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客剑心2下载:优雅式贿赂袭中国官场

        雅贿又被称为“优雅式贿赂”，是行贿者为了讨好附庸风雅的官员，适应贿赂新需求，而在贿赂方式上产生的新变种。

       在行贿手法上，雅贿一改以往直接送真金白银、皮袍、人参、香车豪宅和有价证券等等传统做法，而是投其所好，摇身变成了官员们喜欢的玉器、青瓷和名人字画等。这么一来，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就被遮蔽在貌似文人雅趣的珠帘中，变成了一种似乎很文雅很有品味的往来。不过，在中国，雅贿的历史由来已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究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至汉代。

       解密[雅贿]

       行贿、受贿、索贿古已有之。汉代官场就已初现端倪，唐宋渐成贪腐之风，至明清最盛。晚清官员行贿受贿已是司空见惯。下级巴结上级，商人贿赂官员，官商勾结，相互取利。寒暑变迁有冰敬、炭敬，平日有别敬，学子中举要给朝中大员递门生帖，登门孝敬。如今，三节六寿、婚丧嫁娶、乔迁升迁、生病探望亦成为给官员送礼或贪官索贿的最常用借口。

       雅贿正在风袭官场

       5月21日，备受关注的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黑案二审宣判，维持死刑原判，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不过，文强赃物展示会上展出的36件现代工艺品、9件文物、69幅字画仍被百姓津津乐道。围绕文强收到的那幅曾被鉴定为价值高达364万余元的张大千“青绿山水”画的真伪问题，社会各界炒得沸沸扬扬，在坊间和媒体引发了一场关于官场“雅贿”的讨论。

       其实，较之以往落马的官员，文强所接受的“雅贿”，无论从数量和价值上说，都拔不了头筹。改革开放以来，由“雅贿”引出的“雅贪”数不胜数。翻开以往的贪官受审案卷，一些数据让人触目惊心。

       有一种贪官雅贪成嗜，远近闻名，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就属于这一种。他嗜古董字画如命，接受了大量的“雅贿”，并按照古董的价值高低回报“雅贿”者不同级别的官职。据办案人员介绍：当他们进入“慕府”后，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从金银饰品、玉器珠宝到名人字画让人目不暇接。10多名工作人员清理了三天才理出头绪。在慕绥新居住的房子里，一次就整理出各类古董字画和工艺品近400件……

       有一种贪官表面看起来近乎“完人”——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近女色，唯一的雅好就是收藏名人字画、古玩和瓷器。但正是这一雅好毁了他。因受贿案落马的浙江省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就属于这种。办案人员在他家里查获了整整5箱名人字画、古瓷古玉等赃物。

       贪官在赃物的存放上也颇有创意。浙江省丽水市建设局原副局长邹建新家中专门挖了一个40平方米左右的地下藏宝室，用来存放受贿的古董字画。被捕后，办案人员在他的秘密仓库里搜查出大量古董，有高档青田石雕、古瓷、古玉、名画等，他也因此被戏称为 “藏宝局长”。

       还有一种贪官自己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古董字画鉴别常识，所收的字画几乎件件都是真迹。如河北省沧州市原市委书记薄绍铨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在被依法没收的财产中，共有名人字画59幅，其中包括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楷书七言诗》，范曾的人物画，董寿平的《墨竹》，启功的《行书七言诗》，件件都是好东西，价格不菲。

       若论贪贿古董字画数量之巨，非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原局长王天义莫属。他家中陈列的古董和字画之多堪称“私人博物馆”。这些收藏品包括书画作品195件，古代瓷器及西方艺术品27件，邮票、文物、鸡血石等1351件，其中不乏上乘之品，如价值24万元的刘奎龄书画作品、价值34万元的齐白石春山图、价值8万元的19世纪法国铜鎏金竖琴纹托盘座钟、价值24万元的清乾隆年间斗彩团花罐等……

       若论雅贪物品的价值，在“双规”前夕突然失踪的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堪称个中之最。据说，他往美国转移的资产多达亿元。另外，他还有一癖好，将名贵的寿山石(田黄)作为活储蓄，凡来求官办事者，只要送上寿山石即可如愿以偿。福建一位寿山石收藏家透露，近30年福州出土的寿山石名品，差不多有三分之一落入周金伙之手。该收藏家曾亲眼见过周金伙收藏的四块寿山石，每块价值都在200万元之上。

