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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23:45:30
中国古代诗歌教育简史
导 论
中国诗歌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古代文学的河流里追本溯源，诗歌恐怕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如果从“杭育杭育”派的原始诗歌开始算起，那么，诗歌的历史也就几乎等同于人类语言的历史。流传至今的《弹歌》也许就是远古时候最美的诗歌了。有了诗歌，也就有了诗歌教育——利用诗歌来传承生产经验和社会经验，运用诗歌来教授自然知识与社会伦理，同时完成识字写字的任务，教会读诗作诗的方法。
从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教育史的进程来看，诗歌教育伴随着诗歌的产生而出现，伴随着诗歌的繁荣而兴盛；而诗歌教育的兴旺又进一步促进了诗人队伍的壮大和诗歌创作的繁荣。因此，诗歌的历史有多长，诗歌教育的历史就有多长。《弹歌》的流传也正是诗歌教育的结果。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诗歌教育是什么样子，没有办法说清楚，只能凭借想象去猜测。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后，诗歌教育的内容、形式、作用大致可以说得清——因为有许多时候即使是用文字记载的所谓“历史”也往往极不可靠。
从远古时代起，中国古代的诗歌向来就与音乐关系密切，并一直延续至今。因而古代的“乐教”也往往包括诗歌教育。历代宫廷乐舞往往融诗歌、舞蹈、音乐于一体，就是典型的例子。追本溯源，诗、词、曲就其本来面目而言都是歌词，其出现、形成、发展和成熟都与音乐密切相关。《诗经》里的所有诗篇、汉代的乐府诗、唐宋时期的词、元代的散曲，原本都是配乐演唱的。因此，古代的诗歌教育往往还伴随着音乐艺术教育。
在中国古代社会，诗歌教育被统治者上升到政治教化的高度，被视为巩固统治秩序的基本手段之一。所谓“诗教”，其主要含义是要通过诗歌教育来达到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的目的。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诗歌教育，从最初的启蒙教育到最后的选拔人才，诗歌写作水平的高低往往直接关系到文人一生功名的成败。因此，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历史主要就是诗歌教育史，诗歌教育受到从帝王到百姓的普遍重视，学会读诗作诗成为学子受教育的主要内容。
由于诗歌教育史与诗歌发展史密切相关，因此，考察古代诗歌教育史，既要考察古代教育史——主要是古代语文教育史，也要考察古代文学发展史——主要是古代诗歌发展史。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其实主要是诗歌发展史。在古代文学史上，在西周之前，诗歌几乎一统天下；自春秋战国之后，以诗歌为主流，诗歌与散文相互影响，共同繁荣。虽然中唐以后形成“以文为诗”的特色，到两宋发展到极点，但溯根求源，诗歌对散文的影响作用更大。且不说诗歌是最早产生的文学形式，看一看中国的古代典籍，《尚书》、《易经》、《老子》、《庄子》里的有些句子就有明显的诗歌色彩。尤其是《老子》，相当多的篇章就是诗歌。汉代的赋，本身就是从《楚辞》发展而来；而六朝的骈文也具有浓重的诗歌色彩。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往往诗文并重，诗歌与散文交相辉映；而以文学名世的作家也大多有诗歌作品传世。而诗歌对散文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现代所谓的“散文诗”，不就是散文化的诗歌吗？当代的作家在写作散文时也常常讲究音韵和谐、平仄相对，常常使用整齐的句子来表达思想感情。至于古今散文中引用的诗句，那简直数不胜数，层出不穷。古典诗歌对小说的影响也很大，古代相当多的小说家本身就是诗人，而古典小说中出现的诗歌就更多了。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传统章回小说往往从诗歌开始，又以诗歌结尾。至于戏剧与诗歌的关系则更密切，人物的韵白和唱词本身往往就是诗歌。从古代作家的成长历程来看，归根结底，诗歌对其它文学形式的影响和作用，往往是通过诗歌教育来传递的。
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实际上主要是诗歌教育发展史。从远古到清末，诗歌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诗教”对中国人的影响可谓深矣！自夏、商、周以来，学习读诗、写诗、用诗一直是古代语文教育的主要内容。中国古代的宫廷颇重视“乐教”（诗歌是主要内容），因而历史上出现了许多能够即兴赋诗的帝王，其中几位成就突出，对古典诗歌的发展贡献很大。而自孔子之后，《诗经》一直是儒学教育的基本教材之一。两汉以后，以《诗经》为主的诗歌教育成为古代教育的重要方面，学习《诗经》是“诗教”的基本途径，凡是读书人有谁不知道“关关雎鸠”？谁没读过“杨柳依依”？魏晋南北朝以后，特别是唐代之后，中国的传统文人自出世就一直浸泡在诗歌的海洋里，甚至可以说是在诗歌的海洋里泡大、泡老一直泡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诗酒风流成为他们基本的生活状态。隋唐之后，科举考试制度与诗歌教育的关系非常密切。翻一翻中国历史，有哪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状元不会作诗？而自两宋之后，吟诗填词就成为古代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日常事务；甚至一些统领千军万马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帅也以诗词闻名于世。在一些书香门第，也涌现出了许多才学卓绝、成就非凡的女诗人，其芳名足令后人仰慕。流风所及，就连古代的青楼女子也以能诗善词而自诩风流，其中也的确孕育了几位诗名远播的女诗人。
根据有限的资料判断，在漫长的远古时代，文艺活动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诗歌教育具有综合性、全民化的特点。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学校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学校教育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在夏、商、周三代，为了满足奴隶主阶级的需要，无论国学还是乡学，都是培养奴隶主贵族子弟的地方，奴隶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奴隶制国家的文学艺术和文化教育都为奴隶主阶级的官府垄断，即“学在官府”，诗歌教育也主要是为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服务。这种“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到了春秋时期才被打破，私学应运而生并逐渐繁盛起来，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教育才能逐渐走向平民化、大众化。西汉之后，随着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封建时代的诗歌教育始终强调“温柔敦厚”。《礼记·经解》中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教者也。”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因为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是驯顺的奴才，而不是诗歌创作上的天才，因此，封建社会的诗歌教育也往往是培养奴才的教育。在隋唐科举制度产生以后，这种奴化的诗歌教育愈来愈严重，直至明清两代发展到顶峰，其流毒至今仍然存在。
民歌是文人诗歌的源头，在文学史上，民歌曾经对诗、词、曲的形成和文人的创作发生重大影响。民歌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创作出来的作品，是他们总结生产知识、归纳生活经验、表达喜怒哀乐的一种手段，其数量非常庞大，若非有意保存，就会很快消亡。在正统诗歌教育之外，民间歌谣的流传显示了另一种诗歌教育形态，它在内容、形式和目的上都与正统诗歌教育有显著不同，尤其在内容和目的上有时甚至与正统观念相对立。它虽然是主流之外的一条若隐若现的小溪，也值得引起重视和研究。
诗歌教育在中国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至今仍余音未歇。问一问今天的中国人，有几人不知道李白杜甫？有几人不知道唐诗宋词？问一问今天的小学生，有谁没背过“鹅鹅鹅”？问一问今天的成年人，谁不知道“四喜诗”？……可惜的是，今天的诗歌教育已经是强弩之末。所谓“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的传言恰恰说明了诗歌创作和诗歌教育的现状，而“梨花体”诗歌的泛滥表明当代文人诗歌正在趋向消亡。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偶尔也能读到“且持梦笔书奇景，日破云涛万里红”这样的诗句；而当代流行的民谣也要比所谓“诗人”的所谓“诗歌”更像诗歌。即使是一些童谣，也比所谓“诗人”的所谓“诗歌”更有价值。前几年，一些小学生传唱的童谣曾引起极大的争议，比如，有这样一首童谣：“太阳天空照，骷髅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着炸药包？……”这至少证明诗歌的种子仍在生长。在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物质文明高度繁荣的背后是人文精神逐渐荒漠化，诗歌的苟延残喘正需要诗歌教育来拯救！可是，谁来拯救诗歌教育呢？
本书在简述古代诗歌教育史时，将其下限一直延续到清末，涵盖了所谓“近代史”部分。这是因为所谓的“近代史”的主体就是清朝末期，而清末的诗歌教育与清代前期、中期的诗歌教育并无不同，人为割裂一个朝代似乎不太妥当，故一并加以概述。第一章 诗歌教育的青铜时代——三皇五帝夏商周
第一节 远古时期的诗歌教育
在中国大地上，很早就有人类生存。在云南，考古学家发现了生活于约 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的牙齿化石和遗物。“元谋人”是我国境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在陕西，又发现了生活于约80万年前的“蓝田人”的化石。在北京周口店，又发现了生活于约七十万至二十万年年前的举世闻名的“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和遗迹。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山西、内蒙古、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化石或活动遗迹。旧石器时代，人类尚处于野蛮蒙昧的阶段。
同民族文化起源有直接关系的，是大约始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文化。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有几千处，如浙江的河姆渡文化、陕西的半坡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距今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的原始居民过着定居生活，已经能够挖掘水井，饲养牲畜，建造干栏式房屋，制造刻有动植物图形的陶器，制作简单的用作耳饰的玉器和原始的乐器——骨哨。距今约6000年前的半坡居民居住在半地穴式房子里，能制造绘有各种各样美丽图案、栩栩如生、色彩鲜明的彩陶，已经会纺线、织布、制衣；陶器上还有一些刻画符号，被认为是我国早期文字的雏形。距今约5000年前的大汶口的居民的农耕经济和手工业更加发达，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私有财产已经出现，贫富分化特别明显，能够制作更加精致的黑陶和白陶，制造十分精美的玉器工艺品。在陕西的半坡文化遗址、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出现了一些刻画符号，这应是最简单最原始的文字符号，应当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文字。但这种文字符号还处在雏形阶段，不能连贯组句，所以至今仍难于识别确认。
地下发掘证明，在新石器文化的晚期（距今约6000年至4000年之间），原始社会已经发生显著的阶级分化，上层人物拥有远远超过常人的财产，以及标志身份、权威的器具（如墓葬中精致的玉斧）。这表明原始氏族社会正在瓦解，国家机器开始形成。我国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大致就是这个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个原始族群之间，为了夺取更多的土地、人口、财富，扩大生产规模，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不断发生兼并战争。我国上古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如炎帝与黄帝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等，主要发生于北方。根据现存的上古神话传说来看，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在中国北方远比南方来得剧烈。在中国早期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中，虽然长江流域也出现了十分发达的古代文明（如四川三星堆文化），但黄河流域的文化显然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最早产生的歌谣大约就是“杭育杭育”之类。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诗歌教育具有综合性、全民化的特点。远古时代的文艺活动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吕氏春秋·古乐》中记录的“葛天氏之乐”中的所谓“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乐舞就是最好的说明。当时，人们所歌咏的内容，诸如“敬天常”、“奋五谷”、“总禽兽之极”反映了先民们对农业、畜牧业以及天地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些原始乐舞还与氏族部落的图腾崇拜相联系，例如黄帝部落曾以云为图腾，他的乐舞就叫做《云门》。尧时则有《咸池》，舜时则有《韶》，这些歌舞中应当有一些原始的歌谣。
清代沈德潜选编的《古诗源》收录了许多远古和上古时代的歌谣，如：
《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尧戒》：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
《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卿云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有史可稽的中国第一首情诗——《候人歌》，据《吕氏春秋》所记，系涂山氏之女娇因思念丈夫大禹所作。这首歌的歌词仅只一句：“候人兮猗”，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实意。
远古诗歌的基本形式就是歌谣，远古歌谣的产生与先民的集体生活密切相关，他们通过歌谣来传授生产技能，协调劳动节奏，表达内心感受，娱乐群体生活，直接或间接地起到教育的功能。而歌谣是与原始歌舞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最初的歌舞往往就是他们日常劳动生活情景的重演或是庆祝、祭典活动本身。原始歌舞具有诗、乐、舞合一的综合性——舞即有乐，伴以吟唱应和，就有了诗。因此，远古时的诗歌往往不是单独存在的，而诗歌教育也就与劳动生活直接融合在一起，仅仅是他们劳动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教育是生存的一种必需，这样的教育同时也是劳动技能教育。例如《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短短八个字概括了从制作工具到猎取动物的整个过程。这样的诗歌既是歌词，又可以看作是劳动教育的教材。现今广泛流传的关于交通守则的歌谣“一看二慢三通过”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远古歌谣是诗歌教育最初的萌芽和起源。
由于文字正处于草创阶段，仅仅被用来对生产劳动进行最简单的记事，大量的口头语言和少数的文字符号是脱节的，因此，三皇五帝时期的诗歌教育只能通过口口相传来进行。根据《尚书》、《吕氏春秋》等古籍的记载来看，远古歌谣的内容广泛、形式简单而多样，数量应当十分庞大，只是当时无法用文字记述而已。而歌谣作为口头文学，本身又具有口口相传的特点，在生活中随时会产生，又随时会消失。就拿春秋时期的《诗经》来说，所保存的诗篇也只是上古时期诗歌中的很少的一部分——《史记》中记载孔子“删诗”一说，表明最初的诗篇至少应当在3000首以上。即使是在今天，虽然科学技术已经十分发达，文字数量已经非常庞大，使用人群已经相当广泛，运用技巧已经相当熟练，但要想把所有的民间歌谣记述下来也不可能！而即使能够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也仅仅是合乎当时政治思想意志和正统道德观念的很少的一部分而已。
据历史学家和教育史学研究，我国古代学校的设立，大致从虞舜时代就开始了。《礼记·王制篇》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舜帝已经设立两级学校：上庠（大学）和下庠（小学），“国老”、“庶老”是负责教育的长者。“庠”的设立，说明教育场所已经开始和直接的生产劳动相分离，不过它还不完全是专门的学校，还兼有养老功能。当时的教育内容具有综合性的特征，把习舞、习乐、习语和学习射箭等劳动技能活动融为一体。
《尚书·虞书·舜典》中记载了舜帝和乐官夔的一段对话：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译文：舜帝说：“夔！我任命你为乐官掌管音乐，用音乐教导我们的子孙，使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厚而恭谨，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诗用语言文字抒发思想情感，歌用旋律配合歌词徐徐咏唱以突出诗的意义，音调的高低要合乎吟唱的节奏，音律要能够谐和五声。八种乐器的音调能够调和，不失去相互间的次序，让神和人听了都感到和谐。”夔说：“好吧！我轻重有致地击打石磬，能使各种兽类都能随着音乐舞蹈起来。”）
按舜帝的观点，诗歌和音乐是人的内心情感的表现，是重要的教育手段——和谐的诗歌和音乐可以陶冶人的内在情操，培养性情
《尚书·虞书·益稷》有这样的记载：
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
从这里能够看出，舜帝与他的大臣夔和皋陶等都是善于作歌的，通过诗歌来歌功颂德，表达政治主张，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
《礼记·乐记第十九》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孰，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史记·乐书第二》对此作了进一步阐发：“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时孰，然后赏之以乐。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舜之道何弘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南风”即《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从这段记载来看，舜帝已经有意识地运用诗歌教化百姓，与民同乐。“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这应是正史中关于诗歌和音乐教育的最早记述，而那时的诗教与乐教融为一体，难以截然分开
第二节 夏商时期的诗歌教育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原始公社制度开始瓦解，原始部落统治范围的扩大、人口的增多、阶级的分化、奴隶的出现等，导致国家组织逐渐产生，国家机器趋向成熟。约公元前2070年，在黄河流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和奴隶制国家——夏，中国历史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发现了夏朝早期的都城遗址，在偃师二里头发掘出了夏王朝的大型宫殿遗址。夏朝经历了400多年，至夏桀而亡。
夏朝衰败之际，活动于黄河下游的商国逐渐强大起来。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汤战胜夏桀后，建立了又一个奴隶制王朝——商。由于水患和政治动乱，商朝曾多次迁都。商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后，商王朝从此有了固定的国都，统治地域不断扩大，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在河南安阳发现了商都遗址和包括甲骨文和大型青铜器在内的大批文物，在郑州也发掘出了商朝的城市遗址，证明当时城市的规模已相当大。商朝历经500多年，至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商为周王朝所取代。
夏、商作为中国最早的两个奴隶制王朝，都兴起于黄河流域。奴隶社会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奴隶主役使大量奴隶从事集体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技术有所提高；手工业、畜牧业逐渐发达，并与农业开始分离，同时商业也发达起来，城市也逐渐发展起来。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更细了，有一部分人能够专门从事脑力劳动，如巫、吏、卜、贞等成为脱离生产的文化官吏，他们在一定的时期内具有促进文化及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据史料记载，在夏代已经有用鳄鱼皮蒙制的鼍鼓。商代已经出现木腔蟒皮鼓和双鸟饕餮纹铜鼓。青铜器制作影响所及，商代已出现了编钟、编铙乐器。与此同时，也就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的思想学说、礼仪制度、文化机构。从安阳殷墟发现的数量巨大的甲骨文和大型青铜器来看，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商王朝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而发达的文化。
夏商两代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奴隶主所占有。在内容上，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就出现了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夏桀无道，商汤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直接为奴隶主服务，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歌舞音乐为职业的人。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放纵自身的享受，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奴隶主阶级的需要，生产力的发展，职业音乐歌舞人员的出现，促使音乐歌舞迅速发展起来。
巫和觋虽然不是职业的诗人，但他们传唱着当时流行的歌谣，为奴隶主祭祀祖先服务。他们歌颂着奴隶主祖先的丰功伟绩，对奴隶主贵族的子孙进行着家族历史的传递，间接地起到诗歌教育的作用。正是他们的代代传唱，把上古时期的音乐歌舞保存了下来。
使用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目前还没有发现夏朝使用成熟文字的确切证据，但二里头遗址的陶器上已经出现数量较多的文字符号。从半坡文化遗址和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的文字符号和商朝甲骨文的出现来推断，夏朝应当有比刻画符号更先进、比甲骨文更原始的文字。商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文字的使用。清末民初，在河南安阳商都遗址发现了大批用于占卜、刻有文字的甲骨，证明汉字在商代已经基本定型，汉字最重要的特点——在每个单一符号中包含音、形、义三要素——也已经形成。甲骨文虽然很简略，却是关于占卜结果的完整记录，已经是一种十分成熟的文字。目前已发现商朝后期的单字就有3500字左右，并出现了会意、形声、假借等构词法。这个时期还出现了“金文”（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都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历史文献，记述了奴隶社会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一些历史情况，是研究和了解古代社会的重要依据。
文字的发明为文化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我国奴隶制社会的文化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相传夏已有了历书——《夏时》，已发明了节气和干支记日法。商代有了一定的天文和数学知识，积累了较多的医学知识。从文学角度来说，文字既为书面文学提供了基本条件，也在某些方面决定了文学的特点，譬如，中国诗赋重视音韵和谐和骈偶对称的现象，就是从汉字摹形拟声的特点中产生的。
夏王朝的统治者是非常重视诗歌教育的。《尚书·虞书·大禹谟》有这样的记载：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
这段记载说明夏的开创者禹在舜帝时代就认识到“歌”的重要作用，通过“歌”来宣扬德政，教化百姓。“劝之以九歌俾勿坏”，正好说明了诗歌教育的目的。
《尚书·夏书》记载：“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如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五子之歌》的内容充满劝诫的意味。
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学校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据历史学家和教育史学研究，我国古代学校的设立大致起源于虞舜时期。虞舜时代有上庠和下庠，夏代有东序（大学）和西序（小学），商代有右学（大学）和左学（小学）。庠、序就是早期的学校名称，就是早期的教育场所。《礼记·王制篇》曰：“有虞氏（舜）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禹）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国老”、“庶老”是负责教育的长者，“庠”、“序”就是供国老庶老教育学生的场所。虽然“庠”、“序”还不完全是专门的教育场所，仍然兼有养老作用，但它的出现表明，与直接的生产劳动相脱离的专门的学校教育已经开始。当时的教育内容仍然保持着综合性的特征，把学习舞蹈、音乐、礼仪、语言文字和学习射箭、驾车等技能融为一体。这时接受学校教育的学生，只能是奴隶主阶级的子孙。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的萌芽在夏代已见端倪，经商代，至周朝而进一步完善。截止目前，有确切的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能够带兵作战的女统帅，这说明商朝时上层贵族家庭的女子能够接受相当广泛的教育。
夏桀是历史上著名的
商纣王是商朝的末代
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它仅仅是占卜的记录，并没有将夏商时期流传的歌谣记录下来。只有极少的几首流传下来，如《大学》中记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首三言歌谣篇幅简短，反映了商王朝初年统治者励精图治、除旧布新的气概。更多的歌谣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销声匿迹了。其原因大概一是歌谣本身有易于消失的特点；二是缺少书写材料，虽然文字已经成熟，却仍然无法用文字对诗歌进行保存，唯一的保存办法只能是口口相传；三是类似“焚书坑儒”之类的人为破坏阻断了歌谣的记录和保存。依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基本可以确定：夏、商时期的诗歌教育仍然主要是结合礼乐歌舞教育而进行的。当时的习礼、习舞、习乐和学艺等教育活动常常与诗歌教育结合在一起，难以分开。第三节 西周时期的诗歌教育
周原是主要活动于泾水和渭水流域的一个部族，成为商朝的一个属国。以后沿黄河向东扩展，至周文王时，国力进一步强盛起来，成为商朝境内最强大的附属国。周武王继承王位后，开始伐纣灭商。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牧野大战中取得完全胜利，建立了新的奴隶制王朝——周朝。周王朝起初定都镐京（今西安附近），史称西周。西周是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周文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周王朝实行分封制。西周初年，周武王和周成王大封亲属、功臣，“桐叶封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中这几句诗，常被人们引用来说明周天子的权威。但严格地说，这只是象征性的表述，绝不意味着周王享有后世封建专制集权皇帝的权力。除了开国之初的特殊时期，周王实际上并不能处置各个邦国的土地和人民。自周王朝立国后，各邦国以武力相兼并的过程从未停止过。相传周初有一千余国，春秋时期只剩一百余国，战国时期更只剩十余国。
西周时期，周王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总结前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出现了所谓“六代乐舞”——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这些乐舞融诗歌、音乐、舞蹈为一体。
周王朝建立了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保留了大量的民歌。到春秋时期经过孔子的删定，形成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共305篇。《诗经》中的诗歌，可以确定具体写作年代的不多。大致地说，《颂》、《雅》和《国风》中的《豳风》产生年代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时期。就诗歌的性质来说，《颂》和《雅》基本上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写作、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的乐歌，《豳风》是周王朝发源地的民歌。
《周颂》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些于春夏之际向神灵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灵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基本状况。如《丰年》中唱道：“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当时的人们在丰收的日子里兴高采烈，举行隆重的礼节祭祀先人，希望他们赐给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则描绘了周成王时进行大规模耕作的情形：“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在祭祀活动中，周朝王族的子孙耳听着对祖先的颂歌，回想着祖先的功业，接受着礼仪文化的教育。这种教育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些祭祀诗。
《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组周民族的史诗，记述了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创立者武王灭商的历史，其产生的年代应在西周初期。
《生民》叙述后稷的母亲姜嫄祷神求子，踏了神的脚印而怀孕，生下了后稷，不敢养育而把他丢弃。后稷却历难而不死：“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这段描写具有强烈的神话色彩。后稷长大后发明了农业，所种的庄稼非常茂盛。他在邰（今陕西武功）成家立业，建立了周民族的基础。因而后稷就成了周民族的始祖和农业之神。这首带有神话传说色彩的诗歌，反映了周民族的历史观念和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
《公刘》叙述后稷的曾孙公刘率领部族从邰迁徙到豳（今陕西彬县），在豳开辟土地、建屋定居的历史。其中写到：“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十分传神地描绘了周人在公刘带领下刚到豳地住下时一派欢歌笑语的情景。和《生民》相比，公刘身上已经没有了神话色彩，而完全是一个历史人物。
《绵》叙述了公刘的十世孙、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今陕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为止的历史。先写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同姜女结婚，在岐下筑室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建造宗庙宫室，建立国家，委任官吏，消灭夷人的过程，最后是文王受命。描写建筑场面时，用了许多拟声词语，气氛浓郁，气势盛大：“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那盛土、倒土、捣土、削土的声音，把巨大的鼓声都掩盖住了。整首诗结构严谨，叙事条理分明，描写生动形象，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以上三首史诗，叙述了周文王以前的周民族历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乐师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此外，《皇矣》从太王、太伯、王季叙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从文王出生叙述到武王伐纣，记载了周民族的开国历史，也应当是出于史官和乐师手笔。
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这些史诗之外，在西周后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史诗性的叙事诗，如《出车》记周宣王时南仲征伐玁狁，《常武》写周宣王亲征徐夷，《采芑》、《六月》记周宣王时同蛮荆和玁狁的战争等等。如果把这些诗篇有次序地排列起来，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时期的历史就能够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
这些诗篇作为周民族的史诗，既用作宗庙祭祀，又是上层贵族对子孙进行家族历史教育的教材。学习这些诗，可以了解古代的典章制度和历史文化，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
西周后期至平王东迁之际，由于西戎侵扰，诸侯兼并，统治秩序遭到破坏，形成社会的剧烈动荡。《大雅》、《小雅》中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诗，有很多批评政治的作品，应当是出于士大夫之手。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说的“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周语》）。在这类诗中，有些作者对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现象提出了批评。如《瞻卬》中说：“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悦之。”《北山》中说：“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牺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关系正在发生激烈变化，有人升官，有人降职；有人为国事辛苦劳碌而无所得，有人无所事事却安享尊荣。而诗人则站在公正立场上，希望纠正这种混乱的景象。
更多的政治批评诗，既表达了作者对艰危时局的极端忧虑，对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甚至最高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自身命运的忧惧。如《十月之交》，《毛诗序》认为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诗人从天时不正这一当时认为十分严重的灾异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严重警告。其中写道：“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峷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这里描绘了一幅大动荡、大祸难即将发生的景象。而令诗人痛苦的是，当时的人竟然都不去阻止，依然醉生梦死、悠闲生活。但同时，作者并不敢自豪无畏地同他所属的集团公然对抗，而是小心翼翼，对自己的处境充满恐惧，生怕不能见容于众人：“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这并非单独的例子。又如《正月》，作者同样对朝政十分不满。“今兹之正，胡然厉矣！”但同时他又极其恐惧害怕：“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再如《雨无正》，作者对“戎成不退，饥成不遂”，“周宗既灭，靡所止戾”的危急局面忧心如焚，对“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的态度十分怨愤，但同时又畏惧地说：“维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既怕得罪天子，又怕结怨于朋友，突现了仕途的危险和艰难！这是因为诗人们要尽量避免同所属的统治集团的直接冲突，或者说，他们总是感受到集团内部力量的威迫。一方面，诗人们强烈地表示出对于国家命运和民众生活的关心，而批评其他人缺乏这种关心，这是一种矛盾；但另一方面，这种关心，本质上也是关心统治秩序的安定，是整个统治集团公认的正确立场和道德原则，他们所批评的现象正是对这种立场和原则的背离。当他们认为大多数人都已背离了这种立场和原则时，既感到迷惘和悲愤，又感到恐惧和无奈，却决不敢张扬纯属个人的态度，把自己置于同统治集团对抗乃至决裂的地位。
这些诗篇由于作者均是统治集团的一员，因而“怨而不怒”，“止乎礼义”，保持“中和”，以委婉之词寄寓讽谏之意，因此能够被上层统治者接受并予以保存、流传。这些诗篇并不是作于一时一地，而风格却大致相同，除了“删诗”说的原因外，恐怕是周王朝的上层统治者提倡并用来对子孙进行教育的结果。到了春秋时期，孔子整理“诗三百”并作为学生学习的教材，恐怕不是一时之举措，而是对周王朝诗歌教育传统的继承。
《大雅》、《小雅》这类诗歌，开创了中国政治批评诗的传统。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述《诗经》说：“……此盖所谓怨诽而不乱，温柔敦厚之言矣。然亦有甚激切者，……”这些诗中所表现出的忧国忧民的情绪，只有站在社会公认的正确的道德立场上才能进行批评的方法，以及避免张扬个人态度的写作特色，对后代的政治批评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十五《国风》以《豳风》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一篇，是极古老的农事诗，一般认为产生于西周初年。与《周颂》中的农事诗不同，它以相当长的篇幅，叙述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记录了当时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似乎是记农历的歌谣，真实而细致地描绘了奴隶制社会的劳动情景。诗的作者似乎是一个奴隶中的管理者——其本人也属于奴隶，只是地位稍高些，率领一群农夫和自己的妻子儿女为“公”和“公子”工作。所以诗中既嗟叹农夫的辛劳，又将此作为农夫应尽的义务，并为“公”和“公子”热情祝颂。
从诗中可以看到，农夫们既要在田中耕作收获，又要种桑养蚕，纺麻织丝，打猎捕兽；农闲时还得到奴隶主的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还要凿取冰块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在来年夏日里享用；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一切好物品，全归主人所有。他们吃的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芦、麻子这一类东西：“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剥枣”；“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言私其豵，献豜于公”，打来的野猪，大的归“公”，小的才归自己；“我朱孔阳，为公子裳”，织染成朱红色漂亮的衣料，是给“公子”做衣衫；年轻美丽的女子也归“公子”享用：“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只有在新年时节，“公”会让人宰了嫩羊，把农夫们召去。于是众人“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农夫们的劳动成果，还驱使他们为自己高呼万岁。
豳是周王朝的发源地之一，是其祖先公刘定居的地方，历经十世，一直到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时才从豳迁徙到岐下。从诗歌内容来看，虽然有“女心伤悲”的成分，但表现更多的却是奴隶们自甘情愿地为奴隶主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这样驯顺的奴隶正是统治者所需要的，而这样的上下关系也正是所谓“美政”的体现。这首豳地的民歌，被周天子用来观赏风俗、体察民情，本身就体现了这首诗所具有的教育价值。用这样的诗歌教育培养出来的正是安享富贵尊荣的奴隶主贵族的子孙。《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说明，古人在“诗言志”的认识基础上，已注意到“采诗观志”，并曾经把“采诗”作为一种制度，力图充分发挥诗的认识作用，使之为统治者的政治服务。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这首诗是典型的民歌，是后代田家诗的滥觞。从唐代李绅、白居易、杜荀鹤、聂夷中等人的诗篇中，依稀能够看到这首诗的影子。
《豳风》中的《破斧》、《东山》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其中《东山》写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复杂感情，在每章的开头，他都唱道：“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他去东山已经很久了，现在走在回家路上，天上飘着细雨，衬托出他的忧伤感情。他一会儿想起了恢复平民生活的可喜，一会儿又想起了老家可能已经荒芜，迎接自己的也许是一派破败景象：“果赢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觉得还是老家好：“不可畏也，伊可怀也！”一会儿又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归来的妻子：“鹳鸣于垤，妇叹于室。……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然后又想起妻子刚嫁给自己时那么漂亮，三年不见，不知现在如何了：“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全诗通篇都是这位士兵在归家途中的心理描写，写得生动真实，反映了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怀念和向往。这首诗对于后来的诗歌也有一定影响。
《小雅》的《采薇》也表现了参加周王朝对玁狁战争的士兵的苦恼：“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回家之事却毫无指望，因而独自黯然神伤，“曰归曰归，岁亦暮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最后终于盼到了回家的那一天：“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他当兵出征时正是春天，杨柳迎风摇曳，似乎为他送行，又似乎表示挽留；他回到家乡时正是冬天，雪花随风飘洒，似乎表示欢迎，又似乎表示冷漠。他走在回乡途中，身体又饥又渴，心里充满悲哀。这四句诗历来受到后代文人的高度评价，晋代谢玄就认为这是《诗经》中最好的诗句（见《世说新语·文学》）。后世诗歌中所表现的以折柳赠别远行之人的风习，似乎最早就是渊源于此诗，因为此诗最早将杨柳与远行组合到了一起，使人产生了杨柳留人的印象。
这些关于战争和劳役的诗篇，是周王朝社会历史的真实反映，因而具有“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作用。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感态度也为奴隶主阶级所欣赏，因此成为他们日常吟诵的对象和教育子孙的教材。
《豳风》中的《鸱鸮》是《诗经》中仅有的有明确作者的一首诗，根据《尚书·周书》的记载，此篇的作者是周公姬旦。《尚书·周书·金滕》载：“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艺术的进步，周朝的学校教育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更加发达，并建立一套组织完备的学制系统。《古今图书集成》载：“周承四代之制，立四学于京师，辟雍居中（即成均），东胶在左（即东序），瞽宗在右（即右学），虞庠在国之西郊，其在侯国之都者曰泮宫，自乡遂而下，则庠序并设。”由此可见，西周的学校大致分国学和乡学两级。国学包括京师四学和泮宫，乡学指“庠序”。
周代教育贵族子弟的六种科目称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萌芽在夏代已见端倪，经商代至西周而进一步完善。《周礼·地官·保氏》记载：“保代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包含政治、道德、行为习惯等内容；“乐”包含音乐、舞蹈、诗歌等内容；“射”是射箭技术的训练；“御”是驾驭战车技术的培养；“书”是识字教育，当时已有识字读本《史籀篇》——我国有文献记载的第一部韵文形式的识字课本；“数”包含数学等自然科学技术及宗教技术的传授。“六艺”教育的特点是文武并重，知能兼求，并依照年龄差异及学科不同而施教。“六艺”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的必具之术，在大学阶段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之所需，在小学阶段是必修课。“六艺”服务于奴隶主阶级的需要，但也反映了教育的普遍规律，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国学包括京师四学和泮宫，为大奴隶主贵族所有，以诗、书、礼、乐为主要学习内容，按学生年龄又分为大学、小学。乡学是中小奴隶主子弟受教育的场所，以书、数为学习内容。辟雍是当时的最高学府。辟雍亦作“璧雍”，本为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而为名，在金文中已见记载。《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汉班固《白虎通·辟雍》曰：“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五经通义》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礼乐，宣教化，教导天下之人，使为士君子，养三老，事五更，与诸侯行礼之处也。”泮宫是西周时期诸侯所设的国学，其规模小于天子之国学辟雍，大于乡学，用于教育一国中的贵族子弟。由于政教不分，泮宫同时也是举行饮酒、献俘等典礼之所在。其制为东、西、南三面有水池，形似半璧，因其半于辟雍，故称为泮宫、泮水。《诗·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说文·水部》注释：“泮，诸侯乡射之宫。”西周时期规定，王太子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公卿长子、大夫嫡子，十三岁入小学，二十岁入大学。其余众子则十五岁入小学。
据《周礼》记载，大司乐向国子传授“乐德”、“乐语”、“乐舞”。其中“乐”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内容。乐语之教包括“兴、道、讽、诵、言、语”，“讽”与“诵”主要讲的是诗歌教学，要求学生能背诵诗歌，创作诗歌。当时，朝廷和民间诗歌十分发达，其应用范围也很广泛。诸凡举行集会，如庆功祝贺等，都要演唱传统的或贵族们创作的诗歌。在这种场合能够吟诵诗歌，乃是具有文化修养的表现。因此，西周的诗歌教育主要是结合礼乐教育和射御教育而进行的。当时的习礼、习射、习舞、习乐和学艺等教育活动常常与诗歌教育结合在一起，难以分开。当时的诗歌教育强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必须体现周王朝特定的政治伦理思想，满足上层社会的需要，因此，西周乐教是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直接源头。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史籀篇》。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据班固所云，可知该书属于识字教学读本一类。据说，其编排体例大概是按意义间的关系编排而成。它采用四言诗的形式，四字一句，两句一押韵，便于学童学习诵读。采用诗歌形式编写识字教材，是中国古代诗歌教育的一种特殊方式。《史籀篇》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部启蒙识字教材，为秦汉以后编写儿童字书提供了典范，是中国小学语文教材发展史的源头，对后世影响巨大。
学校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在阶级社会里，学校教育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为了满足奴隶主阶级的需要，在西周时期，无论是京师四学和泮宫，还是庠序学校，都是培养贵胄子弟的地方，奴隶子弟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奴隶制国家的文学艺术和文化教育都为奴隶主阶级的官府垄断，即“学在官府”，根本不允许、也不可能出现私学。这种“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到春秋时期才被打破，私学应运而生并逐渐繁盛起来，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教育才能逐渐走向平民化、大众化。
第四节 春秋时期的诗歌教育
周王朝因受到犬戎的压迫，至周平王时迁都洛邑（今洛阳市），史称东周。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盛极而衰、封建制社会因素日益增长的历史时期。东周习惯上又分为两个阶段——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和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个历史阶段，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公元前770年，周幽王的太子姬宜臼在晋文侯、郑武公的帮助下于东都洛邑即天子位，是为周平王。自此，周天子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王命失去权威，相继出现“春秋五霸”，周王开始依附势力强大的诸侯。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使用，农业生产力获得极大提高，私田开垦数量不断增加，各国诸侯逐渐改变剥削方式，加速了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形成。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上层建筑也发生了激剧的变化，中国社会又出现一些新的重要现象。在政治上，王权进一步衰落，诸侯相继争霸天下，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文化教育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此以前，学术文化完全是由官府掌握的。到了春秋中叶，出现了第一个由私人传授的学派，即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此后，各家各派竞相涌现，彻底打破了奴隶主垄断文化的格局，“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士”这个新的社会阶层进一步崛起，出现了学术下移、百家争鸣和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中国文化进入了第一个繁盛期。
由于“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特权被打破，周王朝的文人学者开始四处流散，因而形成了诸候养士的风气。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人数日益增多，地位不断提高。士不仅以自身的知识专长为统治者提供服务，在竞争剧烈的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在相对独立的立场上，讨论哲学、政治、伦理、经济、军事、文艺等多方面的问题。各国诸侯和公卿大夫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争相养士。“得士者昌，失士者忘”（《吕氏春秋·赞能》）就是这种状况的写照。同时，养士风气又进一步促进了私学的发展。随着官学的衰落和私学的兴起，教育对象由少数贵族扩大到平民，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更加广阔。
周王朝的典籍也开始大量流失，各种典籍鱼目混杂，给人们阅读研究造成了困难。孔子作为有责任心的教育家，自觉地承担了修订典籍的任务。《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不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衽席，故曰：‘《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修订整理过的典籍有：《诗》、《书》、《礼》、《乐》、《周易》、《春秋》。其中《诗》是一部文学教材，《书》是一部政事教材，《乐》是音乐教材，《春秋》是历史教材。经过孔子修订的六部典籍，自然也就融入了孔子的思想。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最早的有意识地开展诗歌教育的学者是孔子，他以自己的睿智认识到诗歌的多种作用，提出了诗歌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诗歌教育理论。西汉“独尊儒术”以后，这些典籍自然也就成了封建社会的经典教材，《诗经》就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诗歌教材。
春秋时期，四言诗已经十分成熟，作诗言诗蔚然成风，举凡庙堂祭祀、外交应对、亲朋酬答，都离不开诗歌的创作和应用——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就是明证，其中的一部分诗篇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诗歌的初步繁荣，为当时开展诗歌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材。当时，南北方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就有记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多个例子。由此可见，春秋末期的诗歌教育在楚国上层社会是相当普及的。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此后才称《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这些诗篇，就其原来的性质而言，都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记述说明当时《诗经》与音乐和舞蹈的关系十分密切。《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是相对于“王畿”而言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除《周南》、《召南》产生于江、汉一带外，均产生于黄河流域。雅是“王畿”之乐，雅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大雅》、《小雅》之分，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就是颂的含义和用途。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周王朝建立了采风制度，派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其中一些民歌可能是由各国乐师搜集整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各诸侯国将采集的民歌献给天子，于是这些民间歌谣都汇集到朝廷里了。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用韵规律大体一致。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
《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国风”。《国风》中有数量较多的用于政治批评和道德批评的诗。这些诗有些是针对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则带有普遍意义。总体上说，这些诗较多反映了社会中下层民众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如《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首诗，以前很多人都解释为劳动者对剥削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责问，这恐怕不太符合情理。在《诗经》的时代，社会的一般认识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左传》），这种观点名正言顺，天经地义，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受到严重奴役的奴隶们不可能否定这一当时社会公认的原则。即使有这种可能，这样的诗也不可能被诸侯和周王朝的乐官采纳，成为贵族子弟日常诵咏学习的对象。《毛诗序》解此诗，谓“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食禄”，应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诗人还是从社会公认的原则出发，认为“君子”居其位当谋其事，“无功而食禄”就成了无耻的“素餐”——白吃饭。事实上，“君子”们尸位素餐在当时已经是普遍的现象。末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讽刺的笔法。
《硕鼠》也是相当深刻的政治讽刺诗。诗中把统治者比作贪得无厌的大老鼠，感到忍受不了这些家伙的沉重欺压，想要逃到一块“乐土”中去。从诗中“无食我黍”等句来看，作者是拥有自己的土地财产的，其身份可能是下层贵族或平民。这种反对过度剥削的意见，也是明智的统治者所愿意认可并认为值得警戒的。
在《国风》中，最集中的是关于恋爱和婚姻的诗。在《诗经》时代，在某些地域，对男女交往的限制还不像后代那样严厉，在这些诗中可以看到年轻的小伙和姑娘自由地幽会和相恋的情景，如《周南·关雎》、《召南·野有死麕》、《邶风·静女》。但从总体上说，社会的约制是在逐渐严格起来，恋人们对自己的行动，也不得不有所拘束。如《郑风·将仲子》写道：“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在后面的二章中，还写到“诸兄”可畏，“人之多言”可畏。有如此众多“可畏”的力量，恋人们又能怎么样呢？《陈风·月出》、《秦风·蒹葭》、《周南·汉广》等诗篇就道出了情人心中的痛苦和无奈。《国风》中还有许多描写夫妻间感情生活的诗，如《唐风·葛生》写一位死了丈夫的女子的遭遇。在那种妇女毫无地位的时代，弃妇的命运更令人悲哀。《邶风》中的《谷风》，《卫风》中的《氓》，是最著名的两首弃妇诗。《诗经》中写恋爱和婚姻问题的诗，或歌唱男女相悦之情、相思之意，或赞扬对方的风采容貌，或描述幽会的情景，或表达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叹弃妇的不幸遭遇，内容丰富，感情真实，是全部《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诗经》还有较多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小雅》中的《采薇》、《杕杜》、《何草不黄》，《邶风》中的《击鼓》，《卫风》中的《伯兮》等，都是这方面的名作。与叙述武功的史诗不同，这些诗歌大都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来表现他们的遭遇和想法，着重歌唱对于战争的厌倦和对于家乡的思念。诗中虽然表达了对于从军生活的厌倦，对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恋，却并不直接表示反对战争，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诗中的情绪也是以忧伤为主，几乎没有愤怒。如《卫风·伯兮》，这首诗是以女子口吻写的。她既为自己的丈夫感到骄傲，因为他是“邦之桀（杰）”，能“为王前驱”，又因丈夫的远出、家庭生活的破坏而痛苦不堪。诗人所抒发的情感，既是克制的，又是真实的。
