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州大洪山银杏谷门票:印度的经济改革前景及其困境

印度经济改革设计师曼莫汉·辛格

　　印度作为南亚地区无可争议的龙头国家，经过十五年的经济改革后，世人已不再追问它是否能够崛起，而是它什么时候会崛起。它现在已经是广被看好的“金砖四国”之一。如今，这艘被西方国家称为“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航母仍在继续转动引擎，可以预期，印度未来几十年内，无论是哪个党派执政，其口号只有一个——改革。

　　尽管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但印度经济改革的设计师更关注的依然是国内的压力：经济发展过热、工业企业拔根而走、社会结构剧烈变动、政党之间相互倾轧等等。透过这些迹象，人们可以感受到“经济改革之父”的曼莫汉·辛格总理依然要走一段漫漫长路，才能圆他的改革梦。

经济改革的关键：政党间的互信

　　与许多希望通过改革达到振兴目标的国家一样，印度也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曾统治印度达两百年之久，殖民文化深厚，及至国大党于1948年领导民族解放运动实现印度的独立后，各种意识形态的碰撞十分激烈。

　　前总理尼赫鲁掌权后宣布实行西方式的政治体制，在执政方式上则奉行多党制，导致政党林立，但国大党在独立后的很长时间里一党独大。在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印度还沉浸在政党之间的拼斗。

　　1980年代国大党衰落后，印度便没有了在议会中占绝对优势的政党，因此经常出现联合组阁或一党勉强组阁的情况。执政基础不牢，短命政权就经常出现。如此境况，自然不利于印度改革政策的施行。更重要的是，几个甚至十几个政党拼凑在一起的执政联盟，在利益分摊上要做到均衡，确实有点难以想像。

　　各政党在过去几十年里，相互倾轧争斗不断，此消彼长中，延迟了印度经济改革的到来。直到1991年，总理兼国大党主席纳拉辛哈·拉奥在印度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过后，才决意推行改革，受到国民的欢迎，而各政党的政策纲领也开始向经济倾斜。

经济发展过热的担忧

　　抛开政党斗争不论，光看十五年来的改革成效，人们会发现如今的印度经济发展蒸蒸日上——它于2006年首次跻身全球经济发展最快国家之列，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超过9%。据印度中央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度上半年，印度经济增长9.1%；第二季度达9.2%，这也是十年前开始收集每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以来录得的最高增长率。

　　很多经济学家在关注这一问题时，既会肯定印度政府的改革政策，也会将部分功劳归功于“经济周期”的上升。正因如此，高经济增长加上制成品价格不断上涨的线装，也引起了人们对印度经济发展可能过热的担忧。

　　《经济学家》杂志在新年评论中这样写道：“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印度就传出了许多危险信号。消费价格通胀率几乎高达7%，远远超出亚洲平均的2.5%水平。”此外，印度股市在过去四年里升了将近四倍，2006年升幅更高达50%，结果导致包括房地产和金银等其它金融市场出现泡沫。

社会底层利益不可小视

　　经济改革能否惠及普罗大众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因此，辛格在上台伊始就在前总理瓦杰帕伊经济改革的基础上加入“人性化”因素。也就是说，改革将涉及到各个阶层，特别是农村或落后地区的贫苦民众及少数民族团体。

　　辛格此举除了回报左派阵营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顾及印度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一面是开着汽车，住着舒适房子的资产阶级，另一面是城市街头有许多席地而睡的穷人；一面是具备了世界竞争力的软件业，另一面是相当落后的贫困农村。

　　在社会学家看来，中产阶级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不仅能带动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能保持社会稳定。而印度在过去二十五年间，由于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人数增长了四倍，占总人口的25%，超过2.5亿人。

　　中产阶级的迅猛增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许多穷人在经济改革中得到了利益，社会结构也开始趋向优化——尽管广袤的农村还有数以亿计的穷人，这一点与同样处在改革时期的中国颇为相似。

　　事实上，印度在推动改革的进程中，也曾一度借鉴中国的经验，比如，效仿中国在各地筹建经济特区。印度政府于2006年2月开始实施《经济特区法》后，全国居然上报了数百个经济特区项目。

　　由于《经济特区法》对土地使用要求十分宽松，许多地方便打着建经济特区的旗号从事土地开发。大批土地被廉价征用而失地的农民因得不到应有的补偿而倍感愤怒，时常与征地官员爆发冲突。以至于经济特区被批评为官商勾结盘剥农民的“圈地运动”，罔顾了社会底层的利益。

　　有鉴于此，印度经济特区审批委员会会议1月下旬作出决定，推迟各地报上来的三百个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的研究会议，这也意味着特区项目将被无限期搁置。这也是印度政府的无奈之举。（图：印度经济改革使中产阶级骤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