       赃物为何热拍

       “如果送张购物卡吧，人家根本不稀罕，送钱吧人家又不敢要。现在很多领导喜欢字画收藏，从这种拍卖会上买些字画，省事又讨领导喜欢，何乐而不为？”在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等6人的赃物拍卖会上，一位参加竞拍的当地市民如是说。

       时下，有相当一部分人热衷于参加各类赃物拍卖会，一有此类拍卖讯息就蜂拥而至。像四川的郑道访、沈阳的慕绥新、江西的胡长清等人的赃物拍卖会，竞拍者都趋之若鹜。

      “一些附庸风雅的贪官喜好"雅贿"，另一些人投其所好，大送古董和名人字画，这些东西拍卖前一般都找专门的鉴定委员会和专家鉴定了真伪，保真的系数要更大一些，比在社会上买放心。”一位热衷收藏的山西煤老板张先生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想法。而更大比例的参与竞拍者是那些企业管理者。“做我们这一行的，竞标拿工程是第一位的，许多环节都需要通融，免不了送礼，能在这种拍卖会上买几件古董带回去，送给业务单位和管理部门的领导，也许工程的事就有戏了。”一家拥有园林工程施工一级资质的园林公司的经理告诉记者。

        对于拍卖贪官物品的做法，不少群众的反应是不无担忧，“这种形式的反腐成果展示，是不是会成为滋生新腐败的土壤？”对此，郑州高新区检察院检察官王毅的观点是，“拍卖贪官物品并不等于反腐成果展示。在常见的反腐成果展示中，参观者都是免费得到了思想上的教育；而拍卖贪官物品，竞买者是通过竞价有偿地得到了贪官们的赃物，至于目的则不同。如果是仅做收藏则无可厚非，但如果像某些"怀有二心"的竞买者，拿这些低价竞买的赃物重新贿赂贪官，这些赃物很可能会回到拍卖台上，再次成为拍卖的对象，这还能说是反腐成果的展示吗？！”

       而现实中的状况确有其事：一边在拍卖获罪贪官的赃物，一边依旧有人将这些赃物古董重新买回去，继续用于另一场“雅贿”。这些各怀目的的人，接过“前辈”的藏品，继续寻找下一个“雅贿”目标，令人哭笑不得。

       历史可追溯到汉代

      “‘雅贿’的历史由来已久，并不是什么新鲜手法，究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北京教育学院副教授霍俊明对记者说。

       在汉元帝时代，流传着一个宫女不惜花费重金贿赂画工以求美貌的故事，此故事可谓雅贿的源头。不过，也有“不相识”的宫女没有行贿，反倒成了一个流传至今的美谈。

       据说，汉元帝刘奭喜欢按画工的画像选宫女。为了能被皇上召幸，深居后宫的宫女们，总想让画工毛延寿把自己画得漂亮点。所以，她们个个都不惜花费重金贿赂毛延寿。

       有落雁之美的王昭君初入宫廷，自恃天生丽质，没有向画工毛延寿行贿。毛延寿在画王昭君的眼睛时，便开口说：“画人的传神之笔在于点睛，是一点千金呀！”对毛延寿的暗示，王昭君虽也心领神会，但却没有买他的账，反而讥讽了他几句，毛延寿见她如此傲慢，便把那点该点到昭君眼睛上的一笔点到了她的脸上。致使王昭君因“貌丑”只能久居深宫，直到她自愿出塞，汉元帝才发现她的美貌。据传，后来汉元帝对画工毛延寿大为恼火，把他杀了。

       到了明代，雅贿发挥到了极致。因为明代书画是可以充当俸银的，既然可以充当俸银，自然也可以充当礼金。于是，书画成为交际上官的利器，雅贿蔚然成风。嘉靖时，严嵩官居首辅，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他和儿子严世藩都雅好书画，于是下级官吏便穷搜宇内，投其所好。后来，严家被籍没，共抄出墨刻法帖三百五十八轴（册），古今名画手卷册页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

       到了清朝，大贪官和珅家中的古董珍玩、名人字画竟然比皇宫还多。嘉庆皇帝抄和珅家时，所获财产相当于乾隆盛世十八年的全国赋税收入，当时大街上到处流传儿歌：“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据《和珅犯罪全案档》记载，和珅仅所贪贿的各类名砚就达720余方。

