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石岭风景区要门票吗:印度的天花板

印度的天花板 2006年12月21日15:09 
　尼赫鲁在宣布印度独立时说，印度要么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要么消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60年后，印度尚未成为伟大的国家，也未消失。人们印象中仿佛存在着两个印度，一个由班加罗尔的软件工业园代表，高科技的光芒似乎遮蔽了印度一切的不足，另一个则包括大量赤贫人口、肮脏、基础设施薄弱、种族和宗教冲突不断，一切还宛如中世纪。

　　有意抬高或者贬低这个国家的观察者都可以在各自的印度中找到充足的论据。印度的形象，因此变得扭曲分裂。

　　从一个片面的印度中自然难以理出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按照印度教的教义，大神湿婆同时生着三副面孔，分别代表创造、毁灭和再生。而印度由文明古国沦为殖民地，然后重获独立的历史，也正是印度创造、毁灭和再生的演绎。现代印度拥有历史的遗产，也承载了以往的缺陷。印度软件外包行业的语言优势来自其殖民历史，而编程人员的数学天赋则与印度传统中用天文数字作为时空计量单位不无关系。

　　如果说存在两个印度的话，那不是班加罗尔和德里街道的对比，而是一个现代印度正努力从历史中脱壳重生。英国《金融时报》驻华盛顿评论员、前南亚记者站站长爱德华·卢斯《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一书的价值也许正在于此，它以宽广的视角，展示了印度政治、文化、宗教、社会的各个方面，历史和现实中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使我们可以避免用一两个原因作为印度崛起或者不能崛起的答案。

　　在越来越多的人将中国和印度并提的时候，本刊在此节选了作为该书结论的最后一章，以飧读者。

　　曾经有一次，我有机会骑着一匹白马尽情游历新德里的大街小巷。现在想来很遗憾，我当时拒绝了，因为我和我的家人更喜欢跟随白色的印度“大使车”车队到达婚礼现场。这个过程让人筋疲力尽。我的妻子Priya早想到这个婚礼将变成乱麻――她的父母直到几天前才慢条斯理地开始准备。Priya也不相信有印度教牧师肯来主持一个印度人和一个外国人的婚礼。我的亲朋好友们之中也没人知道究竟在发生什么，也没有人告诉我在两小时的婚礼里应该做什么――尽管我上上下下裹好了一层印度无袖正装。更不妙的是，一辆车几小时前开到美容院接Priya来婚礼现场，到现在还没影――婚礼的女主角被忘了。末日好像不可避免地来了。

　　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印度而非英国，所有事情都是像这样杂乱无章。婚礼最终还是和美收场，尽管我花了90分钟才明白这混乱中自有道理。印度教牧师最后终于出现了，荷花叶被放在适当位置；往火坛上泼的酥油已备好，把我和Priya连接在一起的绳子也快扎上了。我们盘坐在充满鲜花的房间里，正如同万花筒里的两个静止小点。我的亲戚们穿着朴素的英国教徒式服装，一脸茫然，不知道是否该起立开始唱歌。接着他们意识到其实自己并不需太正经，于是他们的局促不安渐渐地被闲谈和笑声替代。这就是美国1960年代早期驻新德里大使J.K.加尔布莱恩所说的“功能性无政府主义”一个最好不过的例子。尽管各种迹象都表明事情在往反面发展，但到最后总会万无一失。

　　此生每当印度的事情看起来要不可救药地趋于崩溃时，我都会想起自己的婚礼和加尔布莱恩对印度的经典概括。有时我会想起别人教我的关于蜜蜂行为规律的知识：在蜂群内部看，是典型的无政府状态，每个蜜蜂飞行的方向都不一样。但在蜂窝外部看，把这个蜂群看作一个整体，它们却是朝着同一方向前进。【“百分之一国家”】

　　在过去的30年之中，印度经历了一段19个月长的独裁统治。期间，尼赫鲁－甘地家族的两位印度领导人相继被暗杀，并且旁庶普、克什米尔和阿萨姆邦等地方不断在制造分裂活动。印度从封闭转向一个逐步开放的经济体。它从一个世俗的政府转向一个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然后又转回世俗政府，它从一党专政转向24个政党统治，从反对核武器转向支持核武器，从不经宣战与巴基斯坦卷入边境之争，到进入两者间的漫长和平进程。无论用哪个标准衡量， 印度看起来总是非常变幻莫测。

