，也立即被贬官黜责。

查宋朝的刑律，与唐朝以前的历代刑律都有很大的不同。宋朝主要罪名只有谋反、贪墨、强盗、窃盗、杀人放火等，其中除了谋反属于政治犯罪之外，其余均为刑事犯罪。而唐朝以及唐朝以前各朝代的法律中，政治犯罪的罪名很多，特别是有很多言论、思想犯罪的罪名。这砦在宋朝的法律中是没有的。

在仁宗时期，四川有个士子，献诗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是明日张胆地鼓动地方官造反。成都太守于是将这个士子绑送京城，交给皇上严加惩治。可是仁宗皇帝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诗泄泄愤，怎能治罪昵？不如给他个官做吧。」于是授这个士子为司户参军。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仁宗皇帝的宽容。如果我们把这件事与清朝雍正皇帝对曾静一案的处理方式相对比，其宽容度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同是鼓动地方官造反，一个不但不获罪，反而做了官，一个被掘墓鞭尸，株连九族，血流成河，让人感慨万千。仁宗皇帝在位42年，死时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不远近皆哭」。连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宋朝使者的手号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还有神宗皇帝也是这样。有一次，苏轼写了一首《塔前古桧》的诗：「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宰相王?看了这首诗后，向抻宗挑拨说：「陛下飞龙在天，苏轼埋怨不被陛下知遇，所以求地下的蛰龙，这是大逆不道。」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别的朝代，苏轼的脑袋肯定是保不住的。皇帝肯定会龙颜大怒，可神宗皇帝不但不加罪于苏轼，反而驳斥宰相王硅说：「文人诗句怎么能这样推论？苏轼吟桧和我有什么相干'」宰相章□也说：「龙未必专称天子，做臣子的也可以称龙。」神宗赞同这个看法，说：「自古臣子称龙的并不少，东汉有苟氏八龙，孔明自称卧龙，难道都是天子吗？」说的王硅哑口无言。神宗对人的宽容态度，在古代中国也足很少见的。

宋代不推行愚民政策，没有文字狱，没有连坐法，不像很多朝代那样，士大夫因为说错话就要遭到杀头，甚至全家抄斩，株连九族。宋代对文人士大夫的处罚，一般只是降级．最重的也不过是流放。宋代政治开明，还在于这个朝代300年也没有出现过后官、外戚干政乱国现象，没有出现过特务统治。

宋朝政治设计的成就和局限性

由于宋朝有先进的政治设计，加上皇帝的开明统治，使宋朝在政治上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其主要的表现，就是使当时真正成为知识分子、官员士大夫以及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使他们敢于毫无顾忌地抨击时政，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政治主张，涌现了大批正直不阿、敢想敢说、有独立意志的官员，如寇准、范仲淹、包拯、工安石、苏轼等。这就是宋朝政治上比唐朝更加开明、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地方。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使得宋代的大臣人格独立，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些时候甚至是主角，这是中国其它朝代所没有的，即使现代也是不多见的。

有一个典型的事例，说明宋朝的文人士大夫是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趋炎附势，不巴结权贵。宋真宗的德妃刘娥出身贫寒，十多岁时嫁给银匠龚美为妻，后来夫妻俩离开四川来到开封打工。龚美由于生意不好，欠了一屁股的债，只好把老婆刘娥卖了。恰好被当时身为襄王的真宗要进了襄王府。后来襄王即位为真宗，刘娥也一路被升为德妃。襄王还有意要立她为皇后。但德妃感到自己出身太寒酸了，就到处找姓刘的高官，拉关系，套近乎，想攀门高亲，认个高贵的祖先。她先找到开封知府刘综攀亲，后来又找继任的开封府刘烨，对他们说：「我想看看你们的家谱，说不定咱们是亲戚。」这事要是搁到别的朝代，或者是搁到今天，那还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国母娘娘主动拉关系，那不是天大的福气吗？平常做梦想巴结还巴结不上昵，哪有不答应的道理？可那是在宋朝，宋朝的文人士大夫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傲、最有骨气的一群知识分子，对这种事，不但没有兴趣，而且觉得很无聊，所以刘综和刘烨直接

就把刘德妃给拒绝了。刘综回答说：「我家从来世有人在宫里。」而刘烨则根本不把家谱给刘德妃看。刘德妃没有办法，只好认前夫龚美为大哥，龚美改姓刘。她的出身也改为出身于太原的一个没落的刘姓将门之后。刘德妃当了皇后之后，特别是真宗死后由她处理军国大事，主政达11年之久，也没有看到她对刘综和刘烨进行打击报复，也没有提拔前夫做高官。如果不是在宋朝而是在任何别的朝代，这件事都绝不是这样的结果。

由此可以看到，宋朝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人身上有保障的社会。宋代的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确实活得很有尊严，思想独立自由，人格高贵。可以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宋代大多数知识分子高尚情操的写照。更加使人感动的是，崖山之战，陆秀夫背着少帝蹈海身亡之后，还有十多万南宋官兵和文人士大夫也跟随着蹈海殉国，浮尸大海波涛之上，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现象，其情景非常悲壮。还有南宋将领张世杰面对元军的多次劝降，回答说：「我知道投降就可以不死，而且可以得到富贵。但我是为国家而死．这种决心是不可以改变的！」张世杰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才跳海身亡。南宋宰相文天祥被蒙古人俘虏之后始终没有投降，直到南宋灭亡四年之后，蒙古人才将宁死不屈的文天祥杀害，文天祥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慷慨赴死，表现了宋人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这与明朝灭亡之后满朝文

武先是投降李自成，后是投降满人当汉奸奴才的局面，该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就像《桃花扇》剧本所写，当时没有当汉奸的只有李香君这个妓女。文人无骨是社会压抑、腐蚀和迫害的结果，社会沉沦的最大特征就是文人的堕落，明朝文人士大夫的人格还不如一名妓女高贵，这本身就是对明朝黑暗政治的彻底否定。

严格地讲，宋朝并没有形成所谓的官场和官场文化。宋代的官员士大夫并没有什么潜规则需要遵守。宋朝的皇帝和官员在宋徽宗之前，腐败现象并不严重。贪污受贿、官官相护、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等等官场游戏规则，在宋代是没有市场的。就是皇帝、后宫也没有贪恋皇权的欲望。宋太祖并没有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位给自己的弟弟。宋代皇帝有好几位都是在世时就传位给后人了。宋朝不像其它朝代那样，为了争夺皇位，父子、兄弟、夫妻等亲人之间相互谋害，相互屠杀。宋代曾多次出现太后临朝听政的事情，这都是因为皇帝年幼没有能力处理军国大事才迫不得已采取的临时措施，一旦皇帝成熟，太后就立即还政于皇帝。所以宋朝的政治是清明的，不像清朝的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达48年之久，把国家政治搅得一团漆黑。可以说，宋朝以文立国、以仁义治国、实行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设计是取得了很大成功的。

但是也要指出，这种政治设计，与现代民主、共和、自由和法治的现代文明，还是有很的距离。它还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这就是宋朝政治设计的局限性。

在宋朝，皇帝依然是国家的所有者，而家天下则必然实行血缘世袭制度。最高权力的转移方式，缺乏科学的民意的基础。而且皇帝还是最高的执政者，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宰相是由皇帝任命的，不是人民投票选举出来的，皇帝还掌握着宰相生杀大权，在这种情况下，宰相不可能制约皇帝。同时，宋朝没有地方自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体制，没有权力制衡机制。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约皇帝，罢免皇帝。皇帝如果腐败，任人唯亲或者胡乱决策，就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一主昏暴而天下同祸」，这是没有人可以阻止的。就是有再多的监督机构，也无能为力。这与君主立宪制度下的虚君共和制度足有本质区别的。

在君主立宪制度之下，君主只是国家的象征，并没有实际的权力。实际的权力掌握在首相的手中。而首相又是通过人民投票的方式竞选出来的，同时对首相的权力有多方面的制约，所以首相要胡乱决策、以权谋私和腐败很难。而君主由于没有掌握实权，虽然是世袭制，可能生活很腐败，但也不可能对国家政治造成多大的危害。地方实行的是自治制度，地方长官是民选而不是任命的，中央与地方可以互相制衡。这就是现代民主、共和制度的先进之处。显然，宋朝的文明程度离此还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宋朝的开明政治的基础是脆弱的。因为这其中的偶然性的因素很大。只要某个皇帝改变了开明的统治措施，这一切都将改变。所以后来宋朝就出现了宋徽宗的腐败和专制的统治，并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公元1100年，宋哲宗去世，没有儿子，他的母亲向太后主张由亲王赵佶继任。但是宰相章惇却坚决反对，他大声说：「赵佶轻佻！」章惇认为赵佶这个人虽然多才多艺，但人品不高贵，不适宜担当一国之君的大任。他主张由另一位亲王赵似继任。他们都是宋哲宗的弟弟。可是章惇的意见却投有得到向太后的响应。向太后认为赵佶这个人长得有福相，聪明．而且多才多艺，却不喜欢那位诚实敦厚、不会说甜言蜜语的赵似亲王。结果还是由赵佶继任皇帝位。北宋的悲剧由此而酿成了。

如果当时皇帝的继承人不是由向太后一人钦定，而是由大臣们共同推荐选择，那么，北宋不可能出现政治腐败的局面。当年西汉之所以出现繁荣的局面，就是因为汉文帝是在吕后去世后，由大臣们共同推选的，不是由吕后生前钦定的。如果由吕后随意钦定人选，西汉当时就会遭到毁灭的命运，哪里还会有「文景之治」的出现？但是北宋没有这么幸运，偏偏碰上一个反对王安石改革、思想保守古板而又自以为是、喜欢别人吹捧的向太后，结果皇帝的继承人不是由大臣们共同推选，而是由她一个人说了算，导致了北宋惨剧的发生。可见，在世袭的宗法社会里，要长期实现国家最高权力的成功转移，是很难做到的。因为这其中的偶然性实在太大了。谁能保证皇帝生出来的儿子个个都是健康、英明的统治者呢？

历史证明，宋徽宗当上皇帝是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幸，也是宋徽宗个人跟他赵氏家族的不幸。他当上皇帝时只有19岁，由向太后临朝主政，但她当权不到7个月，就去世了，由宋徽宗完全主政。宋徽宗完全抛弃了「虚己纳谏」的祖宗家法，在他的手中．结束了一百多年政党轮流执政的历史。他一上台就把反对他继承皇位的宰相章惇贬到离都城开封八百多公里外的睦州（浙江德江）。显然这是打击报复以泄私愤。随后，他放纵皇权，任用宦官、奸臣，排斥敢于批评朝政的大臣，堵塞言路，使原来政党之问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监督机制和权力制约体系形同虚设，使中国回到了历史上的皇帝专制时代，朝野上下邪气上升，正气下降，国家政治越来越黑暗。当时社会再没有出现像王安石、司马光这样著名的政治家，相反，却出现了像蔡京、童贯这样的奸臣和宦官把持朝政的局面，还出现了「六贼」和「十恶」。在这些人中，就有童贯、梁师成、李彦、谭模、粱方平、李毅等十多名宦官。他们为宋徽宗制造的最大腐败工程和暴政就是「花石纲」，弄得浙江一带老百姓怨声载道，直接导致方腊暴动，反抗官府。虽然这次暴动规模不大，而且很快被平息下去，但确实反映了宋徽宗时期的腐败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生活奢侈，后宫人数急剧增加，最多时超过万人，以致宦官的人数也急剧增加到数千人。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甚至可以指挥军队，参与国家机密。宦官权力的膨胀，是政治腐败的典型表现。

「御笔行事」，是宋徽宗破坏国家法治和权力监督制约体系的恶劣手段。所谓「御笔行事」，就是皇帝用手诏的形式，直接交付有关机关执行，中间没有经过中书省商议，不由中书台人起草，不交门下省审议，不经宰相盖印副署，就由皇帝在宫中决断。宋徽宗如此独断专行，造成严重的决策失误和腐败行为，以致「号令日紊，纲纪日坏」，北宋王朝晚期的权力制约体系面临崩溃。结果导致政府的决策失误，政治腐败，军队战斗力不强，军事指挥几乎近于儿戏。

例如靖难之役的发生，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当时汗封军民正殊死保卫首都的安全，可是兵部尚书孙傅却迷信方士郭京的道法，居然深信郭京「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帅」的鬼话。在孙傅的蛊惑之下，徽、钦二帝也居然相信了这种谎言，令郭京带领一批「神兵」出战。郭京命令守军撤离，不准偷看，不然道术不灵，然后大开城门，命令「神兵」与金兵作战，结果大败。金兵乘势攻城，铜墙铁壁般的开封城霎时陷落。金兵将徽、钦二帝及几千皇族成员押往荒凉、寒冷的北方，北宋灭亡。可见，北宋的灭亡并不是大宋王朝军事力量被消灭，也不是整个国家被占领，而只是荒唐的军事指挥所导致的悲剧，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不是昏庸的徽、钦二帝迷信方术，如果他们任命的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不是孙傅这样的草包，而是优秀的军事人才，开封不可能会被攻陷，北宋不可能这么快就灭亡。

南宋的灭亡也有制度上的原因，主要是北宋时期的台谏制度在南宋时期已名存实亡，对皇帝和宰相缺乏应有的监督。言官在南宋后期基本上不起作用，因此导致贾似道等奸臣的猖獗，最后造成了南宋的灭亡。事实上，南宋初年，已经改变了北宋末年宋徽宗专制和腐败的局面，实行更加自由、开放的政策，使经济的繁荣超过北宋时期，而且军事力量也迅速强大起来。著名的将军岳飞率军收复了大片国土，金军受到强有力的攻击，节节败退。但是，由于宋高宗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自毁长城．南宋的国防力量从此衰落。南宋在杀害了岳飞的同时，还先后任用了秦桧、贾似道等奸臣，误国误民。由于监督力量的消失，后来让贾似道等人通过欺上瞒下的手段而为非作歹。面对蒙古军队的强大进攻，贾似道一方面蒙蔽皇帝，一方面欺骗舆论，排斥、打击一大批优秀的将领，使得军心涣散，被蒙古人一一攻克。可以说，南宋是亡在贾似道的手里。

宋朝虽然灭亡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宋朝以文立国、以仁义治国、实行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模式，曾经为中国创造了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把中国带进了高度文明和繁荣的社会，至今依然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成就，其成功的经验在今天仍然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宋朝和平发展基本国策的得失

长期以来，人们批评宋朝的理由，主要是这个朝代不像西汉前期和唐朝前期那样，建立一个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宋朝的版图不大，特别是南宋以后，偏安一隅，最终被蒙古军队消灭。所以，很多史家都批评宋朝苟且偷安，积贫积弱．认为宋朝是一个政治腐败、保守和无所作为的朝代。

不能说这些批评完全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依据当时的国家形势，用现代文明的观点来进行客观地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批评是有些武断和片面的。其实宋朝在确立以文立国、以仁义治国、实行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模式的同时，实行了和平发展的基本国策。这个基本国策是宋朝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的。这个国策为大宋王朝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文化、科技、教育的迅速繁荣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但最后没有战胜外族的入侵，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这有其客观的原因，也有国策失误的因素。所以我们今天应全面地了解宋朝，正确地吸取经验教训。

第一，宋朝制定和平发展基本国策的历史原因。

一项基本国策的制定，都是国家的统治者根据当时国情决定的。宋朝之所以会制定这样一个基本的政策，是因为严重的藩镇割据、军人乱政导致国家分裂以及外族日益强大的威胁，而不得已的选择。

宋朝时国家的疆域的确不大，根本不能跟西汉前期和唐朝前期国家的疆域相比，这是事实。但人们不能忽略的是，西汉和唐朝的疆域的奠常．并不是本朝的功劳。西汉是建立在秦朝疆域的基础上，而秦灭六国，建立了一个版图空前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唐朝是建立在隋朝的基础上，隋朝也给唐朝留下了一个地域广阔的大一统国家。所以西汉和唐朝的疆域很大。特别是秦朝和隋朝为西汉和唐朝解决了边患问题。即使这样，西汉和唐朝初年，还是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屡遭失败，开始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

但宋朝没有西汉和唐朝那么幸运。安史之乱发生，唐朝从此一蹶不振，并面临着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入侵、朋党之争等一系列社会危机，直接导致了黄巢暴动，攻陷长安，之后出现了五代十国的混战局面。从安史之乱发生到北宋统一，时间长达225年之久。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安史之乱后军人造反乱政、藩镇割据造成的。宋朝开国后，北面有契丹（后改为辽）国，东南西边还有后蜀、南唐、南汉、昊越、闽等很多国家。其中虽可怕的事情，就是安史之乱引起严重外患，导致西域、河西走廊等地丧失。由于安禄山叛变，中央将陇右（青海）、河西（甘肃）等战区的军队调到中原参战，结果国门洞开，吐蕃王国乘机沿着一千多公里的边境发动总攻，一直攻进长安。皇帝李豫仓皇逃到陕州（河南三门峡）。后来吐蕃军队虽然撤离长安，但依然屯兵于泾州（甘肃泾川），将河西走廊与中原的交通拦疆斩断，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遂像断了线的风筝，全部沦人回纥和吐藩之手。

后来回纥和吐藩王国虽然衰落下去，但北方的契丹（后改称辽）国开始崛起。辽国先后征服松花江流域的渤海王国，向西又陆续拓展到阴山以西，统治力直达新疆。由于唐朝内部忙于内战，无法对辽国的崛起作有效的反击，结果辽国节节进逼。这时候的辽国，国力日益强盛。他们对汉人很尊重，专门成立了北面政府和南面政府，其中南面政府主要就是管理汉人的政府，完全效法唐朝政府的结构，以便汉人能够适应。大量的汉人进入辽国，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使辽国迅速地脱离游牧落后状态，农业经济和文化都发展很快。唐朝隔着长城，与辽国对峙。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后唐帝国的河东战区节度使石敬瑭发动兵变，推翻后唐皇帝李从珂，建立后晋。可是石敬瑭发动兵变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依靠契丹帝国的援助，石敬瑭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表示，愿意割让长城以南燕云十六州的土地给契丹国作为报酬。此外，石敬瑭还尊称耶律德光为「父亲」，自称为「儿子」。于是耶律德光出兵帮助石敬瑭做了儿皇帝。当时石敬瑭47岁，而耶律德光才37岁。37岁的人收养一个47岁的儿子，石敬瑭认贼作父的可耻行为给中国历史留下了最难堪的一页。

燕云十六州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许多地方的重要城镇，东西约600公里，南北约200公里。这十六个州的丧失，使辽国军队越过长城深入到中国的内地，长城天险已经不复存在，没有一个险要的关隘可以阻挡辽国的铁骑。后来后周皇帝柴荣虽然带兵攻下了十六州中两州，即瀛州（河北河间）和莫州（河北任丘），正准备攻打最重要的幽州（北京）时，柴荣病倒后去世，年仅39岁。柴荣是中国历史上英明的皇帝，他的去世给后人留下无限的遗憾。英雄的夭折使收复失地的伟业也半途而废。

赵匡胤在柴荣死后发动陈桥兵变，篡夺了后周政权，建立宋朝。但他面临的形势却非常严峻。一个是后周许多将领对他「黄袍加身」非常不满，意图叛乱，还有一些骄兵悍将也蠢蠢欲动，想步他的后尘，取他而代之；二是还有很多王国没有统一，对宋朝有很大的威胁；三是辽国军队虎视眈眈，想趁机侵入中原。在这些矛盾中．国内的不稳定是主要的危险，随时都会出现改朝换代的兵变。

在这种情况下，赵匡胤必须放弃柴荣首先夺取燕云各州、统一北方的计划，而自己首先要做的是稳定自己的政权。因此才有了「杯酒释兵权」的事件发生和以文立国的政治转变。然而，有一得必有一失，解除了骄兵悍将的兵权固然稳定了赵匡胤的政权，但是一大批优秀将领的去职，却使他的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减弱了。要战胜北方强大的辽国，夺回燕云各州，已经不太现实。这一点．赵匡胤心里应该很清楚，所以他不再把北方当作战略重点，而是全力统一南方。在平定南方各国的同时，赵匡胤已经决定实行和平发展的战略，不再把战争作为国家的首要战略选择了。在北方，他只在瀛州、常山、易州等重要军事据点配置重兵，从事防御。对燕云各州，赵匡胤不打算用武力攻取。他专门设置丁一个「封椿库」，积蓄金帛，准备作为赎回燕云各州的费用。如果辽国不同意赎取，就把这些金帛作为攻取燕云的军费。赵匡胤曾经明确地对大臣们谈到这个打算。但南方各国还没有完全平定，赵匡胤就在斧声烛影中去世了。

赵匡胤准备用经济仗打赢政治仗，用赎取的方式来换回领土，这种和平发展的思维是一种创新。但他去世之后，他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开始没有坚持他的这个计划。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灭掉北汉后，就乘胜移师河北，用武力攻取燕云。开始节节胜利，然而在幽州（北京）战役中遭到顽强的抵抗，久攻不下。其后辽国增援的大军赶到，用骑兵于高粱河边将来军拦腰截成几段，宋军大败。赵光义负伤逃回。后来，赵光义还发动了三次夺取燕云的战争，开始都是长驱直入，节节胜利，可是后来进入平原开阔地带，被敌方袭击了补给线，切断了粮草和退路．用骑兵将宋军切为儿段而各个击破。宋军是步兵，机动性不高，西北军队的骑兵优势在于机动性，聚则呼啸而至，散则倏忽而去．寻其决战而不得其门，不期而至则防不胜防。儿次北伐，均以惨败告终。但宋军要组建骑兵很困难，因为只有河套地区是军马的养殖地，可是安史之乱后，河套地区已经丧失，辽国不允许军马进入中原。这就制约了宋军的战斗力。

赵光义在这种情况下，也意识到要武力夺回燕云各州已经不再可能，于是接受了赵匡胤和平发展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宋朝开始实行「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和守内虚外」的政策，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发展国内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这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决定的战略选择。

对于这一点，赵光义后来就老子《道德经》发表感想说：「朕每读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思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受，终须文德致治。」所以宋朝后来的立国方针是和平、仁义、发展工商业和教育文化事业、强国富民，而不是穷兵黩武、滥施暴力和严酷的专制。正是因为这个对外和平、对内仁义的基本政策，才使得当时的国家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使人民过上了300年自由、富裕、文明而有尊严的生活。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特别提到被许多人批评为屈辱的「澶渊之盟」。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宋真宗御驾亲征渡过黄河，率宋军与屡犯边境的辽军大战十多天。辽国大将萧挞览中箭身亡，辽军士气大挫。最后辽军抵挡不住，请盟议和。虽然寇准不同意议和，主张乘胜追击，但宋真宗却渴望和平，不喜战争，决定在胜利的情况下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每年给辽国绢20万匹和10万两白银。公元1021年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总数为2653万贯。一两白银当时约等于1贯铜钱。10万贯对宋朝每年的巨额的财政收入来说是不值一提的。

澶渊之盟是胜利者平息战争的盟约，绝不是失败者进贡赔款的盟约。「澶渊之盟」使中国的北方恢复安定，促进了汉、契丹两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宋的商业、经济、科技、技术等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这是宋真宗继续坚持和平发展的基本政策的结果。

第二，和平发展基本国策的利弊。

宋朝和平发展的基本国策的主要内容是，在国与国的关系方面，坚持和平外交，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和竞争，而不诉诸武力。与辽国以及后来的西夏、金等国家的关系，是每年给予这些国家一定的经济补偿，维持和平局面。在与日本、中亚、南亚、西亚、南洋诸国以及欧洲、非洲各国之间，主要是以贸易为主。

在国内，宋朝坚持重文轻武、强干弱枝和守内虚外的方针，对军队和地方控制很严，但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方面放得很开。文人的地位很高，而武人的地位很低。文官领导武官。在宋朝，从事政治、文化、教育、工商业等，都很有前途，当兵却没有前途。这个情况与当年英国差不多。英国由于英伦海峡的阻隔，没有国外的军事威胁，所以没有常备军，军人没有前途。而从事政治、文化、教育、工商业等都有前途。所以政治、文化，教育、工商业都很发达，而军事不发达，军事力量不强。

在军事方面，宋朝为了消除藩镇割据、武将造反的隐患，除了用文官统帅军队外，还把重兵、精兵集中布防在京师周围，由皇帝严加控制，这就是「强干」，从而削弱地方兵力，使地方军队无力同京师兵力抗衡，而不敢有异心，这就是「弱枝」。守内虚外，就是军队主要用来防止国内出现动乱，而对辽国以及后来的西夏、金国等取守势，不主动进攻这些国家。所以说边防比较空虚，一旦与这些国家发生矛盾，一般都是采取谈判的方法解决，而不诉诸武力。

为了达到和平发展的目的，宋朝的统治者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国内经济、文化、教育之上，关注民生。翻开宋史，这方面的记载比比皆是。仅以宋朝经济立法为例，宋朝的经济法律已经非常完备。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其主要内容就是改变一些旧的法律『而立新法。如方田均税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等。这些新法主要都是有关经济方面的，涉及军事的很少。

宋朝实行和平发展的基本国策，推动了国家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发展，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巨大的，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在后面专门加以叙述。这里我们主要来看看这一国策的不利影响，主要是过分吸取了藩镇割据、武人造反的教训，对军人防范过度，没有培养军事人才，以致严重削弱了国防力量。加之军队管理混乱，互不统属，又长期没有训练，战斗力不强。和平安逸的生活使宋人不习惯打仗，不是西北那些从腥风血雨中奔突出来的原始凶猛的铁骑的对手。特别是武器装备没有及时更新，延缓了军队现代化的进程，没有实现军事工业革命，错失了走向热兵器时代的大好时机，造成了冷兵器时代的文明悲剧。这方面的教训尤其深刻。

