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字不精确原因何在

　　
 　　精确的数据是研判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前提。然而，在中国，国家权威部门的数据让人难以相信，但除了权威部门，其他社会机构又没有条件获取与整个社会相关的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这势必造成学术研究的落后及对社会情况的认识不清乃至误判。近日，国家统计局“房价上涨1.5%”的数据引发了全民质疑，为此召集业内人士“找问题”，称问题出在“数据来源”和“同质可比性”上。然而，对于一个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机构，为什么在“数据来源”、“同质可比性”之类的低水平问题上事先不能考虑周全？统计数字常常脱离生活经验事实的原因到底何在？
 
 　　国家统计局披露2009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1.5%，很多网友表示不相信这个数字，南方周末网上的一项调查显示，表示“不信，房价涨太多了，小数点该右移”的占到84%（3月2日晚上笔者上网所见）。
 　　权威部门提供的数字与人们的生活经验相悖因而被质疑，这已经不是一次二次了，但信任危机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而丝毫不见改进的迹象，这就有点让人不解了：到底是有关部门没有能力因而“不能”给出比较精确的数字，还是另有什么原因使他们“不愿”给出精确的数字呢？
 　　按理说，以现在的学术研究水平，并无多大技术含量的统计数字，是不存在“不能”精确的问题的，因此“不愿”精确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一点，是有历史经验为证的。
 　　历史学家黄仁宇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的失败，在于不能从技术上实现“数目字管理”。这个观点似乎是成立的，也有一些经验事实支持，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也有许多经验事实是不支持这个观点的。
 　　举个例子说，从宋代开始到明清时期的国家财政数据，对数字的精确度要求就非常高，甚至要求精确到了不可思议、不合情理的地步。在清代的内阁大库档案和地方志中，很容易看到一些财政数据，它们经常“精确”到银子单位“两”后面十几位数。银子的单位，常见的是两、钱、分、厘。其实按照旧时的计量仪器，“钱”可以精确，“分”已经无法精确，“厘”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明清时代的财政要求，却是在“厘”下还分毫、丝、忽、微、纤、沙、尘、渺、漠、埃、逡、巡等等。比如明代北京宛平县令沈榜在他著名的《宛署杂记》一书中记载万历二十年宛平县的税收为：“正赋中通共起存银叁千陆百陆拾捌两柒钱伍分贰厘陆毫伍丝肆微捌纤陆沙陆尘陆埃壹渺贰漠伍糢”。这类记载在明清时代纂修的县志中很容易看到。
 　　这些毫、丝、忽、微之类的“精确”数字，其实都是不可测算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财政数据却要求这样做。这个事实至少说明，如果要求精确，那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如果要求“数目字管理”，那也是可以做到的，并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还有一项让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数学成就，那就是祖充之对圆周率精确计算到小数点后多少多少位。假如中国人不注重精确，又何必对圆周率的精确性提出那么高的要求？对圆周率的精确要求，主要出于精确丈量土地的需要。在中国古代，土地分配是社会第一重要的问题，精确丈量土地的要求对数学提出了要求，圆周率的精确算法也就应运而生。这说明，技术因应需要而生，只要有需要，技术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之所以不能精确，往往不是“不能”，而是“不愿”。
 　　对于数据，中国人对“精确”奉行选择性原则。同一个人，同一个部门，他需要精确的时候就精确，不需要精确的时候就不精确。举个例子说，钱学森先生是“两弹”元勋，功勋厥伟，国人敬仰，他在制造“两弹”的时候当然十分“精确”，但1958年全国大放“卫星”的时候，他没有站出来说“亩产万斤”违反科学，反而发表文章，从光合作用等角度“精确”地论证“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完全可能。这个事例说明，中国的科学家们虽然受过要求“精确”的科学训练，但在某些时候却会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不精确。现在引起公众质疑的种种数据，也都是出自受过要求“精确”的专业训练的人之手，之所以不精确，显然也不是因为“不能”精确，而是“不愿”精确。
 　　显然，数字能否精确，关键是看要求精确的权力在谁手里。如果是上级要求精确，不精确就会丢饭碗，那当然是可以精确的。以明清时代的技术水平，财政数字要求精确到不合情理的程度都可以做到，又何况今日？钱学森制造“两弹”的时候何其“精确”，但在粮食亩产方面就不够“精确”，那显然不是因为他自己不能精确，而是有人希望他不精确。
 　　由此可知，目下统计数字不精确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众无权，没有有关部门不尊重大家意愿就可以让他们“下课”的权力，这才导致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却养成了不尊重纳税人要求精确了解社会情况的知情权的习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