　　这些都是印度过去30年的新闻标题。 但是如果你对被淹没的统计数字进行深度分析，你将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印象。T.N .米南是印度最受尊敬的编辑之一，他宣称印度是“百分之一国家”，即无论你用哪个指标衡量——经济或者社会，印度每年改善的速度大约在1%：在1991年，贫困人口占35%；在2000年，下降为26%。印度的识字率已经从1991年的52%上升为2001年的65%。人均寿命由1991年的58岁上升至2001年的65岁。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是度量人均收入和社会舒适程度的一个指标)从1970年的0.254上升到2005年的0.602，基本相当于1%的年增长速度。

　　从普通印度人的生活条件而非印度发生的大事件来看，印度正在稳步进入正轨。大多印度朋友则希望这个国家跑得更快。就发达经济体而言，1%的速度已是好成绩，但就有3亿人仍生活在赤贫之中的印度来说，1%的速度是令人痛苦的缓慢。不幸的是，与它的邻国中国相反，印度分散的政治文化使得其政府很难采取决定性措施使其成为一个百分之二国家。不过，要让印度停止前进或倒退，除非有一场大规模的灾难或者战争。

　　长期以来，印度一直都追求稳定甚于效率，而中国正与此相反。MIT政治学教授迈龙·韦纳（Myron Weiner）指出印度行动缓慢就是因为它的多元，这也意味着它相对稳定：某个地区出了问题，并不一定会波及其他地区，因为印度并不是一个同质社会。在印度，每周在全国各地的角落里都有各种各样的静坐抗议。有时警察会带上警棍，但是基本上不使用子弹。“印度像一辆12个轮子的的卡车，”韦纳写道，“即便一两个轮子被戳破，它也不会翻到沟渠里。”

　　是什么促使印度保持稳定？自从独立后，西方观察家预测作为统一体的印度将很快面临崩溃：由于它在社会、语言、宗教和种族等方面存在非常深的差异，印度终将不可避免地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国家。在1960年代早期出现过一本权威的论著叫《印度：最危险的数十年》，该书主要论述印度的分裂威胁，许多观点被广泛地引用。但是到现在印度也没有分裂。看起来将来也不会如此。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预测为：印度将不会在很长时期内维持民主制度。这个预测的假设（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是民主无论如何不能与赤贫或者高文盲率共存。这个预测如今也被事实推翻了。有许多原因来解释这两个预测何以站不住脚。印度之所以能保持一个完整国家的最重要原因可能就是它是个民主国家，而印度能保持民主制度的最重要原因可能就是它的多元化。印度多元的社会形态让民主成为必需，而远非危害民主。

　　与此相关却也容易误读的一个假设，就是中国之所以比印度发展得快就在于其威权统治，许多西方和亚洲评论家都持此观点。其实印度曾经在英吉拉·甘地夫人的领导下也经历了独裁统治，结果对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损害。甘地夫人影响下的国会趋于独裁，更加强了地方分权主义在印度政治的滋生，撩拨起分裂分子在印度国境上的叛乱，印度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印度之所以还是一个整体，还多亏甘地重新建立了联邦制民主政治系统，给那些有分权倾向的地区一个和平解决问题的出口。尽管印度的叛乱频仍，但是真正威胁到印度国家完整的只有克什米尔争端，而且这部分还是因为受国外势力的左右。

　　对那些认为印度由于缺乏集权而遭受损失的人来说，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巴基斯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在过去二十年里，印度经济6%的平均增长一直超过巴基斯坦（3.5%）。在这二十年中，巴基斯坦有过民主政治，但是即便在自由选举时期，巴基斯坦公民的自由权利仍受限制。由于种族和文化上的相似，使得巴基斯坦而非中国，是比照印度的一面更合适的镜子。

　　在更重要的一个层面上，印度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挑战：如何对“发展”做出清晰定义。通常，人们按照用经济繁荣这一指标来衡量。但是不是也该把给人民充分的表达权和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考虑进去？如果这样的话，民主就是“发展”的一个内生性目标。印度在这方面的成绩可谓喜人。当然，待改进之处也有很多。印度各邦要想实现更好的治理就要将其人民视为拥有平等权利的公民，而非根据社会等级划分。