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较多的女诗人。一般学者均认为《诗经》中《载驰》的作者是
《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主要在于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要求给予人民较为宽松的生存条件，因而对于促进社会的发展有很大价值。《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影响巨大，《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孔孟时代之后被汉儒、宋儒曲解而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例如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如认为《关雎》是“咏后妃之德也”。因此，一部《诗经》自两汉开始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并以此形成了古代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孔子把“诗”作为教学内容之一，为此他整理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实际上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教育课本。《论语》中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修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对《诗经》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礼记·经解第二十六》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可见孔子对诗歌教育的重视。
孔子要求学生“诵诗三百”：“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第十七》）。孔子所说的“兴”即“感发意志”，是指诗歌运用比喻联想，托事于物，因物寄兴，有激发情感意志、使人奋发有为的作用；“观”是“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认识生活，感悟哲理，了解风俗习惯，知晓国家盛衰的作用；“群”是“群居相切蹉”，即互相启发，互相砥砺，引起感情共鸣，改变轻薄妒忌的恶习，培养群体意识，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是“怨刺上政”，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即运用讽刺的形式针砭社会不合理现象，批评当权者的政治；“事父”、“事君”则是懂得伦理道德，培养忠孝观念；“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则是学习自然常识。“兴、观、群、怨”说是春秋时期孔子在文学方面的重要见解之一，全面概括了诗歌的社会作用和审美效果，也是其“诗教”的重要内容。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系统的诗歌教育理论。《毛诗序》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是孔子诗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孔子的“兴、观、群、怨”学说奠定了中国古代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他整理的《诗经》成为我国诗歌教育教材的典范。
由于诗歌具有多种作用。孔子强调学习《诗》，是认为它可以培养想象力和观察力，用其中的道理修身养性，可以用于政治和社交。孔子指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因而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的见解和主张，甚至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第十六》），“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他指出学《诗》有两个目的：一是博通政事，能治理好国家；二是做外交使节使于四方，能做好外交工作。古代的使节出使外国时，“受命不受辞”，就是只接受使命，至于如何谈判应酬，全靠自己随机应变，独立行事，这叫做“专对”。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不是指一般人与人之间的谈话，而是外交场所的“专对”。正因为如此，在孔子私学里设有言语科，《诗》是言语科中的主要教材。孔子说：“子说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诗经》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较广泛地反映了周王朝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状况，其中有很多做人、做官、治国的经验教训，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常识可供人参考。所以，在春秋时期，《诗经》不仅是诗歌教材，而且被看作政治教科书，其中的篇章辞句，在当时上层社会的交往中也经常被引用。尤其是在诸侯国之间的一些外交场合中，各国外交人员为了含蓄文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更是经常吟诵《诗经》来对答。《汉书·艺文志》记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与不肖而观盛衰焉。”据统计，《左传》中有219处引用了《诗经》中的诗句。鲁襄公十六年，齐国派高厚参加晋国招待各国诸侯的宴会，东道主请各国使者赋诗，高厚也赋了诗，但用得不得体，惹恼了晋
《礼记·乐记第十九》载“子贡见师乙问乐”：
子贡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志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诗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这段记述中，乐官师乙向子贡全面阐述了诗歌教育的巨大作用——不同风格的诗歌可以培育不同的性格和品德。这段记载反映出春秋时期虽然战乱频仍，但统治阶级对于诗歌教育还是极其重视的，并形成了关于诗歌教育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司马迁在《史记·乐书第二》中转引了这段话，用来说明“乐教”——其实主要就是诗歌教育——对于培养美好思想品德、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大概一是满足各种宫廷典礼的需要，二是作者借此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到了春秋时期，《诗经》已经成为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和运用《诗经》成为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论语》中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从中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和上层的人士的子孙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学习《诗经》也具有政治和道德意义。《论语》记载孔子的话，说学“诗”可以“兴、观、群、怨”，“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的，否则不可能被孔子用来教育弟子。墨子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篇》）；还说儒者“弦歌鼓舞以聚徒……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墨子·非儒篇》）。自此以后，儒家把《诗》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同时作为宣传儒家学说的重要手段。
第五节 战国时期的诗歌教育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也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是封建制逐步取代奴隶制的转变时期。经过长期兼并战争，春秋初期的一百余诸侯国到战国初期只剩十余国，进入“战国七雄”时代，最后以秦的统一而告终。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使用，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变成奴隶主贵族的私田，他们将土地出租而转化为封建地主。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确立封建制度，发展封建经济，先后在各国掀起变法活动，废除井田，奖励耕战，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如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这些变法促进了封建关系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逐步确立。由于社会急剧变化，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儒、墨道、法、兵等各个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宣传政治主张，并互相辩论，形成了学术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百家争鸣”不仅标志着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的出现，而且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
长期战争破坏了社会安定，也破坏了文化传承，但同时又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由于战国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大多发生在黄河流域，位于长江流域的楚国则相对平静，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格。春秋末期，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相继传入楚国，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南北方文化的汇合促使诗歌在楚国获得重大发展。战国末期，在南方的土地上产生了以屈原的创作为主体的《楚辞》，把先秦文学推向了又一个新的高峰。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创造了一种新诗体“楚辞”，使诗歌获得了饱满的生命力，与《诗经》一起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源头。
这一时期，诗歌教育获得进一步发展。孟子、荀子继承儒家的“诗教”传统并发扬光大，提出了新的主张。《诗经》所收作品，大致到春秋中叶为止。此后北方不会没有歌谣产生，但长期未见收集和整理。但是，《列子·汤问》中记载，当时有两位歌唱家的歌唱艺术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民间歌女韩娥高歌之后“余音饶梁，三日不绝”，歌唱乐人秦青的歌唱“声振林木，响遏飞云”。由此看来，当时民间歌谣应当是相当丰富的，大概是因为战乱的原因，这些诗歌没有流传下来，但当时民间的诗歌教育应当十分发达。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主张，对后世诗歌教育乃至语文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意逆志”就是说在读“诗”时，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理解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孟子》中记述了孟子与弟子咸丘蒙关于“以意逆志”的对话：
咸丘蒙问：“《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答道：“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孟子教导学生学习《诗经》时不要望文生义，“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而是要多动脑筋，运用自己的思考来探求作者的本意。战国时代，有些人习惯上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来解诗说诗，往往出现错误。孟子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以意逆志”的主张，主张从诗的整体来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揭示了诗歌教育的本质，对后世文学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
《孟子·万章下》云：“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知人论世”的意思是要根据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此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一直是我国文学教育的重要原则。
荀子是战国末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继承孔孟学说，十分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把《诗》与《书》、《礼》、《乐》、《春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发扬了儒家的“诗教”传统。作为儒家的传人和传经大师，他认为“诗言其志也”，要想学好《礼》，就必需先学好《诗》、《书》、《乐》、《春秋》，而《礼》是一种道德规范，它可以维系社会的安定，规范人们的行为。他进一步理清六经之间的关系，明确学习六经的目的，对后代的经学教育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诗歌教育上，他继承发展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观点，进一步主张应当以学为基础，学思结合。他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学也。”（《荀子·劝学》）“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在学的基础上，荀子又强调要进行思考，“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荀子·劝学》）
荀子还著有篇幅相当长的杂言体的《成相篇》，以七言句为主，采用民间歌谣形式宣传他的政治思想：“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怅怅。”诗中已经出现典型的上四下三结构的七言诗句，如“愚暗愚暗堕贤良“、“如瞽无相何怅怅。”这种形式节奏明快，音韵顺口，便于流传。近年在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也有好几首类似的歌辞，可见这种歌谣体在战国后期曾经很流行，已经存在形成七言诗体的萌芽。《成相篇》不仅是研究古代民谣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古代诗歌教育史的重要材料。
《学记》是战国后期思孟学派的著作，成书于战国末期，它总结了秦汉以前的教育理论、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学记》将上古时期的教育机构归结为四类：“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学记》对教学管理作了七项规定。其中第二项规定：“《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孔颖达疏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小也。肄，习也。当祭菜之时，便歌《小雅》，习其三篇，《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取其上下之官，劝其始学之人，使上下顺序也，故云‘官其始也'。亦谓以官劝其始也。”意谓自开学时就让学生诵习《诗经》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篇，使学生一入学就懂得当官从政的道理。这就首先明确了诗歌教育的目的。从这项规定可看出，当时是把《诗经》作为教材，而且规定了具体篇目。这显然是对孔子“兴观群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时对诗歌教学的重视。《学记》进一步明确了诗歌教育的方法：“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不学博依，不能安诗……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孔颖达疏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者，此教诗法者。诗是乐歌，故次乐也。博，广也。依，谓依倚也，谓依附譬喻也。若欲学诗，先依倚广博譬喻。若不学广博譬喻，则不能安善其诗，以诗譬喻故也。”意思是只有学会联想想象，懂得比喻修辞，才能安心学好《诗经》。从这里可以看出，《学记》初步总结了战国后期诗歌教育的目的和方法。
在南方的楚国，也有十分发达的诗歌教育。在南北方文化的共同孕育下，楚国诞生了以伟大诗人屈原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和以伟大诗篇《离骚》为代表的《楚辞》。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至西周初，楚人鬻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周成王封于楚（《史记·楚世家》）。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战国时期，楚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物产最富饶，国力最强盛，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最后楚虽为秦所灭，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从春秋中叶开始，楚国与北方的文化交流已经日益频繁，在《楚辞》、尤其在《离骚》中可以醒目地看到原产于中原的圣贤谱系。春秋战国时代，北方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主要文化典籍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就有记载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多个例子。这说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到了楚国末期，南北方文化的交融终于孕育出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对《楚辞》的渗透和影响。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尽管南北方文化交往已经十分频繁，但楚文化仍旧保持了自身若干重要的特点。楚辞的形成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国音乐舞蹈十分发达。从《楚辞》等书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现存楚地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到当地儿童所唱的歌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越国舟人的唱辞：“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的形式与中原歌谣显著不同，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楚地盛行的巫教，又影响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楚辞》与《诗经》之间存在着地域文化的重大差异，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显著不同。《楚辞》中诗歌的篇幅通常都比《诗经》里的长；《楚辞》的文辞华美多采，不同于《诗经》文辞的简朴自然；《楚辞》的句式除了四言句外，更多地使用五、六、七言句，语言节奏富于变化；《楚辞》多奇思异想和神话色彩，不同于《诗经》大体局限于现实生活人和事的范围。楚国没有形成北方那样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体意识比较强烈。丰饶的物产、多变的地貌和繁茂的生物容易培养楚国人民浪漫的情思，始终存在的人神共处的巫文化，更容易导致楚国诗人产生奇幻的想象。
屈原（约公元前340—约公元前278）名平，字原，是楚国的同姓贵族。屈原年轻时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官为左徒，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后因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进谗，于是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由于在内政外交上与怀王、顷襄王发生矛盾，在加上奸臣诬陷，导致屈原多次被放逐。顷襄王21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次年，秦军又进一步入侵。屈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二十五篇，为《离骚》、《九歌》（计作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可知对这二十五篇中部分作品的归属和真伪，汉代就存在争议。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之作；《远游》、《卜居》、《渔父》，则伪托的可能性为大。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我国第一首浪漫主义抒情长诗。全诗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九十字，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离骚》叙述了诗人的身世和志向，表现了诗人一生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决心以身殉志的悲剧，反映了楚国统治阶层中正直与邪恶两种势力的尖锐斗争，表达了他为国为民坚强不屈、至死不渝的精神。《离骚》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异彩，诗人炽烈的情感、坚定的意志、高尚的人格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在作品中，诗人运用拟人和象征等艺术手法，使各种奇花异草都成为诗人崇高品格的象征，为中国文学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
《九章》由九篇作品组成：《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在《九章》中，《橘颁》的内容和风格都比较特殊。作品用拟人化的手法，细致描绘橘树的灿烂夺目的外表和高洁坚贞的品质，来表现自己优异的才华、高尚的品格和眷恋故土、热爱祖国的情怀。在描写过程中，诗人既不局限于作为象征物的橘树本身，又没有脱离其基本特征，为后世咏物诗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
《涉江》是屈原在江南长期流放中所写的一首纪行诗。其中的风光描写最为人称道：“入溆浦余邅回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诗人抓住带有特征性的景物，寥寥数语，高度概括地描写了高山密林幽静深邃的景象，恰到好处地衬托了诗人寂寞而悲怆的心情。楚辞中这类风光描写，成了后世山水诗的滥觞，屈原也被推为我国山水文学的鼻祖。
《九歌》是楚国一种古老而著名的乐曲。屈原的《九歌》共十一篇，一般认为，这是屈原根据民间的祭神乐歌改写而成的，既洋溢着古老的神话色彩，又表现着诗人对人生的某种感受，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尤其突出的，是《九歌》中大多数诗篇都包含有神与神或人与神相恋的情节，反映出在南方民间信仰中人神共处的特点。《湘君》开头写道：“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在这幅清秋候人的画面上，深秋的凉意和情感的寂寞渲染出一派难以言说的凄迷惆怅之情，从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国殇》是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在《九歌》中是颇为特殊的一篇。诗中描绘了一场敌众我寡、以失败告终的战争，表现了楚国将士们视死如归、不可凌辱的崇高品格。这首诗篇幅不长，却是中国文学中最早显示出悲壮的美感的杰作。
《招魂》在《史记》中列为屈原之作。诗人借用楚地“招魂”的风俗，凭借奇异的想象，运用夸饰手法，对恐怖和奢华两种景象作强烈而富于刺激性的描写，前后形成对比，形成了特殊的美感效果，最终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结尾，流露出无限深情。《招魂》所显示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令人惊叹，对后世鲍照、韩愈、李贺等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它的铺陈手法，则直接影响了汉赋的形成和发展。
屈原的诗篇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喜欢大量铺陈华美艳丽的辞藻。他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增加了诗歌的美感。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风格华美的文学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对于中国诗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战国时代，屈原首先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为坚定的爱国者受到高度评价，但他巨大的创作成就又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作为一位具有崇高人格和鲜明个性的诗人，屈原在忠君爱国的前提下，又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保留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他的诗篇以汪洋恣肆的语言表达了强烈激荡的情感。明代诗人袁宏道于《叙小修诗》中驳斥道：《离骚》“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忿怼之极”，对“党人”和楚王都“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他的艺术观点的对与错姑且不论，但他却准确归纳了屈原诗歌的风格。屈原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描绘了奇丽的幻想，扩大了诗歌的境界，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世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和影响。屈原的人格和诗篇都成为后世正直文人仿效的榜样。
屈原被楚怀王免去左徒一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在这一期间，他培养了许多人才。《离骚》中说：“余既兹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这是对他大力培养人才的形象概括。《史记·屈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根据这里的记述推测，大概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都是屈原的学生。郭沫若的著名历史剧《屈原》中就认为宋玉是屈原的学生。虽无非常确切的证据，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屈原以后的楚辞作家，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的结尾处提到了三位：“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终莫敢直谏。”这一段话很简略，只能据此知道宋玉等三人的生活时代在屈原之后，都在文学方面向屈原学习，但都不具有屈原那种大胆批评政治的勇气。三人中，宋玉的文学成就最高。
宋玉的生平情况，一些书籍也有记载，但未必可靠。他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十六篇；《文选》收集了《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共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宋玉集》三卷，却无篇名。《文选》中五篇，都是文学史上的名作，但究竟是否宋玉所作，尚有争议，而且持否定意见者居多。能够确定为宋玉作品的惟有《九辩》一篇。《九辩》之名来源甚古。在《离骚》、《天问》、《山海经》中都将它与《九歌》相提并论，说是夏启时的乐曲。宋玉之作，当是沿用旧题；从篇幅之长和语言的散文化来看，应当是“不歌而诵”的诗篇。
宋玉的创作明显受到屈原的影响。《九辩》中直接袭用或间接采用《离骚》、《哀郢》等作品中成句的地方有十余处；复述屈原论调、模仿屈原语气的地方更多。但并不能说《九辩》是一篇模仿之作，它有自身显著的特色。从作品本身来看，《九辩》是借悲秋抒发“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塑造出一个坎坷不遇、憔悴自怜的才士形象。篇中虽然也揭露批判了楚国腐朽政治，但缺少屈原那样深广的忧愤和追求理想的巨大热情。篇中虽然也抒发了个人失意的不满和痛苦，但缺乏屈原那样高傲的自信和不屈的对抗精神，反而以清高为掩饰，屈服于社会势力的压迫。因此，《九辩》的哀愁，只是文人不得志的一种个人的、压抑的哀愁，只是“惆怅兮而私自怜”。这种文士怀才不遇的遭遇和牢骚，乃至见秋景而生哀愁的抒情模式，对后世在专制势力压迫下无力反抗而标榜“穷则独善其身”、以清高自惜自怜的文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文学史上就出现了更多伤春悲秋的文赋诗词。
宋玉极善于选择描写具有一定特征的景物来抒写幽怨哀伤的感情，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出文人压抑的心理。风声、落叶声、鸟啼虫鸣声，与诗人的穷愁潦倒的感叹声交织成一片，大自然萧瑟的景象与诗人孤独的身影相互映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如开头一段：“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恍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从这里可以看出，《九辩》的语言更加散文化而十分讲究。全诗句式多变，长短错落，语言节奏灵活而自由。语气词“兮”的位置不断变化，诗中又多用双声、叠韵、叠字等修辞手段，在散文化的不整齐句式中依然保持着音乐之美。结尾一段十八句诗中，连用十二组叠字，节奏更为鲜明。这种语言特点，对后世词曲的语言运用产生了很大影响，南宋李清照善于运用叠字，大概就是受到宋玉的影响。
《九辩》的艺术成就使宋玉成为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楚辞作家，受到后人尊崇而并称“屈宋”。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二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由此可见宋玉对古典诗歌创作的深远影响。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了《九辩》的成就：“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
总之，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奠定了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秦汉统一以后，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更加深入。但《诗经》与《楚辞》始终作为历史上的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学典范而“风骚”并称。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南北文化的区别，在诗歌艺术上，楚辞较之《诗经》已有了显著的进步，它对后世诗人和诗歌创作的影响更在《诗经》之上。《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个性的表现极少。与《诗经》总体上温和蕴藉的风格相比较，屈原的诗篇却是用他的理想、痛苦，以及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他的创作前所未有地显示了诗人个性和情感的解放，形成了具有强大感染力的全新的诗歌风格，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楚辞》同《诗经》一起构成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对后世文学产生了绵延无尽的影响。
第五节 南朝时期的诗歌教育
420年，宋武帝刘裕取代东晋。439年，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北方。南北方虽多次相互攻战却均无较大所获，因而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对峙时期。自东晋迄陈，江南五朝的政权实际是由士族和皇室共享的。南朝继续实行“九品中正制”，士族依然享有很大特权，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宋、齐、梁、陈四朝由于统兵大将篡位导致政权频繁更替，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但其破坏性较小，因此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仍然很迅速，为我国古代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南移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经过魏晋进入南朝，文学进一步摆脱经学桎梏，文学的价值受到了社会上层的高度重视，文学已经成为社会上层一种必备的素养。南朝历代皇帝中，很有几位成就突出的文学家和理论家，如梁武帝萧衍、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等。许多皇亲国戚也以爱好文学、招纳文士而著称。来自最高统治阶层的喜好和提倡，有力地刺激了文学的繁荣，新的题材、新的形式、新的风格不断出现，文学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士族中，重视文学写作更是普遍的风气。晋室南渡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地位最为显赫。谢氏家族中有六人作品选入《文选》，王氏家族一门七代人人有集，为史传所未见。谢灵运凭借其特殊的社会地位、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出众的文学才华，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演变，成为当时声名最盛的诗人。齐梁两代成为南朝文风最盛的一个时期。齐武帝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网罗当时知名文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最著名的是“竟陵八友”，包括萧衍、沈约、谢朓、范云、任昉、王融等著名诗人。沈约和周颙提出“四声八病”之说，形成了“永明体”，古代诗歌自此开始走向格律化。谢朓等人积极参与永明诗体的创作，促进了从古体诗向格律诗的演变。梁武帝萧衍和萧统、萧纲、萧绎父子数人都爱好文学，都取得了一定的创作成就，进一步带动了文学的繁荣。萧纲、萧绎、刘勰等人对文学特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为文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梁代以萧纲的文学集团为中心，由萧纲倡导而兴起的宫体文学，不但风靡梁、陈和隋代，而且在唐宋直至元明清的诗、词、曲中继续发挥着广泛的影响。钟嵘的《诗品》基本上摆脱了经学的藩篱，十分重视充沛的感情、华茂的辞采、典雅明朗的风格，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南朝民歌中广泛运用的五言短诗，经过谢朓等诗人的改造，又演变为五言绝句体。梁代出现了七言诗蓬勃发展的局面，七言歌行已经趋向成熟，七律、七绝的雏形均已出现。由于南朝的帝王贵族大多满足于江南富庶的经济所提供的物质与文化享受，他们的文学从内容来说，主要反映上层文人自身的生活范围，尤其是关于山水自然、女性美貌和男女之情的题材更加突出。在形式上，他们更注重对形式美的追求。诗歌中四声的运用形成了诗的格律，辞赋的骈偶化逐渐形成“四六文”体制，而诗赋的辞采也越来越精丽工巧。
谢灵运（385—433）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出身于东晋最显赫的谢氏家族，祖父谢玄是淝水之战的主将。他年轻时即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宋书·谢灵运传》曰：“灵运幼便颖悟，……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他在诗歌里以精美的语言对山水景物进行细致描绘，表达个人独特的主观情思。如《登池上楼》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联，历来脍炙人口。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谢氏家族人才辈出，除谢灵运外，谢惠连、谢庄均有诗名，分别以《雪赋》、《月赋》久负盛誉。稍晚的谢朓也以诗著称。
鲍照（约414—466）出身寒微，字明远。二十多岁时，在临川王刘义庆门下因献诗而知名。他的乐府诗富有独创性，把汉魏乐府的质朴刚健与南方民歌的艳丽浅俗结合起来，并在诗中贯注了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表现出愤世疾俗的深沉忧愤。鲍照是第一个有意识致力于七言诗创作的诗人，是杂言体七言歌行的开创者，还是南朝最早有意识地写作边塞题材的诗人，因而对后世诗人，特别是唐代诗人影响很大，李白、杜甫均受其诗影响。鲍照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著名的辞赋与骈文作家，他的《芜城赋》和《登大雷岸与妹书》都是流传后世的杰作。其妹鲍令晖是当时著名的女诗人。
谢朓（464—499）字玄晖，“竟陵八友”之一。他与同族前辈谢灵运均擅长山水诗，后人以“大小谢”并称。他提出了“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昙首传附志弟子筠传》引谢朓语）的主张，其诗歌语言精炼流丽，浅近易解。现存诗200余首，其中山水诗的成就很高，写景抒情清新自然，意境新颖，富有情致，且佳句颇多。其《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一联清俊秀丽，最为人称道。“天际识归舟，云中辩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等诗句也脍炙人口。他的五言四句小诗清新流畅，如《铜雀悲》、《玉阶怨》等借鉴南朝民歌的形式，促进了五言绝句这一新诗体的形成。对于谢诗的清新秀发、自然流转，李白曾多次表示钦佩，曾在《金陵城楼月下吟》一诗里写道：“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常忆谢玄晖。”
何逊（？—518）字仲言，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出身一般仕宦家庭。《梁书·何逊传》说：“逊八岁能赋诗，弱冠，州举秀才。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咏，云辄嗟赏……沈约亦爱其文，尝谓逊曰：‘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其为名流所称如此。”他的诗工于写景抒情，讲究声律，文辞清新，注重语言锤炼，修辞简练精当，对唐代大诗人杜甫影响颇深。
吴均（469—520）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出身寒门。他的五言诗语言质朴，不务工巧，追求一种雄迈的气势，在当时影响颇大，被称为“吴均体”。《梁书·吴均传》载：吴均“家世寒贱，至均好学有俊才。沈约尝见均文，颇相称赏。天监初，柳恽为吴兴，召补主簿，日引与赋诗。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之吴均体。”
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陈代最著名的作家，有“一代文宗”之称，与庾信并称为“徐庾”。他曾奉萧纲之命编成专收艳情诗的《玉台新咏》。《陈书·徐陵传》载：“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可见他在当时影响之大。
南朝还有许多早慧的诗人，他们往往出身名门世家或没落士族，自幼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幼时即以诗文闻名于世。如由齐入梁的著名诗人范云、任昉、徐勉，梁代著名诗人王僧孺、张率、刘孝绰、王筠、徐悱、梁简文帝萧纲等。
《梁书·范云传》载：“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人，晋平北将军汪六世孙也。年八岁，遇宋豫州刺史殷琰于涂，琰异之，要就席，云风姿应对，傍若无人。琰令赋诗，操笔便就，坐者叹焉。尝就亲人袁照学，昼夜不怠。……少机警有识，且善属文，便尺牍，下笔辄成，未尝定藁，时人每疑其宿构。”《南史·范云传》载：“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人，晋平北将军汪六世孙也。祖璩之，宋中书侍郎。云六岁就其姑夫袁叔明读《毛诗》，日诵九纸。……云性机警，有识，且善属文，下笔辄成，时人每疑其宿构。”
《梁书·任昉传》载：“任昉，字彦升，乐安博昌人，汉御史大夫敖之后也。父遥，齐中散大夫。……（昉）幼而好学，早知名。”《南史·任昉传》载：“任昉，字彦升，乐安博昌人也。父遥，齐中散大夫。……遥妻河东裴氏，高明有德行……（昉）幼而聪敏，早称神悟。四岁诵诗数十篇，八岁能属文，自制《月仪》，辞义甚美。”
《梁书·徐勉传》载：“徐勉，字修仁，东海郯人也。祖长宗，宋高祖霸府行参军。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贫，早励清节。年六岁，时属霖雨，家人祈霁，率尔为文，见称耆宿。及长，笃志好学。起家国子生。太尉文宪公王俭时为祭酒，每称勉有宰辅之量。”
《梁书·王僧孺传》载：“王僧孺，字僧孺，东海郯人，魏卫将军肃八世孙。曾祖雅，晋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祖准，宋司徒左长史。僧孺年五岁，读《孝经》……六岁能属文，既长好学。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
《梁书·张率传》载：“张率，字士简，吴郡吴人。祖永，宋右光禄大夫。父瑰，齐世显贵，归老乡邑，天监初，授右光禄，加给事中。率年十二，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稍进作赋颂，至年十六，向二千许首。”
《梁书·刘孝绰传》载：“刘孝绰，字孝绰，彭城人，本名冉。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绘，齐大司马霸府从事中郎。孝绰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舅齐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常与同载适亲友，号曰神童。……父党沈约、任昉、范云等闻其名，并命驾先造焉，昉尤相赏好。”
《梁书·王筠传》载：“王筠，字元礼，一字德柔，琅邪临沂人。祖僧虔，齐司空简穆公。父楫，太中大夫。筠幼警寤，七岁能属文。年十六，为《芍药赋》，甚美。及长，清静好学，与从兄泰齐名。陈郡谢览，览弟举，亦有重誉，时人为之语曰：‘谢有览举，王有养炬。'炬是泰，养即筠，并小字也。”《南史·王昙首传附志弟子筠传》有类似记载。
徐悱是徐勉之子。《梁书·徐勉传附子悱传》载：“悱字敬业，幼聪敏，能属文。”徐悱和其妻刘令娴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一对诗人夫妻，二人的赠答诗载于《玉台新咏》。
梁简文帝萧纲是梁武帝萧衍第三子、昭明太子萧统之弟。《南史·简文帝纪》载：“帝幼而聪睿，六岁便能属文。武帝弗之信，于前面试，帝揽笔立成文。……雅好赋诗，其自序云：‘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帝文伤于轻靡，时号‘宫体'。”
当时彭城刘氏一门人才辈出，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学世家，还同时出现了三位女诗人。其中，以刘孝绰、刘令娴（徐悱之妻）的名声最大。刘孝绰是当时最著名的文人，作品很多，流传很广。萧统亲自选拔刘孝绰一人来编纂自己的文集并作序，可见他对刘孝绰的看重。《梁书·刘孝绰传》载：“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宾礼。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先图孝绰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文集数十万言，行于世。”“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适琅邪王叔英、吴郡张嵊、东海徐悱，并有才学；悱妻文尤清拔。”“孝绰子谅，字求信。少好学，有文才，尤博悉晋代故事，时人号曰“皮里晋书”。”《南史·刘勔传附绘子孝绰传》也有同样的记载。
不仅文人诗歌十分繁荣，南朝时期的民歌也非常昌盛。南朝民歌最早始于三国东吴，迄于陈，留存总数近五百首，按地域分为“吴声歌曲”和“西曲”两大类。南朝民歌是城市中的酒楼和贵族宴会上由歌女们演唱的风情小调，内容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的汉乐府民歌不同，它集中抒写男女之情，绝大多数以女子的口吻唱出对男子的爱慕相思，反映了南朝统治区域的社会风俗状况。南朝民歌以五言四句为主，其余的四言及杂言诗篇幅也很短小，其语言明快动听，善于运用双关隐语，或朴素自然，或浅俗鲜丽，具有鲜明的民歌情调，表现了较高的文学素养和修辞技巧。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民间的诗歌教育十分发达。
南朝文人诗歌创作受民歌影响很大，雅俗结合渐渐成为从鲍照到齐梁间的文人诗歌的主流；南朝民歌一部分专门描绘女子美丽体态容貌的歌曲与宫体诗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南朝民歌中占主导的五言四句的格式，对五言绝句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南朝民歌在隋唐以后继续影响着文人的创作。大诗人李白的很多短诗以清新自然见长，就与学习南朝民歌有直接关系，如他的传世名篇《静夜思》与《子夜四时歌》中“秋风入窗里”一篇十分近似，传承关系十分明显。直到清代为止，历代文人模拟南朝民歌的现象时有发生。由此可见，南朝民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十分深远。
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继魏晋之后又一个迅速发展时期，南朝诗歌的繁荣，虽得力于上层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但与诗歌教育的普及是密切相关的。南朝时期的政权性质与两汉政权并无二致，教育制度也相似，儒学地位虽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南朝时期学校教育有所复兴，国子生多为士族高官子弟，称之“国胄”或“世胄”，可以经明经策试入仕，而太学则往往仅存博士而无生员。虽然南北方战争和内部政治斗争不断，但上层统治者仍然十分重视教育。南朝宋文帝时，在官学中首设文学馆，主要进行专门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活动，诗歌教育是其中重要一项内容。“九品中正制”的继续实行，使士族子弟享有接受教育的特权和优先仕宦的特权，因而，社会上层人士普遍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诗歌创作和诗人群体也就主要产生于宫廷和士族内部。由于上层统治者的提倡和对文士的重视，虽然庶族子弟纵使品学兼优也地位低下，但是，他们接近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仍然是读书做官，因而私学进一步发达。学习诗文写作成为当时的社会时尚。谢灵运的山水诗文辞幽美，冠绝一世，人们争相传诵。《宋书·谢灵运传》载：“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出身寒微的鲍照就以因向临川王刘义庆献诗而知名当世。吴均的五言诗质朴豪迈，被当时文坛称为“吴均体”，成为学诗的榜样。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无论官学还是私学，都重视文学教育，诗歌等文学教材受到学子的重视和欢迎。虽然《诗经》仍然是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之一，但与经书相比，由于诗赋文章押韵好读，所以常作为学童阅读初级教材。由于社会需要，学校教育重视写作训练，尤其重视骈文与诗歌的写作教学，要求学生要学会用典使事，写作诗文要讲究双声、叠韵、四声和修辞。学童就开始学习诗赋写作，他们或仿写，或命题写，或参加笔会，写作训练比较自由。如何逊八岁就能写诗，后成为梁代著名诗人。
得益于诗歌的兴盛，南朝也出现了一群女诗人。《诗品》卷下中列入了两位女诗人：宋朝的鲍令晖、齐朝的韩兰英。其他较著名的还有齐朝的苏小小和梁朝的刘令娴、沈满愿。
《诗品》卷下中，钟嵘说：“令晖歌诗，往往断绝清巧，拟古尤胜，唯百愿淫矣。照尝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亚于左芬，臣才不及太冲尔。'兰英绮密，甚有名篇。又善谈笑，齐武谓韩云：‘借使二媛生于上叶，则玉阶之赋，纨素之辞，未讵多也。'”鲍令晖、韩兰英能被钟嵘列入《诗品》，可见二人在当时的影响甚大。鲍令晖曾有《香茗赋集》刊行于世，今已散佚，仅存诗六题七首：《示行人》、《题书后寄行人》和拟古乐府诗四题五首，诗歌成就历来多受称赞。韩兰英的诗文，则全部佚失。
苏小小是南齐时钱塘名妓，风骨清高，美艳如花，才情盖世，生年十九早逝，仅有一首《钱唐苏小歌》（又名《西陵歌》）传世，《玉台新咏》中收录了这首诗，即“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其人其诗千百年来为世人传诵。历代诗人歌咏苏小小的诗非常多，唐代诗人李贺、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都为她写过诗。
刘令娴是刘孝绰之第三妹，徐悱之妻，生卒年不详，世称刘三娘。其二姊均有才学，而她的诗文尤清秀突出。其兄刘孝绰曾罢官不出，题诗于门：“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她为之续句：“落花扫仍合，聚兰摘复生。”《梁书·刘孝绰传》载：“其三妹适琅邪王叔英、吴郡张嵊、东海徐悱，并有才学；悱妻文尤清拔。悱，仆射徐勉子，为晋安郡，卒，丧还京师，妻为祭文，辞甚凄怆。勉本欲为哀文，既睹此文，于是阁笔。”《南史·刘勔传附绘子孝绰传》有同样记载。其祭夫文曰：“惟君德爰礼智，才兼文雅，学比山成，辩同河泻。明经擢秀，光朝振野。调逸许中，声高洛下。舍潘度陆，超终迈贾。二仪既肇，判合始分，简贤依德，乃隶夫君。外治徒奉，内佐无闻，幸移蓬性，颇习兰薰，式侍琴瑟，相酬典坟。辅仁难验，神情易促，雹碎春红，霜雕夏绿，躬奉正衾，亲观启足，一见无期，百身何赎。呜呼哀哉！生死虽殊，情亲犹一，敢遵先好，手调姜橘。素俎空干，奠觞徒溢。昔奉齐眉，异于今日。从军暂别，正思楼中，薄游失返，尚比飞蓬，如当此诀，永痛无穷，百年何几，泉穴方同。”这篇祭文采用四言诗的形式，凄惋感人，是文学史上的名篇。其诗歌现存10余首，《玉台新咏》录其诗8首。她的诗多写闺怨之情，如《春闺怨》、《听百舌诗》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回赠丈夫徐悱的《答外诗》二首，如“落日更新妆，开帘对春树。鸣鹂叶中舞，戏蝶花间鹜。调琴本要欢，心愁不成趣”。诗中通过写景来衬托相思之情，情意缠绵，真切生动。
沈满愿是沈约之孙女。生卒年不祥，约梁武帝大同中前后在世。沈满愿有乃祖之风，善作诗，曾有诗集五卷传世。《彩毫怨》、《登楼曲》、《昭君叹二首》等是她的名作。
另外，南朝梁宫女王金珠也以善诗知名。这些女诗人均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从她们的成就来看，都接受过相应的诗歌教育。她们都是南朝诗歌沃土上成长出来的一朵朵奇葩。
南朝诗歌创作和诗歌教育的兴盛推动了文学作品集的编纂。当时出现了两部重要的文学作品总集《文选》和《玉台新咏》，不仅促进了文学教育的进一步普及，而且对我国古代诗赋创作和文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是秦汉以来收编诗文最丰富的文学总集，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成书之后，被认为是古代文学教材的典范，也是诗歌教育的的典范教材。原书30卷，唐李善作注时分为60卷，其中有赋19卷，诗歌12卷，骚2卷。《文选》共收入周代至齐梁时期130多个知名作者和少数佚名作者的诗文作品共752篇，其选文分三类：诗歌、辞赋、杂文，各种文体的代表作基本具备，其中诗歌434篇。这部书反映了编者独到的文学见解，也反映了当时的文学时尚。他将儒家的经书、诸子书，以及历史著作均排除，从而使《文选》的文学色彩更浓。这部书在唐代就受到高度重视，成为文人学子必读之书，有所谓“文选学”之名。杜甫写给儿子的《宗武生日》一诗中叮嘱他“熟精《文选》理”。后世更有“文选烂，秀才半”一说，足见此书的影响和价值。
《玉台新咏》是徐陵奉梁简文帝萧纲之命编成的我国古代继《诗经》、《楚辞》之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玉台新咏》共十卷，有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诗1卷，收录南朝梁以前的诗篇769首；除第9卷中的《越人歌》相传作于春秋战国之间外，其余都是汉魏以来至南朝梁时的关于女性和男女爱情的诗歌，其中大量收集了齐梁时代的宫体诗，是第一部全部以妇女为描写对象的诗歌总集。这本书中保存了古代许多歌咏妇女的优秀诗篇，如《上山采蘼芜》、《陌上桑》（即《日出东南隅行》）、《羽林郎》、《孔雀东南飞》等。班婕妤、鲍令晖、刘令娴等女诗人的作品也赖此书得以保存和流传。徐陵颇重视收录南朝时逐渐兴起的五言四句的乐府短歌，对于五言绝句这一诗体在唐代的兴起和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由于这本书在流传过程中曾遭后世文人多加窜改，所收诗歌总数增加到870首。在封建道统思想的影响下，这部诗集曾屡遭诋毁，但仍然对我国古典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南朝时期，非常普遍的使用史游的《急就篇》和蔡邕的《劝学篇》作为蒙学教材。由于统治者实行“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一些出身低微的作家得不到统治者的重视，而“学而优则仕”又是古代文人的主要出路，因此，一批学者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在教育学童身上。他们编写了大量的蒙学教材，除马仁寿的《开蒙要训》和周兴嗣的《千字文》尚存于世外，其它大都佚失。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周兴嗣的《千字文》。
《开蒙要训》的内容主要介绍自然事物、社会名物、寝处衣饰、身体疾病、器物工具、饮食烹调、农业耕作、树木鸟兽等。形式上采用四言韵语，便于儿童的学习和记诵。如“乾坤复载，日月光明。四时来往，八节相迎。”春花开艳，夏叶舒展。□□秋落，松竹冬青。“笔砚纸墨，记录文章，童□习学，易解难忘。”全书一千四百多字，涉及广泛，注重实用，语言质朴通俗，至五代时期仍在传抄流行。
《千字文》的作者是南朝梁代的周兴嗣。《梁书·周兴嗣传》载：“周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汉太子太傅堪后也。……兴嗣世居姑孰。年十三，游学京师，积十余载，遂博通记传，善属文。……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每奏，高祖辄称善，加赐金帛。”《千字文》前的小序说：“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上以王羲之书千字，实兴嗣次韵为文。奏之，称善，加赐金帛。”他奉梁武帝命把常用汉字编成《千字文》一卷，全文采用韵文形式，通篇四字一句，共250句，在极短的篇幅内容纳了极其丰富的内容，涉及天文历象、岁时变化、名贵物品、古代帝王、品德修养、建筑文化、历史地理、士人农桑、生活起居等。如开篇写道：“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从开头这几句，就可以看出其行文注重声律对仗，讲究用典文采，押韵和谐，抑扬顿挫，具有四言诗歌的形式特点，即使完全当作诗歌来读也无妨。这本书一直沿用了1500多年，至今在民间仍有一定影响。
南朝时期生肖文化逐渐盛行。活跃于梁陈两朝的著名文人沈炯有一首有趣的十二生肖诗：“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阴远青翠，蛇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鸡砧引清怀。狗其怀屋外，猪蠡窗悠哉。”据说这是我国第一首生肖诗。这首诗在首字按排序嵌入十二生肖名，且突出了每种动物的特点，可谓别开生面，文采娱人。这首诗对于生肖文化的传播有一定影响。
第六节 北朝时期的诗歌教育
439年，鲜卑族建立了北魏政权在孝武帝拓跋焘时统一了北方，社会逐渐安定。孝文帝拓拔宏迁都洛阳后，尊崇孔子，提倡儒家礼法，推广使用汉语，积极推行汉化政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当时首先受到重视的是直接有利于统治轶序的儒学，文学也开始出现转机，但文学的地位远不如在南方那样重要。当时文坛上的领军人物温子昇、邢子才、魏收等，其诗歌作品主要是模拟南朝文学，成就不高。北魏分裂后，北方先后出现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四个王朝。581年，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这一时期虽然民族矛盾十分激烈，但各族人民逐渐走向民族大融合。当时进入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后来大都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并以他们的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汉族的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北朝后期，南方许多著名文人流入北方，如庾信、王褒等，受到北方文人的高度推崇。他们开始结合南北文风之长，创作了足以代表北朝文学最高水平的诗赋作品，为后代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自幼随父亲庾肩吾出入于萧纲王府，后来成为萧纲的东宫学士。作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与徐陵并称为“徐庾体”。后奉命出使西魏，因梁为西魏所灭而滞留北方。西魏和北周皇室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庾信又有盛名，因而颇受器重，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庾信前期作品多为宫体性质，轻艳流荡，富于辞采之美。羁留北朝后，其诗赋抒发了自己深切怀念故国乡土，因身仕敌国而感伤、因不得自由而怨愤的情感，风格也转为苍劲悲凉。所以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他的《春赋》、《哀江南赋》是当时名作，《春赋》中诗赋结合的倾向也为后人所继承，如唐代王勃、骆宾王和刘希夷等都有类似的作品，显然受其影响。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他以聪颖的资质在南朝文学的全盛时代积累了很高的文学素养，来到北方后又接受北方文化的一些因素，以其沉痛的生活经历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内容，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他的骈文骈赋与鲍照并举，代表了南北朝骈文骈赋的最高成就；他的诗歌则初步融合了南北诗风，对唐诗的繁荣有重大影响。
