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子巨2兔输出全靠娇喘:辛亥百年系列二：儒生儒党不保皇

废旧学，儒学教条反而在新学堂更加普及

湘军骨干多为儒生出身 据罗尔纲在《湘军兵志》中对182名湘军将领身份的考证，获得过进士、举人、生员功名的就达104人，除去3人的出身待考外，书生占湘军将领的58％。其重要统领和幕僚基本上是儒生出身，不少人在学术界还颇负盛名，可以说，湘军的骨干力量都是有功名的绅士。 当太平军在三江两湖纵横驰骋，清廷的江山摇摇欲坠之际，曾国藩建立了一支“儒生帅乡农”的全新武装——湘军，这支军队的各级将领，除了个别例外，大多数是举人、监生、贡生、低级候补官吏等中下阶层儒生，后来崛起的淮军、楚军，也都是以这种“儒生帅乡农”模式建立起来的。可以说，儒生们出于捍卫儒家地位、儒学道德人伦而发起的绝地反击，是清朝起死回生、反败为胜的关键。那么，何以仅过了60年，曾经迸发出无穷战斗力——或曾国藩所云“忠义血性”的儒生们，竟一下消失无踪？革命军兴，清廷所最能倚靠的，是由旧军改编、流品混杂的巡防营、江防营，而大批穿着学生服的书生，却吟咏着《革命军》、《警世钟》，义无反顾地向清廷射出自己的一枪？

事实上，那些功成名就之士，或称“高级儒生”，仍然大多站在清廷一边。辛亥时已去世的儒学名臣、出则封疆大吏，入则部堂台阁的张之洞，在去世前10年潜心研究“儒学救国”、“保国保种”之术，提出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体例、章程尽管现代化，但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等儒家纲常却绝不能变，说的也还是儒学。早已因戊戌变法失败被排挤出清朝政治中心的康有为，则一如既往地固守“新派儒学宗师”的阵地，不但继续阐发《孔子改制考》、《孔子伪经考》中那些所谓“新发现”的“儒家学说”，将“康学”大力丸包裹上“儒学”的糖衣到处兜售，而且试图以西方教会的形势，把儒学真正改造成“儒教”，虽然“孔教会”直到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10月7日才成立，但“以孔子诞辰为纪年”、“尊孔教为国教”等主张，却早在辛亥前、甚至戊戌变法前便已喊得山响。[详细]

一些论者以为，清末大办新式学堂，废除旧学，导致民间对儒学典籍、教条陌生，是辛亥革命期间儒家不能再度力挽狂澜的奥妙所在，他们举出的例子，是1902年“教改”前夕，中国只有新派学生6912人，而辛亥当年则有新式学堂约52500所，新派学生逾160万人。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事实上，废旧学、兴新学，并未导致儒学的曲高和寡，相反，儒学教育的覆盖面甚至比此前更高。[详细]

1902年公布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蒙学堂（学前班）四年，要通习《四书集注》，全部学时中，约1/3为“读经”和“修身”，而“修身”的内容为“教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敬长尊师、忠君爱国”，完全是儒家的道德规范。不仅如此，1906年颁布的官方教育宗旨，一共两类、五条，其中第一类“忠君”、“尊孔”是典型的儒家条文，第二类“尚公”、“尚武”、“尚实”虽有新学气息，却也依然能从儒学经典中找到依据，正如清廷官方所阐述的，兴办新学堂的目的，是培养更多谙熟儒家道德规范，并因此激发出忠君保国“血性”的“爱国者”，而不是培养儒学的掘墓人——在他们看来，那不啻培养自己的掘墓人。由于新学校十分普及，受教育人数大增，加上民间以传统儒学教育为内容的私塾依然存在。不仅学校教育如此，在当时的官办、官商合办企业里也有“修身”教育，正在全国大办的新军，同样规定了“读经”和“修身”的课程。可以说，清末的教育改革，事实上让儒学知识在民间和社会更加普及，而非相反。[详细]

废科举，断了儒生改变命运的唯一路径

钦定学堂章程 1902年公布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初小每周课时30小时，其中修身2小时，读经12小时，占了差不多一半；甚至规定，5年初小必须读完儒家典籍“十万零一千八百字”；高小课程每周36小时，其中修身2小时、读经14小时，也占了44.4%；中学堂（初中）要求每周修身、读经、温经9.5小时；高等学堂（高中）设立“人伦道德”和“经学大义”两门儒学科目必修课，每周3小时。从学前班到大学门槛前，中国学生仍然将大量时间用于儒学学习。既然如此，何以咸同年间的湘军、淮军可以“儒生帅乡农”，起来挽救清廷，而辛亥时如此普及的儒学，却无力挽回历史的宿命？甚至，湘军的故乡湖南，成了最早响应武昌起义、最早派出援鄂军队的省份，淮军的故乡安徽，不但革命军风起云涌，甚至连巡抚大人都当了革命军的都督？