      “说起‘雅贿’，历史上最深谙其道的高手，非‘红顶商人’胡雪岩莫属。”采访中，《羲之书画报·书画名家专刊》的主编王言夫说。

       相传光绪七年三月，胡雪岩来到北京。他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疏通中央政府，以达到清廷同意由他向洋人借外债三百万两的目的。那时候，满人宝鋆任户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于现在的财政部长兼外资部长，胡雪岩想要借外债，宝鋆这一关节务必要打通。

       怎么打通？胡雪岩并不认识宝鋆，总不能贸然带着银票上宝鋆家去吧。但胡雪岩毕竟不一般，经过打听，竟然探听出一条门道。原来，北京城有个“琉璃厂”，专卖文房四宝、书籍、古董、字画。那时候，清廷满朝权贵无不视贿赂为当然，可是又碍颜面，不敢公然行之，于是，就想出了变通办法，这变通办法，就是与琉璃厂挂钩，由商家担任贿赂中转站。

       事情是这样办的：胡雪岩事先打听清楚宝鋆家客厅挂着一幅明代唐寅的《看泉听风图》，他就到琉璃厂找到一个和宝鋆熟悉的人，让他去宝鋆家联络，告诉他有人喜欢他客厅里挂的那幅画，愿意以三万两银子购买。宝鋆心照不宣，自然顺利成交。

       胡雪岩随即又将重金买到的那幅画送还宝鋆家里。琉璃厂同时也获得了胡雪岩另给的一笔手续费，两头皆大欢喜。

       就宝鋆而言，他只是把自家的字画交给琉璃厂商人，再由商人卖出，宝鋆并没有直接收受胡雪岩的银子，他只是收了一幅画，在他看来，这总算是文人雅士间的人情往来，并没沾上铜臭。

       胡雪岩正是用这种办法，巧妙地送了宝鋆三万两银子，结果宝鋆在朝廷上历数借洋债的种种好处，终于搞定了借外债的事。

       手法千奇百怪

        相比古人，今人的雅贿操作起来手法可谓千奇百怪。

        手法1：以假当真

      “现在的中国，淘宝的人比星星还多，哪能那么容易就买到一件真品孝敬官员？连像我这种常年泡在古玩行当里的人，真正的古董一年也难遇到几次。”在北京经营古玩店的店主李洪光告诉记者。

       38岁的李洪光入行已经15年了，算是青铜器方面的行家，在玉器小件和其他杂项上眼力也不错。他说：“店里摆的东西99％都是赝品和做旧的假货，现在收老东西比较靠谱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盗墓的小毛贼直接从坟墓里挖出来的；二是从国外淘回来的。就连花大价钱从拍卖行买也不保险了，因为这年头所谓的鉴定也不可信，鉴定专家联合作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有时一件假古董、假字画发挥的作用比真品还大，同一件假古董、假字画会被某个企业家重复买去多次，最后又回到古玩店。你也许听起来像玩魔术，但这就是我们这个行当里头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李洪光说。

       李洪光点破了其中的奥妙，古玩店有自己的洗钱流程。“关系官员”把假古董假字画放在古玩店代售，送礼者再以真品价格买下。其实送礼人和收礼人早就心知肚明，都知道是赝品，送礼人也会告诉收礼人，什么时候、到哪家店去把这个东西卖出去，价格大概多少。这个流程三方都清清楚楚，在这里假古董、假字画已经变成了一种道具，是一种变相送钱的方式。不过是古玩店多赚了几次手续费而已。

       手法2：以真作假

       行贿者将一件古玩真品或一幅名人字画真迹放在古玩店，由店主以赝品的价格低价卖给某位官员。官员再抽时机将真东西倒手卖出套现，整个过程就完成了。

       不少收受贵重古玩的官员，之所以敢收价值几百万元的古玩，而不敢收几百万元的现金，原因就在于古玩真假难辨，一旦东窗事发，还可狡辩“以为是赝品”。而对于已经将东西倒手卖出的受贿官员来说，最后可能剩下的“蛛丝马迹”就是古玩店的票据或记录了。

