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海诚你的名字票房:民国人物：辜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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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辜鸿铭与战后德国的中国文化热
　　那么德国人是怎样接触到中国文化的呢？魏时珍的“德国青年之了解孔子，以辜鸿铭氏之力为多”[69]这一说法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大多数旅德学生的意见。王光祈本人就有以下之说：
　　欧洲人急欲知道中国文明。但是要找一本介绍中国文明的著作终不可得。找来找去只找着一位辜鸿铭先生。于是欧洲报纸杂志书籍上常常都有辜鸿铭三字出现。称他是欧洲的先知先觉。说他的著述是介绍东方文明的杰作。[70]

　　二十世纪初辜鸿铭在国外，特别是在德国知识界的影响之大的确是国人难以想象的。辜鸿铭甚至比泰戈尔更能代表东方文化。因为当时的德人认为，泰戈尔“只是一个诗人，而辜鸿铭除了是哲学家、文学家之外，还是一个政论家。”而且“对于德国的基本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71]魏时珍三十年代在为林语堂所办的《人间世：辜鸿铭专辑》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他民国十年到德国时，遇到一位教康德哲学但同时又通数学的名叫奈尔逊的德国教授。这位教授深有感触地对他说：“辜鸿铭的著作，我幸读了几种。据我看来，他的哲学意义是很深厚的，我很佩服他。”并向魏推荐辜鸿铭的书籍。劝他“有空的时候无妨也将辜鸿铭的书籍，取来读一读。”后来当奈尔逊得知魏时珍“对辜鸿铭的著作，虽读了一遍，但是印象仍不十分深刻。他眉目间，立刻现出十分失望的神情。”他对魏说：“我读辜鸿铭的数，至今已十几次了，多读一次，即更有所得一次。”魏时珍还提到，十多年后他重回德国时，曾见到一位学数学及哲学的中国留学生章用。章对他说：“现在所从学的两位哲学教授，都很敬仰辜鸿铭。”其中一位名为H.Nohe的更为过分“他的学生若不懂辜鸿铭，他便不准其参加讨论。”[72]相比之下，当时也到过欧洲的中国的社会名流如蔡元培、梁启超在德人眼中却没有什么地位，“认为他们只是吸取西方文化的糟粕而来的，是卑不足道。…他们的见解与辜鸿铭是无共同之处的。”[73]
　　那么辜鸿铭的著作是怎样流入德国的，他都向德国人介绍了什么呢？据当时在德国的沈来秋先生和魏时珍回忆，辜氏的著作，原文多半为英文，译为德语后，由德国思想文化界名流作序以介绍。其内容大都是对西方，特别是对以英国为代表的现实的、使欧洲人成为无道德意识的、庸俗的、物质的、机械的西方文化加以批判，同时对中国传统的强调义利之分、中庸之道、礼义廉耻的文化进行辩护。由于辜氏本人生于南洋，从小受西方古典式教育，其西学知识较当时国人的西学水平而言可谓渊博，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辜氏眼光尖锐笔锋辛辣褒贬时弊颇中其要。再加上战后的德人对英人的普遍嫉恨，所以他的书颇得一般德国读者的青睐。更重要的是，辜氏的论著不仅仅是出于民族自尊，抗议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同时以布道者的姿态盛赞儒家文化，为德人指出一条解脱困境的途径。虽然辜鸿铭在行文上不讲论证，只求奇警，文章以气势而不是逻辑或学识取胜[74]，用林语堂的话说：“辜鸿铭在思想上，陈友仁在政治上最善大言不惭，替国人争面子。英人读之而喜、而惊、而敬，故其名亦大。”[75]但毕竟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一个与新教传教士和汉学家迥异的另外一个中国。
　　具体来讲，辜鸿铭在德国影响最大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种：1、《中国对于欧洲思潮的反抗》现译《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是一本文集，由德国汉学家尉礼贤一九一一年从英文翻译成德文，由德国著名作家阿?帕克（A·Paquet）作序，同年出版。此书持理性思想源于中国论，认为儒家学说中非神秘的理性已孕育了“最初生长于与中世纪欧洲思想相对立的那个‘理性坯芽’之中的，被人们称之为自由主义思想的东西。““但中国的理性同自私自利的唯物主义绝无相同之处。中国的理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彻底承认精神和道德的价值，但有用某种恬淡宁静的心态来对待这种价值。”在辜鸿铭看来“真正的自由主义来自中国，传到欧洲后却被降低成讲究实际，没有思想的英国人的实利主义。”[76]在此书中辜鸿铭还特别批判了国人当时所持的完全西化论的观点，强调自身文化传统的重要性。 