人类战争主要分冷兵器作战时代和热兵器作战时代。冷兵器主要是刀剑弓箭等。热兵器是现代的枪炮等。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大多数时间都是用冷兵器作战。一直到西方工业革命之后，热兵器时代才真正来临。利用热兵器作战是不需要战士相互接触便可以大量的杀伤敌人。因此，西方工业革命是人类战争历史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标志。在热兵器时代，装备有先进火器的军队，在与冷兵器文明作战时，基本上占有战场上的绝对优势，所以，热兵器作战时代是要以先进的经济和技术为基础的。

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甚至发明了火药（热兵器的基本物质）和开始试制大炮和火枪，在开封等地已经建立了兵工厂。但由于统治者对军事科学技术不重视，没有及时加大投入，扩大规模，改进技术，将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转化为军事上的优势，尽快制造出威力巨大的火器并迅速普及到军队之中，运用到实战上。结果，还是以刀剑作为战争的主要武器，没有实现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历史转变，没有取得战争的优势。令人感叹的足，宋朝离此已经不远了，也可以说是仅差一步之遥，然而就是这一步之遥，使它先亡于金人，后亡于蒙古人。

宋朝开国之初，面对着军人乱政、军阍混战的局面以及国家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形势，实行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和守内虚外的政策是有其充分的理由的。但到了后来，藩镇割据、军人乱政的危机已经消除，特别是在金、蒙古等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仍然不及时调整这样的国策，就是很大的失误。王安石变法曾经改变了这一政策，他积极加强国防，起用杰出的军事将领王韶，训练军队，更新武器，收复了河湟地区（青海省东北部）．取得很大的成绩，可是王安石的政策后来被废止，了王韶也被撤职。特别是南宋皇帝高宗对武将抱着很深的防范心理，生怕岳飞军事力量的强大会导致武人造反的结局，所以将岳飞杀害，自毁长城，使岳飞收复北方的战争功亏一篑。如果要吸取宋朝的教训的活，这些教训是必须要吸取的。

宋朝改变了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政策

宋朝以文立国、以仁义治国、实行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模式和和平发展的基本国策，虽然在国防上处于被动，但却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首先就是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性转变。

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分工的发生将使生产活动的专业化水平得以上升：而专业化水平的上升，则创造了供给与需求；于是，贸易随之出现。供给与需求的增加，则意味着市场容量的扩大，而市场的扩大，又进一步促进专业化与分工的发展。这种分工与市场贸易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正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最重要的思想，也是亚当?斯密所认为的经济发展的起源。经济社会就是不断地从这种分工与市场扩大的良性循环中获得成长的。后来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正是大西洋贸易触发了上述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过程而带来的结果（参看杨小凯《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

用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来观察中国古代的经济模式，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春秋战国以后的历史上，以农为本、重农抑商都是历朝历代的基本国策，这个政策使中国社会长期陷于小生产的汪洋大海。而小生产的自给自足经济不能促进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不能创造更多的供给与市场需求，商业和贸易很难发展起来；而没有分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则无法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成长；特别是没有商业和贸易的发达，没有市场的需求，则无法推动新兴产业的诞生，无法开启工业化的过程。虽然唐朝时有了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和海外贸易，但是在重农抑商的政策束缚下，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提升，市场需求和贸易始终不能成为推进工业化的动力，不能为经济模式的变革做出贡献，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因此不能有所变化。

而宋朝之所以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导致「商业革命」，是因为只有宋朝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大力推行「通商惠工」政策，推进上商业的发展，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从而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不断创造供给与需求；而供给与需求的不断扩大，又不断促进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带动了与产业和贸易相关的制造业、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的出现，这种贸易与分工相互促进的循环过程，推动经济社会不断朝着市场化和工业化的方向发展，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创造了国家经济空前的繁荣。特别是随着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新型能源的使用，科技和制造业的发展，国内自由竞争的区域性市场的形成，金融业的迅速发达和商业信用手段的广泛使用，私营经济的崛起，土地私有权的确立，国有垄断的逐步打破，农业的逐步商品化以及海外贸易的繁荣，大商人大资本的涌现等，都已经为现代大工业文明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事实上，宋朝的初期工业化进程，已经孕育了现代大工业革命的胚胎。正如赵德盘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所分析的那样：「宋代社会的确与汉唐社会迥然不同，已经跨人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本质特征就是工商业文明在传统社会的躯壳内的急速成长！」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人民生活最富裕的朝代是宋朝。人们只要拿起一幅《清明上河图》细细揣摩，就不得不惊叹宋朝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发达，人民生活在清平的花花世界。

为了说明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我们首先来看看宋朝商税的急剧增长。我们在这里采纳的是赵德盘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所提供的数据：在北宋太宗至道年间（995-998年），全国货币总收入是2224万贯，商税是400万贯，占货币总收入的18%，到了真宗天禧末年

（1021年）．国家货币总收入是2653万贯，商税则上升到1204万贯，占货币总收入的45. 4%，到仁宗嘉佑年间（1041-1048年），国家货币总收入是10300万贯，商税是1975万贯，占货币总收入的20%，此后，北宋国家货币总收入基本维持在4000-5000万贯左右，商税收入维持在800万贯左右。

对于商税与商品交易额的比例，这部《中国经济通史）是这样分析的：「大致而言，北宋政府的商税收入占其货币总收入的1/5左右。按照宋代抽2%的过税（流通税）、3%的住税（销售税）、总税率为5%计算，则进人流通领域的商品总价格当为税额的20倍。据此，北宋初年收取400万贯商税时的商品交易额即达8000万贯。庆历年间因宋夏战争爆发而大肆征商，所以1975万贯之商税不能视为常数。姑以英宗治平年间一年收取846万贯计，则商品总价格即近l 7亿贯铜钱。当时宋区人口1418万户，7090万人，则平均一户一年消费商品合铜钱12贯，一人合2.4贯。这在汉唐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事。由此可见宋代商业规模的巨大和城乡居民卷入商品经济漩涡之普遍。」

日本学者左藤圭四郎曾经对宋朝农村商品经济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研究．1995年在《关于宋代江南的农家经济》一文中指出，宋代江南农村中有水田50亩以下、年收米百石的下等户，其支出为每年90石米，其中约有30%左右换成铜钱作为支付手段。这个水平高于同时代的西欧、西亚社会的货币经济比重。说明商品经济已经深深地卷入宋代的农村之中，农业的商品化、货币化趋势有力地打破了农村绵延千年的自给自足经济。正是这种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奠定了城市兴起及其不断扩张的基础，使宋代的市场经济不断走向繁荣。

宋朝工商业的繁荣，得力于国家的推动。宋朝立国之后，宋太祖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时，就公开号召石守信等拥兵诸将「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这一导向推动了宋朝商业大潮的兴起。后来宋朝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如仁宗时制定的《天圣法》、商税条例以及神宗时的「二八抽分制」等，都鼓励民间「通工惠商」，支持和鼓励各地开采矿山，组织茶盐开发，发展冶炼、纺织、瓷器、造船、酿酒等手工业。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煤矿、钢铁冶炼厂、金银铜器制造厂、纺织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厂、陶瓷厂，等等。厂里的工人都是按时拿工资的。其中信州铅山场（今江西上饶境内）的一个铜铅矿，就常年雇佣工人十多万人，日夜开采，是朱朝冶铜、铸钱的重要基地。据洪迈记载，这里「得铜铅数千万觔（斤），置四监鼓铸，一岁得钱百余万贯」。这个产量相当于北朱晚期年铸铜钱最高额500万贯的I/5，规模之大可以想见。还有岭南韶州（今广东韶关）岑水场，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该场产铜128万斤，占当年宋朝政府全部「铜课」的80%以上，工人也超过10万人．规模惊人。

工商业的发展，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必须得到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的支持。宋朝工商业文明的迅速生长．与当时「煤铁革命」的发生是分不开的。煤的工业开采和灌钢法的推广运用，被美国学者罗伯特?哈特威尔在《北宋时期中国煤铁工业的革命》一文中，称之为「煤铁革命」。正是在煤铁革命的推动下．宋朝的手工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矿冶、陶瓷、纺织、造船、印刷和井盐等行业的成就尤其显著。

煤炭作为当时的新型能源，宋时被称为「石炭」和「矿炭」（西方人称之为会燃烧的石头），开始被广泛应用于冶炼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据《宋会要》的记载，北宋仁宗时期，朝廷「许令民间任便收买贩易」煤炭．使煤炭的市场交易和消费迅猛增加。开封是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不论是老百姓还是达官贵人，都靠煤炭取火。南宋初年，庄季裕回忆北宋汴京盛况，说：「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这话也许有点绝对，但开封绝大多数家庭都以煤为燃料，应该符合实际。还有河东境内和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居民也基本用煤作燃料。当时西方都是用木头劈柴生火做饭取暖。中国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各大城市都没有达到城市全部用煤的水平。冶炼和生活的广泛需要，促使宋朝的煤炭采掘业突飞猛进，煤矿星罗棋布。如河南鹤壁发现一座北宋时期的大型煤矿，有4条巷道，长500多米，竖井深46米，通向8个采煤区。按照这个规模估计当时有上千名矿工，其通风、运输、采掘等等设备，都是很先进的，其余在山西、河北、陕西、江西、淮北以及河南东北部，都广泛分布着许多煤田。

煤炭这一新型能源的利用，有力地推动了冶铁业的发展和生铁产量的激增。不少学者从消费角度估计北宋年产生铁在15万吨至18万吨。美国学者哈特威尔早在1962年就算过北宋消费生铁的数量，他说，到1078年，北宋每年生产生铁约7万吨到15万吨。这个数字是164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产量（3万吨）的2倍到5倍，并且可以和18世纪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的总产量相比，其冶铁工业的发达由此可见一斑。对哈特威尔提出的生铁数量，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宋朝的生铁产量没有这么多。这里我们采纳赵德磬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提供的数据。该书从农具用铁、兵器用铁、造船用铁、冶铜用铁、铸铁钱用铁以及其它项目用铁等方而进行计算，认为宋朝每年用铁产量在16万-17万吨左右。特别是用煤炭进行冶炼，其高温氧化使灌钢法得以出现和推广，大大提高了铁坚韧锋利的程度，西方学者誉为「后世平炉方法的先声」。

除能源、铸造和冶金工业之外，宋朝的纺织、陶瓷、造船、造纸、印刷等工业也远远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北宋的军工企业叫南北作坊，南坊有兵校和工匠3741人，北坊则有4190人，再加上弓弩院和造箭院，超过万人。南宋的军器所工匠也达7000人到8000人之多，造会子局有徒工1200多人，设在汴京开封的绫锦院早在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就有织11034人，规模之庞大，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大中型纺织企业。此外还有哥窑、定窑、钧窑等瓷器官窑，规模十分庞大。

由于商业发达，货物的流通需要交通的便利，所以宋朝积极整修河道，特别是重新开通了南北大运河，形成了以开封为中心的南北漕运网络，加上对外贸易的繁忙，造船业因此十分发达。史载宋朝的海船长100米，可载500吨货物和500人，而内河船的载重量一般也达到50吨以上。其先进的造船技术至少比西方领先300年。据赵德盘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的统计，当时全国有船17万艘，仅沿海24个州就有船113000艘。而且，不包括民间造船，仅朝廷官营造船工场每年就要造船3337艘，这个庞大的数字令人吃惊。

在新型能源和交通运输业的支持下，宋朝的工商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前发展。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营企业的崛起，在许多行业，私营经济已经远远超过国有经济而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打破了官方的垄断行为，开创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格局，使宋朝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工商业的发展能够直接惠及于民众，为大商人大资本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如纺织业中，北宋各路有10万机户，少数大机户有数百张织机，官营纺织织机只占民间的2%至3%。纺织品广泛销往各地市场，基本上是按照市场的需求来进行生产，由市场来进行调节，具备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还有陶瓷业，除了儿处著名的官窑外，其余成千上万座皆为民间生产日用品的民窑。南宋景德镇已是当时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当地有窑300多座，全部都是民营企业。这些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其产品畅销各地，吸引大量的商人慕名而来。这些产品被商人大量销往海外市场。可见陶瓷业在宋朝已经完全具备了商品生产的性质。

除了纺织、陶瓷之外，民营资本还大量投资于其它与民生日用相关的多数行业中，在造船、造纸、印刷等行业中，民间资本也有投资。就是由官府实行专卖垄断经营的行业，如盐业、茶业、酒业等，到后来也都逐渐向民间开放，由民间资本经营。赵德盘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以翔实的史料证明了这一现象。如历来官营的井盐业巾，自北宋中叶卓筒井出现之后，民营私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产量上都把官井远远地抛在后面。如西川地区在北宋中叶有井640口，基本上是官井，但到了南宋初年，这里有井4900口，绝大多数变成了民井。还有制茶业，过去由官府经营，后来99%以上也都山民间经营。在这些私人企业里，已经出现了雇佣劳动关系、行会制度等。种种迹象显示，在多数部门中，北宋的私人手工业在比重上已经开始超过了官营手工业，并且逐渐树立了自己的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其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宋朝手工业专业化的达成，与农业相分离的工商业资本的增长，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生长，已经开始朝近代大工业革命迈进。

在手工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宋朝的商业大潮汹涌澎湃。越来越多的空前繁荣。而繁荣的商业，首先就要有交易的市场。在宋朝之前，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品市场。汉、唐两代像长安和洛阳这样的首都级大城市，其商业活动也只能局限在「市」这个特定的区域中进行。而且，交易的时间是有严格规定的，一个月交易几天，早上什么时候开市，晚上什么时间闭市，都有规定。各地州县城镇也对商业有严格的管制。那时的商业交易的场所在「市」里进行，而居民的住宅区则称之为「坊」，市和坊在空间上是分离的。居民居住的坊不允许开设店铺，官府对坊的管理非常严格，这种情况到了北宋就完全改变了。由于北宋对人的解放和对人权的尊重，所以，「坊」和「市」的隔离取消了，商人只要文税，就可以在城中任何地点开设店铺，经营的时间完全不受限制，这使得北宋出现了非常繁华的气象。坊、市分离制度的崩溃，导致了沿街开设店铺这种近现代城市风格在北宋时已经基本上奠定了它的格局。

宋代的商业不像汝唐那样规定交易的时间，而是「买卖昼夜不绝」。新兴市民阶层的出现和富裕的生活，使来人的消费意识空前的强烈，极大地刺激了茶坊酒市、娱乐业等第三产业的繁荣兴旺。宋朝跟汉唐不同，汉唐为了控制人民，晚上要进行宵禁，人民不得随意走动，所以唐朝的城市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而宋朝却非常尊重人的自由，对人的活动不加干涉，所以宋人有夜生活，宋朝的城市一到晚上就是光明灿烂，到处都挂满了灯笼，城市整个晚上都是灯火通明，叫卖声一直要延续到天亮。在「瓦子」、「勾栏」等固定娱乐场所，整夜都有技艺表演，市民观看直到太阳升起。来人的生活富足而又丰富多彩。

繁华的宋朝商业，在国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像开封、杭州这样的大都市大市场，与全国5000到6000个墟集市镇进行着频繁的商品交流．并出现了市场的激烈竞争。为r打开销路，防止假冒和维护制造者的声誉，当时不少产品出现了商标，这是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重要标志。以多数家庭都要使用的铜镜为例，末代的铜镜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出现了文字，其内容包括产地、制造者、质地、价格等项内容，具有了商标的性质。为了推销产品，在商标的基础上出现了广告。宋朝的广告是用铜板印刷的，比两方印刷的广告要早300多年。大学者苏东坡曾给一位做油食的老妇人做过一首广告诗，使其生意大振。

在国际上，以广州、泉州为中心的20多个沿海港口，与日本、高丽等60多个国家进行着频繁的对外贸易，形成了繁盛一时的海上丝绸之路。宋朝大力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不遗余力地推进海外贸易。为此，宋朝在沿海港口设立市舶司或市舶务作为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从北宋初年开始，中央政府就不断派遣使节远赴海外招商，将大量的「空名诏书」，也就是空白通商准许证，散发于海外诸国，鼓励外商前来中国贸易。外商来中国之后，宋朝政府在礼遇外商和保护外商合法权益方面，也做得十分周到。如市舶司设宴招待，在泉州等地举行「祈风」、「祭海」等仪式，祝外商一路平安。宋朝政府严禁市舶司的官员刁难、滋扰甚至勒索外商，若有违反要受到「处名」、「决死」等严肃处分。

为了保护外商的财产权，宋朝政府还规定，外商若在中国居住已经五代，就可以把家财运回本国。甚至向外商开放仕途，经商有成绩的外商，可以由宋朝政府授予官职。如大食商人蒲罗辛，就因贩运乳香至泉州，市舶司抽解达30万贯，而被朝廷授予「承信郎」的官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朝还建立海难拯救制度，规定在中国海域，外国商船如发生沉没等事故，由中国官方予以拯救；如外商遇难，其所打捞的货物可以由其亲属招保认还。

可以说．宋朝的开放程度是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可比拟的，其海外贸易的兴旺繁荣也是其它朝代和当时其它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当时的广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史称「万国衣冠，络绎不绝」。还有泉州港后来居上，闻名世界。当时的进口商品有香料、珍

珠、象牙、药材等300多种，而出口则主要以纺织品、金属及其制品、陶瓷品、茶叶等商品为主。其中尤其以纺织品、瓷器、茶叶和香料为大宗产品，所以海上运输又成为「香料之路」、「丝绸之路」和「陶瓷器之路」。

海外贸易又以民间贸易为主体，官营购销只是民营外贸的延伸．所以民营外贸的兴旺衰败决定了官营购销的繁荣枯竭，决定着国家税收的多少。于是宋朝竭力鼓励民问海外贸易，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正是在国家的鼓励和保护之下，宋朝的海外贸易越来越兴旺．南宋绍兴末年（1162年），仅广州、泉州和两浙三个市舶司的关税收入就达到了200多万贯，而宋朝只仅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至10%的低关税，可见当时国际贸易的兴旺发达。同时产生了巨大的民间商业资本。因为海外贸易的巨额利润，吸引着那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因此在宋人的文章里，就出现了不少舶商的身影。如洪迈在《夷坚支志》中就写道：「临安人王彦太，家甚富，有华室。忽议航南海，营舶货。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贾。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度今有四十万缗。健康（今南京）舶商杨二郎，往来（海上）十有余年，累资千万」。南宋绍兴年间，泉州商人一次竟「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万缗入洋」。

由此可见，宋朝海外贸易的民间资本非常雄厚，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不但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诞生在大宋强盛的商业浪潮中。应该肯定地讲，如果大宋王朝没有对私有财产切实加以保护的政策，这么巨大的民间资本是无法产生的。这就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工商业的蓬勃兴起，必然推动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古代自两汉铸五铢铜钱以来，一直实行铜奉位币制。唐朝通宝钱的轻重大小，仍以五铢钱为标准。这种低值贱金属货币．是交换行为不多、交换规模较小的自然经济社会的产物，反映了唐朝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宋朝建立后，随着商品经挤的日益繁荣，对货币需求越来越大，于是促进了宋朝铸币业的发达。宋朝铸币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时( 1080年)全国铸币600多万贯，而唐朝鼎盛时期的玄宗朝，最多时铸币才32 7万贯，可见宋朝商品经济的发达远非唐朝可以相比。我国著名货币史家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认为，仅北宋流通的钱币就在两亿五六千万贯。铜钱、银锭是宋朝的本位货币。在铸造的质量上，宋代钱币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宋币上还铭刻着精美的文字书法，很多都是出自名家和皇帝的手笔，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宋钱成为南海诸国的镇国之宝，流通于世界各国，就像今天的美元一样，是世界各国的通用货币。在今天的日本乃至欧洲、非洲都有出土，足见宋朝的繁荣与强盛。

为了交易的方便，北宋产生丁纸币「交子」，仁宗皇帝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负责纸币发行的官方机构「益州交子务」。第二年，世界上第一张纸币正式面世，分界发行。交子的面值为从一贯至十贯的固定面值，以铁钱为本，备有发行准备金，已经基本上具备了近代本位货币的特征要素。纸币到南宋就逐渐代替了铜钱成为了主要的交换货币，具有信用货币的质量，有力地促进商品的流通和市场的交换。在商业高速发展的推动之下，宋朝的银行业非常发达，到处都是存钱和取钱的钱庄。这些银行、钱庄开展存取款业务，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逐渐开展了金融汇兑业务，就像现代银行汇款和异地取款一样。这表明，中国古代汇票制度最早产生于宋朝。宋朝中央政府还建立丁专门办理金融汇兑业务的专门机构「便钱务」，后来又改为「榷货务」，专门办理汇兑业务以及承担兑付各种信用证券和向地方政府拨款的任务，还承担货币兑换和货币回笼的任务。此外银行还可以贷款。多种金融业务的展开，无疑大大便利了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的跨地区流动，有力地促进了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

工商业的蓬勃兴起，使大量的人群流人城市，大大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宋朝10万户50万人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多个增加到40多个，而南宋末年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还不到lO万人。宋朝还首次出现了主要「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宋朝四京是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而北宋首都汴粱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是超过百万人几的大城市。此外还有5000多个集市镇，都是新兴工商业的据点，当时称之为「草市」。在城市中，大量城市市民的出现，使不少城市呈现了消费城市和商业城市的特色。宋朝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生活富裕。北宋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宋朝没有出现像杜甫所写的「朱门酒内臭，路有冻死骨」那样悲惨绝望的诗句，而只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的繁华，展现在人们眼前的宋朝城市就是这样的美丽、富足和安逸。人们不仅丰衣足食，而且四处旅游，吃喝玩乐，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有哪个朝代能够出现这样的情景？

大宋王朝工商业之所以能够如此繁荣，这与宋朝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是密不可分的。宋朝打破了历史上的「重农抑商」的传统，采取了农、工、商并重的经济政策。为了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宋朝采取了「不抑制兼并」的土地政策，任凭土地自由买卖。这意味着国家承认土地私有权的法律地位，体现出国家将更多的土地交给私家地主直接经营的坚定意向，至此由国家按血缘（皇亲国戚）、地位（官爵品级）来分赐土地的等级世袭制度走到尽头。而土田买卖和转移限制的取消，则疏通了各类土地所有权之间的流转渠道，从而导致土地私有权的经济权威急剧增长，国家已不能随意取缔和剥夺人们的土地所有权。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也足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它打破了历朝历代「抑制兼并」的土地政策，鼓励自耕农、小土地所有者出卖自己的土地，鼓励大资本所有者大量买卖和兼并土地，使土地集中于少数人之手，有利于推动农业的产业化和农业的工业化，也有利于农民卖掉土地而积累资本，离开土地之后纷纷进城投资，或者成为采矿、冶炼、陶瓷、纺织、造船等等行业的工人和从事第三产业，城市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就业机会，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

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无以为生，铤而走险，于是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使宋朝社会得以成功地跳出了这一恶性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地经营，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雇佣劳动者。据估算，宋朝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左右；另一方面成功地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更重要的是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减少了农业人口。据毕锺游的《耀州理会赈济奏状》统计，北宋耀州7个县，共有11. 3万多户，28. 48万多人，其中非农业人口达到17. 95万多人，占到人口总数的60%左右。町见在宋朝很多地方，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说法，就是出自于宋朝。大量的农民进城，提高了人的素质，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为中国大工业革命的出现创造了重要的前提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应该指出的是，在古代国家无法从国外进口粮食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销售到城市，来满足城市居民的消费，耶么，城市化和工业化是无从谈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化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制约着古代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宋朝之所以能够加速城市化的进程，让更多的农民进城从事工商业，就在于宋朝有高度发达的农业，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作为支持。宋朝保护人们的土地私有权，在采取「不抑兼并」、放弃土地买卖的干预政策的同时，加强了对契约租佃领域的周家干预。具体来说，就是对契约租佃关系限定租率，也就是限定私家地主的地租，来调节契约租佃下的主佃关系。简单地讲，就是国家利用法律的手段，强制地主减租减息，让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得到较多的收入，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调控的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宋朝还兴修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大规模地改进农业生产工具，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其中耕作制度从一年一熟制向二熟制的过渡。另外，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标志着宋代农业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在《中国历史上早熟稻米》一文中将此称为「农业革命」。宋朝的农业经济出现了高度的繁荣，而且农业的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

据赵德磬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的统计，宋朝时平均每个农民每年生产粮食为4158斤，而在两浙、江东、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等发达地区，每个农民平均每年生产粮食为6930斤。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根据该书提供的数据，我们来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汉朝时，每个劳力年产粮食为2000斤，唐朝时每个劳力年产粮食为3204斤，相差之大，一目了然。再拿当代农业生产率来比较，1980年我国粮食总产为6363亿斤，每个劳力平均生产粮食为3421斤，依然远远低于宋朝的农业生产率。可见宋代农业之发达。虽然目前还找不到确实的数据来证明宋代粮食生产完全实现了商品化经营，但是绝大多数粮食已进入了流通领域，这应该足没有多大争议的。而且，宋朝的蚕桑、茶叶、甘蔗，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基本上都足以市场为导向来组织生产，在生产、加工等环节，有专业化的分工，是一种商品经济，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具有本质的不同。正是在这样的措施之下，不仅宋朝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有了强大的基础，而且宋朝的农民也生活地轻松、悠闲和富裕，我们只要看看唐朝和宋朝诗人描写农民的诗歌就知道了。

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结、元稹等许许多多的诗人，写下了大量的诗歌，描写的却是农民的苦难史。而宋朝的诗歌里，记录的却是农民的欢歌笑语声。王安石写道：「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有皆种黍……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

苏轼写道：「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葵烧笋饷春耕。」张宋写道：「社南村酒白如荇，邻翁宰牛邻媪烹。插花野妇抱儿至，曳杖老翁扶背行。淋漓醉饱不知夜，裸股掣肘时欢争。去年百金易斗粟．丰岁一饮君无轻。」