      “我们古玩界有个规矩，东西一经卖出，不退不换，不开发票，往来不留记录。”李洪光说。

       手法3：瞒天过海

       除了直接从古玩店买进卖出的方式外，“雅贿”另一个更为光明和公开的方式，就是通过拍卖行公开拍卖。看起来很神秘的拍卖过程，其实流程并不复杂。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送礼人把一件文物，通常是不值钱的赝品，通过熟人获得专家或鉴定机构的鉴定书，再和拍卖行“合作”把它当作真品拿上拍卖会。关键的一个步骤是，送礼人会把这个赝品的产权确定为收礼人的，再找另外一个人把它以真品的价格拍下来，对拍卖行当然要给好处费，而收礼人就貌似合法地获得了一大笔拍卖款。

       畅销官场小说作家浮石，在其成名作《青瓷》中，形象地描绘了这一类雅贿背后的猫腻。

       手法4：奉上“润笔”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少地方的街道两旁，各种建筑店堂之上，遍布当地领导的题字。请题者都是阿谀高手，在盛赞领导“笔走龙蛇，潇洒飘逸”之余，重要的是想奉上可观的“润笔费”。

       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就有一支“特别能赚钱的笔”，他跑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管写的内容是什么，他大笔一落，钞票就会滚滚而来。胡长清在江西为官数载，南昌市不少酒店、商场、夜总会、汽车站、药铺等都是他题写的招牌。一时间，胡长清的题字几乎随处可见。胡长清每题写一个牌匾或留下一幅墨宝，有关单位就要送上3000至6000元。为此，江西民间曾流传过这样一则顺口溜：“东也胡，西也胡，洪城上下古月胡；南长清，北长清，大街小巷胡长清。”

       无独有偶，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也是这样。在广西南宁市街头巷尾，都可以看到这位“成大主席”的题字。他的“墨宝”少则千元，多则万元，开始在南宁，后来扩展到县城。当地老百姓说，他的“千金大字”就差未题到厕所里去了。后来，胡长清、成克杰东窗事发，南昌市和南宁市都先后掀起了众商家铲字的热潮。

       雅贿缘何兴起

       那么，“雅贿”存在的土壤是什么？官员为何乐在其中？这些问题，曾在网络上引发持续热议，网友留言近千条。

       网友“我爱爸妈”说：“对于一些自视为权力新贵的官员而言，简单的金钱美色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更希望通过提高消费档次，跻身上流社会，洗去泥土气息。‘雅贪’则给敛财披上一件艺术的外衣，使贪腐的面目涂抹某些雅趣、雅兴，甚至还给贪官们戴上若干儒雅的高帽。”

       对此网友“fighting2009”有自己的见解：“贪官们之所以对"雅贿"情有独钟，理由有三：一是烘托自己的身份和兴趣不俗；二是深知文物升值潜力巨大；三是为了摆脱受贿之嫌。最后一点，官员尤其重视，因为一旦东窗事发，那些贿物很难折算成贿金。”

       “古董字画价值不菲，甚至远远超过一套房产、一辆轿车的价格，这里面隐藏的是官商勾结、权力变现的赤裸裸的"猫腻"。送古董字画给官员，其实就是想官员用手中的权力为他办事，说白了，还是权钱交易。由此，官员收受礼物的过程，其实就是权力异化的过程，腐蚀的最终是政风和官风。享受别人"进贡"的官员，在接受一个个LV包和高档古名人字画之时，不知道会为此让渡出多少人民的切身利益？”网友“春天的柳絮”丝毫不掩饰内心的愤怒。

       如何斩断雅贿利益链

       要斩断“雅贿”利益链，必先杜绝官员收大礼，而怎样才能杜绝官员收礼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告诉记者：“最有效的监督是用财政开支的限制，把政府的钱袋子管起来。如果能转变政府职能，同时把权力关进笼子，官员就是想受贿，也未必有人肯给他们送。俗贿也好，雅贿也好，就都不会这样嚣张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认为，官员财产申报是“终极反腐”措施，是一种制度化反腐的要求。

