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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宁坤和他的《一滴泪》  [原创 2008-10-18 12:56:32]    字号:大 中 小

巫宁坤和他的《一滴泪》

巫宁坤,1921年生于江苏扬州。1938年,他作为扬州中学的一名流亡学生来到了武汉,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三个月。之后他去了西南联大求学,老师中有吴宓,卞之琳,沈从文等大家。

珍珠港事件之后,巫宁坤中断了在西南联大外语系的学习,义务为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担任翻译。1943年10月,他又去了美国,为在美受训的中国空军人员担任翻译。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他到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读书。两年后,他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英文系。1951年新年正撰写博士论文的巫宁坤突然接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邀请他到燕京大学任教,”人民共和国“的政务院也有信表示欢迎。多年远离故国的思乡之情,以及好友赵萝蕤教授(T.S.艾略特的《荒原》最早的中译者,宗教活动家赵紫宸的女儿,金石专家以及考古学家,新月派诗人陈梦家先生的夫人,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的邀请,巫宁坤遂抛下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T.S艾略特的)毅然回归故国。没想到这一去,迎接他的竟是一场持续几近三十年的噩梦。

1951年7月18日早晨,他登上了驶往香港的邮轮,芝大同学李政道还前来送行道别。他当时天真的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他那时候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就一笑了之,踏上了返乡的路途。

回国才只有不到六个礼拜,巫宁坤就“有幸”体会到什么叫洗脑了。八月中旬,他作为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到中南海怀仁堂听了周总理七个小时有关“思想改造”的报告,那时候他对“洗脑”还只有一个模糊地概念。十一刚过,思想改造(洗脑的正式用语)就成了教师的中心任务。然后是三反运动,燕京大学被定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成了重点批判对象。另一个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为美帝效劳,尽管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张东荪后来惨死狱中,子女们也下场凄惨,只因他曾无意中得罪毛魔而不自知!)

之后燕大并入北大,巫宁坤被安排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在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中,一向性格耿直敢于直言的巫宁坤很快成为批斗对象。在那里巫宁坤被诬为敌特,刚怀孕的妻子李怡恺以及岳母被野蛮的搜身。

1956年,巫宁坤被掉去参加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翻译处工作。大会闭幕后,适逢“十一”,他被邀参加观礼。他和很多人站在天安门对面的观礼台上,遥望毛X泽东(X=匪)接受游行队伍高呼“万岁!万万岁!”他不理解对共和国的领导人,怎么能像对皇上一样山呼万岁。

在随后的“鸣放”中,巫宁坤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对自己受到的野蛮待遇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并就若干敏感的政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之后他被定为“极右分子”,被处“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名列全校榜首。

1958年4月17日下午,他被送到了北京南城陶然亭公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与小偷流氓和各单位送来的“右派”混杂在一起。在“半步桥”劳教所,“每天吃两顿——窝窝头,玉米粥,一块很咸的大头菜。没有油,没有肉,没有蔬菜,没有糖,没有胆固醇之忧。”

6月11日深夜,几百名“右派”登上了一眼望不到头的一长溜公共汽车,通过了行人绝迹而都有荷枪的士兵站岗的街道,到达前门火车站,登上武装押解的“专列”,一连三天三夜,到达临时戒严的滨临兴凯湖的密山小城,然后由几只大木船,把这些人都运往小兴凯湖上沼泽遍布的劳改农场。在那儿夏天修堤,冬天打冰方,有时候也割芦苇、拉爬犁、种大豆。冬天忍受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夏天则与蚊蝇搏斗。

在兴凯湖畔巫宁坤情不自禁的吟诵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丹麦王子的诗句:“丹麦(其实是中国)是一座巨大的监狱。”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饥饿寒冷一阵阵袭来,我的耳边便会响起莎士比亚剧中凯撒大帝的声音‘我来了,我胜了,我要征服你们。’”

