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三明教兜帽哪个好看:蔡欣林:我在部队划为右派的经历

我在部队划为右派的经历
蔡欣林回忆 王继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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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时我是东海舰队后勤部的一个准尉军官，是与右派相距十万八千里的人。阴错阳差，被划为右派分子，变成草民不如的“贱民”历经２０余年的艰辛和苦难。４０余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一、我对右派言论的反感
我在舰队后勤部军需处任助理员，负责全舰队海、陆、空的粮食供应工作，工作十分地繁忙，这年５月，去北京海军后勤部领粮秣，又到国家粮食部办理有关手续。看到报上粮食部长章乃器关于“定息不是剥削”的言论。我想章是国家粮食部长，怎么说起定息来了？不下去看看粮食工作上存在的问题，说起定息来了，真是不务正业，别有用心。
之后，我到北京体育学院看望我的邻居冯雅芳，她善长跑，是体校学生。上午我们去颐和园昆明湖划船、游泳，中午在体育学院食堂吃午饭，有一桌吃饭学生吵嚷不断，我问怎么回事？冯雅芳说是一些学生在大鸣大放。就听那边饭桌上有人高声说围攻党、团支部，用辞非常刺耳。当时我身穿便衣，想站起来去和他们辩论。冯雅芳阻拦说：“校党委叫我们不要反击。”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让反击，但说是学校的规定我不能违反，遂罢。
二、我认为杨荫环不是右派
６月底，从北京回来得了急性肠炎，先住海军４１１医院后转到海宁路海军医院，一个多月才出院，这时已是７月底了。刚回部队就接通知参加处里的军人大会，会议是在军需处大仓库里开的，我去得迟，不知开什么会。那天全处的人都参加了，后勤部政委周则盛也参加了会议。
到会场不久发现这个会议是批判处长助理杨荫环的，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我很惊诧：杨荫环怎么能是右派？他是经过战争考验的红小鬼。会上，有人发言揭发杨荫环的右派言论，说杨说美国如何好，是替美国吹牛说好话；美国飞机来我国领空侦察我外交部发出严重抗议，他说抗议有什么鸟用；苏联红军在东北强奸中国妇女，赖在大连、旅顺不肯走，苏联顾问态度傲慢不是好东西；他为农民喊冤，说农民一斤玉米卖８分钱，工人生产一双胶鞋几块钱，农民苦工人生活好，共产党依靠农民打天下，进了城忘了农民等等。
杨荫环南下在上海军管会，负责接收国民党军队物资工作，后经后勤干校学习调到后勤部任职。他好学习，喜欢看书读报，内部刊物他经常看，里面有外军的信息，看后他好议论，常有独特见解。他说的农民苦、苏联顾问态度太蛮横等问题，我认为他说的是实话，有同感。
会议休息时，杨荫环也出去了，我为以为然地说：“杨荫环不是右派。他是和首长一起渡江过来的红小鬼。他说了一些错话，我们要和风细雨，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既教育他本人也教育了大家。”我说过之后，当即有人问我对反右派有什么认识？我认真而又坦然地说：“哪有这么多右派？右派是极少数。我们部队基本无右派，是纯洁的，即使有言论不妥，也是一时认识问题，与社会上的右派性质不同。大鸣大放，帮党整风，对的我们就改正，错的就与他辩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通过辩论弄清思想，提高认识。再说我们党有几百万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队，还怕资产阶级造反？”我认为自己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所想所说都是符合党的政策的，我没有料到我的一番轻描谈写的话惹火烧身，使我陷入数十年苦难的深渊。
三、作右倾思想检查
第二天，会议主持人王发光（处支部委员、被装科助理员）找我谈话，说我思想右倾要作深刻检查。我无法理解，昨天会上说了几句话难道错了吗？怎说我思想右倾？领导怎么一下就不实事求是了呢？