      “其实，不论是赤裸裸的现金，还是古董艺术品，只要进入政务活动中的等价交换，就构成了贿赂。它无关文化，亦无关雅俗。"雅贿"是新时期反腐倡廉的一大劲敌。有关部门不仅要及时设"防火墙"，而且要让"高压线"带上"高压电"，决不能因为"雅贿"披上"艺术"外衣就从轻处罚”， 新华网友“尽人事”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网友“释均”认为：“权力肆意妄为，显然不能光把板子打在奢侈品身上，斩断雅贿的腐败链条，还是得从规范权力的角度努力。要消灭贿赂手法创新和斩断"雅贿"腐败链条，必先消除送礼需求和权力的腐败空间。”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韩德云认为：“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已经到了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高官落马，其中大部分都涉及巨额财产无法说明的问题，民众对贪污腐化的泛滥已经忍无可忍，制定财产申报法是大势所趋”。

      “自2008年以来，全国已有7个地方出台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包括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四川高县、上海浦东、湖南浏阳和湘潭所辖的湘乡等。不过只有重庆第一个将制度提到了省级层面”，韩德云说，“我从中看到了全国立法的希望”。

      “雅贿”贿赂金额难以认定 统一司解亟待出台　　

       雅贿之罪惑与释

      《青绿山水图》，又称《蜀山携琴访友图》，一幅曾被重庆官方鉴定为价值364万余元的张大千真迹，最终被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笔墨粗俗、款字浮弱，为一般仿品”所推翻。于是，各种声音戛然而止，而文强夫妇共同受贿的金额也由先前的1625万“降”至1200万余元。

      “法院最终没有认定这幅《青绿山水画》，对当事人文强而言，这是公平、公正的。”文强案的二审辩护人、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宣东告诉记者，类似于古玩字画等雅贿物品的真实价值，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好鉴定，“文强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真伪是价格鉴定的前提

       据了解，公诉人在计算文强的家庭财产时，当庭出示了其贵重物品的清单：现代工艺品36件，字画69件，文物9件……

       重庆市价格认证中心接受委托，对文强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工艺品、字画等相关财物进行了价格鉴定。

       对于重庆市价格认证中心的价格鉴定结论，文强案另一辩护人、北京中同律师事务所主任杨矿生表示：“鉴定结论中的部分财物估价过高，对于某些物品的价格认定，只能依据行为时的价格而定，而不能依据案发时的市场价格而定。”

       在法庭质证中，引发控辩双方最大争议的，就是这幅《青绿山水画》的价值认定问题。

       重庆市价格鉴定部门称这幅真迹价值364.12万元。文强却说：“画的落款虽是张大千，但那不是张大千的真迹，是赝品。”其妻周晓亚也辩称，赵利民当初送画到她家时，她看见画上附有深圳拍卖行的鉴定价格，价值37万多元。她当时就问赵：“值不值这么多钱？”赵回答说：“可能值不到。”

       经过会见、阅卷和一审质证环节，杨矿生认为重庆市价格认证中心的鉴定程序不科学，不符合程序要求。“该画的真假是作出价格鉴定的前提。重庆市价格认证中心只是对青绿山水画的价值作了评估，但是对该画是真画还是假画，没有作出专业认定，因而鉴定过程不科学。”

      “另外，有关部门一开始将该画是当做文物来认定的。”杨矿生告诉记者。根据文化部《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认定文物，由县级以上地方文物行政部门负责。认定文物发生争议的，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作出裁定。”而杨矿生在阅卷和一审庭审过程中，并没有看到文物行政部门对该画属于文物的认定。因而，他认为鉴定程序不符合法定程序。

       由于该画被指控为文强受贿中单笔数额最大的一笔，可能直接影响到法院对文强的公正处理，辩护律师当庭申请对此画重新鉴定。

       4月14日上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文强案继续开庭审理，审判长当庭宣读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该画经过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一般仿品”。

       “国家文物局是国家专业级别最高的文物鉴定机构，其作出的赝品结论是最权威的，与客观事实相符。因此，对该笔364万余元受贿事实的指控不能成立，司法机关最终也从文强的犯罪金额中相应减去了该笔数额。”杨矿生认为，法院采纳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对该画重新作了鉴定，表明了法院客观、公正的立场。

       价值、数额鉴定之惑

      “房屋、汽车，包括金银宝石等财物，其价值可以直接计算出来；而古玩字画等物品，价值难以鉴定，不好估价，有时候甚至容易把赝品当成真品。”结合文强案，宣东深有体会。

        对于雅贿，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反贪局长李卫国给出了这样的定义：从法律上讲，这只不过是一种变异的行贿、受贿方式。典型意义上贿赂，通常可以由货币价格标准来衡定或计算。

