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内幕刺痛俄罗斯：普京这一阴谋曝光令北京汗颜

时间：2011-10-27   来源：龙之梦   

冷战结束以来，北约在欧洲地区的军事实力大幅削减，美国军力也已捉襟见肘，已经丧失了入侵俄罗斯的实力，不再对俄构成真正的威胁。西方战争危险不复存在之后，俄方应当警惕可能来自东方的现实威胁，某些雄心勃勃的新兴大国正在韬光养晦，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必定会入侵我们广大的西伯利亚和远东领土，现在我们必须看清当前的国际局势，分清我们的敌与友，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去制止或者打击对我们虎视眈眈的国家！

远东地区丰富的资源对中国是个致命的诱惑

二战时期俄罗斯侵占中国大批的领土

此前俄罗斯多名专家和媒体都把中国当做俄罗斯的最大敌人，刻意美化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鼓吹联美抗华等一些煽动性言语，甚至俄罗斯国内民众也对中国一直有戒心，也都把中国看做是俄罗斯的最大威胁。中国是否是俄罗斯的最大威胁，已经在俄国内争议很久，并且这一种声音也时刻左右着俄罗斯的对华政策。中俄是否会成为敌人，如果说是，还为时尚早。如果说不是，那是自欺欺人。俄罗斯明显是一个善变的国家，其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惜插朋友，甚至是兄弟一刀，其与美国为兄弟两肋插刀的情况正好相反！

我可以明确地说50年之后，或者是30年之后，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国，也不是日本，而是俄罗斯！为何被中国视为盟友的俄罗斯却频频在背后捅中国一刀？在远东石油和天然气问题上，和中国签好协议的俄罗斯为何频频变卦？还单方面终止与中国的合作，转而与日本签订协议。为何在南海局势紧张之际，俄罗斯却大张旗鼓地对越南出售先进武器，为何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耍弄中国？这所有的一切都表明，俄罗斯不是真心真意与中国合作，而是在利用中国，其鼓动中国与其合作，在某些问题上与西方国家对着干，而后再卖中国，与对立面的西方国家合作，从而挑起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冲突，自己渔翁得利。俄罗斯的这一伎俩，在南海问题上，远东石油和利比亚问题以及叙利亚问题上表现的淋漓尽致。

俄罗斯看似与中国关系不错，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俄罗斯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如意算盘，其实中国也可以说成是俄罗斯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中左右逢源的一个砝码，其发展与中国关系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利用中国，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之下，可以成为其出卖的一个棋子，在这一方面似乎大家都多次看到过，中国被俄罗斯耍的次数还少吗?其实俄罗斯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最大限度地限制中国的实力，保护俄罗斯在远东以及其他地区的利益。二是：挑起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矛盾，借助他人之手，收拾中国，从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

俄罗斯为何会把中国视为其最大的威胁，笔者认为主要是以下三大原因，第一：中国军事实力的快速发展，引起俄罗斯国内的恐慌，俄罗斯害怕中国的过度强大会对其造成威胁。第二：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难以忍受人口的增长带来的压力，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涌入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以及中国人对远东的情有独钟，这让俄罗斯政府非常担心，害怕中国对其远东领土造成威胁！第三：中国大力发展与中亚各国和白俄罗斯的关系，积极插手北极事务，令俄罗斯感到大为不满，俄罗斯害怕中国插手上述地区，会威胁到俄罗斯的利益，所以说俄罗斯必定会憎恨中国。

俄罗斯远东地区领土，是中国人民永远的伤痛，但是30年之后，它必将再次成为中俄两国之间的焦点，甚至会成为中俄冲突的导火索。30年之后中国最主要的敌人，不是美国，也不是印度，更不是越南和菲律宾，而是俄罗斯和日本！或许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局！

一、俄罗斯对中国的看法和90年代后苏联时期的俄国对华政策

20世纪90年代，同时在中国和俄罗斯发生的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重塑了中国在俄国人心目中的形像，从而影响了俄罗斯官方对中国的态度。不仅如此，由于在新俄罗斯联邦政治中公众参与程度的提高，公众和精英们的看法对俄罗斯官方政策（包括对华政策）的冲击要比苏联时期大得多，尤其表现在各种政治团体和有实力的集团对决策过程的影响上。

苏联垮台伊始，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发展与西方的关系，以便进入“欧洲共同家园”，对于与近邻发展关系兴趣不大。俄罗斯外交部的正式代表并没有说俄罗斯与东方的关系不重要，而是强调俄罗斯要优先加强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希望由此使俄国成为西方社会的好公民。早在1991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挫败政变的集会上，俄罗斯外长安德烈．科济列夫就宣布了俄罗斯新的官方立场：民主的俄罗斯、美国及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是天然的盟友，这就如同它们与极权主义的苏联是天然的敌人一样。俄外长解释说，基于这一政治理念，俄罗斯现实的外交政策就是与“文明世界，包括北约、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建立友好的、最终是同盟式的关系”。