    要理解印度的决策机制为什么比中国低效，就需要了解一下印度社会深层次的多元文化。中国同样是多元的，但是中国使用一种官方语言，宗教流派也很少。而印度有18种官方语言，好几种文字，宗教流派众多，社会等级区分根深蒂固。这种高度分化的印度社会让所有的集体行动都很难实行。即使不考虑它的政治系统，印度的社会特性也会使其政府很难提高决断力。像挪威这样相对同种的社会奉行谨慎民主，拥有高效而有决断力的政府系统；而在非洲和其他一些对不同部族实行独裁统治的国家里，却一直不能让社会实现共识。印度政府的效率因不同种族的分歧而减损。各种族之间很难建立互信，导致整个社会很难采取集体行动。学者将此称为“囚徒困境”。我喜欢另外一种比喻：印度人就像是沙滩上的一桶螃蟹，每当有一只螃蟹想爬出来时，其余的螃蟹就会把它拽下来。

　　用“种姓政治”这个称法来描述印度的政治现实一直存在争议，因为很多人不同意印度种姓制度和宗教派别在人种上是截然不同的。经典的梵语对应“种姓制度”的词是“varna”，意为“肤色”，这可能是种姓制度的历史起源。种姓制度的主要起源之一就是通过形成定居社区逐步融合本土的印度土著进入主流印度社会。新部落被安置在该体系的下一个等级。印度教主义者和基督教经常就部落融合问题发生斗争，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在很多方面看来，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度运行起来有些像部落和血亲集团的关系，而不是以经济划分阶层。如果你只知道印度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你很难断定印度人是如何选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印度政治的精力一直被琐碎的社会尊严争端而非发展经济困扰，也是为什么在印度很难真正建立一个忽略人民种族身份的联邦的原因。在印度，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更多取决于你是谁以及你认识谁，有些人相信这种现象将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而逐步消失。大多数印度中产阶级在面临国际竞争的领域工作，并且他们也越来越愿意看长处而不是血缘关系来选择雇员。印度的中产阶级人数按照国际上的通行标准只有2亿多，印度贫穷阶层想跨入这一行列还是遥不可及。

　　印度已从1991年的改革中受益。如果持续下去，更多的开放将会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印度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并不能简单地希望政府采取放任主义，他们也不希望这样。为了繁荣经济，印度的商业需要很好的基础设施，需要自由和健康的劳动力，需要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和对于法律和秩序的承诺。要做到这些，光凭私人部门是很困难的。印度社会面临的分歧——正如其他许多地方的一样，在于有些人相信政府应当统管一切，而有些人相信政府除了国防和法律秩序之外其他均需放手。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未来印度需要面临的四个关键问题：第一，引导3亿赤贫人民脱贫，给其余的人提供一个更有保障的生活；第二，应对环境的急速恶化的危险；第三，防止艾滋病病毒；最后，保护印度民主制度。我们再看看印度在下几个十年崛起的巨大潜力。为了能充分发挥其潜力，印度将不得不直面其问题。克服这些问题需要一个有效率的、前瞻性的政府。就当下的情形而言，这还画着大大的问号。
【挑战一：摆脱贫困】

　　1900年世界人口有16亿。至2050年，单单印度就可能达到这个数字，并可能于2032年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联合国对于印度人口数字的估计，从13—19亿不等，估计的误差区间达到6亿。印度越快消除贫困，其人口数量就越能稳定在10亿左右而非20亿左右。也许它多快消除大规模贫困的关键性指标就是它能否为农民建立一个更好的经济环境，以及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印度的农业产量有大幅提升。但是在过去的15年，它的谷物产量增长逐渐停止。印度并不需要另一代“神奇”的大米或小麦来实现第二波绿色革命，尽管新的种子技术可以帮上忙。目前印度平均每公顷的产量约是中国的一半。为了追上它的邻居，一系列长期被推迟的改革必须被执行。

　　知易行难。通过创建一个农村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市场，实现农地整合，让其能够大到可以机械化耕作的水平。印度90%的农民只拥有一公顷或者两公顷的农地，不能负担拖拉机或者浇灌技术。对于某些销路有保证的农作物，农民们可以组建集体农庄。但是大多数的印度邦都是强迫农民把产品卖给政府指定的中间商，这些人低买高卖，大赚差价。印度农民应该能自行决定买家，不管其来自国外还是国内。开放印度的零售业将会使资金流向冷藏仓库以及新的农业生意，这将会带来更快的变化。