        李卫国认为，雅贿给司法机关带来的直接障碍，就是数额上的难以折算和认定。

       “如果行贿人购买物品时花了5万，而案发后，有关部门鉴定的价值却是20万，受贿数额应当怎么认定才合理？”面对司法实践中可能常碰到的一个小案例，记者在采访中得到了不同答案。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行贿人来说，其购买时的价格是5万元，受贿人也不知道收受物品的实际价值为20万元时，应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和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只能依行贿人购买时的价格认定受贿数额。”杨矿生认为。

       宣东的意见则恰恰相反。“还是应当以鉴定价值为准，受贿人得到的物品的实际价值也许不止5万，行贿人可能是通过民间或者其他渠道便宜买来的，从证据的角度，鉴定机构的鉴定结果更有效力，公信力更高。”

       逆向思维，李卫国分析说，如果行贿人购买物品时花了20万，而案发后，有关部门鉴定的价值只有5万，“即便受贿人知道行贿人购买物品时的价格，受贿数额也只能定5万”，理由是“不能简单地以行、受贿双方的心理确认来认定犯罪数额”。

      “雅贿”之所以出现价值“鉴定困惑”、数额“不好计算”，这是由于当前缺乏专门、权威的鉴定机构对古玩字画等物品进行真假鉴定及价格评估（文物类除外）。

       在目前没有统一的古玩字画价值评估标准和缺乏国家专门的鉴定机构的大环境下，宣东建议：司法实践中，对古玩字画鉴定单位的选择，尽量不要在办案机关所在地，最好异地或者选择省级以上有关单位进行鉴定，这有利于避免当地办案机关的影响，体现公正。“文强案中的《青绿山水画》，就是个很好证明，重庆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该画价值高达价值364.12万元，但国家文物部门最终认定该画是赝品。”

      “另外，无论是被告人、还是辩方律师，如果对鉴定过程或者鉴定结果提出异议的，司法机关应当给予重视，应该报国家相关鉴定单位复核，避免出错。”宣东还建议。

        避免“客观归罪”

       记者采访中注意到，在已有贿赂案件中，行贿人和受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贿赂物品的价值认知，与物品本身的客观价值不会产生太大的差异，如房屋、汽车等。但是，对古玩字画等特殊“雅贿”物品来说，由于缺乏专业的学识或经验，受贿人对这些特殊物品价值的认知，往往与该物品的实际价值存在巨大的偏差。

      “例如，行贿人将本是赝品的一件假画误以为真画送与受贿人，受贿人也以真画收受；又比如，行贿人将本是很贵重的字画，当做比实际价格低许多的一般字画送与受贿人，且受贿人也以为是一般字画；还比如，行贿人仅支付了一般字画的价格买来了实际上很贵重的字画，送给受贿人，受贿人也以为是一般字画收下，等等。”杨矿生告诉记者，在复杂情况下，如何具体确定行贿数额和受贿数额，往往会引发争议。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一般会按照特殊物品的鉴定价格来认定行贿和受贿数额。

       杨矿生认为，不能简单地以鉴定价格直接认定行贿、受贿数额。“即使鉴定价格正确，鉴定价格也只能反映物品的客观实际价值，但是，不能反映行贿人和受贿人双方的主观内容。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确定行贿、受贿的数额还应考察行贿、受贿双方的主观认识内容。”

       杨矿生分析，如果不考察行、受贿双方的主观认知情况，就容易陷入“客观归罪”的境地；同样，如果仅考虑行、受贿双方主观认知情况，而不考虑客观鉴定结论，又容易出现“主观归罪”的结果，对当事人而言，二者都可能导致不公正的处罚。

      “当主观认知和客观情况不一致时，应当采用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认定贿赂数额时应该"就低不就高"。”杨矿生说。

        以文强案为例，宣东剖析，文强本人在古玩字画方面没有很浓的兴趣和很高的品位，所收受的绝大部分工艺品、字画，他本人都不知道价格或价值。“如果文强知道张大千的画的价值，他会把《青绿山水画》连看都没看，就丢在储物间里吗？”

       “相关机构的鉴定结果固然值得尊重。”但宣东强调，在实际量刑时，也应当参考受贿人受贿时的主观认知状态。“行贿人送的文物最后鉴定高达数百万，但受贿人却不识货，不知道文物的实际价值，如果只机械地以相关鉴定结果认定犯罪数额，对被告人而言，明显不公平。”