王发光说：“你是右倾思想，不是右派。但必须对党忠诚，要从灵魂深处深挖自己，做到无话不可对党言，用社会上右派言论和自己对照，检查自己想的别人说的，报上看过的，过去认识模糊的，现在自己还弄不清不理解的。”后他又说：“要像刘介梅忘本回头那样，深刻检讨认识自己。”当时报纸上登载刘介梅反对统购统销，经教育痛改前非被树为改正错误思想典型。
我很后悔昨天说的话，但他说你不是右派，只是思想右倾，特别是无话不可对党言，于是心甘情愿按照他的要求去努力检讨自己。晚上我把《文汇报》、铅笔、本子放在枕头边，边看边想边记。夜里睡不着觉，拚命想自己的错误，说过的听到过的以及想到过的，凡是认为是有右倾思想意识的，想起一条记一条，写了几十条。第二天，在会上我将自己写下的错误思想，一条一条检讨，我诚心诚意想把自己右倾思想挖清除掉。检讨过后，王叫林家批判、揭发，实际上成了批斗会，叫我目瞪口呆，百口难辩。
有人揭发我反对统购统销政策。因我搞粮食工作，对农村缺粮问题感触深，经常有人向我要粮票，在可能的情况下接济一些同志。连长王炳玉家里卖了过头粮没有吃，老婆想不通上吊死了。王发光探家回来说农村穷得一塌糊涂，给小孩１分钱就给你叩一个头，粮食不够吃，猪肉都买不到。我回家探亲，看有人饿得走打飘不动路，江南鱼米之乡尚如此，可知农村贫穷的状况，我心里难受，不时难免会流露出来，现在成了我派言论。
几天前管理处有人对我说：“小蔡，报纸上储安平讲话真有劲，小和尚要敲大和尚也要敲敲。”他意思是说不仅提小干部意见也要提大干部意见，当时我没说话。他又说民主党派何香凝还说鸣放的人是右派。我不知道储安平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何香凝是什么人？他认为党叫大鸣大放，储是响应党的号召，何却说储是敌人认为是阻碍鸣放，故说何是“拍马屁”。现在有人揭发我在管理处与王士贤说“储安平发言有劲”“何香凝拍共产党马屁”的话。
部队实行正规化全面向苏联学习，把我军建成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军队，实行给养实物供应，要部队建大冷库和面包房，规定吃咸鱼不准吃鲜鱼、吃黄豆不准吃豆制品、舰艇上水兵不准吃米饭和馒头改吃面包等。赵椿林揭发我在５５年士兵代表大会上说不要片面向苏联学习，把我军优良传统丢光了，就会象国民党一样。苏军顾问月工资６０００元，对我军官兵态度蛮横，有大国沙文主义表现，他们说我的言行是反苏反社会主义等等。
更没想到我的检讨被写成大字报，挂在办公室走廊上，供人观看批判。整风反右会开了两个月左右，我如同木偶似的任人摆布。
四、要我承认主观动机是反党
我检讨了两个月，王发光说我检查还没有接触思想灵魂，要联系动机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的话象刀子一样刺痛我的心，他说我只是思想右倾不是右派，要我检讨提高认识。我听他的话诚心检讨自己的“错误观念”，期望进一步提高认识。没想到越检讨问题越多，还要我承认是主观动机是反对共产党。我气急了说：“我１２岁当学徒，１８岁参军，是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的，共产党给我治好病提高了文化，我是喝共产党奶长大的，我在处里工作７年，提干后为感谢党的恩情，我认购捐献２００元，我怎么能反党？”
王发光说我态度不好，被装科的赵椿林声厉辞严地提出要砸我的“金字招牌”， 并提出１９５５年我在士兵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部队四项制度，把共产党比作国民党，并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和侮辱。
王发光是中尉助理员，在“三反五反”时，有点问题被整他不服，牢骚也多。肃反时，王和我等三人是肃反小组成员，我曾和王说赵椿林当过国民县政府文书，是否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王发光不表态。陈勋参加过三青团，我从干部档案中查到是组织上派去做地下工作的，我认为他的三青团问题已查清，对他不应过狠过严。王发光认为我立场不坚定，我认为王撵风头，不出于公心实事求是。后知王与赵关系甚密，他可能将我的话背地告诉了赵椿林。