王褒（约513—576）字子渊，琅琊人，出身名族，因旧交之情受梁元帝重任。梁元帝出降西魏，诸臣均被带到北方。王褒以门第与文才，受到西魏、北周重视，与庾信同为北方文坛领袖。他曾以七言《燕歌行》著称于当时，五言诗《关山月》也是边塞诗的名作。《渡河北》则是王褒诗中最著名的一篇：“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这首诗表现了对南方故土的思念和人生失路的悲哀，风格萧瑟苍凉。他的诗歌对后世也有较大影响。
北朝文学虽然总体上不能与南朝相比，作家和作品数量远远比不上南方，但所取得的成就也自有其特色和价值。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北朝政权实行汉化政策、重视教育的结果。
北朝自孝文帝改革以后，历代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提倡儒家礼法，推广使用汉语，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如北魏孝明帝时，邢邵以文名倾动京师。由魏入齐后，官至中书监、国子祭酒，地位很高。诗人魏收由魏入齐后，颇受重用，官至尚书右仆射，监修国史。北朝
北朝政权在逐渐汉化的过程中，接受了两汉魏晋以来的教育制度，设立太学以及四门学、郡国学、律学，生员身分有所限定，一般限公卿大臣子弟充当。然政权兴废不定，学校也时设时罢。北魏道武帝设立学校，称国子太学，后又别立太学。国子学曾一度改称中书学，郡学也称太学。孝文帝、宣武帝时，又增设了四门小学，形成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三学并立之制。北朝政权在都城和各地设立官学，尊崇孔子，学习儒家经典，推广儒家学说，《诗经》是官学的主要教材之一。《魏书·薛辩传附子谨传》载：太武帝拓拔焘时的河东太守薛谨“命立庠，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于是河汾之地，儒道兴焉。”汉末魏晋以来儒学地位下降的趋势却在北朝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如著名诗人邢邵曾任中书监、国子祭酒，直接负责中央官学的教育。
北魏孝文帝后的历代皇帝往往具有比较深厚的儒学修养，普遍熟悉儒家典籍，并能吟诗作赋；受到两晋老庄风行的影响，他们往往还学习《老子》、《庄子》等古代典籍。《魏书·高祖孝文帝纪》载：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爱奇好士，情如饥渴。”“（十有三年）秋七月甲辰，阴平国遣使朝贡。丙寅，幸灵泉池，与群臣御龙舟，赋诗而罢。立孔子庙于京师。”“（十有七年秋七月）庚午，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壬申，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孝文帝不仅精通“《五经》之义”，“善谈《庄》、《老》”，而且“诗赋铭颂，任兴而作”，能与群臣一起赋诗，其文化修养可谓深厚矣。《魏书·郑羲列传附子道昭传》还记载了孝文帝与诸大臣赋诗唱和一事：“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学，综览群言。……从征沔汉，高祖飨侍臣于悬瓠方丈竹堂，道昭与兄懿俱侍坐焉。乐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歌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内外。'郑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
北魏前废帝元恭也能作诗。《魏书·前废帝纪》载：前废帝元恭“（二年）夏四月辛巳，……帝既失位，乃赋诗曰：‘朱门久可患，紫极非情玩。颠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换。时运正如此，唯有修真观。'”这首五言诗表达了他被逼迫退位时无可奈何的心情。
东魏孝静帝能文能武，颇好文学，连他的妃子也能吟诗。《魏书·孝静帝纪》：“帝好文学，美容仪。力能挟石师子以逾墙，射无不中。嘉辰宴会，多命郡臣赋诗，从容沉雅，有孝文风。……帝不堪忧辱，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帝乃下御座，步就东廊，口咏范尉宗《后汉书赞》云：‘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乃与夫人妃嫔已下诀，莫不欷歔掩涕。嫔赵国李氏诵陈思王诗云：‘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
北魏王公和宗室子弟也往往爱好文学，能够赋诗作文。如元晖业、元熙、元延明、元勰、元愉等宗室王子，均能作诗。《魏书》中记载了他们的事迹：
《魏书·济阴王小新成传附弼子晖业传》：“（晖业）长乃变节，涉子史，亦颇属文，而慷慨有志节。……又尝赋诗云：‘昔居王道泰，济济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郁纵横。'”
《魏书·南安王桢传附英子熙传》：“熙，字真兴。好学，俊爽有文才，声著于世……熙临刑为五言诗，示其僚吏曰：‘义实动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节？将解七尺身。'与知友别曰：‘平生方寸心，殷勤属知己。从今一销化，悲伤无极已。'熙既蕃王之贵，加有文学，好奇爱异，交结伟俊，风气甚高，名美当世，先达后进，多造其门。始熙之镇鄴也，知友才学之士袁翻、李琰、李神俊、王诵兄弟、裴敬宪等咸饯于河梁，赋诗告别。
《魏书·安丰王猛传附子延明传》：“延明既博极群书，兼有文藻，鸠集图籍万有余卷。性清俭，不营产业。与中山王熙及弟临淮王彧等，并以才学令望有名于世。虽风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笃过之。……所著诗赋赞颂铭诔三百余篇，又撰《五经宗略》、《诗礼别义》，注《帝王世纪》及《列仙传》。”
《魏书·彭城王勰传》：“敏而耽学，不舍昼夜，博综经史，雅好属文。……时高祖进伞，遂行而赋诗，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诗，虽不七步，亦不言远。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时勰去帝十余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诗曰：‘问松林，松林经几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诗亦调责吾耳。'”
《魏书·京兆王愉传》：“愉好文章，颇著诗赋。时引才人宋世景、李神俊、祖莹、邢晏、王遵业、张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学宾客严怀真等数十人，馆而礼之。”
北魏时期的文人学士不仅精通儒家典籍，而且能赋诗者更多。如梁祐、董绍、冯元兴、鹿悆、常景、祖莹等在《魏书》中均有传。
《魏书·裴叔业传附梁祐传》载：“祐，叔业之从姑子也。好学，便弓马。……从容风雅，好为诗咏，常与朝廷名贤泛舟洛水，以诗酒自娱。”
《魏书·董绍传》载：“董绍，字兴远，新蔡鲖阳人也。少好学，颇有文义。起
《魏书·冯元兴传》载：“冯元兴，字子盛，东魏郡肥乡人也。……因就中山张吾贵、常山房虬学，通《礼》传，颇有文才。年二十三，还乡教授，常数百人。领僚孝廉，对策高第，又举秀才。……乃为《浮萍诗》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无根绿水上。脆弱恶风波，危微苦惊浪。'”
《魏书·鹿悆传》载：“（鹿悆）初为真定公元子直国中尉，恒劝以忠廉之节。尝赋五言诗曰：‘峄山万丈树，雕镂作琵琶。由此材高远，弦响蔼中华。'又曰：‘援琴起何调？《幽兰》与《白雪》。丝管韵未成，莫使弦响绝。'子直少有令问，悆欲其善终，故以讽焉。”
《魏书·常景传》载：“常景，字永昌，河内人也。父文通，天水太守。景少聪敏，初读《论语》、《毛诗》，一受便览。及长，有才思，雅好文章。……景淹滞门下，积岁不至显官，以蜀司马相如、王褒、
祖莹是当时著名诗人，以才思敏捷著称。《北史·祖莹传》载：“莹年八岁，能诵《诗》、《书》；十二，为中书学生。好学耽书，以昼继夜……由是声誉甚盛，内外亲属呼为‘圣小兒'。”《魏书·祖莹传》的记载与此相同。从祖莹的经历来看，神童之名的背后是接受教育和刻苦学习。祖莹的弟弟祖孝隐、儿子祖珽、
北朝时期，私学在民间仍相当发达。据《魏书》记载，张伟、常爽、刘献之、张吾贵、刘兰、徐遵明等，都是当时名闻天下的私学先生，其弟子往往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孔子开创的儒家“诗教”传统绵延不绝。
《魏书·儒林传·张伟传》载：“伟学通诸经，讲授乡里，受业者常数百人。儒谨泛纳，勤于教训，虽有顽固不晓，问至数十，伟告喻殷勤，曾无愠色。常依附经典，教以孝悌，门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
《魏书·儒林传·常爽传》载：“爽少而聪敏，严正有志概，虽家人僮隶未尝见其宽诞之容。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州郡礼命皆不就。……是时戎车屡驾，征伐为事，贵游子弟未遑学术，爽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爽立训甚有劝罚之科，弟子事之若
《魏书·儒林传·刘献之传》载：“刘献之，博陵饶阳人也。少而孤贫，雅好《诗》、《传》，曾受业于渤海程玄，后遂博观众籍。……由是四方学者莫不高其行义而希造其门。献之善《春秋》、《毛诗》，每讲《左氏》，尽隐公八年便止，云义例己了，不复须解。……时中山张吾贵与献之齐名，海内皆曰儒宗。吾贵每一讲唱，门徒千数，其行业可称者寡。献之著录，数百而已，皆经通之士。于是有识者辨其优劣。魏承丧乱之后，《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献之。”
《魏书·儒林传·刘兰传》载：“刘兰，武邑人。年三十余，始入小学，书《急就篇》。家人觉其聪敏，遂令从师，受《春秋》、《诗》、《礼》于中山王保安。家贫无以自资，且耕且学。三年之后……为立黉舍，聚徒二百。兰读《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经》。……自后经义审博，皆由于兰。……瀛州刺史裴植征兰讲书于州城南馆，植为学主，故生徒甚盛，海内称焉。又特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馆，令授其子熙、诱、略等。兰学徒前后数千，成业者众。”
《魏书·儒林传·徐遵明传》载：“徐遵明，字子判，华阴人也。身长八尺，幼孤好学。年十七，随乡人毛灵和等诣山东求学。至上党，乃师屯留王聪，受《毛诗》、《尚书》、《礼记》。一年，便辞聪诣燕赵，师事张吾贵。吾贵门徒甚盛，遵明伏膺数月……遂与平原田猛略就范阳孙买德受业。一年，复欲去之。……乃诣平原唐迁，纳之，居于蚕舍。读《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不出门院，凡经六年，时弹筝吹笛以自娱慰。……是
《魏书》中还记载了当时一些著名文士幼年接受私学教育的情况。温子升是当时文坛上的领军人物之一，与邢子才、魏收号称“北地三才”。《魏书·文苑传·温子升传》载：“温子升，字鹏举，自云太原人，晋大将军峤之后也。……子升初受学于崔灵恩、刘兰，精勤，以夜继昼，昼夜不倦。长乃博览百家，文章清婉。”
裴骏、裴安祖的经历更能说明私学诗歌教育的成效。《魏书·裴骏传附从弟安祖传》载：裴骏家世以儒学为业，“裴骏，字神驹，小名皮，河东闻喜人。……骏幼而聪慧，亲表异之，称为‘神驹'，因以为字。弱冠，通涉经史，好属文，性方检，有礼度，乡里宗敬焉。”“骏从弟安祖，少而聪慧。年八九岁，就师讲《诗》，至《鹿鸣篇》，语诸兄云：‘鹿虽禽兽，得食相呼，而况人也？'自此之后，未曾独食。”《诗经》的影响可谓大矣！
《魏书·祖莹传》载：“莹年八岁，能诵《诗》、《书》；十二，为中书学生。”这说明祖莹在十二岁之前接受的是私学教育，仅八岁就已经学会诵读《诗经》，可见私学教育的成效。由北朝入隋的诗人薛道衡出身官僚家庭，六岁时父母双亡成为孤儿。但他专精好学，13岁时，读《春秋左氏传》，感于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一篇，词藻华美，时人称为奇才。由此可见当时诗歌教育的状况。
《魏书》还简略记载了两位奇女子的事迹。其一是房景先的母亲崔氏。《魏书·列女传·房爱亲妻崔氏传》载：“清河房爱亲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孙之女。性严明高尚，历览书传，多所闻知。子景伯、景先，崔氏亲授经义，学行修明，并为当世名士。”《魏书·房法寿传附族子景先传》：“景先，字光胄。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昼则樵苏，夜诵经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赡。”房母能“亲授经义”、“自授《毛诗》、《曲礼》”，可见其文学修养之高。在她的教育下，房景伯、房景先都成为当时的著名文士。
其二是崔巨伦的姐姐崔氏，她还是一位女诗人。《魏书·崔辩列传附逸子巨伦传》载：“初，巨伦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内外亲类莫有求者，其家议欲下嫁之。巨伦姑赵国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笃……乃为子翼纳之，时人叹其义。崔氏与翼书诗数十首，辞理可观。”可惜其作品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北周世宗宇文毓能作诗。《周书·明帝纪》载：“丁未，幸同州。过故宅，赋诗曰：‘玉烛调秋气，金舆历旧宫。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霜潭渍晚菊，寒井落疏桐。举杯延故老，令闻歌大风。'”“帝宽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又捃采众书，自羲、农以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云。所着文章十卷。”
北周猛将高琳也能作诗。《北史·高琳传》载：“周孝闵帝践祚，进爵犍为郡公。武成二年，讨平文州氏。师还，帝宴群公卿士，仍赋诗言志。琳诗末章云：‘寄言窦车骑，为谢霍将军。何以报天子？沙漠静妖氛。'”看来这位勇冠三军的猛将也有较深厚的文学修养。
《北齐·杨愔传》载：“杨愔，字遵彦，小名秦王，弘农华阴人。……六岁学史书，十一受诗、易，好左氏春秋。幼丧母，曾诣舅源子恭。子恭与之饮。问读何书，曰：‘诵诗。'子恭曰：‘诵至渭阳未邪。'愔便号泣感噎，子恭亦对之歔欷，遂为之罢酒。……愔所著诗赋表奏书论甚多，诛后散失，门生鸠集所得者万余言。”
北齐后主高纬虽荒淫无道，无治国之能，却非常爱好文学。《北史·文苑传·序》载：“后主虽溺于群小，然颇好咏诗，幼时尝读诗赋，语人云：‘终有解作此理不？'初因画屏风，敕通直郎萧放及晋陵王孝式录古贤烈士及近代轻艳诸诗以充图画，帝弥重之。……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馆，于是更召引文学士，谓之待诏文林馆焉。”
北齐后主高纬的妃子冯小怜是一个才色俱佳的女子。北齐亡后冯小怜遭遇坎坷，在临死前曾作《感琵琶弦》一诗，颇为感人。《北史·后妃传下·齐后主冯淑妃传》载：“冯淑妃名小怜，大穆后从婢也。……慧黠能弹琵琶，工歌舞。后主惑之，坐则同席，出则并马，愿得生死一处。……及帝遇害，以淑妃赐代王达，甚嬖之。淑妃弹琵琶，因弦断，作诗曰：‘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欲知心断绝，应看胶上弦。'”从这首诗来看，她很有一点作诗的天分。她是女婢出身，受过严格的歌舞训练，应当有较高的诗歌修养。
北朝时期，《急就章》仍是蒙学教材。《魏书·崔浩传》载，“浩又上《五寅元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北齐·李浑传附弟绘传》载：“绘，字敬文。年六岁，便自愿入学，家人偶以年俗忌，约而弗许。伺其伯姊笔牍之间，而辄窃用，未几遂通《急就章》。内外异之，以为非常儿也。”《北齐·儒林传·李铉传》载：“李铉，字宝鼎，渤海南皮人也。九岁入学，书急就篇，月余便通。家素贫苦，常春夏务农，冬乃入学。年十六，从浮阳李周仁受毛诗、尚书……”
北魏时期，《毛诗》等儒家典籍也传播到西域地区。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甘肃人麹嘉据高昌为王，史称“麹氏高昌”，一直主动向北魏纳贡称臣，北魏封高昌王为“持节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开国伯”。麹氏高昌积极推行中原地区的各项制度，使西域地区进一步接受了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北史·西域传·高昌传》载：“（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明帝遗假员外将军赵义等使于嘉。嘉朝贡不绝，又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明帝许之。”“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兵器有弓、刀、箭、楯、甲、槊。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
颜之推（531—约590年）是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和教育家，是北朝时期家庭教育的集大成者。他出身于士族家庭，家传有《周官》、《左氏》之学，早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梁元帝肖绎时，官至散骑侍郎。梁亡后，投奔北齐，官至黄门侍郎。北齐灭亡后，他归附北周。隋文帝统一全国，诏为学士。他的《颜氏家训》是他对自己一生有关立身、处世、为学经验的总结，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被后人誉为家教规范，影响很大。《颜氏家训·勉学第八》：“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此事篇于经史，吾亦不能郑重，聊举近世切要，以启寤汝耳。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然人有坎壈，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从中可以看出，颜之推主张士大夫子弟自数岁起就要接受教育，学习《诗经》、《论语》等儒家典籍；并以自己为例说明学习贵在持之以恒。《颜氏家训·书证第十七》中大量引用《诗经》等典籍中的文句，可见他对《诗经》的掌握是多么牢固。
北朝时期的民间诗歌教育也相当发达。《敕勒歌》和《木兰诗》（《木兰辞》）流传很广，受到各民族人民的喜爱。北朝民歌流传下来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少数民族民歌的翻译和流传本身，就是进行诗歌教育的很好证明。
北朝的民歌与南朝民歌风格迥异，艺术成就毫不逊色。现存的作品有六十多首，大多收录在《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少数几篇收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这些歌曲中以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的歌谣为多，少数出于汉族。由于北方的地理环境、民俗文化、生活方式的制约，质朴粗犷、豪迈雄壮是北朝民歌最显著的特色。其内容或歌咏北地风光和游牧生活，或赞颂尚武精神和英雄气概，或反映战乱从征和徭役苦难，或表达对爱情与婚姻的热烈追求。与南朝民歌相比，北朝民歌的感情表现直率粗犷，语言风格质朴刚健，诗歌形式也以五言四句居多，其余多为整齐的四言或七言，杂言体较少。需要注意的是，北朝民歌中少数民族的歌谣是经过翻译而来的，如《敕勒歌》，据《乐府广题》说“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而《折杨柳歌》有“我本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二句，可见其原非汉语。
北朝民歌中最著名的是《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是当时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也称铁勒，或称高车。这首民歌描绘了北方大草原广阔无垠、雄浑苍茫的景象，展示了草原民族水草茂盛、牛羊肥壮的幸福生活，表现了敕勒族人开阔的胸襟和豪迈的情怀。其风格雄壮豪放，是描写草原风光的千古绝唱。据《乐府广题》载，东魏高欢攻西魏玉璧兵败疾发，士气沮丧，高欢令敕勒族大将斛律金在军前高唱此歌，以安定军心，可见这首歌的艺术感染力是多么强大。
《木兰诗》一向被认为是北朝民歌的代表作，历来流传很广，至今仍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诗中塑造了女英雄木兰的美好形象，自古及今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诗歌的语言浅近轻快，音调和谐，有浓郁的民歌风味，穿插在全篇中的口语化的对话，造成了活跃的气氛。“万里赴戎机”以下四句文字精整，锤炼的痕迹很重，说明这首诗可能经过文人加工润色。
第三章 诗歌教育的黄金时代——隋唐两宋辽夏金
隋朝建立后，迅速统一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空前繁荣。由于隋炀帝荒淫无道，隋朝只存在30余年就很快灭亡。唐朝建立后，疆域广阔，国势强盛，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达到了空前鼎盛时期。唐朝灭亡后，中国历史又进入一个政权并立的分裂时期，从五代一直持续到南宋灭亡。
这一时期，儒学普遍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隋唐时期建立并完善了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持续了1300余年，对古代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形成了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影响巨大，尤其对诗歌教育和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五代承接唐代遗风，虽战乱不休，但学校教育和诗歌教育依然比较繁荣。两宋时期的文化教育更加兴旺，文人受到的优待在历史上空前绝后，学校教育和诗歌教育更加普及。唐代和宋代的诗人群体非常庞大，诗歌创作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唐诗宋词，双峰并立，成为后世不可逾越的高峰。这个时期，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刘禹锡、李贺、韩愈、柳宗元、杜牧、李商隐、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李清照、辛弃疾、陆游、杨万里等大诗人，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因此，这一时期不仅是诗歌极度繁荣的黄金时代，也完全可以称之为诗歌教育的黄金时代。
受隋唐两宋影响，辽、夏、金三个少数民族政权也十分推崇儒学，汉化程度很高。其诗歌教育也十分普遍，出现了较多的诗人。特别是辽国和金国，还分别涌现了较大规模的诗人群体，其中出现了几位成就不凡的女诗人，其诗歌教育成效十分显著。
第一节 隋代的诗歌教育
581年，北周勋臣杨坚夺取政权，建立隋朝。589年，隋军渡江南下，一举灭陈，结束了长达360余年的分裂状态，再次统一全国。隋文帝提倡节俭，励精图治，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二十余年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呈现空前繁荣景象。隋炀帝为满足荒淫享乐的欲望和开拓边疆的雄心，在全国统一的基础尚未牢固的情况下滥用民力，暴虐无道，激起各地农民大起义，隋王朝迅速瓦解。隋朝在历史上仅是昙花一现，618年，隋朝灭亡。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世家豪门子弟中选拔，许多才华优秀但出身低微的读书人很难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级官员，形成了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种状况严重扼制了优秀人才的成长和任用。为了改变这种弊端，587年，隋文帝下令实行新的用人制度，设立秀才、明经两科，采用分科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员。房玄龄、孔颖达就是通过科举走向仕途的。隋文帝企图把选用官吏的权力完全收归朝廷，废除士族制度，结果引起士族的强烈不满。隋炀帝正式设置进士科，按考试成绩选拔优秀人才。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由此开始。科举制度的实行，为有才学的读书人进入各级政府机构任职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学而优则仕”得以真正实现，因此，极大刺激了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的发展。
隋王朝对教育是极其重视的。隋文帝设立了国子寺，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内设祭酒一人，总管中央官学的教育。隋代的中央官学实行分科教学，《毛诗》是五个专业之一。隋炀帝时期，中央和地方的官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607年，改国子寺为国子监。
隋朝由于立国短暂，在文学方面建树不多。由北周入隋的三位诗人——杨素、卢思道、薛道衡，都有一些颇有特色的诗作，贯穿了一种深沉悲凉的情思。杨素是隋朝重臣，文武兼备，位高权重，不可一世。他的诗今存多为五言，如《出塞二首》和《赠薛播州诗》十四章，都寄寓了一种人生的感慨，风格雄健苍凉。卢思道、薛道衡的诗则体现了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如卢思道的《采莲曲》宫体气息甚浓，而他的《从军行》以七言歌行体写边塞风光，展示了恢宏辽阔的境界，更为人称颂，堪称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薛道衡的诗多以富丽精巧见长，如他的名篇《昔昔盐》写传统的闺怨题材，以抒情委婉细致著称，“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二句以女子独居的凄凉冷落衬托其哀苦的心情，一向为人称道；而他的咏怀诗《渡北河》则慷慨有力，风格大变；他的小诗《人日思归》词浅情深，传诵千古。孙万寿有《远戍江南寄京邑好友》一诗，长达四十二韵，不事浮华，而情意真切，盛传一时。
隋炀帝杨广颇好文学，他为晋王时，便喜爱招引文人学士。即位之后，在他周围聚集着一群宫廷文人，文风绮丽，多为文造情、无病呻吟之作。杨广的某些诗篇还有可观之处，如他的一首小诗：“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意象安排巧妙，画面富有情味。但杨广又非常自负，疾贤妒能，当时文坛领袖薛道衡就死于其手。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上记载有两则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
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由此可以看出，最高统治者对文学的倡导有助于诗歌的兴盛，但他在文学上的自负自大和妒忌杀人，又给诗歌的发展带来重大的伤害。
由于上层统治者的喜好和提倡，当时社会普遍爱好诗歌，一些诗人的名作曾传诵一时。如薛道衡诗名极著，《隋书》本传记载：“江东雅好篇什，陈主犹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上记述了薛道衡出使江南作《人日思归》的故事：
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云：“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谁谓此虏解作诗！”及云：“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无虚士。”
不仅如此，当时还流传着因擅长作诗而免罪的故事。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上就记述了这样一则与杨素有关的故事：“李德林为内史令，与杨素共执隋政。素功臣豪侈，后房妇女，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药夜入其室，则其宠妾所召也。素俱执于庭，将斩之。百药年未二十，仪神俊秀，素意惜之，曰：“闻汝善为文，可作诗自叙。称吾意，当免汝死。”后解缚，授以纸笔，立就。素览之欣然，以妾与之，并资从数十万。”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隋朝的诗歌教育还是比较发达的。传统的《诗经》教育不仅在官学正在得到极大的恢复，在私学里也受到学者的重视。吟诵仍是诗歌教育的主要方法。这时出现了用楚声读《楚辞》的现象。《隋书·经籍志》谈到《楚辞》时说：“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并载释道骞《楚辞音》一卷。这就是说，当时诵读《楚辞》这种韵文，有特殊的地方腔调，而且递相传授。以擅长这种读法著名的释道骞，还写成专著《楚辞音》。
隋末学者王通，学问渊博，号“文中子”，终身不仕，致力于聚徒讲学，闻名天下。他力主汉儒的诗教说，认为诗当“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中说·天地篇》），对南北朝以来的著名诗人如谢灵运、鲍照、庾信、徐陵等几乎全部一笔抹煞。他的主张对儒家诗教传统的恢复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五节 南朝时期的诗歌教育
420年，宋武帝刘裕取代东晋。439年，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北方。南北方虽多次相互攻战却均无较大所获，因而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对峙时期。自东晋迄陈，江南五朝的政权实际是由士族和皇室共享的。南朝继续实行“九品中正制”，士族依然享有很大特权，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宋、齐、梁、陈四朝由于统兵大将篡位导致政权频繁更替，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但其破坏性较小，因此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仍然很迅速，为我国古代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南移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经过魏晋进入南朝，文学进一步摆脱经学桎梏，文学的价值受到了社会上层的高度重视，文学已经成为社会上层一种必备的素养。南朝历代皇帝中，很有几位成就突出的文学家和理论家，如梁武帝萧衍、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等。许多皇亲国戚也以爱好文学、招纳文士而著称。来自最高统治阶层的喜好和提倡，有力地刺激了文学的繁荣，新的题材、新的形式、新的风格不断出现，文学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士族中，重视文学写作更是普遍的风气。晋室南渡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地位最为显赫。谢氏家族中有六人作品选入《文选》，王氏家族一门七代人人有集，为史传所未见。谢灵运凭借其特殊的社会地位、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出众的文学才华，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演变，成为当时声名最盛的诗人。齐梁两代成为南朝文风最盛的一个时期。齐武帝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网罗当时知名文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最著名的是“竟陵八友”，包括萧衍、沈约、谢朓、范云、任昉、王融等著名诗人。沈约和周颙提出“四声八病”之说，形成了“永明体”，古代诗歌自此开始走向格律化。谢朓等人积极参与永明诗体的创作，促进了从古体诗向格律诗的演变。梁武帝萧衍和萧统、萧纲、萧绎父子数人都爱好文学，都取得了一定的创作成就，进一步带动了文学的繁荣。萧纲、萧绎、刘勰等人对文学特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为文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梁代以萧纲的文学集团为中心，由萧纲倡导而兴起的宫体文学，不但风靡梁、陈和隋代，而且在唐宋直至元明清的诗、词、曲中继续发挥着广泛的影响。钟嵘的《诗品》基本上摆脱了经学的藩篱，十分重视充沛的感情、华茂的辞采、典雅明朗的风格，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南朝民歌中广泛运用的五言短诗，经过谢朓等诗人的改造，又演变为五言绝句体。梁代出现了七言诗蓬勃发展的局面，七言歌行已经趋向成熟，七律、七绝的雏形均已出现。由于南朝的帝王贵族大多满足于江南富庶的经济所提供的物质与文化享受，他们的文学从内容来说，主要反映上层文人自身的生活范围，尤其是关于山水自然、女性美貌和男女之情的题材更加突出。在形式上，他们更注重对形式美的追求。诗歌中四声的运用形成了诗的格律，辞赋的骈偶化逐渐形成“四六文”体制，而诗赋的辞采也越来越精丽工巧。
谢灵运（385—433）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出身于东晋最显赫的谢氏家族，祖父谢玄是淝水之战的主将。他年轻时即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宋书·谢灵运传》曰：“灵运幼便颖悟，……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他在诗歌里以精美的语言对山水景物进行细致描绘，表达个人独特的主观情思。如《登池上楼》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联，历来脍炙人口。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谢氏家族人才辈出，除谢灵运外，谢惠连、谢庄均有诗名，分别以《雪赋》、《月赋》久负盛誉。稍晚的谢朓也以诗著称。
鲍照（约414—466）出身寒微，字明远。二十多岁时，在临川王刘义庆门下因献诗而知名。他的乐府诗富有独创性，把汉魏乐府的质朴刚健与南方民歌的艳丽浅俗结合起来，并在诗中贯注了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表现出愤世疾俗的深沉忧愤。鲍照是第一个有意识致力于七言诗创作的诗人，是杂言体七言歌行的开创者，还是南朝最早有意识地写作边塞题材的诗人，因而对后世诗人，特别是唐代诗人影响很大，李白、杜甫均受其诗影响。鲍照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著名的辞赋与骈文作家，他的《芜城赋》和《登大雷岸与妹书》都是流传后世的杰作。其妹鲍令晖是当时著名的女诗人。
谢朓（464—499）字玄晖，“竟陵八友”之一。他与同族前辈谢灵运均擅长山水诗，后人以“大小谢”并称。他提出了“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昙首传附志弟子筠传》引谢朓语）的主张，其诗歌语言精炼流丽，浅近易解。现存诗200余首，其中山水诗的成就很高，写景抒情清新自然，意境新颖，富有情致，且佳句颇多。其《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一联清俊秀丽，最为人称道。“天际识归舟，云中辩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等诗句也脍炙人口。他的五言四句小诗清新流畅，如《铜雀悲》、《玉阶怨》等借鉴南朝民歌的形式，促进了五言绝句这一新诗体的形成。对于谢诗的清新秀发、自然流转，李白曾多次表示钦佩，曾在《金陵城楼月下吟》一诗里写道：“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常忆谢玄晖。”
何逊（？—518）字仲言，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出身一般仕宦家庭。《梁书·何逊传》说：“逊八岁能赋诗，弱冠，州举秀才。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咏，云辄嗟赏……沈约亦爱其文，尝谓逊曰：‘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其为名流所称如此。”他的诗工于写景抒情，讲究声律，文辞清新，注重语言锤炼，修辞简练精当，对唐代大诗人杜甫影响颇深。
吴均（469—520）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出身寒门。他的五言诗语言质朴，不务工巧，追求一种雄迈的气势，在当时影响颇大，被称为“吴均体”。《梁书·吴均传》载：吴均“家世寒贱，至均好学有俊才。沈约尝见均文，颇相称赏。天监初，柳恽为吴兴，召补主簿，日引与赋诗。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之吴均体。”
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陈代最著名的作家，有“一代文宗”之称，与庾信并称为“徐庾”。他曾奉萧纲之命编成专收艳情诗的《玉台新咏》。《陈书·徐陵传》载：“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可见他在当时影响之大。
南朝还有许多早慧的诗人，他们往往出身名门世家或没落士族，自幼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幼时即以诗文闻名于世。如由齐入梁的著名诗人范云、任昉、徐勉，梁代著名诗人王僧孺、张率、刘孝绰、王筠、徐悱、梁简文帝萧纲等。
《梁书·范云传》载：“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人，晋平北将军汪六世孙也。年八岁，遇宋豫州刺史殷琰于涂，琰异之，要就席，云风姿应对，傍若无人。琰令赋诗，操笔便就，坐者叹焉。尝就亲人袁照学，昼夜不怠。……少机警有识，且善属文，便尺牍，下笔辄成，未尝定藁，时人每疑其宿构。”《南史·范云传》载：“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人，晋平北将军汪六世孙也。祖璩之，宋中书侍郎。云六岁就其姑夫袁叔明读《毛诗》，日诵九纸。……云性机警，有识，且善属文，下笔辄成，时人每疑其宿构。”
《梁书·任昉传》载：“任昉，字彦升，乐安博昌人，汉御史大夫敖之后也。父遥，齐中散大夫。……（昉）幼而好学，早知名。”《南史·任昉传》载：“任昉，字彦升，乐安博昌人也。父遥，齐中散大夫。……遥妻河东裴氏，高明有德行……（昉）幼而聪敏，早称神悟。四岁诵诗数十篇，八岁能属文，自制《月仪》，辞义甚美。”
《梁书·徐勉传》载：“徐勉，字修仁，东海郯人也。祖长宗，宋高祖霸府行参军。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贫，早励清节。年六岁，时属霖雨，家人祈霁，率尔为文，见称耆宿。及长，笃志好学。起家国子生。太尉文宪公王俭时为祭酒，每称勉有宰辅之量。”
《梁书·王僧孺传》载：“王僧孺，字僧孺，东海郯人，魏卫将军肃八世孙。曾祖雅，晋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祖准，宋司徒左长史。僧孺年五岁，读《孝经》……六岁能属文，既长好学。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
《梁书·张率传》载：“张率，字士简，吴郡吴人。祖永，宋右光禄大夫。父瑰，齐世显贵，归老乡邑，天监初，授右光禄，加给事中。率年十二，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稍进作赋颂，至年十六，向二千许首。”
《梁书·刘孝绰传》载：“刘孝绰，字孝绰，彭城人，本名冉。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绘，齐大司马霸府从事中郎。孝绰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舅齐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常与同载适亲友，号曰神童。……父党沈约、任昉、范云等闻其名，并命驾先造焉，昉尤相赏好。”
《梁书·王筠传》载：“王筠，字元礼，一字德柔，琅邪临沂人。祖僧虔，齐司空简穆公。父楫，太中大夫。筠幼警寤，七岁能属文。年十六，为《芍药赋》，甚美。及长，清静好学，与从兄泰齐名。陈郡谢览，览弟举，亦有重誉，时人为之语曰：‘谢有览举，王有养炬。'炬是泰，养即筠，并小字也。”《南史·王昙首传附志弟子筠传》有类似记载。
徐悱是徐勉之子。《梁书·徐勉传附子悱传》载：“悱字敬业，幼聪敏，能属文。”徐悱和其妻刘令娴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一对诗人夫妻，二人的赠答诗载于《玉台新咏》。
梁简文帝萧纲是梁武帝萧衍第三子、昭明太子萧统之弟。《南史·简文帝纪》载：“帝幼而聪睿，六岁便能属文。武帝弗之信，于前面试，帝揽笔立成文。……雅好赋诗，其自序云：‘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帝文伤于轻靡，时号‘宫体'。”
当时彭城刘氏一门人才辈出，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学世家，还同时出现了三位女诗人。其中，以刘孝绰、刘令娴（徐悱之妻）的名声最大。刘孝绰是当时最著名的文人，作品很多，流传很广。萧统亲自选拔刘孝绰一人来编纂自己的文集并作序，可见他对刘孝绰的看重。《梁书·刘孝绰传》载：“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宾礼。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先图孝绰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文集数十万言，行于世。”“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适琅邪王叔英、吴郡张嵊、东海徐悱，并有才学；悱妻文尤清拔。”“孝绰子谅，字求信。少好学，有文才，尤博悉晋代故事，时人号曰“皮里晋书”。”《南史·刘勔传附绘子孝绰传》也有同样的记载。
不仅文人诗歌十分繁荣，南朝时期的民歌也非常昌盛。南朝民歌最早始于三国东吴，迄于陈，留存总数近五百首，按地域分为“吴声歌曲”和“西曲”两大类。南朝民歌是城市中的酒楼和贵族宴会上由歌女们演唱的风情小调，内容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的汉乐府民歌不同，它集中抒写男女之情，绝大多数以女子的口吻唱出对男子的爱慕相思，反映了南朝统治区域的社会风俗状况。南朝民歌以五言四句为主，其余的四言及杂言诗篇幅也很短小，其语言明快动听，善于运用双关隐语，或朴素自然，或浅俗鲜丽，具有鲜明的民歌情调，表现了较高的文学素养和修辞技巧。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民间的诗歌教育十分发达。
南朝文人诗歌创作受民歌影响很大，雅俗结合渐渐成为从鲍照到齐梁间的文人诗歌的主流；南朝民歌一部分专门描绘女子美丽体态容貌的歌曲与宫体诗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南朝民歌中占主导的五言四句的格式，对五言绝句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南朝民歌在隋唐以后继续影响着文人的创作。大诗人李白的很多短诗以清新自然见长，就与学习南朝民歌有直接关系，如他的传世名篇《静夜思》与《子夜四时歌》中“秋风入窗里”一篇十分近似，传承关系十分明显。直到清代为止，历代文人模拟南朝民歌的现象时有发生。由此可见，南朝民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十分深远。
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继魏晋之后又一个迅速发展时期，南朝诗歌的繁荣，虽得力于上层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但与诗歌教育的普及是密切相关的。南朝时期的政权性质与两汉政权并无二致，教育制度也相似，儒学地位虽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南朝时期学校教育有所复兴，国子生多为士族高官子弟，称之“国胄”或“世胄”，可以经明经策试入仕，而太学则往往仅存博士而无生员。虽然南北方战争和内部政治斗争不断，但上层统治者仍然十分重视教育。南朝宋文帝时，在官学中首设文学馆，主要进行专门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活动，诗歌教育是其中重要一项内容。“九品中正制”的继续实行，使士族子弟享有接受教育的特权和优先仕宦的特权，因而，社会上层人士普遍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诗歌创作和诗人群体也就主要产生于宫廷和士族内部。由于上层统治者的提倡和对文士的重视，虽然庶族子弟纵使品学兼优也地位低下，但是，他们接近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仍然是读书做官，因而私学进一步发达。学习诗文写作成为当时的社会时尚。谢灵运的山水诗文辞幽美，冠绝一世，人们争相传诵。《宋书·谢灵运传》载：“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出身寒微的鲍照就以因向临川王刘义庆献诗而知名当世。吴均的五言诗质朴豪迈，被当时文坛称为“吴均体”，成为学诗的榜样。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无论官学还是私学，都重视文学教育，诗歌等文学教材受到学子的重视和欢迎。虽然《诗经》仍然是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之一，但与经书相比，由于诗赋文章押韵好读，所以常作为学童阅读初级教材。由于社会需要，学校教育重视写作训练，尤其重视骈文与诗歌的写作教学，要求学生要学会用典使事，写作诗文要讲究双声、叠韵、四声和修辞。学童就开始学习诗赋写作，他们或仿写，或命题写，或参加笔会，写作训练比较自由。如何逊八岁就能写诗，后成为梁代著名诗人。
得益于诗歌的兴盛，南朝也出现了一群女诗人。《诗品》卷下中列入了两位女诗人：宋朝的鲍令晖、齐朝的韩兰英。其他较著名的还有齐朝的苏小小和梁朝的刘令娴、沈满愿。
《诗品》卷下中，钟嵘说：“令晖歌诗，往往断绝清巧，拟古尤胜，唯百愿淫矣。照尝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亚于左芬，臣才不及太冲尔。'兰英绮密，甚有名篇。又善谈笑，齐武谓韩云：‘借使二媛生于上叶，则玉阶之赋，纨素之辞，未讵多也。'”鲍令晖、韩兰英能被钟嵘列入《诗品》，可见二人在当时的影响甚大。鲍令晖曾有《香茗赋集》刊行于世，今已散佚，仅存诗六题七首：《示行人》、《题书后寄行人》和拟古乐府诗四题五首，诗歌成就历来多受称赞。韩兰英的诗文，则全部佚失。
苏小小是南齐时钱塘名妓，风骨清高，美艳如花，才情盖世，生年十九早逝，仅有一首《钱唐苏小歌》（又名《西陵歌》）传世，《玉台新咏》中收录了这首诗，即“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其人其诗千百年来为世人传诵。历代诗人歌咏苏小小的诗非常多，唐代诗人李贺、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都为她写过诗。
刘令娴是刘孝绰之第三妹，徐悱之妻，生卒年不详，世称刘三娘。其二姊均有才学，而她的诗文尤清秀突出。其兄刘孝绰曾罢官不出，题诗于门：“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她为之续句：“落花扫仍合，聚兰摘复生。”《梁书·刘孝绰传》载：“其三妹适琅邪王叔英、吴郡张嵊、东海徐悱，并有才学；悱妻文尤清拔。悱，仆射徐勉子，为晋安郡，卒，丧还京师，妻为祭文，辞甚凄怆。勉本欲为哀文，既睹此文，于是阁笔。”《南史·刘勔传附绘子孝绰传》有同样记载。其祭夫文曰：“惟君德爰礼智，才兼文雅，学比山成，辩同河泻。明经擢秀，光朝振野。调逸许中，声高洛下。舍潘度陆，超终迈贾。二仪既肇，判合始分，简贤依德，乃隶夫君。外治徒奉，内佐无闻，幸移蓬性，颇习兰薰，式侍琴瑟，相酬典坟。辅仁难验，神情易促，雹碎春红，霜雕夏绿，躬奉正衾，亲观启足，一见无期，百身何赎。呜呼哀哉！生死虽殊，情亲犹一，敢遵先好，手调姜橘。素俎空干，奠觞徒溢。昔奉齐眉，异于今日。从军暂别，正思楼中，薄游失返，尚比飞蓬，如当此诀，永痛无穷，百年何几，泉穴方同。”这篇祭文采用四言诗的形式，凄惋感人，是文学史上的名篇。其诗歌现存10余首，《玉台新咏》录其诗8首。她的诗多写闺怨之情，如《春闺怨》、《听百舌诗》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回赠丈夫徐悱的《答外诗》二首，如“落日更新妆，开帘对春树。鸣鹂叶中舞，戏蝶花间鹜。调琴本要欢，心愁不成趣”。诗中通过写景来衬托相思之情，情意缠绵，真切生动。
沈满愿是沈约之孙女。生卒年不祥，约梁武帝大同中前后在世。沈满愿有乃祖之风，善作诗，曾有诗集五卷传世。《彩毫怨》、《登楼曲》、《昭君叹二首》等是她的名作。
另外，南朝梁宫女王金珠也以善诗知名。这些女诗人均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从她们的成就来看，都接受过相应的诗歌教育。她们都是南朝诗歌沃土上成长出来的一朵朵奇葩。
南朝诗歌创作和诗歌教育的兴盛推动了文学作品集的编纂。当时出现了两部重要的文学作品总集《文选》和《玉台新咏》，不仅促进了文学教育的进一步普及，而且对我国古代诗赋创作和文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是秦汉以来收编诗文最丰富的文学总集，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成书之后，被认为是古代文学教材的典范，也是诗歌教育的的典范教材。原书30卷，唐李善作注时分为60卷，其中有赋19卷，诗歌12卷，骚2卷。《文选》共收入周代至齐梁时期130多个知名作者和少数佚名作者的诗文作品共752篇，其选文分三类：诗歌、辞赋、杂文，各种文体的代表作基本具备，其中诗歌434篇。这部书反映了编者独到的文学见解，也反映了当时的文学时尚。他将儒家的经书、诸子书，以及历史著作均排除，从而使《文选》的文学色彩更浓。这部书在唐代就受到高度重视，成为文人学子必读之书，有所谓“文选学”之名。杜甫写给儿子的《宗武生日》一诗中叮嘱他“熟精《文选》理”。后世更有“文选烂，秀才半”一说，足见此书的影响和价值。
《玉台新咏》是徐陵奉梁简文帝萧纲之命编成的我国古代继《诗经》、《楚辞》之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玉台新咏》共十卷，有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诗1卷，收录南朝梁以前的诗篇769首；除第9卷中的《越人歌》相传作于春秋战国之间外，其余都是汉魏以来至南朝梁时的关于女性和男女爱情的诗歌，其中大量收集了齐梁时代的宫体诗，是第一部全部以妇女为描写对象的诗歌总集。这本书中保存了古代许多歌咏妇女的优秀诗篇，如《上山采蘼芜》、《陌上桑》（即《日出东南隅行》）、《羽林郎》、《孔雀东南飞》等。班婕妤、鲍令晖、刘令娴等女诗人的作品也赖此书得以保存和流传。徐陵颇重视收录南朝时逐渐兴起的五言四句的乐府短歌，对于五言绝句这一诗体在唐代的兴起和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由于这本书在流传过程中曾遭后世文人多加窜改，所收诗歌总数增加到870首。在封建道统思想的影响下，这部诗集曾屡遭诋毁，但仍然对我国古典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南朝时期，非常普遍的使用史游的《急就篇》和蔡邕的《劝学篇》作为蒙学教材。由于统治者实行“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一些出身低微的作家得不到统治者的重视，而“学而优则仕”又是古代文人的主要出路，因此，一批学者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在教育学童身上。他们编写了大量的蒙学教材，除马仁寿的《开蒙要训》和周兴嗣的《千字文》尚存于世外，其它大都佚失。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周兴嗣的《千字文》。
《开蒙要训》的内容主要介绍自然事物、社会名物、寝处衣饰、身体疾病、器物工具、饮食烹调、农业耕作、树木鸟兽等。形式上采用四言韵语，便于儿童的学习和记诵。如“乾坤复载，日月光明。四时来往，八节相迎。”春花开艳，夏叶舒展。□□秋落，松竹冬青。“笔砚纸墨，记录文章，童□习学，易解难忘。”全书一千四百多字，涉及广泛，注重实用，语言质朴通俗，至五代时期仍在传抄流行。
《千字文》的作者是南朝梁代的周兴嗣。《梁书·周兴嗣传》载：“周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汉太子太傅堪后也。……兴嗣世居姑孰。年十三，游学京师，积十余载，遂博通记传，善属文。……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每奏，高祖辄称善，加赐金帛。”《千字文》前的小序说：“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上以王羲之书千字，实兴嗣次韵为文。奏之，称善，加赐金帛。”他奉梁武帝命把常用汉字编成《千字文》一卷，全文采用韵文形式，通篇四字一句，共250句，在极短的篇幅内容纳了极其丰富的内容，涉及天文历象、岁时变化、名贵物品、古代帝王、品德修养、建筑文化、历史地理、士人农桑、生活起居等。如开篇写道：“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从开头这几句，就可以看出其行文注重声律对仗，讲究用典文采，押韵和谐，抑扬顿挫，具有四言诗歌的形式特点，即使完全当作诗歌来读也无妨。这本书一直沿用了1500多年，至今在民间仍有一定影响。
南朝时期生肖文化逐渐盛行。活跃于梁陈两朝的著名文人沈炯有一首有趣的十二生肖诗：“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阴远青翠，蛇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鸡砧引清怀。狗其怀屋外，猪蠡窗悠哉。”据说这是我国第一首生肖诗。这首诗在首字按排序嵌入十二生肖名，且突出了每种动物的特点，可谓别开生面，文采娱人。这首诗对于生肖文化的传播有一定影响。
第六节 北朝时期的诗歌教育
439年，鲜卑族建立了北魏政权在孝武帝拓跋焘时统一了北方，社会逐渐安定。孝文帝拓拔宏迁都洛阳后，尊崇孔子，提倡儒家礼法，推广使用汉语，积极推行汉化政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当时首先受到重视的是直接有利于统治轶序的儒学，文学也开始出现转机，但文学的地位远不如在南方那样重要。当时文坛上的领军人物温子昇、邢子才、魏收等，其诗歌作品主要是模拟南朝文学，成就不高。北魏分裂后，北方先后出现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四个王朝。581年，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这一时期虽然民族矛盾十分激烈，但各族人民逐渐走向民族大融合。当时进入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后来大都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并以他们的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汉族的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北朝后期，南方许多著名文人流入北方，如庾信、王褒等，受到北方文人的高度推崇。他们开始结合南北文风之长，创作了足以代表北朝文学最高水平的诗赋作品，为后代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自幼随父亲庾肩吾出入于萧纲王府，后来成为萧纲的东宫学士。作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与徐陵并称为“徐庾体”。后奉命出使西魏，因梁为西魏所灭而滞留北方。西魏和北周皇室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庾信又有盛名，因而颇受器重，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庾信前期作品多为宫体性质，轻艳流荡，富于辞采之美。羁留北朝后，其诗赋抒发了自己深切怀念故国乡土，因身仕敌国而感伤、因不得自由而怨愤的情感，风格也转为苍劲悲凉。所以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他的《春赋》、《哀江南赋》是当时名作，《春赋》中诗赋结合的倾向也为后人所继承，如唐代王勃、骆宾王和刘希夷等都有类似的作品，显然受其影响。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他以聪颖的资质在南朝文学的全盛时代积累了很高的文学素养，来到北方后又接受北方文化的一些因素，以其沉痛的生活经历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内容，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他的骈文骈赋与鲍照并举，代表了南北朝骈文骈赋的最高成就；他的诗歌则初步融合了南北诗风，对唐诗的繁荣有重大影响。
王褒（约513—576）字子渊，琅琊人，出身名族，因旧交之情受梁元帝重任。梁元帝出降西魏，诸臣均被带到北方。王褒以门第与文才，受到西魏、北周重视，与庾信同为北方文坛领袖。他曾以七言《燕歌行》著称于当时，五言诗《关山月》也是边塞诗的名作。《渡河北》则是王褒诗中最著名的一篇：“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这首诗表现了对南方故土的思念和人生失路的悲哀，风格萧瑟苍凉。他的诗歌对后世也有较大影响。
北朝文学虽然总体上不能与南朝相比，作家和作品数量远远比不上南方，但所取得的成就也自有其特色和价值。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北朝政权实行汉化政策、重视教育的结果。
北朝自孝文帝改革以后，历代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提倡儒家礼法，推广使用汉语，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如北魏孝明帝时，邢邵以文名倾动京师。由魏入齐后，官至中书监、国子祭酒，地位很高。诗人魏收由魏入齐后，颇受重用，官至尚书右仆射，监修国史。北朝
北朝政权在逐渐汉化的过程中，接受了两汉魏晋以来的教育制度，设立太学以及四门学、郡国学、律学，生员身分有所限定，一般限公卿大臣子弟充当。然政权兴废不定，学校也时设时罢。北魏道武帝设立学校，称国子太学，后又别立太学。国子学曾一度改称中书学，郡学也称太学。孝文帝、宣武帝时，又增设了四门小学，形成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三学并立之制。北朝政权在都城和各地设立官学，尊崇孔子，学习儒家经典，推广儒家学说，《诗经》是官学的主要教材之一。《魏书·薛辩传附子谨传》载：太武帝拓拔焘时的河东太守薛谨“命立庠，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于是河汾之地，儒道兴焉。”汉末魏晋以来儒学地位下降的趋势却在北朝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如著名诗人邢邵曾任中书监、国子祭酒，直接负责中央官学的教育。
北魏孝文帝后的历代皇帝往往具有比较深厚的儒学修养，普遍熟悉儒家典籍，并能吟诗作赋；受到两晋老庄风行的影响，他们往往还学习《老子》、《庄子》等古代典籍。《魏书·高祖孝文帝纪》载：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爱奇好士，情如饥渴。”“（十有三年）秋七月甲辰，阴平国遣使朝贡。丙寅，幸灵泉池，与群臣御龙舟，赋诗而罢。立孔子庙于京师。”“（十有七年秋七月）庚午，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壬申，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孝文帝不仅精通“《五经》之义”，“善谈《庄》、《老》”，而且“诗赋铭颂，任兴而作”，能与群臣一起赋诗，其文化修养可谓深厚矣。《魏书·郑羲列传附子道昭传》还记载了孝文帝与诸大臣赋诗唱和一事：“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学，综览群言。……从征沔汉，高祖飨侍臣于悬瓠方丈竹堂，道昭与兄懿俱侍坐焉。乐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歌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内外。'郑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
北魏前废帝元恭也能作诗。《魏书·前废帝纪》载：前废帝元恭“（二年）夏四月辛巳，……帝既失位，乃赋诗曰：‘朱门久可患，紫极非情玩。颠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换。时运正如此，唯有修真观。'”这首五言诗表达了他被逼迫退位时无可奈何的心情。
东魏孝静帝能文能武，颇好文学，连他的妃子也能吟诗。《魏书·孝静帝纪》：“帝好文学，美容仪。力能挟石师子以逾墙，射无不中。嘉辰宴会，多命郡臣赋诗，从容沉雅，有孝文风。……帝不堪忧辱，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帝乃下御座，步就东廊，口咏范尉宗《后汉书赞》云：‘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乃与夫人妃嫔已下诀，莫不欷歔掩涕。嫔赵国李氏诵陈思王诗云：‘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
北魏王公和宗室子弟也往往爱好文学，能够赋诗作文。如元晖业、元熙、元延明、元勰、元愉等宗室王子，均能作诗。《魏书》中记载了他们的事迹：