陆游写道：「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辛弃疾写道：「稻花香里说丰年。…『东家娶妇，西家归女，灯火门前笑语。酿成千顷稻花香，夜瘦费一天风露。」范成大写道：「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连枷是打稻脱粒的农具。）宋朝政府还经常组织兴建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常常是几万人一起劳动。杨万里写的圩丁词（圩丁：筑防水堤岸的工人）就歌颂记录了如此浩大的劳动场面：「年年圩长集圩丁，不要招呼自要行。万杵一鸣千畚土，大呼高唱总齐声。」

农民生产劳动里处处有笑声、歌声，可能有粉饰之辞，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宋朝农民比以往的朝代生活得开心和幸福。在中国的历史上，像宋朝的农民那样自由、快乐地生活的朝代是绝无仅有的，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朝代留下这么多描写农民自由、幸福的诗歌。

当然，学术界对宋代农民的生活状况问题，还有争论。有学者认为，宋代农民由于受到官府苛捐杂税的盘剥，所以生活是贫困的。他们的根据是，宋朝用田赋和名目繁多的田赋附加来加重对农民的剥削。

应该说，这些事实是存在的。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认定宋朝特别是北宋时期的农民的生活就特别贫困，我们只要具体分析一下就知道了。如田赋，北宋朝的田赋征收，是沿袭唐朝的两税法，是以田亩的多少为标准来征收的，并不是以人口的多少来征收。其田亩总数，根据《文献通考》的记载，在宋神采元丰八年（1085年）．约为461万顷，其中民田455万顷，官田6万顷。当时把田亩分为中、下两个等级来收税。中田一亩夏税是征收税钱四文四分，秋税是征收米八升。下田每亩夏税是征收税钱三文_三分，秋税是征收米七升四合。从这个征收标准来看，税率是很低的，甚至不到每亩田产量的I/10。而且，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占有土地的地主，而不是农民。其中也有人口税，当时叫「丁口之赋」，数量很少。两税的多少与田地少或者无地的农民关系不大。也许是地主大最隐瞒土地的数量，政府田赋收入太少，所以王安石变法时，搞了一个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但是有土地的官员和地主不愿意多纳税，就极力进行阻挠，所以后来这个改革流产了。

宋朝不合理的税收是「杂变之赋」，名目比较多，被纳入两税征收，占到了秋税的30%和夏税的40%，比重很大，加重了农户的负担，当时就受到许多士大夫的批评。此外还有一些别的税费，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但总的来说，随着摊丁入亩农业税收制度的实施、契约租佃经济的形成．少地或者无地的农民负担大为减轻，释放出很大的生产潜能，加上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农业生产技术的迅速进步和劳动牛产率的极大提高，农业经济走向繁荣，宋朝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生活相对富裕，这应该基本本的事实。今天之所以有人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水浒传》这本小说里面的虚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粱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粱山的，没有一个是真正设有饭吃、活不下去的农民。

当然，宋朝的经济也不是没有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当时国家还没有建立起有力的宏观经济的调控手段。这些经济手段包括财税、金融和价格二个主要方面。由于宋朝还处在向现代经济的过渡阶段，因此经济调控的手段缺乏。表现在经济活动中，主要是税收不合理；货币流通和信贷制度不健全；商品价格为少数人所操纵；一些重要的产业，如交通、能源、纺织、火药的工业应用、农业基础设施等，没有得到国家金融、财政的支持。投融资体系不完善导致这些产业发展滞后。所以后来王安石变法，想通过银行贷款来解决农民在水利建设和粮食生产上资金不足以及商人在经营中资本金缺乏的问题，由此王安石制定了青苗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等。王安石还通过建立方田均税法，来解决农业税收不公平的问题；还建立市易务，由政府拨款180万贯，用来作为平抑市场物价的手段。也就是说，某种商品价格低廉时，由政府买进，价格昂贵时，由政府低价卖出，以稳定物价，为此王安石建立了粮食储备制度，控制粮食价格。

王安石的这些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建立，在当时的时代是很先进的，特别是把金融作为经济发展和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这是具有现代经济意义的。可惜他的改革后来被否定了，没有得到很好的推行。此外，宋朝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没有建立起科技发明的专利技术推广制度，使宋朝在机械制造、采矿、纺织、车辆运输、造船、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瓷器、钢铁、农业等许多领域的发明，没有应用于生产，没有转变成为大规模的商品化生产，没有成为产业。例如毕升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术，是世界文明演化史上的一次飞跃，也是一项难以估量其价值的专利技术。如果当时能够通过企业来进行专利技术的购买，然后作为一项大的产业来加以发展，不仅能够产生巨大的市场经济效益，而且能够使宋朝的印刷工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可是，由于宋朝没有专利技术推广制度，结果这项伟大的发明没有在当时得到使用，后来传到欧洲，才为谷腾堡等印工所采用，为人类历史开创了新纪元。正是因为宋朝没有专利技术的推广制度，政府也没有建立起投融资体系来支持这些专利技术的产业化发展，使得宋朝许多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发明没有得到工业上的推广，这些都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此外，宋朝的国有经济虽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对盐、茶、酒、矾、香药等多种商品实行专卖制度，当时叫做「禁榷」，也就是国家运用行政权力来与民争利。这是一种官方垄断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政府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是游戏规则的执行者，还是当事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必然造成市场竞争的不公平。在专卖制度之下，价格由政府制定，商品由政府经营，无论生产还是流通，都是一种强制行为，无视市场的供求信号和价值规律，这就遏制了民间资本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是背道而弛的。因为市场经济需要私有财产权的充分发展和自由贸易环境的确有保障，而专卖制度却剥夺了个人的私有财产权或产品支配权，其结果必然造成商人官僚化和官僚商人化，官商一体必导致官府的贪污腐败和商业资本的独立性丧失。同时，宋朝还在开矿、冶炼、铸造、军工等行业大办国有企业，垄断市场，导致贪污腐败现象，也遏制了私人资本的成长，阻碍了宋朝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

自由开放和积极健康的多元化社会

宋朝以文立国、以仁义治国、实行中央集权加f二政的政治模式和和平发展的基本国策，对外和平，对内宽容，建立起了一个自由开放和积极健康的多元化社会。

宋朝实行人道的、文明的统治方式，官府对人民不是采取控制、压迫和剥削的政策，相反，官府对人民采取了尊重、保护、帮助和开放的政策。在这个社会中，没有愚民政策，没有文字狱，没有特务横行，人民无忧无虑，具有安全感，所以充满了宁静、祥和、自然而又健康的气氛。生活在大宋王朝的人民真正是幸运的、幸福的。

宋朝的自由开放，首先是宗教信仰自由。大宋政权不是政教合一的政权，国家没有强制推行一种单一的宗教信仰，没有强制人民信奉哪一种宗教。没有把任何一种宗教作为人民的行为准则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没有强制推行的官方意识形态。人们的宗教信仰完全自由。在宋朝，人们可以信仰懦教，可以信仰道教，可以信仰佛教，也可以信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仰什么宗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自由。在宋朝开国之初，求太祖就改变了后周皇帝柴荣禁止佛教的政策，招令300人前往天竺国求取经书与舍利。朱太宗曾亲自接见古印度婆罗门惜人和伊斯兰教徒。在北宋的首都汴梁和南宋的首都临安以及中国的沿海城市，有大量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等，他们拥有自己的房舍、教堂，至于佛教和道教，别在全国各地的名山大川建有许多寺庙和道观，使得中国的宗教繁荣昌盛，由此成为多种宗教并存的开放的国度。不拒绝任何一种外来的文化，不禁止任何一种异端的思想，这就是大宋王朝的立国精神。

宋朝的自由开放，还体现在它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有点像今天的美国社会一样，宋朝是一个容多种民族、各种肤色人种的社会。由于经济迅速发展，商业空前繁荣，各种宗教的迅速传播，前来中国的外国人日益增多，远远超过唐朝的水平。早在马可波罗到达中国之前，意大利的商人兼学者雅各布?德安科纳就于1271年来到了中国的泉州，并记下了自己的见闻。当时的泉州就生活着几十万日本人、高丽人、威尼斯人、犹太人、英国人、法兰克人、锡兰人、印度人、小爪哇人、比萨人以及黑人，还有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等地的人。这些定居或者经商的欧洲人以及亚洲人，与中国人自由来往，甚至杂居在一起，相互通婚，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混血儿。这些外国人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穿着宋人的服饰，其生活方式、礼仪已经与宋人没有多大的差别。除了泉州之外，还有临安、广州等城市也都居住着大量的外国移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朝还同化了大批的犹太人，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在人类的历史上，除了中国的大宋王朝同化过犹太人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可以同化犹太人。史载北宋首都开封，就有犹太人的17个大家族，在接受「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粱」的约法三章之后，定居于中国。同化犹太人显示了大宋王朝各个方面的强盛和繁荣，足见中国文明对世界的影响。

宋朝的自由开放，还表现在学术自由方面，它是继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可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宋太祖制定了「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政治纲领，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权力，实行包容和鼓励各种思想自由发表的政策，所以在宋朝，没有思想的禁区，没有新闻出版的检查制度．任何书籍都可以自由出版销售，普通的市民也可以对朝廷官员乃至于政府提出意见批评，甚至上诉至法院，这种政策使整个社会出现了思想空前解放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学术思想的繁荣。

北宋前期，学者李觏就公开反对官府历来的禁榷政策，在《富国策》的文章中主张：「今日之宜，亦莫如一切通商。」北宋中期，吕陶肯定仁宗在位时期行之于东南地区的茶叶通商政策，批评神宗在四川地区实行的榷茶政策。此前司马光在给仁宗皇帝的奏折中，也充分肯定工商业的合理性，批评汉唐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和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认为手工业、商业与农业一样，都是财富的重要来源，没有本末之分。而南宋学者郑至道更是认为士、农、工、商都是百姓的奉业。这些都显示了宋朝思想家经济学思想的突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朝不少学者开始探讨有关宇宙形成及其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起源和构成的原理，导致各种哲学流派的产生。如周敦颐结合道家「无极说」和儒家的「太极说」，首创探讨宇宙本原、万物演化及人性、道德的综合理论学说。邵雍上承汉代以来的象数学，阐发《周易》经义，构建了成数的图式，形成新的象数学。张载在《易传》的基础上提出了宇宙发生论，特别强调「气」的观念，是一种唯物论观点。后来，程颢、程颐形成了理学体系，将「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于理气说、人性论、格物致知说等方面提出了相对系统的理论学说。而朱熹集北宋以来的理学之大成，最终建立起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此外，还有陆九渊创立了「心学」。宋代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还有王安石、苏轼、沈括、陈亮、叶适、吕祖谦，等等。程朱理学虽然在社会道德伦理方面提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标准和在人性论方面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为皇帝维护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扼杀人性和人权，但它把中国的哲学系统推向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并深刻地探索了宇宙系统的本体和深层内在联系，把宇宙的发生演化学和横向结构说融为一体。宋朝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还对发展辩证逻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让人不解的是，自由、开放的宋朝，却没有任何思想家提出民主、共和、法治、自由和人权的思想，没有这方面的政治设计和理论创新，也没有思想家批判皇帝专制制度。与春秋战国时代后期儒家提出的「天下为公」和「民选贤能」以及「群龙无首吉」等初步的民主思想相比，程朱理学显然在政治思想上是一个巨大的倒退。也许是宋朝很自由、开放，皇帝开明，所以反皇帝专制的必要性并没有那么迫切，因此宋朝的思想家都没有提出这方面的问题，不像后来明朝黄宗羲所处的专制环境。

当然，说宋朝是一个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时代，并不是说宋朝没有有发生过文祸的事件。谢苍霖在《三千年文祸》一书中，记录了宋朝欧阳修《与高司谏书》事件、苏轼的乌台诗案等30多次文字祸。但是，仔细研究这些文字案件，就可以发现这些文字案件的发生，其原因除了党派斗争之外，就是官场倾轧，或者是奸臣当道对正直人士的迫害。真正由于皇帝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而采取镇压手段，一件也没有，这与后来明清社会皇帝对思想的禁锢和对舆论的控制，是根本不同的。例如北宋时苏轼遭到诗文祸，并不是因为朝廷要控制学术思想，而是因为党争而遭到报复。还例如南宋时对朱熹理学的打压和禁锢，就是当时朝廷的一些政治人物排斥异己的政治斗争手段，是政治斗争，并不是对舆论的控制。这种文字祸的结果，一般也是贬官或者流放，受害者不久又东山再起，案件也随之平反昭雪，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然也就重新受到肯定。

宋朝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有力地推动了出版业和教育的发达。宋代是学者出版著作最多的朝代。例如司马光着的《资治通鉴》、李焘着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沈括的《梦溪笔谈)等，都是伟大的著作。宋朝的教育事业更足兴旺发达。当时的中国，在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必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学费和生活费用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15万-16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朝除了官府兴学之外，还导致了世界上最早的私立大学的产生，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闻名全国的私立大学，有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四大书院，此外在很多州都建有书院，如绍兴、嵩阳、徽州、苏州、桂州、合州等地的书院。这些私立大学与官办的州县学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学校环境更加宽松，除了正统的儒家学说而外，其它各种学术均可以讲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辩难。如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朱熹、陈亮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辩」等等，活跃了师生的思想，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进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为了鼓励人们自由发表对国家政治的看法，国家在科举考试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考试策论，让应试的举子发表自己对政治、经济等社会问题的看法，提出自己政治上的见解，这种由官方鼓励的言论自由，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思想的空前开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宋朝自由、开放，有着良好的社会风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宋朝有一个公平竞争的透明的选拔人才的制度，这就是科举制度。这一制度被西方人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迄今为止中国最科学的选拔人才的制度。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模仿中国的科举制度建立的。在宋代，国家建有国立大学，用以培养人才，但更多的是民间的教育，国家只负责选拔民间培养的人才。也就是说，宋朝国家政权是完全向人民开放的。

在「以文为贵」、科举选士这一政治导向的鼓舞下，整个社会形成了发奋读书的良好风气。宋朝广为流传的《神童诗》写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宋真宗为了让人民读书，他写诗鼓励人民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锺黍．」不管你是农民，还是富家子弟，还是官僚的后代，一律要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参与考试，才能进入政坛。这就迫使人们必须勤奋读书，独立思考，做一个有知识、有道德修养的人。

科举取士所产生的社会导向，就是一定要努力读书，一个人才会有前途。正因为如此，宋朝人的读书风气，比任何朝代都浓厚。《容斋随笔》描绘当时的情景说：「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北宋晁冲之在《夜行》诗中说：「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宋人读书风气之盛可见一斑。而历年参加贡举的人不新增加，太宗即位第一次贡举（977年），已有5300人参加考试，到真宗即位第一次贡举时（998年），参加贡举人数达到了2万人。宋朝人不仅物质生活丰富，更重要的是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具有很高的文明素养。

宋朝的自由开放，还表现在对人身自由的尊重方面。从秦国商鞅变法之后，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建直了严格的户籍制度，通过这种方式，一是为了税收，也就是方便官府按人头来征税，对老百姓进行残酷的掠夺；二是方便统治者对人民进行严密的控制。这种严密统治限制了人员的流动，把老百姓死死地束缚在土地上，导致了人的愚昧和素质退化、城乡的巨大差别和商业的衰落，使整个社会经济落后，思想禁锢，死气沉沉。

宋朝则在某种程度上废除了这种相对落后和野蛮的制度。宋朝也有户籍制度，但只是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只是了解国家人口的数量。宋朝人可以自由迁徙、自由流动。宋朝政府鼓励人们外出经商、务工，鼓励人们移居城市，既不要官府的证明，也不要别人担保。宋朝是不按人头征税的，税收是按土地和财产来征收。宋朝没有连坐的制度，一人犯罪一人当。所以，不需要对老百姓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此外，宋朝没有刑讯逼供的严酷刑法，对犯人的死刑判决必须经过最高法院的审核，所以，宋朝的死刑很少。对犯人的审讯必须以证据为准，不得屈打成招。如果犯人不服从判决，可以上诉至最高法院。「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宋仁宗对疑难案件都是从轻发落，不许刑讯逼供，以保护犯人的人身自由权利。正是有了这样的法律保障，宋人才生活得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宋朝的自由开放，还表现在对待妇女的尊重方面，充满着人性化的现代文明气息。现在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宋朝出现了理学，什么「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夫为妻纲」，还有什么贞节牌坊、裹脚布、男女授受不亲，等等，以为宋朝妇女是受到压迫和残害的。其实这完全是误解。

宋朝对妇女是一个非常尊重的社会，宋朝的妇女活得非常独立而有尊严。现在流行的「杨门女将」的英雄故事就发生在宋朝。还有梁红玉亲自在战场上擂鼓给浴血奋战的军人们打气助威．表现了何等的气派。宋朝还涌现了大量的杰出的优秀的女性，如李清照、朱淑真等有名的才女。李清照的诗中既有「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人比黄花瘦」的小女人的细腻感情，也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令男人汗颜的豪迈气概，表现了受过良好教育既柔美又刚强的大宋女人的风范。

如果说这只是少数女中豪杰的话，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宋朝普通女人的生活。有一篇小说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说的就是宋朝的故事。一个妓女为了追求爱情舍弃一切，最后因为所爱的人成为负心郎，一怒之下将万千财宝抛弃江中，自己也跳江自尽，这是何等的刚烈而痴情！宋朝名妓聂胜琼爱上了一个叫李之问的官员，二人离别之时，她给李之问写下了一首《鹧鸪天》：「玉惨花愁出风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后，别个人人第五程。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帘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李之问回到家中，这首诗被他妻子读到，他的妻子深深地被聂胜琼对自己丈夫的真情所感动，也对聂胜琼的处境和才华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和怜爱的感情，竟拿出自己的嫁妆私房钱，让其夫将聂胜琼娶回家来。

我们再看看苏轼为了纪念他的妻子而写的一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这酋词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篇，今人读来也回肠荡气，感动万分，是因为其中饱含着苏轼对妻子无限的深情，这就是一个优秀男人对宋朝女人的刻骨铭心的怀念，可见宋朝的女人的持久魅力与高贵。做宋朝的女人是相当幸福的。还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两情若足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等诗句，都表现了宋朝优秀男人对宋朝女人的一往深情。

如果说这是大宋王朝的知识分子的情感，那么，我们来看看宋朝普通女人的生活。吴自牧在《梦梁录》中写道：「在五间棱前大街做瓦铺瓦前，有带三花点茶婆婆，敲响盏灯掇头儿拍板．大街游人看了无不晒笑。」老婆婆头上戴着花，这表明宋朝的老婆婆也十分爱美，开放，思想活跃敢出风头。宋朝的老太太还会经商：「插花野妇抱儿至，曳杖老翁扶背行。淋漓醉饱不知夜，裸股掣肘时欢争」。农村妇女有了孩子后也戴花爱美，也和男人们吃喝玩乐。哪有那么多的礼教束缚？「大妇腰镰出，小妇具筐逐」。农村妇女也像农村男人一样下地干农活。农村女人也是半边天。

「岸边两两三三，浣沙游女，避行客，含羞笑相语。」年青女人们也出门，也欢笑并漏齿。「郎意浓，妾意浓。油壁车轻郎马骢，相逢九里松。」女人们大胆约会，勇于追求爱情。「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宋朝女人与男人自由恋爱，感情纯真，追求幸福的生活。可见，宋朝是一个充满着人性化的社会，残酷的礼教在宋朝是不存在的。

妇女的社会地位最能反映一个社会的文明状况，从宋朝妇女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宋朝社会具有很高的文明水平。这是一个白由、开放的社会，有着积极健康的人生，人们的生活是乐观而向上的。宋朝社会与后来明清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和残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宋朝以仁义治国，对人民的生活非常关心。每当遇到天灾，政府就会拨出大量的钱粮来救济灾民。与此同时，政府还采取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措施，那就是大量募兵。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世界上第一支雇佣军是宋朝建立的。宋朝之前和之后，直到现在，实行的都是强制性的征兵政策。募兵制就是国家不强制你当兵，当兵靠自愿，但你当兵国家要发给你薪金。宋朝士兵都是招募来的雇佣军，有较优厚的薪金，以至于在其它朝代常常成为农民起义导火索的当兵和抓牡丁，竟成了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措施。每当一个地方出现自然灾害，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通过这种方法改善人民的生活，稳定社会，这也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见，募兵制的实行，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财政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所付出的代价。有人以此批评宋代「冗兵」、「积贫」，导致国家财政出现赤字，然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与现代宏观调控手段t分相似，可以起到拉动消费、促进生产和市场流通的作用。所以说，宋朝的「冗兵」「积贫」不是外敌的压力造成的，而是宋朝政府制定的开明政策的结果是政府关心民生、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所采取的积极措施。

正是在国家这一系列开明政策的推动之下，宋朝出现了自由开放和积极健康的社会局面，人的素质不断提高。不仅宋朝人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而且文化和医疗普及率也远远高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不仅知识分子可以写诗做文章，就是一般的人也可以写出很好的诗歌和文章，琴棋书画是一般宋朝人都非常喜爱的。当时宋朝人看病很方便．城里到处是药铺和医院，宋朝的医疗技术也是历史上水平最高的朝代。宋朝还经常把皇宫药品低价在市场销售，以调控药品的价格不致上涨。人和人之间亲密相处，讲究诚信，乐于助人。不像后来的明清社会，人格被扭曲，性格被异化，生活在谎言的环境里。

宋朝人不仅知识分子士大夫活得有尊严，有自豪感，就是一般的人，也都活得很有尊严，有很强的民族白豪感。他们受到世界上其它国家的人的尊敬，他们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代表者。

宋朝的确是一个充满人性化的社会，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社会。

对中国和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

宋朝实行了300年自由、开放的政策，创造了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从而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和进取精神，使中国人敢想敢说，敢于打破旧的思维方式和传统。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科技、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创造了许多新的东西，使中国的文明出现了飞跃的进步。所以，宋朝成为中国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社会在对人类的贡献方面能够超过宋朝。其中首先要提到的，就是赵匡胤「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政治纲领，从保障人权这个意义上讲，这一纲领是人类社会最早的成文宪法，直接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了自由、开放的局面，出现了党派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政治格局。这一点，也是今天的中国人不应该忽略的。

宋朝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中，最突出的是火药、指南针和活宁印刷术的发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宋朝占了三项。其中早在北宋时中国就建立了用火药制造武器的兵工厂，宋朝是世界上最早制造热兵器的国家，指南针在北宋时就开始装备远洋船舶。正是这三项伟大的发明后来传到欧洲，推动了欧洲的社会变革、地理大发现和知识爆炸，使人类社会迅速迈进了现代文明社会。对这三项伟大发明所产生的划时代的作用，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

除了这三项伟大的发明外，宋朝还在人类的历史上创造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例如，宋朝是世界上第一个流通纸币（交子）的国家，比欧洲早七百多年。早在北宋时期，沈括就提出了货币流通速率论，而这一货币流通理论，欧洲到17世纪才由英国人洛克提出。宋朝也是最早建市银行信用制度的朝代，北宋时期就建立了国家银行（交子务）。

宋朝的数学、物理学、化学都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宋朝沈括写的《梦溪笔谈》第一次把工匠传统与哲学传统合流，在西方，这种合流曾经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沈括记载了大量的科技成果和科学发现，如地磁角的发现、摩擦生电现象等。沈括还提出了冲击成

陆的观点，这一观点西方直到19世纪以后才出现。北宋苏颂等人发明的我国古代第一架自动天文钟（水运仪象台），成功地把定时器与天文仪器结合在一起。计时机械是古代发明中最为复杂的科学机械，是古代机械发明最伟大的成就，比西方发明的第一架锺机早七百多年。北宋时中国就拥有了当时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开始了人类社会最早的远洋航行，大宋的船队早在明朝郑和几百年前，就频繁远航至东非、阿拉伯、印度、东南亚和日本与朝鲜。宋朝是最早建立现代兵役制度（募兵制）的国家，世界上第一支雇佣军是由宋朝建立的。宋朝也是世界上最早把新型能源（煤炭）运用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国家。宋代用焦炭冶炼，早于西方五百多年。宋朝商业和城市的繁荣，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宋朝是近代工业化最早启动的国家。

在农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种植双季稻的朝代。宋朝大规模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大改善了中国占代的农业生产条件，它的建设成就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宋朝的农业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观点，与今天人类正在建设的现代化生态大农业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宋朝农业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走向商品化的时期，大量的茶叶、水果和蔬菜等，销往城市甚至国外。

宋朝改进了造纸技术。两浙地区率先研究成功的以竹茎为原料的造纸新工艺，标志着人类造纸史上新纪元的到来。随着纸张的激增和雕版印刷术的推广，使宋朝出版印刷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雕印全部的《大藏经》共5048卷，雕版13万块。还有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印刷的我国最早的小说总集《太平广记》，共500卷。还有宋太宗时期印刷的我国类书之冠《太平御览》，共1000卷。这些书籍印刷工程之浩大，印刷质量之精美，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出版业商品化程度非常之高。宋朝的医学水平比以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还创造了法医学，《洗冤集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比西方同类著作早三百多年。

宋瓷是当时中国的国家标志。宋时的五大名窑是汝窑、官窑、钧窑、哥窑、定窑。可以说人类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的工业是宋朝的瓷器工业。宋瓷是最精美艺术与精确工艺完美的结合，宋瓷许多的工艺水平即使现代都难达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遗留下的名窑瓷器在今天几乎都是价值连城。

在宋代，中国的大众丝绸工艺从实用化走向细腻化、精密化。宋朝的丝绸在技术上有着超乎寻常的先进性，非常尖端的织机包含1800个活动的构件。各种绣法让中国的丝绸更艺术化、更美学化，外国富人穿的是粗布麻衣，中国平民穿的是柔丝绸缎，农民也穿上了丝绸，「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有人说，西方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没有宋朝守城门的士兵高。宋朝人生活方式的文明程度之高，是当时的西方人难以想象的。宋朝的纺织业也是人类世界上最早商品化的工业。