五、给周政委的一封信
夜晚我五内俱焚，回首童年及在部队的七年生活心里十分难受。我的家在嘉善县枫泾镇（现属上海宝山县），父亲开铺经营桐油和铁，因战乱房屋财产被炸毁成了赤贫。为糊嘴，１２岁到米铺做童工，后又到中药店学徒５年，历尽艰辛，无一分工钱。１９４９年５月，家乡解放了成立了人民政府，老板不敢欺负徒工了，我感谢共产党、毛主席。１９５１年初报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到东海舰队后勤部队任公务员，因工作积极，不久领导叫我干审计工作。部队开展文化学习运动，我感到自己自己文化低，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业务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获三等功一次，１９５４年总路线学习考试全处第一名，奖《毛泽东选集》１－３卷。政治上对我很器重，“肃反”时让我任三人小组成员。我是准尉副排级，职务上任命我为助理员，负责东海舰队粮秣供应工作，一年４次去北京海后请领、报销，上海市海军机关猪肉、食油供应的发放，工作十分繁忙。打一江山岛时领导派我去北京海军后勤部要船只２００余艘，炊具款２万余元。方处长对我也很信任重用，带我去北京开会、下舟山基地检查。我对部队是无比热爱，从不知苦累。为报答党的恩情，在捐献支持农业合作化买拖拉机和认购建设公债时，我捐２００元，一般人４０元左右。
说我反党我实在想不通，万念俱灰曾想自杀，从六楼跳下去，又怕在群众中产生不好的影响，损害党和军队的威信。又想从锅炉烟囱中跳下去，不让人知道，又想年迈的父亲又怎么受得了这样的打击？我感到走投无路，这时我想到了周则盛政委，他是东海舰队后勤部政委，１９３１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他待人很亲切和蔼。我决定给他写信，信的大意是：“敬爱的周政委：我犯了错误，对不起党，但我不反对共产党。我愿意把我送到北大荒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社会主义有用的人。”
信是从上海市苏州河邮局发出的。时隔不久，我到上海市粮食局领全国通用粮票回来时，听说周政委找我并在处长室等了一个多小时，我得知非常感动。在处长室，周政委很和蔼地对我说：“人犯错误有两种性质，一种是认识问题；一种是品质问题。你只要提高认识，改正错误，……。”他要我从现在起站稳立场同右派作斗争。我问周政委怎样提高认识避免犯错误？他说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如矛盾论、实践论、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并讲了和打仗一样的，上去两个团，明知要全军覆没，但为了全局胜利……。当时我似懂非懂，屋里只有周政委、方处长和我三人。多少年我咀嚼周政委把反右运动当作打仗来看的话难以理解。
六、情况不断地变化
对我的斗争迟迟没有结束，王发光说我态度很重要，态度好不一定划为右派。无休止的批判、斗争时达１１７天，我为了过关从严要求，违心地分析批判自己，交待了一些问题：有反对反右派斗争、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人大等额选举、说储安平发言有劲、说何香凝拍共产党马屁、反对向苏联学习，说苏联专家大国沙文主义，还在无奈之下谎说自己有贪污思想多报小车费，想贪污面粉袋上交款（处里为此发函至下属各单位调查结果根本不存在）等。在火力最强的时候姓苏的一位同志骂我要打我，但我知道他是好同志没有坏心眼。
我父亲知道我受到批判，叫姐姐到部队问问情况。方处长说：“对小蔡是批评教育，没有什么处分的。请放心好了。”方处长也对我说：“部队反右是教育，没有什么处分的。”这个时候舰队政治部开大会，杨荫环参加了，领导在会上说：“部队不搞反右运动，主要是整风，是针对部队内部某些骄傲自满、胡说八道的人，从此以后接受教训，不影响提干、入党。”方处长也跟我讲了这次会议精神，我的心稍微平静一下。然而不久精神又变了，说部队也要反右。方处长对我说：“即使戴上帽子也可以随即摘掉，仍在处里工作。”并叫我除工作外，给各科搞搞卫生，打打开水。我不懂他的用意，当时仍和大家一样上班工作。
