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性质:王奕:整人者冯贵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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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奕:整人者冯贵的下场

发布时间:2011-10-26 17:00 作者:王奕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32次

  冯贵,是西岗子煤矿职工子弟校的初中语文教师。"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他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上学。在学校里,他不专心学习,总爱搞些小动作,整整人,而且热衷于搞对象且目标不专一。那时大学校规非常严格,在他即将毕业时学校把他除名了。

 

  当时大学生还是很稀少的,他拿着大学肄业证到《黑龙江日报》上班了。可是好景不长,不到三个月他就被报社解聘了。无奈之下,他辗转了几个单位后到了煤矿当教师。

 

  冯贵在煤矿子弟校就是高人了,毕竟是念过大学的,那时煤矿子弟校的老师还没有一个大学生呢。冯贵的文化知识教初中富富有余,他人很聪明,学问在当地就算是最大的。但他的恶习却总不爱改。在学校里,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要整人,一见姿色好一点的女老师就想动手动脚。有时他连自己的小姨子都不肯放过。

 

  冯贵到煤矿时已经结婚了,妻子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学生,叫王佳琳,也是个没有毕业的肄业生。他们是在哈尔滨上大学时拉古上的,这中间分分合合了几回,最终王佳琳被冯贵连哄带骗给搞到手,未婚先孕,于是就仓促结婚了。

 

  冯贵和我父母脚前脚后来到煤矿职工子弟校当老师。这所学校是中小学一体的,当时就一个领导,即我的母亲,学校教导主任。一开始,冯贵在学校表现的很谦恭,而且毕竟是在正规大学里上过学,在学校里也算是高学历了,还是很被学校重视的。然而冯贵和王佳琳在家庭生活中总是吵闹。那时我父母和冯贵等一批教师、医生、工程技术员同时来到煤矿,矿里一时住房很紧张,就把原来让劳改犯人住的一栋泥草房子重新维修改造一下,安排了20多户人家住。这栋房子从东西方向做了一个通长隔断,然后南北各开门头,每家又都是相对开门,家家户户有什么事情都瞒不住人。

 

  冯贵和我家分住南北相挨的位置,泥草房一点也不拢音,一家声音稍大一点便会传到另一家去。冯贵家晚上经常吵架。有一次半夜11点多了,冯贵家就激烈地争吵起来了,只听屋里有两个女人呜呜啼啼地哭得很凶,母亲便去他家劝架。这一去,才知道冯贵妻子王佳琳的妹妹王佳华来从县城她家玩,没想到晚上睡觉时,冯贵对小姨子动起手脚来了,姐妹俩当然不干了,便撕扯起来。那个时候的领导不仅在单位管职工的事,职工家里有什么纠纷,领导也得管。母亲毫不客气地把冯贵连损带骂地教训了一番,冯贵点头哈腰地承诺绝不再做缺德事了。然而母亲哪里想到冯贵是一个十分卑鄙的家伙,他把母亲为让他家和睦而对他的严厉批评怀恨在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来,冯贵便开始对母亲进行了疯狂打击报复。

 

  冯贵鼓动学生们给母亲贴大字报,揭发她的"罪行",然而母亲的人品非常好,平时和矿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都和睦相处,对学生都很爱护。被冯贵鼓动起来的一小部分学生找不到母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母亲的家庭也对造反派很不利,妹妹、妹夫、弟弟、弟媳都是中共党员,父亲是乡邮员,常年奔波于乡村之间,被当地群众誉为"准钟点",是省邮政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尤其弟弟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工作性质是绝密的。于是冯贵就开始鼓动学生从父亲那里寻找攻击突破口。他们终于找到了"问题",父亲是日本侵占东北时期的"国高"学生,爷爷为了养家糊口,当过那个时期的伪职员。后来爷爷离开家乡出走了,至今杳无踪影。这样"罪名"就来了。父亲会日语,便被定为"日本特务"。爷爷不见踪影,便被说成去台湾投靠了国民党,于是父亲又成了"国民党特务"。又有人污蔑说爷爷到黑龙江对岸的苏联去了,于是父亲又多了一顶"苏修特务"的帽子。就这样,老实巴交的、一辈子只会读古书教学生的父亲一下子变成了"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苏修特务",这是三料特务集一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有证据必死无疑。

 

  然而假的真不了,人正不怕影子歪。冯贵那帮人又是外调,又是深挖,可是一无所获。反倒是就在父亲"解放"的前几个月,冯贵出事了,被撤销了学校红卫会主任职务并被开除了红卫兵队伍。

 

  原来冯贵在文革中瞄准机会冲锋陷阵,鼓动了一伙工人和高年级的学生疯狂革命,大搞打砸抢,破坏学校的办公设施,烧毁仅存的几百册图书。他们占领矿长办公室,夺了矿长的权。一时间,他们以破"四旧"为名肆意抄家、毁坏公共设施,把煤矿搞得乌烟瘴气。九大后,冯贵成了煤矿革命委员会委员、煤矿职工子弟学校红卫会主任。他夺权成功后,便把我父亲给当做"黑鬼"给看押起来,把几个曾骂过他耍流氓的女教师给下放到煤矿参加体力劳动,把1968年从哈尔滨师范学院毕业教地理的为人正派的宋涛老师给逼回呼兰老家。

 

  一时间,冯贵在学校气指颐使,俨然是个太上皇,看谁不顺眼就整谁。一段时间内老师们人人自危,唯恐在什么地方不小心得罪了冯贵。

 

  然而一个人的疯狂之时,必定是他要灭亡就要到来之日。1969年十一前夕,冯贵的儿子得病了,煤矿职工医院当然看不了。于是他就带着儿子到了齐齐哈哈陆军医院看病。俗语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冯贵在陆军医院短短几天就和人家女护士搞上了,但这次很快就事发了。正当陆军医院领导要找他谈话时,他从三楼的窗户跳了下去,就在他往下一跳的瞬间,或许他的人性复苏了,他拼命挣扎回过头要看一眼他的那可怜孩子,这样他一下子便侥幸地落在了医院外路边一个沙堆上而没有落在马路上,当时只是把腿摔坏了。

 

  冯贵在医院被简单治疗修养几天,便被陆军医院撵回煤矿了。

 

  他没有脸在白天回煤矿,于是选择了一个晚上在西岗子坐小火车回到家中。那帮尾随他的人怕冯贵和他们自己面子上不好看,就在矿里到处宣传冯贵在陆军医院了为了学雷锋做好事,在给医院擦玻璃时不小心掉了下去摔伤了。

 

  然而纸终竟是包不住火的。很快齐齐哈尔陆军医院就给黑河地区西岗子煤矿革命委员会来了公函。公函愤怒谴责冯贵品质恶劣、道德败坏,是教师里的败类,建议煤矿把他开除出教师队伍。

 

  冯贵知道自己无法呆在煤矿了,于是他动用了各种关系,终于调到大兴安岭地区一个小县城的学校继续当老师去了。至于他继续没继续为非作歹、流氓成性,由于我们家也去边远的小山村三站生产大队插队落户去了,便无从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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