　　如果印度政府真希望促进农村繁荣，它要做的就不仅仅是废除农业价格控制，各邦必须扮演更为直接的角色。印度效率最低下的就是其令人沮丧的农业基础设施。连接村庄到城镇的全天候运行公路应该被修建，小学和中学教育系统应该进行改革，以保证老师尽职尽责。这同样适用于乡村医疗中心建设。不到一半的印度婴儿出生时是由受过训练的中年妇女或者医生助产的，这一数字在中国是97%。这既不是金钱也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政府有效性的问题。

　　为了鼓励农民种植其它的农作物，新德里应该评估其不合时宜的农产品补贴体制。随着印度变得越来越富裕，人民相应地越多消费蔬菜和蛋白质食物，减少基本谷物的消费。但是基本上所有印度的农业补贴都给了种植小麦和大米的农民。要让农民增收，政府得鼓励农民更多从事园艺、种植蔬菜、养殖鱼和鸡这些有更大出口潜力的农业。小麦和大米种植需要消耗大量在印度并不充裕的降水。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还可以盘活闲置的劳动力——每公顷蔬菜种植雇佣的人力相当于大米和小麦的15倍。

　　解决印度贫困问题的另一大挑战就是创立更多非农业的工作机会。印度的劳动力市场每年大约新增1000万就业人口，而每年只有500万个新增工作机会。一些新的就业机会可以通过农业改革来提供，但并不够。套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印度农业部门的就业增长弹性几乎为零，甚至是负增长，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印度的服务部门可以吸收农业的富余劳动力，尤其是如果印度采取措施振兴旅游业的话。与其他行业日新月异的变化相比，印度的旅游业可谓波澜不惊。2005年，印度只有250万外国游客，甚至比迪拜或者新加坡的游客数量还要少——印度糟糕的运输系统和卫生设施让很多游客望而却步。当你不得不在垃圾场中穿行，还得躲避乞丐和流浪狗才能入内时，游览泰姬陵也就并不如传说中的那样诱人和浪漫。振兴旅游业并不是说非得将印度文化迪斯尼化，就像一些人恐惧的那样，它会在运输、酒店、饭店和其他相关领域创造大量的工作，新增的收入也有助于对印度古迹的保护。

　　当然，上述并不是创建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产业的替代方案。要达致这个目标不一定以污染为代价，印度拥有的技术和资本可以让它确保这点。制造业的兴起也不一定非得伴随社会不稳定。食品和纺织品的生产可以放在印度的小城镇，尤其是道路设施和冷藏设施能解决的话。印度企业家在汽车和制药行业的天资有目共睹，不过这些前沿领域一般都会雇佣大学毕业生，这使得印度政府必须让其他劳动力接受更好的教育和职业培训。印度政府也必须取消那些限制海外和国内投资者进入市场的壁垒。印度的经理需要花费15%的时间和政府检查员打交道，几乎是中国的两倍。印度公司还得花费更大量时间来填写复杂的税单，和贪污的海关官员打交道——虽然新德里已经简化税赋，印度仍然是世界上税务体系最复杂的国家。在印度有些地区会对从一个邦运往另一邦的商品征税，通常征税成本要比上缴的税收多得多。为何这个税种还被保留下来，腐败是惟一可能的解释。

　　发展制造业还意味着印度必须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尤其是港口、道路、铁路和电力供应。基础设施项目自身即可显著地提供就业率。印度政府陷入长期的财政赤字。它需要投入所有可以从国内和海外私人部门获取的资本来提升国内的基础设施。新德里承诺到2009年全面开放印度银行业。像花旗银行和渣打银行这样的金融巨头已经从印度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那里获得了可观的业务。通过让外资银行和印度正在快速增长的优秀本土民营银行把触角深向管理不善的国有农业银行网络，将加快使储蓄转化为投资，因而将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新德里还采取了措施向国外投资者部分开放保险产业。在印度，只有不到10%的人拥有寿险。越多的人参与保险，即意味着越多的资金可以用作投资。印度无需对开放金融心存疑惑。

　　最后，印度必须改革劳动法。印度只有1000万商会会员，其中活跃会员只有137万。以对穷人不利的名义，商会否决了劳动法规的改革。印度应当意识到，商会和它的商业游说一样，是为会员的利益代言的，而非穷人。
【挑战二：保护环境】