《魏书·济阴王小新成传附弼子晖业传》：“（晖业）长乃变节，涉子史，亦颇属文，而慷慨有志节。……又尝赋诗云：‘昔居王道泰，济济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郁纵横。'”
《魏书·南安王桢传附英子熙传》：“熙，字真兴。好学，俊爽有文才，声著于世……熙临刑为五言诗，示其僚吏曰：‘义实动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节？将解七尺身。'与知友别曰：‘平生方寸心，殷勤属知己。从今一销化，悲伤无极已。'熙既蕃王之贵，加有文学，好奇爱异，交结伟俊，风气甚高，名美当世，先达后进，多造其门。始熙之镇鄴也，知友才学之士袁翻、李琰、李神俊、王诵兄弟、裴敬宪等咸饯于河梁，赋诗告别。
《魏书·安丰王猛传附子延明传》：“延明既博极群书，兼有文藻，鸠集图籍万有余卷。性清俭，不营产业。与中山王熙及弟临淮王彧等，并以才学令望有名于世。虽风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笃过之。……所著诗赋赞颂铭诔三百余篇，又撰《五经宗略》、《诗礼别义》，注《帝王世纪》及《列仙传》。”
《魏书·彭城王勰传》：“敏而耽学，不舍昼夜，博综经史，雅好属文。……时高祖进伞，遂行而赋诗，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诗，虽不七步，亦不言远。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时勰去帝十余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诗曰：‘问松林，松林经几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诗亦调责吾耳。'”
《魏书·京兆王愉传》：“愉好文章，颇著诗赋。时引才人宋世景、李神俊、祖莹、邢晏、王遵业、张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学宾客严怀真等数十人，馆而礼之。”
北魏时期的文人学士不仅精通儒家典籍，而且能赋诗者更多。如梁祐、董绍、冯元兴、鹿悆、常景、祖莹等在《魏书》中均有传。
《魏书·裴叔业传附梁祐传》载：“祐，叔业之从姑子也。好学，便弓马。……从容风雅，好为诗咏，常与朝廷名贤泛舟洛水，以诗酒自娱。”
《魏书·董绍传》载：“董绍，字兴远，新蔡鲖阳人也。少好学，颇有文义。起
《魏书·冯元兴传》载：“冯元兴，字子盛，东魏郡肥乡人也。……因就中山张吾贵、常山房虬学，通《礼》传，颇有文才。年二十三，还乡教授，常数百人。领僚孝廉，对策高第，又举秀才。……乃为《浮萍诗》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无根绿水上。脆弱恶风波，危微苦惊浪。'”
《魏书·鹿悆传》载：“（鹿悆）初为真定公元子直国中尉，恒劝以忠廉之节。尝赋五言诗曰：‘峄山万丈树，雕镂作琵琶。由此材高远，弦响蔼中华。'又曰：‘援琴起何调？《幽兰》与《白雪》。丝管韵未成，莫使弦响绝。'子直少有令问，悆欲其善终，故以讽焉。”
《魏书·常景传》载：“常景，字永昌，河内人也。父文通，天水太守。景少聪敏，初读《论语》、《毛诗》，一受便览。及长，有才思，雅好文章。……景淹滞门下，积岁不至显官，以蜀司马相如、王褒、
祖莹是当时著名诗人，以才思敏捷著称。《北史·祖莹传》载：“莹年八岁，能诵《诗》、《书》；十二，为中书学生。好学耽书，以昼继夜……由是声誉甚盛，内外亲属呼为‘圣小兒'。”《魏书·祖莹传》的记载与此相同。从祖莹的经历来看，神童之名的背后是接受教育和刻苦学习。祖莹的弟弟祖孝隐、儿子祖珽、
北朝时期，私学在民间仍相当发达。据《魏书》记载，张伟、常爽、刘献之、张吾贵、刘兰、徐遵明等，都是当时名闻天下的私学先生，其弟子往往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孔子开创的儒家“诗教”传统绵延不绝。
《魏书·儒林传·张伟传》载：“伟学通诸经，讲授乡里，受业者常数百人。儒谨泛纳，勤于教训，虽有顽固不晓，问至数十，伟告喻殷勤，曾无愠色。常依附经典，教以孝悌，门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
《魏书·儒林传·常爽传》载：“爽少而聪敏，严正有志概，虽家人僮隶未尝见其宽诞之容。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州郡礼命皆不就。……是时戎车屡驾，征伐为事，贵游子弟未遑学术，爽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爽立训甚有劝罚之科，弟子事之若
《魏书·儒林传·刘献之传》载：“刘献之，博陵饶阳人也。少而孤贫，雅好《诗》、《传》，曾受业于渤海程玄，后遂博观众籍。……由是四方学者莫不高其行义而希造其门。献之善《春秋》、《毛诗》，每讲《左氏》，尽隐公八年便止，云义例己了，不复须解。……时中山张吾贵与献之齐名，海内皆曰儒宗。吾贵每一讲唱，门徒千数，其行业可称者寡。献之著录，数百而已，皆经通之士。于是有识者辨其优劣。魏承丧乱之后，《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献之。”
《魏书·儒林传·刘兰传》载：“刘兰，武邑人。年三十余，始入小学，书《急就篇》。家人觉其聪敏，遂令从师，受《春秋》、《诗》、《礼》于中山王保安。家贫无以自资，且耕且学。三年之后……为立黉舍，聚徒二百。兰读《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经》。……自后经义审博，皆由于兰。……瀛州刺史裴植征兰讲书于州城南馆，植为学主，故生徒甚盛，海内称焉。又特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馆，令授其子熙、诱、略等。兰学徒前后数千，成业者众。”
《魏书·儒林传·徐遵明传》载：“徐遵明，字子判，华阴人也。身长八尺，幼孤好学。年十七，随乡人毛灵和等诣山东求学。至上党，乃师屯留王聪，受《毛诗》、《尚书》、《礼记》。一年，便辞聪诣燕赵，师事张吾贵。吾贵门徒甚盛，遵明伏膺数月……遂与平原田猛略就范阳孙买德受业。一年，复欲去之。……乃诣平原唐迁，纳之，居于蚕舍。读《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不出门院，凡经六年，时弹筝吹笛以自娱慰。……是
《魏书》中还记载了当时一些著名文士幼年接受私学教育的情况。温子升是当时文坛上的领军人物之一，与邢子才、魏收号称“北地三才”。《魏书·文苑传·温子升传》载：“温子升，字鹏举，自云太原人，晋大将军峤之后也。……子升初受学于崔灵恩、刘兰，精勤，以夜继昼，昼夜不倦。长乃博览百家，文章清婉。”
裴骏、裴安祖的经历更能说明私学诗歌教育的成效。《魏书·裴骏传附从弟安祖传》载：裴骏家世以儒学为业，“裴骏，字神驹，小名皮，河东闻喜人。……骏幼而聪慧，亲表异之，称为‘神驹'，因以为字。弱冠，通涉经史，好属文，性方检，有礼度，乡里宗敬焉。”“骏从弟安祖，少而聪慧。年八九岁，就师讲《诗》，至《鹿鸣篇》，语诸兄云：‘鹿虽禽兽，得食相呼，而况人也？'自此之后，未曾独食。”《诗经》的影响可谓大矣！
《魏书·祖莹传》载：“莹年八岁，能诵《诗》、《书》；十二，为中书学生。”这说明祖莹在十二岁之前接受的是私学教育，仅八岁就已经学会诵读《诗经》，可见私学教育的成效。由北朝入隋的诗人薛道衡出身官僚家庭，六岁时父母双亡成为孤儿。但他专精好学，13岁时，读《春秋左氏传》，感于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一篇，词藻华美，时人称为奇才。由此可见当时诗歌教育的状况。
《魏书》还简略记载了两位奇女子的事迹。其一是房景先的母亲崔氏。《魏书·列女传·房爱亲妻崔氏传》载：“清河房爱亲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孙之女。性严明高尚，历览书传，多所闻知。子景伯、景先，崔氏亲授经义，学行修明，并为当世名士。”《魏书·房法寿传附族子景先传》：“景先，字光胄。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昼则樵苏，夜诵经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赡。”房母能“亲授经义”、“自授《毛诗》、《曲礼》”，可见其文学修养之高。在她的教育下，房景伯、房景先都成为当时的著名文士。
其二是崔巨伦的姐姐崔氏，她还是一位女诗人。《魏书·崔辩列传附逸子巨伦传》载：“初，巨伦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内外亲类莫有求者，其家议欲下嫁之。巨伦姑赵国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笃……乃为子翼纳之，时人叹其义。崔氏与翼书诗数十首，辞理可观。”可惜其作品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北周世宗宇文毓能作诗。《周书·明帝纪》载：“丁未，幸同州。过故宅，赋诗曰：‘玉烛调秋气，金舆历旧宫。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霜潭渍晚菊，寒井落疏桐。举杯延故老，令闻歌大风。'”“帝宽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又捃采众书，自羲、农以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云。所着文章十卷。”
北周猛将高琳也能作诗。《北史·高琳传》载：“周孝闵帝践祚，进爵犍为郡公。武成二年，讨平文州氏。师还，帝宴群公卿士，仍赋诗言志。琳诗末章云：‘寄言窦车骑，为谢霍将军。何以报天子？沙漠静妖氛。'”看来这位勇冠三军的猛将也有较深厚的文学修养。
《北齐·杨愔传》载：“杨愔，字遵彦，小名秦王，弘农华阴人。……六岁学史书，十一受诗、易，好左氏春秋。幼丧母，曾诣舅源子恭。子恭与之饮。问读何书，曰：‘诵诗。'子恭曰：‘诵至渭阳未邪。'愔便号泣感噎，子恭亦对之歔欷，遂为之罢酒。……愔所著诗赋表奏书论甚多，诛后散失，门生鸠集所得者万余言。”
北齐后主高纬虽荒淫无道，无治国之能，却非常爱好文学。《北史·文苑传·序》载：“后主虽溺于群小，然颇好咏诗，幼时尝读诗赋，语人云：‘终有解作此理不？'初因画屏风，敕通直郎萧放及晋陵王孝式录古贤烈士及近代轻艳诸诗以充图画，帝弥重之。……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馆，于是更召引文学士，谓之待诏文林馆焉。”
北齐后主高纬的妃子冯小怜是一个才色俱佳的女子。北齐亡后冯小怜遭遇坎坷，在临死前曾作《感琵琶弦》一诗，颇为感人。《北史·后妃传下·齐后主冯淑妃传》载：“冯淑妃名小怜，大穆后从婢也。……慧黠能弹琵琶，工歌舞。后主惑之，坐则同席，出则并马，愿得生死一处。……及帝遇害，以淑妃赐代王达，甚嬖之。淑妃弹琵琶，因弦断，作诗曰：‘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欲知心断绝，应看胶上弦。'”从这首诗来看，她很有一点作诗的天分。她是女婢出身，受过严格的歌舞训练，应当有较高的诗歌修养。
北朝时期，《急就章》仍是蒙学教材。《魏书·崔浩传》载，“浩又上《五寅元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北齐·李浑传附弟绘传》载：“绘，字敬文。年六岁，便自愿入学，家人偶以年俗忌，约而弗许。伺其伯姊笔牍之间，而辄窃用，未几遂通《急就章》。内外异之，以为非常儿也。”《北齐·儒林传·李铉传》载：“李铉，字宝鼎，渤海南皮人也。九岁入学，书急就篇，月余便通。家素贫苦，常春夏务农，冬乃入学。年十六，从浮阳李周仁受毛诗、尚书……”
北魏时期，《毛诗》等儒家典籍也传播到西域地区。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甘肃人麹嘉据高昌为王，史称“麹氏高昌”，一直主动向北魏纳贡称臣，北魏封高昌王为“持节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开国伯”。麹氏高昌积极推行中原地区的各项制度，使西域地区进一步接受了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北史·西域传·高昌传》载：“（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明帝遗假员外将军赵义等使于嘉。嘉朝贡不绝，又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明帝许之。”“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兵器有弓、刀、箭、楯、甲、槊。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
颜之推（531—约590年）是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和教育家，是北朝时期家庭教育的集大成者。他出身于士族家庭，家传有《周官》、《左氏》之学，早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梁元帝肖绎时，官至散骑侍郎。梁亡后，投奔北齐，官至黄门侍郎。北齐灭亡后，他归附北周。隋文帝统一全国，诏为学士。他的《颜氏家训》是他对自己一生有关立身、处世、为学经验的总结，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被后人誉为家教规范，影响很大。《颜氏家训·勉学第八》：“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此事篇于经史，吾亦不能郑重，聊举近世切要，以启寤汝耳。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然人有坎壈，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从中可以看出，颜之推主张士大夫子弟自数岁起就要接受教育，学习《诗经》、《论语》等儒家典籍；并以自己为例说明学习贵在持之以恒。《颜氏家训·书证第十七》中大量引用《诗经》等典籍中的文句，可见他对《诗经》的掌握是多么牢固。
北朝时期的民间诗歌教育也相当发达。《敕勒歌》和《木兰诗》（《木兰辞》）流传很广，受到各民族人民的喜爱。北朝民歌流传下来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少数民族民歌的翻译和流传本身，就是进行诗歌教育的很好证明。
北朝的民歌与南朝民歌风格迥异，艺术成就毫不逊色。现存的作品有六十多首，大多收录在《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少数几篇收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这些歌曲中以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的歌谣为多，少数出于汉族。由于北方的地理环境、民俗文化、生活方式的制约，质朴粗犷、豪迈雄壮是北朝民歌最显著的特色。其内容或歌咏北地风光和游牧生活，或赞颂尚武精神和英雄气概，或反映战乱从征和徭役苦难，或表达对爱情与婚姻的热烈追求。与南朝民歌相比，北朝民歌的感情表现直率粗犷，语言风格质朴刚健，诗歌形式也以五言四句居多，其余多为整齐的四言或七言，杂言体较少。需要注意的是，北朝民歌中少数民族的歌谣是经过翻译而来的，如《敕勒歌》，据《乐府广题》说“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而《折杨柳歌》有“我本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二句，可见其原非汉语。
北朝民歌中最著名的是《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是当时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也称铁勒，或称高车。这首民歌描绘了北方大草原广阔无垠、雄浑苍茫的景象，展示了草原民族水草茂盛、牛羊肥壮的幸福生活，表现了敕勒族人开阔的胸襟和豪迈的情怀。其风格雄壮豪放，是描写草原风光的千古绝唱。据《乐府广题》载，东魏高欢攻西魏玉璧兵败疾发，士气沮丧，高欢令敕勒族大将斛律金在军前高唱此歌，以安定军心，可见这首歌的艺术感染力是多么强大。
《木兰诗》一向被认为是北朝民歌的代表作，历来流传很广，至今仍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诗中塑造了女英雄木兰的美好形象，自古及今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诗歌的语言浅近轻快，音调和谐，有浓郁的民歌风味，穿插在全篇中的口语化的对话，造成了活跃的气氛。“万里赴戎机”以下四句文字精整，锤炼的痕迹很重，说明这首诗可能经过文人加工润色。
[即便是坏掉的钟，一天也能准两次。于是，钟摆停止动作。我们，慢慢被时间的利齿撕碎。]
第三章 诗歌教育的黄金时代——隋唐两宋辽夏金
隋朝建立后，迅速统一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空前繁荣。由于隋炀帝荒淫无道，隋朝只存在30余年就很快灭亡。唐朝建立后，疆域广阔，国势强盛，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达到了空前鼎盛时期。唐朝灭亡后，中国历史又进入一个政权并立的分裂时期，从五代一直持续到南宋灭亡。
这一时期，儒学普遍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隋唐时期建立并完善了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持续了1300余年，对古代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形成了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影响巨大，尤其对诗歌教育和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五代承接唐代遗风，虽战乱不休，但学校教育和诗歌教育依然比较繁荣。两宋时期的文化教育更加兴旺，文人受到的优待在历史上空前绝后，学校教育和诗歌教育更加普及。唐代和宋代的诗人群体非常庞大，诗歌创作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唐诗宋词，双峰并立，成为后世不可逾越的高峰。这个时期，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刘禹锡、李贺、韩愈、柳宗元、杜牧、李商隐、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李清照、辛弃疾、陆游、杨万里等大诗人，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因此，这一时期不仅是诗歌极度繁荣的黄金时代，也完全可以称之为诗歌教育的黄金时代。
受隋唐两宋影响，辽、夏、金三个少数民族政权也十分推崇儒学，汉化程度很高。其诗歌教育也十分普遍，出现了较多的诗人。特别是辽国和金国，还分别涌现了较大规模的诗人群体，其中出现了几位成就不凡的女诗人，其诗歌教育成效十分显著。
第一节 隋代的诗歌教育
581年，北周勋臣杨坚夺取政权，建立隋朝。589年，隋军渡江南下，一举灭陈，结束了长达360余年的分裂状态，再次统一全国。隋文帝提倡节俭，励精图治，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二十余年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呈现空前繁荣景象。隋炀帝为满足荒淫享乐的欲望和开拓边疆的雄心，在全国统一的基础尚未牢固的情况下滥用民力，暴虐无道，激起各地农民大起义，隋王朝迅速瓦解。隋朝在历史上仅是昙花一现，618年，隋朝灭亡。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世家豪门子弟中选拔，许多才华优秀但出身低微的读书人很难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级官员，形成了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种状况严重扼制了优秀人才的成长和任用。为了改变这种弊端，587年，隋文帝下令实行新的用人制度，设立秀才、明经两科，采用分科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员。房玄龄、孔颖达就是通过科举走向仕途的。隋文帝企图把选用官吏的权力完全收归朝廷，废除士族制度，结果引起士族的强烈不满。隋炀帝正式设置进士科，按考试成绩选拔优秀人才。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由此开始。科举制度的实行，为有才学的读书人进入各级政府机构任职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学而优则仕”得以真正实现，因此，极大刺激了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的发展。
隋王朝对教育是极其重视的。隋文帝设立了国子寺，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内设祭酒一人，总管中央官学的教育。隋代的中央官学实行分科教学，《毛诗》是五个专业之一。隋炀帝时期，中央和地方的官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607年，改国子寺为国子监。
隋朝由于立国短暂，在文学方面建树不多。由北周入隋的三位诗人——杨素、卢思道、薛道衡，都有一些颇有特色的诗作，贯穿了一种深沉悲凉的情思。杨素是隋朝重臣，文武兼备，位高权重，不可一世。他的诗今存多为五言，如《出塞二首》和《赠薛播州诗》十四章，都寄寓了一种人生的感慨，风格雄健苍凉。卢思道、薛道衡的诗则体现了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如卢思道的《采莲曲》宫体气息甚浓，而他的《从军行》以七言歌行体写边塞风光，展示了恢宏辽阔的境界，更为人称颂，堪称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薛道衡的诗多以富丽精巧见长，如他的名篇《昔昔盐》写传统的闺怨题材，以抒情委婉细致著称，“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二句以女子独居的凄凉冷落衬托其哀苦的心情，一向为人称道；而他的咏怀诗《渡北河》则慷慨有力，风格大变；他的小诗《人日思归》词浅情深，传诵千古。孙万寿有《远戍江南寄京邑好友》一诗，长达四十二韵，不事浮华，而情意真切，盛传一时。
隋炀帝杨广颇好文学，他为晋王时，便喜爱招引文人学士。即位之后，在他周围聚集着一群宫廷文人，文风绮丽，多为文造情、无病呻吟之作。杨广的某些诗篇还有可观之处，如他的一首小诗：“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意象安排巧妙，画面富有情味。但杨广又非常自负，疾贤妒能，当时文坛领袖薛道衡就死于其手。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上记载有两则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
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由此可以看出，最高统治者对文学的倡导有助于诗歌的兴盛，但他在文学上的自负自大和妒忌杀人，又给诗歌的发展带来重大的伤害。
由于上层统治者的喜好和提倡，当时社会普遍爱好诗歌，一些诗人的名作曾传诵一时。如薛道衡诗名极著，《隋书》本传记载：“江东雅好篇什，陈主犹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上记述了薛道衡出使江南作《人日思归》的故事：
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云：“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谁谓此虏解作诗！”及云：“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无虚士。”
不仅如此，当时还流传着因擅长作诗而免罪的故事。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上就记述了这样一则与杨素有关的故事：“李德林为内史令，与杨素共执隋政。素功臣豪侈，后房妇女，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药夜入其室，则其宠妾所召也。素俱执于庭，将斩之。百药年未二十，仪神俊秀，素意惜之，曰：“闻汝善为文，可作诗自叙。称吾意，当免汝死。”后解缚，授以纸笔，立就。素览之欣然，以妾与之，并资从数十万。”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隋朝的诗歌教育还是比较发达的。传统的《诗经》教育不仅在官学正在得到极大的恢复，在私学里也受到学者的重视。吟诵仍是诗歌教育的主要方法。这时出现了用楚声读《楚辞》的现象。《隋书·经籍志》谈到《楚辞》时说：“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并载释道骞《楚辞音》一卷。这就是说，当时诵读《楚辞》这种韵文，有特殊的地方腔调，而且递相传授。以擅长这种读法著名的释道骞，还写成专著《楚辞音》。
隋末学者王通，学问渊博，号“文中子”，终身不仕，致力于聚徒讲学，闻名天下。他力主汉儒的诗教说，认为诗当“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中说·天地篇》），对南北朝以来的著名诗人如谢灵运、鲍照、庾信、徐陵等几乎全部一笔抹煞。他的主张对儒家诗教传统的恢复产生了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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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唐代的诗歌教育
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定都长安。唐朝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疆域广大，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座高峰。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还是科技、文化、商业、建筑，唐朝均处于世界前列。唐都长安成为当时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洛阳、扬州、成都都是闻名的商业都市。由于国内南北文化的汇合和国际文化的交流，再加上统治者的重视，唐代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全面繁荣，雕版印刷技术逐渐成熟，文化艺术出现了灿烂辉煌的局面。安史之乱后，唐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宦官专权、军阀割据和黄巢大起义导致唐朝衰亡。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唐亡。
政治上的高度统一，经济上的迅速发展，国力的极度强盛，各种文化的交融汇合，统治阶层的多元化，思想控制的相对宽松，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再加上最高统治者的提倡，有力地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发展，而诗歌作为唐代文学的主流更是大放异彩。唐代政治气氛宽松大度，在李家统治的二百九十年内，文人中没有发生因文字触犯忌讳而被判罪的现象，即便是讽刺了皇帝也没有被杀头的。李白被流放夜郎也只是受到永王李璘的牵连，不久就遇赦放还。作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王朝，唐代始终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单一的思想统治，而是儒、释、道并兴。而道教和佛教在统治集团和整个社会中也受到极大的重视。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偏爱，道教或佛教有时候甚至被排列于儒学之上。儒、释、道三种思想并存，对诗歌创作影响极大，这三种思想往往错综复杂地交织在诗人的思想意识上和他的诗歌创作上。唐玄宗既有歌颂孔子的《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也有赞扬老子的《过老子庙》，又有咏佛家的《为赵法师别造精院过院赋诗》等诗篇。王维早年怀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有扫除边患、为国建功的儒家思想，如“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而晚年却是“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的佛家思想。晚唐著名诗僧贯休的诗篇中也强烈地表现出忧民忧国和希望“致君活国济生人”(《杜侯行》)的儒家思想，是外僧内儒的典型。唐代诗人在思想上的兼容并收，使诗歌内容更为丰富多彩。
唐代是一个极其重视文化教育的封建王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历代皇帝都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唐朝历代皇帝大都喜好诗歌并重视以诗取士，对唐诗的繁荣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高祖李渊有较高文化修养，《全唐诗外编》卷一录其《为秦王制诗》一首。唐太宗经常与群臣饮宴赋诗，如《宴中山》、《于太原召侍臣赐宴守岁》等，还给群臣赐诗饯诗，如《赐魏征》、《赋秋月悬清光赐房玄龄》、《赐房玄龄》、《饯中书侍郎来济》。据《文苑英华》、《全唐诗》所载，唐太宗与群臣的唱和诗至少在百篇以上。唐高宗好作诗，提倡群臣赋诗。他的一首诗《谒大慈恩寺》，奉和应制的诗共36首。仪凤三年(678)七月丁巳，高宗宴近臣诸亲于九成宫之咸亨殿上，赋七言《咸亨殿宴近臣诸亲柏梁体》诗，“皇太子、霍王、相王、侍臣并和”。(《全唐诗》卷二)武则天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所作诗文很多。《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她有《垂拱集》一百卷，《金轮集》十卷，可惜现在仅存诗46篇，收录在《全唐诗》中。武后有《九日游石淙》诗七律一首，命群臣和作，其石刻至今犹存。她的原唱中有“万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浴云衣”，可谓一时佳句。她曾自制商调曲《如意娘》，最能表现其浪漫性格。唐玄宗李隆基非常爱好诗歌，每与群臣饮宴必赋诗，而群臣则奉和应制。史青因五步诗《应诏赋得除夜》而得到唐玄宗的赏识，并授为“左监门卫将军”。唐玄宗还常常让喜延后进的贤相张说查访颖悟超群、富有诗才的儿童，如奇童李泌、神童刘晏等，经张说的推荐，都受到唐玄宗的重用。唐德宗李适擅长诗歌，提倡君臣唱和；非常重视以诗取士，对科举极为关切。据《唐诗纪事》载：“帝善为文，尤长于篇什。每与学士言诗于浴堂殿，夜分不寐。贞元中，昭义节度李抱真荐贝州宋庭芬之女若昭，召入禁中试文，帝咨美。帝每与侍臣赓和，若昭姊若华等五人皆预，呼学士。”“帝晚年工诗句，臣下莫及。”(卷二)唐文宗李昂好作五言诗，诗调清俊。他曾想置“诗博士”，因大臣阻谏而止。唐宣宗李忱每曲宴与学士倡和，大臣公卿出镇，常赋诗饯行。他的《瀑布联句》“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显示出豪迈的气魄。他的《吊白居易》一诗对白居易的诗歌作了高度评价，表明他对诗人的重视。最高统治者的提倡是唐诗繁荣的重要原因。
除了得益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重视外，唐诗的繁荣与教育的普及繁荣密切相关。唐太宗极为重视文教事业，先后令颜师古校定《五经定本》、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作为教材颁行天下。《诗经》被定为科举取士的“九经”之一。唐文宗下令将《诗经》等十二部经书刻成石经，于开成二年（837年）竣工，总计650252个字，立于长安国子学内，供学生抄录诵读，被称为“开成石经”。《旧唐书》卷十七载：唐文宗开成二年“癸卯，宰臣判国子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时上好文，郑覃以经义启导，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经博士，依后汉蔡伯喈刊碑列于太学，创立《石壁九经》，诸儒校正讹谬。”“开成石经”对于儒家典籍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唐朝的中央官学继续实行分科教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学习内容分《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五个专业。唐代在州、县等行政区域设立学校。《新唐书·选举志下》：“唐取人之路盖多矣，方其盛时……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可见唐代教育之盛。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儒学的地位较之魏晋南北朝有所提高，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一般地说，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
唐代继承并完善了隋朝的科举制度，学校教育体系也进一步完备。唐代科举以进士、明经两科最重要，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包括《诗经》在内的儒家经典“九经”是必考内容。在最受社会重视的进士科考试中，诗赋也是主要内容。唐朝的中央官学有国子监领导下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和广文馆等“六学一馆”。此外，还有隶属于门下省的弘文馆和隶属于尚书省的崇玄学。其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别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学生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国子学有生员三百人，太学有五百人，四门学有一千三百人，入学年龄为十四岁至十九岁。高宗龙朔二年(662)，又在东都洛阳设立了一个国子监，与长安国子监合称“两监”。国子监长官为国子祭酒，下设司业为副，及丞、主簿、录事。
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都是完善科举制度的关键人物。唐太宗进一步扩大科举考试范围，常设考试科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等十多种，考试的体制更加健全。贞观年间，每年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举子达上千人，录取很严，录取率仅百分之一二，进士的第一名称为状元。唐太宗曾自豪地说：“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有人写诗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武则天也大力提倡科举，曾将应试举子集中在洛阳宫殿里亲自出题，主持面试，开创了殿试之先河；她还设立了武举科目。在武则天当政时期，科举应试者多达上万人。唐玄宗时，将诗赋定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他曾经在长安和洛阳八次亲自主持科举面试。开元年间，科举出身的宰相占到三分之二。《唐摭言》中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进士及第享有很高的荣誉，时称“登龙门”。新科进士不仅要在长安的曲江参加国宴，还要在大雁塔下题名留念。周匡物的《及第谣》就反映了当时的盛况：“水国寒消春日长，燕莺催促花枝忙。风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香。”而孟郊的《登科后》则写尽了举子一朝及第后的喜悦心情：“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学而优则仕”得以真正实现，激发了士人读书的积极性，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尤其是进士科重视诗赋考试，极大地促进了诗歌的繁荣。
诗歌创作的高度繁荣使唐代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唐代诗歌的作者群非常广泛，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都热情地从事诗歌创作，这是过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现象。唐人上自帝王后妃、王子公主、文臣武将、举子秀才，下至士卒小吏、渔人樵夫、村妇小儿、僧道乞丐、宫女娼妓，大多会诗能吟。孟郊《教坊歌儿》写道：“十岁小小儿，能歌得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诗独临川。”中国真正成为“诗的国度”。初唐以后，宫廷文学就逐渐失去了在诗坛上的主导地位，真正有突出成就、对诗歌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其家庭出身大多并不显赫，政治地位也并不高。有的著名诗人如白居易晚年仕宦显达，但他在诗歌领域的地位与其政治地位没有直接关系。总体上看，诗歌创作在唐代社会中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诗人数以千计，作品数以万计，形成群星璀璨的盛大局面。由于唐代诗人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许多诗人来自社会中下层，他们对社会各方面情况有更深刻的了解和体验，自身的经历也往往更为曲折丰富，因而，唐诗广泛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诗歌的题材与内容来说，咏史怀古、饮酒赋诗、壮丽河山、农家田园、边塞战争、塞外风光、友谊爱情、琴棋书画、音乐舞蹈、参禅礼佛等，都在唐诗中得到具体而生动的反映。唐诗中各种传统诗体兼备，无论古体诗，还是近体诗，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格律诗——五律、七律、五绝、七绝、排律进一步成熟并定型，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诗歌教育的黄金时期，诗歌的广泛普及正是诗歌教育兴盛的结果。唐高宗以后，进士科考试逐渐偏重于以诗赋取士；唐玄宗将诗赋定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促进了唐诗的进一步繁荣，也促进了唐代诗歌教育的普及。唐代文学百花齐放，诗歌成就最为显著，名家辈出，流派峰起，作品繁多，异彩纷呈，百花争妍，万紫千红，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成为中国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词是产生于唐代的又一种新的诗歌形式，但它和传统的诗歌有显著区别。词最初孕育于唐代繁华城市中的歌楼妓馆，是歌妓们按照新兴的燕乐演唱的小曲，为了适应乐曲的需要，渐渐形成句子长短不齐而有定制的文学形式。由于当时词是酒宴上的歌曲，以抒情委婉细致见长，而很少表现严肃重大的社会内容。晚唐出现了温庭筠、韦庄这样大量作词的文人。唐代的诗歌教育就植根于这一时期灿烂的诗歌文化之中。
“初唐四杰”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都是英姿逸发的少年天才，文学史习惯称之为“王杨卢骆”。骆宾王生年七岁即能诗，被称为神童。杨炯年十岁即应童子举，翌年待制弘文馆。王勃十六岁时，被称为神童而荐于朝廷，拜为朝散郎。四杰以诗文兼长齐名海内，冲破了唐初宫廷诗风的束缚，揭开了唐诗变革的序幕。四杰中成就最高的是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他的名篇，其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唐诗中数一数二的名句。杨炯的名作《从军行》以“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表达了投笔从戎的豪情。卢照邻以《长安古意》著称，“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是流传至今的名句。骆宾王以《讨武氏檄》名闻天下，《帝京篇》和《在狱咏蝉》是他的名作。
陈子昂（659—700）字伯玉，射洪（今属四川）人，家世豪富，性情豪迈，二十四岁举进士。他顺应时代需要，高唱汉魏风骨，清晰透辟地提出了文学革新的主张。他的代表作《感遇》三十八首或讽刺现实、感慨时事，或感慨身世、抒发理想，都表露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充满着积极进取精神。《登幽州台歌》以无限的时空为背景，树立了一个孤傲的自我。陈子昂从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为唐诗注入蓬勃的生命力，开启了盛唐诗人，赢得千秋万代的仰慕。
孟浩然（689—740），襄阳（今属湖北）人。在盛唐诗人中，孟浩然是年辈较早的一个，其人品和诗风深得时人的赞赏和倾慕，如李白有《赠孟浩然》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大力写作山水田园诗的诗人。他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宿建德江》、《过故人庄》和五绝《春晓》等，都是流传后世的著名诗篇。
王维（700—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省祁县）人，是盛唐文化全面高涨时期的一个多才多艺的诗人。他精通音乐，书法上擅长草、隶各体，绘画才能尤为特出。他曾自负地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其六），而后人甚至推许他为南宗画派之祖。他的文学创作就建立在这样全面的艺术修养之上，因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王维九岁就能写诗。十七岁时写出名篇《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于各种诗体无所不长，堪称全才。他的五律如《山居秋暝》、《观猎》、《使至塞上》，五绝如《辋川集》二十首、《鸟鸣涧》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七绝《送元二使安西》为当时的梨园乐工广为传唱，名曲《阳关三叠》的歌词就是这首诗。王维写相思别情的小诗如《相思》（红豆生南国）、《杂诗》其二（君自故乡来）传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情思，千百年来传诵不绝。王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山水田园诗。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的创作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艺术，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之涣（688—742）字季淩，绛州（今山西新绛）人。今存诗仅六首，均是绝句精品，如《登鹳雀楼》、《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是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昌龄（690？—756？）字少伯，京兆万年（今属西安市）人。他家境贫寒，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他是盛唐时享有盛誉的一位诗人，和当时著名诗人几乎都有交游，孟浩然、李白、岑参、常建等都存有赠他的诗篇。他的诗以边塞、闺情宫怨和送别三类题材为主，如《出塞》，《从军行七首》其一、其四、其五，《长信秋词》、《闺怨》、《芙蓉楼送辛渐》等均是流芳千古的名篇。王昌龄最擅长七绝，与李白同为七绝成就最高的诗人，他名气很大，有“诗家天子王江宁”的美誉。如《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这首诗被明代诗人王世贞誉为唐人绝句压卷之作（王世贞《艺苑卮言》）。明人胡应麟《诗薮》云：“七言绝，如太白、龙标，皆千秋绝技。”王昌龄的七绝不仅在唐诗发展中有重要地位，而且成为后人的范本。
高适（704—765）字达夫，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整个唐代，大诗人中政治才干最出色、官职也做得最大的就数高适。《旧唐书》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他的诗以古体见长，尤以七古为胜。他的七言歌行气势浑雄，意象鲜明，淋漓酣畅，一泻千里，《燕歌行》是其名作。《别董大二首》其二（千里黄云白日曛）也是历代传诵的名篇。
岑参（715—769）是江陵（今属湖北）人，三十岁应举及第，曾两度出塞。他以写边塞诗著称，是盛唐边塞诗的殿军。《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是他的名篇。他的诗歌想象力丰富，善于以绮丽豪放的笔调描写异域奇特风光，洋溢着积极乐观的精神，在盛唐边塞诗中独具一格。
李白（701—762）字太白，年轻时仗剑任侠，曾遍游大江南北，北登泰山，南至杭州等地，与诸多名人相交，诗名远播，震动朝野。天宝元年秋，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以隆重的礼遇，命李白供奉翰林。因遭宫廷权贵忌恨谗毁，天宝三载春，李白被放还乡。他离开长安后，结识杜甫、高适等诗人，四处浪游，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入永王李璘幕府，因受李璘牵连被流放夜郎，不久就遇赦放还。762年，李白病死于当涂。李白的诗歌题材丰富，各体兼备，尤工七绝和七言歌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他追求自由，追求理想，一生不以功名显，却以布衣之身而藐视权贵，肆无忌惮地嘲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批判腐败的政治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态，发展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他是唐代写乐府诗最多的诗人，偏爱七言歌行，如《将进酒》、《行路难》、《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都是他的名篇。他的《静夜思》大概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流传最广的一首游子思乡诗。他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早发白帝城》、《望庐山瀑布》、《赠汪伦》、《登金陵凤凰台》等都是流芳万代的诗篇。李白的诗歌出色地完成了初唐以来诗歌革新的历史使命，以飘逸豪放的风格、蓬勃浪漫的气质成为盛唐气象的杰出代表。作为唐诗的高峰之一，他的诗歌成为后人学习的崇高榜样。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出生于河南巩县。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官僚世家中，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他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就因诗文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家庭给予了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修养，追求仕途是他的人生轨道。他年轻时曾漫游吴越、齐赵等地，二十四岁时赴洛阳考试未及第。三十三岁时与李白相识。三十五岁后，为了做官奔走于权贵门下。安史之乱爆发后，入蜀避乱谋食，被严武表荐任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杜工部”）。因蜀中大乱出川东行，五十九岁客死旅舟。杜甫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极大地开拓了诗歌的领域。杜甫一生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因而，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对政治理想的执着始终是其诗歌的主题。他的诗篇广泛深入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被称为“诗史”。他的诗各体兼备，形式多种多样，律诗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诗歌语言千锤百炼，“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的名篇众多，如“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秋兴八首》、《羌村三首》、《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望岳》、《春望》、《登高》、《春夜喜雨》、《登岳阳楼》、《旅夜抒怀》、《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杜甫是由盛唐转入中唐的代表，他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韩昌黎。贞元八年（792）中进士，曾人四门博士、监察御史、
李贺（790—816）字长吉，生于福昌（今河南宜阳），系皇家远宗，因避父名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仕途不顺，二十七岁怏怏而死。他是一个早熟的天才，很早便扬名诗坛，十八岁时以一首《雁门太守行》使大诗人韩愈刮目相看。他的诗篇想象奇异荒诞、语言新颖幽僻、意象色彩斑斓，《南园》、《李凭箜篌引》、《天上谣》、《梦天》等均是其传世名作。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十五岁以明经擢第，元和元年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一名。十六岁时写出《代曲江老人百韵》，早年因诗传唱宫中而被宫中人称为“元才子”。（《旧唐书》本传）元稹以诗受知于唐穆宗，被破格迁升至宰相。他是新乐府运动最先的倡导者，与白居易并称“元白”。《行宫》和《上阳白发人》是他的名作。元稹最为人称道的是悼亡诗，对后世诗人影响很大。如《遣悲怀》和《离思》，情深思远、哀婉动人。他和白居易相互唱和的长篇歌行和长篇排律被称为“元和体”（宋元以后称之为“长庆体”），在当时盛行一时。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及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这种诗歌形式对明清时期的诗人有较大影响，清初吴梅村的《圆圆曲》和朱彝尊的《风怀》诗就是竭力学习长庆体的。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下邽（今陕西渭南）人。白居易是一个神童，据说生下来才七八个月就能识“之”和“无”字，五六岁即识声韵，十六岁以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赢得诗坛美名。德宗贞元十六年中进士，开始了仕宦生涯，曾因越职上书言事而被贬为江州司马。此后历地方刺史、河南尹、太子少傅。其诗歌今存近3000首，为唐代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人。白居易强调诗歌的政治与社会功能，他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与元稹一起把新乐府的创作推向高潮，《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是他“讽喻诗”的代表，《卖炭翁》《杜陵叟》《买花》《轻肥》《新丰折臂翁》是其中的名篇。这些诗歌文字朴素浅显，对比鲜明，描述尖锐的贫富对立现象和下层百姓的悲惨状况，批评的锋芒横扫整个社会。他的“闲适诗”如《大林寺桃花》、《钱塘湖春行》、《问刘十九》等，语言平易流畅，自然明丽，悠远平和，都是世人传诵的名作。“感伤诗”中的《长恨歌》、《琵琶行》代表了白居易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唐宣宗在《吊白居易》诗中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这两首诗流传之广、影响之大。白居易也写了不少小词，如《忆江南》、《花非花》等，也是流传至今的名作。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今属河南），贞元九年（793）进士，积极参与永贞革新。早年曾向著名诗僧皎然和灵澈学诗，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刘禹锡心胸开阔，性格倔强，《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人。与刘禹锡同年中进士，又一起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先贬永州，后贬柳州。柳宗元是杰出的散文作家，留下来的诗歌仅一百多首，但历来评价很高，在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诗歌简洁温丽，含蓄幽远，语言自然朴实，意境空旷孤寂。《江雪》、《渔翁》、《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等都是流传后世的名篇。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大和二年（828）进士。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其祖父杜佑是三朝宰相兼著名学者，著有《通典》二百卷。杜牧胸怀大志，常以韬略自负，曾注过《孙子》十三篇。他最擅长七绝，意象高朗明丽，语言俊逸流畅，境界特别宽广，寓有深沉的历史感。如《赤壁》、《题乌江亭》、《过华清宫》、《泊秦淮》、《清明》、《江南春绝句》、《山行》等都是流传至今的名篇。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唐文宗开成二年（837）进士。他少年得志，却长期沉沦下僚。在诗歌史上他与杜牧齐名，并称小李杜；又与温庭筠并称“温李”。他善于学习前人并追求创新，最突出的贡献是进一步扩大了七律的表现力。他的诗善于用典，属对精工，缠绵婉转，含蓄曲折，意象华美，意境朦胧。七律《锦瑟》、《无题》，七绝《夜雨寄北》、《贾生》，五言诗《乐游原》都是流传千古的名篇。
温庭筠（？—866），字飞卿，太原（今属山西）人，是一个才思敏捷而又精通音律的诗人。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词的创作。他的诗善于捕捉意象，语言清新简洁，画面情景交融，《商山早行》是他的名作。温庭筠是第一个大量写词的文人，现存六十余首词。他的词题材狭窄，偏重风月艳情，语言华丽，色泽明艳，描绘细腻，如《菩萨蛮》十五首等。《更漏子》、《梦江南》是他的名作。他的词对后世文人词的语言、题材、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
韦庄（836—910）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乾宁元年（894）进士。后为西川节度使王建掌书记，前蜀建国后位至宰相。他是晚唐著名诗人，又是杰出的词人，诗风与其词风颇相近，自然流畅，浅近明丽，意境淡远，如《台城》、《忆昔》、《古别离》是他的名篇。长篇歌行《秦妇吟》是唐代篇幅最长的叙事诗，曾传诵一时。他的词如《思帝乡》、《菩萨蛮》等色彩清淡、结构疏朗、意脉流畅，在花间词人中别树一格，为文人词另开了一个境界。他的词在文学史上与温庭筠齐名，合称“温韦”，《花间集》第一卷即收温、韦两家词，对北宋初的欧阳修、晏殊父子都有影响。
唐代社会各个阶层都涌现了大量诗人，写诗诵诗已经成为流行的习俗风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诗人与各种题材、各类风格的诗歌层出不穷，多姿多彩。在女子中产生了上官婉儿、李季兰、薛涛、鱼玄机等才思超群、不让须眉的诗人，以诗留名的女诗人在一百二十人以上。仅《全唐诗》中就保存了几百首女诗人的作品，这说明唐代是中国古代产生女诗人最多的朝代。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继承家学，文学修养很高，诗文都是第一流。宋家五姊妹宋若华、宋若昭、宋若伦、宋若宪、宋若荀均善诗文，受到唐德宗李适的赏识，悉留宫中，呼为女学士。唐代女诗人中作品现存最多的只有李冶、薛涛、鱼玄机三人。李冶和鱼玄机都是女道士，薛涛是成都妓女。她们的社会交际非常广泛，常与当时著名文人唱酬。薛涛的诗相传有五百首，南宋时还流传着她的《锦江集》五卷，可惜现在仅存八十九首了。唐代的名妓往往有很高的诗歌修养，她们曾经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晚唐大中年间，越中歌妓盛小丛在浙东观察使李讷为监察御史崔元范送行的酒宴上劝酒时，唱的就是她自创的曲子《突厥三台》：“雁门山上雁初飞，马邑阑中马正肥。日旰山西逢驿使，殷勤南北送征衣。”这是一首极豪放的边塞词，是女诗人中罕见的作品。晚唐江淮名妓徐月英的《送人》即使列入唐人绝句的佳作之林也毫不愧色。
就释道诗人而言，其数量之多殊为惊人。唐代僧侣与道士的诗歌共计4000余首。在唐代还产生了不少僧道诗集，如《五僧诗集》、《十哲僧诗》、《三十四僧诗》、《洞天集》、《神仙隐逸诗》等(见《唐音癸签》卷三十)。唐代诗人中的僧侣就有一百多人，僧人诗约3400余首。著名诗僧有寒山、皎然、灵澈、拾得、贯休、齐己等，其中寒山的诗303首，贯休诗712首，齐己的诗821首。唐代诗人中的道士也很多，如司马承祯、吴筠、范尧佐、杜光庭、吕岩等，他们创作的诗约450多首，其中吕岩的诗就有246首，吴筠的诗119首。
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能文能武，曾屡举进士不第。《全唐诗》第七百三十三卷存其诗3首。如《题菊花》：“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两首诗都充满着英雄之气，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历来传诵很广。
以诗取士的考试制度对促进唐诗的繁荣产生了很大作用。《全唐诗》、《文苑英华》、《唐诗纪事》所记录的御试、省试、州试、府试之类的诗，总计约490余首，而举子平时的习作及行卷之诗的数量则远远超过省试诗。如果再加上反映及第或落第的诗与新科进士的雁塔题诗，与科举考试有关的诗歌数量将更加可观。应试诗大多内容一般，形式呆板。这些诗一般均为五言排律六韵，或写景状物，或咏史怀古，或歌功颂德，如敬括的《省试七月流火》、崔曙的《奉试明堂火珠》、钱起的《湘灵鼓瑟》等。有少数诗冲破了这种格式，如祖咏的《试终南山望余雪》、薛能的五绝《省试夜》，黄滔的七律《御试二首》等。崔曙的《奉试明堂火珠》一诗当时曾被评为为文场第一，其中“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是盛传一时警句。钱起的《湘灵鼓瑟》中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是千古流传的名句。祖咏的《试终南山望余雪》是一首很好的五言绝句。《唐诗纪事》载：“有司试终南山望余雪诗，咏赋云：‘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即纳于有司，或诘之，咏曰：‘意尽。'”这首诗是省试中独标一格的诗，历来受人称赞。
唐代诗歌的繁荣与诗歌教育的繁荣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唐代诗人创作的诗歌数以万计，为唐代学子读诗学诗提供了丰富的教材。在唐代，明经的地位远不如进士，读经常常被读诗代替。《旧唐书·杨绾传》记载，杨绾在给唐肃宗的奏疏中说：“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从这里可以看出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对当时学子读书内容的影响，当时一些著名诗人的诗集已经成为士子学习的教材。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诗歌地位的提高，教授诗歌也成为家学和私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经学教育，促进了唐人个性和精神的解放。
《毛诗》是唐代“九经”之一，仍然是官学和私学进行诗歌教育的主要内容。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是官方确定的教材。孔颖达（574年—648年）字冲远，我国隋末唐初著名的经学家和教育家。唐太宗时入国子监
《昭明文选》在唐代受到高度重视，要学习诗赋文章，就必须阅读《昭明文选》。《昭明文选》中选录诗歌434篇，是诗歌教育的优秀教材。杜甫写给儿子的《宗武生日》一诗中叮嘱他“熟精《文选》理”。《文选》原只有三十卷，唐显庆年间李善为之作注，并扩充为60卷。现在流行的就是李善注本。李善是当时有名的学者，他注《文选》，谨严翔实、旁征博引，保存了大量资料，为学习历代名家名篇有极大帮助。
唐代非常重视蒙学教育。当时的蒙学教材有许多种，如沿用前代的《急就篇》、《开蒙要例》、《千字文》；唐代编写的《兔园册》、《蒙求》、《杂抄》、《太公家教》。其中《太公家教》与《蒙求》影响最大。这些读本大多采用韵语形式，是诗歌教育的初级教材。
《兔园册》又称《兔园册府》或《兔园策》,已亡佚。据王应麟《困学纪闻》载，此书系唐代蒋王李恽命僚佐杜嗣先仿效应试科目的策问编成；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四却认为是唐朝虞世南所著，“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 皆偶俪之语, 五代时行于民间村塾，以授学童”。该书收集古今典故，以对偶骈体文句分类编纂，是唐代和五代时期盛行的蒙学读本。孙光宪《北梦琐言》云：“《兔园策》乃徐、庾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新五代史·杂传·刘岳传》载：“《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故岳举以诮道。”此书开后世《幼学求源》等蒙学读本之先河。
《太公家教》是现存最早的训诫类知识读本之一，出于敦煌遗籍。它既吸取古书上的词句，也吸取流行谚语，其内容大多是讲述忠君孝亲、隐恶扬善、委曲求全、明哲保身等为人处世之道，侧重于对学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主要采用四言韵语形式，少数属于杂言。其文字通俗易懂，夹杂着不少俗语，使儿童易读易记。如：“一日为师，终日为父。一日为君,终日为主”、“罗网之鸟，恨不高飞；吞钩之鱼，恨不忍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女慕贞洁，男效才良；行善获福,行恶得殃。行来不远，所见不长；学问不广，智慧不长”等。这本书是从中唐到北宋初年最盛行的童蒙课本，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家喻户晓，后渐失传。此书还流传到北方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境内，供北方各民族的学童讽诵。