首先，意欲“正本源、壹人心”的儒学，到了清末，自身就不那么“壹”，而是四分五裂，各说各的一套。正统派里，既有主张“参用西法”的陈宝琛，也有主张守旧的叶德辉；主张变革的儒家宗师里，张之洞对“托古改制”不以为然，同属“托古改制”派的康有为和孙诒让彼此间不以为然，身为康有为弟子的梁启超，对乃师欲将儒学教会化的努力，态度也十分保留。除此之外，还有对他们均不以为然的章炳麟派。儒学各派的自相矛盾，无形中削弱了“经典”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这在清末这个古、今、中、外思想错杂的十字路口，无疑会严重影响其“战斗力”。[详细]比这更重要的，是中下层儒生和清廷出现了利益背离。自隋唐至清末，儒生和皇权就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利益体：皇权向儒生提供源源不断的“上进”机会；儒生则以向皇权效忠、为王朝服务作为回报，二者间的纽带，则是科举制度。正是这种利益共同体，让基层儒生在历次民变中充当了卫道士角色，他们兴办团练，制定村规民约，捐助军饷，帮助维持地方秩序，并最终在大决战般的太平天国时代，让“儒生帅乡农”的勇营，成为国家的经制军队，和清朝的中流砥柱，那些一边喊着“国家二百年养士之报”一边效死的基层儒生，实际上喊出了双重含义——“国家”得先“养士”，“士”才能以死回报这样的一个“国家”。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科举的废除而荡然无存。

1905年秋，袁世凯等人上书请废科举，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宣布“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从此断绝了基层儒生通过读书、科举改变命运的一切希望。固然，取士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与时俱进，救亡图存，更科学地选拔人才，但客观上这种做法却让曾是皇权最忠实支持者的基层儒生，一下成了被砸掉饭碗、前途和梦想的“仇恨一族”。而且兴办新学并非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迫于外侮的急就章，许多配套制度并未跟上，“分别量予出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话，且越是低级别的功名，“出路”也就越差，早已出将入相的张之洞、陈宝琛，功成名就的康有为、孙诒让和盛宣怀们只看得见改制的好处，看不见“断人生路”的副作用，而大好青春虚掷、前途一片黯淡的基层儒生，则又往往只能看见“我的路在何方”的悲凉前景，而无暇体会这一改革“伟大深远的社会意义”。 [详细]

练新军，“秀才兵”成为颠覆皇权的中坚

湖北新军中的“秀才兵” 湖北新军里革命党人做士兵的却特别多，军队里讲究读书，读书的氛围自然就浓，很多人结成各种读书研究的团体，文学社、日知会、科学补习所遍地都是。革命党人居中煽惑，弄些禁书来看，“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还有《猛回头》、《革命军》，甚至有通过特别渠道进来的《民报》。——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 人生断了出路的情况下，基层儒生们不得不另寻进身之所。

他们中不少人看中了新军相对完善、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开始打破“好男不当兵”的传统，投身行伍，而他们中也的确很快涌现出“平步青云”的榜样，如原本只是个秀才的蔡锷，弃文从武后不但一举成名，而且从军校毕业到官拜协统（旅长，军衔相当于少将），不过7年时间。由于清廷自1905年起推出新军编练计划，欲在5年内编成全国36镇（师）新军，并普及各级军事学堂，军事人才十分匮乏，许多“海归”或“土产”的军校生很快被授予协统、标统（旅长、团长）或总教习之类要职。据记载，当时编制不到1.2万人的江苏新军第九镇号称“八千书生”，湖北新军第九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共1.5万多官兵，儒生出身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也占据相当比例。[详细]

那些留洋、入军校的儒生很容易受到新思想的影响，而基层士兵的“儒生化”，则让这种新思想的传播蔚然成风。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在汉口附近大量印刷革命作品，新军几乎人手一册，若非有如此比例的“秀才兵”，这种鼓动即便有条件去做，恐也是对牛弹琴。前途改变的感同身受，加上新思想的蔚然成风，就这样把大量基层儒生从维护皇权的柱石，变成了颠覆皇权的中坚。那些争执不休的儒学名臣、大师们徒然提倡尊经、尊孔，维护纲常，但当他们的前途不再和皇权、“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时，什么儒家纲常、尊孔读经，也就成了被赫拉克利斯举离大地的安泰，看似躯体完好，体魄强健，却早没了当初的力量。

事实上，“考试”并非单纯的教育制度，而是关乎一个政权生死的抡才大典。正是通过科举取士，异族统治的满清才在200多年里，将原本心怀异志的汉族儒生牢牢捆在自己的利益共同体中；也正是因为科举的废除，和新的人才选拔机制扭曲，让千百万基层儒生离心离德，甚至倒戈相向。（作者：历史作家陶短房，著有《这个天国不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