　　印度的第二大挑战是阻止大规模的环境恶化。可以理解的是，当西方国家训诫他们保护森林或者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时，印度人会被惹恼，因为西方国家应当为世界上大部分的环境恶化负责。印度只占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但是却拥有17%的世界人口。以人均计算，很显然美国、欧洲和其他富裕国家的国民产生了更多的污染，并从中获取了更大的益处。但是这种状况正在改变。大多数更为富裕的国家，正在采取措施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并引进清洁燃料。

　　在防止全球变暖方面，印度应承担的责任正在快速增加。没有印度和中国的参与，任何针对气候改变的解决方案都是不可信的（当然要由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来主导）。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应当提供更强劲的引导，向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激励。使得它们踏上更环保的发展道路。就印度自身而言，必须克服对于西方所谓“双重标准”的憎恨，意识到印度会像大多数科学家预言的那样，会受到气候变暖的伤害。

　　印度人已经因环境面临严重的生活品质问题。在印度，只有不到 2% 的人拥有汽车（美国60% 的人拥有汽车）。然而印度的城市道路已经拥挤不堪。2004年，印度第一次卖出了超过100万辆私家轿车。这个数字在可见的将来会迅速增长。到2030年，印度的汽车保有量预计将会达到2亿辆，而这个数字在2006年是4000万。即使不考虑城市空气质量和停车等问题，也很难想象印度的道路建设会跟得上车辆增长速度。

　　在很多像电信产业（印度的固定电话业发展一般，但移动通信业务发展迅猛）这样的领域，印度通过采用新技术而实现了跳跃式发展。通过从现在开始规划使用更加清洁和高效的城市交通系统，印度交通业也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德里地铁项目就代表着这种方向。此外，印度也应升级其现有的63000公里的铁路网。该铁路网是世界上目前第二大铁路网，与公路比，它能够以更环保的方式运送更多的货物和乘客，也更经济。然而现在，印度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印度铁路对货运高额收费以补贴客运，高价迫使货运业转而选择公路运输，堵塞问题因而加剧，使得公路运力低下。在电力部门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印度国家电力行政部门征收高额电费，使得小企业很难存活，它们不得不购买污染严重的柴油发电机。

　　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严重的空气和水质量下降。有数据显示，这个国家8个夭折的未成年人中就 有1个死于严重污染导致的疾病。每年由于水污染而死亡的儿童成千上万。很多环保激进主义者主张单纯地摒弃改革，回到过去，然而这并非解决之道。在农村，很多人也会因为年纪轻轻就感染呼吸道疾病而死去，因为他们缺少电和燃气。在乡村，他们多使用牛粪或者木材用作燃料，然而乡村的气候和地理学特征使得户外生火并不实际，所以他们不得不在屋内生火，如此日积月累，他们很容易就患上肺部疾病。在印度，只有差不多一半的农村家庭能够用上电。同样的，很多由于水导致的疾病也是因为乡村里缺少现代净水设施。

　　印度电力收费的教训同样也适用于印度农村灌溉上。只有很富裕的农民才能负担得起用水泵抽水灌溉农田，土地盐渍化趋势加剧。对森林的乱砍滥伐也是导致土地盐渍化的一个原因。1900年的时候，印度境内森林覆盖面积还能占到国土面积的1/3，如今只占 1/6了。要鼓励对资源——无论是水、土地、森林还是空气——的可持续利用，必须引进商业机制。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应该被重罚或关掉，但现在还很少能如此。贪腐的林业官员应该被解职，事实也难做到。水和电的价格机制也应该简单公平。

　　最后，印度应该制定一个清晰的能源政策。无论是为了其经济发展，还是为了保护其环境，都应该如此。印度的能源行政和监管权力被分散在很多不同的部门：比如煤炭、钢铁、电力、石油、水电和核能部门。每个部门都有各自的日程表，因而很容易就忘了其他部门的需要。印度需要一个统一的能源部。

　　如今，这个国家70%的石油依靠进口，除非在印度国内发现储量惊人的大油井，那么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会上升至 90%。印度的政治系统使得修建大型水电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外，印度的煤炭煤灰含量很高，非常污染环境。民用核电站修建耗费甚巨。

　　不过仍然有其它的能源作为选择。印度应该努力推进颇具争议性的伊朗经巴基斯坦到印度的天然气管道的修建，并同时探询修建其它管道的可能性。比如从中亚途径阿富汗和从缅甸到孟加拉国的管道。天然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洁的能源，当然其它能源也存在被利用的可能。南非已经证明，它能够将煤变气成功地商业化。