在文化教育方面，大宋王朝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宋朝建立了当时历史上最多也是最大的国立大学，在全国各州县建起了众多的学校，免费普及教育，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宋朝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也是规模最大的私立大学。宋朝建有国家图书馆，如昭文馆、集贤殿、史馆、崇文馆等等，还有各地州府也都建有图书馆，向人民开放。印刷、出版和书籍发行业的突飞猛进，使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文化普及程度最高、人民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

宋词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的又一个高峰，开创了能够为人民歌唱的歌词艺术，使宋朝成为一个歌声遍地的国度。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人们都可以听到唱歌的声音。宋代涌现了苏轼、陆游、柳永、辛弃疾等一大批伟大的词人，宛如夜空灿烂的繁星，使宋代的歌词艺术达到了中国的顶峰。此外，宋朝的绘画艺术、工艺美术、舞蹈艺术等，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后难企及的高峰。

专制文明与元明清的黑暗政治

首先要肯定的是，元明清三个朝代，为后来的中国开拓了辽阔的疆土，对此，后人是不应该忘记的。但是，国土的辽阔与文明的进步以及人民的幸福，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所以本书的重点，不是谈论这三个朝代的疆域问题，而是反思这三个朝代的文明状况。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从汉朝开始巩固之后，到唐朝就完全强化了。宋朝曾经一度对这种一元化文明有所突破，并给中国带来了辉煌的成就，但由于蒙古人的野蛮屠杀政策和文化灭绝政策，使中国社会通向现代文明的车轮戛然而止。明清两朝完全抛弃了宋朝自由、开放的政策，而实行了消灭人权的反动政策，闭关自守，大开历史的倒车，并发明了庭杖、文字狱、八股取士和特务统治，运用行政权力全面推行在南宋不为人欢迎的程朱理学，压抑人性，摧残青年和妇女儿童，使得皇权登天，人权落地，与世界文明背道而驰。结果，在西方文明突飞猛进的同时，中国的文明却步步从世界文明的顶峰跌落下来，坠落到野蛮人的水平。这是中国人的极大的不幸。

英国《自由大宪章》与蒙古人野蛮的大屠杀

1215年，人类世界发生了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事情，这就是英国国王约翰颁布了《自由大宪章》。它标志着西方立宪政治的开始和古希腊、罗马多元文明的复活。

说来也很奇怪，这是一部贵族和教会为限制王权而与国王约翰签订的法典，却由国王来颁布，这其中自然隐藏着深刻的背景。

13世纪初，英国国王约翰频频发动战争，结果导致国库空虚。为了应付庞大的战争开支，约翰便大量征税，如对贵族的每块封地加征兵役免除税2.5马克，各港口加征商品税l 5马克等等。同时，约翰还大肆掠夺教会的财产。这样一来，约翰与贵族和教会的矛盾日益尖锐。

1214年，约翰决定进攻法国。但由于骑士们厌战，7月战争终于失败。浩大的军费开支，加剧了斟家的财政危机，并导致了英国严重的通货膨胀。但荒唐的约翰不但不采取缓和矛盾的措施，反而下令对所有的骑士加征3马克兵役免除金。这种倒行逆施的政策，终于激化了社会的矛盾。于是，贵族和骑士们联合起来，发动暴动，反对国王。1215年5月，起义部队攻进了伦敦城。约翰眼看大势已去，只好接受教皇的决定，与贵族和教会谈判。6丬15日，国王约翰和25名男爵签订协议，这就是著名的《自由大宪章》。

《自由大宪章》是国王向贵族、骑士们妥协、让步的结果，也是革命的势力对国王宽容、让步的结果。当时，如果革命的势力不肯让步，而是冲进王宫后，把国王提起来杀头，另由别人来当国王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有《自由大宪章》的诞生。同样，如果国王也不肯让步、妥协，而是采取坚决镇压的手段，把革命势力消灭掉，那么，国王的专制统治就将更加强化，那就更不可能有《自由大宪章》的诞生了。

这件事情深刻地告诉人们，立宪政治和民主、共和的诞生，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妥协、让步的结果。这就需要宽容、谅解的精神。没有妥协、让步、宽容、谅解的精神，就不可能有现代文明的诞生，人类就永远也不可能走出专制政治的魔影。

《自由大宪章》规定，贵族特权不得受到侵害；除非经合法审判，国王不得随意侵害人身自由；非经「贵族大会」同意，国王不得随意征收额外税金；保护市民的商业自由，统一度量衡等等。它始终贯穿着「王权有限」的精神，对君主的权力进行了多方面的限制和监督，为贵族、教会和市民反对王权专制奠定了法律和政治基础。

《自由大宪章》是英国国王亨利二世1166年颁布的《克拉林敦条例》的继续。在这个条例中，亨利二世宣布在英国废除《神命裁判法》，建立司法陪审员制度，以实现司法的公正，使人权获得了法律的具体保障，这是英国对人类社会的一个伟大贡献。

在《自由大宪章》诞生之前的二百多年，中国宋朝皇帝赵匡胤就立下了「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政治纲领，可以说这是人类社会最早的自由宪章。但赵匡胤定下的宪法与英国的《自由大宪章》不同，赵匡胤定下的宪章，是他个人意志的体现，是统治者开明的反映，

虽然也体现了「皇权有限」的精神，但由于缺乏反对势力的制约，所以它是不可靠的，会因人而异，随时可能改变。而《自由大宪章》则不同，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冲突中通过谈削达成的，是不会因人而异的，不管是谁当国王，都必须遵守。由于反对势力的存在，所以，如果哪个国王不遵守，就必将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甚至战争。所以《自由大宪章》是英国最早的成文宪法，也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成文宪法，它至今依然是英国宪法的组成部分。它的签订，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宣告了欧洲社会开始挣脱了中世纪君主专制的枷锁，而走上共和、立宪政治的道路。这是人类迈向现代文明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也是英国对人类文明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约翰国王死后，亨利三世继位。由于亨利三世屡次违反《自由大宪章》的规定，于是，蒙福尔伯爵于1265年把亨利三世囚禁，并召集教士、贵族、武士、平民代表成立议会，这就是英国的首届国会。人类社会建立国会自此开始，这是英国对人类文明的又一巨大贡献。

1295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为筹集战争经费，再次召开国会。这次国会史称「模范国会」。此后周会经常召开。1297年，同会获得批准赋税的权力。此后又获得了立法权。1343年，英国国会分为上、下两院。上院由教士和贵族组成，俗称为「贵族院」。下院由武士、平民组成，俗称为「平民院」。至此，国会成为了英国最高的立法机关，西方文明从此像一轮红日．在欧洲的天空上冉冉升起。于是《自由大宪章》就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英国先进的共和政治在当时并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就像当年古希腊、罗马民主共和政治一样，面临着被野蛮民族消灭的危险。英国先进的宪政制度之所以没有遭到古希腊、罗马民主、共和政治一样的厄运，是因为英国人比古希腊、罗马人耍幸运，这就是英伦海峡阻隔了野蛮民族军事的进攻。自然屏障保护了英国民主、共和、宪政制度能够生存下来，最终成为人类文明的主流。这是西方人的幸运之处。如果英国地处东欧或者中亚，那么，这一先进的文明，也有可能如同大宋文明一样，完全消失在野蛮的蒙古军队的铁蹄之下。谁敢说英国宪政文明的历史发展不是出于一种偶然性呢？

比较英国与中国宋朝的文明水平，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宋朝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以及人民的生活等都远远高于英国的水平，但是在政治制度的设计方面，中国宋朝却没有英国完善，特别是在最高权力的转移和对权力的制约方面，中国宋朝不能与英国相比。宋朝虽然有种种自由、开放的政策，但在制约皇权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宋朝社会制度显然没有英国完善。

但是，宋朝与英国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两国都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卫自己先进的文明不受外敌的侵犯，不被外敌消灭。也就是说，人类文明的成果能不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井得到发扬光大，完全取决于这两个文明的幸运程度。这种历史的偶然性完全要靠碰运气。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代表西方文明发展方向的英国共和、宪政制度是幸运的，因为它没有受到蒙古铁蹄的践踏而灭亡．后来成为世界文明的潮流而席卷全世界；而代表东方文明发展方向的大宋文明是不幸的，因为它没有得到大海的保护，所以受到蒙占铁蹄的践踏而被消灭，后来没有在中国得以发扬光大，丧失了在世界多种文明中的竞争能力和应有的地位。中国人没有英国人那样的好运气。

如果大宋文明牧有被蒙古人所消灭，如果它按照自己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英国的支明就会与大宋文明相对接。当这两大文明互相融合互相弥补之后，人类社会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人类文明又会呈现出什么形态呢？没有人能够预料这个结果，而且历史也是不能假设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绝对不会走到明清社会那样的落后状态，中国的文明肯定要比后来先进无数倍。

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有历史事实加以证明的。这个事实就是日本文明的崛起。从唐朝开始，日本民族就开始实行全盘中国化的政策，到了宋朝，日本的文化基本上已经中国化。可以说，日本文明是中国文明的一个分支。然而正是这个分支，在近代与西方文明的对接中，以其自由、开放和顽强的精神，迅速完成了明治维新而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奇迹。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日本比中国要幸运，因为日本没有遭到蒙古人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1281年，蒙古人曾经出动20万大军、4000多艘战舰，漫天遍海，在日本平壶岛（长崎北）登陆，企图一举灭掉日本。可是此时是阴历七月，西太平洋的台风以雷霆万钧之力猛烈地横扫了对马海峡，将蒙古人的4000多艘战舰打得粉碎，近20万大军被巨浪吞没。日人感谢上苍之余，将这股台风称之为「神风」。二战时日本的「神风敢死队」的名字就由此而来。台风拯救了日本人民，也拯救了这个中华文明的分支。在近代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之后，日本人迅速地接受了西方文明，而彻底地实行了两方文明化的改造。日本由此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国力蒹蒸日上。

试想一下，一个小小的日本岛国，一支不起眼的大宋文明的分支，尚且能够创造出如此惊天动地的奇迹，以中国的国力、以来文明的母体、以中国人民的众多、勤奋、伟大和聪明，会刨造出怎样的奇迹'这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

遗憾的是，中国没有日本这样幸运，没有太平洋的神风来拯救中国的人民和中国的文明。在英国颁布《自由大宪章》的1215年，中国南宋已经面临着蒙古军队的野蛮进攻，到英国成立国会的1265年，大宋王朝在蒙古人的野蛮进攻和屠杀之下，已经奄奄一息。到英国国会获得立法权的1297年，大宋王朝已经在世界上消失18年了。

蒙古人的野蛮屠杀政策，使处在世界前列的大来文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使中国走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进程被打断。

蒙古民族是古代匈奴人的后裔．他们居住在以不儿罕山（肯特山）为中心的荒漠地带，是一个游牧民族。由于地处荒漠，自然环境恶劣，常常没有温饱。为了争夺水草和食物，不但部落之间不断攻杀和劫掠，而且父子、兄弟之间也互相残杀，老幼病残遭到遗弃也成为家常便饭。

所以这些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当时不具备文明社会的尊严意识，没有其它的生存方式可供选择。由于草原社会持续不断地大规模地自相屠杀，使人口的成活率很低。于是这些部落不但抢水草和食物，还抢妇女和儿童。铁木真的母亲就是被铁木真的父亲抢来的。铁术真的妻子也曾被人抢去又抢回。

显然，蒙古民族在宋朝时期，还处于原始文明状态的野蛮阶段，部落之间的相互屠杀，使他们往往结下了血海深仇。为了不被别的部落消灭，他们把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作为自己生括的准则。在他们那里，很少有人类常有的同情心。成吉思汗在西征归来教育后代时，说了段非常著名的话：「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把敌人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着他们亲属痛哭流涕，骑他们的马，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世界上所有不愿被他们屠杀、掠夺和奴役的人群，都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人。

如今，从《元史》、《金史》、《元文类》以及元好问等许多宋元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国外古人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有关蒙古军队当年实行屠杀政策的证据，记载这些史实的有些是现场的目击者，有很多本身就是蒙古人。从他们的记载看，蒙古军队的崛起，是古代人类社会的巨大灾难。成吉思汗制定的军法规定：「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

（姚燧《牧庵集》）凡是对蒙古军队进行过抵抗的地方，城破之日，凡男女老幼，一律杀尽，谓之「屠城」。让我们先来看看成吉思汗指挥洗劫花刺子模的战争。蒙军利用野战的优势，用了约3年的时间，征服了花刺子模全境。在此过程中，蒙军遭到惨烈的抵抗，于是他们在多个地区进行了系统的种族灭绝。蒙古兵士对男子进行集体屠杀，甚至把孕妇的肚子刨开，杀死里面的婴儿。他们烧毁所有的房屋，用腐烂的死尸污染水源，企图使侥幸逃脱的幸存者冻死饿死，或者被瘟疫杀害。在奥可斯城，有一个妇女在被杀前，叫喊她可以给蒙古人珠宝，用以饶她性命不死。结果蒙古人听到珠宝被她吞到肚子里以后，就立即把她的肚子刨开，取出珠宝。

成吉思汗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命令以后把所有的人肚子都刨开，检查里面是否有珠宝。他们当着丈来和父亲的面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然后再把被强轩的妇女和他们的舅性亲属杀掉。在他们的残酷屠杀之下，花刺子模的民族整体灭绝。

被蒙古人整体灭绝的民族并不仅仅是花刺子模，还有西夏，波斯等国家的民族，在蒙古人的屠刀下无声无息地消失。如从1205年到1207年，成吉思汗率领军队先后三次发动对西夏的进攻。西夏军队奋起抵抗失败。蒙古人把西夏人从国王到当地百姓全部屠杀，此后党项人基本被灭绝。党项作为一个民族不复存在。由于当时没有人给西夏修史，所以西夏被屠杀的人数今天无法确定，估计是几百万人。

在整体灭绝酉夏的同时，蒙古大军对金国也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遭到金军的顽强抵抗。但是后来金国发生内乱，首都北京城由于偶然的原因没有关闭城门，被蒙军杀人城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烧杀抢掠，北京城被夷为平地，成为瓦砾场。史料记载，北京城平时常住人口为100万左右，加上战时进城避难的农村人口，估计被蒙军屠杀的无辜百姓在100万至200万之间。至于在东北、中原农村和城镇被屠杀的人口，更是不可计算，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的记录。如蒙古军攻保州（河北保定）时，先下令杀老者，军士以杀人为游戏，后来再次下令，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杀尽。结果，保定尸体达数十万具，把死人被砍下来的头颅垛起来，比城墙还高。当时有人到中原看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累累，井里堆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保定经过这次屠城，到元朝建国l5年后，这里依然荒无人烟。在刘因的《静修文集》和郝经的《陵川文集》中．对此有清楚的记载。

据《元史》记载，蒙古灭金后，整理户籍，燕京、顺天等36路，得户87 37万多户，人几475 49万多人，与泰和七年（1207年）的768万多户相比几乎减少了十分之九。陕西居民百万，几乎被屠杀殆尽。河南一带「兵荒之后，黎民无几」。就忽必烈自己的估计，蒙古大军在中国北方直接屠杀的人口有1800多万人，至于焚烧房屋所造成的冻死、饿死、病死以及水井污染造成的疾病，没有人能够统计，西方国家的估计为3000万人。

蒙古军队在攻占西夏、金、中亚、阿拉伯、欧洲（包括俄罗斯）和印度等数十个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和种族灭绝，造成几千万乃至上亿人的死亡之后，开始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南束发动进攻。他们出动上百万军队，仅窝阔台指挥进攻四川的军队就号称80万大军。他们在四川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把老百姓按照十、百等单位分出来，分给军队一个一个杀死。他们烧毁房屋，强奸妇女，绑架儿童。至于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屠杀了多少人口，更是不可计数。像兴化（福建莆田）不过一个小城，被蒙军攻陷之后，全城男女遭到屠杀，血流有声，全城几乎找不到一个收尸的人，情景之悲惨让目睹者无不痛哭失声。

《剑桥中国史》引用中国人口研究结果，发现宋朝至少有一亿人口，可是到元代初年只有5000多万人口。还有5000多万人口到哪里去了呢7剑桥中国百思不得其解。是天灾和瘟疫引起大量的人口死亡吗？可是在所有的历史书上，都没有大规模的天灾和瘟疫记载。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如果不是蒙古军队大规模的屠杀造成了人口锐减，很难有别的解释。蒙古军队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道灾难。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从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蒙古人强大的军事进攻和野蛮的屠杀之下，大宋王朝很难避免灭亡的命运。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在荒沙大漠之中，会崛起如此凶残的战争巨兽。这是冷兵器时代最大的也是最悲惨的文明悲剧。但蒙古军队的屠杀和种族灭绝政策，也遭到了南宋军民的殊死反抗。他们遇到了最强劲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军队才开始接受契丹人耶律楚材的建议，对南宋不再实行野蛮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政策，改为分化、奴役的政策。耶律楚材的理由很简单：你把汉人杀光了，谁给你们种地？谁给你们交税？因此在南宋灭亡之后，还保存了约一半的汉族人口。马可?波罗到中国南方看到的元代初年的繁华景象，就是南宋遗留下来的还没有被蒙古人消灭干净的文明成果。虽然元代还保存了一点宋代的物质成就，但是大来王朝最根本的多元文明的精神，却在元朝的野蛮统治下，遭到了毁灭。

但现在有一些专家认为，元朝取代宋朝不是历史的倒退，也不是中国经济濒临毁灭，而是历史的进步。真不知道这些学者专家是怎么研究历史的。难道一半的中国人被杀害了，对中国的经济、文化没有丝毫的影响？难道一座座繁荣的城市变成废墟，反而促进了文明的进步？难道蒙古军队的野蛮屠杀政策和文化灭绝政策，能够推动历史前进。不错，今天的蒙古民族很多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成员，对蒙古民族应该给予尊重。但这不能成为否定历史的理由，不能成为否定古代蒙古统治者在历史上犯下滔天大罪的理由，就像今天的德国人和日本人不能因为自己的文明发达，而否定在二次大战中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所犯下的弥灭大罪一样。

蒙古统治者不仅以野蛮的屠杀和灭绝政策，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遭到了空前的浩劫，而且其野蛮、残暴的统治，更是倒转了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历史车轮。这更是导致了中国更大的历史悲剧。

蒙古统治者在中国建立了元朝政府，但是却拒绝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他们把人分为四等，实行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第一等是蒙占人，第二等是中亚人，第三等是汉人，即金帝国统治下的汉人，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的汉人。汉人是被压迫和奴役的对象。蒙古统治者实行残酷的军事专制制度，将汉人的人权剥夺得一乾二净。元朝政府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10户人家共享一把菜刀，禁止汉人集会拜抻，禁止汉人赶集赶场做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等等，违者格杀勿论。

蒙古统治者还从基层起，就对汉人实行严密而彻底的管制。每20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官府委派蒙古人担任。这个蒙古人就是这20家汉人的总管，而汉人就是这个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总管可以随意向这20户汉人索取，女子可以随意占有。汉人外出需要请假报告等等。如有违反，要受到严厉惩处，甚至这20户汉人还要承担连带责任。

「甲长」以上的各级政府官员都由蒙古人担任。官职全部由蒙占人世袭。蒙古婴儿和幼童，往往很早就继承了县长或者州长的官职。蒙古统治者不学汉语，不识汉字，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都不学汉语。蒙古统治者把人分为10级，其中第八级是娼妓，第九级是儒家，第十级是乞丐。在蒙古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不如娼妓，地位仅仅高过乞丐。因此蒙古统治者实行文化灭绝政策，任何兴办学校、从事教育和研究学问的人，都要受到政府的处罚，一律罚做苦役。

更为野蛮的是，元朝实行赐田制度。蒙古朝廷随意把汉人笕为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少的赏赐10户数日人，多的竞赏赐10万户。每户若以5口计算，一次就会有50万人成为农奴。汉人忽然间失去了祖宗传下来的土地，而且自己也一夜之间由自由人而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讲理，没有地方可以申诉。

蒙古人凭借其惊人的军事力量，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但是他们的落后和野蛮却不能对这个庞大的国家进行有效地管理。他们向外扩张的目的，不是出于正义的理想，如儒家的吊民伐罪，基督救传播上帝的福音等等。他们向外扩张，纯粹是为了掠夺财富，为了满足杀人、抢劫和征服他人的欲望。在未建国之前，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建国之后，就是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贪污腐化惊人。更为离奇的是，元朝政府竟把政府的赋税，以一年220万两白银的上缴额，承包给一位叫奥都喇合蛮的维吾尔族巨商，任凭这位商人用种种残酷的手段，盘剥全国的老百姓，并用榨取来的巨额财产，来贿赂各级政府的官员。他们不知道如何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只知道盲目而凶恶地剥削。有数据表明，元朝时期人民所承担的赋税比南宋时期增加了100多倍，人民为此付出了倾家荡产的巨大代价，这就是蒙古统治者加在整个中国人民头上的暴政。

在元朝社会，中国人民没有起码的私人财产权，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权，没有起码的言论自由权，没有起码的生存权。大宋王朝时期所实行的自由、开放的政策，被彻底消灭，中国人民在大宋王朝中所获得的人权被剥夺得千干净净，中国人在大宋王朝中所焕发出来的伟大的创造精神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整体消失。中国社会通往现代大工业文明的历史车轮被倒转。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在西方民主、宪政、共和政治文明迅速发展的历史紧要关头，中目的伟大文明却在蒙古人残酷屠杀之下，彻底地被毁灭了。元朝是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伟大文明走向衰落的开始。

明清社会黑暗的专制政治

元朝的暴政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猛烈反抗。起义的烈火烧遍了中国的大地。这个十恶不赦的政权终于被中国人民彻底消灭。蒙古人为自己的野蛮暴行付出了代价。几乎所有居住在中国的蒙古人，凡是来不及逃走的，都被愤怒的汉人杀死，连怀中的婴儿都没有被放过。一向以宽容、文明、礼貌而著称的汉人也变得十分凶残。后人每当想起这样的历史悲剧，无不为中国人的命运多灾多难而扼腕叹息。

从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开始，到1341年元朝灭亡，蒙古人统治中国虽然只有短短的70年，但是，它对社会的危害，特别是对人类心灵的毒害，却并没有随着这个政权的灭亡而消失。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很多的汉人丧失了大宋王朝时期所具有的人文精神和宽容的态度，变得残忍好杀，野蛮自私，使社会丧失丁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追求正义和平的理想。这可以说是蒙占人统治中国所导致的最大悲剧，是大宋文明难以再现的最大、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明朝社会实行专制和特务统治的最大、最根本的原因。而朱元璋就是这些汉人的典型代表。

如果说元代统治者没有文化、设有教养，所以不能够继承大宋王朝自由、开放的基本国策，不能够把大宋文明保留下来并加以发展，那还足可以理解的。但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是一个汉人政权，却不但不继承和发展大宋王朝的文明传统，反而背道而驰，如果仅仅只从巩固皇权的角度去理解，恐怕是不够的。如果仅仅是为了巩固皇权，那他完全可以仿效赵匡胤的办法，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去消除一些将军的兵权，而用不着采取野蛮的屠杀政策和实行残酷的特务统治。唯一可以解释的，只能是朱元璋这个人是一个本性残暴和阴险的人，丧失了起码的人性。历史走到这里，不但没有使中国出现光明，反而真正进入了大黑暗、大恐怖时代。

朱元璋，这个游方和尚和乞丐出身的皇帝，对人具有天生的仇恨心理，喜欢看人流血，看人痛苦。虽然他出身贫寒，但天生就不具备普通劳动人民起码的宽容、同情、善良的质量，并由此产生一种变态的压制、杀戮的暴虐意念。这是人类中最阴暗、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种质量，无论谁具有这种质量，都会对他人和社会产生严重的危害，何况作为皇帝，对人群和社会的危害，将更是毁灭性的。

朱元璋完全抛弃了大宋王朝所倡导的自由、开放的政策，完全抛弃了大宋王朝以文治国，以仁义立国的基本国策，抛弃丁赵匡胤所制定的「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政治纲领，抛弃了大宋王朝鼓励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而走上了一条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完全背道丽驰的道路，把中国历史前进的车轮完全倒转。

朱元璋是一个公开宣布不实行仁政的皇帝。他对中华民族犯下的弥天大罪，对中华文明的大规模毁灭的暴行，在中国的历史卜，比秦始皇、隋炀帝都要厉害百倍。这种罪恶，不仅仅表现在大肆杀戮上，而且，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人的专制和奴化之上。明朝建立于1368年，当时中国的国力和物质文明，还依然领先于欧洲，但朱元璋却使中国文明进步的脚步彻底停止，以至到了19世纪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已经堕落成为一个白痴般的国度，至少落后欧洲400年，中国已彻底沦落成为脑后留着辫子、嘴上叼着鸦片枪的怪物。

朱元璋强化皇权的首要措施，就是废除了承相制度。

宋朝为了防止皇帝和宰相专权，长期实行两个宰相同领朝政的制度，以便互相能够制约。历史证明这个制度是行之有效的。明朝之初，还保留了行使宰相职权的中书省，设立了左、右丞相，并赋予丞相较大的实权。可是，朱元璋认为这不利于皇帝集权，于是后来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杀了丞相李善长、胡惟庸，废除了丞相一职，而改由皇帝亲自掌管六部，直接管理政务，开刨了皇帝集权专制的新纪元。

朱元璋规定，今后如有人敢于奏请设立丞相，将以叛逆论罪，凌迟处死。这个严厉的规定后来没有一个帝王敢违背。从此，丞相在中国就成为了历史名词。皇帝把大小权力集于一身，一切都唯皇帝之命是从。

