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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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形成的是一个儒释道三位一体的精神结构。这个精神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给自足。中国人往往得意的时候是个儒家，失意的时候是个道家，到了绝望的时候就是个佛家。但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能找到一个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所在。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或称"三教"），在相互的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

• 1 简介
• 2 定义
• 3 历史
• 4 发展
• 5 合流

• 1 简介
• 2 定义
• 3 历史
• 4 发展
• 5 合流
  • 5.1 三教合一思想
  • 5.2 三教堂的出现及祠庙中僧俗界限的混淆
  • 5.3 士大夫与佛僧、道士相交成风
• 6 关系
  • 6.1 佛和道的世俗化
  • 6.2 儒学的通俗化
• 7 生死观
  • 7.1 儒家生死观
  • 7.2 道家生死观
  • 7.3 佛家生死观
• 8 影响
• 9 代表人物
  • 9.1 孔子
  • 9.2 释迦牟尼佛
  • 9.3 老子
• 10 代表作品
• 11 代表地点

儒释道 - 简介

西方学者评出“东方三大圣人”，第一是老子，第二是孔子，第三是六祖慧能，正好代表了中国三教：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以老子为代表的道教，以禅宗六祖慧能为代表的中国佛教。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人生意向，都牢牢指向入世。入世这个概念，把中国人的价值目标、人伦关系，都奠定于现世的基础上。 中国文化有儒家、道家、佛家，三大文化体系。

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它讲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以入世作为实践儒家理想的唯一手段，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目标。

而道家主张隐世与避世，但这个隐世和避世的目的，却是为了更成功的入世。其根本精神是，无为而无不为。是以避世的方法入世。

佛家是主张出世的，但是佛家的出世，其实质并不是要走出这个世界，而是要摆脱尘世，以及自身情欲的困扰。其目的还是要达到人生的永恒。

总之，中国文化形成的是一个儒释道三位一体的精神结构。这个精神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给自足。它和中国传统社会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是相适应的。所以，中国人往往得意的时候是个儒家，失意的时候是个道家，到了绝望的时候就是个佛家。但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能找到一个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所在。^[1]

儒释道 - 定义

儒：就是孔教，儒家文化。
释：就是佛教，释家文化 。
道：就是道教，道家文化 。

中国古代封建主义社会的三种最流行的文化。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初起唐。三教讲论，虽肇始于北周武帝时，然直至唐代始以儒、佛、道三教名流论难为风尚，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

儒教最主要的是一个字：“伦”，也就是伦常。封建社会由于人们所处社会地位和阶级的不同，每个人都应各安其位。儒家认为天下一盘棋，上天把你摆放在哪里，赋予你什么权力、职责、义务，那么你就遵守履行属于你的责权义，你就要乐天知命，这其实就是最早的“螺丝钉理论”。

道家的核心是“命”，既是生命的“命”，也是修炼的“命”―――是意义完整的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机器，有这样的“命”或人生，你这个人才算是活得有价值，你要修一个好的人生，快乐的人生，健康的人生，那才过得有价值。老子的《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言，但是他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哲学家。《道德经》的每一句话都是“蜂王浆”。老子可能三五个字就够我们用一辈子。现在大家引用最多的“大智若愚”，其实还不是老子最核心的观点，其最核心的是“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

佛家讲的是“见性”。“性”是什么？是“心性”，也就是修养。佛家有七个字：“见性、救世、通万有。”见到你的心性，叫“内观内照”，就是你自己要想到有一盏探照灯，来照亮你，你自己首先要能看明白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它的一种很客观的修炼方法。佛家的修行基本上都有三步，叫做“戒、定、慧”。戒是有所不为，不能说谎话、不能杀生、不能做坏事之类。

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或称"三教"），在相互的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在保持各自的基本立场和特质的同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家的发展历史，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融合精神。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文化一直延续着儒、释、道三家共存并进的格局。^[2]

儒释道 - 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西周以前学在官府，东周以后，学术逐步走向民间，春秋后期已出现颇有社会影响的儒家、墨家等不同学派，而至战国中期，则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学派纷呈，学说丰富多彩，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宽广的基础。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引述了其父司马谈对学术流派的见解，他是把先秦以来的学派总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儒、墨、法、名、道德。

自战国中期以后，学术界就呈现一种纷纭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是各学派内部的大分化，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股各学派之间相互渗透、彼此融合的发展趋势。中国文化就是在这诸子百家的学派分合之中不断地发展和丰富起来的。

两汉是儒、道二家广泛吸收诸子百家，充分发展自己、丰富自己，并确立自己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学派地位的时期。

汉初统治者为医治秦末苛政和战乱造成的社会民生极度凋敝的状况，采用了简政约法、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的政策以恢复社会的生机。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上则大力提倡道家黄老之学。