　　正如前面所述，印度可以通过升级全国铁路网和建设新一代大众运输系统来降低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印度如果再次重复西方社会已经犯过的错误，那前景无疑将是可怕且自毁性的。印度总是觉得自己能够为世界表率。也许它最应该传达的讯息就是要使人民脱离贫困，并不一定以摧毁自己的自然资源或下一代人的生活品质为代价。

【挑战三：对抗艾滋病】

　　印度的第三个挑战是遏止艾滋病的蔓延。印度的很多有影响力人士都觉得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被西方社会夸大了，而他们应该更致力于解决其他问题，比如肺结核和营养不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对的：艾滋病的防治不应该以牺牲为其国民提供最基本的卫生医疗经费为代价。两者之间本不可替代。然而它们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即除非印度能够遏止艾滋病的蔓延，否则它的卫生医疗系统将难以承受来自艾滋病的负担。2005 年，在印度感染艾滋病的人不到1%，这是事实。然而其数字却是510万，让印度成为了世界上仅次于南非（感染者为530万）的艾滋病感染大国。

　　未来的形势更难预料，因为艾滋病的传播速度非常可怕。1990年，不到1%的南非人感染了艾滋病，而在2005 年这个数字激增至25%。这个疾病已经给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前景蒙上阴影。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评估说，如果印度不对艾滋病严阵以待，那么到 2010年印度艾滋病感染者将达到2500万人，而2013年这个数字将会变为4000万（这个数字略低于2006年全世界感染艾滋病的人数）。而且很多独立专家认为，印度官方低估了艾滋病患病人群的规模，以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印度的有些地方，比如比哈尔邦（Bihar）根本没有提供数据。有数百万的比哈尔邦人会到新德里和孟买打工，他们每年回家一两次与妻儿团聚，很难让人相信他们没有在这期间将艾滋病传染至当地。

　　印度如果想在控制艾滋病扩散方面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做得更好的话，那么它就必须要克服一个根本问题：必须认识到这个威胁在本质上是史无前例的。2005年，全球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会主席理查德·费基姆预测，现在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感染艾滋病最多的国家。尽管这个预测耸人听闻，却很少引起广泛注意。同时，印度的回应也是轻描淡写。某种程度上说，印度2004年政权更迭导致官方在此问题上的关注大大加强。和前任印度人民党领导的政府相比，曼莫汉·辛格政府至少承认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在公开场合讨论性行为问题。

　　然而辛格的好意本身并不足以让人确信印度已为遏止艾滋病大规模蔓延做好准备。比如，新德里政府驳回了立法委员会关于将同性恋合法化的议案。这种态度得追溯到 1880年代，当时英国政府将同性恋贴上了反自然人伦的标签，在对待同性恋的法律体系上，印度和伊朗、沙特阿拉伯如出一辙。官方对于避孕的态度也落后于时代。印度能够有正常途径避孕的人口不到其总人数的一半，而中国这个比例超过80%，这也许与甘地的长期影响力有关：甘地憎恨堕胎，主张节欲。

　　在印度，艾滋病主要是由民工和卡车司机们携带而广泛传播，他们接触妓女的成本最少只需20美分，然后他们回家后传染给他们的妻子。他们对于安全套的使用知识是如何缺乏，可以从一位健康工人向我同事讲述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中见一斑：这个工人向妓女演示如何避孕时，竟然说安全套应该被套在大拇指上。于是他们在发生性关系的时候，避孕套真的就被套在了大拇指上。“你能改变这些吗？”一位抗艾活动家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印度对待艾滋病的态度也折射出印度社会的其它深层次矛盾。印度的制药公司已经通过改进西方制药公司抗艾药的生产流程，生产模仿性创新药，从而推出世界上最经济的抗艾滋药物。总部在孟买的西普拉（Cipla）公司为非洲数百万人提供了低成本抗艾疗法，其努力要比世界其他制药公司都要多。然而印度却只用此药医治很小部分印度艾滋病患者。

　　正如印度诸多问题一样，它并不缺乏解决问题的技术和资源，却缺乏解决问题的紧迫感。我的一个同事曾经对我说：“在非洲，贫穷是一个悲剧，在印度，则是一个丑闻。”他这么说，并不是指非洲人在实现经济现代化方面不如印度人，而只是想说印度在独立建国时便有着远优于非洲国家的制度和智力资源。

