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网三纯阳跳崖:吴忠民：中国应积极、慎重解决社会骚乱(2)

吴忠民：中国应积极、慎重解决社会骚乱(2)

　　至于建立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资金来源，可否作这样的考虑：其一，在新增财政收入支出当中确定一个较大的比例，并形成惯例。此举相对来说更容易被人接受，可行性程度相对较高。其二，将已有财政支出的比例结构作适当调整。比如，可以将用于竞争性领域的公共支出逐渐减少，并大幅度减少豪华性公益工程的建设支出。其三，以土地换保险。将一部分用于补偿征地的资金用于被征土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四，动用一部分国有企业的红利。国有企业是全体社会成员所共有的资产。随着国有企业开始大幅度地赢利，国有企业的红利应当如何分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必要确定一定的比例，将国有企业每年应上缴给国家的红利中的一部分，每年定期划拨到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建设当中。其五，发行专项国债和福利彩票。按照福利彩票专家的估计，我国目前仅在福利彩票方面，公益事业的每年收入仍有400-500亿元的增长空间。

　　在考虑改善民生问题时，需要特别注意这样两个问题。其一，要严格限定民生的范围。民生有个特点，同民众基本生活状态直接相关的事情，才属于民生范围的事情，如社会救济、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如果把一切同民生有关的事物都算作民生的话，那么几乎可以包括机场建设、港口建设、高速公路建设、铁路建设、豪华城市广场、大剧院、音乐厅等多个领域。这样一来，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改善民生的实际意义，而且会使民生问题成为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国家公共财力肯定是力不胜任。其二，从技术操作层面上看，民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只能作“加法”，不能作“减法”，或者说，要注重“加法”，慎用“减法”。这是因为，改善民生的工作具有增益不可逆性的特点。对于民众来说，如果普遍地增加了一些利益，自然是皆大欢喜。但是，如果对一些已经实施的民生政策，发现不尽合理而试图矫正的话，那么就往往会引发民众的广泛抵触，甚至会引发某些社会矛盾问题的出现。

　　美国、英国等国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时机对于我国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给美国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使得美国深感全面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性。1935年，以制定《社会保障法》为标志，美国开始系统地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英国则是从1945年开始建立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按照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数据，从购买力平价（PPP）的角度来看，2005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6600美元，明显高于1935年的美国和1945年的英国4000多美元的水准。[vi]除了经济总实力要明显超过当时的美国和英国而外，中国还具有一系列有利的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国家现在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财力，更是远远超过了1935年的美国和1945年的英国；我们在民生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可以借鉴的各种经验与教训也要远远优于当时的美国和英国。面临着种种有利的条件，就建立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而言，我们国家应当也能够比当时的美国和英国做得更好。

　　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国现阶段，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已经不是一个“能不能做到”的问题，而是一个“想不想去做”的问题。在中国现阶段，建立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难点，既不在于资金问题，也不在于其工作的难度问题，而在于我们的基本观念是否实现了真正的转换。只要我们想去做，只要我们真正确立并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将社会公正和改善民生问题放到了一个应有的突出位置，那么，许多具体的思路和方法也就能够作出相应的合理调整，就能够建立起这样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

　　4. 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

　　有着一个怎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对于有效地防范和应对社会矛盾问题来说至关重要。

　　中国现在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很不正常。当前全国居民低收入者以及中低收入者约占全部居民的70%多，中等收入者只占全部居民的20%左右。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不是一个健康的结构，不可能造成一种安全稳定的社会局面。要想构建一个和谐安全的社会，就必须培育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者人群，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这种社会阶层结构既是公正的，也是安全稳定的。这一点，已经越来越得到各个层面上的社会成员的广泛共识。

　　“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是指，在全体社会成员当中，收入较高的社会群体和收入较低的社会群体的比重都比较小，而居于两者之间的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规模最大，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是中等收入者。

　　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公正性：它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普遍受益、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具体状况；反映出以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为基点（数学上的大数原则）的制度设计的公正性和社会政策实施的力度；也反映出社会成员的实际能力与收入状况之间的合理对应，因为在一个社会中能力强者和能力低者均占少数，而能力居中者占多数。