其他的俄罗斯领导人（包括代总理伊戈尔．盖达尔）认为，中国是个危险而无用的邻国，在谈及这一点时他们毫不隐晦自己的态度。俄罗斯新政府对中国的了解是不充份的，俄罗斯的部长们倾向于低估中国的发展水平。例如，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主席彼得．阿文在1992年访华期间，竟然想把质量低劣的、在本国都没有市场的俄罗斯家用电器产品推销给中国。

不过，俄罗斯政府很快就不得不改变态度。1994年1月27日，科济列夫外长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演讲中说：“我们认识到，只有与外部世界合作而不是对抗才能促进俄罗斯的利益。为此，我们在许多方面寻求与所有的亚洲国家重新发展关系，这就涉及到我们伟大的东方邻国中国，在经历了从充满坎坷的意识形态友谊，到不合道理的、不留余地的敌对状态的痛苦挫折之后，俄罗斯和中国这两大文明的‘大陆’，才坚定地迈上了通往睦邻和合作的道路。在阐述俄罗斯外交政策时，我们认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睦邻关系具有战略意义”。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新定位是迫于各种集团和政治势力的压力所致，他们从一种非常不同的视角看待对华关系以及俄罗斯整体的对外政策，完全不同意科济列夫一边倒的西方主义。其中，俄罗斯的军工联合体集团认为，中国是个重要的商业夥伴。苏联解体后，伊戈尔．盖达尔领导的第一届俄罗斯政府的经济政策对俄国的军工生产造成沉重打击，于是军工集团的领导人猛烈抨击政府的无能。为了削减军事预算，政府拒绝履行军备生产合同，以致于数十万军工企业的工人领不到工资，出口因而成为军工部门唯一可靠的资金来源，中国则成了俄罗斯武器最热心的购买者。根据专家的估计，到1992年，中国已成为俄罗斯军工部门在“传统市场”之外努力发掘的主要目标之一。俄罗斯的领导层开始认识到，中国在弥补俄军事预算不足及解决某些社会问题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于是更加注意倾听强烈主张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军工部门领导人的意见。这很容易理解。据俄罗斯一家主要的军火出口公司“罗斯伏茹山涅”（Rosvooruzhenie）的前总裁A．科特金称，在90年代，来自军火出口的款项提供了俄罗斯军工生产50%以上的资金来源，最大的买主就是中国。

军工联合体地位的上升表现为，自盖达尔内阁下台以来的历届俄罗斯政府里都有他们的代表。军工联合体对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广泛影响力还体现在，它的一位长期鼓吹中国式改革的显赫人物──阿卡迪．沃尔斯基被任命为俄罗斯“俄中21世纪和平友好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作为一个非政府机构，创立于江泽民主席与叶利钦总统1997年4月会晤之际，其任务是“积极动员两国的社会各阶层和企业界，以加强俄中关系”。

要求与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关系、并对政府领导层产生影响的另一个政治集团是国家杜马（即议会──译者注），特别是在1995年大选以后，俄罗斯共产党的影响一度非常之大，杜马外交关系委员会也十分“亲中”。虽然杜马并不直接介入外交政策的制定，但它能通过各种渠道对之施加影响。这些渠道包括，杜马主席盖纳季．谢列兹涅夫（时为俄共领导层成员）与总统的会晤；组织听证会，邀请行政机关的代表出席作证（与中国有关的听证会就至少举行了2次）；外交关系委员会表决通过对驻外使节的任命等等。甚至主要的反对党如俄共领导人盖纳季．久加诺夫的微词都会促使外交部顺势而为，采取主动。

学术界的影响同样不能低估，尽管这一影响最主要地是通过出版物和大众媒体讨论等方式创造出的特定的舆论气氛而间接实现的。直接的影响也在不时地发生。一些学者在被选为议员或被任命为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后成为政治家，如长期倡导中国式改革、曾于1993年至1995年任杜马“军事与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的奥列格．博格莫洛夫院士，目前担任杜马“军事与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的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曾任俄罗斯政府对外经济关系部门负责人及联邦委员会下属的智囊团──“议会中心”副主任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谢尔盖．茨普拉科夫。总统府不时地组织成立各种各样的由学术界参加的咨询小组和委员会，研究机构也不断向总统府递交报告和分析，政府和议会委员会则邀请政府各部代表参加“圆桌讨论”和“形势分析”。一些研究机构直接隶属于某些政党或与之存在着间接的联系。例如，俄国科学院远东所的骨干会为俄共提供咨询；“精神遗产基金会”及其研究中心──RAU公司在2000年以前与俄共和“人民爱国联盟”有直接的联系，基金会领导人阿力克谢．波德别列兹金被公认是俄共领导人盖纳季．久加诺夫的演讲撰稿人；“亚博卢”集团的领导人则掌握着两个研究中心；“俄罗斯选择”的领导人伊戈尔．盖达尔也同样掌握着一个研究中心。