一天，我在信插中看到姑母给部队首长的明信片，上面写着：蔡欣林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应受到严厉批判，我一定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我看过仍放在信插里，心里非常痛苦。姑母蔡文瑞是上海新成区妇联主任，人民代表，她响应号召，捐购飞机大炮，送侄女参加志愿军救护队，送心爱的钻石戒指给志愿军战斗英雄，志愿军的军报上发表致她的感谢信。我参军到上海她高兴极了，送我一本党章，并在毛主席像的两旁写着：“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她把共产党、毛主席当作亲人、救星，真诚地热爱党、相信党。她寄这个明信片来是表明她对反右的态度，我不知道是否是区里或部队逼她这样做的，她的做法在当时情况下我并不怨她。１９５８年冬，我在涟水劳动改造时，舰队政治部来人调查姑母、表姐夫（张万新，大学毕业生，党员，在区政府任科长），问在反右中和我说了什么？后知道他们两人也因我划为右派，他俩人深受歧视、迫害２０余年。舰队人走后，生产队干部说：“你来这里表现很好，没想到你部队来人说你情节最严重，处分也重，要我们对你严加管制。”
整风反右，我没有鸣放，也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更没有在群众中散布反动言论。在检讨中，我把自己的思想认识过程，从严要求，提高分析，向党交心的内容却成了我的罪名依据，他们用断章取义，上纲上线，罗织罪名的方法认定我从思想深处反对共产党，但我始终不承认。他们牵强附会罗织罪名，如１９５６年苏联访华舰队从海参威出发，我到图书馆查辞海，注释说海参威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割让给俄国。我将这事交心了，他们篡改为：“海参威是中国的，苏联和英国侵占香港一样……”副处长牟汉章如获至宝，将此急送政治部作为定我右派的主要材料依据。
七　被定为“右派”分子
１９５８年元旦，清早我到六楼办公室，迎面看到对面墙上挂着一张大字报，开头写着：右派蔡欣林……。我知道被打成右派了，在这之前从未这么称呼过，心中是无比地难过，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堆报纸，最上面一张印着很大的毛主席像，我浑身发瘫扒在办公桌上，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我泪眼婆娑地望着毛主席像，心中千百次地询问：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怎么成了右派？
方处长的办公室就在西边，他听到了我的哭声就敲门进来，对我说：“小蔡，不要这样。”
他走后我看到对象何月仙来的信，信上说：“我和你相处二年多，一直认为你很好，听说你在反右中受到批判，到底为什么请你约个时间，我们到襄阳公园会面谈。”何月仙是一个小学教师，我俩在相处中感情很好，但这个时候我不忍心连累她，我含泪给她回信说：“月仙，你年轻出身好，今后还要进步，争取入党。我犯了你想象不到的大错误，我绝对不能连累你，你也不要来看我了。你就是来了我也不会见你的，不是我心狠，是对你负责。请你忘记我吧。”
我想起父亲对我的希望，月仙的疑问，心如刀绞，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这一天我茶饭不思，没有进食堂吃一口饭。
１９５８年３、４月间，牟汉章、王发光叫我到处长室，要我联系动机，分析危害进行深刻检讨，并认真抄写，说：“字迹要整齐，这是对你一次考验。”检讨中我写道：我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实际上起反苏反共反党反人民的作用。他们看了还不满意，认为只有帽子没有内容。不久他们以党支部名义写我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支持储安平党天下谬论、诬蔑苏联侵占我国海参威、反对人大选举形式、诬蔑老干部，以及态度不老实等意见，定为右派，要我在上面签字。我对他们强加的罪名心中不服，但没有办法，我坚持在材料上写了：