2、《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战争的出路》现译《中国民族之精神》，中文名为《春秋大义》。此文用英文写成，一九一五年在北京出版，德文本由奥？施密茨(Oscar A·H·Schmitz) 翻译，一九一六年出版。此书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礼教进行了大肆的鼓吹，对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人的“暴徒崇拜”价值观和强盗心理极尽挖苦之能事。本书还对助纣为虐的西方传教士和不懂装懂的洋汉学家也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3、《怨诉的声音》现译《呐喊》，德文本于一九二一年在莱比锡出版。其中充满了与西方民主思想完全相反的“有治人无治法”、“法制不足恃”等论调。对中国古代的“贤人政治”大力推荐。[77]虽然辜鸿铭对宏扬中国文化不遗余力，但由于辜氏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出的极端守旧思想，王光祈此时对他并不是没有微言的。他说“诸位想想，由复辟派辜鸿铭所介绍的中国文明，究竟是一种什么文明？”值得注意的是，王光祈不久即改变了他对辜鸿铭的看法，当少年中国会友黄仲稣回国前到德国找他时，王光祈曾郑重地对他说，中国近数十年西洋留学生不辜负国家的只有辜鸿铭和严复两位。[78]所以他呼吁说“中国青年不要专从事输入，还须注意输出。”[79]他稍后所从事的中国古代音乐研究，正是他所提的“输出”工作。从一九二六年起，他先后在《德累斯顿导报》和法兰克福中国学院所办的《汉学》等德文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篇，[80]并积极组织参加德国各界举办的中国文化促进活动。  晚清第一学术奇人---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是清末民初驰名中外的文化怪杰。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尝言：“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文化巨擘吴宓亦赞曰：“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之宣传员。”而在新文化运动另一位领袖陈独秀眼中，却是位“很可笑”、“复古向后退”的怪物，以“老顽固”、“老古董”、“腐儒”等相称者也不乏其人。如此褒贬相反的头衔，细数下来，竟有二三十个之多，集于一人之身，足见其受重视之程度。由是，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谓：“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了。”　　一、 究竟有怎样的出身和家庭背景　　辜鸿铭的先祖本姓陈，世代在福建厦门同安捕鱼为生。到陈敦源时，因酒醉失手伤人，为避官府缉拿，携带家眷远渡南洋，最后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落户，成为伐榛辟莽、开垦这块蛮荒之地的华人前驱，旅居时间比英国人还早。事过境迁，陈敦源痛定思痛，罪疚之心难以释怀，于是干脆改姓辜，以示悔罪之意。　　1857年7月18日，当辜鸿铭向着马来亚的酷暑盛夏热烈投奔而来时，这个热带南洋小岛早已被英国殖民者占据，改名为“威尔斯王子岛”，他的父辈们已同英国殖民者打了多年的交道了。辜鸿铭之曾祖父辜礼欢，作为“当地最可敬之华人”，被初登马来半岛的英国殖民者委为地方居民的行政首脑——首任甲必丹(Captain)。这位地方的头人育有八子三女，儿子中数辜安平、辜国材和辜龙池三人最有出息。辜安平自幼被送回国内读书，后来，在林则徐手下为官，不久后又奉调台湾任职，并从此定居台湾。辜国材和辜龙池则继承了辜礼欢的衣钵，在政治上继续与英国殖民者保持合作关系。辜国材因有外交头脑，受派随英国人、东印度公司要员莱佛士爵士率领的舰队登陆新加坡，在这片新开辟的土地上大展才智，成为来新加坡最早的中国人之一。辜龙池在吉打州政府里任公职，于地方建设卓有功勋，被吉打苏丹赐拿督勋衔。他有个儿子不喜从政，帮助英商布朗经营槟榔屿的牛汝莪橡胶园，颇得老板的信任，成为密友。他就是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辜鸿铭乃辜紫云次子，取名汤生(Tomson)。　　混血儿的体态，超凡的天赋，伶俐的言行，与众不同的性情，使小汤生深讨布朗的喜爱。布朗收其为义子，并于1867年前后带他返回苏格兰老家，对他的学业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十四岁那年，汤生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义父为他开设的各种课程，被送到德国学科学，不久考入莱比锡大学，获土木工程文凭。