儒家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者，也有着与道家的相同经历。汉初儒家受荀子学说影响很大，如“六经”之学中的易、诗、礼、乐等学，都有荀学的传承，而荀子礼法兼用的思想也普遍为汉儒所接受。西汉大儒董仲舒建议武帝“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以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所本。然而，从董仲舒本身的思想来说，也早已不是单纯的原始儒学了。

儒释道 - 发展

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一文，通过对唐代三教讲论的具体考察，指出三教归一之旨，在唐代"久已普遍朝野"。三教讲论导致了学者以释道义理解释儒家经义，从而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转变。显然，宋人理学，唐人已开其先绪。至宋，宋儒周敦颐辈援佛入儒，革新儒学，形成理学。这已为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及明，尤其是晚明，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为风气。

关于明代三教合一思想的研究，中外学者已有部分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荒木见悟在《明代思想研究》、《明末宗教思想研究》二书中，专以管志道、林兆恩、屠隆三人为个案，考察明末儒、佛、道三教的调和思想。而岛田虔次更是通过对晚明士大夫生活与意识的勾勒，以说明三教合一思想对士人生活的部分渗透。柳存仁著有《明儒与道教》、《王阳明与佛道二教》等文，比较系统地厘清了明儒与佛、道二教之关系。而李焯然对明代著名学者焦的三教观所作的个案分析，无疑更有助于理解晚明三教合一思想的深入人心。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本文与前人研究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将思想史或宗教史的课题，以社会史的角度加以考察，亦即通过综合剖析明儒三教合一之论，或者来自佛、道人士的对此论的响应，以阐明这种观念对晚明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以及在明代士人和民间生活层面所烙下的种种印记。

经过长期的演变之后，儒、释、道三家已经互相渗透、互相同化，某种程度上已经“三教一体”了。

儒释道 - 合流

明代儒、佛、道三教的合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综合的考察，即三教合一思想在明代的滥觞及其流衍，三教堂(或阁)的出现，以及士大夫与佛、道人士相交成风。

三教合一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首开明代三教合一风气之先。太祖曾经入寺为僧的经历，使他洞悉佛、道二教阴翊王化的玄机，深知佛、道二教内部的弊端，并力行整顿。在此基础上，明太祖进而提出了三教并用之说："若绝弃之而杳然，则世无神鬼，人无畏矣。王纲力用焉。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朱元璋曾自制僧律二十六条，颁于皇觉寺。内一款云："凡有明经儒士，及云水高僧，及能文道士若欲留寺，听从其便，诸僧得以询问道理，晓解文辞。"明经儒士、能文道士留居僧寺，其实就是鼓励僧流参儒、道二氏法度，所透露的基本信息则是三教合流。

三教堂的出现及祠庙中僧俗界限的混淆

孔子、释迦、老子并祀于一堂之类的三教堂，至迟在元代已见其例。一至明代，则蔚然成风。照例说来，孔子祀于学，佛氏祀于寺，老氏祀于观，原本俱有定制，各不相混。可是，在明代，却流行将孔子、老氏、佛氏并祀于一堂。鉴于此，朝廷只好下令禁止。明永乐三年(1405)，朝廷颁布禁令，"禁祀孔子于释老宫"。然三教合流毕竟已是大势所趋，尽管朝廷一再申禁，但禁令往往是徒具虚文。在明代，世人多以儒、释、道合为一图，或者塑像于寺观。释以佛居中，道以老子居中。甚至出现了穿戴为道冠、儒履、释袈裟之傅大士。

士大夫与佛僧、道士相交成风

士大夫从小接受的是一套良好的传统儒家教育，理应是儒学的维护者。可是明代的士大夫，无论是阁部大臣，抑或州县小吏，无论是在职，抑或乡居，均是佛、道的倡导者，甚至成为佛教寺院的"护法"。当时的风气，就是士人以与释、道二教人士相交为雅。所以，对佛教的贡献，正如明人瞿汝稷所言："夫近时之士大夫，皆诵法孔子者也。所望创僧庐，市僧田，以招致拨草瞻风诸龙像者，惟诵法孔子诸贤是顿，则儒之有庇释也，不信然哉!"明人蒋德王景也说，晚明的士大夫，"无不礼《楞严》，讽《法华》，皈依净土"。