宋太祖赵匡胤规定，宰相要用读书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如有违背．天必殛之。这一政治纲领使宋朝自由、开明的社会制度得以保护。可是朱元璋完全背道而驰。他废除丞相制度。而且不允许后代皇帝恢复承相制度。他的这一政治纲领，不仅使君相互相制约的政治体制被消除，使皇权达到了无人制约、无法无天的地步，而且，还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恶果。由于大大小小的政务完全集于皇帝一身，这就使皇帝变得异常繁忙。朱元璋连吃饭的时候都在处理政务。史载他于1384年的9月份，从14日至21日的8天时间，亲自处理的政务就达3391件，平均每天处理424件之多，就是24个小时都工作，每个小时也要处理35件，不到两分钟就要处理一件政务。这样一来，就没有一分钟思考的时间，怎么能够保证处理的问题全部正确？

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一个中央政府．不管它如何精明强干，也不能明察秋毫，不能依靠自己去了解一个大国生活的一切细节。它办不到这一点，因为这样的工作超过了人力所能及。」

他指出：「不错，中央集权容易促使人们在表面上保持一定的一致，这种一致虽然出于爱戴中央集权，但人们却不知这种集权的目的何在，犹如信神的人膜拜神像而忘记了神像所代表的神是谁一样。结果，中央集权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赋予国家的日常以秩序严明的外貌，详细地定出全国公安条例的细则，及时镇压小规模的叛乱和惩治轻微的犯罪行为，使社会保持既无真正进步又无实质落后的状态，使整个社会永远处于教官员们惯于称之为良好秩序和社会安宁的那种昏昏欲睡的循规蹈矩的状态。」

正是根据这一点，托克维尔认定，在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国，「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而无闯劲，有严格的制度而无公共的道德」。托克维尔的批评，真是一语中的。

事实正是这样，在皇帝干纲独断的明朝，繁重的政务，哪怕就是铁打的人，也无法承受这种劳累。虽然朱元璋出身贫民，吃苦耐劳，尚能应付这些政务。但到了他的子孙，就完全不一样了。他的子孙都是在深官里长大的花花公子，整天在太监、宫女的怀抱里嬉戏，哪里能适应如此繁重的政务？所以，明朝后来的皇帝都把上朝处理政务视为畏途，千方百计不理政事。这就使中国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皇帝不上朝的怪事。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皇帝如何昏庸和荒唐，都要每天上朝，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处理国事。唐玄宗晚年风流，得杨贵妃后，纵情欢娱，常常不上早朝。所以，白居易用「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朗」的诗句来讽刺他。但唐玄宗还是坚持上朝的。然而，明朝从宪宗皇帝朱见深开始，就开始不理朝政。朱见深龟缩在深宫24年，没有见过大臣，大臣们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大臣。皇帝与大臣之间视为路人，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流．全靠宦官来维持。

朱见深死后，他的儿子朱佑樘继位，照样躲在深官，直到IO年之后，才在文华殿与大臣们见上一面，也不过是喝了一杯茶，淡上几句家常话而已。

嘉靖皇帝朱厚熄就更是离谱。他迷信道教，幻想成为神仙，长生不老。1540年，他为了修炼成仙，就躲起来不再上朝。一直到1566年，27年间只出来了4次，平均7年才上朝一次。平常都躲在深宫里修炼。

万历皇帝朱翊钩更是变本加厉。他创下连续26年不不上朝的纪录，就像被皇宫吞没了似的，无声无息。全国行政完全陷入了停顿。中央政府的六个部，有10年时间没有部长。全国地方政府的官员，缺少一半以上。对于全国雪片一样飞来的奏章，他像没有看见一样，使得这些奏章如同泥牛入海，全无消息。首辅大臣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120道辞呈，却毫无信息，最后他不辞而别，朱翊钧也不追问。辽东经略杨镐，在萨尔浒被后金军击败，死了45000人，后金军挥师南下，北京震动，全体大臣跪在宫门之外，请求皇帝批示增援那些在冰天雪地和饥饿中杀敌的将士，可是朱翊钧却无动于衷，整个皇宫，大门紧闭，悄无声息，就如同一座死人的坟墓。

那时候的欧洲，正以强大的活力，在全世界开辟新大陆，进行大规模地殖民掠夺和市场开拓，船坚炮利的隆隆声震动了全世界。可是，只有中国人无动于衷，毫不知情，明朝政府如同死了一样。

有谁见过这样的政府和朝廷？有谁见过这样荒唐的皇帝？更使人莫名其妙的是，对待这样的皇帝，人们还要三呼万岁，拿他无可奈何。这就是明朝专制政治带来的极为可怕的后果。由于皇帝与大臣之间的信息交流全靠宦官来传递，这就为后来明朝空前绝后的宦官政治之祸埋下了隐患。而且，皇帝还由此将大臣与宦官同等看待，视群臣为家奴，而大臣们也以是否顺从皇帝作为人臣之道和是否「贤德」的标准，使真正的君臣之道荡然无存，法制被破坏殆尽，刘瑾、魏忠贤等一大批宦官乘机乱政，朝政一片混乱，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朱元璋强化皇权又一个措施，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开创了特务统治的先河。

他建立了由心腹宦官领导的「锦衣卫」。这是一个组织非常严密的特务系统，在国家司法机关之外，锦衣卫还建立了另外一套专门的法庭、监狱，具有随时侦察、逮捕、审讯等等特权，并称之为「诏狱」。大大小小的特务，遍布全国街巷路途，渗透到全国各地各个部门，严密地监视着全国的大小官员和老百姓的一举一动。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会迅速地传到皇帝的耳朵里。

例如，博士钱宰教征调到南京编纂《孟子节文》，回到家中，随口吟诗道：「四鼓??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早朝时，朱元璋就对他说：「昨天做的好诗！不过我没有嫌迟，还是把嫌字改为忧字吧。」钱宰一听，吓得浑身发抖，连忙叩头谢罪。

大学士宋濂在家请客，第二天，朱元璋问他：「昨天喝酒了吗？请的那些客？吃的什么菜』」宋濂如实回答，朱元璋这才说，「你没有骗我」。吓得宋濂汗流浃背。这种严密的特务统治，使群臣整天都生活在恐惧中。

后来的明朝皇帝，还在锦衣卫的基础上．建立丁东厂、西厂和内厂等特务机构，使全国的特务系统密如蛛网。皇帝就是依靠这些秘密警察，来对全国进行专制统治。皇权的威严由此得到了无限的扩张。皇权的毒牙随时可以咬噬全国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人。凡是教锦衣卫和「三厂」逮捕的人，除非他用巨额金钱贿赂这些宦官，否则，没有一个能够活着出来。

在一个多元文明的国家，主权是属于民众的，是民治而不是治民。在英国逐步走向民主宪政的时候，中国的明朝皇帝朱元璋，却不顾一切手段甚至采取特务统治，来镇压他的人民。

明朝灭亡，满族人建立了清朝。满清皇帝以欺压和奴役人民为最高H标，将一切进步的因素全部排除，而将一切腐朽的专制的东西加以扩张强化。最厉害的一招就是继承了明朝不设丞相的制度，内阁和军机处帮助皇帝处理政务。一切政治措施的取舍，都以强化皇权为标准。皇帝「干纲独断」成为世代必须严格遵守的「祖宗家法」。大臣必须自称奴才跪而奏事。整个中央政府，都不过是皇帝发号施令的传达室。

清朝是由满族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当时的满族社会，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是一个没有完全开化的奴隶部落。一旦入主中原，便把管理奴隶的那一套办法，来管理全国的人民。不仅汉人是奴隶，就连满族官员和满族人民也是皇帝的奴隶，对皇帝只能俯首帖耳，像狗一样摇尾乞怜。稍稍有一点不同的意见，便会认为是大逆不道，而招来杀身之祸。乾隆皇帝弘历六下江南，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因主编《四库全书》而被人尊敬的大学士纪晓岚实在看不下去，就向乾隆皇帝反映了江南人民财力已经枯竭的情况，希望乾隆皇帝不要再下江南。准知乾隆皇帝听后大发雷霆，指着纪晓岚的鼻子说：「你是什么东西？我看你文学上有点根基，赏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是像养一条狗罢了，你怎么敢谈论国家大事？」

在高度专制的皇权压迫下，满清的官员也都把自己当作奴才看待，言必称奴才，面见皇帝，必三叩九拜。而且，满清还青一条最无聊的规定，那就是，汉族官员在朝廷里，不仅要向皇帝下跪，而且，还要向满族官员下跪。汉人部长见了满人部长，必须下跪。必须等到满人部长开恩，叫他们起来，汉人部长才敢站起来。有时满人部长谈话高兴，忘记了开恩，汉人部长就得一直跪着，有的汉人部长年纪人了，跪的时间一长，就昏倒在地上。满清皇帝就是要用这种强权，压迫汉人，让他们在这样的政治气氛里，培育起汉人对满人的驯服的奴性，几百年下来，中国人还怎么敢对皇权进行监督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皇帝绝对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自秦始皇建立之后，历经两汉、两晋、隋唐以及元明清的历代强化，至此，已达到了顶峰。其中西汉文帝、唐朝李世民时期，中国政治相对开明，特别是大宋王朝时期，一度突破了专制的传统，但明朝和清朝，又将这种严厉的皇帝专制制度恢复和强化，使中国社会在政治文明上没有丝毫进步，反而不断地倒退。

皇权强化与愚民政策

中国皇帝在强化皇权的同时，都加强推行愚民政策，以巩固皇帝家天下的统治。

秦始皇的理论是五德终始说，西汉武帝独尊儒术，把董仲舒的君权神授的理论，作为强化皇权的有力武器。这些理论的出现，就是要让人民相信，皇帝是受命于天，是真龙天子，是代表上天来统治人民的。并认为这是天道，天不变，则道亦不变，所以，皇权统治是合理合法的，人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永远不能有非分之想。因为天道是不会改变的。

君权神授、天人台一的理论，为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打下了最重要的思想基础。而且，君权还与神权、族权、父权、夫权结合在一起，使皇权与宗法世袭制度紧密结合，构成了皇权的思想和道德伦理基础．使皇权思想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人的骨髓里，成为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谁要是对此提出怀疑．谁就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

到了宋代，实行自由、开放的政策，愚民政策被打破。宋朝人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法制健全，社会出现了欣欣向荣、人才辈出的景象。这是中国人敢想敢说的时代。但是到了明朝，这一局面被朱元璋的专制统治彻底结束。朱元璋不继承宋朝自由、开放的政策，却把南宋出现的道学加以推行和发扬，大规模地毁灭人性的时代于是来临。

道学，历史也叫理学。创立于周敦颐，经程颐的发展，最后完成于朱熹。

朱熹的哲学思想，从二程学说发展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认为「理在先，气在后」。他的宇宙形成学说，接受了古代的科学成果，主张阴阳二气的宇宙演化论；在人性论上．他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反对人们追求个人自由、财富和爱情；在社会历史观上，他主张恢复礼教，提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体系。他的学说．被明清社会统治者视为理学正宗。朱熹提出的这些思想，是针对南宋开放社会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如男女之间私订终身、寡妇再嫁、商人对财富的追求不择手段等。他看不惯，认为这些是道德堕落的表现，他想制止，所以提出批评。当然，人和人之间，需要一定的礼仪和道德规范，从这点来看，朱熹的想法并投有错。问题是他的这些理论过于严厉，走到了极端，使人感到僵化得难以理喻。特别是他提出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规范，要求人们愚忠愚孝，这对人的自由和权力是一种扼杀。

在北宋时期，寡妇再嫁也是很自然的事。范仲淹的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再嫁，也没有人指责她。可是程朱理学认为寡妇再嫁必须加以严禁。他们认为，寡妇就是被迫活活饿死，也不许再嫁，因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为死了的丈夫守节的女子，则封为烈女，哪怕就是从十多岁开始守寡，也不得有任何再嫁的念头。老了，死了．就可以得到一块贞节牌坊。一个女子如果偶尔被一个男人摸了一下手，最好的办法，就是将那只被摸过的手一刀砍掉。丈夫死了，最高尚的行为，就足自杀殉情。儿女婚姻，必须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儿女没有婚姻自主的权力。三纲五常这种极端落后的意识形态，在程朱理学中基本形成。朱熹将儒家经典合并为《四书》，并为之作序注释，定名为《四书集注》，这部书后来被官方钦定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经典。自西汉「把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到道学系统的形成，对中国人思想的禁锢，终于在南宋朱熹手中完成。

但是，宋朝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程朱理学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影响。这种违背人性的思想理论，在宋朝是没有市场的。宋朝人生活自由，没有谁把程朱理学当一回事。朱熹在当时也不过是一个在私立大学教书的先生，在当时信息传播有限的时代，他的理论能够有什么影响力呢？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是自由、开放，人性得到充分的张扬。所以朱熹在当时足不得志的。他对当时人们自由、开放的生活看不惯，发表批评意见．在当时言论自由的社会，设有人会阻拦他，也没有人把他的理论当成什么经典。朱熹在当时还被人们痛斥为伪君子，道学成为人们谈话的笑料，被称之为「伪道学」，之后才改称为理学。

理学真正与皇权结合，成为国家的法律意志，是从明朝朱元璋开始的。朱元璋把在宋朝被人们当作笑料的理学，当成强化皇权的法宝。他以法律的形式，把理学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宋朝，是没有官方意识形态的。可是中国从明朝开始，官方的意识形态又重新确立。中国人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权力再次被剥夺了。这才是历史真正的倒退。

在宋朝，科举考试是考试策论，也就是要考生发表对国家政策的看法，提出治国的见解。在宋朝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环境里，考生往往对国家政治提出尖锐的批评。而宋朝皇帝对此是加以鼓励的。可是到了明朝洪武初年，朱元璋与刘基商定，在科举考试中，必须以八股取士。「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考试专用《五经》、《四书》命题，并且要以朱熹的批注为依据。由于八股取士涉及知识分子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就把知识分子的思想牢牢地限死在程朱理学的框框之内。这样就使程朱理学成为了官方的意识形态。任何人均不得违反，也没有人会去违反：要想做官，就必须熟悉程朱理学，就必须把《四书集注》捧为圣经。这一考试的内容完全抛弃了宋朝鼓励独立思考的精神，理学思想因此牢牢地占据了知识分子的头脑，并在整个社会传播开去，像瘟疫一样蔓延，毒害着人们的心灵。

首先，程朱理学培养的士大夫，都是一群人格分离的怪物，有着常人难以理喻的奇怪思维。在这里，我们只要看看发生在1521年的大礼仪事件，就足以了解明朝的士大夫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物了。 1521年，也就是英国人颁布《自由大宪章》以限制皇权、保护人权的300年之后，可是在中国的朝廷，却出现了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一年，明武宗皇帝朱厚照去世．他没有儿子，由他的堂弟朱厚熜继位。按照礼教的规定，这是小宗人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也就是说，朱厚熜应该按照朱厚照的辈分，叫朱厚照的老爹朱佑樘为父亲，叫朱厚照的老妈为母亲，然后大宗才算不绝。可这样一来，朱厚熜就得叫自己的亲生父亲为叔父，叫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叔母。

这是一个十分离奇的逻辑，连朱厚熜这个刚刚只有15岁的小皇帝都感觉不对头。他说：「父母怎么可以如此颠倒？」他的父亲去世很早，是母亲把他抚养成人。他不能接受改称母亲为叔母的现实。他的母亲蒋氏也坚决反对。

事情奇怪就奇怪在这里：明朝政府几百名大臣一致认为，父亲和叔父、母亲和叔母的称谓是必须颠倒的。如果朱厚熜不改变称谓，那就是违反了礼教纲常。于是，几百名大臣一起向皇帝上书，坚决要求世宗皇帝朱厚熜改变称谓，认为只有改变称谓，才符合天理和纲常。

结果自然是让他们失望，世宗皇帝朱厚熜还是按照原有的称谓，父亲仍称父亲，母亲仍称母亲．几百名大臣对此痛心疾首，彷佛到了世界末日，一个个像丧家之犬一样疯狂乱窜。其中尤以首辅大臣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反应激烈，他大声疾呼：为了促使皇帝改变称谓，维护纲常礼教，必须要以死进谏，仗节死义，正在今日。这种奴性十足、恬不知耻而又颠倒是非的语言，居然得到了几百名大臣的一致赞同和响应，他们认为：「万世瞻仰，在此一举。」

于是，包括各部部长在内的几百名大臣．一起来到宫门之外，匍匐跪地，一边高喊着朱元璋和朱佑樘的帝王称号，一面放声大哭，哭声震天动地，有的大臣用头撞地，鲜血直流。他们认为，世宗皇帝仍叫亲生父亲为父亲、亲生母亲为母亲，使国家千古伦理纲常和国家命脉都处于被毁灭的边缘，他们必须要用生命来加以捍卫。虽然世宗皇帝多次派宦官前来劝解，可是他们宣称，皇帝若不改变称谓，他们绝不离开。

世宗皇帝忍无可忍，下令把其中哭声最大的二百多名官员令部逮捕，实行廷杖之刑．有十六名官员当场毙命，其余的流放到边远的蛮荒之地。虽然承受了如此严酷的刑罚，遭受如此的奇耻大辱，但这批大臣竟没有一个人后悔，甚至还引以为荣。因为他们牢记着圣人的教训：皇帝即君父，哪怕这个皇帝只有15岁，也一样是君父。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有了这种神圣的奴才哲学，于是剎那间耻辱化为荣耀，并以此来立身扬名。这不能不使人强烈地感到，由程朱理学所驯化的这些士大夫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大米王朝时期士大夫具有的人格尊严，人性被彻底地扭曲，已经完全变成了不可理喻的怪胎。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明朝大礼仪事件。

此时，人类已进入l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已进入高峰，地理大发现的伟大航行，也差不多到了尾声，民主政治运动方兴末艾，两方人加快了进入现代文明的脚步。

可是在中国，却还在为皇帝该叫谁为父亲这样无聊的事情争执不休，甚至还把这种可笑的事情作为维护国家命运的大事米加以捍卫，由此可见程朱理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毒害和麻醉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

朱元璋推行程朱理学，实行八股取士的严晕后果，不仅仅是将士大夫变成了小丑一样的人物，而且，还将整个的中国民众的灵魂彻底扭曲，将整个中国都变成了白痴一般的国度。

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描写了一个范进中举的故事。范进考了多年的科举，屡考不中。家中一贫如洗。妻子看不起他，岳父视他为现世宝，是一个废物。说他尖嘴猴腮，人穷命薄。邻居也鄙视他。那年乡试过后，家中断炊，范进无计可施，只好把家中仅有的一只老母鸡抱到街上去卖，换些米粮来度日。范进此时的贫困潦倒已到极致。

可是就在此时，当当的锣声传来，向他家报喜。「范老爷高中举人了」！范进闻讯，顿时痰迷心窍，竟至疯了，披头散发，满街乱跑。多亏他岳父胡屠夫一巴掌将他打醒。事情到此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原来鄙视他的街坊邻居纷纷给他送钱送东西，原来骂他是废物的岳父，此时诚惶诚恐地伺候他，说他是天上文曲星下凡，连洗脸都会洗出一盆猪油来。有身份、有地位的乡绅和地方官随后也纷纷来访，送东西的送东西，送钱的送钱，送房子的送房子，范进的命运迅速地改变了。

这篇小说以极其辛辣的笔触，揭露了明朝八股取上对中国人的毒害。在一个只有通过八股取上才有前途的国家，在一个官本位的国家，一个人一旦金榜题名，便意味着身价百倍，意味着拥有了地位、名誉、权力和金钱，可以光宗耀祖，出人头地。人们对他的态度立即发生根本的变化，既妒忌他，也想巴结他。在这种升官发财的思想诱惑下，人们除了对八股趋之若鹜之外，还会有什么别的吗？一旦全中国的人民都认为只有写八股文是最高尚的行为时，那么，这个国家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八股文是一种从内容到形式都极端腐朽的东西。因为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看法，不能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也不考自然科学、文学、法律、历史等方面的内容，而且严禁独立思考，其中最严格的规定，就是要把经过朱熹注释过的圣人之言，以固定的模式恰当地写进八股文中，就是一篇好文章了。而在形式方面，八股文规定，每一股为两句或四句完整的句子，不能改变，文中还有起、承、转、合的严格规定。要写好八股文，并不需要什么学问，也不需要对社会问题有什么见解，它之所以难以写好，就在于要极为巧妙地将所谓的圣人之言，代进八股文的方程式中。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从朱元璋开始，到20世纪初期近七百年间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和最深奥的学问。

从朱元璋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研究工作，就是从《四书集注》这一经典中，选出全部可以作为考试的题目，请八股专家写出一批八股文章，加以背诵，然后在考试时，依样画葫芦地照抄上去。有幸被主考官看中的，便金榜题名，从此可以升官发财；没有被看中的，便名落孙山，下次再考。有的学子，一直考到须发斑白。他们不需要追求什么学问，如果有人去研究什么《史记》之类的著作，或者去探讨什么自然科学知识，那就会被人看成是神经病和疯子，而遭到人们的唾弃。

在这样一种文化的氛围里，知识分子完全变成了一群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没有人的情感、没有人的尊严、没有个性追求的书蛀虫。他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事情存在。在没有考中之前，他们居八股文的奴隶；考中之后，他们就成为了皇权的奴隶。他们整天想的，就是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升官发财。在这样一种价值观念的驱使下，他们可以出卖灵魂，可以认贼作父，可以忍受廷杖的耻辱，可以为残酷的虚伪的道德礼教殉葬。一旦达到做官的目的，他们便把贪污受贿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们十载寒窗，为的就是这个目的。即使有少部分人，抱有「忠君爱民」的思想，但在这样一个混浊的世道里，他们的结局不是退隐山水，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同流合污，向权贵献媚，不可能还有别的结局。一部《儒林外史》，写尽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和肮脏的灵魂。文人的堕落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由于明朝时期的中国人，心目中只有靠八股文做官的追求，所以，对任何的新思想和科学精神都嗤之以鼻。

李时珍抛弃科举，专心行医，写出了伟大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后来为全世界人民所尊敬。可是，在当时，李时珍却屡受挫折，生活艰难。

明朝的科学家万户，为了实现飞天的梦想，他把自己坐着的椅子绑上火箭，想通过火箭的推力，将他送上天空，结果火箭点燃后发生爆炸，把他炸得粉碎。万户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为飞天事业而献身的科学家。后来，世界上将天上的一颗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来纪念这位伟大的开拓者。可是，万户在当时，却被人们看作是疯子和精神病患者，说他被魔鬼附身。他的伟大的科学探索精神和冒险精神，完全不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和尊重。

意大利鼎鼎大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期间，为了推动中国明朝数学的进步，与当时的大学士徐光启合作，翻译西方的《几何原本》，由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录。但利玛窭翻译了前六卷之后，说什么也不肯再翻译后面的九卷了。因为他看到，中国的十大夫们对这部书完全没有任何兴趣。他们的仝部兴趣和精力都用在写八股文章之上，用在官场的拉帮结派、升官发财和吹牛拍马上了。利玛赛对此非常痛心。

当时，富有远见的徐光启急于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也深知翻译的中断就很难再进行了。他感慨地说：「续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事情的发展果如徐光启所预料的那样，明朝一灭亡，翻译整整中断了200年，直到清末数学家李善兰，才将后九卷翻译完成。但就在这200年间，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传到日本，引起了日本数学的革命性的发展。可是，在中国，这部重要的科学著作却被丢弃在书库里，积满了灰尘，没有人去重视它。

火药、印刷术、指南针是大宋王朝的三项伟大发明，其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火药传到西方后，引起了石破天惊般地变化，为摧毁西方的封建制度发挥了伟大的作用。可是这些伟大的发明，在它的故乡却是命运不济，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西洋人用火药做武器，而中国人却用火药做鞭炮；西洋人用罗盘来航海，而中国人却用它来看风水。

早在朱代，中国人就用火药来做武器，开封还建立了兵工厂。到了明朝初期，火药也依然是重要的战争武器。可是，由于明朝完全漠视军事科学的发展．以至于火药在军事上的应用逐步被抛弃。当时的国防部长于谦曾在《建置五团营疏》里，建议皇帝批准平时就将「枪炮」发给士兵，使火器能够真正发挥它的长技。可是明英宗皇帝朱祁镇不但不支持这一建议，反而以此为罪名，将于谦砍了头。

在一个愚民政策统治的国家，需要的根本不是什么科学技术，而是阿谀奉承，是对皇帝的献媚以邀功请赏。由于军事科学技术的衰落，以至于到了后来洋人用洋枪洋炮攻击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只能以大刀长矛来应战，沦落成为一个野蛮的部落。

在西方人权、自由、科学、平等、民主、法制观念成为时代主旋律的时候，中国却被皇帝专制的集权政治糟蹋到这般田地，中国人的命运何其可怜可悲。

清朝建立以后，全盘接受了明朝的愚民政策，有些方面比明朝走得更远。

在清朝，程朱理学依然是国家官方的意识形态，八股取士没有任何改变，三纲五常更加强化。祖先崇拜和为死去的父母服丧三年的规矩不变，反对任何改革的情节不变。谁要是提出任何一点改革的想法，均会被卫道士们攻击为「无父无君之言」。

更为可怕的是，清朝的人，脑后要留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活像戏台上的丑角。汉人成为了满人的奴才；而不管汉人还是满人，却都是皇帝的奴才；奴才见主子，一律都得下跪。这种奴才哲学，是与程朱理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程朱理学此时已成为维护满清种族歧视和皇权专制的精神武器。谁要是对这种腐朽的文化有任何一点异议，都会招来祸患。例如雍正皇帝统治时期，当时监察御史谢济世，在注释四书之一的《大学》时，没有采用朱熹的见解，雍正皇帝闻讯大怒，要将谢济世凌迟处死。后来虽然没有处死，但仍罚做苦工。