60年巫宁坤被武装押解到河北清河农场三分场,在那场空前的大饥荒中,很多人成了饿殍,巫宁坤亲手埋葬了身旁的难友黄先生。在那里他因为饥饿而全身浮肿,奄奄一息,要不是夫人李怡楷数次千里迢迢带上黑市上买来的食品前来探监,他几乎被活活饿死。李怡楷是一个虔诚的基徒,在巫宁坤下方劳教的过程中,面临各种压力,始终坚定的与他站在一起,给了巫宁坤巨大的精神安慰,这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在去农场的时候巫宁坤设法带了两本薄薄的书:英文版的《哈姆雷特》和《杜甫诗选》,他在劳改农场中为刚出生的女儿起名巫一毛,就取自杜诗的”万古云霄一羽毛“。正是文学给予他以精神力量,使得他没有被所谓的”劳动改造“击垮,在之后北大荒的岁月,他又想办法借到几本沈从文的小说;这些成了他在肉体受难过程中相依为命的精神寄托。

经过夫人李怡楷不屈不挠的努力争取,巫宁坤在濒临死亡之际获得保外就医的待遇,暂时回到人间。

1966年文革袭来,巫宁坤又被打成“牛鬼”,进了牛棚,屡受批斗。随后,他被下放到安徽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劳动了五六年。与此同时,他的妻子也下放到农村,还带着三个小孩。

“1958年戴上右派帽子,1964‘摘帽右派’,1980年‘错划右派’,二十二年的黄金岁月一笔勾销!”,其间饱含了多少的血泪辛酸!

劫后余生,巫先生用一句话概括他三十年的“牛鬼”生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这句话是从前面引用的凯撒的话脱胎而来的。

巫宁坤先生的一滴泪,只不过是那个疯狂年代,知识分子泪海中微不足道的一滴而已,幸运的是他熬了过来,而且与千千万万的受难者不同的是:那些恶魔般的马列主义者的集中营没有能够“改造”他的思想。1991年巫宁坤在中国国际关系学院退休后移居美国,1993年用英文出版了他的回忆录,2002年他又用中文重新修订,增添了若干细节。

二十二年的右派生涯并没有磨灭巫宁坤作为知识分子可贵的批判精神。1980年他刚被摘掉右派帽子不久,在成都的“全国外国文学会议”上,他语惊四座,发出了狮子吼——“选取自由的文学,谢绝奴役人的革命!”事实证明,他说出了人人心中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所以会后许多同行纷纷向他致敬,有的还眼含热泪。

巫宁坤后来反思了当年在西南联大求学过程中接受的左倾思想,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左倾的青年文艺团体的积极分子。40年代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而思想界面对危若累卵局势,不是去尽力帮助国家抵御外地,而是日益激烈的批评一切可以批评的东西。闻一多从拥抱传统的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在短短二十年间堕落为激烈的反传统、反政府的激进分子,是那个时代思想不断激化的生动写照。

40年代,一些激进的历史学家大胆的用马列主义重写历史,其中以侯外庐、范文澜、翦伯赞最为有名。这些人教导阶级斗争和仇恨,最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譬如翦伯赞也被自己鼓吹的荒谬思想吞噬。

巫宁坤的《一滴泪》可以说是55万右派知识分子的在那场疯狂的政治运动中的集体受难史。


附:全书目录

献词

先岳母李王慈荫的一生是爱和受难的化身
我从她的身教言教懂得了爱和受难的意蕴
谨以这部小书纪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目次

第一章 游子还乡 1951-52
第二章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1953-55
第三章 百花与毒草 1956-58
第四章 半步桥 1958
第五章 生于忧患 1958
第六章 风雪北大荒 1958-60
第七章 株连 1958-60
第八章 饿莩 1960-61
第九章 探监 1961
第十章 暂回人间 1961-66
第十一章 牛棚内外 1966-68
第十二章 红与黑 1968-70
第十三章 再教育 1969-70
第十四章 荒村牛鬼 1970-73
第十五章 再入虎穴 1973
第十六章 江城淹留 1974-78
第十七章 二十余年如一梦 1979-80
尾声 生者与死者

延伸阅读:余英时先生为《一滴泪》的新版写的序:http://www.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310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