李翰的《蒙求》是中唐到北宋最为通行的童蒙课本之一。《蒙求》大概是属对用事读本，选材宽广，整齐押韵，把592个典故编成一篇完整的四言诗，训诫说教意味比较淡薄。正文凡596句，2384字，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我国古代天文、地理、历史、神话、医药、占卜、民族、战争、动物、植物等诸多方面。全书所讲大多是历史人物故事，由四字句组成，采用主谓结构，两句一组，互为对偶，隔句押韵，如开头八句：“王戎简要，裴楷清通；孔明卧龙，吕望非熊；杨震关西，丁宽易东；谢安高洁，王导公忠。”其中许多成为后来《三字经》、《龙文鞭影》等蒙学读本的取材来源。在古代语文教育史上，《蒙求》是一部与《急就篇》、《千字文》前后辉映的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后世注释《蒙求》者很多，大批蒙书都采用《蒙求》的编法和名称，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中唐时期，
唐代中后期还出现了供学童讽诵的诗歌选本如《文场秀句》等。《文场秀句》本是中唐诗人王起为庄恪太子辑录的诗歌选集。《旧五代史·冯道传》有“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的记述，可见这本书曾被作为科举应试的诗歌范本，供学子讽诵模仿。
唐末出现的蒙学诗歌读本是胡曾撰写的《咏史诗》。在文学史上，咏史诗最初本不是为蒙童写的，也不大有人用作启蒙教材。唐代一些诗人咏史的组诗数量颇多，如胡曾的《咏史诗》150首，汪遵的《咏史诗》60首、徐寅的《咏史诗》6首，周昙80首，孙元晏《咏史诗》75首。其中，胡曾的《咏史诗》含150首七言咏史绝句, 概述从春秋战国到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故事，语言通俗，明快上口，容易背诵，因而在五代和宋代广泛流传。如《五湖》:“东上高山望五湖，雪涛烟浪起天隅。不知范蠡乘舟后, 更有功臣继踵无?”《汉宫》:“明妃远嫁泣西风，玉筋双垂出汉宫。何事将军封万户, 却令红粉为和戎！”用短诗来传授历史文化知识在当时是十分新颖的做法，对后世蒙书编写多有启迪。
蒙学阶段教儿童读诗学诗，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一条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儿童识字后，就要正式读书了。在这个时候，培养他们的读书兴趣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开始就让他们学习一些比较枯燥的文章，很可能挫伤他们的学习兴趣。而在此时采用读诗的方法就容易激发他们读书的兴趣。爱大声讽诵是儿童的一个特点，而诗歌恰恰是最适宜诵读的。由于诗歌音调和谐，注重押韵，本来就富有音乐性，诵读时能产生很大的美感快感。学童在诵读诗歌的过程中，尽管不一定能透彻理解诗歌的思想感情和艺术特色，却也足以启发他们想象，开拓他们的胸襟，培养他们良好的语感，促进他们求知的愿望。而这正是进一步学习的基础。
唐代的科举考试中，进士要考时务策和诗赋。而诗、策、赋都有一定的格律要求。如策要用对偶；赋要限韵；诗要用五言排律，12句6韵，中间8句对仗，全诗要讲平仄。这种严格的格律要求，要求应试的学子必须事先接受各种写作技巧的训练，特别是押韵、平仄、对仗、用典等方面的训练。科举及第后做官，也常常要写这类诗文。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学习诗歌写作是当时诗歌教育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在学习写诗过程中首先要进行声律、对仗、集事等单项训练。属对在唐代很受重视，学习属对同时具有学习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和逻辑的作用，对作诗有很大的帮助。《唐诗纪事》卷五四记述了诗人之间的属对：
李义山谓温（庭筠）曰：“近得一联句云‘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日：“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宣宗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求进士对之，庭筠乃以“玉条脱”续也。宣宗赏焉。又药名“白头翁”，温以“苍耳子”为对。
唐代学习诗歌写作的方式有自由作诗、命题作诗和多人联句等方式。自由作诗是最普遍的方式。命题作诗是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的方式，在一些私人聚会和官场聚会中也常常要作命题诗。这种命题作诗带有评比性质，对诗歌写作的普及也起到了很大影响。联句是诗歌写作中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朋友聚会时往往用联句形式来纪事、咏物、送行、赠人、寄人、怀人等，题材相当广泛。联句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而以五言为最多。联句是多人合作写诗，也有比试才情的意思，对于学习诗歌有很大激励作用。
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唐代学者编写了许多为写作提供材料和范例的参考书籍。这些书籍的内容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为写作提供材料；二是为写作提供范例。如徐坚等人编纂的《初学记》是唐玄宗时的官修类书，全书共30卷，分23部，313个子目。每子目先“叙事”、次“事对”，最后是诗文。“事对”下有注释，介绍典故的原文和出处。
唐代许多诗人在十岁前后就能写出令人惊叹的诗篇，如骆宾王七岁时写成《咏鹅》诗，至今仍是对幼儿进行诗歌启蒙的首选篇目之一。王勃六岁作诗英迈超人，被誉为神童。女诗人李冶六岁时作《蔷薇诗》，令其父惊叹。薛涛八岁时作《吟梧桐诗》诗。王维十七岁时就写出成名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白居易十六岁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名震长安。《全唐诗》卷799载，南海一七岁女子被“武后召见，令赋送兄诗，应声而就”《送兄》一诗：“别路云初起，离亭叶正飞。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不可否认，这些诗人有很高的文学天赋，但如果没有较早接受诗歌教育，怕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出现了一个家庭教育方面的奇迹。隰城丞薛元暧的妻子林氏博通五经，能诗善文，名噪一时。《全唐诗》卷七百九十九录其诗一首《送男左贬诗（一作送男彦辅左贬）》。她年轻守寡后，亲自教育其子彦辅、彦国、彦伟、彦云及侄据、摠、播，其子侄七人先后考中进士。《旧唐书·薛播传》载：“初，播伯父元暧终于隰城丞，其妻济南林氏，丹阳太守洋之妹，有母仪令德，博涉《五经》，善属文，所为篇章，时人多讽咏之。元暧卒后，其子彦辅、彦国、彦伟、彦云及播兄据、摠并早孤幼，悉为林氏所训导，以至成立，咸致文学之名。开元、天宝中二十年间，彦辅、据等七人并举进士，连中科名，衣冠荣之”。《新唐书·薛播传》亦载：“播早孤，伯母林通经史，善属文，躬授经诸子及播兄弟，故开元、天宝间，播兄弟七人皆擢进士第，为衣冠光韪。”唐代进士科非常难考，录取率不足3%；而林氏所训导的子侄七人全被录取，的确了不起。在唐代科举史上，即使由男子所训导的家族诸子侄也极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位林氏实在了不起，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这样的女教育家在唐代并非仅此一例。元稹之母
《旧唐书·元稹传》载：“稹八岁丧父。其母
《旧唐书·李绅传》载：“绅六岁而孤，母卢氏教以经义。绅形状眇小而精悍，能为歌诗。乡赋之年，讽诵多在人口。”《新唐书·李绅传》载：“绅六岁而孤，哀等成人。母卢，躬授之学。为人短小精悍，于诗最有名，时号‘短李'”。
元稹、李绅二人均早慧且成为唐代著名诗人，她们的母亲功不可没。在唐代，这样的奇女子还有许多，可惜的是她们的事迹史书多不传。
唐代民歌也极为繁荣，尤其江南地区民歌依然盛行。《全唐诗》汇集的民歌共二十卷（第10—29卷），唐代民间诗歌教育之盛可见一斑。民歌的繁荣也给唐诗带来很大影响，如皎然、灵澈等人生活在民歌兴盛的吴地，他们曾汲取民歌率直自然、活泼朴素的特色来写诗。刘禹锡多次被贬官到南方，他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学习民谣进行诗歌创作，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蹋歌词》等就是他完全仿照民歌创作的诗篇。
诗歌在唐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极其广泛，连当时寺院宣讲佛经的“讲经文”也多采用韵文形式。讲经文在讲说时大量采用赋体的形式铺陈描写虚幻世界，在咏唱时多用七言歌行和五言诗体，使讲经过程富有艺术感染力，而为僧俗民众喜闻乐见。还有一种篇幅较为短小的“押座文”，它是在正式讲经之前所唱诵的叙述经文大意的七言韵文，其性质与后来话本的“入话”、弹词的“开篇”相似。因此，押座文可以看作是七言叙事诗。“讲经文”和“押座文”都具有劝善的作用，在这一方面与传统道德是一致的。
唐代“变文”是民间流行的一种与“讲经文”类似的韵文体曲艺作品，其文辞韵散相杂；唱词有七言体，有六言体，还有三、三、七句式的。其内容或演唱佛经故事，或演唱历史故事，或演唱民间传说，或演唱当时重大事件。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降魔变文》、《伍子胥变文》、《王陵变文》、《
“讲经文”和“变文”具有的韵散相间、有说有唱的形制，对后来的说唱文学、戏曲文学和各类小说的影响极为深远。后世话本小说中常常夹杂许多诗词的现象、古典长篇小说往往夹杂许多诗词歌赋的特点，都与“讲经文”、“押座文”和“变文”的影响密切相关。追本溯源，可以发现，诗歌对其它文学形式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唐代的诗歌教育还波及周边邻国。唐诗在日本广泛流传，白居易的诗尤其受到日本人喜爱。唐都长安是当时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日本、新罗等国家纷纷派遣留学生来长安学习，一些留学生也成为写诗能手。如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侣，汉名晁衡，与李白结下深厚友谊，李白曾因听到他渡海回国而遇难的传闻而深情写下《哭晁卿衡》一诗。新罗留学生崔致远12岁入唐求学，18岁考中进士，曾写下大量诗文，其文集《桂苑笔耕》流传至今。中日诗人歌吟两国友好的诗篇至今尚存120多首，中朝诗人歌咏两国友谊的诗篇至今尚存70余首。唐文化以儒学为核心，经留学生的学习和传播，儒学在日本的影响也相当大。如日本在大学寮设明经科，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教授课本。
宋元明清时期的诗人，绝大多数都曾受到过唐诗的影响。如北宋初的“西昆派”专学李商隐；北宋后期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派”则把杜甫奉为祖师。南宋后期诗人争学晚唐五言律诗，而北方的金元诗人都学中晚唐七言律诗。明代中叶兴起的复古运动甚至以“诗必盛唐”相号召，前后七子都标榜盛唐诗法，以此为学诗的最高境界。可见唐诗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第三节 五代时期的诗歌教育
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以后，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分裂时期。除梁、唐、晋、汉、周外，当时还先后出现了北汉、南唐、吴越、南汉、前蜀、后蜀等十个小国，总称五代十国。这种分裂状态，实际是唐代末年藩镇割据混战的延续。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逐步消灭割据政权，大体上结束了分裂局面。
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来看，五代十国时期是唐朝的继续。在文学上，最突出的文学形式仍然是诗歌，而文人词已很兴盛，倚声填词蔚为风气。而西蜀（前蜀、后蜀）与南唐二地，军事力量虽弱小，却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因而成为词人荟萃的两大基地。
西蜀词人的词，大多数汇集在赵崇祚于广政三年（940年）所编的《花间集》中。这部词集收录了晚唐温庭筠、皇甫松以及韦庄、薛昭蕴、牛峤、毛文锡等十六位由唐入五代在蜀地作官或与蜀有关的词人的五百首词。西蜀词人的创作基本沿续了温庭筠的词风，题材大抵以男女艳情、离愁别恨为中心，语言则善于藻饰，精心雕琢，艳丽精美，其描写男女情爱的大胆露骨程度则远超温庭筠，因此受到后世具有正统观念的学者的严厉批评。总体上说，《花间集》是一部带有浓郁宫体气息的词集，这些词人常被称统称为“花间词人”。“花间词人”上承南朝宫体诗人，下启宋代婉约派词人，明清时期绮靡颓废的艳情文学深受其影响。
南唐词人中以冯延巳、李璟和李煜最为出色，而李煜的成就最高，对后世的影响最大。
冯延巳（903—960）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南唐中主时任宰相。他的词介乎五代花间词风与北宋词风之间，一些作品虽还带有秾艳色彩，但词风已转向了清新流畅、深婉含蓄。他的词以写恋情为主，也有离恨伤感，但语言清新流畅，通过自然意象与心理变化来抒情，如《更漏子》、《归自谣》、《谒金门》等。北宋重要词人晏殊、张先、欧阳修都受到他的影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评价他“虽不失五代风格”，但已“开北宋一代风气”。《全唐诗》卷八九八录其词78首，卷七百三十八另存其诗1首。
李璟（916—961）字伯玉，是南唐第二代
李煜（937—978）即李后主，字重光，是李璟的儿子。他多才多艺，洞晓音律，工书善画，诗文俱佳，尤擅于作词，是五代时期成就最高的词人。与其父相似，也无治国才干，文学修养很高，喜招引文人学士。三十九岁时，南唐为北宋所灭，李煜开始了俘虏生活，后被宋太宗毒死。他前期的词的多写宫廷生活、歌舞宴饮和男女恋情，如《清平乐》（别来春半）；后期的词写思乡之情、亡国之恨和人生感慨，如《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等。《全唐诗》卷八八九录其词34首。他的词多采用白描手法，精心选择意象，注重抒发情感，语言自然流畅，艺术感染力很强，为文人词另开了一个新境界。他善作五、七言律诗绝句，《全唐诗》卷八录其诗18首。其皇后周娥皇精通书史，善解音律，既会谱曲，又能填词，惜其词不传。
五代时期虽然处于分裂状态，特别是北方朝代频繁更替，对于文化教育的发展极其不利，但统治者承袭唐代遗风，普遍崇尚文化，重视文士。五代政权沿袭唐代的教育制度，重视国子学，儒家典籍依然是官学和私学的主要教材；继续实行科举取士，写诗作赋依然很重要，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化教育仍有一些发展。《五代会要》载：（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广为抄写，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请依所印刻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七载：“（后唐长兴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一载：“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这次雕印儒经工作，从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开始，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年）才全部完成，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用了二十一年时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官府主持进行大规模雕版印刷儒家经典，开创了经书印刷之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
五代时期出现了一位作诗上万首的诗人王仁裕（880—956），其诗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其诗当时流传颇广，人们竞相传诵。蒙学经典《幼学琼林》中说：“王仁裕多诗，时人号为诗窖”。他能文善诗，通晓音律，涉猎领域，既广且丰，著述颇多，数量惊人。可惜这些著作特别是诗集几乎佚失殆尽，《全唐诗》卷七百三十六仅存其诗不足16首（五律2首、七律13首、残句2句）。《旧五代史·周书·王仁裕传》载：“王仁裕，字德辇，天水人。少孤，不从师训，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学。一夕梦剖其肠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资性绝高。有诗万余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盖以尝梦吞西江文石，遂以为名焉。”他善于发现人才、奖掖后进，门生、弟子数以百计。他曾在《示诸门生》里写道：“二百一十四门生，春风初长羽毛成。”后汉乾裕年间，他掌贡闱时中进士者多达33人，其中的佼佼者如王溥、李恽、许仲宣、李昉等，后来都成了一代文杰。《舆地纪胜》云：“王仁裕知贡举时，所取进士三十三人，皆一时名公卿，李昉、王溥为冠。”他很重视诗歌教育，现存诗篇中写给门生的就有3首。他在《与诸门生春日会饮繁台赋》里写道：“烂醉也须诗一首，不能空放马头回”。他在作诗上为弟子做出了表率。
五代时与王仁裕同以诗文知名、以善于选拔人才著称的诗人是和凝（898—955）。《旧五代史·周书·和凝传》载：“和凝，字成绩，汶阳须昌人也。……凝幼而聪敏，姿状秀拔，神采射人。少好学，书一览者咸达其大义。年十七举明经，……十九登进士第。……唐天成中，……寻诏入翰林充学士，转主客郎中充职，兼权知贡举。贡院旧例，放榜之日，设棘于门及闭院门，以防下第不逞者。凝令彻棘启门，是日寂无喧者，所收多才名之士，时议以为得人。……又好延纳后进，士无贤不肖，皆虚怀以待之，或致其仕进，故甚有当时之誉。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他少年时好为曲子词，流传和影响颇广，契丹称之为“曲子相公”。他善于选拔人才，门生弟子众多，声誉卓著。《全唐诗》卷七百三十五录其诗109首，卷八百九十三录其词24首。
冯道（882─954），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人，生于唐末，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事四姓十君，六次任宰相，自号长乐老。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方雕印刊行儒家经籍的倡议者和主持人，于后唐长兴三年奏请朝廷刊印九经，在他的组织下，历时二十一年才得以完成。他少时刻苦读书，长即以文学和仁孝知名。《旧五代史·冯道传》载：“其先为农为儒，不恒其业。道少纯厚，好学善属文，不耻恶衣食，负米奉亲之外，惟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新五代史·冯道传》载：“道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天成、长兴之间，岁屡丰熟，中国无事。……明宗问曰：‘天下虽丰，百姓济否？'道曰：‘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因诵文士聂夷中《田家诗》，其言近而易晓。明宗顾左右录其诗，常以自诵。……道少能矫行以取称于世，及为大臣，尤务持重以镇物，事四姓十君，益以旧德自处。然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称誉。”他吟诵聂夷中的《田家诗》讽谏后唐明宗，正是“诗教”的典型例子。冯道很重视诗歌教育，也很善于进行诗歌教育，他的《天道》、《偶作》、《赠窦十》等诗的内容就是写立身处世和教育子女之道，《赠窦十》一诗流传颇广。《全唐诗》卷七百三十七录其诗五首。
由于江南地区相对比较安定，经济相当繁荣，文化教育比较发达。儒家经典仍然是学习的主要内容。《开蒙要训》、《千字文》《太公家教》和《蒙求》依然是蒙学阶段的主要读本。由于最高统治者的爱好与提倡，南唐、前蜀、后蜀、吴越等国的诗歌教育仍然十分发达，涌现了一大批诗人。《全唐诗》中收录了五代十国时期众多诗人的大量作品。
南
在南唐宫廷周围聚集了众多诗人。徐铉，十岁能属文，早岁与韩熙载齐名，江东谓之“韩徐”。《全唐诗》卷七百五十一至七百五十六录其诗298首。韩熙载，《全唐诗》卷七百三十八录其诗5首。宋齐丘，《全唐诗》卷七百三十八录其诗3首。李中《全唐诗》卷七百四十七至七百五十录其诗310首。张泌，《全唐诗》卷七百四十二录其诗19首，卷八百九十八录其词27首。伍乔，南唐时举进士第一，《全唐诗》卷七百四十四录其诗21首。成彦雄，《全唐诗》卷七百五十九录其诗27首。
前蜀经济繁荣，崇尚文化。王建虽然出身草莽，但很尊重士人，也能作诗，《全唐诗》卷八录其诗1首。著名文人韦庄、冯涓、许寂、周庠、张格都受到他的重用，著名诗僧贯休、道士杜光庭晚年都依附于他。王建妃子徐氏二女皆有国色，均能作诗，《全唐诗》卷九录其诗16首。后主王衍，颇知学问，能作艳词。《全唐诗》卷八录其诗5首，卷八百八十九录其词2首。前蜀宫廷周围聚集了大批文人学士。牛峤曾有歌诗三卷，《全唐诗》卷六百六十七录其诗6首，卷八九二录其词26首。牛峤之侄牛希济以词著名，《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三录其词12首，卷七百六十录其诗1首。顾夐善作艳词，意象清新生动，《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四录其词55首。薛昭蕴擅长作诗填词，才华出众，好唱《浣溪沙》词；《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四录其词19首，其中《浣溪沙》8首。
值得注意的是，前蜀出现了两位波斯裔诗人——李珣、李舜弦。李珣是著名医药学家，又是著名诗人，有诗集《琼瑶集》，《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六收录其词54首，卷七百六十录其诗3首。其《南乡子》词17首,歌咏南国风物人情，明快清新。李珣之妹李舜弦颇有文才，被王衍纳为昭仪。李舜弦工于诗，其诗多受文人赞赏，《全唐诗》卷七百九十七录其诗3首。
前蜀还出现了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才子黄崇嘏（883—925）。她是临邛(今四川邛崃)人，父亲曾在蜀中任州郡长官，她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工诗善文，棋琴书画，无一不精。12岁时父母相继亡故。成年后，她才艺出众，特立独行，常女扮男装，游历川东川西。她的诗引起著名文人周庠叹赏，因为当时她扮作男子，就举荐她代理司户参军。上任一年，卓有治绩。周庠见她英俊多才，三十尚未成家，就主动提出把心爱的女儿嫁给她。黄崇嘏作《辞蜀相妻女诗》表明身份。后归家守贫，全璧而终。《全唐诗》卷七百九十九录其诗2首。金元杂剧《春桃记》、明代徐渭杂剧《女状元辞凰得凤》均以黄崇嘏之事为蓝本。明代杨慎的笔记《杨升庵外传》亦记此事。黄梅戏《女驸马》也以她为原型。清人吴任臣所著的《十国春秋》中记载了黄崇嘏的生平事迹。
后蜀文化相当发达。《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一载：“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毋昭裔是五代后蜀著名文人、藏书家，河中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他出身贫寒，嗜好读书，曾借书来读，遂博学有才名。孟知祥镇守四川时，他为掌书记，后擢御史中丞。后主孟昶继位，任后蜀宰相16年，以太子太师致仕。他酷好古文，精于经术，极嗜图籍，致力于藏书。早年向人借《文选》、《初学书》等书，人面有难色，他曾立志刻印书籍，惠及天下学子。后蜀广政年间（938—965），他奏请刻板印行九经。他命张德钊书写九经，刻石立于成都学宫；又出私财营建学宫，立印舍刻印九经；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写《文选》、《初学书》、《白氏六帖》等书，刻板印行。后又命人印行《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他还著有《尔雅音略》。北宋平蜀后，其子毋守素将藏书与刻板献于北宋朝廷，印行于世。
嗣主孟昶有诗词传世，《全唐诗》卷八录其诗1首，卷八百八十九录其词1首。孟昶的妃子
由于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和对文学的爱好，后蜀宫廷周围也集聚了许多诗人。杨玢，卷七百六十录其诗3首。徐光溥，卷七百六十一录其诗2首。刘义度，卷七百六十一录其诗1首。毛文锡作词较多，《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三录其词32首。欧阳炯能诗善词，曾拟白居易讽谏诗五十篇，《全唐诗》卷七百六十一录其诗6首，卷八百九十六录其词48首。韩昭，卷七百六十录其诗2首。鹿虔扆，卷八百九十四录其词6首。魏承班，《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五录其词21首。尹鹗，《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五录其词17首。毛熙震，《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五录其词29首。阎选，《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七录其词10首。
后蜀赵崇祚于广政三年（940年）编成《花间集》十卷，著名诗人欧阳炯为之作序命名。书中收录了晚唐五代时期温庭筠、皇甫松、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和凝、顾夐、孙光宪、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等十八位词人的五百首词。《花间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集中体现了词律的规范化，确立了词这种新的诗歌形式的文学地位，奠定了五代之后词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是研究我国古代诗词发展史的重要原始资料，是我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吴越国文化也兴盛一时。吴越王钱镠虽起于草莽，兴于行伍，但立国后颇好吟咏。《全唐诗》卷八录其诗2首，《全唐诗外编》录其诗16首。《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载，钱镠的儿子钱元瓘“亦善抚将士，好儒学，善为诗，使其国相沈崧置择能院，选吴中文士录用之。”钱镠的孙子钱倧、钱俶皆能吟咏。钱俶自编其诗为《正本集》，《全唐诗》卷八录其诗1首。
五代十国中的其它政权也出现了一些诗人。如后唐庄宗李存勖自幼喜欢音乐歌舞，洞晓音律，文才颇高，能作词，《全唐诗》卷八百八十九录其词4首。荆南诗人孙光宪，素以文学自负，有集五十余卷，《全唐诗》卷七百六十二录其诗八首，卷八九七录其词79首。
第四节 北宋时期的诗歌教育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凭借手中的兵权发动陈桥兵变，定都开封，建立了宋王朝，史称北宋。此后20年间，北宋王朝先后平定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等割据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局面。北宋王朝汲取了唐朝后期擅政、藩镇割据的教训，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不断削弱地方权力，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成为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自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后，历代皇帝都对军事将领深加忌防，并多用儒臣治军，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北宋对内偃武修文，大力抑制武臣，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在军事上无所作为，屡屡屈服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宋代是对外关系最软弱的时期，所谓“唐乌龟、宋鼻涕”一说，可见宋之软弱。1127年，金军攻破东京开封，北宋灭亡。
宋代的科学技术相当发达，丝织业、制瓷业、造船业均领先世界，沈括的《梦溪笔谈》记录了当时科学技术方面的突出成就。北宋城市规模之巨大，商业之繁荣均超过前代，纸币“交子”的使用就是明证。当时海外贸易尤其发达，广州、泉州是闻名世界的大商港。北宋都城开封已经是人口超百万的大型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表现了开封当时的繁华景象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北宋时期繁荣的经济、发达的科技，为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文化消费的增长也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词的兴盛与城市经济、特别是娱乐业的繁荣有极大关系。宋仁宗庆历年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促使印刷业迅速发展起来，对科技文化的传播产生了巨大作用。北宋印刷业空前发展，公私刻书业的兴盛使书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阁和州县学校藏书丰富，就是私人的藏书也动辄上万卷。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等以私人藏书为对象的目录学专著的首次出现就是一个明证。
北宋王朝十分重视文治教化。赵匡胤和赵匡义以下历代皇帝都好读书，重用文士。城市规模的扩大、经济的繁荣为教育发展提供了契机，农业技术的改革极大的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宋代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三位宰相相继兴学又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北宋继承唐代教育制度，在府、州、县、路等行政区域内设立学校。北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倡导“庆历兴学”，在东京兴办太学，采用胡瑗的湖学法制订“太学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应科举者需先受300日的州县学校教育；考试先考策论，次考诗赋，不考贴经、墨义。宋神宗赵顼时，王安石倡导“熙宁元丰兴学”，进一步扩建太学，学生名额增加到两千四百人，并重订太学条制，推行三舍法；整顿地方官学，统一学校和科举内容；科考取士本于学校，取消诗赋、帖经考试。宋徽宗赵佶时，蔡京倡导“崇宁兴学”，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太学(包括辟雍)共有学生三千八百人，同时，停罢科举，在各州县普遍设立学校，由学校选拔人才，学校教育达到极盛时期。《宋史·选举志一》说：“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除了从国子学到县学的各级官办学校外，私立学校也日益兴盛。官学、私学与书院构建了宋代的办学格局。宋代书院尤盛，一般皆选山林名胜之地为院址，蒐集图书，延聘学者，聚徒研习儒家经典，讲授孔孟学说。声名最著者为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睢阳书院等“四大书院”。南唐的白鹿洞学馆，亦称“庐山国学”，北宋改称白鹿洞书院，就是著名的藏书与讲学之地。四大书院的规模和学术水准都堪与官办学校媲美。宋代学者普遍重视教育，教育的普及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宋代士人的总体学术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宋代成为中国文化教育高度发展的时期。
在继承唐代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宋代科考的内容和侧重点不断变化，时而重经文，时而重诗赋，时而重策论，但诗赋始终受到文人的重视。宋代科举实行弥封制度，进士及第都要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选，每科所取的人数常超过唐代十倍，科举成为国家笼络知识阶层的有效手段。宋代政治权力对平民阶层广泛开放，文人的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路，“学而优则仕”得以真正实现，社会门阀势力完全消失，使宋代社会具有前代所没有的平等程度。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又名《励学篇》）为读书人描绘了美妙的前景：“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因而当时士人皆以读书为第一要务。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欧阳修、梅尧臣、苏氏父子、黄庭坚等，都出身于寒微家庭。宋王朝优渥文士，文人士大夫地位之高、待遇之优，其它朝代都难以相比。宋代对待文人的政治环境相当宽松。据说宋太祖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宋太宗也曾说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尽，不必过分追究。士大夫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如吕蒙正天天吃鸡舌汤，宋祁夜夜拥妓豪饮，文人对国家政权的依赖性越来越大。
宋代是一个君权高度强化的专制社会，宋王朝通过科举加强了对文人的思想控制。北宋王朝以崇尚儒学为标榜，同时也提倡佛、道思想，“三教合一”的趋向在这时开始形成。从维护高度专制的政权出发，大多数士大夫以儒学安身立命，既要保持儒学的优势地位，也对儒学加以适当改造，希望以伦理道德的内化来解决社会矛盾，儒家伦理观念被不断强化。宋代科举考试的内容自真宗以后由诗赋、策论转变为集中于儒学，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诸子书籍不合儒学的都不许采用。自仁宗以后，进一步在各州县建立学校讲授儒学，作为培养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对读书人精神生活的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的语文教育，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教学实践，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诗经》被确定为“十三经”之一，诗歌教育的内容、形式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北宋也是一个思想统治开始严厉的时代。熙宁年间，苏轼就因“乌台诗案”被捕受审而险些丧命。宋代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往往以天下为己任，文人大都只
北宋文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颓之后，得到宋代作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的热烈响应，他们更加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城市和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和市民文化的兴盛。戏曲、说话等通俗文艺在宋代也有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后来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诗歌方面，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倾向于通俗化，这种趋势最终形成了与唐诗大异其趣的宋诗。词是市井文化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与都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兴起关系密切。北宋词的境界进一步得到扩展，从题材到形制，从作家到作品，词的创作达到巅峰状态，成为与唐诗并称的奇葩。
北宋帝王崇儒好学，多具有较深厚的文化修养，爱好文学，多能诗词，愈往后愈甚。宋太祖赵匡胤在未发迹时就曾吟咏过一些表现宏大志向的诗篇。宋太宗时，姚铉以一首《赏花钓鱼侍宴应制》赢得太宗的激赏，为时人羡慕。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很有名气。由于道统文学观的兴起和理学的逐渐形成，诗歌也被视为传道的工具而较少表现纯粹的个人生活情感，宋代文人真正最重视的、也最能反映他们的思想性格的文学体裁，仍然是诗歌。傅璇琮领衔主编的《全宋诗》收录两宋9000余位诗人的作品二十余万首。唐代诗人对宋代诗人影响很大，最突出的是杜甫、白居易、韩愈、李商隐等人。北宋著名诗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都对杜甫推崇备至，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的特点。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诗歌都不同程度受到韩愈诗风的影响。北宋诗人在诗歌的语言技巧方面尤有显著的创新与发展，他们比唐人更多地运用日常口语及散文句法，使得诗歌的意象自然亲切、意脉流动顺畅，意境平常冲淡；又将生僻语词、典故及特异句式引入诗中，使得作诗成为诗人比赛学问和机智的工具，诗歌变得更精致、更含蓄。
词至两宋达到顶峰，在意境、形式、技巧等方面都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唐圭璋编纂的宋词总集《全宋词》（中华书局一九九七年版）收录两宋词人1400余家，词21000余首。在传统上，词最初是唐代歌妓在酒宴上演唱的歌曲，与乐歌有密切联系，以抒情委婉细致见长，抒情性与音乐性要比诗歌讲究。晚唐五代的花间词有浓郁的宫体气息，题材大抵是男女艳情、离愁别恨，语言精心雕琢，艳丽精美。受其影响，宋词的正宗依然是吟风弄月、儿女情长。诗庄词媚，诗大词小，重诗轻词，是北宋文人的基本观念。北宋初期，词继续受到文人士大夫包括最高统治者的喜爱。据说宋太宗“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续湘山野录》）。不过词的地位并未因此而提高，它仍然只是文人在樽前花间一觞一咏之际的娱乐性创作。北宋庆历以后，词的创作在内容、技巧、体制各方面都出现了飞跃发展，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词人，其中晏殊、晏几道、张先、欧阳修、柳永尤为出色，而苏轼的成就尤其卓越。宋仁宗“颇好”柳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陈师道《后山诗话》）。虽然词在宋代许多文人眼中依然不如诗那样崇高庄严，但它已经赢得了与诗并驾齐驱的文学地位。北宋词人，从柳永、二晏、周邦彦、姜夔到吴文英等，恪守词的传统，使词的形制更丰富、语言更精炼、意境更深婉、风格更细腻，音律更精美，保持了词家本色。苏轼则异军突起，以其雄大才气开创了词的新境界。他打破了词的题材限制，把“诗言志”的传统引入词中，而且把散文句式用在词里，使词的内容更丰富，形式技巧更多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人词的面目。
著名的开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北宋中叶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两岁时其父病故，贫无依靠，随母改嫁，倍受歧视。虽家境贫寒，但他胸怀远大，刻苦自律，每日画粥断齑，笃学不辍。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镇守延州时威震西夏，后官至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新政”。范仲淹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他的诗歌坚持风雅传统，有多议论的散文化倾向，以《四民歌》为代表。散文《岳阳楼记》是历来传诵的名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千古名句。其词仅存五首，但突破了唐末五代词的绮靡风气，开拓了宋词的表现领域，开辟了宋词崭新的审美境界，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苏幕遮》、《渔家傲》是他的名作。《渔家傲》一词意境阔大，沉郁苍凉，成为后来豪放词的滥觞。他的诗文对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人影响深远。
晏殊（991—1055）字同叔，临川（今属江西）人，七岁就能写作诗文，十四岁以神童应召入试，赐同进士出身，后官至宰相。他善于选拔人才，当时知名文士如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俱出其门。他诗、文、词兼擅，在北宋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宋史·晏殊传》载其“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晚岁笃学不倦。文集二百四十卷。”其诗文大都散佚。他在词的创作上有较大成就。由于一生显贵，其词作主要反映富贵闲适的生活，以及在这种生活环境中产生的感触和闲愁，笔调闲婉，理致深蕴，音律谐适，词语雅丽。他的词题材狭窄，基本上没有超出晚唐以来文人词的范围。今存《珠玉词》130多首，其中伤春感时的作品最能代表他的特色，如《浣溪沙》二首。“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是他词中的名句。在封建士人中，其人生境遇算得上志满意得，因而他的词感情柔弱，常常渗透着自我满足的心态和雍容闲雅的气质，表现出一种富贵气象。他的词语言技巧很高，风格清丽疏淡，细腻精致，进一步把宋词推向文人化、典雅化。
张先（990—1078）字子野，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天圣八年进士。他与晏殊交情很深，词作的题材也与晏殊相似。他生性浪漫，写男女之情更多些。他的词清新明丽，语言流畅精巧。由于他善于写“影”，如《青门引》中“隔墙送过秋千影”、《木兰花》中“无数杨花过无影”、《天仙子》中“云破月来花弄影”等，被誉为“张三影”。在宋代词人中，张先较早较多地写作长调和慢词，为宋词的发展开启了一条新路。
柳永（约987—约1053），原名三变，字耆卿，别号柳七，是北宋专力写词第一人。出身官宦之家，为人放荡不羁，留连于秦楼楚馆。早年屡试不第，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始登进士第。柳永精通音律，借鉴民间的俗曲，大量创制慢词，在词的体制、内容、风格诸方面均有所突破。其词打破了长期以来文人词以小令为主的传统，自制长调慢词，开一代风气，奠定了宋词昌盛的基础。他对词的题材有较大拓展，部分作品生动地展现了北宋中期都市的繁华富庶和民情风俗，其羁旅行役和男女恋情之词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落魄士子和市民阶层的思想情趣。如《望海潮》（东南形胜）、《雨霖铃》（寒蝉凄切）、《凤栖梧》（伫倚危楼）等是他的名篇。他的词以铺叙见长，语言通俗而不失雅趣，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欢迎。陈师道《后山诗话》中说“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宋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记述西夏归朝官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而《高丽史·乐志》里也多记载柳词。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称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载，《望海潮》一词流播金国，金主完颜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顿起渡江南侵的念头。这都可见他的词在当时流传之广与影响之大。其雅词对苏轼、周邦彦影响较大，而俗词则远接以敦煌词为核心的民间词传统，下开金元俗曲之先声。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吉水（今属江西）人，出身于低级官吏家庭。四岁失怙，在其母郑氏训育下成才。《宋史·欧阳修传》载：“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天圣八年（1030年）举进士。文学上，他与梅尧臣、苏舜钦等人声气相通，提倡文学变革。政治上，他积极参与“庆历新政”，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他是北宋文学领袖，以欧阳修为首的文学集团在诗文创作上确立了宋代文学的基本风格。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他大力举荐人才，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文学家（如王安石、三苏、曾巩等）都曾得到他的提携。他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在诗歌和散文的创作方面都有突出成就。著名诗篇有《戏答元珍》、《别滁》等，散文名作有《醉翁亭记》、《秋声赋》等。他在词的创作上也有所革新，注重用词抒发自我人生感受，这种创作方式对苏轼有直接的影响。在宋代词史上，欧阳修是主动向民歌学习的第一人。他的词仍以吟咏男女恋情为多，承袭晚唐以来明丽柔婉的风格，以典雅细腻为主要特色，语言风格多样，或精美，或朴素，或俚俗，与他的诗文显然不同。《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踏莎行》（候馆梅残）是他词作中的名篇。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临川（今属江西）人，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神宗熙宁年间主持变法，几起几落。在诗歌领域，他广泛学习唐代诗人，尤其非常推崇杜甫，曾编辑《老杜诗后集》和《唐百家诗选》。杜甫在宋代逐渐受到高度重视，是以他为起点的。他的诗歌十分讲究语言锤炼，并善于不留痕迹地化用前人的诗句和意象，形成了以语言精炼圆熟、意境清丽含蓄为主的风格，如《泊船瓜洲》、《书湖阴先生壁》等。他对后来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影响很大，他们以才学为诗的偏向，也与王安石大有关系。王安石的词仅存29首，颇具开创性，《桂枝香·金陵怀古》是历来传诵的名篇。
苏轼（1037—1101）字子瞻，自号
在苏门人物中，黄庭坚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英宗治平年间中进士，曾任北京（今河北大名）
在苏门文士中，秦观是最为出色的词人。秦观（1049—1100）字太虚，后改字少游，高邮（今属江苏）人。元丰八年（1086年）进士，因与苏轼的关系被一贬再贬。他工诗善词，诗风与词风相近。词多写男女情爱，也颇有感伤身世之作，风格委婉含蓄，清丽雅淡。他性格柔弱，情感细致，“愁”是他的词中最常见的主题，如《千秋岁》（水边沙外）、《踏莎行》（雾失楼台）等，意境凄婉悲苦。其描写男女恋情的词往往真挚动人，如《鹊桥仙》（纤云弄巧）、《满庭芳》（山抹微云）等。少数词作如《望海潮·广陵怀古》也有豪放之气。他特别善于化用典故和前人诗句，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满庭芳》）出自隋炀帝的诗句；“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千秋岁》）化用了杜甫的诗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鹊桥仙》）是表达爱情的名句。凄迷的景色、宛转的语调和感伤的情绪，构成了秦观的词的艺术特征，因此他向来被看作婉约派的代表作家。他的词长于抒情，音律谐美，情韵兼胜，其中的感伤情调很容易引起一些怀才不遇的文士的共鸣，对后来从周邦彦、李清照直到清代的纳兰容若等词人都有显著的影响。
贺铸（1052—1125）字方回，自号庆湖遗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外戚之家，个性倔强，不阿附权贵，喜论天下大事。因长身耸目，面色铁青，人称贺鬼头。他能诗善文，尤长于词。他的词紧紧追随苏轼，内容、风格丰富多样，兼有豪放、婉约二派之长，长于锤炼语言并善于化用前人成句，用韵严格，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其描绘春花秋月之作意境高旷，语言浓丽哀婉。其爱国忧时之作悲壮激昂，境界奔放阔大。其词以《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鹧鸪天·半死桐》、《芳心苦》（杨柳回塘）、《六州歌头》（少年侠气）等最著名。《青玉案》是他的压卷之作，因“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一节，贺铸在当时就获得“贺梅子”的雅号。著名诗人黄庭坚曾亲手抄录这首词放在案头，把玩吟咏，同时还写了一首小诗寄给贺铸，对这首词给予很高评价：“解道当年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贺铸7岁学诗，诗作总数多达数千首，数量之巨远过于词，其诗名为词名所掩。
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词人是周邦彦。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年时博涉百家之书，为人落拓不羁。二十四岁时入太学读书，因献《汴都赋》升太学正。后仕途屡遭贬斥，曾任提举大晟府。他博学多才，精通音律，曾整理各种曲调，创制许多新调，进一步丰富了词的格律和形式，对词乐的发展贡献很大。其诗文俱佳，尤精作词，是北宋末期的词坛领袖。他的词题材狭窄，内容多为风月恋情、怀古羁旅、别愁离恨、咏物抒怀之类。他讲究章法布局，极端重视词与音乐的配合，使词律进一步规范化、精密化。其词格律谨严，音律谐美，追求典丽，为后世格律派词人所宗。代表作有《兰陵王·柳》、《瑞龙吟》（章台路）、《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和《六丑·蔷薇谢后作》等。周邦彦虽然在词的题材和内容方面没有新的开拓，但他在词的艺术形式、语言技巧方面是又一个集大成者，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宋时期的词人姜夔、吴文英、周密、张炎等都十分推重周邦彦。直到清代的“常州词派”还奉他为学词的典范。
北宋末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首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以下还有韩驹、潘大临等二十多人，“江西诗派”从此确立。江西诗派是在黄庭坚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这一诗人群体具有前所未有的较为严格的宗派色彩，他们都以学杜相号召，不仅在诗学观点和写作风格上大体一致，而且多数成员确实相互联系切磋，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诗派最主要的特征是在语言技巧方面“以故为新”，讲求“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讲究用典，生新瘦硬，是宋代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由于他们没有很好地继承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而仅仅片面强调他在句法、用事等方面的艺术技巧，因此就愈来愈走向形式主义的道路。“江西诗派”在北宋末至南宋初风靡一时，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其影响。其余波一直持续到晚清的“宋诗派”。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女诗人，至少表明当时中上层社会的女子能够接受良好的诗歌教育。北宋诗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称：“近世妇女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众。”他称赞王安石的妻子吴氏、妹妹（张奎妻）、女儿（吴安持妻）、侄女（刘天保妻）能文工诗，佳句颇多，“皆脱洒可喜”。司马光曾说：“今人或教女子以作诗歌，执俗乐，殊非所宜也。”也证明了这一点。可惜的是，当时这些女诗人的作品大多不传世。北宋出现了著名女诗人
朱淑真号幽栖居士。其籍贯身世，历来说法不一。她生活于北宋末期，南宋初年尚在世。她出生于仕宦家庭，幼时颖慧，博通经史，能文善画，精晓音律，尤工诗词，素有才女之称。相传因遇人不淑，婚后生活很不如意，抑郁而终。其作品为其父母焚毁，后人将其流传于世的诗词辑成《断肠集》2卷、《断肠词》1卷，因辗转相传，版本很多。其诗词多抒写个人爱情生活，早期笔调明快，文词清婉，情致缠绵；后期则忧愁郁闷，颇多幽怨之音，流于感伤，艺术成就颇高。如《菩萨蛮·木樨》：“也无梅柳新标格，也无桃李妖娆色。一味恼人香，群花争敢当。情知天上种，飘落深岩洞。不管月宫寒，将枝比并看。”
女词人聂胜琼有一首词《鹧鸪天·寄李之问》：“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曲，别个人人第几程。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这首词写离别相思之情，颇为感人。
1126年，金兵大举南侵，河南阳武（今河南省原阳县）县令蒋兴祖以身殉国，其女被金人掳走。蒋氏在雄州驿馆墙壁上题了一首词《减字木兰花·题雄州驿》：“朝云横渡，辘辘车声如水去。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飞鸿过也，百结愁肠无昼夜。渐进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女词人心怀凄恻，悲怨情深，充满感伤身世、眷恋故乡的情感。
北宋继承唐代教育制度，也特设童子科，作为考试科目之一，又称“童子举”。《宋史·选举志一》载：“宋之科目……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童子科年龄限在15岁以下，科考的主要内容即是背诵经书。要获得神童称号，应试者必须至少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等“七经”约28万字的儒家经典熟读成诵，其中《毛诗》39000余字。《宋史·选举志二》载：“凡童十五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州升诸朝，而天子亲试之。其命官、免举无常格。”“本朝童子以文称者，杨亿、宋绶、晏殊、李淑，后皆为贤宰相、名侍从。”
杨亿（974—1021）是北宋初期以早慧知名的诗人，从小就受到较好的教育。《宋史·杨亿传》载：“（杨亿）能言，母以小经口授，随即成诵。七岁，能属文，对客谈论，有老成风。雍熙初，年十一，太宗闻其名，诏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就试词艺，送阙下。连三日得对，试诗赋五篇，下笔立成。太宗深加赏异，命内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书，又赋诗一章，宰相惊其俊异，削章为贺。……即授秘书省正字，特赐袍笏。俄丁外艰，服除，会从祖徽之知许州，亿往依焉。务学，昼夜不息”。“亿天性颖悟，自幼及终，不离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滞，对客谈笑，挥翰不辍。精密有规裁，善细字起草，一幅数千言，不加点窜，当时学者，翕然宗之。”宋真宗时期，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首的馆阁诗人效仿李商隐的诗风，大量写作雕琢用典、铺陈词藻、属对精工、深婉绮丽的诗篇，彼此唱和应酬。杨亿把这些诗作编为《西昆酬唱集》后，这种被称为“西昆体”的诗风进一步在社会中盛行，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
宋绶（991—1041）是北宋文学家、书法家，自幼就受到良好教育，其外祖父杨徽之是宋初名儒，其母杨氏也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宋史·宋绶传》载：“绶幼聪警，额有奇骨，为外祖杨徽之所器爱。徽之无子，家藏书悉与绶。绶母亦知书，每躬自训教，以故博通经史百家，文章为一时所尚。”他曾辑录《岁时杂咏》共二十卷,收汉魏至隋唐诗1500余首。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文以载道”的思想在宋代文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经过先后三次兴学后，官学、私学、书院等三类学校的学科门类增多，课程内容也更加丰富实用。由于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和对文人的优待，大批知识分子人除了一部分“学而优则仕”外，教授私学成为他们的谋生方式，因此，宋代的私学更加兴盛和普及，而私学往往集中于蒙学阶段。与前代相比，宋代的蒙学教育更加发达，当时的小学、乡学、村学、义学、家塾等十分普遍。宋代蒙学有较完备的蒙学教材体系，包括《千字文》、《蒙求》、《百家姓》、《十七史蒙求》、《神童诗》等。其中，《百家姓》、《神童诗》是北宋时期出现的两种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蒙学读本。蒙学诗歌教材中最著名的是《神童诗》。《百家姓》在形式上具备了诗歌的特点，可以看作是诗歌类教材。
北宋初年问世的《百家姓》是我国流行时间较长、流传范围很广的一种蒙学识字教材，它将约500个常用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形式上很像一首四言诗，基本上包括了当时的常用汉字。虽然其内容缺乏文理，但编排合理，句式整齐，隔句押韵，读来顺口，易学好记。如：“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姜；戚谢邹喻，柏水窦章；云苏潘葛，奚范彭郎……”据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百家姓》的作者是钱塘(杭州)的一个儒生，前几个姓氏的排列大有讲究，如赵是指赵宋，既然是
《十七史蒙求》的作者是北宋时期名扬江淮地区的著名诗人王令。王令(1032—1059)字逢源，原籍元城(今河北大名)；5岁丧父母，随其叔祖居广陵（今江苏扬州），刻苦读书。十七岁就自立门户，在天长、高邮等地以做私塾先生为生，素有治国安民之志，年仅二十八岁便在贫病交加之中辞世。王令是一位颇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在短暂的十余年里就写出了70多篇散文和480多首诗，由其外孙吴说编为《广陵集》。他的诗多是酬答唱和之作，主要叙述了自己的志向与人生态度及四处奔波的苦难生活。他同情百姓苦难，深刻揭露了黑暗政治和民生疾苦，《梦蝗》一诗是其代表作。他的诗受韩愈、孟郊、卢仝、李贺的影响较深，构思新奇，气势磅礴，意境高远。《暑旱苦热》一诗尤其突出：“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他的诗歌曾受到王安石的极力称赞。
《十七史蒙求》共十六卷，仿照唐朝李翰《蒙求》的形式，采用四言韵语，上下两句对偶，生动地介绍了许多历史典故，富有教育意义。如：“宋璟第一，李广无双。燕许手笔，李杜文章。”“石苞当相，卫青封侯。误点作蝇，落笔画牛。一诺季布，片言仲申。衍口雌黄，裒皮阳秋。荀家八龙，贾氏三虎。战胜朝廷，折冲樽俎。汉卧发兵，郝餐击虏。致瓜苏琼，挂黄兴祖。裴楷如玉，卫玠若珠。明牛漏蹄，庾马的颅。”
《神童诗》相传是北宋学者汪洙所作。汪洙，字德温，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出身于县吏家庭，自幼聪明好学，九岁便善赋诗，有神童之称。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中进士，授明州助教。他曾筑室西山，每月召集诸儒讲学，以教授族闾子弟，乡称崇儒馆。据说，他九岁时曾在一所废弃的学宫旁放鹅，见殿宇破败，心有所感，就写了一首诗：“颜回夜夜观星相，夫子朝朝雨打头，万代公卿从此出，何人肯把俸钱修？”因而县令召见他，他当即又作一首诗：“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被县令称为神童，受到奖赏。《神童诗》是一部影响广泛的启蒙读物。据学者考证，通行的《神童诗》并非汪洙一人所作，后人对它进行了许多增补。《神童诗》最初共34首，均为五言绝句，其中劝学诗14首，表现科举及第得意心情的诗5首，歌咏时令节气的诗15首。后人又增补了一些描写花草和自然现象的诗篇。通行的《神童诗》有48首诗，全部选用五言绝句，篇幅短小，简洁含蓄，浅白清新，诗味浓郁，格律严谨，音韵和谐，对仗工整，琅琅上口，情趣盎然，易于记诵。其中很多诗句已广为流传，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达则相天下，穷则善其身。”再如流传久远的《四喜》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神童诗》是优秀的少儿诗歌读物，也是教导少年儿童学作诗歌的示范教材。因受时代局限，这些诗多以高官厚禄引导学童一心读书，曾遭人非议，但在宋元明清时期影响很大。
宋初承唐代科举制度，也以诗赋取士，《昭明文选》仍然是士人的必读书，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载：“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