儒释道 - 关系

佛和道的世俗化

尽管明太祖朱元璋倡导三教合一，但他又深知佛、道一旦深入民间，与世俗混淆，并成立带有浓厚世俗色彩的民间宗教，就会对传统统治构成威胁。自正统以后，僧徒冗滥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在这些僧徒中，很多没有取得国家的合法度牒，多为私自剃度，其间的成分也就相当复杂，有因户内丁多、求避差役者，有因盗事被发而更名换姓者，有系灶丁灶户负盐课而偷身苟免者。成分如此复杂，加上出家为僧的目的又不一，以及商业发达以后所导致的城市生活繁华对僧徒的诱惑，难免使僧徒耐不住寺院的寂寞，萌生享受世俗生活的贪念。与此同时，僧人以民间百姓为门徒，垄断民间修斋作福之类的佛事，并在岁时节序至民间打秋风，获取斋粮，如此等等，无不都是佛教与世俗发生联系的反映。

与佛教的世俗化相应，明代的道教经过三教合流之后，同样有趋于世俗化的倾向。这可以从明人李天木之论中，看出一些端倪。究明代火居道士、道士的动向，也已开始蠢蠢欲动，一有机会即参与反叛朝廷。如"苗贼作乱"时，火居道士李珍、武当山道士魏玄冲均参与其中，即为一例。

儒学的通俗化

儒学本无神秘的内容，本来就是世俗的东西。一至宋代理学，援佛入儒，将天理推至自然法则这一定理，好高骛远，顿成玄虚，似乎已多少带有一点神秘化的因子，而与世俗相去渐远。王阳明心学的崛起，其最重要的意义，是将玄虚的"天理"回归为人本心内的"良知"，由此带来了儒学的世俗化及通俗化。

世俗化，就佛、道而言，就是从远离人情物理的虚寂、玄远世界，回归充满人情意味的尘世；而从儒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从程朱理学那种极端化的"天理"，回复到颇有人情味的"良知"，从而与近代化的进程桴鼓相应。

从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观念的变迁来看，初期合流不过是藉此维系礼教秩序下的传统统治。而至中期以后，士大夫或逃释，或趋玄，三教合流已成定势，无不说明理学已是穷途末路。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儒家异端分子从儒家阵营中游离出来，举起三教合流的大旗，从而使这一思潮更加深入民间，并在晚明各个文化层面烙下深浅不同的印记。

儒释道 - 生死观

儒释道三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它们对于生与死的界定从根本上诠释了它们对大千世界的的认识的不同。无论是儒家的畏天命，修身以俟；还是道家的不信天命，勇猛精进；以及释家的根尘幻化，业不可逃，都为我们对生命的认知与参悟提供了可贵的帮助。

东方源远流长的"死生之学"令西方震惊。总体而言，在死亡的观念上，西方大多抱有悲观的态度，相形之下，东方关于生命的理念则明显乐观，它牢牢掌握因循自然的原则，对生与死有着大无畏的态度，甚至在中国，从来都不尝有过地狱的概念，至多是鬼界，在那里有阎王或恶鬼，但也有栩栩如生、娇媚如常人的好鬼。道教索性另造仙界，生命不是向下，而是向上变形。释家更为博大精深，死亡之学更为圆融，甚至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学问，在那里，死亡也成为一种艺术，成为一种具体的经验，是"活的艺术"或"生的艺术"的补充与圆成。

儒家生死观

 对痛苦的人生而言，死亡不啻为一种解脱，但人性的贪痴还要为灵魂找到一个归宿。"灵魂"两个字可以说是人类尊严与梦想的一种体现。它使人类有别于处于生物链上的可悲的动物，它使人类不再局限于四季与风花雪月的轮换中，而是去思索永恒，时空也不再是毫无意义的伸展与延续，它关涉到人的生命理念的日益成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人类文明的历史始终饱含如此这般的焦渴。人们寻寻觅觅，上下求索，肉身与灵魂，现世与来世，人们试图超越和战胜那个令人痛苦的死亡的界定，优游于此岸，如同太阳每日照常升起，我们能够不断地逃脱、进入，而不是死亡那没有时间的永恒死寂。

道家生死观

相对于儒家的理性平实，道家及道教则将死死生生推衍得有声有色。死亡不再是一场令人震惊、无法理喻的恶梦。庄子妻死，鼓盆而歌，一个新的、乐观的死亡哲学就以这样惊世骇俗的方式登场。不以生为喜，不以死为悲，人生不过是从无气到有气，从无形之气到有形之气，从无生之形到有生之形这样一个生命的有序过程，而死亡则是这种演化的回归。这比儒家的魂魄说更辽远，更空灵，生死齐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命的辩证就在其中，自然之"道"超越一切，人永远无法与造化之功抗衡，"生之来不能止，其去不能止"，生死皆为人生问题的极限，最好还是看开一点，有情便是痛苦，"无情"方能"悬解"和自由。究其深处我们还是感到其乐观的背后刮着对人生悲观、无奈的风。