　　为什么说中等收入人群占大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阶层结构最有利于社会的安全稳定？起码有这样几个理由：

　　第一，有恒产者方有恒心。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当人们一无所有的时候，就很难对社会有一个积极认同的态度，就很希望瓦解现有的社会秩序，希望重新产生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社会分配结构；但是，当人们普遍拥有了一份来之不易的、像样的家庭财产，有了一份稳定的职业，过上了比较“体面”的生活时，就会希望社会保持一种稳定的局面。

　　第二，中等收入者相对来说更容易遵守法律法规。就一般情况来说，中等收入者的文化水准高一些，理性化的成分多一些，心态也比较稳定。这样，中等收入者就更倾向于通过法律法规来协调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第三，中等收入者是富人和贫困人口之间的有效缓冲带。在一个社会当中，富人群体和贫困群体之间相对来说最容易产生隔阂和冲突。而中等收入者群体同这两个群体相对来说容易相安无事。这样，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如果很大，那么，就可以比较有效地缓冲富人群体和贫困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四，大比例的中等收入者群体成员能够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使其处境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弱势群体只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摆脱其弱势境地的。这就需要社会的援助。就总体而言，社会援助的力度取决于公共投入的力度。而公共投入的多少取决于税收的状况。税收的多少则取决于经济状况较好的社会主要群体比重的大小。在一个社会当中，富人群体成员的比例不可能太高，因而也就不可能成为社会主要群体。这样看来，只有中等收入人群才能成为经济状况较好的主要群体。在一个社会当中，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比例如果能够占据主要位置，比如说达到80%的比例，那么，这个社会不但能够具备大幅度改善弱势群体处境的能力，而且同时也就意味着这个社会能够减小弱势群体成员的比例，减小援助弱势群体成员的压力。以中国为例，假设在十三亿人口当中，中等收入者的比例达到了80%。那么，以十亿中等收入者的力量就能够有效地援助三亿弱势群体成员；但是，如果倒过来，假设中国只有三亿中等收入者，那么，依靠三亿中等收入者的力量来援助十亿弱势群体成员，试图使其处境发生大幅度的改善，则是不可能之事。

　　第五，中等收入者对于经济滑坡和经济危机的承受力较强。对于贫困者来说，经不起经济萧条的打击。“高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危机对缺少抵抗负面冲击能力的穷人的利益尤为有害。”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准本来就只是刚好温饱。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一旦恶化，就意味着贫困者可能连温饱的日子都要受影响。而对于中等收入者来说，国家经济状况的恶化，虽然会对生活水准产生不小的影响，但还不至于影响到基本生计的地步。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很小，日本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小的国家之一，中等收入者在其社会当中占据着压倒优势。日本有一个流行说法，叫作“一亿皆中流”。意思是大多数的日本国民都是中等收入者，所以对于困难的抵抗力很强。相比之下，美国中等收入者的比例虽然也很高，但不如日本的比例高，贫困者的数量远远超过日本，贫富差距也比日本大得多。所以，当美国和日本遇到同样的经济危机时，美国的商场往往会呈现出一种明显萧条的局面，而日本商场的萧条程度相对来说就不会那么明显；美国的民怨往往会比较大一些，而日本的民怨相对来说就比较小。

　　第六，安全系数的简单计算。贫困群体当中对于社会不满的人的比例相对来说比较高，假设每十个贫困者里面出现一个对社会不满的人。我们再假设，一个社会当中只有十万个中等收入者，一百万个贫困者，而一百万个贫困者当中就会出现十万个对社会不满的人，这样，平均每一个中等收入者就会面对一个对社会不满者。所以，这种状况下的社会安全系数是最低的，社会是最不稳定的。如果情况倒过来，假设一个社会当中有一百万个中等收入者，只有十万个贫困者，而十万个贫困者当中会出现一万个对社会不满的人，这样，平均每一百个中等收入者才会面对一个对社会不满者。这时社会的安全系数毫无疑问是很高的，社会是非常稳定的。

　　参考资料

　　L·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14页。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页。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根据下列资料的相关数据整理：B.R.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卷1750-1993》，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世界银行：《198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这一看法是笔者七年前受时任中共定边县委书记的尚洪泽先生的启发而形成的。

　　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