回苏格兰后，又进英国古老的名牌大学——爱丁堡大学就读。HongBeng kaw(汤生在学校的英文名字，为闽南方言译音)这尾来自东方的小鱼，自由自在地遨游于西方文化的大海，经过彻头彻尾的西方学术武装，最终在爱丁堡大学校长、英国著名作家兼历史学大家、社会批评家卡莱尔引导下，栖息到浪漫主义的文学海岛之上。卡莱尔、阿诺德、罗斯金、爱默生等人抨击资本主义的精辟格言，汤生烂熟于心。什么“现今的王国是人民贫困的根源”，“如今的西方是混乱加一条枪”，在他年轻的心灵造就了七级地震。这些欧洲先贤们对中国儒家文明表示由衷地赞赏。在他们浩瀚的书海里，汤生倾听到了莱布尼茨的心声：“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更进步的民族存在，东方的中国，现在给了我们一大觉醒。”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文化是医治西方弊病的良药，为此向欧洲社会发出忠告：“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指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传教士到中国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汤生也追寻了伏尔泰诉说“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的思想根源。卡莱尔更是赋予中国神秘的色彩，令人向往。在《过去与现在》中，这位爱被人称作“皇帝”的大师把中国皇帝比作主教，由衷称道中国的政制。这些西方社会的文化精英，连同歌德、狄德罗等一长溜大人物，成了汤生了解和认同母国文明充满魅力的精神食粮，寻回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神圣的民族尊严，并由此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在爱丁堡大学，汤生还坚持学习希腊语、拉丁文等。1877年二十岁那年，他通过拉丁语和希腊两门古语，以及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众多科目的学习和考试，摘取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的桂冠。尔后到牛津大学进修了一段时间，旋赴意大利、奥地利、德国等地游学。取得德国柏林一所学院的哲学博士学位(一说硕士)后，转赴巴黎。数年间穿梭般求学于莱比锡、爱丁堡、伯明翰、柏林、巴黎等著名大学。汤生凭着自己的天才和勤奋，掌握了十来门外语，并获得了包括文、理、工、哲等多科的十几项文凭、学位，成为一位学识渊博、满腹经纶、能言善辩、笔走飞鸿、大器早成的青年学者。此时父母已先后下世，汤生决心遵从父亲“回到东方来，做个中国人”的遗命。布朗支持他东返，这位善良友好的英国绅士相告带他到欧洲求学的目的，是为了给他安上一副具有透视能力的西洋镜，会通中西，日后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　　1880年，汤生登上了东返马来亚的轮船，被英国殖民政府派往新加坡，在辅政司任职。1881年岁末，汤生偶识清廷派赴南洋诸地宣慰侨胞并与英国殖民当局办理交涉的马建忠(《马氏文通》作者)，经三日倾谈，人生观及生活方式发生180度大转变，倾心仰慕祖国文化，决心回国为灾难深重的祖国效力。汤生向殖民当局辞职后不久，即来到华洋杂处的香港，埋头苦读汉学著作和中国经典，对中国学术思想恍有所悟，写就平生第一篇有关中国的论文《中国学》，文章概述了西方十九世纪以来的汉学发展情况，严厉批评了西方汉学家们的治学态度和学术不足。此文在《字林西报》(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报纸)上连载后，他兴冲冲地赶到上海，请教马建忠，未遇，乃随处旁听一些塾师讲授四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里这句本是说洗澡问题的话，给汤生留下至深印象，他进一步悟道：精神上的洗礼，品德上的修炼，思想上的改造，又何尝不是如此？联想基督教徒的每日忏悔，汤生决意要使自己废旧图新，追求中国精神，并使之完美。他借用“汤之盘铭”之句，给自己取字鸿铭。鸿者，大之意。商汤王在洗澡盆上刻写警语，汤生将之放大，刻在心中，使之成为座右铭。　　1885年前后，辜鸿铭在折回香港的船上，舌战几位肆意诋毁中国的洋鬼子，为同船的广州候补知府杨玉书所奇，乃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引荐。由是，辜鸿铭进入了晚清重臣张之洞幕中，被委为洋文案，办理邦交诸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