为了防止人民产生异端的思想，清朝皇帝对文化实行了严密的控制。最典型的一例，就是乾隆皇帝以编《四库全书》为名，在全国收集和查缴各种书籍，然后，将收集和查缴来的书籍，进行删改，甚至大量销毁那些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书籍，使中国的文化典籍和具有新思想的书籍遭到空前的毁灭。

史载，《四库全书》共收录书籍3400种，计7.5万多部。可是，被销毁的书籍有多少呢』不完全统计，达到15万多部，是收录进《四库全书》中的书籍的一倍多！另外还销毁书版8万多块，至于民间被销毁的书籍，更是难以数计。此外，被随意删改的书籍也有数万卷之多。这还是不完全的统计。

满清朝廷为了钳制中国人的思想，还大肆禁书。凡是鄙视清王朝及其统治者的、可能触发汉民族感情的、违反程朱理学的以及被皇帝讨厌的书籍，统统都宣布为禁书，必须严厉查缴。《大清律》甚至规定：凡造妖书妖言的，判斩临候；收藏妖书妖有的，杖一百，徒三年。江苏布政使彭家屏、河南夏邑生员段昌绪、河南罗山县知县查世柱、礼部侍郎钱谦益等一大批人．都因家中藏有禁书而被癫狂的乾隆皇帝残酷地杀害。

在这种强权的压迫下，任何离经叛道的思想均无法产生。人们无法去追求真善美，无法表达人的正常的感情，清朝皇权对人的思想的禁锢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清朝社会完争变成了一个死亡的社会。

如果不是洋人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打碎了天朝皇帝的好梦．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不知要退化到什么程度，这个死亡的国度不知要延续到何年何月。

明清社会没有发扬大宋王朝的人文精神，没有发扬大宋王朝的自由、开放精神，其根本的原因，就是明清皇帝绝对专制的制度所实行的愚民政策，扼杀了一切新的思想，整个社会被程朱理学彻底僵化，将庞大的中华帝国变成了一座暗无天日的坟墓。

皇权对人权的摧残

人权是天赋的，尊重人权是文明的标志，而摧残人权则是野蛮的行为。

在远古的中国，虽然有野蛮的奴隶殉葬制度，但对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的。当然，这种自由比起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来，相差很远，但毕竟还是有一定的人权保障。

例如，西周社会为了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就建立了谏鼓、采风和谤术制度，以接受社会的监督，国人还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郑国人对子产的改革有意见，便纷纷聚于乡校，对子产的改革提出批评。但子产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保护人民的言论自由。这就是著名的于产不毁乡校的故事。

正是因为春秋战同时代的人民有言论的自由，所以才有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有了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有了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是有人身自由的，人们可以自由迁徙、居住，私有财产也是受到保护的。虽然当时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的儒家学说和法家的严刑酷法，但是，这些还没有普遍实行，人民的人身权利不会轻易受到侵害。国家的权力还有一定的限度。

中国人权真正受到侵犯，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商鞅用户籍制度和连坐法，剥夺了人民的人身自由和人身权利，用严刑酷法来对待人民的不满言论和不同意见，用残酷的杀戮来剥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人民不能自由迁徙，没有言论自由，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秦国变成了一架战争的机器，整个秦国变成了一座杀人场，变成了一个恐怖的社会。

秦国统一六国之后，为强化皇帝专制统治，秦始皇加倍对人权进行侵犯。他用焚书坑儒来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赤裸裸地剥夺人民的生命财产，用严刑酷法来对待人民。

秦朝以后的两千年的皇权社会，只有少数时期的统治比较开明，民众的思想比较活跃，人权受到一定的保护，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都生活在皇权的高压之下，生命财产没有丝毫的安全保障。无数的冤狱冤魂，罄竹难书。

中国最早为人权吶喊的，是西汉时期的路舒温。

路舒温是河北巨鹿人，当时不过是司法部（廷尉）一名小小的廷尉史，位卑而言轻。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默默无闯。但是，正是这位小人物，最早为争取中国人的人权而奋起，也最早起来揭发司法的黑暗。

西汉武帝时期，中国冤狱遍地。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一事辩护，触怒了汉武帝，于是以言治罪，被投入监狱，判处腐刑——割掉了生殖器。曾平定七国之乱、拯救西汉王朝的周亚夫，也被判死罪，罪名是谋反。可是，谋反的事实，却是他的儿子买了一些纸糊的刀枪，预备在周亚夫死后焚化。在狱中，周亚夫为自己辩护，可是审案的司法人员的任务，不是查清事实的真相，而是执行皇帝的命令。他们认为，周亚夫不在人世间叛乱，也将在阴间叛乱．于是周亚夫只有死亡。着有《淮南子》一书的亲王刘安，也以谋反的罪名被判死罪，此案还牵涉数万人被杀。但真实的事实，却是刘安不愿把一部介绍制造仙丹技术的书献给汉武帝，使汉武帝大为愤怒。还有江充向汉武帝告发的巫蛊案，也有数万人被牵连遭到杀害。当时全国人口总数才有1000多万人，而因谋反案被杀的人数就达十多万人，每IOO人中就有一人被杀，这个比例令人震惊。而这些冤案的产生，牵连之广，罪名的成立，都是通过刑讯逼供、严刑拷打制造出来的，所谓的罪犯根本没有经过正当的司法程序加以审讯，就被处死。

面对汉武帝对人权的严重侵犯，路舒温十分愤怒。所以，汉武帝死后，他就向汉宣帝上书，要求改革司法制度，取消酷刑，要接司法程序公正办案，而不能以皇帝个人的喜怒随意判决一个人的生死。他认为，在严刑拷打之下，任何人都难以忍受，要什么口供就会有什么口供，所以，一个人的罪名很容易成立。这种先定罪，后审判的做法，很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每次杀人达数万之众，血流成河，实在叫人悲哀。

路舒温的奏章，揭露了中国古代人权被严重侵犯的事实，是中国最早争取人权的呼声，虽然这种呼声十分微弱，也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但是，路舒温为保护中国人的人权免遭蹂躏所作的努力，他的精神和勇气，是值得人们尊敬的。

在宋朝，法律是宽松的。百姓告官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宋代办案水平也很高，出了许多像包拯一样的著名司法人员。所以，宋代的人权受到保护，冤假错案很少。可是，从元明清三朝开始，严刑酷法又重新降临到中国人的头上。其中对人权侵犯最为严重的朝代，是明朝。

明朝皇帝朱元璋侵犯人权，首先是利用锦衣卫的特务机构，制造冤狱，然后在刑事诉讼中，采用「瓜蔓抄」的办法，顺藤摸瓜，严刑逼供，罗织罪名，进行大规模的株连和屠杀。

胡惟庸是朱元璋的宰相，非常有才干，可是朱元璋对有才干的人极不放心。于是，后来就有人出来揭发胡惟庸，说他与日本人合谋，企图「谋害」朱元璋。于是，朱元璋将胡惟庸车裂分尸，并夷灭三族。后来，又追查胡惟庸的同党，在锦衣卫特务们的严刑拷打之下，「人犯」纷纷招供，连同77岁的老宰相李善长在内．共有两万多人牵连其中，全部遭到屠杀。

大将蓝玉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为朱元璋建立明朝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但越有军事才能，朱元璋就越是不放心。终于有一天，蓝玉被人告发「谋反」，于是被锦衣卫逮捕下狱，在严刑拷打之下，不久蓝玉在供词中承认自己意欲叛乱，于是被车裂分尸，灭族，被牵连而遭到灭族的共达15000多人。

刘基是朱元璋最杰出的智囊人物，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谋略，使朱元璋日夜不安，于是将刘基毒死。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朱元璋宣布，刘基是被胡惟庸毒害的。此外，被朱元璋称为「圣人」的大学者宋濂、大将傅友德父子、大将朱亮祖父子，大将徐达、大臣汪广洋、李仕鲁等上百位将军大臣，均在朱元璋制造的冤狱中惨死。事实上，在协助朱元璋打江山的所有的谋士和将军中，只有两个人得到善终，一个是早死的常遇春，一个是汤和。据统计，被冤案牵连被杀的人数有十多万人，朱元璋的暴行真是令人发指。对人权具有摧毁性功能的，是朱元璋发明的廷杖。廷杖是一种刑罚，就是打人犯的屁股。行刑前，把人全身用绳索捆住，按在地上，由四个大汉按住两条腿，使人不能动弹，然后，扒开裤子，露出屁股和大腿，接受廷杖。施刑时，几个壮汉挥舞大棒，轮番打在受刑人的屁股和大腿上，受刑人非常痛苦，不停地哀号，用头拚命地撞地，满嘴都是尘土。任何强健的人，都难以承受这种酷刑。不到一百下，这个人就由大声喊叫，到有气无力，再到奄奄一息，然后毙命。浑身鲜血淋漓，血肉横飞，肌肉溃散，这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残酷画面，是对人身的极大摧残。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百姓，在这种酷刑面前，没有人能够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朱元璋却用这样的酷刑来对付他的人民。

为了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力，明朝就利用密如蛛网的特务组织，四处侦察，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处以极刑。明朝人夏允彝写了一本书，叫《幸存录》。书中说了一个故事：一天晚上，五个人一起在旅馆喝酒。其中有一人喝醉了，乘着酒兴骂了大宦官魏忠贤几句。另外四个人劝他不要乱说，免得惹祸，但这个人心想自己的话反正不会被特务们听见，就说：「魏忠贤再凶，也剥不了我的皮，我怕什么！」谁知骂声未绝，东厂的特务就冲进来抓住这五个人。魏忠贤后来果然将骂他的那个人剥了皮。

在明朝，没有任何的占论自由，一句话没说好，就可能掉脑袋。法律根本不允许几个人一起聚会。一旦发现，就会被抓起来。轻则罚款，重则施以廷杖之刑。为了彻底消灭人们说话的权利，朱元璋还发明了文字狱。

文字狱是一种离奇而又残酷的冤狱。任何人，只要皇帝认为你的文章或者诗词，有影射皇权的嫌疑，那么．你就死定了。这种冤狱，不需要任何的证据，只凭皇帝的判断，皇帝老儿认为你犯罪你就犯罪。于是，中国就兴起了文字的灾难。

汉字是一种特殊的文字，一个字、一句话可以作多种多样的解释，这就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却为统治者抓文人的辫子提供了方便。所以，中国古代就传说，仓颉创造汉字时，连鬼神都感到恐惧，吓得日夜哭泣。恐怕就是出于汉字容易被人制造冤狱的原因。

在明代以前，虽然大部分朝代都有以言治罪的传统，但就一篇文章或者一首诗而被皇帝杀头的案例，并不是太多。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不是针对哪一篇文章或者哪一首诗来的。东汉时，陈琳为袁绍起兵讨伐曹操，写了一篇讨曹檄文，文中甚至辱骂了曹操的祖先。袁绍兵败后，曹操也投有斩杀陈琳，反而留用了陈琳。唐朝武则天时，徐敬业发动叛乱，由骆宾王起草了一篇讨武檄文，其中历数了武则天的所谓罪状。武则天读后不但没有追查，反而对骆宾王的才华大加称赞，责备宰相没有发现这样的人才。唐玄宗时，李白奉诏作《清平调》三首，其中第二首写道：「一枝红艳露疑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红妆。」篇中「飞燕」指汉成帝的宠妃赵飞燕。成帝暴死，赵飞燕自杀。于是高力士在杨贵妃面前挑拨说：「李白把你比作赵飞燕，太无礼了。」杨贵妃向玄宗哭诉，玄宗于是冷落了李白，但没有对李白采取任何处罚措施。在整个宋朝，更是自由、开放，以言治罪完全被抛弃，言论自由是宋朝社会很普通的事情。

可是到了明朝，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于朱元璋是一个最不尊重知识和人才的人，是一个心理极为阴暗的人，所以，他对文人的杀戮十分残酷。

明朝法律制定了以思想言辞论罪的条款。《大明律》规定：「凡造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者，杖一百，流三年」。所渭妖书妖言，也就是那些不利于皇帝的言论。而且有些完全官是牵强附会。

让我们举一些案例加以说明。

浙江某府学教授林元亮，作《谢增附表》，内有「作则垂宪」一句，被杀。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作《万寿贺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被杀。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作《贺冬节表），内有「仪则天下」一句，被杀。

这些吹牛拍马的词句怎么会招来杀身之祸呢？原来这些文中都有一个「则」字，而「则」恰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这些人讽刺他是「贼」，于是全部处斩。

像这样对奏章内容牵强附会而杀人的事件，在朱元璋手中有纪录的就有13件。没有记录的还不知有多少。

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更为残酷的是诗文祸。

崇信佛教，对印度高憎释来复特别尊敬。释来复那年回国，行前给朱元璋写了一首谢恩诗，其中有这样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诗的意思是说：我生在异邦（殊域），自惭不牛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来歌颂大皇帝。但是，朱元璋却认为，「殊」，就是说我朱姓是「歹」「朱」；无德，就是说我朱元璋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瞬间从座上宾变为阶下囚，被杀头问罪。

在明初文坛，高启是一位与宋濂、刘基一样有成就的人物。他的朋友魏观出任苏州知府，建了一座府衙。府衙的位置，建在与朱元璋争天下的人物——张士诚的王府旧址。魏观请高启为他的府衙写了一篇文章，文章里有「虎踞龙盘」等套话。此事被朱元璋知道后，认为魏观有做第二个张士诚的野心，于是，魏观被杀，高启被腰斩，尸体大卸八块。高启当时仅有39岁。

监察御史张尚礼写了一首《宫怨》诗：「庭院沉沉昼露清，闭门春草共愁生。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宫体诗在唐朝是十分兴盛的，没有任何一个诗人因此获罪，何况张尚礼的这首诗并没有任何讽刺的意思。但是，朱元璋却不是唐朝的皇帝，他认为张尚礼的诗触犯了皇帝的私人生括，有「大不敬之罪」。因此，张尚礼被残酷窒息而死。

明初大臣陈养好，有感于元末明初战乱四起，人民流离失所的现实，写诗凭吊，诗中有「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的句子。朱元璋得知后，下令把陈养浩投入水中淹死。陈养浩同情人民的不幸遭遇，关心民生疾苦，写作现实主义的诗篇，忧国忧民，品德高贵，朱元璋是应该加以表彰和鼓励的。可是，朱元璋却认为他讽刺现实，遂将他加以杀害。

朱元璋曾做过和尚．按理说应对和尚有较多的同情。但是，朱元璋绝没有这样的故旧之情，在他酿成的诗文祸中，很多的受害者就是和尚。如僧人德祥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德祥本是应朱元璋之命来到京城的。闲中写了一首山水涛：「新筑两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欲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烧香。晚风只有西南柳，又畏蝉声闹夕阳。」

朱无璋读了这首诗后，大发雷霆。他把德样传来，责问道：「你说热时无处乘凉，是什么意思？是讽刺我刑法太严吗？又说池塘水浅，不长草木，这不是讽刺我心胸狭窄不能兴礼乐吗？还有什么频扫地、不烧香，不就是说我为了不让别人说话，所以杀人像扫地一样，而不修善吗？」于是杀了德祥。

还有一次，朱元璋到一家寺院游玩，见墙壁上写有一首以布袋和尚为题的涛：「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装。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这是一首劝人宽恕的诗，似乎是劝告朱元璋对和尚要宽大一些。朱元璋读后勃然大怒，下令把全寺的僧人全部杀光，不原谅任何一个僧人。

在朱元璋时代，不仅有奏章之锅，有诗文之祸．还有疏谏之祸、科场之祸、史祸，等等。凡是向朱元璋提意见的大臣，一句话没有说好，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被杀的人数之多，难以数计。

朱元璋之后的历代明朝皇帝，都大量制造文字狱。冤狱之多，杀戮之惨烈，举世罕见。其中的方孝儒一案，牵连方孝儒十族被诛杀。历史上最多也是诛灭九族，可是方孝儒被明成祖用「瓜蔓抄」的方法，层层株连，最后诛灭十族，也就是把他弟子也牵连了。

心理极为阴暗的朱姓皇帝，对有异端思想的人，采取了毫不留情的屠杀政策，不仅要消灭他们的肉体，而且要彻底消灭他们的思想，以此来强化皇权统治。

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为残忍野蛮的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社会。它把社会的舆论完全扼杀了，它使人类的新思想完全没有生存的土壤。

明朝灭亡之后，继之而起的清王朝，在大兴文字狱方面，比起明胡来更加心狠手辣。据记载，顺治王朝制造的文字狱达到7件，康熙王朝制造的文字狱达到12件，雍正王朝制造的文字狱达到17件，乾隆皇帝制造的文字狱最多，达到130多件。

清朝杀人最多的一桩文字狱，是康熙年间的庄廷珑史案。此案被杀害的人数达到220多人，被牵连入狱、被流放的人数达到3000多人。

庄廷珑是浙江乌程县（今吴兴县）南浔镇人。家中富有，但他本人却双目失明。于是有心像古代盲人左丘明着有《国语》那样，着一部史书。后来，他花钱购买了一部《皇明史概》的史书，又请了一些文人来加工润色、补充史料，编成了一本《明史辑略》，并请人作序，刊印发行。

但是，这部书有不少地方违反了清朝的禁令，触及到了清朝最忌讳的地方。例如．书中直接写了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名字和官衔（明建州都督）；直写清帝国的前身——后金的国名；实录了明将李成粱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收养努尔哈赤等史实。书中还用明朝的年号来记载明朝的历史，言辞中对清朝统治者不够尊重。

书籍出版后，遭到清政府的严厉镇压。其中庄廷珑和他的父亲庄允城，以及参与此书修订的董二酉，此时已死，但被升棺戮尸，也就是将尸体的人头割掉，将尸骨捣碎，抛弃荒野。知府陈永明，闻讯自杀，尸体被运到杭州后被剁为36块。被凌迟处死（零刀碎剐而死）的，有资助出书的朱佑明、庄廷珑之弟庄廷钺等21人。其它的200多人均被杀头或者被处以绞刑。他们的家属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卖身为奴。

这一桩文字狱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它表明了满清统治者的狭窄心胸所导致的野蛮和残酷。当然，应当指出的足，案件发生在康熙皇帝刚刚继位的时候，那时，康熙皂帝才有8岁，所以，他不应该对此案负责。制造这起冤狱的是当时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而且，康熙在位期间发生的文字狱，大多数都在他未亲政之前。他亲政之后，统治较为开明。他亲手制造的文字狱，最大的就是方孝标《南山集》一案。虽然此案后来康熙皇帝予以宽大处理，没有大规模地杀人．但毕竟是康熙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康熙死后，从雍正皇帝开始，大规模的文字狱重新开始。特别是乾隆皇帝即位以后，文字狱频繁发生，超过历朝历代。乾隆皇帝把康熙皇帝开创的开明政治完全断送，使明朝的黑暗政治重新出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使中国完全陷于了大黑暗时代，使中国人完全堕入了地狱般的恐怖世界，人人自危。

乾隆皇帝制造的文字狱，毫无道理，有的案件，完全到了荒唐和不可理喻的地步。例如，曾担任过大理寺卿的尹嘉铨，晚年退休在家，着了一部书，书中称自己是「古稀老人」。这本来是很正常的称谓，杜甫曾有诗句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意思是说能活到七十岁的人，世上是很少的。可是，乾隆皇帝认为尹嘉铨不应该自称「古稀老人」。因为乾隆皇帝在一年前已经称自己是「古稀老人」了，并已布告天下，尹嘉铨为什么还要自称「古稀老人」？由此乾隆皇帝认定，尹嘉铨对他大不敬．属于狂悖荒唐，于是，将尹嘉铨绞死。又例如，内阁大学士胡中藻着有一部诗集，诗中有一句写道：「一把心肠论浊清。」浊清二字，本来在诗的格律中是对应的，由于押韵的需要．所以把浊字摆在清字的前面。可是，乾隆皇帝不是这样认为，他认为胡中藻把浊字摆在清字的前面，是居心不良．是对清朝的不敬，因此大逆不道，于是将胡中藻斩首示众。

乾隆皇帝制造的文字狱，杀人最多的一案是伪造孙嘉淦疏稿案。

由于乾隆皇帝多次下江南游山玩水，每次都是数万人跟随，所到之处，骄奢淫逸，搜刮民财，搞得沿途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于是，有人伪造当朝的工部尚书孙嘉淦的疏稿。疏中批评乾隆皇帝下江南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不关心百姓的疾苦，是失德的行为。这篇疏稿说出了百姓的心声，于是在大江南北到处流传，人们纷纷传抄。

乾隆皇帝接到举报后，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荒唐行为，反而龙颜大怒，下令严查。结果，有1OOO多人受到牵连，上至巡抚、提督，下至百姓、和尚，全部遭到诛杀、流放和撤职。工部尚书孙嘉淦虽然没有受到追究，但还是在恐怖的气氛中忧郁而死。

清朝文字狱的审判，使皇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使中国历史性的司法黑暗——时人权的残酷践踏，也达到了顶峰。

残酷的文字狱，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它使全体的中国人，不论你是大臣还是草木百姓，都一律以虚伪的语言，阿谀奉承皇帝，哪怕这个国家到了天怒人怨、民不聊生的地步，也必须歌颂皇帝无比英明，无比正确，无比伟大，无比光荣，到处莺歌燕舞、国泰民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皇帝就是光着屁股，也必须以最美丽的语言，赞扬他穿着世界了最华丽的衣服。只要吹牛拍马、说假话就可以升官发财，不需要任何能力，不需要有任何独立的思想和见解。这样一来，就逼得中国人养成虚伪、说假话、说奉承话的习惯，而不去独立思考，没有独立的人格，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成为时尚，彻底扭曲了中国人的灵魂。于是，社会监督完全消失，对权力的制约机制完全瓦解。满清帝国由此成为了一个谎言遍地的国度。

文字狱的残酷，政治迫害的惨烈，使中国人从此远离政治，缄口不言，全国人民鸦雀无声，在沉默中保全自身，不关心国家的兴亡，不关心国计民生，不关心科学文化的进步。官吏只关心自己如何升官发财，行贿受贿．不会去关心人民的疾苦，不会去关心地方的繁荣。知识分子都躲进了书斋，从事文字的考据，不研究新的思想、新的文化、科学、技术，不关心资本、商品和市场。当西方杜会的人文主义思想、立宪政治、民主、法治思想在世界上广泛传播的时候，当西方人在研究人体、化学、物理和天体物理学的时候，当西方人利用中国的活字印刷技术引起知识爆炸的时候，当西方人用中国发明的火药、指南针建起了庞大的海上军事力量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却一个个钻进了故纸堆，穷毕生精力，去考据一个字音或者一个字义。没有一个人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一个人起来呼唤文明的变革，他们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研究八股文的写作，以此来博取一个功名和前途，却因此变得愚昧无知，人格怪异。

文字狱的残酷，还从此强化了中国人的奴隶性格。大臣阿谀皇帝，小官阿谀大官，百姓阿谀一切的官吏，从此成为时尚。皇帝和官僚从此成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在这样的社会里，百姓必须向官吏下跪，小官必须向大官下跪，而官吏又必须向皇帝下跪。这样一层一层跪下来，使中国成为了一个下跪之国。就像《红楼梦》中的贾桂，别人要他站起来说话，他说跪惯了，站着反而不习惯。下跪文化，从此成为了中国的同粹。中国人也变得越来越愚昧，越来越奴化。整个的民族素质日益的退化。

在这样的国度里，皇权失去制约，官吏没有监督，人民的意志无处表达。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人民受到冤屈，只有向苍天呼喊．希望有青天出现。于是人命成为草芥，民众沦为蝼蚁，权贵横行，冤狱成山，人权受到践踏，民意遭到强奸。这是发生在中国的血淋淋的事实。什么仁义道德，什么礼仪廉耻，什么为民做主，什么圣人之道，统统都不过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鬼话。

明清两代的文字狱，将曾经充满伟大创造精神和进取心的中国人，彻底地沦为贱民；使曾经一度辉煌的中华文明，完全陨落。

皇权强化与闭关锁国

从14世纪开始，欧洲开始挣脱了中世纪黑暗的枷锁，开始了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伟大历史过程。为了寻求财富和向全世界传播基督教，西方人驾着多桅的船只，开始了世界范围内的伟大航行

伟大的地理发现，使世界开始出现统一的市场，使世界贸易和自由竞争蓬勃发展，促进了现代航海业、现代大工业、现代交通业、现代通信业和现代金融证券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彷佛一夜之间就涌出了无数的财富，人类的文明从此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

可是此时的中周，却开始了闭关锁国的大黑暗时代。

元朝实行「保甲」制度，以强化对汉人的统治。这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蒙古人害怕汉人造反。可是明朝是汉人政权，却建立了比元朝更严厉的管制制度。明朝建国是在1368年。建国后不久，朱元璋就宣布了「禁海」、「闭关」的命令，不允许一块船板下海。

为什么朱元璋这个游方和尚出身的皇帝，会下这么一道荒唐的命令？说到底，还是出于强化皇权对人民的控制的需要。朱元璋这个具有蛇蝎一般心肠的人，好像天生就对人类具有仇恨的心理。他要把全中国人民的自由和权力彻底剥夺，将他们压迫在土地上，老老实实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对他的家天下构成任何威胁。

为了剥夺人民自由迁徙的权利，朱元璋首先下令，在全周开展人口普查，登记老百姓的籍贯、姓名、年龄、田宅、资产等等。这种登记册的封面是黄色的．所以叫做黄册。之后，有编制了专门记载老百姓土地情况的鱼鳞册。