王安石有一篇著名的散文《伤仲永》，记述了当时一个神童方仲永的故事：“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王安石在文中说方仲永五岁就能“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这倒有可能是真实的；但说他“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就能作诗，就太夸张了，恐怕是神话里才能发生的故事，所以王安石只好说“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实，根据常识来判断，方仲永幼时肯定接受过一些诗歌方面的教育；至于他受教育的途径，或是私塾，或是他人的口授，而后者的可能最大，因而不为人所知。王安石在文中没有说，大概是当地人神化了五岁童就能作诗这件事，以讹传讹，以致真相被湮没了。不过，儿童五岁就能作诗，的确不简单！王安石在文中强调了“受之人”——即受教育的重要性，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城市的发展与商业的繁荣既刺激了文学作品的生产，又使文学作品得以迅速传播。如曾巩的《苏明允哀词》称三苏的文章盛传于世，“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词在宋代达到顶峰就与此相关。城市中的歌楼酒馆是文学传播的重要途径，歌妓往往以演唱新词新曲为荣，甚至不惜代价、千方百计获得新词，这种需求极大地促进了文人词的创作，而她们的传唱又使新的词作不胫而走，在社会上迅速传播。柳永的词在当时就赢得了普遍欢迎。僧惠洪《冷斋夜话》称黄庭坚“诗词一出，人争传之”。由于传统诗歌体裁成为正统思想观念的载体，词的兴盛也就成为宋代民间诗歌教育的重要形式。词这种新的诗歌形式在宋代虽难登“大雅之堂”，却获得了极大繁荣，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就说明了柳永的词受到大众欢迎的程度，即使是宋仁宗也不能幸免。
宋代的文学家颇重视研究、总结诗词创作规律，编著了许多“诗话”、“词话”。他们从个人经验出发，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这些著作既归纳诗词的一些写作规律，也对作家作品进行分析点评，这就为文人学习作诗填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续诗话》、刘攽《中山诗话》、王直方《归叟诗话》、魏泰《临汉隐居诗话》、释惠洪《冷斋夜话》、陈师道《后山诗话》、蔡绦《西清诗话》、范温《潜溪诗眼》、吴开《优古堂诗话》、吴可《藏海诗话》、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吕本中《紫微诗话》等。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历史上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文艺论著，开创了诗歌理论著作的新体裁，大体上奠定了北宋诗话既有漫笔琐记、逸闻趣事，也有诗歌考证、点评阐发这样的体例。原书只称《诗话》，因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后人名之为《六一诗话》、《六一居士诗话》、《欧公诗话》、《欧阳永叔诗话》、《欧阳文忠公诗话》等。全书共二十八条，各则条目之间的排列并没有逻辑联系，以漫谈随笔形式评论诗歌，记录轶闻趣事和瞬间感想所得。其篇幅虽小，内容颇丰，有对诗歌规律和特性的探求，有对佳句的点评赏析，也有掌故轶事介绍和谬说更正等。书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意新语工”等论点，体现出欧阳修追求冲淡雅正、天然平和的文学思想。欧阳修曾为北宋诗坛盟主，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对文学创作有深切体会，因而其诗话多有“点睛”之妙。其中对人物典故的叙述则是珍贵的文学史料；对诗人的品评大多准确中肯，足资后人借鉴。因此，这本书在后世广为流传。
在北宋时期，胡瑗、程颢、程颐等人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祖籍陕西安定，世称
程颢、程颐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程颢（1032－1085）字伯淳，洛阳人，后人称
二程对诗歌教育非常重视，并有独到见解。程颢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入《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师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程颢作诗较多，如《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偶成》：“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程颐将诗看作“闲言语”，认为作诗“甚妨事”，但他自己并非不作诗。《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歌谣历来是民众表达心声的主要手段。北宋时期的民间歌谣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被保存在一些笔记小说里。仅存的这些歌谣中，仍然能够反映社会底层的呼声，表达人民的爱憎。如“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就是群众对抗敌英雄的一曲赞歌。如“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就表达了人民对权奸王黼公然受贿、卖官鬻爵的讽刺。如“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就反映了百姓对奸臣的憎恶。如“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就揭露了北宋末期统治者广开言路的实质。这些民谣表达了人民惩恶扬善的愿望，是民间诗歌教育的主要形式。
第五节 南宋时期的诗歌教育
1127年，金军南侵，攻占北宋都城汴京，徽宗、钦宗被俘，北宋灭亡。5月，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改元建炎，重建宋王朝，史称南宋。南宋与西夏和金朝并存。之后，南宋朝廷在金兵的压迫下继续南迁，最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与北宋相比，南宋偏安一隅，更加懦弱，是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王朝。南宋立国之初，也曾由宗泽、岳飞、韩世忠等众多将领抗金北伐，多次击败金军。但宋高宗任秦桧为相后，削夺抗金将领的兵权，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父子，一味推行求和政策，向金国纳贡称臣，于东南半壁苟且偷安，穷奢极欲。此后，妥协投降成为南宋统治者的一贯政策。南宋理宗之后，奸佞当道，政治腐败，国势日衰。1234年，蒙古大军灭金，其后继续南下攻宋。元军于1276年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俘五岁的南宋恭帝赵显。南宋残余势力陆秀夫、文天祥等人继续坚持抗元斗争。1279年3月，崖山海战失败后，陆秀夫背负刚满八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南宋彻底灭亡。
南宋全面继承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制度。高宗南渡以后，继续沿袭科举取士制度，并于建炎二年（1128年）恢复诗赋和经义两科进士，一直延续至宋末。如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榜330名进士。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中榜989名进士；宝佑四年（1256年），中榜601名进士。在外患内忧不断的情形下，南宋官学仍然维持了较大的发展。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在临安府重建太学，至南宋末，太学生多达一千七百多人。尊孔崇儒依然是南宋文教政策的核心。程朱理学在北宋末南宋初屡经禁止后，至南宋中期影响越来越大，宋理宗极其推崇程朱理学，是理学官学化进程中一位重要的君主。
南宋时期的书院教育尤其发达。北宋中期以后，随着三次大规模的兴学，州县官学日益普及，书院渐趋衰微。南宋时期，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学者讲学活动的广泛开展，书院又开始复兴。鼎盛时期的书院数量有二三百家，遍布南宋统治的大部分地区，而书院内部的设施功能更加完善，教育教学的规章制度更加完备。其中，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并称为“南宋四大书院”，四大书院的主持人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都是当时著名学者兼教育家。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主持修复了白鹿洞书院，亲自为白鹿洞书院制定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书院教条》），体现了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思想，成为南宋以后元明清三代七百年间书院办学的范本。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职湖南，大规模重建岳麓书院，邀请知名学者来此讲学，一时名声大振，成为当时的文化学术中心；学生人数最多时达千余人，办学规模远远超过北宋时期。
南宋自立国起就始终面临外敌不断入侵的局面。“靖康之难”、金兵南侵、蒙军攻宋给南宋文人士大夫以极大的刺激，其中许多人目睹了惨烈的战争，亲历了艰辛的流亡，亲身体验了百姓的苦难，他们的思想情感都产生了很大变化。平民百姓的流离失所与帝王将相的荒淫享乐，民众要求抗击侵略、收复失地的强烈呼声与南宋朝廷的孱弱怯懦、屈膝投降，无不使他们感到悲愤。因此，慷慨悲歌、苍凉悲壮成为他们笔下的主旋律，许多文人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悲怆激愤的情调。在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成就突出的诗（词）人，如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杨万里、范成大、姜夔、吴文英等。其中，陆游和辛弃疾分别代表了南宋诗与词的最高成就，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南宋灭亡之际，涌现出以文天祥为代表的爱国诗人群体，他们的诗篇历来是激励爱国主义精神的教材。
李清照（1084—1155？）号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生于仕宦家庭，自有受到良好教育，十二岁就能诗善文。陆游自少年时即深受爱国思想的熏陶，在政治上主张坚决抗金，收复失地，因而一直受到投降派的压制。直至晚年退居家乡，收复中原的信念始终不渝。他一生创作诗歌很多，今存9300余首，是两宋时期留存作品最多的一位诗人。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老学庵笔记》等。他的诗题材广泛，内容极为丰富，或抒发政治抱负，或反映人民疾苦，或抒写日常生活，或批判统治集团的投降政策，风格雄浑豪放，晓畅平易，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渴望恢复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充满着爱国主义激情。他曾深受江西诗派的影响，广泛学习前人之长，尤其尊崇屈原和杜甫。他的诗在体裁上无体不备，各体俱工，更擅长近体诗。《关山月》、《书愤》、《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游山西村》、《临安春雨初霁》、《示儿》等均为后世所传诵。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之一，在当时和后世都赢得了广泛的尊重。陆游专力于诗，但也擅长填词，较多地受到苏轼的影响。在现存的100余首词中，有部分作品同样抒写了激越的爱国情思，如《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钗头凤》是抒写爱情的名篇，《卜算子·咏梅》是咏物言志的名作。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出生于儒士之家，自幼读书非常勤奋，广师博学，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及第。一生主张抗金，正直敢言，清正廉洁；因奸相专权辞官居家，忧愤而死。他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并称“中兴四大诗人”（或“南宋四大家”）。杨万里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从模仿到自成一家的过程。他在《荆溪集自序》里说：“予之诗，始学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并成长于金人统治区域的一个汉族官员家庭，父亲早逝，由祖父辛赞抚养成人。少时拜金国著名诗人蔡松年、刘瞻为师，与金国著名书法家、诗人党怀英同学。他从小亲眼目睹汉人在异族野蛮统治下所遭受的屈辱与痛苦，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的志向。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他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屡次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他是一个具有实干才能的政治家，一位文武双全的英雄豪杰，又是一位勇于创新的词人。辛词继承了苏轼豪放词风，进一步开拓了词的境界，扩大了词的题材，又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散文、辞赋等各种文学形式的优点，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形成了辛词的独特风格，进一步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其词主要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揭露和批判南宋统治者的屈辱投降行径；也有一些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他还善于吸收民间口语入词，尤其善于用典、用事和引用前人诗句、文句，往往稍加改造而别出新意。他的词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雄奇阔大，激情飞扬，慷慨悲壮，笔力雄健。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青玉案·元夕》、《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采桑子·书博山道中壁》、《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等都是流传后世的名篇。在文学史上，辛弃疾与苏轼并称为“苏辛”。其《稼轩长短句》存词620余首，数量之富雄冠两宋。辛弃疾的词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很大影响，他的名篇历来受到人们喜爱，成为培育爱国主义精神的教材。辛弃疾以词名家，其诗文亦有令人称道者。其诗作较多，同样反映了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变化，如《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等。其诗因诗集亡佚而多不被重视，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姜夔（1155？—1221？）字尧章，别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属江西）人。他出生于仕宦家庭，自幼随父宦游，受到良好教育。成年后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而未登第，一生以布衣身份做着豪门清客，与当时著名诗人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萧德藻等人都有交往。他多才多艺，精于书画，能诗善文，精通音律。其词尤娴于音律，能自度曲，格律严密，其作品以清空峭拔、空灵含蓄著称，《扬州慢》（淮左名都）、《暗香》（旧时月色）等是他的名篇，有词集《白石道人歌曲》。他的词艺术成就很高，尤其善于描绘清幽的意境来寄托他落寞的心情，对后世许多仕途失意的文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对后世词人影响巨大，被清初浙西词派奉为圭臬。姜夔也善作诗，为杨万里、范成大等人推重。他初学黄庭坚，后转学晚唐诗人陆龟蒙。其晚年自编诗集三卷，已佚。今存《白石道人诗集》、《白石诗说》等。他的诗歌善于锤炼字句，力求精巧工致，情调恬淡而有韵味。尤其是《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姑苏怀古》、《湖上寓居杂咏》等绝句，意蕴清妙秀远，有晚唐绝句风味。由于他的诗歌在艺术上缺乏独创性，影响远不如其词大。所著《白石诗说》，其中多有精辟见解。
南宋宁宗、理宗年间，杭州书商兼诗人陈起结交了许多文人雅士，他们相互应酬唱和，形成了一个不固定的诗人群体。经过搜集、选择，陈起出资刻印了一些诗人的诗集，命名为《江湖集》，以后又陆续刻印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等。 这些诗集的刊刻流传，扩大了这群诗人的影响，形成了一个组织松散、诗风相近的诗歌流派，后人便称之为“江湖派”。广义的“江湖诗人”人数众多，包括姜夔、刘克庄、戴复古、赵汝遂、高翥、方岳、叶绍翁等，还有“永嘉四灵”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等人。他们多是流落江湖的中下层文人，反对江西派诗风，比较重视诗歌的抒情性，提倡清丽新巧、精致空灵的诗风，其诗歌也多表现凄情落寞的心境和淡泊高逸的情怀。一些诗人的名篇意境优美、语句流畅，大受人们喜爱而流芳千古。如赵师秀的《约客》、翁卷的《乡村四月》、叶绍翁的《游园不值》等，这些诗篇至今仍广为流传。
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又字宋瑞，自号文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出生于乡间儒士家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以先贤欧阳修等为榜样，立志做忠臣烈士；18岁时获庐陵乡校考试第一，二十岁参加科举考试，经王应麟推荐，被宋理宗亲自擢为进士第一名，历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南宋灭亡后坚持抗元斗争，因兵败被俘，坚贞不屈，从容就义。他所作诗文较多，有《文山全集》。文天祥前期诗歌多赠和之作，深受江西诗派影响，常常搬弄典故辞藻，比较平庸。在抗元战火中历经沧桑之后，其诗风大变。他后期诗歌主要学习杜甫，有《集杜诗》二百首。他以诗为史和以诗明志，风格直露急切，苍劲悲愤，表达了他对民族危亡的深沉忧患和忠贞爱国精神，这些诗篇结集为《指南录》、《指南后录》和《吟啸集》等。他的事迹和诗篇都是后人学习的光辉榜样，《扬子江》、《过零丁洋》、《金陵驿》、《正气歌》等是中国诗史上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芒的优秀诗篇，传诵至今，流芳千古。
南宋时期，吟诗填词之风盛行。流风所及，就连一些征战沙场的战将如韩世忠、岳飞也有作品传世。《全宋词》卷148录韩世忠的词3首：《临江仙》（冬看山林萧疏净）、《南乡子》（人有几何般）、《满江红》（万里长江）。《全宋词》卷177录岳飞的词3首：《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满江红·写怀》（怒发冲冠）、《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遥望中原）。这些出身行伍的将领能写出境界非凡的词篇，正说明了当时诗歌教育的普及程度与显著成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宋之际出现了杰出的女诗人李清照，至少说明当时中上层社会的女子能够接受良好的诗歌教育。南宋时期出现了较多的女诗人，既有名门淑女，也有青楼才女。《全宋词》里辑录了女诗人的许多光彩篇章，虽然有一些人连姓名也被遗忘，但她们以卓绝的才华在诗歌史上留下了翩翩倩影。如唐婉、吴淑姬、严蕊、乐婉、张玉娘、章丽贞等。
孙道绚号冲虚居士,生卒不详，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她生活于北宋末南宋初年，自幼聪颖绝人，饱读书史，过目不忘；三十岁丧夫，守节教子，守志而终。她一生作诗词较多，晚年因遭火灾，文稿被焚毁；其子黄铢仅搜集到人们口耳相传的词作六首。如《醉思仙·寓居妙湛悼亡作此》：“晚霞红。看山迷暮霭，烟暗孤松。动翩翩风袂，轻若惊鸿。心似鉴，鬓如云，弄清影，月明中。谩悲凉，岁冉冉，蕣华潜改衰容。 前事销凝久，十年光景匆匆。念云轩一梦，回首春空。彩凤远，玉箫寒，夜悄悄，恨无穷。叹黄尘久埋玉，断肠挥泪东风。”这首悼亡词最为人所称。其子黄铢是学者兼诗人，著有《谷城集》五卷和《楚辞协韵》等。
唐婉，字蕙仙，生卒不详。她是陆游母舅唐诚的女儿，自幼文静灵秀，才华横溢。唐婉嫁给表兄陆游后，两人的亲密感情却引起了陆母的不满，陆游被迫妻另娶。唐婉而后嫁给皇族后裔士人赵士程。1155年，陆游在沈园偶遇唐琬，在墙上题了一首《钗头凤》（红酥手）词。唐婉感慨万千，于是和了一阙《钗头凤》：“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此后不久，唐婉便抑郁而终。
吴淑姬本名已失，湖州人，生卒不详。出生于寒儒之家，其父为秀才。她聪明貌美，能诗善词，被一富家子弟强占，反被诬以奸淫而遭定罪判刑。府衙僚吏观审后置酒席，命她脱枷侍饮，以冬末春初之景为题作词自咏，即席作《长相思令》：“烟霏霏，雨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从何处回？醉眼开，睡眼开，疏影横斜安在哉？从教塞管催！”太守因此将她释放。后为人买为妾，名曰淑姬。著有《阳春白雪词》五卷，《全宋词》录其词4首。
严蕊原姓周，字幼芳，生卒不详。她出身书香门第，自小学习礼乐诗书，父母双亡后沦为台州营妓，艺名严蕊。她善操琴、弈棋、歌舞、丝竹、书画，学识通晓古今，诗词语意清新，色艺冠绝一时，义气闻名四方。台州知府唐仲友曾命其赋红白桃花，严蕊脱口而成《如梦令》：“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豪士谢元卿夙闻其名，在酒宴上命其赋词，要求以己姓“谢”字为韵。刚开始行酒，严蕊已写出一首《鹊桥仙》：“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道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唐仲友为严蕊才华遭遇所感，为其落籍。后浙东常平使朱熹挟嫌报复，诬唐、严二人有伤风化，令人抓捕严蕊，鞭笞拷打逼其就范。严蕊宁死也不愿污人清白。此事朝野议论，惊动宋孝宗。岳霖任提点刑狱，命其作词自陈，严蕊当即口占一首《卜算子》表明心志：“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
杭州歌妓乐婉与施酒监相爱，两人被迫分别时，乐婉作《卜算子》词赠答：“相思似海深，旧事如天远。泪滴千千万万行，更使人、愁断肠。要见无因见，拚了终难拚。若是前生未有缘，待重结、来生愿。”这首词表达了一位柔弱女子对爱情的渴望与无奈，十分感人。
张玉娘（1250—1276）字若琼，自号一贞居士，松阳（今浙江松阳县）人。她出身于仕宦之家，自幼聪慧，文才出众，尤其擅长诗词，时人将她比作班昭。因未婚夫沈佺早亡，她守情五年抱恨而亡。著有《兰雪集》两卷，有诗117首，词16首。其诗体裁丰富，风格多样，有律绝、乐府、杂体、歌行等，尤其长于古风。既有清丽凄婉、感人至深的爱情悲唱，如《山之高》、《拜新月》等；又有慷慨激昂、壮怀激烈的爱国高歌，如《塞上曲》、《从军行》等。其词数量较少，主要抒写相思离别之情，如《浣溪沙·秋夜》、《玉蝴蝶·离情》等。《兰雪集》曾被称为李清照《漱玉集》后第一词集，时有“南张北李”之称。
元军南侵时，岳州人
宋度宗时昭仪王清惠在南宋灭亡时被俘，北上途中于驿中题词于壁，即《满江红》：“大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簪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声，颦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客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问嫦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这首词抒写了国破家亡、今非昔比的哀愁与感伤，当时在中原广为传诵，颇有影响。
南宋宫人章丽贞在战乱中写下了一首《长相思》：“吴山秋，越山秋，吴岳两山相对愁。长江不尽流。风飕飕，雨飕飕，万里归人空白头。南冠泣楚囚。”从其身份和词中所用典故来看，她应当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学修养。
南宋蒙学教育十分发达，有乡校、村校、义学、家塾等，遍布乡村城镇。陆游的《秋日郊居》之三就描述了村学的情形：“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诗下作者自注曰：“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这时的蒙学教育主要是进行初步的道德行为训练，学习基本文化知识，以识字、写字、背书为主，每日功课一般是背书、授新书、作对、写字、读诗等，主要教材有《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十七史蒙求》、《训蒙诗》、《小学诗礼》、《三字经》、《名物蒙求》、《千家诗》等。南宋时期，苏轼的诗文也成为学子学习的重要内容。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载：“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当时一些学者已经充分认识到采用韵语编写蒙学教材的积极作用。如宋孝宗淳熙年间进士项安世在其所著《项氏家说》卷七中说：“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欲其易记也，《礼记》之《曲礼》，管子之《弟子职》，史游之《急就篇》，其文体皆可见。”“古人垂训，多用韵语，亦欲其易记也，又文字整齐，听者易晓，如《大禹之驯》及《洪范》等书可见。”“古之卜筮，专用韵语，至今犹然。”许多大学者都亲自编写诗歌类蒙学读本，如朱熹的《训蒙诗》、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王应麟的《三字经》等。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自幼颖悟好学，十八岁贡于乡，中绍兴十八年进士第。他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一位卓有成效的大教育家。他编注的《四书》、《五经》成为南宋之后科举考试的必读书；他提出的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等读书方法至今仍有很大影响。朱熹并不排斥文学，曾校注《诗经》、《楚辞》，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能诗善词，作品很多，是宋代道学家中文学成就最高的诗人。他和著名诗人辛弃疾、杨万里、陆游等人往来密切，相互唱和，尤其与陆游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诗作现存1300余首，其内容主要是借助诗歌阐明义理，将义理通俗化，诗风平和纯正，100首《训蒙诗》就是典型的代表。《春日》、《观书有感》、《水口行舟》等将道学理趣与自然意象密切结合，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著有《晦庵词》一卷，其词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但理性色彩往往较浓，如《菩萨蛮》（暮江寒碧萦长路）、《水调歌头》（富贵有余乐）、《南乡子》（落日照楼船）、《念奴娇》（临风一笑）等。
朱熹继承儒家诗教传统，把诗歌作为传授理学思想的工具，非常重视诗歌教育。他的《诗集传》是诠释《诗经》的里程碑式名著，是元、明、清三代读书人必读的权威性读本。他在《近思录》卷十一《教学》和《小学》外编《嘉言》中专门摘录了程颢关于诗歌教育的观点：“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小学》外编《嘉言》第五）他还亲自写作100首七言诗结集为蒙学教材《训蒙诗》，其内容完全着眼于向儿童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对于语言文字艺术基本不加考虑。如《天》：“气体苍苍故曰天，其中有理是为乾。浑然气理流行际，万物同根此一源。”《致知》：“此心原自有知存，气蔽其明物有昏。渐渐剔开昏与蔽，一时通透理穷源。”《中庸》：“过兼不及总非中，离却平常不是庸。二字莫将容易看，只斯为道用无穷。”由于缺乏艺术感染力，这部《训蒙诗》流传不广，影响有限。
朱熹的弟子陈淳仿照《训蒙诗》编著了《小学诗礼》，将《礼记》中的《曲礼》、《内则》、《少仪》的主要内容编写为43首五言诗，分为事亲、事长、男女、杂仪四部分，向儿童传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如“父立则视足，父坐则视膝。应对言视面，立视前三尺。”“父母或有过，柔声以谏之。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男女不杂坐，嫂叔不通问。内言不出阃。外言不入阃。”“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法不敢道。非德不敢行。”“入境必问禁，入国必问俗，入门必问讳，与人不问欲。”“临丧则不笑，临祭则不惰。当食则不叹，让食则不唾。”陈淳还用三言韵语写成《启蒙初诵》一书，目的也是让儿童接受儒家伦理教育，如“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万物备。仁义实，礼智端，圣与我，同心然。”从内容上看，这可能是《三字经》的先河。他还编著了《训童雅言》等。这些蒙学读本曾在东南地区流行。
真德秀编录的《文章正宗》正续集共四十卷，其正集体例包括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收入诗歌320余篇。这部书流传较广，对于诗歌教育有一定促进作用。
南宋刘克庄编辑的《千家诗》全名是《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全书共22卷，收录360余人的作品，其中绝大部分为唐、宋诗人所作，少数为南北朝和五代诗人的作品。录诗1270多首，全是律诗和绝句，分别按照时令、节令、昼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器用、昆虫、人品等十四个方面进行编排。这部《千家诗》选录广泛，不拘一格，不论作者的名气大小、地位高低，注重选录简洁短小、通俗易懂、脍炙人口的诗篇。从入选的作者来看，既有帝王将相（如唐玄宗）和士大夫，也有无名氏（如《题壁》《答人》）和僧人（如僧惠洪、释处默）。署名谢枋得编选的七言《千家诗》是在此基础上编录的。
作为蒙学教材通行的七言《千家诗》分为上下两集，上集收七言绝句94首，下集收七言律诗48首，共142首。所选诗歌大部分浅近易懂，内容上于儿童成长有益或者至少无害，其中包括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如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程颢的《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朱熹的《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等。这本书在选编时充分照顾到了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表明当时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七言《千家诗》在宋末广为流传。一是所选诗篇大多是名家名篇，以此开展诗歌教学，能使学生更好地学习语言，掌握诗歌艺术。二是所选诗篇大多浅近易懂，读起来上口，学起来容易，而且便于背诵，极适宜儿童学习。如程颢的《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知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首理学家程颐的七言绝句，自咏闲居之乐趣，把他追求自然舒畅的精神境界写得平淡自然而亲切。又如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些都是倍受群众喜爱的名篇佳作。三是所选诗中有许多警策名句，对学童有思想教育意义。四是所选诗篇内容丰富，基本按季节岁时为序，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学习它可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进一步了解社会生活。《千家诗》对于诗歌教育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针对儿童身心特点而专门编选的教材。尽管有人对这部诗集有不同的看法，但它无疑是古代最风行的且流传时间最长的诗歌基础教育读本。后人把《千家诗》作为初级教材，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起来简称为“三百千千”，作为蒙学的基本教材。
方逢辰编撰的《名物蒙求》继承了孔子关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主张，主要介绍各种名物知识，涉及天文、地理、花木、鸟兽、器物、耕作、亲属、家庭、伦理等方面的名称和常识，采用四言韵语形式，全书凡2720字。如：“天尊地卑，乾坤定位。轻清为天，重浊为地。丽乎天者，日月星辰。润以雨露，鼓以风霆。云维何兴，以水之升。雨维何降，以云之蒸。物无知者，为草为木。”这本书通俗易懂，是古代很受欢迎的一本启蒙教材。
南宋末期又有了新的蒙学课本《三字经》。关于《三字经》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大学者王应麟。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南宋著名学者，十八岁中进士，以博学多才名振朝野。宋亡后不仕，隐居乡里著书立说。著有《困学纪闻》、《玉海》、《深宁集》等。其《三字经》继承了历史上编写蒙学教材的传统，集中了《急就篇》、《千字文》的优点，是一部集识字、自然常识、历史知识、读书方法和伦理教育于一身的综合性蒙学教材，是古代童蒙读物中的典范教材之一。它继承了孟子以来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开篇即从性善论出发论述教与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中包含着大量合理的内容和有益的经验，至今仍不失其教育意义。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三字经》里的句子往往言浅意深，采用诗歌的形式，每三字一句，整齐排列，讲究押韵，读起来琅琅上口，非常易于儿童诵读记忆。因此，自诞生后，《三字经》就盛行于元、明、清三代，成为古代社会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蒙学教材。清代道光年间，学者贺兴思增补了关于元、明、清三代的历史记述共二十四句。通行的《三字经》共416句、1248个汉字。七百多年来，《三字经》不但是蒙学基本教材，而且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对中国社会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89年10月，《三字经》英译本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向全世界发行。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三字经》确定为儿童道德丛书之一。
在宋代的蒙学中，属对是基本的必修课程，属对和韵律训练是基本的语言文字训练。学习作诗是蒙学的一项基本内容。蒙学中学习作诗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填诗，二是模仿。教学童写诗，重点是教“填诗”，首先是背会三十类韵，接着是用匡纸表韵头，以便填诗时查阅。而模仿则是实践训练的一种好办法。朱熹说：“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九《论文》上）严羽在《沧浪诗话·诗法》中说：“学诗有三节：起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而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这些都说明宋代蒙学的写诗教学已经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上承北宋遗风，南宋时期的诗话著作很多，如周紫芝《竹坡诗话》、叶少蕴《石林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许顗《彦周诗话》、吴聿《观林诗话》、陈岩肖《庚溪诗话》、周必大《二老堂诗话》、杨万里《诚斋诗话》、尤袤《全唐诗话》、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严羽《沧浪诗话》、刘克庄《后村诗话》等。词话著作有张侃《拙轩词话》、周密《浩然斋词话》、沈义父《乐府指迷》等。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总结了诗词创作规律，为南宋诗人写作诗词提供了理论指导。张炎的《词源》总结了格律派词创作的艺术规律，是一部重要的词学理论著作，对后世词人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严羽字丹丘，一字仪卿，自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福建)人。生卒年不详，一生未仕。其《沧浪集》收入古、近体诗146首。他作诗主要学习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但成就并不高。他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写出了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沧浪诗话》，这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全书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个方面，提出了“诗道亦在妙悟”、“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的主张，概述了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线索和轮廓与历代诗人的风格和流派，归纳了诗歌的基本写作方法和写作艺术特点，主要评析了宋代之前历代诗人及其作品，并对一些诗篇的作者、异文等进行了考辨；附录的《答吴景仙书》是一篇为自己的诗歌理论所作的答辩。在理学方兴时期，严羽论诗完全不涉及诗歌与儒道的关系及其政治教化功能，而重视诗歌的艺术性和“吟咏情性”的作用，与理学家的文学观形成鲜明对立，体现了他极大的勇气和超凡的胆识。这本著作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关于诗歌创作的理论，尖锐批评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做法，重视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特点，对两宋之后古代诗歌的发展有极大影响。元代和明代诗人推崇盛唐诗歌的主张，清代王士祯“神韵说”与袁枚“性灵说”的观点，与严羽的诗歌理论大有关系。
第六节 辽、夏、金的诗歌教育
辽、夏、金虽然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但他们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金在中原建立稳定的统治后甚至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在辽、夏、金统治时期，文人写作诗词歌赋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尤其是汉族文士，他们的文学素养并不比两宋文人差许多。辽、夏、金三国都出现了相当多的诗人，虽然在历史上成为名家的不多，但金末诗人元好问是足以与两宋诸名家比肩而立的。由于辽、夏、金的文人受儒学的制约毕竟不像宋朝那么严重，他们的文学创作也较少受到限制，其文学作品突出地表现出率真任情的特色。金代的市民文学也很发达，有些方面甚至占据着领先的地位，如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就代表了当时说唱文学的高峰。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诗歌教育也是极为普遍的，成效也是极其显著的。
辽是我国北方的契丹族于唐末五代之际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1225年亡于金，恰与五代和北宋相始终。907年，耶律阿保机通过部落联盟选举的方式继任可汗，成为契丹族领袖。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国号契丹。947年，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立国以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采纳汉族知识分子的建议，仿效中原汉族王朝，实行君主世袭制，改革契丹族的一些旧制度，极大地推进了辽代文明。辽太祖重视发展契丹文化，命通晓汉文的耶律突吕不、耶律鲁不古创制了契丹文字；辽太祖弟迭剌又依回鹘文创制了契丹小字，辽太祖下令颁行天下。在辽朝统治期间，契丹文字和汉字同时使用，辽国皇帝和契丹文人多精通两种文字。辽太祖在都城上京修建孔庙，并亲自拜谒孔庙，尊崇儒学。他大力推行汉族文化，大量任用汉族知识分子，如韩知古、韩延徽、赵思温等，推进了契丹发展的步伐。文字的创立和对汉族文化的引进，对契丹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辽国的强盛远远超过了中原诸国，“契丹”开始成为中亚以及其他一些亚洲民族，甚至部分欧洲民族对中国的称呼。
辽代建国以后积极推行发展文化教育的措施。一方面积极兴办学校教育；另一方面，学习隋唐，实行开科取士。辽代学校的兴建始于辽太祖时，其
辽代自辽太宗会同初年开始在汉人聚居区实行科举选士，其科举专为选取汉官汉士之用，只有汉人、渤海人可以应试，严禁契丹人参加科举考试。辽国契丹人中虽不乏文学之士，但他们却多不是进士出身。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十一月，辽国从后晋得到燕云十六州。为了安抚和统治新附地区，辽国急需选用汉官，始举行科举考试，以汉人平素所习儒业进行选拔。辽代举行科举考试的时间前后不同。初无定期，只是笼络和选拔汉族士人的权宜之法。辽圣宗统和六年（988年）萧太后摄政时，沿袭隋唐科举制，开始在全统治区域内开科取士，逐渐将科试制度化，此后大抵每年举行一次。考试科目以词赋为主，分乡试、府试、省试(礼部试)，亦尝用殿试之制。辽兴宗重熙元年（1032年），借鉴宋朝科举制度，三年一试基本成为定制。在推行科举制的最初二十年中,每科不过选取数人；后来逐次增加,多至百余人。如辽圣宗太平五年（1025年）取进士七十二人。终辽之世，科举考试科目重词赋，轻经律。辽圣宗时以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此后则分为诗赋和经义两科。辽道宗时对契丹人参加科举考试的限制已逐渐放宽，西辽帝国的开创者耶律大石即于辽天祚帝天庆五年（1115）考中进士。对汉人应举的限制，则承袭了中原历代之制，禁止医卜、屠贩、奴隶、商贾之家和背弃父母、犯罪逃亡者应试。辽代重词赋的科举制度极大地促进了诗歌教育的发展。
辽代皇室深受中原文化影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当年曾以能说汉语自诩，他的儿子东丹王耶律倍和太宗耶律德光兄弟二人，都能熟练地运用汉、契丹两种文字写作诗文；而耶律倍的儿子耶律隆先和耶律琮则均是博学能诗的文学家。辽圣宗耶律隆绪、辽兴宗耶律宗真、辽道宗耶律洪基均文武双全，爱好诗歌并能作诗，都有诗歌传世。
东丹王耶律倍是辽太祖的长子，曾被立为太子，因弟耶律德光袭帝位而遭疑嫉，逃奔后唐。他精通汉文，能诗善画，多才多艺，是辽代第一位著名诗人，他的《海上诗》是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契丹人写的汉文诗，也是见于记载的辽代最早的五言诗。《辽史·义宗倍传》载：“义宗，名倍，小字图欲，太祖长子，母淳钦皇后萧氏。幼聪敏好学，外宽内挚。……倍既归国，命王继远撰《建南京碑》，起书楼于西宫，作《乐田园诗》。唐明宗闻之，遣人跨海持书密召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倍谓左右日：‘我以天下让主上，今反见疑；不如适他国，以成吴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倍）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爇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
辽圣宗耶律隆绪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十岁时就能作诗。他即位后不仅时常作诗，而且自拟题目亲试进士，亲自品评进士赋诗水平并量才任用。他的诗词多达五百余首，可惜大多亡失，仅《传国玺》一诗流传至今。《辽史·圣宗纪》载：“圣宗文武大孝宣皇帝，讳隆绪，小字文殊奴。景宗皇帝长子，母曰睿智皇后萧氏。帝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辽圣宗太平五年）十一月庚子……求进士，得七十二人，命赋诗，第其工拙，以张昱等一十四人为太子校书郎，韩栾等五十八人为崇文馆校书郎。”开泰年间，辽圣宗在辽中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得到传国玉玺时作了《传国玺》诗：“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皆慎守，世业当永昌。”
辽兴宗耶律宗真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曾经多次亲自作诗赏赐大臣，并以赋诗选取进士。《辽史·兴宗纪》载：“兴宗神圣孝章皇帝，讳宗真，字夷不堇，小字只骨。圣宗长子，……幼而聪明，长而魁伟，龙颜日角，豁达大度。善骑射，好儒术，通音律。……（重熙五年夏四月）甲子，幸后弟萧无曲第，曲水泛觞赋诗。……（冬十月）壬子，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赐冯立、赵徽四十九人进士第。……（重熙六年六月壬申朔）上酒酣赋诗，吴国王萧孝穆、北宰相萧撒八等皆属和，夜中乃罢。己卯，祀天地。癸未，赐南院大王耶律胡睹衮命，上亲为制诰词，并赐诗以宠之。……（秋七月）壬寅，以皇太弟重元生子，赐诗及宝玩器物，曲赦死罪以下。”重熙二十四年二月，有宋朝使者来贺节，他召宋使钓鱼赋诗，为了让辽代著名诗僧司空大师郎思孝赋诗在宋使前炫耀，他便先写一首诗。诗曰：“为避绮吟不肯吟，既吟何必昧真心。吾师如此过形外，弟子争能识浅深。”这首诗是耶律宗真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首诗。
辽道宗耶律洪基好诗并善作诗，曾多次与群臣以诗唱和，有诗集《清宁集》。《辽史·道宗纪》载：“（清宁二年春二月）乙巳，以兴宗在时生辰，宴群臣，命各赋诗。……（三月）己卯，御制《放鹰赋》赐群臣，谕任臣之意。……（三年）八月辛亥，帝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集》进皇太后。……（六年）夏五月戊子朔，监修国史耶律白请编次御制诗赋，仍命白为序。……（咸雍元年）冬十月丁亥朔，幸医巫闾山。己亥，皇太后射获虎，大宴群臣，令各赋诗。”辽道宗有一首绝句《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这首诗是辽代诗歌中的上乘之作，历来颇受人称道。
据《辽史》记载，辽代上层贵族中有许多人精通契丹、汉文字，有良好的儒学修养，能作诗文，如耶律隆先、萧柳、耶律良等人诗作颇多，分别有诗集传世。
《辽史·平王隆先传》载：“平王为人聪明，博学能诗，有《阆苑集》行于世。”
《辽史·萧柳传》载：“（萧柳）多知，能文，膂力绝人。……耶律观音奴集柳所著诗千篇，目曰《岁寒集》。”
《辽史·耶律庶成传》载：“庶成幼好学，书过目不忘。善辽、汉文字，于诗尤工。……有诗文行于世。”
《辽史·耶律庶成附庶箴子蒲鲁传》载：“蒲鲁，字乃展。幼聪悟好学，甫七岁，能诵契丹大字。习汉文，未十年，博通经籍。重熙中，举进士第。……应诏赋诗，立成以进。……是时，父庶箴尝寄《戒谕诗》，蒲鲁答以赋，众称其典雅。”
《辽史·耶律韩留传》载：“（耶律韩留）有明识，笃行义，举止严重，工为诗。……诏进《述怀诗》，上嘉叹。”
《辽史·萧迂鲁传附弟萧铎卢斡传》载：“铎卢斡，字撒板。幼警悟异常儿。……及长，魁伟沉毅，好学，善属文，有才干。……一日临流，闻雉鸣，三复孔子‘时哉'语，作古诗三章见志。当时名士称其高情雅韵，不减古人。”
《辽史·耶律良传》载：“耶律良，字习撚，小字苏，著帐
《辽史·耶律俨传》载：“俨仪观秀整，好学，有诗名，登咸雍进士第。”耶律俨原姓李，被辽道宗赐以皇族姓耶律，《题李俨黄菊赋》就是写给他的。
《辽史·文学传》中记述了几位著名文人的事迹，如萧韩家奴、王鼎、耶律孟简等，他们都以善诗闻名于世，其中萧韩家奴有诗文集《六义集》12卷传世。
萧韩家奴（975—1046）精通契丹、汉文字，是受汉文化濡染颇深的契丹上层知识分子。他是一个蕃汉、经史兼通的大儒，善诗文，明治道，以文才出众被兴宗命为诗友，有诗文集《六义集》12卷行世，惜今已不传。《辽史·文学传上·萧韩家奴传》载：“萧韩家奴，字休坚，……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鉴经史，通辽、汉文字。……帝与语，才之，命为诗友。……诏作《四时逸乐赋》，帝称善。……遇胜日，帝与饮酒赋诗，以相酬酢，君臣相得无比。韩家奴知无不言，虽谐谑不忘规讽。”
王鼎是辽道宗清宁五年进士，是辽代著名文士，以诗知名于当时。《辽史·文学传下·王鼎传》载：“王鼎，字虚中，涿州人。幼好学，居太宁山数年，博通经史。时马唐俊有文名燕、蓟间，适上巳，与同志祓禊水滨，酌酒赋诗。鼎偶造席，唐俊见鼎朴野，置下坐。欲以诗困之，先出所作索赋，鼎援笔立成。唐俊惊其敏妙，因与定交。……会守臣召鼎为贺表，因以诗贻使者，有‘谁知天雨露，独不到孤寒'之句。上闻而怜之，即召还，复其职。”他著有《焚椒录》，记述辽道宗皇后萧观音被诬一事始末。
耶律孟简是辽代著名诗人之一，还是一位重视教育的契丹上层贵族知识分子。他还是辽代的一位神童，六岁即能赋诗。《辽史·文学传下·耶律孟简传》载：“孟简性颖悟。六岁，父晨出猎，俾赋《晓天星月诗》，孟简应声而成，父大奇之。既长，善属文。……及闻皇太子被害，不胜哀痛，以诗伤之，作《放怀诗》二十首。……改高州观察使，修学校，招生徒。”
从辽代现存的诗词作品来看，辽代诗歌创作成就最高、特色最突出的诗人当数萧观音、萧瑟瑟等女诗人，她们的诗词作品都是辽代诗歌的精华。
辽国最著名的女诗人是萧观音，她的文学成代表了辽代文学的最高水平。萧观音（1040－1075）是辽道宗皇后，出身辽国名门贵族。她的姑姑萧耨斤是辽圣宗耶律隆绪的皇后，父亲萧惠是圣宗朝国舅、北院枢密使，加封魏王。在这优裕家境中，萧观音接受了中原文化教育，她善于模仿苏轼、欧阳修等文化名人，以填词赋诗而闻名。现存诗4首，词10首。《辽史·后妃传·道宗宣懿皇后萧氏传》载：“通宗宣懿皇后萧氏，小字观音……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王鼎《焚椒录》中说萧观音“幼能诵诗，旁及经子。”一次，辽道宗到秋山狩猎，饮酒高会，命皇后赋诗，萧观音应声赋汉诗一首：“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叫猛虎不投降。”这首《伏虎林应制》笔力雄健，语言晓畅，气势雄浑，豪气干云，令辽帝辽臣无不叹服。因辽道宗沉迷于田猎宴饮，萧观音常常规劝导致辽道宗的厌弃疏远。萧观音常常独守深宫，孤寂难眠，满腹苦水化作柔肠寸断的《回心院》词十首。她的词以婉约见长，辞藻华丽，寓意凄宛，怨而不怒，含蓄悠远，被誉为辽代文学的压卷之作。她曾作《怀古》诗：“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因诗中有“赵惟一”三字，被诬与伶官赵惟一有染被道宗赐死，一颗闪耀在辽代天空的文学巨星陨落了。萧观音向苏轼、欧阳修等文化巨子学习，以填词赋诗而闻名于世，表明她曾受过极有成效的诗歌教育。
萧瑟瑟是辽代又一位名垂青史的著名女诗人，是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之妃。她是一位才女，正直有远见，善于以诗讽谏，可惜遇人不淑，死于非命。《辽史·后妃传·天祚德妃萧氏传》载：“天祚文妃萧氏，小字瑟瑟……善歌诗。女真乱作，日见侵迫。帝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妃作歌讽谏，其词曰：‘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又歌曰：‘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合罚不明。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畜兮爪牙兵。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天祚见而衔之。”她的诗颇有政治见解，现存的《讽谕歌》、《咏史》都是讽谕朝政的。两诗均用骚体写成，情感激切，直抒胸臆，风格奔放，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辽史·列女传》中还记述了邢简妻陈氏和耶律氏常哥这两位女诗人的事迹。
邢简妻陈氏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辽史·列女传·邢简妻陈氏传》载：“邢简妻陈氏，营州人。父陉，五代时累官司徒。陈氏甫笄，涉通经义，凡览诗赋，辄能诵，尤好吟咏，时以女秀才名之。年二十，归于简。孝舅姑，闺门和睦，亲党推重。有六子，陈氏亲教以经。后二子抱朴、抱质皆以贤，位宰相。统和十二年卒。”
耶律氏常哥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见识不凡的奇女子。她自洁不嫁，虽出身豪门却常布衣疏食。《辽史·列女传·耶律氏常哥传》载：“耶律氏，太师适鲁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风。及长，操行修洁，自誓不嫁。能诗文，不苟作。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时枢密使耶律乙辛爱其才，屡求诗，常哥遗以回文。”
从现存作品来看，辽代诗歌多数是以汉字写成的，这应当归功于辽朝对汉文化的推广。辽代一些诗人还用契丹语创作诗歌，可惜大多已失传。这与辽代实行严厉的书禁制度有密切关系，其法律规定，凡把辽国书籍带到外国的要处以重刑。这种制度严重阻隔了辽国与五代和北宋的文化交流，使得契丹文字难以广泛流传，很难为其它地区的人所认识，以致契丹文字的解读成为中国文字史上著名的难题之一。再加上金灭辽时战火的蹂躏，存世的辽代典籍极少。在用契丹语写的诗歌中，现存篇幅最长的诗篇是《醉义歌》。元初的耶律楚材把这首诗译为汉文，译文为七言歌行体，长达120句，保存于楚材的《
辽代汉族文人的诗歌创作如与同时期的北宋诗人相比，其成就并不大，但也偶有佳作。如赵延寿的《失题》一诗：“黄沙风卷半空抛,云重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称帐就，射雕箭落着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沙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这首诗描绘北国生活，风格质朴粗豪，很能体现北地文学的本色，与宋诗迥然不同。再如李良嗣的《绝句》：“朔风吹雪下鸡山（一作燕山），烛暗穹庐夜色寒。闻道燕然好消息，晓来驿骑报平安。”这首诗意境苍劲雄浑，具有鲜明的北国情调。地域环境的影响和北方游牧民族粗犷强悍的气质，决定辽代诗歌的基本风貌，这恰恰说明了辽代诗歌教育的特色和成就。
南宋学者洪迈在其巨著《夷坚志》中记载：“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顷奉使金国时，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每为予言以为笑。如‘鸟宿池中（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大率如此。补，锦州人，亦一契丹也。”（洪迈《夷坚志》丙集卷十八《契丹诵诗》）从洪迈的记述中，可以一斑而窥全豹，约略感知辽代诗歌教育的概况。
夏是我国西北方的党项族（羌族的一支）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1038年，李元昊在其祖李继迁、父李德明努力的基础上正式称帝，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西夏仿效唐朝和宋朝的各项制度，广泛吸引汉族生产经验和技术，为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加速了其封建化的进程。西夏是在宋、辽两大王朝之间诞生的，强盛时期曾经先与北宋、辽，后与南宋、金三足鼎立。1227年，西夏被蒙古大军所灭。由于蒙古军队的毁灭性屠杀，西夏故地变成废墟，其历史断绝，其文化堙没。
西夏的
由于西夏文献曾遭到毁灭性破坏，西夏文学作品传世极少，而诗歌就更是少之又少。根据史籍的有限记载和国内外“西夏学”的研究成果，以及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大致可以确认，西夏与同时期的其它王朝一样，也是十分重视诗歌教育的，也曾产生了较多的诗歌作品。西夏景宗李元昊文武兼备，智勇双全，《宋史·夏国传》记载他少时即“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诀》。”《野战歌》、《太乙金鉴诀》本身是兵书，既然称为“歌”“诀”，其形式上必定是诗歌。西夏崇宗李乾顺不仅能作诗，还与大臣互相唱和。《宋史·夏国传》载：1139年，“灵芝生于后堂高守忠家，乾顺作《灵芝歌》，俾中书相王仁宗和之。”1041年，宋夏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宋史·夏国传》载：“元昊虽数胜，然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民谣《十不如》的内容虽难以知晓，但当是诗歌应无异议。近年在西夏陵园李仁孝陵的碑亭遗址中，发现刻有《灵芝颂》部分内容的残碑，其中有“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赍及多方”的诗句，每句四言，并有韵律，据此判断，《灵芝颂》当是一首四言诗。其语句文雅秀美，内容则歌功颂德，表现出西夏宫廷诗的特点。
李元昊时的重臣张元在投靠西夏前就写有咏《雪》诗、咏《鹰》诗。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第四十五条说：“凡诗带桀骜之气，其人必非良士。张元咏《雪》云：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咏《鹰》云：有心待捉月中兔，更向白云高处飞。韩范为经略，嫌其投诗自媒，弃而不用，张乃投元昊，为中国患。”当宋、夏好水川之战宋军全军覆灭时，张元作为西夏的主要谋臣兴奋不已，当即在两军交界的一座寺庙的墙壁上题诗曰：“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夏竦和韩琦是当时宋军的主帅。这首即兴诗，风趣自然、朴实无华，反映了张元在西夏胜利后的得意心情。
西夏有一首诗《颂师典》：“蕃汉弥人同一母，语言不同地乃分。西方高地蕃人国，蕃人国中用蕃文。东方低地汉人国，汉人国中用汉文。各有语言各珍爱，一切文字人人尊。吾国野利贤夫子，文星照耀东和西。选募弟子三千七，一一教诲成人杰。太空之下读已书，礼仪道德自树立。为何不跟蕃人走，蕃人已向我低头。大陆事务自主宰，行政官员共协力。未曾听任中原管，汉人被我来降服。皇族续续不间断，弥药儒言代代传。诸司次第官员中，要数弥药人最多。请君由此三思忖，谁能道尽夫子功？”虽然《颂师典》颂扬的是西夏文字的创制者之一野利仁荣，但明确认同“汉人”、“蕃人”与“弥人”（党项羌自称“弥人”、“弥药”）同出一源，颇有民族平等大团结的意味，完全可以当作民族融合的史诗来读。
在敦煌文献和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了较多的西夏文献，可惜这些文献大多保存于俄罗斯、英国、法国的博物馆内。现存西夏诗歌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俄罗斯藏存的黑水城文献中的西夏文诗歌集的写本和刻本，其中保存了数十首诗歌，基本反映了西夏诗歌的面貌和特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有一部佚题的诗集，其中一些较短的诗目前已获解读，如《大诗》、《月月乐诗》、《夏圣根赞歌》、《新修太学歌》等。
《新集金碎掌置文》是一首长达千字的西夏文五言诗，据卷首记载，它的编者是“宣徽正息齐文智”。“宣徽正”是西夏政府里的高级官职，“息齐”是西夏党项族的族姓之一，“息齐文智”应当是高度汉化的党项族学者。这首诗收录了生活中常用的西夏文字，字数恰好一千，编者把这一千个不重复的字巧妙地编成了长达200句、100联的五言诗，其编排方法和叙事列名的大致顺序与汉文《千字文》相仿，可能是受了《千字文》等童蒙读物的影响。它的序言中明确表明编写的目的是“欲遵循先祖礼俗，以教后人成功”，“五字合句，四二成章。睿智弥月可得，而愚钝不过经年。”因此，《新集金碎掌置文》应当是西夏的一部采用了诗歌形式的童蒙识字读本。我国学者聂鸿音、史金波曾将这首诗全文翻译。如第1联至第12联叙述的是自然现象、时节变化等：“天地世界初，日月尔时现。明暗左右转，热冷上下合。诸物能成苗，季节依次列。春开寅卯辰，夏茂巳午未。秋实申酉戌，冬藏亥子丑。今朝拂晓东，卓午影正南。晚夕暮昏西，睡卧夜晚北。明日先未过，后日后到来。年日一律有，岁者两俱同。变化时十二，月没再满盈。夜昼为年日，腊正旧新逢。幼老寿增减，以此定限量。”（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本〈碎金〉研究》，《宁夏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2期）
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是一部充满生活气息、富有哲理性内容的诗歌集，所收作品有360余条，以谚语为主，还有民谣、谜语、歇后语等。西夏学者梁德养于1176年基本完成《新集锦合辞》的选编工作。其后，另一学者王仁持又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整理，手抄成西夏文文稿，于1187年刻版印行。在《新集锦合辞》中，各种各样的谚语以淳朴的民族风格展示了西夏社会民俗风情与党项族的伦理道德观念，如：“户户紫衣不缫丝，人人为官莫敛财”、“苦蕖虽小根脚苦，豺狼虽小本性毒”、“宁射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设筵供神宰羔羊，追歼逃敌骑雄畜”、“不孝父母增灾祸，不敬师长减智慧”、“同伴有病莫相弃，同伴有求莫相拒”、“天未下雨修水道，不要临时抱佛脚”、“修牢畜圈防狼钻，挖好深井畜不渴”、“该学不学学饮酒，应教不教教赌博”、“肝虽坠，未曾倒，箭已尽，不会降”、“肠流出，缠于腰，肚已穿，以草塞”。这些谚语表明西夏谚语是以偶句形式出现的，文字简练，内涵丰富，修辞灵巧，形象生动，既有认识价值，又有文学色彩，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夏民族文化和社会心理风貌。