       统一的司法认定标准亟待出台

       除了具有“高隐蔽性”、“认定难”等特点，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反贪局长李卫国指出，作为一种特殊的行、受贿方式，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侦查方、公诉方、审判方、辩方对雅贿的不同的声音。如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原院长郭生贵贪污、受贿一案，反贪干警查获了两幅名家的字和一幅名家的画，检察机关起诉时也对字画进行了指控，但法院最终并没有认定。

      “出现这种分歧并不奇怪，由于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检、法两家对郭生贵收受字画问题的认定上有不同的理解。”李卫国告诉记者，“检察机关认为郭生贵有收受故意，并委托相关部门对字画价值作了鉴定；法院则认为，公诉方没有完全排除对字画真正价值的"合理化怀疑点"，所以不定。”

       “大多数情况下，雅贿与通俗意义上的贿赂并无本质的不同，只是在贿赂价值数额的认定方面有较大的难度。”杨矿生分析，一般性的赃款赃物会依据《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进行价值评估，但是，对作为贿物的古玩字画的真假及价值鉴定标准，司法实践中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因此，“雅贿”经常会引起各方争议。不过，争议掩盖不了一个潜在的事实——“雅贿”的出现，必然侵害公权力的廉洁性，毁坏政府形象。

      “雅贿这种行为的存在，极具社会危害性，必须打击，不能因为实践中有技术操作难题，就放任这种行为的泛滥。”李卫国认为，案件中一旦有雅贿的情形，既要考虑“对当事人公平”等因素，更要考虑到“法律的严肃性”、“司法公信力”等相关问题。

      “国家可以成立或指定一个权威机构专门鉴定古玩字画等贿赂物品的真伪及价值；"两高"也可以适时地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来统一古玩字画等贿赂物品的司法认定标准。”李卫国表示，有了统一的司法认定程序和标准，便不会再出现“雅贿”认定之“惑”了。

       专家称官员有嗜好且放纵嗜好是腐败根本原因

       从“雅好”到“雅贿”

       关于雅贿，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有一句妙论：“若使用事大臣无所嗜好，此价当自平也。”可谓一语道破其中玄机。行贿高手赖昌星也有一句“名言”：“官场上的制度、条例再严我也不怕，最怕是领导干部没有嗜好。”这也从反面点出了雅贿的症结所在。

       人活在世上总有七情六欲，不能因噎废食，以偏概全。如何解读用古玩、字画游走于官商之间的潜规则，如何把握 “雅好”和“雅贿”之间的分寸，本刊专访了畅销官场小说《青瓷》的作者浮石和青年书画评论家王言夫。

某种程度上，雅贿类似于洗钱

      《方圆》：您如何看待“雅贿”中的潜规则？

       浮石（《青瓷》作者、畅销官场小说作家）：雅贿是新形势下贿赂方式的一个变种。它的优势在于：隐蔽安全、附庸风雅、充满温情。雅贿需要一个复杂链条来支撑。在这个链条里，古董、字画本身只是一个个“隐形的翅膀”。古玩送礼，有的以假充真，有的以真当假，不同目的，不同方式，各有各的道。一般层级的雅贿，以假当真的居多。这些自以为收了重礼的人，常常是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轻易也不好意思拿这些“宝贝”去鉴定。等到行贿受贿事发，这些东西被查抄以后，一鉴定才知道都是假的。

     《方圆》：您曾做过一个资产超千万的拍卖公司的老板，您能说说雅贿是如何在一个拍卖过程中完成的吗？

       浮石：看起来很神秘的拍卖过程，其实流程并不复杂。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送礼人把一件文物，通常是不值钱的赝品，通过熟人获得专家或鉴定机构的鉴定书，再和拍卖行“合作”把它当作真品拿上拍卖会。关键的一个步骤是，送礼人把这个赝品的产权确定为收礼人的，再找另外一个人把它以真品的价格拍下来，对拍卖行当然要给好处费，而收礼人就貌似合法地获得了一大笔拍卖款。这种以拍卖行为中介的方式，其实跟古玩本身已经没有了关系。当做道具的赝品可能只在拍卖的当天展示一下，就又摆在原来的店铺里了。所有这些复杂程序的设计，都是为了对抗第三方的监督，某种程度上，更类似于洗钱。