一些边疆地区、尤其是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译者注）区的领导人，则组成了游说反对俄中边境贸易的重要的压力集团。尽管他们并不完全反对贸易，但强烈主张严格控制边界，对中国移民采取严厉措施。除了经由“联邦议会”之外，他们还广泛地通过与中央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会晤以及媒体造势来施加影响。正是由于他们的影响，中俄两国互免签证的入境制度被废除。虽然他们未能削弱“俄中边界条约”，但还是设法把全国的注意力引向了边界划界问题。而且，在叶利钦时期地方当局的权力如此之大，以致于他们能采取单方面措施改变边境制度。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哈巴罗夫斯克州州长维克多．伊沙耶夫授权中国船只沿属于哈巴罗夫斯克区域的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者注）航行，而这不在双边条约的范围之内。滨海区和哈巴罗夫斯克区还特别制定了地方规章，吸引中国的旅游者和访问者。总体来说，他们的影响及其强烈的反移民宣传恶化了与中国发展合作的气氛，加上莫斯科行为上的前后不一和起伏不定，边界问题因而被搅得混乱不堪。

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边疆区当局经常公开地挑战莫斯科的对华政策，并根据自己区域的特定情况另搞一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加盟共和国行政首脑实行选举、以及地方领导人进入“联邦议会”之后，莫斯科对地方事务的控制力相当有限。有关莫斯科影响力有限的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尽管滨海边疆区长官纳兹德拉坦科公开反对莫斯科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包括与中国的边界条约），他的老对手、俄罗斯第一副总理阿纳托利．丘拜斯却根本无法将之撤换。直到2001年2月，纳兹德拉坦科被指控对滨海边疆区发生的一场灾难性的能源危机负有责任时，普京总统才成功地迫使他辞职。

所有这些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俄罗斯总统和外交部的官员们开始在官方文件和声明中更多地注意亚太地区和中国。1993年亚太地区被排列在俄罗斯官方对外关系优先目标中的第6位（在与独联体关系、军备控制、国际安全、经济改革、与美欧关系之后）；到了1996年，外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将之提升到了独联体关系和东欧关系之后的第3位。

大约从9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在与中国以及整个亚洲关系上的官方立场非常近乎于在各权力中心之间“平衡”并保持“等距离”。在1995年7月克里姆林宫的一次会议上，叶利钦总统明确阐述了俄罗斯对华关系的基本立场。他说：“对于我们来说，中国是个非常重要的国家，这是个与我们有着世界上最长的边界、而且我们注定要永远与之并肩工作和生活的邻国。俄罗斯的未来取决于和中国合作的成功与否。从全球政治的角度看，与中国的关系也是极端重要的。我们可以借重中国来和西方打交道，那样，西方就会对俄国更尊重点。”

俄罗斯在与中国以及整个亚洲关系上的官方立场，反映在外交部官员所明确发表的关于在权力中心之间加以“平衡”并保持“等距离”的声明和评论中。负责亚洲政策的前副外长哥里高利．卡拉辛在多篇文章及多次谈话中坚持认为，俄罗斯的双头鹰应当同时面向西方和东方。卡拉辛的下属──外交部亚洲一司司长叶夫根尼．阿法纳西耶夫和该司的中国处处长哥里高利．罗格维诺夫在一篇全面分析俄中关系的文章中指出：“俄罗斯必须与西方和东方保持长期友好的夥伴关系，对任何一方均适用单一标准，即诚挚、开放、平等互利。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东西方两个分支不能相互拖后腿，相反，它们必须根据我国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统一起来”。

卡拉辛认为，与中国建立战略夥伴关系是基于俄罗斯客观的国家利益以及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他强调，俄罗斯和中国是“两个重要的大国和新生的多极世界的极”。俄罗斯当局相信，中国正在稳步成为一个国际权力中心，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有用的经济夥伴，也符合俄罗斯的安全利益。这些外交官们并不同意那种一个强大的中国未来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的理论，他们甚至引用了中国的一句名言：“温饱之余不思征战”。俄国驻华大使伊戈尔．洛加切夫（中文名字是罗高寿──译者注）也认为，除了密切与中国的关系之外别无选择，因为“与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关系的唯一途径，就是寻求发现共同的利益和合作领域；一切其他办法都会起反作用”。[26]因此，在发展对华关系时，莫斯科应立足于解决战略及经济问题，在此基础上努力扩大贸易与经济合作、结束边界谈判、加强在国际问题上的协调、以及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合作。

莫斯科正式采用的多极世界的概念显然是针对不断上升的美国的力量，中国接受多极化概念也是出于类似的利益考虑。这体现在江泽民主席和鲍里斯．叶利钦总统1997年签署的“俄中关于多极世界以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宣言”上。虽然宣言并无约束力，但它作为两国致力发展合作关系的目标的宣示则是重要的。罗高寿认为，从俄国的观点来看，多极化的含义是指排除了一个或几个大国支配世界的可能性。卡拉辛认为，联合宣言中所表明的对多极化的支持，“在国际社会仍在与带有冷战时代特徵的、试图建立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的旧的思维模式和把国际关系的发展引向单极化方向的企图进行斗争的时候，显得尤为紧迫”。很显然，用这种以及其他相似的外交语言所指代的就是美国，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有能力建立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罗高寿在另一次针对美国的评论中指出，“我们反对把国家划分成‘民主的’和‘极权的’，‘领导者’和‘追随者’，因为这类的定义就会赋予一些国家无视国际社会，‘裁判’和‘惩罚’其他国家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