在土地和人口普查的基础上，朱元璋在全国农村建立了严格的徭役赋税制度和严密的里、甲制度，以加强对农民的盘剥和控制。里、甲是农村的基础政权，里设里长，甲设甲长。里、甲内的人民都要互相担保，一旦出事，要承担连坐的责任。所以，平常农民外出，必须向里、甲长请假，并领取政府颁发的路引（即通行证），还要告知里甲内的其它人，才能外出。不经过请假而外出的人，一律视为逃户。《大明律》规定，国家有权逮捕逃户，并将逃户凌迟处死，并牵连到里、甲内的其它人。

在里、甲制的基础上，朱元璋还建立了关津制度，也就是在全国所有的重要路口，设立巡检司以盘在行人。投有政府颁发的路引，一律视为逃户加以逮捕。

里、甲制度和关津制度，把人民牢牢地控制在土地上，强制他们屈从于地主和官府的统治，不得离开乡土半步。人民的迁徙自由完全被剥夺了。自由的贸易被禁止了，资本的流动也完全停止了，中国的市场经济遭到了空前的破坏。

在禁止人民在国内自由迁徙的同时，朱元璋下令禁海。因为他发现，虽然国内的老百姓被控制住了，但东南沿海的老百姓却通过大海，纷纷迁移到南洋去谋生。而南洋各国的商船前来中国经商也很频繁，与中国交往太多，这也不利于他统治的稳定。于是，朱元璋下令，严格控制各国使节、商人来华的数量、日期和船数，并且要验证「金叶表文」等等证件才能入境，否则一律驱逐。就是与外国商人通商，也是由官府来垄断，不允许私人来经营。同时下令，禁止东南沿海人民下海，并把出国的人视为「无父无君之辈」．一旦发现出海之人，市即加以逮捕并治罪，重者杀头，轻者廷杖。

为了控制人民出海，朱元璋下令，禁止沿海渔民下海捕鱼，渔船一律就地销毁，渔民和船户一律编人军籍，改为兵士。

在朱元璋的严令之下，东南沿海像死了一般的沉寂。

此时，大海已经向人类发出了谋求财富的邀请，可是，冥顽不化的中国统治者，却坚决地拒绝了这种邀请。

朱元璋死后，明朝发生了一场流血政治。燕王朱棣打败了建文皇帝，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明成祖。而建文皇帝却悄悄出逃，不知所终。

建文皇帝的失踪，是朱棣的一块心病。他害怕建文皇帝有朝一日卷土重来，于是，在全国大规模地追查建文皇帝的下落，但一无所获。建文皇帝到哪里去了呢？民间传说，建文皇帝坐船出海了。朱棣相信民间的这个传说，认定建文皇帝确实是逃到海外去了。

为了去海外追查建文皇帝的下落，朱棣于是派遣郑和带着庞大的船队，下西洋到海外探听消息。同时，向海外诸国炫耀他的文治武功。随着郑和七次出海，东南沿海的海禁也随之开放。

郑和下西洋的时间，第一次是在1405年，最后一次出发的时间是在1430年，出发的地点都是在浏河（今江苏太仓浏河镇）。最初航行仅限于亚洲，从第四次开始，航行已到达非洲海岸，今肯尼亚及索马里一带。

郑和七下西洋，并没有找到建文皇帝的下落，这使朱棣感到失望。但郑和浩浩荡荡的海外航行，却取得了很大的政治上的成功。因为郑和的航行，比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早了100多年，而且，郑和的船队出动军舰最多时，达到60多艘，战士达到3万多人，很多军舰长达120米．宽40米，可以容纳1000多人。这在当时的外国人看来，简直是庞然大物，工程之巨大，令外国人感到不可思议。这些无敌舰队，向海外诸国显示了中国国力的强大，使这些国家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震动与冲击。

郑和七下西洋，还有力地推动了沿海人民向海外的迁徙。特别是广州、泉州、潮州、漳州等地的居民，大批地涌向海外。他们就是居住在各国的最早的华人。

郑和七下西洋，与西汉张骞通西域一样，为中国人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但是，这些伟大的活动，却没有丝毫的商业利益。它与后来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完全不同，后者是为了开拓世界市场和掠夺财富，而中国人来到大海上，不是为了开拓市场和谋取财富，而是进行一场纯粹的政治游行。这说明，被皇权奴化了的中国人，就是到了大海上，也无法摆脱小农经济的思想束缚，也不懂得贸易和竞争，不懂得市场和资本，不懂得正常的外交是与国家利益连为一体的。大海邀请来的中国人，不过是一些满肚子纲常伦理的谦谦君子。

由于郑和下西洋没有带来任何经济利益，所以，在朱棣死后，下西洋就被一些理学大师当成一项暴政而加以取缔。所有的重要档案全部教销毁，以防后来的人效法。这时候的明朝，正在向死亡的道路加速前进，任何具有进取精神的行为都没有存在的可能。所以，很快就恢复了朱元璋时代闭关的政策，东南沿海又陷于了一片沉寂之中。

一直到明朝灭亡，中国都没有再次打开国门。闭关锁国给明朝带来严重的恶果，使整个国家陷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完全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当时庞大的中华帝国，居然连一个处理外交的官方机构都没有建立，对世界的隔膜，已经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例如，1580年，意大和传教士利马窦到达澳门．1599年抵达北京，井求见当时的明朝皇帝朱翊钧。可是，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个人知道意大利国在什么地方，在记载典章制度的《会典》上，也查不出有意大利这个地方，于是他们就坚决否认有意大利国的存在，幸好《会典》记载了一个大西洋国，于是就认为利马窭是大西洋国的人氏，利马窦本人也只好承认他就是大西洋国人。

1592年，日本大将丰田秀吉，统率海陆军15万人，渡过对马海峡，发动对朝鲜的战争。朝鲜不能抵挡，派人向中国求援。明朝政府派出大将李如松率兵赴朝参战。战争的结果，日本军队被击退，但中国军队也损失惨重。于是双方进行谈判。中国要求日本承认朝鲜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国家，同时，中国也允诺加封丰田秀吉为日本国国王。1596年，明朝政府还郑重其事地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丰田秀吉居住的大阪，举行册封典礼。但丰田秀吉根本就不可能接受国王的封号。显然，这是一个荒唐的闹剧，因为日本还有一个万世一系的天皇。可是中国朝野居然不知道日本还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天皇。其对国际形势的无知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

明朝灭亡之后，清朝政府建立了。但闭关锁国的政策，并没有因为朝代的更替而有丝毫的改变，相反，清朝政府对人民的迁徙自由和贸易自由，有了更加严格的限制。

为了强化皇帝专制的集权制度，满清政府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大清律》规定，人民的自由迁徙、结社、集会，等等，都是大罪，一律处以极刑。同时，清政府制定了保甲法，规定不论城乡，每十户为一牌，每十牌为一甲，每十甲为一保。这是清朝社会最基层的政权组织。然后，由保长、甲长和牌长出面，监视百姓，规定每户都要在自家的大门上，悬挂一牌，上面写着户主姓名和全家的人几，以便随时检查。

清政府还规定，所有的客店、寺院都要登记簿，纪录所有往来的客商的姓名和行踪。规定所有的地主、窑主等等，一律要管好自己的雇工，一日发现雇工逃亡现象．或有反抗事件发生，主人将受到连坐。所有汉人不准与其它民族的人来往，所有的少数民族均不准「窝藏」汉人：一旦发现，将税为大罪，格杀勿论。

在这样严厉的管束下，人民的思想自由和迁徙的权利可以说完全被剥夺了。

在国内强化对人民控制的同时，清朝政府继承了明朝的禁海政策。虽然在康熙皇帝收复台湾之后，曾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一带的居民出海打鱼，也开放广州作为商埠，允许外国商人前来通商。但康熙同时设立了「公行」这样的官方机构，垄断对外贸易，民间商人不得参与。也不允许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有任何往来，否则就是大罪。

到了乾隆皇帝统治时期，满清政府决定重新闭关禁海，对与西方各国的贸易进行了极为严格的限制，国际贸易几乎中断。乾隆皇帝认为，中国是天朝大国，所有物产样样俱全，不需要向外国购买任何东西，之所以同意将中国的茶叶、丝绸卖给外国人，完全是一种恩赐。

在狂妄而又无知的乾隆皇帝看来，西洋人与犬羊无异。喝的都是牛奶，吃的是带血的肉和生菜，皮肤像死人的皮肤一样苍白，长着猫一样的蓝色跟睛，鼻子奇大，浑身发出一种奇臭。这纯粹就是一个没有进化完全的野蛮民族，不知礼仪廉耻道德为何物。所以，乾隆皇帝把西洋人称为「夷商」。可见，乾隆皇帝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完全处于盲目状态。

一种对野蛮民族的轻视态度和对皇权的一种本能的强化意识，使乾隆皇帝对西方人格外反感和警惕，他绝不允许这样的野蛮民族来破坏他的统治，来影响他的人民。于是．1757年，乾隆皇帝发布了一道荒唐而又可笑的命令，规定：夷商每年五到十月，才可到广州贸易，过期就要回国或回澳门；夷商在贸易期间，必须住在商馆之内，不准携带武器，不准雇用中国仆妇，不准坐轿，不准上街购买东西，不准探听物价，不准购买中国书籍，不准见中国官员，有事要先写好公文请洋行代转，夷妇不准进人广州，等等，这些荒唐条款，都反映了乾隆皇帝的无知和对洋人的防范，他害怕洋人与中国官员和百姓的接触，会影响皇权的专制统治。

然而，此时的西方文明，已经有了飞跃的进步。工业革命的发生，民主政治的兴起，使西方的生产力日益发达，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如喷泉一般地涌流。从来没有外交经历和习惯于窝里斗的中国皇帝和各级官僚，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中国此时已经卷入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大潮。为了开拓世界商品市场和向世界传播基督的福音，用充满活力的基督教和现代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人，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发起攻击。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所以他们根本不把中国皇帝的禁令放在眼里。

1793年，英国派遣马嘎尔尼率领一个600多人的庞大的代表团，携带价值高达13000英镑的礼物，来到北京，向中国皇帝呈上了英国女王的一封国书，要求中国允许英国向中国派遣使节，允许英国在舟山、天津贸易，并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居留商人和存放货物；允许住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对英国商品在内河运送时，免税或减税。

在现代社会看来，英国的这个要求，对发展中英两国的经济是很正常的要求，对两个国家都是有利的。可是，清朝的乾隆皇帝却不是这么看，他认为大清天朝的恩德和威武普及天下，万国来朝，任何贵重的东西，应有尽有，不需要外国的货物，而且，两国通商与天朝的体制不合，因此断不能允许。特别无聊的是，中国要求马嘎尔尼在晋见乾隆皇帝时，要双膝跪地，行三拜九叩大礼。遭到马嘎尔尼的拒绝，结果只行单膝跪地的礼节。

1816年，英国派出亚墨尔斯率领代表团，来到中国，再次要求中国开放市场，与英国贸易通商。但依然遭到嘉庆皇帝的坚决拒绝。在觐见嘉庆皇帝时，中国要求亚墨尔斯双膝跪地，遭到亚墨尔斯的拒绝。嘉庆皇帝又召见代表团的副使，但副使也拒绝双膝跪地。嘉庆皇帝无计可施，觉得很没有面子，于是下令将亚墨尔斯及其所有的随员以及礼品，全部驱逐。

冥顽不化的满清皇帝和满清官僚，始终以天朝大国自居，将英国人视为不屑一顾的英夷。马嘎尔尼在中国时，曾参观了中国军队的操练，之后，马嘎尔尼邀请大将军福康安，观看他的卫队演习欧洲新式的火器操法，意思是想让中国看看西方先进的军事工业，可是，福康安却冷淡地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也没有什么稀罕！」

虽然乾隆皇帝对英国的要求完全拒绝，但对马嘎尔尼一行却给予了隆重的招待。马嘎尔尼回国时，乾隆皇帝特地要他从中周的陆路南下，以便让英夷见识一下中国的富庶和强大，以遏制洋人的邪念。

可是，事情恰恰与乾隆皇帝的希望完全相反，马嘎尔尼沿途看到的却不是什么富庶和强大，而是贪污、腐败、贫弱和愚昧，军队如同一群叫花子，不堪一击。他在回国后向英国政府的报告中断言，满清王朝贪污腐化，将继续压制和剥削人民，中国将发生变乱。

马嘎尔尼的报告，后来成为英国对中国发动战争的重要情报依据。

冥顽不灵的满清皇帝．把庞大的中国引入了绝路，面对着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像一个死人一样毫无知觉。从皇帝开始，到大大小小的官僚，没有一个人想到，应该到西方国家去看看别人是怎么生活的。整个国家，贪污腐败依旧，盘剥人民依旧，不思进取依旧，挥霍浪费依旧。人民在苦难中挣扎，社会在黑暗中生存，这样的国家，其前途只有一个，那就是：遭人蹂躏

历史把一次又一次的机遇给予中国人，可是，明清的统治者却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这样的机遇。在这种顽固的背后，是整个民族和文明的衰落。

万恶的宫廷制度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各国的国君有的是一夫一妻，有的也有成群的妻妾。但是，像秦始皇那样，建立豪华的宫殿，收罗天下美女达1 2万多人供他一人淫欲，还是史无前例的。这1 2万多美女，都是嫔妃和宫女。幸亏秦始皇当皇帝Il年就一命呜呼了，不然的话，还不知道他会搜罗多少无辜的女孩进宫，十出多少荒唐的事来。秦朝不亡，实在天理难容。

从秦始皇以后，绝大多数皇帝至少都有三官六院七十二嫔妃，这些都是经过正式册封的皇后和妃子，至于那些没有正式册封、只给予了一点小小的名分的嫔妃，就不知道有多少了。当然，也有一些皇帝并不是这样，如西汉文帝刘恒、隋文帝杨坚、后周皇帝柴荣、宋朝皇帝赵匡胤等等，生活是极其严谨的，后富嫔妃都限制在50名之内。但是绝大多数皇帝都放纵自己的私欲，皇宫嫔妃动则成千上万。而且，每隔两三年就要在全国选秀，对全国l3岁以上的未婚姑娘进行严格的选择，凡是选上的良家女子，就会送到宫中由皇帝挑选。皇帝选上的就可能封为妃子，选不上的就会成为宫女。当然，皇帝会用各种各样的名义，来安排这些女孩子。这些女孩子从此就会在皇宫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苟且偷生。

汉朝宫廷的秽乱一点也不砸于秦朝，其中尤以汉武帝为最。此人不仅好大喜功，而且风流放荡，荒淫无道。史载他宫中有13岁以以l8岁以下的嫔妃宫女1.8万多人。汉武帝曾说：「能三日不食，不可一日无妇人。」每次出巡，汉武帝都带着大批美女，与他同车的就有16名之多，在车上乱交。汉武帝之后，历代汉朝皇帝都十分荒淫。汉元帝因嫔妃宫女太多，就令画师将这些宫女画下来，以便他挑选睡觉。著名的王昭君的故事就因此而来。汉成帝实际上就是死于纵欲。他宠爱飞燕、台德姐妹俩，在宫中淫乱。后来访求奇药，得到一种叫寮恤胶的春药，吃一丸可性交一次。有个晚卜被封为昭仪的合德吃醉了酒，一次就给成帝吃了7丸，成帝纵欲，一夜下来竞驾崩了。

东汉皇帝比起西汉皇帝来，一点也不逊色。其中以汉末的灵帝最为荒淫。他每次洗澡，都要几百名13岁以上18岁以下的宫女与他裸游。为了追求刺激，他经常别出心裁地与宫女们群交。他为之感叹地说：「使万岁如此，真上仙也！」

西晋皇帝司马炎，嫔妃宫女有l 5万多人，还下令：选美之事尚未完毕，禁止天下嫁娶。他每天都发愁，不知道自己每晚到谁那里睡觉为好。于是，他就乘坐羊车，到处走动，任凭羊停在何处，就在何处睡觉。后来，有些聪明的嫔妃发现了这个秘密，就用盐水撒到竹叶上，放置在门前，引羊驻足，于是能够得到皇帝的宠幸。

西晋八王之乱后的汉赵帝国皇帝刘聪，不仅嫔妃多达一万多人，而且，仅皇后就册封了五位。后赵帝国皇帝石虎，在宫中已有嫔妃上万的情况下，还不断选美，有一次一下子就征集了美女三万多人，各级官员像搜查强盗一样地挨家挨户搜查，美女的父亲或者丈夫如果拒绝献出他们的女儿或者妻子，就会遭到屠杀。公元345年，石虎为此就一次杀人达3000多人。为了安置这些美女，石虎分别在长安、洛阳、邺城三大都市，兴建宫殿，动用劳力40多万人，日夜不停地施工。后来因为发生战争，邺城等地被围困之后遇到饥荒，石虎搜罗来的几万美女，不是饿死，就是被饥饿的士兵烹食了。

在南方，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的历代帝王都纵情声色，后宫美女都超过万人。其中□后主叔宝，大修宫廷，大选美女，著名的《玉树后庭花》的亡国之音，就是他喜爱的音乐。还有南齐皇帝萧宝卷更是无聊。他酷爱女色，特别喜欢缠了足的女人，说缠了足的女人走路「步步生莲花」。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只有隋文帝杨坚一个人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他与独孤皇后白头到老，没有纳妃。直到独孤皇后死去，才纳妃。可是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却创造后官嫔妃宫女数量之最。史载他的嫔妃宫女超过10万人，仅江都一处行富，就有嫔妃宫女三万多人，而且这样的行宫有好儿处。这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观。

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仅残暴的皇帝广选美女，供自己淫欲，就是开明的皇帝，也一样广选美女，没有节制。后来选美成为定制，后宫佳丽多少，有了一定的比例，但人数至少也在3000以上。这么多的女人，面对的却只有一个男人，要想得到正常的夫妻生活，那真是比登天还难。其中能够得到皇帝宠幸的，只能是很少很少一部分人。大多数嫔妃和官女，都足在无望中等待，有的老死都不曾见过皇帝一面。清朝皇帝更是别出心裁，每晚由哪个嫔妃恃寝，要用翻牌子的形式来决定。牌子的反面写着女人的名字，翻到谁谁就陪皇帝睡觉。

元朝和明朝的皇帝大多数十分荒唐，有些甚至是性变态的皇帝。如元朝的顺帝特别迷信喇嘛教，而那些喇嘛、僧侣就对元顺帝宣扬一种「大喜乐」，也就是「群交」。几百个宫女脱光衣服，和脱光衣服的皇帝以及僧侣，在宫中追逐，随便性交，偌大的宫殿成为了一个性交的大观园。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有谁见过如此大规模的性交场面？

明朝的不少皇帝迷信道家采阴补阳的学说，于是对官女嫔妃进行变态的残酷的性虐待，以致遭到宫女们的猛烈反抗。最悲惨的就是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宫女杨金英等人。这些不到20岁的美丽少女，怀着刻骨的仇恨，乘嘉靖皇帝睡熟之后，把绳索套在嘉靖皇帝的脖子上，企图将他勒死。可是由于心里太过紧张，竟然打了一个活结，以致把嘉靖皇帝勒昏之后，误认为死了，就急忙逃走，没有料到绳子一松，嘉靖皇帝慢慢地又苏醒过来了。扬金英等人受到了残酷的处决，遭到磔刑，就是活活地被分解身体，然后剁成肉泥。杨金英事件，最典型地反映了明朝宫廷的黑暗、肮脏、恐怖和神秘。

生活在宫廷里的嫔妃宫女的命运是悲惨的，但更悲惨的是，一旦老皇帝驾崩，这些没有被皇帝宠幸过的和没有生育过孩子的嫔妃和宫女，命运就更加悲惨。秦始皇死去之后，这些嫔妃和宫女大部分被迫为秦始皇殉葬，活生生地被埋入骊山大墓。到了汉代之后，虽然没有生育孩子的嫔妃和宫女大部分不再为死去的皇帝殉葬，但是，她们中的很多人都要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地方，永远与世隔绝，还有很多的人，则要被削发为尼，终身与青灯古佛为伴。她们没有希望，没有人间的亲情和温暖，只能孤苦传仃地默默死去。一旦死去，她们就会被送到「净乐堂」火化．连骨灰都不能留下。

汉赵皇帝刘聪病死以后，他的儿子刘粲将他五个年龄都不到20岁的皇后（也是皇太后）全部占有，每天强迫这五个皇太后陪他睡觉。如有不从，立即绞死。嫔妃宫女们的生命贱如枯草，连一只蚂蚁都不如。所以，后人留下了许多以宫怨为题材的诗歌，哀婉而凄凉，如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等等．表现了宫女精神上和感情上的痛苦和寂寞。

还有那些有幸受到皇帝宠幸的嫔妃和宫女，虽然得到一丝安慰，但是，在那「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宫廷生活中，也是终日担惊受怕。为了得到皇帝的宠幸，她们每日挖空心思，去讨皇帝的欢心。可是，伴君如伴虎，皇帝的脾气阴晴不定，说不准什么时候皇帝就翻脸不认人了呢？一旦失宠，轻则挨打受罚受冷落，被打人冷官，重则性命都不能保。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卫恢复了「生殉」陪葬的野蛮制度。朱元璋死前下令「伺寝宫人尽数殉葬」，为他伺寝的46名嫔妃全部陪葬于孝陵。其后，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也有30多名嫔妃为其殉葬。朱棣还因怀疑宫女与宦官私通，一次就处死宫女2800多人。明仁宗的献陵有7名嫔妃陪葬，宣宗的景陵有10名嫔妃陪葬，其中有一人叫郭爱，进宫不到一个月，就被迫殉葬。直到明英宗临死前，才废除了陪葬制度。明朝的野蛮和残暴，由此可见一斑。

宫廷的残酷，不仅仅表现为嫔妃宫女们的悲惨命运，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在至高无上的皇权统治下的中国宫廷，是一个黑暗的、人性沦丧的毒蛇穴窟，充满了阴谋诡计和自相残杀，一代比一代更加穷凶极恶。

早在商朝时期，就存在着宫廷斗争，如商纣王宠信妲已，对王后实行炮烙之刑，并将另外两个妃子让毒蛇活活咬死，惨无人道。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王朝之前，由于当时的诸侯国很小，国王的宫殿包括政务，都是开放的，所以，官廷斗争不是那么神秘和大规模地进行。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皇宫特别是皇帝的后官，就成了禁地。从那时起，神秘的、残酷的和大规模的宫廷斗争就开始了。

深居后官的嫔妃和官女们，为了得到皇帝的宠幸，纷纷进行明争暗斗，相互陷害，以打击对手，其手段之残忍，用心之狠毒．让人触目惊心。如汉武帝就创立了立子杀母的野蛮而残酷的制度。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武则天的故事。

武则天14岁时被唐太宗李世民召进宫，封为才人。由于她有非凡的美貌和聪明才智，很受李世民的喜欢。可是，由于后来有「庸三代后，女主武王」的谶语，李世民非常担心，所以就疏远了武则天，不再宠幸武则天了。所以，武则天没有为李世民生育子女。李世民死后，武则天被送到感业寺削发为尼，那时26岁。这对武则天来说，如果没有奇迹发生，她将在这里终老一生。

然而，5年后，即公元654年，奇迹终于发生了。继任皇帝、唐高宗李治带着他的妻子王皇后前来感业寺进香。李治在当太子的时候，就被武则天的美貌搞得神魂颠倒。如今再次见到，又是在这样特殊的场合，两人都百感交集，流下了眼泪。这一切都被王皇后看在眼里，王皇后当时正与李治的另一位嫔妃萧淑妃争宠，由于王皇后没有生下子女，所以深感自己王后的位置可能不保，于是就悄悄地把武则天接回官里，想利用武则天来打击萧淑妃。王皇后很快就被武则天的甜言蜜语所哄骗，她把武则天当成姐妹看待，极力推荐给李治。李治很快就掉进武则天温柔美丽的陷阱而无力自拔。

武则天很快就开始实施自己的阴谋。她要实现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夺取皇后的宝座。公元655年，武则天生下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她利用皇后前来探望小孩的机会，亲手将这个可怜的女孩掐死，然后嫁祸于王皇后，诬陷是王皇后下的毒手。王皇后有口莫辩，难以洗刷不白之冤。不久，王皇后又被卷入一件巫蛊案。这件案子最后发展到有王皇后家人及萧淑妃也参加的、图谋对高宗不利的谋反案件，于是兴起宫廷大狱。结果王皇后和萧淑妃被打人冷官。对此，武则天还不满意，后来又以两人继续迷惑皇帝的罪名，将两人各打100大棍，然后砍断手足，再投进酒缸，任她们哀号而死。武则天被李治正式册封为皇后，据她离开感业寺，仅一年七个月。其手段之残忍、进攻之迅猛，世所罕见。

为了保住自己皇后的宝座，武则天对任何对她有威胁的人，都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她的同胞蛆姐韩国夫人，丈夫死后寡居。后被高宗李治看中，两人常常在一起幽会。此事被武则天发现后，不久，韩国夫人就不明不白地被人勒死在野外。韩国夫人的女儿知道这是姑妈下的毒手，于是逐步接近李治，希望通过皇帝的力量，来向武则天复仇。武则天迅速地掌握r这个小姑娘的动向，于是很委婉地警告她不要自取其祸。但小姑娘小听，于是不久，这个小姑娘就在一次宴会上中毒身亡。

残酷的宫廷斗争的目的，最终都是为了夺取皇帝的宝座。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杀父弒君、篡权谋位的宫廷政变就频繁发生，但是，那时候的宫廷斗争，并不十分复杂，规模也不大。到了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以后，宫廷的斗争就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了。中国的皇官之所以会发生那么残酷的宫廷斗争，其根本的原因，就是皇帝的权力太大了。为了夺取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的嫔妃、子女、兄弟、父子之间展开错综复杂的斗争。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的宫廷这样残忍和不择手段。从秦朝末年秦始皇死于沙丘后赵高、李斯和胡亥三人密谋政变，杀害扶苏、蒙恬开始，到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置光绪皇帝于死地，中国的官廷发生过多少次政变，恐怕至今难以准确的统计。其中大规模的杀戮，死人在几万以上的宫廷政变，至少不下于百次之多。