      《方圆》：您是说这种雅贿方式有极强的隐蔽性？

       浮石：是的。他们通常都是用手机打来电话就直接买下了，谁也不知道这东西是谁卖的，又是谁买的。收受古玩或者名人字画，最重要的行贿证据就是实物，但是这样的实物却没有明确的定价标准。即使评估出来很值钱，受贿者也完全可以辩称自己并不知道它的价值，往往给此类案件的侦破增加了难度。

      《方圆》：这种雅贿虽然隐蔽，但毕竟有行贿者、受贿者和拍卖行或古玩店老板三方介入，总能留下点痕迹吧？

       浮石：是会留下痕迹，但他们还有更隐蔽的办法。比如，一个人去找领导办事，直接送钱，领导多数是不肯收的。那么他可以送领导一个红木小摆件什么的，这东西本身不值钱，领导也敢要。然后他找另外一个关系人，去收礼人家里转一圈，偶然看见这个红木小摆件，表示特别喜欢，要求收礼人以一个昂贵的价格，比如10万元的价格出让，领导如果同意，这个小礼品就被置换成现金了。古玩、艺术品不是一般的消费品，没有办法像一部手机一样，可以清楚地计算出目前市价，而是完全取决于个人喜好。就算是一个红木小摆件，人家愿意出10万元买，为啥不可以呢？所以这种做法比起收取一个本身就价值昂贵的古董来，更顺理成章，更不容易被揭穿。

       风雅不过是块遮羞布

      《方圆》：看来投其所好是行贿者拉公仆下水的惯用伎俩？

       王言夫（《羲之书画报·书画名家专刊》主编、青年书画评论家）：“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投官所好，拉官下水，成了不法分子进攻领导干部的突破口，满足少数领导干部的嗜好成了叩开行贿大门的敲门砖。关键是他们发现从领导干部嗜好下手似乎最容易套上近乎，最容易得手，少数干部的道德防线正是被行贿者从“雅好”的缺口扯断，使其在不知不觉成了“俘虏”。

      《方圆》：雅贿始终围绕“钱”字转圈，所谓的“风雅”不过是一块遮羞布而已。

       浮石：是的。一些人为达到行贿“有的放矢、箭无虚发”，潜心研究某些领导的嗜好，极善揣摩不同“猎物”的性格、特点、爱好，然后对“好”下药。官员爱好什么，他们就奉上什么。你嗜吃，他就投之甘饴；你嗜酒，他就投之佳酿。殊不知，那里面藏着毒钩，一旦沾染上了不良嗜好，或任意放纵嗜好，就会被人拖下水，陷入罪恶的泥潭，铸成终身大错。

       “人君一心当谨嗜好”

       《方圆》：一个官员有雅好、雅趣并没有错，但是，一旦这种雅好、雅趣与手中的权力结合，就会产生腐败的可能。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言夫：人生在世，总有这样那样的嗜好，嗜好是人之偏爱，因为是偏爱，对人的诱惑力就格外大。尤其是嗜好一旦发生在领导干部身上，就容易与权力结合在一起，成为某些用心不良者“进攻”的目标，就很可能成为败坏作风、滋生腐败的温床。

       古人云：“好船者溺，好骑者堕，君子各以所好为祸。”这是从个人角度来讲放纵嗜好之危害的。还有站在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放纵嗜好之危害的。据史载，明太祖朱元璋曾与侍臣说：“人君一心当谨嗜好。”其意是说，当皇帝和做官都要小心嗜好。为什么？他说：“嗜好之间，治乱所由生也。”

       有嗜好不要紧，但如果“嗜”而不当，“好”而无度，被人利用，就可能为“嗜”所累，为“好”所害。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关键是一个“度”的把握。

      《方圆》：那如何才能把握好这个“度”呢？

       王言夫：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官员的嗜好就是“缝”。如果领导干部没有“嗜好”，不贪钱、不贪色、不贪名、不贪功，行贿者便没“缝”可钻，便失去了“市场”，任何别有用心的人都不可能将领导干部拉下水。可见，有嗜好并且放纵嗜好，是少数干部腐败变质的最根本原因。所以，对于领导来说，嗜好就绝不仅仅是“个人小事”了，领导干部有嗜好，就得格外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