　　在眼见非洲的灾难之后，印度应已经知晓艾滋病带来的人类悲剧，更知道它会瓦解劳动力市场，损伤国家经济。比尔·盖茨夫妇名下的慈善基金会已经给印度捐助了一大笔钱以防治艾滋病。此外，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已承诺其名下的基金会与印度的制药公司合作，研制抗艾药物，以帮助非洲和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的贫穷人民。克林顿在2004年去往德里的访问中说道：“对待这件事情，你们浪费不得半点时间。当你拖延时，就会把印度经济的未来置于风险中。为了拥有今天的荣光，你们已经付出了太多辛苦，以至于对于其他事业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如果现在不对艾滋病采取坚决行动，那么会有数百万无辜生灵将遭涂炭。”
【挑战四：政治和外交】

　　印度面临的最后一个重要挑战是保护和加强其民主政治。当印度实现独立的时候，很多西方人都认为其多元化是弱点。如上所述，在一些方面印度的多元化的确给这个国家的管治增加了成本。但多元化也是印度的最强处，现在西方知识分子也开始拥抱此观点。在欧洲建立欧盟这样一个跨种族、国家、宗教和语言的大陆共同体的梦想不过诞生于印度独立后几年。在经历过几个世纪的无数次流血和屠杀之后——这是印度从未经历的，欧洲现在终于达成它的梦想。印度的经验可以告诉欧洲、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如何在不牺牲人民基本自由或不强力推一统的前提下，建立一个多民族和多种族国家。现在的印度仍在遵从尼赫鲁和甘地的梦想以成为世界政治版图中的一个指向标。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印度必须消除那些对其未竟自由宪章事业的威胁，它必须完成其自由宪章事业。

　　印度自由民主进程中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m）。2004年印度人民党（BJP）政府的倒台以及其后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激烈指责，使得很多人确信民族主义政治在衰落。但印度人民党仍然能够号召全国1/4 的选民（但它只控制了四分之一的国会），差不多是其他政党的3倍。该运动在社会中的影响日益加深。印度教“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控制了印度最大的贸易联盟、学生联盟和最大的日报和周报网。他们发起这项运动是重塑自己以适应迅速现代化的印度，所以他们的形象会发生变化，然而其本质和基本目标是不会变的：通过暴力或者非暴力的手段，降低印度非主流教派的地位。克什米尔穆斯林的忠诚问题必需解决，但如果这要以1.5亿印度人蒙羞为代价的话则不是正确的解决方案——那意味着陷入长期内战。

　　读者可能会意识到我对印度民族主义没有好感。这不仅因为它鼓吹一种强调暴力复仇的政治哲学，还因为它让印度教本身所象征的善与忍褪色。如果印度人民党真的想重新掌权，那么他们就必须坚决与腐败作斗争，让政府加速现代化。这将能使其与官僚主义和庇荫主义甚重的国大党区别开来。同时，印度人民党也必须与已成为印度民主政治和国家安全威胁的RSS原教旨主义割断联系。这看起来不大可能，但印度人民党必须这样做，否则它将很难让人相信自己已重塑为一个中间偏右的现代政党。

　　印度同样需要加强议会民主以及地方民主。避免让犯罪分子混入选举人队伍是一个好的开始（2003年，印度最高法院强制要求候选人出示有无犯罪记录、财产证明和学历，这提高了透明度，但是没有减少犯罪分子进入政治领域）。但是印度必须找到办法来提高政治家的能力。对印度这样一个有如此之多雄辩之士和智者的国家而言，议会辩论和审查的质量之差令人瞠目。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印度议员的素质下降的很厉害。在1950年代，印度议会一年里平均有120天至138天在开会。如今则是一年平均70至80天。在英国，下院则是一年有170天在开会，美国的国会则是150天。

　　印度的政治家们经常表现出对某项议题和事业的热情，但在辩论、委员会讨论甚至最后表决时，都懒得到场。印度议会讨论时，议长不得不频繁地休会，因为议员无法保持自律。印度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它给人印象深刻的民主制度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平庸的政治家来执行。2004年，印度最智慧的工业家之一安尼尔·安巴尼成为上院议员。他写道：“是时候将印度无所事事的贵族老爷们与那些不劳无获的人们同等对待了。”不幸的是，安巴尼本人是印度社会党（Samajwadi）推举的，而这个党在参政考勤方面做得却一般。