诗体类书《圣立义海》中也保存了一些西夏谚语，如：“聪明人珍视妇女品行，愚蠢人注意妇女容貌”。“占有牲畜不富，怀有智慧才富。”由此可见西夏人有重视谚语创作的传统。正如《新集锦合辞》中所说:“巧说谚语可解闷，巧干营生不觉困”、“祖辈辩才道不尽，弥人谚语说不完”，进一步说明西夏民间对谚语创作的浓厚兴趣。西夏谚语的内容广泛，它们既是民族风貌的反映，而它们的流行又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发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
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述说：“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斜，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於世。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从他的记述中可知，柳永的词也曾流行于西夏。由此看来，宋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相当繁盛的，宋代词人的作品同样也受到西夏人的喜爱。能歌咏传唱柳永的词，表明西夏人应当具有一定的诗歌艺术修养。
西夏在辽国灭亡后称藩于金国，夏与金的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如金国著名文学家赵秉文、王庭筠的诗文流播西夏，很受西夏人欢迎。《金史·赵秉文传》载：“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问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状，其为四方所重如此。”
北宋仁宗朝重臣富弼在《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宋朝诸臣奏议》卷135）中说:“其后契丹自得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所生英豪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虏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中原文化对辽国和西夏的深远影响。
金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女真族历史悠久，世世代代生活在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其先世可上朔到舜、禹和商周时期的“肃慎”，隋唐时称靺鞨。五代时期黑水靺鞨逐渐兴旺起来，改称女真。辽立国后，女真成为辽的附属。1115年，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金”，定都会宁（今黑龙江省阿城）。此后，金国势力迅速壮大，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统一了包括黄河流域在内的广大北方地区，并与南宋长期对峙。1234年，蒙古军队灭金。金国全盛时期曾占据了大半个中国，成为当时中国境内最强大的政权，包括南宋在内，周边国家都向金国称臣纳贡。因此，金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对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发展曾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金在立国后十余年间就占领了中国淮河以北的半壁河山，很快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金是接受汉文化影响最深的少数民族政权，在文化上比辽代有显著的进步。女真人南下后较快接受了汉族文化，甚至通用汉族语言。金朝建立以前，女真人是没有文字的。天辅三年（1119年），金太祖命完颜希尹和叶鲁创制女真文字，完颜希尹等人仿汉字和契丹字创制了女真大字。天眷元年（1138年），金熙宗又颁行了笔画简省的女真小字。女真大小字成为金朝官方文字，与契丹字和汉字在金朝境内通用。金朝用女真字撰写国书、谕令和文告，并设学校传授女真字。金政权建立之后，为巩固政治统治，推动经济发展，对教育非常重视，上京一直是金朝教育和考试的中心。女真统治者在政治制度、文化建设诸方面广泛地吸收汉文化，金国虽然保留女真族的某些文化传统，但基本上是继承辽和宋的汉族文化。金熙宗完颜亶在上京建孔庙，以女真字翻译儒家经书，学校以《论语》和《孝经》为必读课本。海陵天德三年，完颜亮仿中原王朝制度，设立国子监作为金朝国立高等学府，后成为教育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国子学和太学。此后，儒学逐渐在金代文化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
金代继承了辽、宋的教育和选举制度，《金史·选举志一》载：
“金设科皆因辽、宋制，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海陵天德三年，罢策试科。世宗大定十一年，创设女真进士科，初但试策，后增试论，所谓策论进士也。明昌初，又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之进士。律科、经童中选者，曰举人。凡养士之地曰国子监，始置于天德三年，后定制，词赋、经义生百人，小学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入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大定六年始置太学，初养士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百五十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府学亦大定十六年置，凡十七处，共千人。……凡经，《易》则用王弼、韩康伯注，《书》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玄笺，……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凡学生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又三日作赋及诗各一篇。”
“自大定四年，以女真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后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十三年，以策、诗取士，始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以新进士为教授。国子学策论生百人，小学生百人。府州学二十二……凡取国子学生、府学生之制，皆与词赋、经义生同。”
“凡诸进士举人，由乡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试皆中选，则官之。至廷试五被黜，则赐之第，谓之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谓之特恩。恩例者但考文之高下为第，而不复黜落。凡词赋进士，试赋、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试所治一经义、策论各一道。其设也，始于太宗天会元年十一月，时以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初无定数，亦无定期，故二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五年，以河北、河东初降，职员多阙，以辽、宋之制不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号为南北选。熙宗天眷元年五月，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海陵庶人天德二年，始增殿试之制，而更定试期。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策论进士，选女直人之科也。始大定四年，世宗命颁行女直大小字所译经书。每谋克选二人习之。寻欲兴女直字学校，猛安谋克内多择良家子为生，诸路至三千人。九年，选异等者百人，荐于京师，廪给之。命温迪罕缔达教以古书，作诗、策，后复试，得徒单镒以下三十余人。十一年，始议行策选之制，至十三年始定每场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免乡试府试，止赴会试御试。且诏京师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拟以新进士
“凡会试之数，大定二十五年，词赋进士不得过五百人。二十八年，以不限人数，遂至五百八十六人。章宗令合格则取，故承安二年至九百二十五人。时以复加四举终场者，数太滥，遂命取不得过六百人。”
“经童之制，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诵二大经、三小经，又诵《论语》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试十五题通十三以上，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共通四十一以上，为中选。所贵在幼而诵多者，若年同，则以诵大经多者为最。初，天会八年时，太宗以东平童子刘天骥，七岁能诵《诗》、《书》、《易》、《礼》、《春秋左氏传》及《论语》、《孟子》，上命教养之，然未有选举之制也。熙宗即位之二年，诏辟贡举，始备其列，取至百二十二人。天德间，废之。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谓宰臣曰：‘经童岂遽无人，其议复置。'明昌元年，益都府申：‘童子刘住兒年十一岁，能诗赋，诵大小六经，所书行草颇有法，孝行夙成，乞依宋童子李淑赐出身，且加以恩诏。'召至内殿，试《凤凰来仪》赋、《鱼在藻》诗，又令赋《旱》诗，上嘉之，赐本科出身，给钱粟官舍，令肄业太学。”
从上引《金史·选举志一》的记载来看，金代是十分重视诗歌教育的。“凡学生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又三日作赋及诗各一篇。”金海陵王完颜亮天德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金世宗完颜雍“（大定）十三年，以策、诗取士。”金章宗完颜璟明昌元年，因刘住兒年十一岁即能诗赋，“召至内殿，试《凤凰来仪》赋、《鱼在藻》诗，又令赋《旱》诗，上嘉之”。正是立足于发达的诗歌教育，金代的诗歌创作成就在当时的少数民族政权中首屈一指，独占鳌头。
金熙宗完颜亶和海陵王完颜亮统治时期，女真上层贵族逐渐接受了汉族文化，在汉族文士的影响下，开始出现文学创作活动。金世宗完颜雍、金章宗完颜璟统治时期，金代诗词创作逐渐走向成熟。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女真诗人均是皇帝或皇室成员，他们对于当时社会的文化风气和诗歌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金熙宗完颜亶、海陵王完颜亮、宣孝太子完颜允恭、金章宗完颜璟、密国公完颜璹等人。
金熙宗完颜亶自幼随辽国进士韩昉学习汉文经史，又常到皇家图书馆稽古殿研读中原典籍，汉文化程度很深。《大金国志》卷一二《熙宗孝成皇帝》载：“熙宗自为童时聪悟，适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后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棊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视开国旧臣则曰‘无知夷狄'，及旧臣视之，则曰‘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他常常同韩昉等人赋诗唱和，必然会有相当数量的诗作。由于后来完颜亶被杀并降封，他的诗词尽数亡失，一篇也没有保留下来。
完颜亮（1122—1161年）是金朝第四代君主，本名迪古乃，是金太祖庶长子完颜宗干第二子。他素有大志，雄心勃勃，在政治上借鉴汉文化经验，进一步推行改革措施，加速了女真汉化和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的步伐。1150年1月，他发动宫廷政变，弑杀熙宗，自立为帝，因荒淫无道在历史上声名不佳。完颜亮自少年时就仰慕汉文化，拜汉儒张用直为师。他自幼聪敏好学，爱好读书，能诗善文，喜欢交结儒士。在汉族文人学士的熏陶下，完颜亮有良好的文学修养，是女真贵族文学的杰出代表。完颜亮在诗词创作上熔南北文化于一炉，对金代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南宋岳珂在《桯史》说：“金主未立，封歧王，为平章政事，颇知书，好为诗词，语出则崛强，矫矫有不为人下之意，境内多传之。”他对金代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废除了金太宗以来的南北选制和熙宗时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的办法，专以词赋取士，可见他对诗词的偏好。
完颜亮留下的诗作很少，多为短章佚句，风格豪放雄毅，气象卓异不凡。金人刘祁在《归潜志》卷一中记载：“金海陵庶人读书有文才，为藩王时，尝书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人知其有大志。”完颜亮做藩王时曾写过一首《书壁述怀》的七言绝句：“蛟龙潜匿隐苍波，且与虾蟆作混和。等待一朝头角就，摇撼霹雳震山河。”作者自比为不可一世的“蛟龙”，其雄心可见一斑。完颜亮有两首咏物诗形神毕肖，极具个性。一咏竹，题为《以事出使道驿有竹辄咏之》，诗云：“孤驿萧萧竹一丛，不同凡卉媚东风。我心正与君心似，只待云梢拂碧空。”另一首是咏桂，题为《见几间有岩桂植瓶中索笔赋》，诗云：“绿叶枝头金缕装，秋深自有别样香。一朝扬汝名天下，也等君王著赭黄。”
据《鹤林玉露》载，柳永《望海潮》一词流播金国，金主完颜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不由得起了渡江南侵的念头。完颜亮于正隆六年（1161年）发动侵宋战争。此前，完颜亮派画师随使臣施宜生出使南宋。“敕密写临安之湖山城郭以归，上令绘为软壁，而图己像策马于吴山绝顶。”（《大金国志》卷十四《海陵纪》）完颜亮踌躇满志，大有并吞天下的气势，挥毫题诗于画壁之上（《南征至维扬望江左》）：“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这首诗又名《题临安湖山画壁》：“自古车书一混同，南人何事费车工？提师百万临江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完颜亮也是女真族中成就比较突出的词人。从其现存的《鹊桥仙》、《昭君怨》、《喜迁莺》、《念奴娇》等几首词来看，依然保持着质朴粗犷、豪放雄毅的风格。如《念奴娇》：“天丁震怒，掀翻银海，散乱珠箔。六出奇花飞滚滚，平填了，山中丘壑。皓虎癫狂，素麟猖獗，掣断真珠索。飞龙酣战，鳞甲满天飘落。谁念万里关山，征夫僵立，缟带占旗脚。色映戈矛，光摇剑戢，杀气横戎幕。貔虎豪雄，偏裨真勇，非与谈兵略。须拼一醉，看取碧空寥落。”
宣孝太子完颜允恭和其子金章宗完颜璟深受汉文化影响，都有深厚的文艺修养。完颜允恭（1146—1185）本名胡士瓦，是金世宗完颜雍的次子，于大定二年（1162年）被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大统便于大定二十五年因病谢世，追谥庙号显宗。他熟悉汉文化典籍，爱好文学，能诗善画。《金史·世纪补·显宗允恭纪》载：“（大定）十四年四月乙亥，世宗御垂拱殿，帝（指允恭）及诸王侍侧。世宗论及兄弟妻子之际，世宗曰：‘妇言是听而兄弟相违，甚哉！'帝对曰：‘《思齐》之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臣等愚昧，愿相盛而修之。'因引《棠橡》华萼相承、脊令急难之义，为文见意，以戒兄弟焉。”他能随机拈出《诗经》中的诗句来答对，可见他对《诗经》十分谙熟。他的诗作留存极少，但显示了较成熟的诗歌艺术。如《赐石右相琚生日之寿》诗：“黄阁今姚宋，青宫旧绮园。绣罗归里社，冠盖画都门。善训怀师席，深仁寄寿尊。所期河润溥，余福被元元。”这首诗是祝贺世宗朝名相石琚生日而作的，以唐代贤相姚崇、宋璟比拟石琚，格律工稳，用典雅致，高度评价了石琚的人品、学问和政绩，显示出作者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与诗歌技巧。另有一首七言绝句《风筝》：“心与寥寥太古通，手随轻籁入天风。山长水阔无寻处，声在乱云空碧中。”此诗咏风筝，圆熟典雅，颇有神韵，是咏物诗中的上品，显示出作者在诗歌艺术上有相当的造诣。
值得注意的是完颜允恭的妻子徒单氏也具有较深厚的汉文化修养。《金史·后妃传下·显宗孝懿皇后传》载：“后（徒单氏）好《诗》、《书》，尤喜《老》、《庄》，学纯淡清懿，造次必于礼。”由此看来徒单氏的诗歌修养也颇高，可惜没有诗文流传下来。
金章宗完颜璟与其父一样，也是一位颇具特色的女真诗人。完颜璟（1168—1208），字麻达葛，是宣孝太子的嫡子、金世宗的嫡孙，于大定二十七年立为皇太孙，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即皇帝位。完颜璟继承乃父之风，大力提倡汉文化，尤为重视诗赋，一时名士辈出。金章宗嗜爱文学，工于诗词，其诗典雅工丽，气韵高朗卓异，其所存诗歌多为绝句短章。如《宫中绝句》：“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飞花。”诗中描绘宫廷楼阁，用语富艳工丽，颇有帝王气象。金章宗还有一首绝句《仰山》：“金色界中兜率地，碧莲花里梵王宫。鹤惊清露三更月，虎啸疏林万壑风。”这首诗描绘了仰山风光，虽突出了其间的佛教气氛，然气势宏大雄健。又有咏牡丹绝句《云龙川泰和殿五月牡丹》：“洛阳谷雨红千叶，岭外朱明花一枝。地力发生虽有异，天公造物本无私。”这首诗描绘了牡丹盛开的大好春光，从中生发了天公无私、造化四方的境界，立意超然不凡。
完颜永成也是宗室贵族中具有深厚汉文化修养的一位诗人。《金史·世宗诸子传·永成》载：“永成风姿奇伟，博学，善属文。世宗尤爱重之。大定七年，始封沈王，以太学博士王彦潜为府文学，永成师事之。……上（金章宗）以永成诞日，亲为诗以赐，有“美誉自应辉玉牒，忠诚不待启金滕”之语，当世荣之。”
完颜璹是金代最杰出的女真诗人，代表了金代女真族作家的最高成就，元好问誉之为“百年以来宗室中第一流人”（《中州集》卷五）。完颜璹是金世宗之孙，越王永功之子，封为密国公，号为樗轩居士。他对汉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湛的造诣，嗜爱文学艺术，长于诗词书法，平生所作诗词甚多，晚年自刊其诗三百首、乐府一百首，可惜多已散佚。《中州集》存其诗41首。《金史·世宗诸子传·永功传附子璹》载：“璹本名寿孙，世宗赐名，字仲实，一字子瑜。资质简重，博学有俊才，喜为诗，工真草书。……璹奉朝请四十年，日以讲诵吟咏为事，时时潜与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来。永功薨后，稍得出游，与文士赵秉文、杨云翼、雷渊、元好问、李汾、王飞伯辈交善。初，宣宗南迁，诸王宗室颠沛奔走，璹乃尽载其家法书名画，一帙不遗。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贫不能具酒肴，蔬饭共食，焚香煮茗，尽出藏书，谈大定、明昌以来故事，终日不听客去，乐而不厌也。……平生诗文甚多。自删其诗，存三百首，乐府一百首，号《如庵小稿》。”
完颜璹虽是皇室成员，位列公侯，但一生行迹却如一介寒儒。他生活于金代后期，因金廷南渡后防忌同宗，他虽精熟《资治通鉴》，对于中国历史的治乱兴衰之道颇为熟悉，也不得参预朝政。他一生自甘淡泊，极少结交权贵，与他密切交游的多为当时著名文士，如赵秉文、元好问等人。他深受佛道思想熏染，佛老随缘自适、万物一齐的处世哲学同儒家自甘清苦、追求道义的理想人格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有机统一，在文学创作上就表现为一种随缘忘机、淡泊自如的意绪，因而，他的诗文中多表达对富贵功名的鄙弃和对生活的超脱。他的诗歌用语清淡雅致，境界清远蕴藉，色调散淡疏朗，意境萧逸清新，风格平淡自然。如《秋郊雨中》：“嬴骖破盖雨淋浪，一抹烟林覆野塘。不着沙禽闲点缀，只横秋浦更凄凉。”这种淡泊自如的的意绪还表现为对清雅生活方式的自我陶醉，如《宴息》：“宴息春光晚，闲眠昼景虚。冥心居大道，达理契真如。乐对忘形友，欣逢未见书。世间幽隐者，何必尽樵渔。”如《内族子锐归来堂》：“一旦能知梦里真，平生看破主中宾。归来堂上忘形友，名利场上税驾人。东郭风烟宜惠账，南山猿鹤识纶巾。清樽雅趣闲棋味，盏盏冲和局局新。”如《北郊晚步》：“陂水荷凋晚，茅檐燕去凉。远林明落景，平麓淡秋光。群牧归村巷，孤禽立野航。自谙闲散乐，园圃意犹长。”完颜璹的诗歌风格在金代女真诗人中别具一格，静谧闲散中透出一派禅机，更近于王孟一派。随着金朝国势的衰落和诗人自己在政治上的不得志，他的诗中充满了抱负难伸乃至嗟老叹贫的感慨，如“孟津休道浊于泾，若遇承平也敢清；河朔几时桑柘底，只谈王道不谈兵”。他的《闻闲闲再起为翰林》、《过胥相墓》等诗，含蓄蕴藉，流行颇广。
完颜璹是金代成就最突出的女真词人，其词现存9首，存于《中州乐府》和《中州集》。他的词多抒写随缘忘机、萧散淡泊的意绪。如《春草碧》：“几番风雨西城陌，不见海棠红、梨花白。底事胜赏匆匆，正自天付酒肠窄。更笑老
与辽、夏相比，金代可谓诗人辈出，作品繁多。仅《中州集》就收入金代250余位文学家的诗词2116首。《金史·文艺传上·序》载：“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来，渐立条教。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金代著名诗人有宇文虚中、蔡珪、吴激、蔡松年、赵可、刘迎、王寂、王庭筠、党怀英、周昂、赵元、赵秉文、李纯甫、杨云翼、完颜璹、辛愿、李俊民、王若虚、元好问、段克己等。元好问是金代最杰出的诗人。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县）人。他是金朝成就最高的文学家，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其祖出自北魏拓跋氏，为唐代诗人元结后裔。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人家，其生父元德明喜爱杜诗，推崇苏黄，多次科举不中，以教授乡学为业，平时以诗酒自娱，有《东岩集》三卷传世。他出生后七个月即过继给其二叔元格。他很早就显露出文学才华，7岁即因作诗而获得“神童”的美誉。1202—1208年随当时名儒郝天挺学习经传诗文，师生时常唱和，诗文技艺大增。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进士及第，座主为当时著名诗人赵秉文。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中博学宏词科，在朝中或地方为官。金亡不仕，潜心编纂著述，致力于保存金代文化。他以诗存史，致力收集整理金
元好问多才多艺，工诗善文，广泛涉足于诗、词、文、散曲和笔记小说等文学领域，尤以诗、词、曲的成就最突出，而且诗词数量居金代之首，是金末元初之际声望最著的文坛领袖。《金史·文艺传下·元好问传》载：“好问字裕之。七岁能诗。年十有四，从陵川郝晋卿学，不事举业，淹贯经传百家，六年而业成。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礼部赵秉文见之，以为近代无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师。……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沈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其长短句，揄扬新声，以写恩怨者又数百篇。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其所著文章诗若干卷、《杜诗学》一卷、《东坡诗雅》三卷、《锦禨》一卷、《诗文自警》十卷。”他的文学作品主要有诗1380余首、词380余首、散曲9首、散文250余篇、小说《续夷坚志》4卷202篇等。
元好问全面地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是金代成就高的诗人。他的诗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生动地展示了金元易代之际的历史画卷，题材多样，内容丰富，风格沉郁悲凉，多伤时感事之作，善于以雄劲的笔力抒写深哀巨痛，情感悲凉而骨力苍劲。其中反映当时人民饱受天灾人祸之苦的作品，真实具体，富有感染力，如《雁门道中书所见》、《过晋阳故城书事》、《岐阳三首》、《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等。《岐阳三首》之二写道：“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这首诗着眼于蒙古入侵的现实、抒发了诗人内心的沉痛感慨。《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之四写道：“万里荆襄入战尘，汴州门外即荆榛。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诗人面对战祸蔓延、山河破碎的惨象，表达了以身许国的强烈愿望。元好问擅长各种诗体，他的七律深受杜甫影响，意境沉郁，成就突出；他的七古往往气势磅礴，意象壮丽，意味悠长。如《涌金亭示同
元好问有是金代最优秀的词人。其词以苏、辛为典范，兼有婉约、豪放等诸种风格，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其中又尤以两首《摸鱼儿》最富艺术魅力：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横沧路，当年寂寞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路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问莲根、有丝多少，莲心知为谁苦？双花脉脉娇相向，只是旧家儿女！天已许，甚不教、白头生死鸳鸯浦？夕阳无语。算谢客烟中，湘妃江上，未是断肠处。 《香奁》梦，好在灵芝瑞露。人间俯仰今古。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相思树，流年度，无端又被西风误。兰舟少住。怕载酒重来，红衣半落，狼藉卧秋雨。”
这两首词任情率真，哀婉动人。其中“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和“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等都是千古不朽的佳句。
元好问被誉为散曲的鼻祖，其散曲今存9首，其中小令《[双调]小圣乐·骤雨打新荷》是一代名曲，被认为是散曲的开山之作：
“绿叶阴浓，遍池亭水阁，偏趁凉多。海榴初绽，朵朵簇红罗。乳燕雏莺弄语，有高柳鸣蟑相和。骤雨过，珍珠乱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几，念良辰美景，休放虚过。穷通前定，何用苦张罗。命友邀宾玩赏，对芳尊浅酌低歌。且酩酊，任他两轮日月，来往如梭。”
这首曲表达了他留恋人生、安贫乐道的情怀。他的散曲创作直接推动了元代散曲的兴盛。
元好问又是一位文艺理论家，他的《论诗三首》、《论诗绝句三十首》、《与张仲杰郎中论文》、《校笠泽丛书后记》等，精辟评论了古代诗人诗派的得失。他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体例写作《论诗绝句三十首》，相当全面地评论了自汉魏到两宋一千多年间的重要诗人及诗派，推崇雄健豪迈的风格，反对绮靡纤丽的诗风，对后世诗歌评论和诗歌创作影响很大。他的论诗绝句自身也是优美的诗歌作品，是历代诗论作品中最具有艺术性的作品之一。例如：
曹刘侍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色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笔底银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饭山前。世间东抹西涂手，枉着书生待鲁连。
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
元好问十分喜欢培育英才，提携后进。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之初，元好问即向当时任蒙古国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推荐了54位中原秀士，如王若虚、张德辉、高鸣、李治、刘祁、商挺等，请耶律楚材予以保护和任用。而经他教育指授出来的文人有郝经、王恽、许楫、孟琪、徐琰、阎复、白朴、王思廉、郝继先等多人。他的学生郝经、王恽是元初著名文士。特别是白朴自幼得到元好问的精心培育与亲身教导，成为元曲鼎盛时期的著名作家，是“元曲四大家”之一。
元好问次女元严是一位闻名当时的女才子，美貌绝伦，文思敏捷，嫁为卢氏进士杨思敬妻。夫殁后因性情恬淡而做了女冠，号浯溪真隐，于卢氏山中修道。时任平章的张当揆十分爱慕，央人向元好问求婚，元好问推托说要元严亲口答应。张当揆急不可耐找上门去，亲自向意中人求婚。适逢元严正在修补天花板，见客来已知其意，当即借题发挥赋诗一首：“补天手段暂施张，不许纤尘落画堂。寄语新来双燕子，移巢别处觅雕梁。”诗中透露出明显的拒婚之意，张当揆只好悻悻而返。蒋正子《山房随笔》载：“元遗山好问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为女冠，文而艳。张平章当揆，欲娶之，使人嘱裕之。辞以可否在妹，妹以为可则可。张喜，自往访，觇其所向。至则方自手补天花板，辍而迎之。张询近日所作，应声答曰：“补天手段暂施张，不许纤尘落画堂。寄语新来双燕子，移巢别处觅雕梁。”张悚然而出。”蒋正子的记述中将元严误为元好问之妹，不知何故。
《金史》中还记载了许多诗人的事迹，从中可以发现金代诗歌教育的一些线索，如：
《金史·左企弓传》载：“太祖既定燕，从初约，以与宋人。企弓献诗，略曰：‘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
《金史·左泌传附侄光庆传》载：“（左企弓之孙）光庆好古，读书识大义，喜为诗，善篆隶，尤工大字。”
《金史·虞仲文传》载：“虞仲文字质夫，武州宁远人也。七岁知作诗，十岁能属文，日记千言，刻苦学问。”
《金史·赵秉文传》载：“秉文之文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字画则草书尤遒劲。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问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状，其为四方所重如此。”
《金史·文艺传上·蔡松年传》载：“（蔡松年）文词清丽，尤工乐府，与吴激齐名，时号‘吴蔡体。'有集行于世。”
《金史·文艺传上·吴激传》载：“激，米芾之婿也。工诗能文，字画俊逸，得芾笔意。尤精乐府，造语清婉，哀而不伤。将宋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有《东山集》十卷行于世。”
《金史·文艺传上·赵可传》载：“赵可‘其歌诗乐府尤工，号《玉峰散人集》'。”
《金史·文艺传上·胡砺传》载：“胡砺，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学。……韩昉见而异之，使赋诗以见志，砺操笔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馆置门下，使与其子处，同教育之，自是学业日进。……久之，改定州观察判官。定之学校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数，砺督教不倦，经指授者悉为场屋上游，称其程文为‘元化格'。”
《金史·文艺传下·周昂传》载：“周昂，字德卿，真定人。……昂年二十四擢第。调南和簿，有异政。迁良乡令，入拜监察御史。路铎以言事被斥，昂送以诗，语涉谤讪，坐停铨。……其甥王若虚尝学于昂，昂教之曰：‘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辞语之工，而岂文之正哉。'昂孝友，喜名节，学术醇正，文笔高雅，诸儒皆师尊之。既历台省，为人所挤，竟坐诗得罪，谪东海上十数年。”周昂作诗以杜甫、韩愈为榜样，著有《常山集》，已佚。其诗存100首，内容有咏怀、吊古、伤别、写景、边塞、悯农、论诗、题画等内容，其中以边塞诗最有特色，如《莫州道中》等。周昂对于文学创作有许多见解，他的外甥——金代文学批评家王若虚接受了他的文学主张，并在《滹南诗话》中保存了他的文学观点。
《金史·文艺传下·王庭筠传》载：“王庭筠，字子端，辽东人。生未期，视书识十七字。七岁学诗，十一岁赋全题。……泰和元年，复为翰林修撰，扈从秋山，应制赋诗三十余首，上甚嘉之。……庭筠仪观秀伟，善谈笑，外若简贵，人初不敢与接。既见，和气溢于颜间，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极口称道，他日虽百负不恨也。从游者如韩温甫，路元亨、张进卿，李公度，其荐引者如赵秉文、冯璧、李纯甫，皆一时名士，世以知人许之。为文能道所欲言，暮年诗律深严，七言长篇尤工险韵。有《藂辨》十卷，文集四十卷。”
《金史·文艺传下·刘昂传》载：“刘昂，字之昂，兴州人。大定十九年进士。曾、高而下七世登科。昂天资警悟，律赋自成一家，作诗得晚唐体，尤工绝句。”
《金史·文艺传下·李经传》载：“李经，字天英，锦州人。作诗极刻苦，喜出奇语，不蹈袭前人。李纯甫见其诗曰：‘真今世太白也。'由是名大震。”
《金史·文艺传下·刘从益传》载：“从益博学强记，精于经学。为文章长于诗，五言尤工，有《蓬门集》。”
《金史·文艺传下·王若虚传》载：“王若虚，字从之，藁城人也。幼颖悟，若夙昔在文字间者。擢承安二年经义进士。……所著文章号《慵夫集》若干卷、《滹南遗老》若干卷、传于世。”王若虚是金代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少时以其舅周昂为师，博学强记，精于经史文学，独步一时。他在诗歌创作上推崇白居易、苏轼，反对模拟雕琢等形式主义风气，对黄庭坚及江西诗派深表不满。作诗则以白居易、苏轼为法，崇尚自然，创作实践和理论保持一致。他的诗学主张对明清时期的诗歌创作与文学批评有一定影响。其《滹南诗话》3卷、杂文及诗5卷都收于《滹南遗老集》中。
《金史·文艺传下·李汾传》载：“李汾，字长源，太原平晋人。为人尚气，跌宕不羁。……喜读史。工诗，雄健有法。……汾平生诗甚多，不自收集，世所传者十二三而已。”
由上述记载可知，虞仲文可说是当时的神童，“七岁知作诗，十岁能属文”，但神奇却来自“日记千言，刻苦学问。”而王庭筠虽然“生未期，视书识十七字”，有天才般的表现，但“七岁学诗，十一岁赋全题”，却恰好说明了他学习作诗的过程和结果。
在金政权建立以前，作为游牧民族，女真民族以游牧围猎为生而又能歌善舞。女真人善骑射，信奉萨满教，无论贵族平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善于舞蹈歌唱，而萨满教乐舞在史书上也多有记载。女真人以起舞歌讴来侑觞，青年男女以歌声寻配偶，其渔猎生活也通过歌舞的形式表现出来。据此推测，女真族世代相传的民歌当不在少数，然而多已不传。熟悉“岳家军”战史的人都知道的一句“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就出自女真人的民歌。
金代的音乐和舞蹈在立国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其乐曲和歌舞被吸收到戏曲之中，促进了古代音乐、歌舞、散曲和杂剧的发展。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金代最著名的说唱文学作品，其中的唱词大量借用了唐宋诗词的诗句意境，充分体现了诗歌对曲词的影响。如写张生莺莺分别情景的《大石调·玉翼蝉》：“早是恁凄凄凉凉受烦恼，那堪值暮秋时节。雨儿怎歇，向晚风如凛洌，那闻得衰柳蝉鸣凄切。未知今日别后，何时重见也，……纵有半载恩情、千种风情何处说！”很显然,作者借用了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的情感和意境。再如表达莺莺在张生赴试后的思念愁绪的“非关病酒，不是伤春”（《道宫·尾》），应当是源于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中的“非干病酒，不是悲秋”。看来这位董解元有着比较深厚的诗歌修养，正如他在作品开头部分的自我介绍：“秦楼谢馆鸳鸯幄，风流稍是有声价，教惺惺浪儿每都伏咱。不曾胡来，俏倬是生涯。”“俺平生情性好疏狂，疏狂的情性难拘束。一回家想么诗魔多，爱选多情曲。比前贤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著数。一个个旖旎，风流济楚，不比其余。”“诗魔多”一语，显示了作者对诗歌的热爱。
第四章 诗歌教育的黑铁时代——元朝明朝清王朝
元、明、清三代，是古代中国疆域最广大的时期，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版图；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在达到顶点后开始衰落。由于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点，程朱理学被确立为官方正统思想，其文化专制主义也发展到顶峰，文化和教育日益成为政治的附庸，成为巩固专制统治的手段和工具。元代文人地位急剧下降，沦落到“九儒十丐”的地步。明清时期，文人地位虽然得到恢复，但惨烈的“文字狱”又迫使文人从思想到行为逐渐成为专制统治驯服的奴才。正统的诗歌教育也成为传播程朱理学、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
由于思想和思维日益受到程朱理学和专制主义的钳制，形式主义诗风弥漫诗歌领域，这一时期的诗人普遍失去了创新的勇气和本领，往往以模拟古人为能事，从古人的诗篇里去寻找作诗的一丝动机和灵感。而诗歌教育也越来越重视伦理道德的灌输和诗歌形式上的技法。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时期虽然诗人众多，却再也没有出现堪与“李杜”、“苏辛”比肩的人物。因此，可称之为诗歌教育的黑铁时代。
第一节 元代的诗歌教育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元代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第一次将西藏置于中央政府管辖之下，是中国历史上统治地域最广阔的朝代。大统一结束了五代以来三百余年间各民族纷争战乱的局面，出现了各族人民之间空前的融合，进一步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大汗位，自命为中原正统帝制的继承者，建元“中统”；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次年，迁都大都（今北京）；1279年，灭亡南宋，实现了全国统一。由于元朝在政治上奉行民族压迫的基本国策，在经济上采取掠夺“汉人”、“南人”的措施，元代统治者始终未能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终于导致了元末农民大起义，葬送了元王朝的统治。
元朝统治者对各民族文化思想实行开放包容政策，来自西域的各种宗教文化传播很广。而西藏的喇嘛教在蒙古人中影响更加深远，吐蕃萨斯迦人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国师，受命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字），定为国字颁行。在成吉思汗立国期间，道教全真派长春真人邱处机很受宠信，自此，道教对元代统治者影响深远。从元代开国初年起，在耶律楚材、杨惟中、姚枢、窦默、许衡等儒学名士的影响下，元朝历代统治者也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接受了儒学文化，尊孔崇儒成为基本国策。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从表面上看，正统儒学仍有发展，程朱理学的影响力不断扩张。延祐二年（1315年），元仁宗下令恢复科举制度，将儒家学说中的程朱理学定为考试的主要内容，程朱理学成为元朝的官方思想。但实际上，元朝只是利用儒学来笼络广大的汉族知识分子，缓和社会矛盾，促进民族和解，进一步扩大其统治基础，其历代统治者崇信佛教、道教更甚于儒教。由于元代仕出多途，科举在选拔官员方面的作用远不如宋代重要。元代直到元仁宗时才恢复科举，但也是时开时停。整个元朝总共只举行过15次考试，全部录取的人数只有1061人。和其他仕途相比，科举所占比重微不足道。文人即使是进士出身，也是官职卑微。因此，儒学在元代并没有取得绝对独尊地位，其统治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蒙古统治者虽然很早就任用了一些汉族文人为官员，如王鹗、赵璧、姚枢、窦默、许衡等，但由于其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和元初长时期废除科举，使元代大批汉族士人失去了仕宦前途和优越的社会地位。《元史·选举志一》记载：“（世祖至元）四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以为：‘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当时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谢枋得《叠山集》卷二）的说法，可见文人地位之低。汪元量的《自笑》一诗就说明了当时儒士的窘境：“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他们虽然摆脱了对统治阶级的依附，却不得不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只能运用自己的学识谋生。大量儒生几乎成了卑贱而无用的废人，有一些人成为工匠、商贾、吏胥，而沦落为奴仆、乞丐的也不计其数。即使是步入仕途的文人，由于职位卑微不被重用，其中一些人也存在着与上层统治者离异的心理。因此，从整体上看，与前代相比，元代士人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更加密切，他们的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明显不同的变化，而他们的文学创作也更多地适应了民众生活的需求，表现出世俗生活的众生相及其美学情趣。
从成吉思汗起，元朝统治者就十分重视商业和手工业，与中国传统“重农抑商”的治国方针迥乎不同。终元之世，商人异常活跃，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异常频繁。元朝统治者对工匠的重视和保护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工商业的发展促使许多重要城市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元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北方的大同、汴梁、济南、太原和南方的扬州、镇江、建康、杭州等城市经济都十分活跃。《马可·波罗行纪》中对元代繁华的都市有细致的描绘。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兴盛，促进了市民阶层的进一步形成和壮大，对元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朝以军事立国，依靠武力征服了东西方广大地域。蒙古大军在铁蹄所到之处，一方面是摧毁当地已有文明，一方面也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都在元代传入欧洲，而西方的宗教文化也传入中国。大量西域人移居中原地区，他们的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也随之传播各地。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汉族文化，也给汉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产生了丰硕的文化成果。杂剧、散曲、小说成为主要的文学形式，形成了以“元曲”（杂剧和散曲）为主要标志的元代文学。出身西域少数民族中的一些人在学习汉文化的过程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贯云石、萨都剌、迺贤等人成为当时著名的文学家。
元代儒学统治地位的削弱、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和生活要求的高涨、文人地位的急剧下降和生存方式的多样化，使得元代文学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新风貌。在宋金以来的杂剧、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由于许多杰出作家的参与和创作，元杂剧率先异军突起，标志着中国古典戏剧已经成熟。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郑光祖是元代最著名的剧作家。据不完全统计，元代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有一百余人，剧目七百多种。现存的元杂剧的数量，仅臧懋循《元曲选》和隋树森《元曲选外编》所收录的作品相加就有一百六十二种。《窦娥冤》、《西厢记》是最著名的杂剧作品。元杂剧的核心部分是唱词，每一折用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组成，并一韵到底；而杂剧的“韵白”则直接采用诗词或顺口溜式的韵文。如《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折中莺莺的唱词就化用范仲淹《苏幕遮》中的词句：“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端正好》）”由此可见，元杂剧的曲词创作受到古典诗词的广泛影响。
伴随着元杂剧的兴盛，散曲这一新的诗歌形式也在元代大放光芒,代表了元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这种新诗体承继了传统诗词的因素，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从形式上看，它和杂剧中的唱词使用相同的格律形式，具有相近的语言风格，是“元曲”的一部分。与诗词相比，为了适应即兴抒情和演唱的需要，散曲的形式和语言以俗为美，别具特点。在遵守固定的平仄格律的同时，散曲可根据作者需要随意增加衬字，从一字到十数字不等。散曲的语言（特别是衬字）主要是口语、俗语，因而散曲的语言更自由轻灵，更适宜于表达即兴的、活泼的情感。因此，“尖歌倩意”（燕南芝庵《唱论》）成为散曲的主要艺术特征，打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对诗歌的束缚，使得散曲的形式和内容具有崭新的面貌。从内容上看，散曲则远远超出了传统诗词表现范围，更多地表现了市井生活和市民心理。如杜仁杰的《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等作品，颠覆了诗歌的传统题材和思想观念。元代散曲中反映妓女生活的作品非常多，正是元曲与勾栏密切相关的结果。由于礼教观念的淡薄，元代散曲在爱情题材的描写和表现上十分大胆和直白。如名伶珠帘秀在《正宫·醉西施·无题》中发出了“便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呼喊，令人有石破天惊之感。散曲作者以汉族士大夫为主，他们也更经常地运用散曲来表达自身的生活感受。由于文人地位急转而下，元代散曲中始终弥漫着一种空幻感和凄凉感，如“王图霸业成何用”（马致远《拨不断·无题》），“盖世功名总是空”（白朴《双调·乔木查·对景》），成为这一部分作品的基调。另一种常见的表述则是对屈原式人生道路的否定和对陶潜式生活方式的向往，如白朴在《寄生草·劝饮》中写道：“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这类作品表现了落魄文人对政治的远离和人生的无奈。据不完全统计，元代散曲作家有200余人，存世作品（小令和套数）4200余篇。
元代散曲作家以文人为主体，汉族士大夫又是其中的中坚力量，如关汉卿、王和卿、白朴、马致远、张养浩、乔吉、张可久等。他们都接受了传统的儒学教育，有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他们的创作，使得最初诞生于民间的散曲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并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现存散曲作品多数描写男女风情或歌唱隐逸生活，表现了元代文人对封建礼教和功名利禄的鄙视；少数作品揭露了蒙古贵族的残暴统治，反映了人民疾苦。与诗词相比，散曲取得了雅俗共赏的效果，既满足了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下层百姓的娱乐需求，又为文人增加了新的表情达意的艺术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诗歌教育的效果。
关汉卿号己斋叟，金末元初大都人，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大戏剧家。他自称“普天下
王和卿，生卒年不详，大名(今属河北)人，与关汉卿同时且非常友善。现存小令21首，套数1篇。他的散曲选材粗俗，多表现世俗文化庸俗的一面。其名作是《仙吕·醉中天·咏大蝴蝶》：“弹破庄周梦，两翅架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个空。难道风流种，吓杀寻芳的蜜蜂。轻轻的飞动，把卖花人扇过桥东。”此曲用语夸张，构思奇特，极具滑稽诙谐之趣。另一名作《双调·拨不断·大鱼》用极力夸大的语言描绘了“神鳌”形象：“胜神鳌，夯风涛，脊梁上轻负着蓬莱岛。万里夕阳锦背高，翻身犹恨东洋小，太公怎钓？”
白朴（1226—1306？）原名恒，字仁甫，后改名朴，字太素，号兰谷。他自幼曾得到金末著名文学家元好问的精心抚育与亲身教导。他之所以能成为“元曲四大家”之一，就得益于元好问的教育。白朴幼经金亡丧乱，而后终生不仕，过着优游闲居生活，用杂剧词曲宣泄胸中的不平之气，有《天籁集》传世。其散曲作品今存小令37首，套数4篇。在这些作品中，叹世归隐的主题占了很大比例，如《双调·沉醉东风·渔父》：“黄芦岸白蘋渡口，绿杨堤红蓼滩头。虽无刎劲交，却有忘机友，点秋江白鹭沙鸥。傲煞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曲中表达了作者对现实功名的否定和对遁世退隐生活的向往。如小令《阳春曲·题情》：“笑将红袖遮银烛，不放才郎夜看书，相偎相抱取欢娱。止不过迭应举，及第待何如？”这首散曲表明了对功名的鄙薄态度和文人的无奈情绪，反映了元代文人的人生态度。此外，白朴的散曲中还有不少描写男女恋情或写景咏物的作品，或质朴本色，或清丽淡雅，成就较高。白朴作词较多，其词风继承苏辛，以豪放高旷为主，同时又追求音律的谐婉完整。如他的《水调歌头》（苍烟拥乔木）慷慨豪迈，充满了历史兴亡之感。
马致远（约1250—约1321）以字行于世，名不详，晚年效陶渊明之志，自号“东篱”。他是元代创作散曲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散曲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被誉为“曲状元”，今存小令115首、套数22篇。马致远早年热衷功名，但仕途却并不得意。长期沉抑下僚使他饱受屈辱，对元代社会的黑暗有清醒的认识。因而，在他的散曲中，传统文人的积极进取精神与超脱旷达的人生态度相互交织，表现得最为鲜明突出，其思想意蕴和艺术风格最易引起知识分子内心的共鸣。他的散曲带有更多的传统文人气息，其作品内容以感叹历史兴亡、歌颂隐逸生活、吟咏山水田园风光为主，既保持了散曲的艺术风格，又表现了诗词的意境，语言自然清丽，雅俗相兼。套数《双调·夜行船·秋思》是他的代表作，如其中的《乔木查》：“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再如《离亭宴煞》：“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争攘攘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人问我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在曲中，作者将历史的感叹与人生的悲哀融为一体。他的小令别具情致，脍炙人口，如《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仅28字就勾勒出一幅晚秋夕照景象和苍凉萧瑟的意境，充分表达了天涯游子的孤独与彷徨，情景交融，隽永含蕴。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赞其为“秋思之祖”；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赞它“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
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历城（今属山东）人。曾任监察御史、礼部尚书等职，以直言敢谏著称。曾因上疏言事得罪，辞官隐居多年。晚年以陕西行台中丞前往关中救灾，卒于任上。他著有散曲集《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现存小令161首，套数2篇。他的散曲多写寄情林泉之乐，也不乏关怀民生之作。他在陕西赈饥时所作的一组《山坡羊》曲，将诗歌中常见的咏史题材用散曲的形式写出，充满深沉的历史感慨。如《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此曲鞭辟入里，精警异常，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封建王朝兴亡后面的历史真相，历来为人称道。他吟咏隐逸生活的作品也有许多佳作，如《双调·雁儿落带得胜令·退隐》：“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倚仗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鹿眠山草，山猿戏野花。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行踏，云山也爱咱。”曲中表达了作者与云山为友、与鹿猿为伍的退隐生活的乐趣。
乔吉（？—1345）字梦符，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他是元代后期的杂剧作家和享有盛名的散曲家，有杂剧《两世姻缘》等11种，今存3种。其散曲有《梦符散曲》，今存小令209首，套数11篇，数量之多仅次于张可久。他在散曲创作上与张可久齐名，明代李开先在《乔梦符小令》的序中称“乐府之有乔张，犹诗家之有李杜”。他一生穷愁潦倒，寄情诗酒，其散曲多啸傲山水和青楼调笑之作，风格以清丽婉约见长，形式整饬，节奏明快，讲究锻字炼句，雅俗并用，雅丽含蓄中蕴涵天然质朴的韵味，但带有更多的江湖游士气息。如《正宫·绿么遍·自述》：“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他自称“烟霞状元”、“江湖醉仙”，因而这首小令成为其人生经历和处事态度的自我写照。如《双调·折桂令·自述》：“华阳巾鹤氅蹴跹，铁笛吹云，竹杖撑天。伴柳怪花妖，麟祥凤瑞，酒圣诗禅。不应举江湖状元，不思凡风月神仙。断简残篇，翰墨云烟，沓满山川。”他在曲中自比“江湖状元”、“风月神仙”，表现了作者风流倜傥、狂放不羁的性格，是自述心志的杰作。如《中吕·满庭芳·渔父词》：“秋江暮景，胭脂林障，翡翠山屏。几年罢却青云兴，直泛沧溟。卧御榻弯的腿痛，坐羊皮惯得身轻。风初定，丝纶慢整，牵动一潭星。”曲中表现了隐逸者避世而又寂寞的内心矛盾，体现了雅俗兼至的艺术特色。乔吉的散曲在明清时期深受封建文人赏识，影响很大。
张可久（约1270—1348后），字小山，曾任小吏，仕途不得意。平生好游，足迹遍江南。著有《今乐府》、《苏堤渔唱》、《吴盐》、《新乐府》四种，元人胡存善曾辑《小山乐府》，明代徐渭又辑《小山乐府》。其散曲今存小令855首，套数9篇，是元代专攻散曲且作品最多的作家，与乔吉并称元代散曲两大家，有“曲中李杜”之誉。其散曲取材广泛，诸如写景抒怀、男女恋情、叹世归隐、酬唱赠答等文人生活的各方面几乎都有涉及。如《中吕·卖花声·怀古》：“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作者借史事以述怀，表达了封建文人对民生苦难的关心和自身生不逢时的无奈感慨。如《正宫·醉太平·叹世》：“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沾粘便滚。文章糊了盛钱囤，门庭改造迷魂阵，清廉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倒稳。”作者在曲中对道德沦丧、贤愚颠倒的人情世态作了辛辣的讽刺。最能代表其形式整饬、格调清丽、华而不艳风格的是大量的写景作品。如《黄钟·人月圆·春晚次韵》：“萋萋芳草春云乱，愁在夕阳中。短亭别酒，平湖画舫，垂柳骄骢。一声啼鸟，一番夜雨，一阵东风。桃花吹尽，佳人何在，门掩残红。”这首曲以写景见长，化用唐诗典故，典雅工丽，缠绵委婉。如《中吕·红绣鞋·天台瀑布寺》：“绝顶峰攒雪剑，悬崖水挂冰帘。倚树哀猿弄云尖。血华啼杜宇，阴洞吼飞廉。比人心山未险。”作者借写景表达了对险恶人世的讽刺和批判。由于他的散曲突出显示了散曲雅化的趋势，他成为元代后期散曲风格转变的一个关键人物，其作品在明清时期颇受封建文人欣赏，对明清时期的散曲创作影响很大。他亦能诗，其诗存于《元诗选》。
传统诗歌在元代并没有失去其正宗地位，虽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通俗文学的冲击和影响，它仍然是广大文人表达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的主要文学形式，仍然具有其它文学形式不能取代的地位。从元世宗起，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在正统思想意识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对元代正统文人的文学思想和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与元曲作家不同，元代诗人主要是具有正统思想的士大夫，有些诗人本身就是理学家或理学中人，如郝经、刘因、许衡、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等。因此，传统的“诗教”和“雅正”的文学观念在元代诗歌中继续得到继承和发扬。从元代初年开始，崇尚唐诗的风气不断高扬，元代诗人几乎一致地主张诗歌要回到唐代乃至汉魏六朝，对于宋诗多采取摒弃态度。他们力图纠正宋诗长期以来重理智而轻感情的倾向，恢复唐诗所代表的重视抒情的传统。元代诗歌继承了优秀的诗歌传统，广泛反映了动荡复杂的社会状况和不同时期文士阶层的精神面貌。元代诗人这种鄙弃宋诗而专学唐诗的主张对诗歌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对明代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元代后期诗歌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世俗社会的生活情调、繁华都市的各种景象、市民阶层的享乐观念也进入了诗歌领域，正统文学也不得不打上商业社会的烙印；而杨维桢“铁崖体”的出现，则把个性化诗歌创作发挥到惊世骇俗的境地，显示了诗歌新的发展趋向。
元代诗人和作品的数量相当可观，清代顾嗣立编选的元代诗歌总集《元诗选》选录了元代诗人340家，选诗19500多首，为保存元诗最丰富的总集。其后席世臣、顾果庭续编的《元诗选·癸集》收录诗人2300余家，选诗5000余首。二者合计共收录2600多名诗人，24600余首诗。元代影响较大的诗人主要有耶律楚材、戴表元、刘因、赵孟頫、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王冕、杨维桢等，他们或出自世族豪门，或长于寒门农家，但都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由于散曲的兴盛，元代词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为散曲所替代，但词人和词作仍有较大数量。唐圭璋选编的《全金元词》收录元代词人200余家，词作3700余首。耶律楚材、白朴、刘因、赵孟頫、虞集、张翥、贯云石、萨都刺等都是元代著名词人，写出了一些好作品。如虞集的《风入松·寄柯敬仲》,萨都剌的《满江红·金陵怀古》、《百字令（念奴娇）·登石头城》等。由于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和融合，一些少数民族的贵族子弟也逐渐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汉化程度很深，因此，元代还出现了许多少数民族诗人。特别是元代后期产生了一大批成就斐然的少数民族诗人，如维吾尔族诗人贯云石、回族诗人萨都剌等，他们的汉文诗歌都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少数民族诗人群体的出现，是元代文学的显著特色，也是元代诗歌的一大亮点，从一个方面显示了元代诗歌教育的实绩。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
戴表元(1244—1310)，字帅初，号剡源先生，奉化人。有《剡源文集》三十卷，其中诗四卷。他七岁开始学诗习文，年轻时曾拜南宋末年著名学者王应麟等为师受业。宋末元初，曾历任州府儒学教授。《元史·儒学传二·戴表元传》载：“（表元）七岁学古诗文，多奇语。稍长，从里师习词赋，辄弃不肯为。咸淳中，入太学，以三舍法升内舍生，既而试礼部第十人，登进士乙科，教授建康府。……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余，执政者荐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调教授婺州，以疾辞。初，表元闵宋季文章气萎篸而辞骫蔟，蔟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时四明王应麟、天台舒岳祥并以文学师表一代，表元皆从而受业焉。故其学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洁，化陈腐为神奇，蓄而始发，间事摹画，而隅角不露，施于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许与。至元、大德间，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唯表元而已。”在元初诗人中，戴表元是鼓吹学习唐诗、力矫宋诗弊端的主要人物。他曾流落颠沛于东南地区，其诗如《夜寒行》、《剡民饥》、《采藤行》等记录了当时的民生疾苦。他的五、七言近体诗格调清新，形象鲜明，雅韵秀丽。如《西兴马上》：“去时风雨客匆匆，归路霜晴水树红。一抹淡山天上下，马蹄新出浪花中。”写得新鲜有味。如《感旧歌者》：“牡丹红豆艳春天，檀板朱丝锦色笺。头白江南一尊酒，无人知是李龟年。”诗里流露出作者的故国之思。