例如汉武帝时期的巫蛊案，就是一场大规模杀戮的宫廷斗争。所谓巫蛊之术，就是在一个木头人的身上，扎上钢针，埋人地下，然后念着自己的仇人的名字进行诅咒，用这个办法来害死自己的仇人。这就是古代的巫蛊之术。其实这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可是迷信的汉武帝却非常相信这些。汉武帝晚年多病，疑神疑鬼，甚至梦见有数千的木头人执杖打他，欲置他于死地，使他惊惧而起。他怀疑有人对他实行了巫蛊之术，尤其是怀疑太子急于夺权而加害于他。于是他命令酷吏江允进行调查。江允平时胡作非为，多次制造冤案，受到太子的斥责，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特别是他担心太子继位后会遭到灭顶之灾，决心先下手为强，致太子于死地。于是他利用汉武帝的疑心，有意对太子进行陷害，粜然就在太子府挖掘出几个扎上数枚钢针的术头人，显然这是江允蓄意制造的冤案。

太子面对这一从天而降的大逆不道之罪，万分惊恐。他想到汉武帝养病的甘泉官说明情况，可是江允却在紧急搜捕他。太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派人假装为皇帝的使者诏捕了汀允等人，并予以斩杀。长安震动，汉武帝大怒。他认定太子有篡夺皇位的野心，于是派丞相刘屈牦带兵前往镇压。太子亲自带兵反抗，双方激战了5天，有几万人被杀死。太子败退到湖县后自杀。受此案牵连并被杀害的还有太子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太子的母亲卫皇后也被迫自杀。太子手下的人也全部被诛杀。巫蛊之祸使得宫廷人人自危。

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并不止太子这一件。贵为丞相的公孙贺被人诬告在汉武帝居住的甘泉富地下埋偶人，诅咒皇上。于是，公孙贺转眼间成为阶下囚，不但他和自己的儿子皆死于狱中，而且，整个家族都受到株连。受牵连被杀害的人中，还有汉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公元前90年，丞相刘屈牦和贰师将军李广利也被人指控埋偶人诅咒汉武帝，还意图立昌邑王为帝。这一弥天大罪使丞相刘屈牦被腰斩于市，其妻教砍头，头颅被悬挂于华阳街示众。李广利当时正率兵攻打匈奴，其家属被全部杀害。李广利闻讯大怒，立即投降匈奴，所率7万大军全部覆设。同时，还牵连到大批的官员、宫人和宾客被诛杀。

像这样导致几万人被诛杀的宫廷冤案，充分表现了中国官廷的恐怖和血腥。尤其是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所发生的暴行，更是令人发指。

西晋皇帝司马炎死后，他的儿子司马衷继位，但司马衷是一个白痴，完全受他的妻子贾南风皇后摆布。贾南风为了达到控制朝廷的目的，实行了残酷的屠杀政策。她杀人的理由就是诬告别人谋反。首先她捏造宰相杨骏（杨太后的父亲、皇帝的外祖父）谋反的罪名，把杨骏杀掉，井夷灭杨骏三族，被杀者达数千人之多。

杨骏死后，宰相由皇帝的叔祖司马亮接替，司马亮也反对贾南风干政。于是，贾南风如法炮制，又诬告司马亮谋反，把司马亮也杀掉，受牵连被斩杀者也达数千人。这样贾南风就独掌了大权。随即她把矛头指向了太子，照样诬告太子谋反，把太子也杀掉。以为这样就铲除了全部的政治对手。可是她设有料到的是，皇帝司马衷的另一个叔祖司马伦，经过周密的计划，发动政变，带兵进入皇宫将她逮捕。她在监狱里被灌下满是金屑的毒酒，痛苦而死。贾姓戚族全部被杀，人数多达数千人。

司马伦毒死贾南风皇后独掌朝政之后，还不满足，于是，他把司马衷皇帝囚禁，自己当上了皇帝。结果，他的侄孙司马炯在许昌起兵勤王，攻占了洛阳，司马伦被逮捕后，也被灌下满是金屑的毒酒而死。司马炯拥戴司马衷复辟，他自己当了宰相，但是他却独断专行，结果，他的堂弟司马义发动政变，以「谋反」的罪名，将司马炯杀掉。

而不久，司马义的叔父司马越在洛阳发动政变，将司马义逮捕，之后，用炭火将司马义活活烤死。司马越是八王之乱的最后一个王，本应从自相残杀的血泊中吸取教训，可是他没有，最后竟然用毒酒将白痴皇帝司马衷毒死，引发政治的巨变。他一次就斩杀了10位部长级的大臣，使西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地步，最后被汉赵帝国大将石勒攻破，西晋灭亡。

这就是宫廷斗争导致国家灭亡的典型一例。

除了西晋的八王之乱以外，隋、唐两个朝代的宫廷谋杀案件也是骇人听闻。隋炀帝杨广，为了尽快当上皇帝，他竟然派人挥刀将自己的亲生父亲、隋文帝杨坚杀死在病床上，之后，又将自己的哥哥杨勇及哥哥的十多个子女全部杀死。

唐朝李世民为当上皇帝，发动玄武门政变，将两个兄弟及其他们的家人全部屠杀，后来，太子承干谋反，也遭到杀害。李世民死后，高宗继位，但大权为武则天控制，武则天为了登上皇帝的宝座，她毒死了自己的两个亲生的儿子，并将李姓王室成员数千家十多万人全部屠杀。武则天晚年时，李显与张柬之联合发动官廷政变，逼武则天让出皇帝位。

李显当皇帝后，号为中宗。但唐中宗懦弱无能，朝政操在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手中。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妄图步武则天的后尘，登基当皇帝，母女就合谋发动政变，由安乐公主亲手毒死自己的父亲。权力的欲望使她们母女彻底丧失了人性。但是她们并不具备武则天的胸襟和谋略，结果高兴不到一个月，李显的侄儿李隆基和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联合发动政变，带领禁卫军冲入皇宫，韦皇后被杀，27岁的美丽少妇安乐公主还在对镜梳妆，就被政变的士兵挥刀砍为两段。于是，李隆基的父亲李旦登基当上了皇帝，但李旦对朝政不大过问，权力基本上控制在太平公主的手里。两年后，当李旦决定把皇位传给李隆基时，太平公主担心大权旁落，就计划废掉李隆基。李隆基发觉了姑母的阴谋，于是先下手为强，围攻太平公主，太平公主走投无路，只好自杀。李隆基当上皇帝后，号为玄宗。后来，唐玄宗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还一连杀害了自己三个亲生的儿子。

在全世界，有谁看见过这样大规模的残酷的宫廷谋杀？这样的骨肉相残？只有在皇帝绝对专制的集权制度下的中国，才会有这样的事件发生。

当然，在中国的历史上，也不是所有的朝代的宫廷都是这样黑暗。其中西汉文帝期间、宋朝的皇帝（除徽宗之外）统治期间，中国的宫廷生活是比较正常的。尤其是汉文帝、隋文帝和宋太祖生活极为简朴，嫔妃很少。但这样的皇帝和朝代在中国历史上毕竟很少，没有代表性。

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制度的约束，而是个人良好品德的表现。

野蛮的宦官制度

宦官就是阉人，就是割去了生殖器官的男人。据说这种男人与正常的男人在生理方面有许多不同，如没有性能力，没有喉结，没有胡须，发出的声音是一种非常尖利的怪音等等。这只是生理方面的，在心理方面，与正常的男人相比，阉人的心理是被扭曲的，是变态的。因为他丧失了一个男人最基本的生儿育女的能力，丧失了人生最美好的男女相亲相爱的生活。

据说宦官的出现，最早是在商朝时期的周部落，是多妻的农业社会的产物。周部落灭掉商朝之后，就把这一充满兽性的残酷的落后制度带到了中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一野蛮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在一夫多妻的社会里，男人为了防备妻子红杏出墙而采取的办法。而那些自愿净身成为太监的人，大多数都是家庭贫困、生活无着的人，当太监不过是为了混一口饭吃。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由于当时各个诸侯国的国王官殿很小，人也不多，所以并不需要多少宦官来服务。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庞大的皇宫，选进了成千上万的嫔妃宫女，需要有人为她们的生活提供服务。如果用男人，那么．就会使许多的男人，深入到女人成堆的后官，皇帝当然对此不能放心。佩如果用女人来承担这项工作，就女人而言，她们的体力不能胜任，而且，也会有很多的宫女走人民间市场，担任采购任务。这对秦始皇来说，是不能放心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的宦官应运而生了。秦朝的宦官至少有上万名。这些被阉割了的男人，既有男人的体力，又没有性的功能，这对秦始皇来说，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于是，很多为生活所迫的人，就自愿或者由他们的父母的包办，而净身成为太监。在今天北京故宫太和殿的不远处，就是明清两朝太监的净身房。这是人类社会最野蛮、最残酷的历史遗迹。一个正常的男人，就是在这里被阉割成投有性能力的人。

一个正常的男人是如何被阉割成太监的呢？一位作家在考察了历史记载之后，在《中国的太监》一文中有很详细的描写：被手术者仰面躺下，两名助手一名按住他的双肩，一名分开他的双腿。用白色的绳子或者纱布，将手术者的下腹及腰间上部绑紧，用热胡椒将阳具附近仔细洗三遍，然后用一根极韧的细丝系在阳具的尽头，另一端系在屋梁之上。这时．「刀子匠」上场了。所谓「刀子匠」，是公认的行业专家，是一种人人眼红的技术性的职业，一次手术的收入抵得上一个小康之家一年的开支。「刀子匠」拿起镰刀状的小刀，先用手感觉一下阳具的大小，然后手起刀落，寒光一闪便将阳具及阴囊一起切除。无论怎样凄烈地惨叫，都无力回天了。之后用白蜡的针形拴插入尿道，伤口则用浸过冷水的纸小心地包起来。手术完成后，筏手术者由两名助手扶着在房间里走动两至三小时，然后才允许躺下。三天之内不准喝开水。据说这段伤痛及口渴的时间最是痛苦难熬。等过了三天之后将栓拔出，如果屎像

泉水般涌出，就表明手术完全成功了，否则就是失败。大约手术后1OO天才能基本痊愈。至于割下来的阳具，则呈送大内有关部门放在瓶子里，置于房间的高处，取「高升」之意，祝福这位未来的太监飞黄腾达。一个帝制大厦中的怪物又产生了。

可见，太监的产生，是腐败的皇（王）权制度的产物．是为了适应皇帝腐败的生活而产生的怪胎。这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而大规模的太监的产生，是伴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出现的。从此，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沿用这一腐朽、残酷的制度。尽管后来出现过很多次的政治改革，但没有任何一次改革，任何一个官员敢于改革或者取消这一野蛮的制度。因为这是皇帝腐败的需要。这是皇帝的特权。所以，太监是皇权的寄生物。随着皇权制度的不断强化，太监也越来越兴旺。到了明朝，太监发展到了顶峰，达到了十多万人。真是古今中外的奇观。这是太监最为得势的时代，民间当时掀起了「自官潮」，很多有钱人家的子弟，也自愿将自己阉割，进宫以图仕进。据载，明朝天启三年，朝廷征募3000名宦官，结果应征者达到了2万人，大大出乎朝廷的预料，不得不临时增添1500个名额。剩下的人，就由朝廷临时安排。清朝的太监也很多，当时西方社会迅速走向人权时代，可是清朝依然还是生活在宦官时代。清朝著名的太监有安德海、李莲英等等，权倾朝野。太监制度的不断强化和发达，这不能不说是华夏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中国畸形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用宦官来担任宫中的杂役，不会在男女方面产生麻烦，能够让皇帝放心，不会戴上绿帽子。但问题是，被阉割了的男人，其心理是不正常的，人格是扭曲的。他们对正常的男人，往往抱着一种自卑和仇恨的心理。而且，在皇宫这一个毒蛇魔窟里，太监的生命非常卑贱，等于就是牛马。他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保障。为了生存，太监们往往没有是非，没有任何的政治理想和目标，眼中只有利害关系，头脑里只有损人利己的动机，而且手段极为残忍。在太监只作为宫中差役的时候，他们当然不可能对国家有任何危害，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可是，一旦太监与皇权结合在一起，那么，就会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等，产生难以估量的灾难性的破坏。

在中国的历史上，太监在秦、汉、唐、明四个朝代，都起到了颠覆国家政权的作用。秦朝灭亡于赵高，东汉灭亡于「十常侍」，都是众人皆知的事实。唐朝建立后，在李世民和武则天统治时期，宦官的力量并不强大。但到了唐玄宗统治时期，宦官的力量开始强大。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太监，叫高力士，权倾朝野。唐肃宗即位后．太监李辅国总揽朝政大权，连唐肃宗的妻子、皇后张良娣也为他所杀。从李辅国开始，太监的权力就更大了，不仅可以控制百官，而且可以掌握军队，甚至已经到了废立皇帝的程度。据柏杨先生在《中国人的历史》一书的统计，唐朝皇帝从李纯开始，到李祝结束，唐朝灭亡，共有12代皇帝，其中有10位皇帝为宦官所立，另有2位皇帝为宦官所杀。太监就像是一群蛀虫，最终将唐朝这棵大树蛀空而推倒。与其说唐朝灭亡于大将朱温，还不如说是灭亡于宦官的破坏。宦官为祸之烈，唐朝表现得无以复加。

明朝的宦官不仅人数最多，而且权力也最大，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宦官完全掌握了国家的司法系统，整个国家被宦官严密地控制着。

明朝宦官之祸开始于第六代皇帝、英宗朱祁镇。朱祁镇即位时年纪才有9岁，还是一个贪玩的小孩。每天陪他玩的是宦官、司礼太监王振。王振是一个天才的玩家，让朱祁镇这个荒唐的小皇帝佩服得五体投地，几乎到了离不开王振的地步。王振成了朱祁镇的灵魂。于是，王振掀开了明朝宦官时代的序幕。

由于英宗对王振非常信任，使得王振大权在握，贪污受贿，草菅人命，无恶不作，连朝廷大臣都纷纷投到他的门下。土木堡的失败使王振的脑袋搬了家，但宦官的力量却越来越大。明朝建立了由宦官控制的东厂、西厂、内厂和锦衣卫等等特务机构，秘密警察布满全国。此外，还有纺织太监、税务太监、矿务太监、监军太监、镇守太监等等，中国人已经完全被太监统治着。这些太监都是皇帝的代表，他们所到之处，大兴冤狱，敲诈勒索，贪污受贿，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太监的恶劣本质暴露无遗。

中国恐怖的特务统治，从明朝真正开始。

让我们记住明朝一些著名太监的名字，他们是英宗皇帝时代的王振、曹吉祥，宪宗皇帝时代的汪直，孝宗皇帝时代的李广，武宗皇帝时代的刘瑾、钱宁，神宗皇帝时代的冯保，熹宗皇帝时代的魏忠贤，崇桢皇帝时代的曹化淳，等等。是这批宦官将明朝送进了坟蕞，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宦官个个都是罪大恶极，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的灾难。其中王振、汪直、魏忠贤三人造成的危害最大，其罪恶也是罄竹难书。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宦官控制政治的局面？说到底，还尾皇帝绝对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造成的。皇帝掌握着全国官员的生杀予夺大权，可是，他常年生活在深官之中，对这些官员既不认识，也不了解。他不信任这些官员，生怕这些大臣和地方官员篡夺皇位。但是，他的命令又要别人去执行。怎么办？于是，地位卑贱的宦官就成了皇帝的耳目。因为宦官长期与皇帝生活在一起，皇帝只了解和信任他们。所以，宦官就成了皇帝的心腹。从秦始皇开始，宦官就开始成为皇帝的最可靠的政治力量。赵高，是秦始皇的机要秘书，掌管皇帝的印玺。宦官成为了皇帝的大脑和灵魂。

从秦朝开始，宦官都是与皇帝最亲近的人，他们担负着一些重要的工作。他们负责皇帝和后宫的生活起居，负责传递皇帝与后官和大臣之间的一切信息。皇宫总管也由宦官担任。官中所需要的切物资都由太监采购。大臣们往往看不到皇帝，看到的就是太监。太监成了皇权的象征，所以，朝廷大臣必须向太监行贿，才可以了解到皇帝的动向，无形之中，太监就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人物，太监政治由此开始建立。这一丑恶的杜会现象，是中国的特产，是中国的国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让一群阉人来进行统治，真是华夏文明最黑暗的一页，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可怕的奸臣现象

奸臣现象也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是中国专制制度土壤上长出的怪胎，是中国畸形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人治社会、专制社会之癌，割之而又生，不割则国家速亡。专制制度赖奸臣而发达，奸臣因专制制度而生存。奸臣使得专制独裁政权更加穷凶极恶。

对现代文明来说，并没有什么忠奸之分。官员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不需要效忠最高统治者。总统无权任命市长，市长无权任命县长。同级议会有权弹劾罢免行政官员。而且官员手中的权力受到严格的制约．他们的行为受到严格的监督，想「奸」也好不起来。他们不效忠于个人，效忠的只是他的选民和宪法。而奸臣则不同，他们是在专制的社会中．效忠某个个人或者派别，并且借此图谋私利。

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的专制制度之后，奸臣就随之应运而生。在随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奸臣都是层出不穷，祸国殃民，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其中著名的奸臣有秦朝的赵高，汉朝的梁翼，唐朝的李林甫、杨国忠、来俊臣、索元礼、周兴，宋朝的童贯、蔡京、秦桧、贾似道，明朝的严嵩以及刘瑾、魏忠贤这些太监兼奸臣的双料货清朝的和坤，等等。为什么中国的奸臣那么多？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全国的官员都由皇帝来任命，只有得到皇帝的信任才能升官发财，因此各级的官员都要想尽办法，来取悦皇帝，奸臣就由此而产生。

中国建立皇帝制度之后的第一个大奸臣，就是秦王朝的赵高。他是宦官和奸臣的双料货。他本来犯有死罪，要处以极刑。可是因为他能取悦秦始皇，结果秦始皇免了他的死罪，后来还因他懂得法律而成了中车府令和皇子胡亥的老师，成了秦始皇最信任的官员。结果就是他，发动政变，杀害太子扶苏和大将蒙恬，还杀了12个皇子和10个公主，后来又杀害丞相李斯，夷灭李斯三族，逼死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还逼反了大将章邯。最后还杀害了胡亥，毁灭了秦王朝。

为什么赵高的阴谋能够得逞？就是因为秦始皇和胡亥都十分信任他。他善于用最美丽的语言，最谦恭的态度，来赞美皇帝。他能够迎合皇帝的一切想法，使皇帝心中得到满足。他讲皇帝喜欢听的话，做皇帝喜欢做的事情，使皇帝失去对他的警惕而宠爱他。可以说，任何的奸臣都具有这方面的特殊才能，他们能够非常准确地把握别人的心理活动，能够指出别人的利害关系，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会让人产生美好的印象，让人加倍地喜欢他，可实际上却包藏着祸心，这就是奸臣的本领。而言行不一，两面三刀，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就是奸臣的本性。

秦朝除了赵高之外，还有丞相李斯助纣为虐。李斯为了得到秦始皇的重用，就将本领比自己强的法家人物韩非毒死。他蛊惑秦始皇焚书坑儒。在秦始皇去世后，又与赵高密谋，发动政变，杀害扶苏，最后自己也死于非命。

辉煌的大唐盛世是如何走向衰落的？原因自然很多，但奸臣乱国是重要的原因。唐玄宗晚年生活奢侈，娶了杨贵妃之后，就迷恋于温柔乡之中，不再管理朝政。国家大事开始由口蜜腹剑的笑面虎李林甫一手遮天，后来又由杨国忠把持朝政。这两个人挖空心思，取悦唐玄宗，得到唐玄宗的完全信任之后，就利用权势，排斥异己，贪污受贿，结党营私，把整个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最后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葬送了大唐王朝。

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奸臣是怎样毁掉唐朝的。由于唐玄宗不理朝政，使当时的宰相李林甫有机可乘。李林甫是一个奸臣，他想长期占据宰相的位置．不想让那些节度使来当宰相，于是他向唐玄宗建议任用胡人担任节度使，而昏庸的唐玄宗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像安禄山这些胡人就得以掌握大权。这些胡人绝大多数没有汉族人那样的国家认同感和儒家「忠君爱国」的道德责任感，因此藩镇的离心倾向越来越严重。

后来李林甫死了，唐玄宗就任命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担任宰相。杨国忠没有治国安邦的道德才能，但他在玩弄权术、贪污受贿方面却非常聪明。所以不久就与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发生了冲突。安禄山是唐玄宗的爱将，又拜扬贵妃为干娘，他多次到长安觐见唐玄宗，受到唐玄宗的喜爱，据说还与杨贵妃有暖昧关系。加上他对朝廷的腐败和官员的无能有很深的了解，所以杨国忠向他索贿时他一口拒绝，而且还对杨国忠十分轻蔑。杨国忠怀恨在心，遂决定报复．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唐玄宗告密，说安禄山意图谋反。但唐玄宗不相信。杨国忠于是采取阴谋手段打击安禄山．他派遣禁军包围了安禄山在长安的住宅，逮捕安禄山的家人宾客，全部杀死。

安禄山闻讯大怒，他知道要依靠皇帝向杨国忠报仇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造反。于是他打着讨伐杨国忠的旗号，带着17万人的军队向长安进攻。安禄山叛变的消息传到长安，杨国忠异常高兴，认为可以达到逮捕安禄山的目的了。谁知道安禄山的军队一路势如破竹，深入600公里，渡过黄河，攻陷洛阳，直逼潼关，朝廷震动。唐玄宗情急之下起用哥舒翰将军，率领20万大军扼守潼关。哥舒翰将军与其它将领一致认为潼关险要，只宜坚守而不应出战。安禄山反复进攻，均未得手，这时各路勤王的军队陆续到达，并开始对禄山形成合围之势。安禄山见军情不利，开始准备撤退。可是，杨国忠害怕哥舒翰立下大功，对自己不利，于是向唐玄宗诬告哥舒翰拥兵自重，不肯出战，意欲谋反。昏庸的唐玄宗听信了杨国忠的谗言，于是逼迫哥舒翰出兵进攻。哥舒翰无奈之下，只好出兵，结果遭到安禄山的埋伏，十几万大军全军覆没，哥舒翰被俘。安禄山大军直逼长安，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仓皇逃出长安。在马嵬驿发生兵变，禁军统帅陈玄礼将军带兵诛系杨国忠及其一家，并逼迫唐玄宗绞杀了扬贵妃。但唐玄宗仍然贪图皇帝位，太子李亨忍无可忍，径直奔向500公里外的灵武郡，宣布即皇帝位，指挥全国平叛，遥尊远在成都的唐玄宗为太上皇。唐朝这个曾经辉煌的朝代，经过安史之乱，遂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社会之一，给当时的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

奸臣取悦皇帝、编织权力网络的目的，最终不过是攫取巨大的财富。东汉时的大奸臣粱翼，依仗着姑姑妹妹皆为皇后而横行霸道，敲诈勒索。他向富人孙奋借钱5000万，对方只借给他3000万。他就诬告孙备窝藏盗贼，将其逮捕，收其家财l亿7000万。他生活腐化，有奴婢数千人，造林苑数十处，每处纵横几十里，甚至几百里。最后，他被桓帝弃市，抄其家财得银30余亿。桓帝为此发了大财，下令减免天下租税一半。

明朝大奸臣严嵩父子，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奸臣。他们在得到皇帝的信任之后，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疯狂敛财。严世藩被杀后抄其家，得黄金3万两，白银200万两，珍宝价值数千万。

清朝的大奸臣和坤．一生吹牛拍马，歌功颂德，仗着乾隆皇帝对他的信任，大肆敛财，贪得无厌。乾隆死后，他被嘉庆皇帝抄家，得白银8亿两，还有珍宝无数，其家产相当于满清政府20年的财政总收入，真是叹为观止。

历代奸臣的祸国殃民，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其中秦朝灭亡于赵高之手，东汉灭亡于粱翼和十常侍之手，唐朝灭亡于李林甫、杨围忠、朱温之手，南宋灭亡于贾似道之手，明朝灭亡于魏忠贤等奸臣宦官之手，有些王朝虽然没有直接灭亡于奸臣之手，但也被奸臣宦官弄得奄奄一息。

奸臣的大量出现，祸国殃民，是皇帝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在人治的社会里，皇帝的态度决定着一切，而皇帝的心态义是很难捉摸的。这就需要人们去揣摩。只有那些奸臣才会有这样的时间和耐心，才能讨得皇帝的欢心。

专制必然造成腐败猖獗，人治必然培养贪官污吏。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奸臣当道的现象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出现这么多的奸臣贪官，害国害民。这也是中国作为一个畸形社会的重要的特征之一。

灵魂扭曲的中国人

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中国人虽然没有产生出民主、法治和自由的思想，但依然表现出高贵的民族精神，产生出蓬勃向上的民族气势，整个中华民族蒸蒸日上。就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人都还是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但是，随者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强化，特别是到了明清社会，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表现出低劣的民旅性，中国人的灵魂越来越被扭曲。

第一，官本位。

在中国．当官是人生的唯一目标。在中国人的跟中，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然后捞个一官半职，这才是人生的正途。至于经商、当教师、当医生等等，都不登大雅之堂，被人看不起。

然而，在中国，除了宋朝的官员待遇很高之外，大多数朝代实行的都是低薪制。一个二品大员，一年的俸禄往往才1000多斤大米。如果靠这点工资，一个官员连起码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从表面上看，在中国，当官并没有什么好处。那么，为什么在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做梦都想当官呢，而一个人一旦当了官，别人就会羡慕他呢？为什么中国人会产生这样的心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