我不是右派，我不能和党成为敌对关系，我有错误，愿意接受任何处分，愿意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社会主义需要的人。
八　临走之前
４月下旬，舰队政治部开了一次大会，苏启胜主任宣布说：你们都是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据邓小平《整风运动报告》的处理精神规定，不久要到下去劳动改造。还说反右派是一马当先，大跃进是万马奔腾。
回到后勤部就有人通知我上缴军衔、武装带、领章、帽徽等，工作也作了移交。接着方处长找我谈话说：“你这次去苏北涟水要好好表现，特别是第一印象，古语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再要回首百年迟。前面这句话适用你，后面这句已经不适用了，只要好好改造还会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来的。”他还说下去有什么困难可以写信告诉他们，说部队会和我取得联系的。晚上，我的心情很痛苦，到方处长宿舍问他：“我跟你工作８年，你应该知道我是不是反党，是不是对党有仇恨？”他说：“那当然不是的。”我说那为什么要把我划为右派？他说有标准。我就问他如果我不信你们的话，不向你们交心，你们会不会把我定为右派？他说：“我早就说你不知天高地厚啊！”方处长是比较正派的人，他抱怨我检讨交心内容太多了，又含糊说处里不是他一人作得了主的，还有牟副处长，他是支部书记，王发光是支部委员等等。我当时２４岁，哪里知道人生的险滩急流？
在办公室牟副处长对我说：“我在三反运动时（当时他是军需处缝制科科长），被判刑送到苏北七道沟劳改，第二年干部部找我谈话，问我对组织上意见？我说我是儿子党是父母，一个儿子对父母有意见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儿子。干部部叫人发给我两套干部服叫我洗洗澡，明天到海军４１１医院资保处当处长。”他的话不能使我心宽，我没有多话说。
５月初，王发光通知我写个改造计划，我在计划中写道：“一年内摘去右派帽子，三年内成为左派，五年内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同志们劝我不要伤心、不要气馁，下去努力改造自己，争取早回来。我哭着，他们也掉泪。有位同志认为我通过这次教育今后政治上提前成熟，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我也相信，因为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在报告中说：右派只要改造好，党的大门还是向他们开着，有的人还能成为马列主义者。
临走前几天，军需处装具科的任天保科长说：“小蔡，涟水很穷很苦，你下去要吃苦了。”我说：“比我当学徒时还要苦吗？”他说：“比你当学徒时还苦。”方处长找我到处长室说：“你的工资按地方２２级打对折。”他的手发抖地从口袋里掏出２５。７５元，递给我时说：“不日就要到涟水，走时不要告诉家里，免得你父亲伤心。”
５月１７日那一天，我背着背包离开我工作八年的地方，我没有箱子只有一只麻袋，里面装着几件单军装和旧衬衫。当我走出武昌路９号和黄浦路１０６号大院时，想到这里是党培养、教育我，使我成长的地方，又看到没有一个人敢来送行，我留恋这里，舍不得这里的一切，特别是上上下下工作的同志和我几个最要好的同志，我忍不住放声大哭。
被服仓库的赵金鹏和我一起到涟水，他是押送我和杨荫环的。他到目的地将我俩地址记下，说以便今后联系。据说赵回上海部队后曾流泪地对人说：“小蔡受此重处罚，他还有年老的父亲怎么活下去？”
就这样，疾风暴雨的反右运动使我成了一个右派，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往事如烟，但带不走心中的悲怆。噩梦醒来，不敢再回想那断贱民生活是怎样熬过来的。但愿历史不再重演，那个整人害人的运动永远成为历史，与人为善，以人为本，永远成为和谐社会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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