佛家生死观

公元前六世纪，印度一位得道的王子宣称："我将在此世间的黑暗之中，打击永生之鼓"。从那以后，人生不再是杂乱无章的阴影，因果学说将是说明今生及以后一切生中的普遍性原则，"轮回"一词美丽得令人晕眩，不死的灵魂可以迁往另一肉体不断再生，而"业"就是决定再生的出现和性质的法则，更确切地说，并没有可以转生的灵魂，除业以外，一无所有。生命告终之时，其行为的总和――业作为一个整体产生效果，并且决定另外一群"蕴"――一个再生者的性质。即每一个生命的性质及境遇都是今生或前世预先所作行为的结果，由此，在一切有机与无机世界中，没有单纯的、自我存在的、自我决定的永恒事物，一切都是合成的、相对的、暂时的，人的存在亦如是，虽有幼年、中年、老年这一相对稳定的流程，但死亡并不一定就是这个存在的终点，如果不能证得涅槃，诸蕴仍能集合，死亡不过像割除野草，而草根依然存在，仍会重新生长。

就这样，儒释道三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完成了关于生与死的界定。无论是儒家的畏天命，修身以俟；还是道家的不信天命，勇猛精进；以及释家的根尘幻化，业不可逃，都为我们对生命的认知与参悟提供了可贵的帮助。即便是现代的生物学也还无法肯定死亡究竟是一切生物不可逃避的命运，还是仅仅是一生之中规律性的、然而却可以避免的事件。但无论如何，此身难得，真法难闻，只要我们珍爱此生，上下求索，即便生与死的荫影无处不在，人类也会有某种解脱。

儒释道 - 影响

儒道释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三教之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关系，他们有时怒目相向，互为仇敌；有时又嘘寒问暖，亲如一家。三教的这种复杂关系，自然是主要体现在历代的文人身上。通过梳理三教关系，可以弄清历代文人对待三教的态度，这对于进一步认识传统文化和进一步理解古代文人，都是有益的。

小孩子之间的恩恩怨怨，瞬息万变，其实成人也是如此。不仅成人如此，国家也是如此，昨日的仇国，一夜之间就可能成了与国。三教之间的关系大约也是如此，时恩时怨，怨时如仇敌，恩时似兄弟。三教合一的思想并不仅仅停留在思想界，而是渗入到了文学创作之中。明代的汪廷讷曾创作了一本杂剧《同升记》，描写在一座三教堂中，塑有儒家潘凌云、佛教了悟禅师、道教全一真人三师像。

儒释道 - 代表人物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汉族。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逝世后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还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中国十大思想家之一，有“万世师表”之称。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约为公元前1027年～公元前949年）本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太子，属刹帝利种姓。父为净饭王，母为摩耶夫人，佛为太子时名叫“乔达摩·悉达多”，意为“一切义成就者”(旧译“义成”)。佛陀以本誓愿，于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示现成佛(详见八相成道)，开显佛教，度化众生。 释迦牟尼的意思是“能仁”、“能儒”、“能忍”、“能寂”等，因父为释迦族，成道后被尊称为释迦牟尼，义即“释迦族的圣人”。 据佛经记载，佛陀在19岁时，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等诸多苦恼，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35岁在菩提树下悟道，遂开启佛教，弘法49年。年80岁左右在拘尸那迦城示现涅盘。

老子

老子（前600年 —前470年之后)，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楚国苦县(河南鹿邑人太清宫镇)。汉族。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老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曾在周国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任藏室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博学多才，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到洛邑向老子问礼。老子晚年乘青牛西去，在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灵宝）写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经》（又名《老子》），最后不知所终。《道德经》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老子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哲学的两个源头，老子也因其深邃的哲学思想而被尊为“中国哲学之父”。老子的思想被庄子所传承，并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核。道教出现后，老子被尊为“太上老君”；从《列仙传》开始，老子就被尊为神仙。从汉代起，历代帝王就开始到河南鹿邑去祭拜老子。

儒释道 - 代表作品

《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论颂》 《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论释》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 《金刚般若论》《金剛仙論》 《中论》 《瑜伽师地论》(瑜伽论修学专刊) 《瑜伽师地论释》

《大学》《中庸》 《论语》 《孟子》 《周易》 《诗经》 《尚书》 《春秋左传》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资治通鉴》

《老子》 《庄子》

儒释道 - 代表地点

武夷山文化作为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典型代表,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福建第一名山的武夷山,这里不仅积淀了丰厚的佛教文化底蕴,又是道教内丹派南宗与符篆派神霄宗的祖庭与发祥地,还是朱子理学的摇篮,孕育并拥有过像朱熹这样一位曾经影响过中国思想文化数百年且远及海外的重量级文化巨人。千年来,武夷山呈现出一种儒、释、道三教长期并存,相安互融的文化格局,成为独特的复合型名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