最后，印度应当通过改善同邻国的关系来确保它的自由民主。最明显的外部威胁来自巴基斯坦。当本书写作的时候，印巴间的和平进程已经是第三年，而且看上去还将继续。印度能够摆脱其对邻国深深的不信任感来确保这个进程不会逆转。巴基斯坦有很多问题，但是印度必需得充分正视其近邻的现实。作为一个较小和安全较少保障的国家，巴基斯坦更加脆弱更易于挑起冲突，无论是通过代理人战争，恐怖分子还是核威胁。印度必须采纳更具想象力的策略让伊斯兰堡变得更加温和更少狂热。更加慷慨和富有远见的新德里将会有助于实现这一点，尤其是取得克什米尔人的好感。除巴基斯坦外，没有其他国家期望和要求印度放弃对克什米尔的主权要求。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新技术和经济融合正在使边界的重要性降低。当然，南亚的外交家们当然有智慧和灵活性来发明对克什米尔的主权进行模糊而可替代的定义，以被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接受，同时也被克什米尔居民接受。

　　印度和孟加拉国同样有不愉快关系的历史，尽管事实上孟加拉国是由印度制造的（第三次印巴战争，孟加拉国从巴基斯坦独立）。孟加拉国对其庞大近邻印度充满了恐惧与憎恨。据估计印度有1000-1500万孟加拉国非法移民，如果孟加拉国政局不稳，经济不能实现长期增长，还会有更多的移民涌入。印度必须为南亚地区合作组织（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不丹）内部贸易的缺乏活力承担大部分责任。这七个国家间的贸易额只占到它们总贸易额的5%。作为这一组织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员国，没有印度的表率现状就不会改变。如果印度希望抑制在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影响力与日俱增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蔓延到本土，就必须通过给予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出口商进入印度巨大市场的机会，使这两个国家拥有保持国家稳定的动力。

　　挑战之外，印度的优势也是巨大的。尽管面临人口压力，但印度相较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明显优势就是其人口特征。到2010年，中国的“依赖系数（dependency ratio）”——劳动人口和剩余人口的比率——将开始下降。相较而言，印度的依赖系数一直到2040年都将会持续提高。未来20年，这会给印度经济带来巨大的“人口红利”。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年轻人说起来是常识，但印度的未来也在于它的年轻。处在劳动年龄的人口比例越高，储蓄率就越高。较高的储蓄率促进了投资，这使得印度的经济增长处于良性循环。印度的储蓄率已经从1990年占GDP的大约18%提高到2006年的26%。这仍然比中国超过40%的储蓄率要低得多，但中国的储蓄率在下降，而印度的储蓄率在上升。印度同样在提高经济的效率。印度GDP年增长率为6-8%，储蓄率占国民收入的15-25%。而中国获得经济增长的代价相对要高。

　　如果考虑到印度以相当薄的底子取得如今的高增长，印度的增长潜力就更加让人侧目。印度缺乏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代基础设施，也缺少外商直接投资，2005年印度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为50亿美元，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印度同样缺乏全民的文化普及。如果印度大幅改善其基础设施或者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想象一下印度将会获得何等的成就。印度还能从智力资本中受益匪浅。每四个美国硅谷的初创公司就有一个是由非本土的印度人建立的——美国每年有一半的H1B工作签证发给了印度人。

　　这些优势并不一定会想当然体现。这也是我在此一再强调印度所面临挑战的原因。印度过去表现出一种自毁根基的趋势。就像笑话里说的，“印度不会错过任何一个错失良机的机会”。印度同样为其过早流露出来的胜利心态所苦。这种自信大半来自庞大数字的基础。印度的精英评价印度单纯从它的经济规模，而不是比较印度和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超越日本的经济规模（计划在2020年实现）当然很好，但是日本只有印度十分之一的人口，而且无人生活在贫困当中。一个国家的好坏是由它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而不是它拥有多少人口或者发展了多少核武器来判断。

　　这便是印度最后面临的挑战，在不久的将来必须克服它的特权阶层的自满情绪。克服上述四大挑战的关键就是在印度的政治官僚精英心中注入紧迫感。只有印度大多数选民对国家面临的挑战更警觉，同时通过选票转化成更大的压力，这种结果才会出现。印度不是靠自动导航取得伟绩。但一个不合格的飞行员将会导致整架飞机坠毁。正像印度最有智慧的经济学家维贾·科尔卡（Vijay Kelkar）所写的那样：“21世纪是印度损失的世纪”。（作者：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 出处：《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