刘因（1249—1293）字梦吉，号静修，容城（今河北徐水）人。他出身儒学世家，天资过人，三岁识字，过目能诵，六岁能诗，七岁能文。初仕于元，后辟官还家。著有《静修集》、《丁亥集》。他是元代北方著名的理学家。在元代前期的理学家中，刘因的文学成就最为突出。《元史·刘因传》载：“刘因，字梦吉，保定容城人。世为儒家……因天资绝人。三岁识书，日记千百言，过目即成诵，六岁能诗，七岁能属文，落笔惊人。甫弱冠，才器超迈，日阅方册，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圣解》。……因所著有《四书精要》三十卷，诗五卷，号《丁亥集》，因所自选。”他在诗歌创作上推崇韩愈，倾慕元好问。他的七古气势磅礴，雄奇峭丽，颇有韩愈诗风的余韵，如《西山》中的诗句：“西山龙蟠几千里，力尽西风吹不起。夜来赤脚踏苍鳞，一着神鞭上箕尾。”他的七律受元好问影响较深，如《渡白沟》：“蓟门霜落水天愁，匹马寒渡白沟。燕赵山河分上镇，辽金风物异中州。黄云古戍孤城晚，落日西风一雁秋。四海知名半凋落，天涯孤剑独谁投。”这首诗意境高远，沉郁雄浑，深得元好问诗歌的风致。刘因诗歌作品虽然受到理学观念的影响，但他的一些名作则没有头巾气。如《白沟》：“宝符藏山自可攻，儿孙谁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空歌海内风。赵普元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年功。白沟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诗人高昂自信，揭示了宋朝丧失北方的教训。他的五古诗多学陶渊明，有《学陶诗》一卷。五言小诗多清新活泼，颇有陶诗的风格。如《村居杂诗》：“邻翁走相报，隔窗呼我起：数日不见山，今朝翠如洗。”刘因的词作较多，有《樵庵词》，今存词35首。风格接近苏、辛，于朴素中洋溢豪放之气。如《玉漏迟·泛舟东溪》：“故园平似掌。人生何必武陵溪上。三尺蓑衣，遮断红尘千丈。不学东山高卧，也不似鹿门长往。君试望，远山颦处，白云无恙。自唱。一曲渔歌，觉无复当年，缺壶悲壮。老境羲皇，换尽平生豪爽。天设四时佳兴，要留待，幽人清赏。花又放，满意一蒿春浪。”他的文学作品开创了元代理学家创作诗文的先河。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晚号松雪道人，著有《松雪斋文集》。赵孟頫系宋太祖赵匡胤之子秦王赵德芳的后裔，因四世祖时南宋朝廷赐第湖州（今浙江吴兴县），遂为湖州人。他博学多才，诗词、书法、绘画、音乐均有很高造诣，特别是书画艺术最为突出，他是元代最负盛名的杰出书法家，又是元代前期影响最大的诗人。他幼年聪慧过人，读书过目成诵，为文操笔立成。其诗文风流儒雅，清奇俊逸，才气英迈。他的诗以五言古体和七律最为著名。他的五古有汉魏六朝诗的风味，如《咏怀六首》、《古风十首》。他在近体诗创作上推尊唐人，其七律一般以清丽委婉、儒雅风流见长。如《岳鄂王墓》：“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这首诗是凭吊岳飞的诗篇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如《钱塘怀古》：“东南都会帝王州，三月烟花非旧游。故国金人泣辞汉，当年玉马去朝周。湖山靡靡今犹在，江山悠悠只自流。自古兴亡尽如此，春风麦秀使人愁。”故国之思流动缠绵于声韵之中。赵孟頫不仅长于诗文，也工于散曲，但数量不多。其中，以他欲纳妾戏赠其妻
赵
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号称“元诗四大家”。他们都是当时的馆阁文臣，其诗歌典型地代表了当时流行的文学风尚，备受时人赞誉。四人的诗歌创作都宗法唐诗，在内容上大致相同，但风格各有不同。其中最优秀的诗人是虞集。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又因书斋名“邵庵”，世称
杨载（1271—1323）字仲弘，浦城（今属福建）人，后迁居杭州。《元史·儒学传二·杨载传》载：“（载）少孤，博涉群书，为文有跌宕气。……初，吴兴赵孟頫在翰林，得载所为文，极推重之。由是载之文名，隐然动京师，凡所撰述，人多传诵之。其文章一以气为主，博而敏，直而不肆，自成一家言。而于诗尤有法，尝语学者曰：‘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自其诗出，一冼宋季之陋。”杨载著有《诗法家数》，提倡写诗学汉魏、盛唐：“须先将汉、魏、盛唐诸诗，日夕沈潜讽咏，熟其词，究其旨，则又访诸善诗之士，以讲明之。若今人之治经，日就月将，而自然有得，则取之左右逢其源。苟为不然，我见其能诗者鲜矣。”杨载的作品今存《杨仲弘诗》八卷。他的七言歌行劲健雄放，律诗谐婉雅致，绝句蕴藉含蓄。其诗潇洒清空，声律圆润，风格似唐诗。如“放浪天地间，无今亦无昔”（《遣兴偶作》），“却到江南春水涨，拍天波浪泛轻鸥”（《送人二首》）。杨载作诗，在炼字造句上颇下功夫。这同他在《诗法家数》中重视炼句琢对、起承转合是一致的。如“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风露寂无声”（《宗阳宫望月分韵得声字》）一联，尤为人叹服。
范梈（1272—1330）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今属江西）人。有《范德机诗》7卷，辑诗550余首。《元史·范梈传》载：“家贫，早孤，母熊氏守志不他适，长而教之。梈天资颖异，所诵读，辄记忆，虽癯然清寒若不胜衣，于流俗中克自树立，无苟贱意。居则固穷守节，竭力以养亲，出则假阴阳之技，以给旅食，耽诗工文，用力精深，人罕知者。”他最长于歌行，诗风豪放超迈又流畅自如。他的五律专学杜甫，颇有杜诗沉郁凝炼之风，如《京下思归》：“黄落蓟门秋，飘飘在远游。不眠闻戍鼓，多病忆归舟。甘雨从昏过，繁星达曙流。乡逢徐孺子，万口薄南州。”他的一些绝句颇有情致，如《浔阳》一诗：“露下天高滩月明，行人西指武昌城。扁舟未到心先到，卧听浔阳谯鼓声。”其思乡情切，颇为感人，近似唐人风调。他在《赠答杨显民四方采诗》中写道；“今人论学古人诗，事皆天者非人为。文章由来贵尔雅，但顾有法何妨奇。”他强调作诗不能一味模仿古人，死守陈法，很有道理。
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富州（今江西丰城）人，有诗集《秋宜集》。少时家境贫寒，随其父读书，十分刻苦。《元史·揭傒斯传》载：“（傒斯）父来成，宋乡贡进士。傒斯幼贫，读书尤刻苦，昼夜不少懈，父子自为师友，由是贯通百氏，早有文名。”他的诗歌中反映民生疾苦之作比较多，朴实真切。其律诗和歌行以清婉流丽见长，如《夏五月武昌舟中触目》：“两髯背立鸣双橹，短蓑开合沧江雨。青山如龙入云去，白发何人并沙语。船头放歌船尾和，篷上雨鸣篷下坐。推篷不省是何乡，但见双双白鸥过。”他五言古诗含蓄高雅，质朴无华，别有寄托。如《秋雁》：“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莫道江南恶，须道江南好。”此诗暗讽蒙古统治者既掠夺南人财富而又歧视南人的行径，是元代诗歌中罕见的讽刺之作。
王冕（1287—1359）字元章，号竹斋生、煮石山农、放牛翁、会稽外史、梅花屋主等，诸暨人，有《竹斋诗集》传世。他出身农家，自幼好学，白天放牛，每晚借佛殿长明灯夜读，终成通儒。宋濂《王冕传》记述了王冕求学的经历：“（王冕）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此后，王冕被会稽儒师韩性收为弟子，博通儒经。王冕淡泊名利，毕生未仕，晚年隐居于九里山。他多才多艺，又是元代著名画家，一生爱好梅花，种梅、咏梅又工画梅。其书法、篆刻自成风格，也是一代名家。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元末的社会现实有真切的感受，他的诗多反映百姓疾苦，谴责豪门权贵，如《江南民》、《冀州道中》等，这类诗风格与杜甫相近。在当时，他以题画诗闻名四方。他曾在一幅《墨梅图》（现藏上海博物馆）上题诗五首。最著名的是他的《墨梅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题诗《墨梅》：“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诗人借梅自喻，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高尚情操。这类题画诗或古体，或律体，豪迈孤傲，风格近似李白。如他的《白梅》诗：“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诗人表明了自己独善其身、鄙薄流俗的品格。王冕的诗在明清时期受到许多文人的重视，评价很高，影响颇大。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一号铁笛道人，绍兴会稽(今属浙江)人。杨维桢个性狂狷，是元末最具艺术个性的诗人。他强烈主张艺术创作个性化，追求超乎寻常的构思和奇特不凡的意象，力图打破元代缺乏生气的诗风，创造了元代诗坛上独一无二的“铁崖体”。他的诗论和创作都明显地表现出排斥律诗而提倡古乐府的倾向，他潜心写作古乐府并十分自许，他的学生以此宣扬他为“一代诗宗”。杨维桢所著诗文很多，有《东维子集》、《铁崖古乐府》、《复古诗集》、《铁崖文集》等。他的乐府诗最能体现“铁崖体”的特色，如《鸿门会》、《五湖游》等。这些诗多半是咏史或拟古之作，融汇了汉魏乐府以及李白、杜甫、李贺等人的长处，以气势雄健的奇思幻想使人耳目一新。他的竹枝词、宫词和香奁诗也很著名，如《西湖竹枝歌九首》、《香奁八咏》等。“铁崖体”以雄奇飞动、充满生气的特征与元代中期平稳雅正的诗风背道而驰，在当时特别引人注目，但这种风格受李白、李贺的影响很深，独创性并不高。杨维桢有时一味求奇，不免有诡异晦涩的特点，也与李贺诗风一脉相承。杨维桢是元末诗坛领袖之一，在东南地区影响很大，追随者很多。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对明代诗歌有比较深远的影响。
元代中后期还出现了许多擅长诗、词、曲的少数民族作家，如维吾尔族人贯云石、回族人萨都剌、蒙古族人泰不华、突厥人迺贤、色目人余阙、回族人丁鹤年等人，还出现了回族散曲家阿里耀卿、阿里西瑛父子。他们的汉文诗歌在艺术上都相当成熟，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贯云石和萨都剌。
贯云石（1286—1324）是元代少数民族中涌现出的文学家、戏曲音乐家、诗人和书法家。原名小云石海涯，号酸斋，别号芦花道人，维吾尔族人。其祖父为元朝名将阿里海涯，其外祖父是精通汉学的维吾尔族名儒廉希闵。廉希闵是元初三朝名臣布鲁海牙之子。《元史·布鲁海牙传》载：“初布鲁海牙拜廉使，命下之日，子希宪适生，喜曰：‘吾闻古以官为姓，天其以廉为吾宗之姓乎！'故子孙皆姓廉氏。后或奏廉氏仕进者多，宜稍汰去，世祖曰：‘布鲁海牙功多，子孙亦朕所知，非汝当预。'……子希闵、希宪、希恕、希尹、希颜、希愿、希鲁、希贡、希中、希括，孙五十三人，登显仁者代有之。”廉希闵的弟弟廉希宪是元世祖忽必烈的亲信大臣，自幼熟读经书，深通儒家之道，被忽必烈誉为“廉孟子”。《元史·廉希宪传》载：“世祖为皇弟，希宪年十九，得入侍，见其容止议论，恩宠殊绝。希宪笃好经史，手不释卷。一日，方读《孟子》，闻召，急怀以进。世祖问其说，遂以性善义利仁暴之旨为对，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贯云石自幼就常随母亲廉氏住在廉家别墅“廉园”里修文习武，园内有两万多卷藏书，因此，他从小就受到了汉文化的深厚熏陶。
贯云石初袭父职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27岁任翰林侍读学士，是历史上第一个维吾尔族翰林学士。他出身武官家庭，自幼武艺超群，后弃武学文，酷爱汉族文化，学习勤奋，多才多艺，在诗文、散曲方面有很深造诣。他专心致力于学问，潜心研究我国古代典籍，著有《孝经直解》一书。1308年，他北上大都（今北京），从师于著名古文家姚燧。他十分倾慕大诗人李白的豪情逸志，淡泊功名利禄，更醉心于当一名江南隐士，于是称疾辞官，浪迹于江浙一带，与汉族士大夫交游，写作了大量散曲，著称于当时。今存小令79首，套数8篇。《元史·小云石海涯传》载：“小云石海涯，家世见其祖《阿里海涯传》。其父楚国忠惠公，名贯只哥，小云石海涯遂以贯为氏，复以酸斋自号。母廉氏，夜梦神人授以大星使吞之，已而有妊。及生，神彩秀异。年十二三，膂力绝人……稍长，折节读书，目五行下。吐辞为文，不蹈袭故常，其旨皆出人意表。初，袭父官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镇永州，御军极严猛，行伍肃然。稍暇，辄投壶雅歌，意所暢适，不为形迹所拘。……北从姚燧学，燧见其古文峭厉有法及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大奇之。……偶过梁山泊，见渔父织芦花为被，欲易之以。渔父疑其为人，阳曰：“君欲吾被，当更赋诗。”遂援笔立成，竟持被去。人间喧传芦花被诗。其依隐玩世多类此。晚年为文日邃，诗亦冲淡。草隶等书，稍取古人之所长，变化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从之若云，得其片言尺牍，如获拱璧。其视死生若昼夜，绝不入念虑，攸攸若欲遗世而独立云。”从其经历和诗歌作品来看，他已经是一个高度汉化的文人。
贯云石特殊的身世背景与生活经历，使他的散曲风格豪放洒脱，风格独特，既有北方豪士的爽朗英风，又兼江南文人的清新飘逸之气。如《双调·清江引》：“弃微名去来心快哉，一笑白云外。知音三五人，痛饮何妨碍？醉袍袖舞嫌天地窄。”曲子表现了他抛弃名利后自由自在的快乐心情。如《双调·殿前欢》：“楚怀王，忠臣跳入泪罗江，《离骚》读罢空惆怅，日月同光。伤心来笑一场。笑你个三闾强，为甚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作者在对屈原的景仰和历史的反思中，以冷峭荒诞的反诘、奇诡洒脱的讽笑表达了对丑恶现实的蔑视并予以彻底否定。如《中吕·红绣鞋·无题》：“挨着靠着云窗同坐，偎着抱着月枕双歌，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闰一更儿妨甚么！”这首曲把两情缱绻表达得异常生动热烈。如《双调·蟾宫曲·无题》：“凌波晚步晴烟，太华云高，天外无天。翠羽摇风，寒珠泣露，总解留连。明月冷亭亭玉莲，荡轻香散满湖船。人已如仙，花正堪怜，酒满金樽，诗满鸾笺。”此曲歌咏杭州西湖，在整饬的格律中仍流动着豪放飘逸之气。如《南吕·金字经·无题》则显得更柔美感伤：“蛾眉能自惜，别离泪似倾，休唱《阳关》第四声。情，夜深愁寐醒，人孤另，萧萧月二更。”
贯云石也擅长写诗填词。他的诗清新自然，感情真挚，豪放洒脱，尤以歌行和古乐府为人称道，有《采石歌》、《君山行》、《观日行》等优秀诗篇，今存诗38首。他的诗或讴歌大好河山，或凭吊历史人物，或抒写思乡之情，或表达摒弃荣华、追求淡泊的愿望。他任翰林侍读学士时写了一首七律《神州寄友》：“沧海茫茫叙远音，何人不发故乡吟。十年故旧三生梦，万里乾坤一寸心。秋水夜看灯下剑，春风时鼓壁间琴，迩来自愧头尤黑，赢得人呼小翰林。”在浓重的思乡情中依然充满英豪奇纵之气，颇有点盛唐气象。他早期的代表作《桃花岩》充满了奇思遐想：“美人一别三千年，思美人兮在我前。桃花染雨入白兆，信知尘世逃神仙。空山亭亭伴朝暮，老树悲啼发红雾。为谁化作神仙区，十丈风烟隔淮浦。暖翠流香春自活，手捻残霞皆细末。几回云外落清啸，美人天上骑丹鹤。神游八极栖此山，流水杳然心自闲。解剑狂歌一壶外，知有洞府无人间。酒酣仰天呼太白，眼空四海无纤物。明月满山招断魂，春风何处求颜色。”这首歌行体诗颇有李白的风格。
1314年秋，贯云石南游途中经过梁山泊。贯云石喜爱那里一个渔翁用芦花絮成的被子，渔翁要他用诗来交换。贯云石略加思索，吟出了一首七律：“采得芦花不涴尘，绿莎聊复藉为茵。西风刮梦秋无际，夜月生香雪满身。毛骨已随天地老，声名不让古今贫。青绫莫为鸳鸯妒，欸乃声中别有春。”这首《芦花被诗》曾广为流传，他以诗换取芦花被一事也被传为文坛佳话，他则又自命别号“芦花道人”。他途经当涂时写下《采石歌》：“采石山头日颓色，采石山下江流雪。行客不过水无迹，难以断魂招太白。我亦不留白玉堂，京华酒浅湘云长。新亭风雨夜来梦，千载相思各断肠。”诗人表达了他对李白的无限仰慕。
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涯当年是忽必烈的南征大将，曾立下赫赫战功，他对此很是自豪。他南游登上岳阳楼时写下了著名诗篇《岳阳楼》：“西风吹我登斯楼，剑光影动乾坤浮。青山对客有余瘦，
贯云石儒、佛、道兼修，早已参透生死。他隐姓埋名，易服藏迹，定居在钱塘（今杭州）正阳门外，靠卖回药为生，与友人或参禅论道，或吟诗弄曲。明代文学家李开先的《词谑》记载了贯云石的一则轶事：“一日，郡中数衣冠士游虎跑泉，饮间赋诗，以‘泉'字为韵。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问其故，应声曰：‘泉、泉、泉，乱迸珍珠个个圆。玉斧斫开顽石髓，金钩搭出老龙涎。'众惊问曰：‘公非贯酸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饮，尽醉而去。”1324年，他刚三十九岁便病逝于杭州，临终前口占一首《辞世诗》：“洞花幽草结良缘，被我瞒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圆。”诗中没有丝毫悲凉之气，他置生死于度外的超脱与自信、达观与幽默却长留人间。
贯云石的词今存2首，其一是《水龙吟·咏扬州明月楼》：“晚来碧海风沈，满楼明月留人信。璚花香外，玉笙初响，修眉如妒。十二阑干，等闲隔断，人间风雨。望画桥檐影，紫芝尘暖，又唤起，登临趣。回首西山南浦。问云物，为谁掀舞？关河如此，不须骑鹤，尽堪来去。月落潮平，小衾梦转，已非吾土。且从容对酒，龙香涴茧，写平山赋。”这首词描绘了明月楼巍峨秀美的景象，表达了词人超然物外的所思所感，颇为后世文人所称道。
由于家学影响，贯云石的孙女也能写诗填词。《元史·小云石海涯传》载：“孙女一人，有学识，能词章”。可惜，史书上未留下这位女诗人的名字和作品。
萨都剌(1300？—1355？)字天锡，号直斋，元代回族（蒙古族？）诗人。他出生于代州(今山西代县)，因代州古称雁门，遂为雁门人，其诗集名为《雁门集》，存诗700余首,词15首。萨都剌以写宫词、乐府诗著名，如《芙蓉曲》，这些作品受晚唐李商隐、温庭筠诗风的影响颇深。萨都剌一生遍历南北各地，他的记游写景诗较多，诗风雄厚、沉郁、清丽兼备，如《上京即事》：“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萨都剌也善于写词，《满江红·金陵怀古》和《百字令（念奴娇）·登石头城》两首词被广为传诵。如《满江红·金陵怀古》：“六代繁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蛩泣。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词人面对古今兴替、人事变迁，不禁怀古伤今，感慨万端。如《百字令（念奴娇）·登石头城》：“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形胜地，惟有青山如壁。蔽月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寂寞避暑离宫，东风辇路，芳草年年发。落日无人松径里，鬼火高低明灭。歌舞尊前，繁华镜里，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作者登高览景，吊古伤今，情调苍凉，笔力凝重，人生无限感慨寄寓其中。这两首词流传很广，至今仍传诵不绝。
泰不华(1304—1352年)，一作达普化，字兼善，元文宗赐名泰不华，蒙古族。世居东北白野山，其父塔不台因任职台州录事判官遂居临海。因父早亡而家道中落，被当时名儒周仁荣收养。延祐八年(1321年)参加江浙乡试获第一名，次年京试高中状元，年仅18岁。泰不华有诗集《顾北集》，今存诗25首。其诗多酬答唱和，如七律《赠坚上人重往江西谒虞阁老》。《元史·泰不华传》“泰不华，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达普化，文宗赐以今名，世居白野山。……家贫，好读书，能记问。集贤待制周仁荣养而教之。年十七，江浙乡试第一。明年，对策大廷，赐进士及第，授集贤修撰，转秘书监著作郎……至正元年，除绍兴路总管。革吏弊，除没官牛租，令民自实田以均赋役。行乡饮酒礼，教民兴让，越俗大化。”除诗歌创作外，其书法作品也冠绝一时，被历代鉴赏家视作珍品。
迺贤（1309—？）字易之，号河朔外史，突厥合鲁（葛逻禄）部人。其家族内迁后先定居南阳（今属河南），后又迁居四明（今浙江宁波）。迺贤出身世家，其兄塔海仲良考中进士后名重一时，迺贤则淡泊名利，退居四明山水之间，与名士诗文唱酬。他曾游历大江南北，并旅居大都五年，期间广结名流，每有感触便作诗述怀。他以亲历亲闻写下《新乡媪》、《颍上老翁歌》等长诗，真实反映了百姓的悲惨遭遇。其《金台集》存诗222首。因长于诗词，迺贤曾并誉为“江南三绝”之一。
阿里西瑛，生卒年不详。字西瑛，省称里西瑛。他是元代回族散曲家阿里耀卿之子，因其身材魁伟，故有“长西瑛”之称。以散曲闻名，自称居室为“懒云窝”，并作一首《殿前欢》自娱，当时著名散曲家贯云石、乔吉等纷纷以咏“懒云窝”相唱和。“懒云窝”后为松江名胜之一。阿里西瑛的散曲，现仅存五首小令，多表现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
丁鹤年（1335－1424），字永庚，号友鹤山人。其先世为西域回族巨商，并在朝中任职。元末，因其父职马禄丁为官武昌，遂为武昌人。他出身官宦家庭，自幼聪颖，勤奋好学，曾由其姐月娥口授经史。《明史·列女列传一·月娥列传》载：“月娥，西域人，元武昌尹职马禄丁女也。少聪慧，听诸兄诵说经史，辄通大义。……娥弟丁鹤年，幼通经史，皆娥口授也。”此后，丁鹤年入南湖书院继续学习儒家经典，曾师事名儒周怀孝，17岁即精通《诗》、《书》、《礼》而有盛名。他博学广闻，精通诗律，其诗取材广泛，以关心民生疾苦为主要内容，有《丁鹤年集》传世，收录346首诗。元亡后，他始终忠于元朝，以“遗民”终老一生。他多才多艺，除文学外，还通晓中医学和数学，对绘画、书法及古代诗论也颇有研究。丁鹤年是萨都剌之后又一位杰出的回回诗人，其诗曾广泛流传，是元末明初较有影响的诗人。
在众多正统文人的维护下，元代传统诗歌虽然没有失去其正宗地位，但与散曲相比，艺术成就与影响却逊色许多。其一是由于元代初期科举制度长期没有得到恢复，而恢复之后却又在考试内容中废弃了诗赋，因而吟诗填词仅仅成为文人抒写个人情感的工具之一。其二是民族歧视政策的实行和元初废除科举，更使得传统文人失去用武之地，文人地位也急剧下降，悠哉游哉的吟风弄月也被饥寒交迫的养家糊口所代替。其三是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兴起，杂剧和散曲逐渐成为雅俗共赏的文学形式，而创作杂剧和散曲也就成为部分落魄文人赖以谋生的工具，更使传统文人和诗词创作雪上加霜。与两宋相比，元代词人不多，词作更少，词的创作几乎被散曲所取代，就是一个证明。由于元代传统诗歌和新兴元曲的差异，有些学者在研究元代文学时十分强调所谓“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区别，若单从艺术形式的角度而言，这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这两者之间并不完全是截然对立的。元代的“雅文学”与“俗文学”都与社会变化和市民文化密切相关，从元曲来看，“俗文学”的兴盛与发展离不开文人士大夫的参与；从元诗来看，“雅文学”的发展也深受时代风气和市民观念的影响。散曲逐渐“雅化”就显示了二者逐步合流的倾向，赵孟頫、贯云石等人既善于作诗填词，也擅长写作散曲，也证明了这一点。与诗词创作大有联系的杂剧、散曲的盛行，特别是散曲这种新的诗歌形式的出现和兴盛，打破了在古代诗歌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温柔敦厚”的“诗教”束缚，进一步促进了诗歌的普及。马致远的《秋思》就是千古传诵的名篇。
元代传统诗歌地位的下降，与程朱理学成为元代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主导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有相当大的关系。元世祖时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定为国子学必学教材，元仁宗时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钦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和标准答案，把诗赋考试完全排除在外。因而，元代的诗歌教育受到严重削弱。由于《诗经》作为儒学经典，仍然是学子学习的教材和科举考试的内容，儒家正统的“诗教”也因此得到延续。这一点，对元代的诗歌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诗歌成为道德教育的传声筒。但另一方面，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群体的出现，却正是得益于元代的教育。由于对汉人的普遍鄙视和不信任，元代蒙古统治者为了培养本民族的子弟和被自己信任的人才，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统治力量，专门为蒙古人和回回人建立了国子学。这个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崇尚儒学的风气。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涌现出众多的少数民族诗人。
由于受程朱理学影响，元代科举非常重视经文、策论，并将“四书”作为考试和学习的主要内容。《元史·选举志一》载：“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辄用耶律楚材言，以科举选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鹗献计，许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间，始斟酌旧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为本，试艺以经术为先，士褒然举首应上所求者，皆彬彬辈出矣。”除元太宗时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曾以诗赋选士外，其后的科举考试很不重视诗赋。《元史·选举志一》载：“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九年秋八月，下诏命断事官术忽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得东平杨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而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许衡亦议学校科举之法，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至仁宗皇庆二年十月，中书省臣奏：‘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十一月，乃下诏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徵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朕以眇躬，获承丕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硃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硃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硃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硃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从上述记载来看，元朝统治者重视的仅仅是儒学的治国之术，对于诗赋文学并不重视。元朝历代皇帝似乎无人能作诗填词。
元代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与宋代基本类似，在京师设立国子学和国子监，在地方建立各级学校。《元史·选举志一》载：“元太宗六年癸巳，以冯志常为国子学总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学。世祖至元七年，命侍臣子弟十有一人入学，以长者四人从许衡，童子七人从王恂。至二十四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讲授经旨，是正音训，上严教导之术，下考肄习之业。复设助教，同掌学事，而专守一斋；正、录，申明规矩，督习课业。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以次传习之。讲说则依所读之序，正、录、伴读亦以次而传习之。次日，抽签，令诸生复说其功课。对属、诗章、经解、史评，则博士出题，生员具稿，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录附课簿，以凭考校。”这段文字，基本说明了元代儒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为了加强统治基础，还专门为蒙古人和回回人建立了国子学。《元史·选举志一》载：“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始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至元六年秋七月，置诸路蒙古字学。”“（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至仁宗延祐元年四月，复置回回国子监，设监官，以其文字便于关防取会数目，令依旧制，笃意领教。”由此可以看出，巩固统治的现实需要迫使元代统治者不得不重视教育，并且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
元代统治者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在地方行政区域路、府、州、县建立了各级学校，还专门在江南各路、府、州、县的学校内皆设立“小学”，在部分地区设立书院，分别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任命学官。还规定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一所学校，称社学。学官有教授、学正、山长、学录、教谕等职，负责教育生员。《元史·选举志一》载：“太宗始定中原，即议建学，设科取士。世祖中统二年，始命置诸路学校官，凡诸生进修者，严加训诲，务使成材，以备选用。至元十九年夏四月，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二十三年二月，帝御德兴府行宫，诏江南学校旧有学田，复给之以养士。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
元代的学校教育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规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元初程端礼所制定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又名《读书日程》）。程端礼（1271—1345）字敬叔、敬礼，号畏斋，庆元(今浙江鄞县)人。他15岁时能记诵《六经》，治朱子之学。历任建平、建德县教谕，台州路、衢州
受宋代影响，在元代的蒙学中，《千字文》、《百家姓》、《十七史蒙求》、《神童诗》、《训蒙诗》、《小学诗礼》、《三字经》、《名物蒙求》、《千家诗》等仍是主要教材，而《神童诗》、《千家诗》仍然是主要的诗歌读本。属对、读诗仍是最基本的学习内容，而这两者正是作诗填词的基础。由于理学成为官学，“四书五经”不仅成为官学的主要教材，也渗透入蒙学教育中，儒家的“诗教”传统得以进一步继承和发展。
元代民间歌谣流传下来的并不多，目前发现的仅有二十余首。从这些数量有限的歌谣中，依然可以发现元代民间诗歌教育的一些情况。由于元代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背景，这些歌谣往往是百姓愤怒的呼号，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战斗性，同时也是百姓自我教育的生动教材。一部分歌谣深刻揭露了元代社会的黑暗。如“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九“拦骂上书”条）这首歌谣通过强烈的对比揭露了元代贪官污吏横行带给百姓的苦难。如“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叶子奇《草木子》卷四）这首歌谣直接揭穿了统治阶级的真面目。《元史·五行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至正）十六年六月，彰德路苇叶顺次倚叠而生，自编成若旗帜，上尖叶聚粘如枪，民谣云：‘苇生成旗，民皆流离；苇生成枪，杀伐遭殃。'”在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下，百姓走投无路，不得不起来造反。一些歌谣就反映了百姓反抗的决心。如《树旗谣》：“山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黄溥《闲中今古录》）《元史·五行志》载：“至元五年八月，京师童谣云：‘白雁望南飞，马札望北跳。'至正五年，淮、楚间童谣云：‘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吴家国。'十年，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十五年，京师童谣云：‘一阵黄风一阵沙，千里万里无人家，回头雪消不堪看，三眼和尚弄瞎马。'”陶宗仪记录的《松江民谣》则进一步热情赞扬了起义军：“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南村辍耕录》卷九“松江官号”条）歌谣中洋溢着民众的欢笑。由此可见，民间歌谣既是民众自我教育的生动形式，也是民众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元代末年出现了一部唐诗选集《唐音》。元代诗人普遍推崇唐诗，这部选集应当是元代诗风的一种体现。它的出现，为元末诗人学习唐诗提供了范本。《唐音》共十四卷，由元末杨士宏积十年之力于至正四年（1345年）编成，著名诗人虞集为之作序。全书包括《始音》一卷、《正音》六卷、《遗响》七卷。其《始音》只收录王、杨、卢、骆四家；《正音》则分初盛唐为一类，中唐为一类，晚唐为一类；《遗响》则收录其余诸家诗人，附录僧人诗、女子诗。其书前凡例说明，因李白、杜甫、韩愈三家多有全集传世，故均未入选。这部选集在唐诗编选体例上具有开创性，将唐诗分为初盛唐、中唐、晚唐三期，把六韵以上的律诗定名为排律，都是杨士弘的开创性贡献。这部选集对唐诗的编选和传播有较大的影响，明代高棅编《唐诗品汇》即大受此书启发。
[即便是坏掉的钟，一天也能准两次。于是，钟摆停止动作。我们，慢慢被时间的利齿撕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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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明代的诗歌教育
在元朝末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朱元璋一枝独秀，于1368年称帝，建立了明朝，逐步实现了全国统一。明朝初期，统治者注意吸取历史教训，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了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发展。明代文化教育事业超过了之前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明成祖朱棣召集天下文士三千人编纂了巨型类书《永乐大典》，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为我国文化史上一件盛事。到明代中叶，社会经济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非常迅速，资本主义萌芽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出现。明代科学技术在16世纪依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明代后期政治极度腐败，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太监专权，贪官污吏横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终于激起了明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644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崇祯自缢，明朝灭亡。
明代初年，朱元璋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进行了诸多改革，建立了集军政大权于皇帝一身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权，实行严酷的独裁统治。同时，在文化思想上进行严格控制，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大兴文字狱，对文人采取了笼络和高压的手段，进行奴化教育，进一步加强了思想和文化上的专制统治。朱元璋在开创帝业的过程中曾大力吸纳儒士，招揽人才；但立国后对文人却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高压政策，以严刑峻法制裁拒绝合作的文人，规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明初著名诗人高启就因辞官被朱元璋认为他不肯合作而斩杀。燕王朱棣夺位称帝后，有过之而无不及，残杀方孝孺“十族”873人，入狱及充军流放者数千人。在专制淫威之下，当时文人为免于惨祸，只能谨小慎微充当专制主义的奴才。明代前期以粉饰现实、歌功颂德为基本内容的“台阁体”诗歌的出现，就是这种高压政策的结果。
明初统治者在立国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教育和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确定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方针。开国之初就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在都城建立了最高学府“国子学”（后改称“国子监”），并发布兴学令，要求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学校。《明史·选举志一》载：“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国学，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于是大建学校，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明代从京师到郡县直至乡村，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学校教育体系，教育普及程度为唐、宋所不及，学校教育规模更远超元代。《明史·选举志一》载：“郡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创立自唐始。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加强思想控制，明代在学校教育中极力推崇程朱理学，采取种种措施排斥有碍于专制统治的思想学说，把《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钦定为学校的教科书，“四书五经”成为学校教学的主要教材。即使是朱熹所推崇的《孟子》一书，也因其中有不符合专制主义要求的言论而被大加删节，孟子的地位也被贬低。明中叶以后，科举腐败，官学衰落，一些从事学术研究的士大夫就纷纷创建书院，虽曾被禁毁，但还是日益昌盛。
明朝的统治者除了在思想上钳制士人外，更加重视科举制度，用科举考试来诱导或迫使知识分子就范。明朝在对前代科考制度有所增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极为完备的制度，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和学风等产生了极大影响。从明朝初年起，就规定“四书五经”是各级学校的必学内容，实行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专从“四书五经”中命题，久而久之，学校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都与科举产生了直接联系，学校逐渐变成了科举应试的预备场，学校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科举考试。到明宪宗成化年间，八股文已经程式化，“八股取士”的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定型。因此，科举制度也越来越僵化，走向了形式化的泥淖。因此，诗歌教育与科举的距离被进一步拉大，诗歌更多地成为文人吟风弄月或抒写情志的手段，但传统“诗教”的作用仍得到人们重视，《诗经》始终是儒生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明代东林党人高世泰题无锡东林书院丽泽堂的楹联“身教莫如礼，言教莫如诗”就说明了这一点。
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工商业的进一步繁荣，苏州、杭州等地成为繁华的商业都市，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影响力逐步扩大。明代中叶，印刷行业特别发达，为文化和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嘉靖和万历两朝是明代刻书印刷的极盛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市民势力的成长，迫使明朝统治者对思想和文化的控制也逐渐放松。商业经济对传统道德的冲击，更进一步促进人的个性因素得到初步的张扬和重视。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继承并发展了陆象山的心学，完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王守仁反对理学束缚人性的教条，对动摇长期以来程朱理学的教条统治有一定作用，对当时和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对文学的复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以王艮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发展了王守仁哲学中反道学的积极因素，富有叛逆精神。这与当时文学家反对程朱理学、抨击宋代文化的主张是一致的。王学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李贽猛烈地攻击封建礼教，大胆地攻击儒学，进一步肯定了文学的价值。李贽的“童心说”对“公安派”诗歌有极大影响。
由于工商业的繁荣和市民势力的壮大，满足市民阶层娱乐需要的通俗文学极为兴盛。从整体上看，在明代文学中，传统诗文的地位进一步衰落。明代诗坛虽然人数众多，流派纷呈，风格各异，作品丰富，但优秀的诗人并不多，优秀的诗篇也不多。清代朱彝尊编选的明代诗歌总集《明诗综》有100卷，录存明代诗人3400余人的作品。刘基、高启是明初的著名诗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四位诗人号称“明初四杰”。而明代前期诗歌方面最有影响的却是以粉饰现实、歌功颂德为能事的“台阁体”和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著名政治家于谦的诗歌直抒胸臆，自然天成，令人耳目一新。明代中期，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给明初以来的道统文学观和虚伪空洞的“台阁体”以沉重的打击，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但是，他们盲目尊古，一味拟古，又对文学发展产生了不良后果。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继续在文学上鼓吹复古主张，对于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强调文学的艺术特征起了极大的作用，但他们更强调效法古人，在拟古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对于文学的创新和发展又造成了严重的束缚。徐渭的诗歌独树一帜，开晚明诗歌风气之先声，显示了文学创新的实绩。明代后期诗歌中影响最大的是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对明代后期和清代的诗歌创作影响深远。明末诗人陈子龙、夏完淳等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写下了慷慨激昂、光辉灿烂的爱国主义诗篇，成为明代诗歌光彩的尾声。
从总体上看，词至明代已经衰微。明代词人虽然较多，但优秀作品很少。清代王昶编选的明词总集《明词综》12卷，选录明代词人380家。明初词坛，刘基、杨基、高启等人由元入明，作词各具特色，尚存两宋遗风。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工商业的兴盛和财富的积聚，享乐之风盛行，加上发达的印刷业为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便利，《花间集》、《草堂诗余》等词集又恰恰迎合了明人崇艳尚情、追求婉媚的审美心理而独盛一时，成为文士填词的范本。整个词坛被绮丽婉约、香艳淫靡的风气所笼罩，词风日下，日趋凋敝。杨慎、王世贞、汤显祖等人作词虽多，成就并不高。明代末期，陈子龙、夏完淳、屈大均、王夫之等人的出现，为明末词坛抹上一层亮色，为清代词的复兴开风气之先。
与正统的诗文相比，戏曲和小说的形式更自由活泼，更易于反映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其语言的通俗浅近更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而印刷业的空前发达又为通俗文学的广泛流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明代的戏曲和小说在已往的基础上取得了更辉煌的成就。著名文学家徐渭的《四声猿》代表了明代杂剧创作的最高成就。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深受王学左派的影响，其代表作《牡丹亭》是我国戏曲史上最优秀的浪漫主义剧作。除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外，《西游记》、《金瓶梅》足以代表明代小说创作的成就。明代散曲总体上处于盛而不衰的状态，散曲作家作品众多，数量都超过元代，但成就远不如元代。仅任纳《散曲概论》统计的明代散曲作家就有三百多人。与曲调清新自然、语言浅俗活泼的元代散曲相比，明代散曲有脱离民间本色而文人化的趋向。从地域分布和风格特征来看，明代散曲大致上可以分为南北两派，北派大多豪爽雄迈、质朴粗率，南派则清丽俊逸、细腻婉约。明代早期的重要散曲作家是宗室贵族朱有燉，他的曲作以音律谐美著称，至明末清初尚在流传。弘治、正德年间，散曲创作逐渐兴起，康海、王九思、王磐、陈铎等都是当时的名家。王磐的《朝天子·咏喇叭》是为人称颂的名作。明代后期，散曲创作进一步繁荣，杨慎、金銮、冯惟敏、梁辰鱼、施绍莘等都是当时有显著影响的作家。明代散曲作家大多数善诗能文，诗文追摹汉魏盛唐，力求高华典雅，散曲则在沿袭元人啸傲烟霞、嘲弄风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更多地抒写怡然自得的闲适情绪，或表现声色自娱的生活情趣，格调日趋卑下。
明代民歌十分繁荣，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民间曲调广为流传。民间小曲如《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挂枝儿》、《打枣竿》、《劈破玉》等尤其流行。而发达的印刷业更有利于民歌的流传和保存，成化年间金台鲁氏刊行的《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新编太平时赛赛驻云飞》、《新编寡妇烈女诗曲》是现存明代最早的民歌集。晚明时期，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选的民歌专集《童痴一弄·挂枝儿》和《童痴二弄·山歌》很有特色，显示了明代民歌的主要成就。现存明代民歌总数有1000余首，多数作品以男女情爱为主题，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如“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颠倒看，横也丝来竖也丝，这般心事有谁知？”（《山歌》卷十）而直接反映封建压迫剥削、歌颂农民起义的歌谣保存下来很少。如李开先《一笑散》中有这样一首民歌：“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膆里寻豌豆，鹭鸶腿下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运用比喻和夸张，深刻揭露了统治者贪婪的本质和狠毒的手段。在明末农民起义中，民间歌谣又成为民众战斗的号角，既宣传了起义军的政治主张，又鼓舞着广大人民的斗争。如《明季北略》中的民谣：“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明史·李自成列传》载：“（李）岩复造谣词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
明代民歌的盛行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著名文人李梦阳、何景明、李贽、袁宏道、冯梦龙等都十分推崇民歌，并将民歌作为反对假道学、抒写真性情的手段。李梦阳在文学方面最为推崇民间歌谣，力主“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他的诗歌创作受到民歌的较大影响。他曾改写《童谣二首》，其《长歌行》等诗篇采用了民谣格调。据李开先的《词谑》记载，曾有人向李梦阳请教如何作诗，李梦阳却让他以市井流行小调《琐南枝》为榜样。杨慎广泛学习民歌的长处以丰富自己诗作，曾编纂了民谣专集《古今风谣》，收录上古至明代嘉靖时期的民谣280余首；他的一些诗歌作品具有浓烈的民歌情调，如《送余学官归罗江》全用绵州民歌，后缀四句送行语，构思新颖，别致清新。袁宏道也积极向民歌学习，他的《江南子》等诗篇具有鲜明的民歌风味。
在明代文化教育十分发达的背景下，虽然诗人辈出，作品众多，但由于明代诗歌始终在复古与反复古的反复中前行，而一味尊古拟古的形式主义诗风又长期占据诗坛，因此，优秀的诗人和诗篇却相对较少。只有少数杰出的诗人，如高启、于谦、杨慎、徐渭等继承“诗言志”的传统，独抒心志，善于创新，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洪武七年被杀，年仅三十九岁。高启是元末明初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众体兼长，风格多样。其乐府诗如《养蚕词》、《田家行》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剥削和人民疾苦，质朴真切，富有乡土气息。他的歌行和律诗最能表现他个性特色和艺术才华。如《青丘子歌》表现了他早年张扬疏狂的性格和高昂自傲的精神；《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描绘雄伟壮丽的江山，抒发了国家重新统一带来的喜悦：“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他的律诗如《清明呈馆中诸公》、《岳王墓》等内容主要是登临、怀古、赠答之类，接近盛唐诗人的风格，艺术成就较高。高启被誉为明代诗人之冠，对明代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他的诗数量较多，仅自编《缶鸣集》就存诗937首。高启能词能文，其词编为《扣舷集》；文章编为《凫藻集》，均刊行于世。
于谦（1398—1457）字廷益，钱塘人。永乐十九年进士，为官清正，不畏强暴，深得民心，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在“土木之役”中，明英宗被俘，蒙古瓦刺部军进逼北京；于谦坚决主战，拥立景帝。英宗还朝复位后，于谦被诬以“大逆不道，迎立外藩”的罪名处死。于谦首先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位民族英雄，其次才是诗人，写诗只是他政事之余抒写情怀的方式。惟其如此，却恰恰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发扬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歌集中表现了他献身国家的志向、忧国忧民的情怀。如他青年时代写的咏物诗《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在巡按各地途中写下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如：《荒村》、《田舍翁》等，表达了他对苦难百姓的深切同情。他居官清廉朴素，不馈赠权要，不拉拢私交，曾作《入京》一诗以见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此诗远近传诵，成为一时佳话。在抗击蒙古军队入侵的战争中，他写下了一系列洋溢着爱国主义的诗篇，如《出塞》一诗表达了他“意气平吞瓦剌家”的壮志。他还用民歌形式为戍边将士写了一首《从军五更转》，激励他们保卫国家。于谦最为人传诵的是他抒写心志、保持高尚节操的诗篇，如《石灰吟》、《咏煤炭》、《北风吹》等。他的诗无论古体还是近体，无论五言还是七言，语言浅显平易，明白流畅，在艺术上不事雕琢，直抒胸臆，刚劲清新，自然天成，独树一帜，与当时盛行的呆板凝滞、华贵典雅的“台阁体”形成鲜明对照，成为明代前期诗坛成就最突出的诗人。于谦的人品和诗品俱称一流，五百多年来，他始终是文人士子学习的榜样。他的《石灰吟》、《入京》等诗篇曾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均举进士，其父杨廷和是明武宗朝首辅。杨慎幼年就随母学习唐代绝句，少年时就以能诗善文著称，曾受到文坛领袖李东阳的赞赏。《明史·杨慎列传》载：“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长老惊异。入京，赋《黄叶诗》，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正德六年(1511)，杨慎举进士第一。明世宗时充经筵讲官，以直言直谏著名。嘉靖三年（1524年），因“议大礼”被谪戍云南30余年，终于戍地。杨慎博学多才，广泛涉猎经史、诗文、书画、训诂、文学、音韵、名物等方面，著述很多，有《升庵集》81卷，其中有诗29卷。他精熟诗词、文赋、散曲、杂剧、弹词，词有《升庵长短句》3卷，散曲有《陶情乐府》4卷，弹词有《二十一史弹词》12卷等，另有《升庵诗话》14卷、《词品》6卷等。《明史·杨慎列传》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杨慎诗存约2300首，内容极为广泛。或描绘山河之美，或抒写离愁别情，或关心民生疾苦，或歌颂历史人物。因居滇30余年，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他广泛学习魏晋唐代诗歌，兼采民歌之长，形成了气势雄伟、清新细腻、浓丽含蓄的诗歌风格。他的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华美流畅。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二十一史弹词》（又名《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文词畅达流利，广为传诵，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三章《说秦汉》的开场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词因被移用于明清时期刊行的《三国演义》之首而广为人知。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青藤，又号天池，渐江山阴(今绍兴县)人。他多才多艺，独树一帜，在书画、诗文、戏曲等领域都有很深造诣，对明、清两代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少负才名，却八次应试均未中举。因个性孤傲倔强，一生经历充满坎坷。恶劣的社会环境和不幸的个人命运曾导致他精神崩溃，竟然先后九次自杀，后又在狂病发作时杀死继妻而下狱七年，为好友营救出狱。其后他四处游历，著书立说，写诗作画。晚年穷困交加，潦倒而死。徐渭在诗歌、散文、戏曲等方面是晚明文学的先驱。《明史·文苑列传四·徐渭列传》载：“渭天才超轶，诗文绝出伦辈。善草书，工写花草竹石。尝自言：‘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徐渭在诗歌创作上推崇韩愈、李贺，对元末诗人杨维桢评价很高并受其影响。他的诗歌既善取前人之长，又富于个人创新，风格险怪幽绝，气势奔放。如《龛山凯歌》其四：“短剑随枪暮合围，寒风吹血着人飞。朝来道上看归骑，一片红冰冷铁衣。”他曾入胡宗宪幕府参与抗倭军务，这首七绝即写一场抗倭战斗胜利后军队凯旋归来的景象。他的许多抒发个人情怀的诗往往宣泄抑郁不平之气，表现了对社会压抑的反抗，如《少年》一诗。他的《题墨葡萄诗》可谓其人生的写照：“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他的诗歌对明末“公安派”有很大影响，他曾被袁宏道尊为明代第一诗人。徐渭的杂剧《四声猿》和他的诗歌、书画一样，充分表现了他狂放不羁、愤世嫉俗的叛逆精神。他作品中的浪漫主义精神对戏剧家汤显祖有显著影响。
俞大猷（1503－1580），字志辅，号虚江，泉州人，祖籍安徽凤阳，明代著名军事家、兵器发明家和武术家，抗倭名将和民族英雄，与戚继光齐名，并称“俞龙戚虎”。俞大猷出身于下级军官家庭，少时家境贫困，勤奋读书，15岁进文秀才，以才子闻名乡闾；后拜求名师，学文习武，多才多艺，精通兵法，擅长剑（棍）术和骑射，跨马飞矢，百发百中，其剑术被誉为天下第一；32岁参加全国武举会试，荣获第5名武进士；一生坎坷，身经百战，战功显赫。他精通六经，博学宏文，著有《兵法发微》、《剑经》等军事著作，与诗文杂著汇编为《正气堂集》十六卷。他在戎马倥偬期间，还写下大量诗篇，他在诗中写道：“欲写心中无限事，不论工拙不论多”。其诗风格质朴豪壮，多明志和赠别之作，内容以爱国咏武为多，如《饮马长城窟》、《试剑石》、《舟师》等。他在《咏牡丹诗》中表明了自己虽屡遭冤屈、但报国忠心不改的坚定立场：“闲花眼底千千种，此种人间擅最奇。国色天香人咏尽，丹心独抱更谁知？”俞大猷晚年曾为厦门南普陀寺题写了四首七绝，其一曰：“借问浮云云不语，为谁东去为谁西。人生踪迹云相似，无补生民苦自迷。”其一腔忧国忧民之情依然浓烈。他的《舟师》据说是我国古代最早描写海战的诗篇：“倚剑东溟势独雄，扶桑今在指挥中。岛头云雾须臾净，天外旌旗上下冲。队火光摇河汉影，歌声气压虬龙宫。夕阳影里归蓬近。背水阵奇战士功！”这首诗描绘了一场抗倭战斗的景象，语言铿锵，气势雄壮，情景交融，声色并茂，表达了诗人在胜利后的喜悦心情和归功将士的豁达襟怀。俞大猷也善于作词，如他的一首《满江红》：“蛇舞龙飞，寒光剑，试锋何缺？演兵法，万千横纵，武威雄烈。动地惊天烽火起，横刀跃马狼烟灭。望旌旗，百战志冲霄，蹄无歇。追穷寇，腾热血。同戚虎，掀魔穴。整河山，闽浙粤苏倭绝。赤县长宁疆海靖，英雄神勇人中杰。镇九边，浩气筑长城，谁能越！”这首词风格豪放，表达了他捍卫祖国边疆、保卫人民安宁的爱国情怀。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登州（山东蓬莱）人，祖籍河南卫辉，明代杰出军事家，抗倭名将和民族英雄。他出身将门，自幼喜读兵书，勤奋习武，立志保国卫民，曾考中武举。他一生战功卓著，而且在军事理论上颇多建树，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军事著作，为后世兵家所推崇。他文武双全，能诗能文，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能随口引经据典与文士一起饮酒赋诗，往来酬对，与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有很深的交情。在繁忙的军务之中，他还写下了较多诗文，有诗文集《横槊稿》、《止止堂集》，存诗250余首。他年轻时在阅读兵书时曾挥笔写下一首诗《韬钤深处》：“小筑惭高枕，忧时旧有盟；呼樽来揖客，挥尘坐谈兵。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首诗表达了他安邦定国的志向，其中“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是历来传诵的名句。他的另一首名篇是《马上作》：“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草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表现了他长期从军保卫国家的壮志豪情。在东南沿海抗倭时，为了鼓舞士气，他特地创作了一首军歌《凯歌》：“万人一心兮太（泰）山可撼，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号令明兮赏罚信，赴水火兮敢迟留！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配上军乐后，他亲自教授士兵高唱，激励将士团结一心，报国立功。他在镇守蓟州时写下一首《登盘山绝顶》：“霜角一声草木衰，云头对起石门开。朔风边酒不曾醉，落叶归鸦无数来，但使雕戈销杀气，何妨白发老边才。勒名峰上吾谁与？故李将军舞剑台。”他在诗中慷慨高歌，抒发了抵御外侮的雄心壮志，历来为人称道。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他虽为官清正，但生性酷爱自然山水而不喜做官，一生多在游山玩水、诗酒之会中度过。《明史·文苑列传四·袁宏道列传》载：“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宏道年十六为诸生，即结社城南，为之长。闲为诗歌古文，有声里中。举万历二十年进士。归家，下帷读书，诗文主妙悟。……与士大夫谈说诗文，以风雅自命。……先是，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宗道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于唐好白乐天，于宋好苏轼，名其斋曰白苏。至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目为公安体。然戏谑嘲笑，间杂俚语，空疏者便之。”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深受李贽和徐渭的影响，其诗歌理论的核心是“独抒性灵”，强调性情之真，反对摹拟古人，主张诗歌创作应时而变，因人而异。袁宏道作诗往往冲口而出，浅易率真，宁可俚俗，不取陈套，如《灵隐路上》、《东阿道中晚望》等就体现了这种风格。袁宗道、袁中道的诗风与此相似。公安派的诗歌理论在当时掀起了一个声势较大的诗歌革新运动，对明末清初的诗人影响很大。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号轶符，晚年又号大樽，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曾与夏允彝等人结成“几社”，与复社相呼应，为一时名士。清兵入关后，仕于南明弘光朝，因朝政腐败而辞职回乡。南京被攻破后，因从事抗清活动被捕，乘隙投水而死。有《陈忠裕公全集》30卷。《明史·陈子龙列传》载：“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他注重经世致用之学，曾编《皇朝经世文编》500余卷；论诗则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要求有感而发，不可无病呻吟。前期诗作多仿汉魏盛唐，或绮丽华艳，或质朴深沉；后期诗作感事伤时，沉郁顿挫，慷慨悲凉，充满民族气节。他擅长七律，绝句也较出色。《小车行》、《秋日杂感》10首是其代表作。其词学《花间集》，或描写离情别恨，或表现故国之思，清丽宛转，真挚动人。
夏完淳（1631—1647）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松江华亭人。其父夏允彝、其师陈子龙都是明末正气凛然的名士。他自幼受父亲影响，矢志忠义，崇尚名节。他幼时聪颖过人，五岁知五经，七岁能诗文，九岁撰《代乳集》，十二岁拜陈子龙为师，十四岁随父夏允彝、师陈子龙起兵抗清。父兵败自杀后，他誓志报国，继续抗清斗争，被捕后英勇就义，年仅十七岁。他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少年英雄，短暂的一生中，著有赋12篇，各体诗337首，词41首，曲4首，文12篇。他在文学上受陈子龙影响，早期诗作内容单薄，有摹拟痕迹。参加抗清斗争后，其诗篇多反映明亡之际的史实，于悲凉中发出激昂之气。喷涌的爱国激情，坚强的民族气节，炽热的战斗气息，动人的浪漫色彩和华美的词章用语，形成他诗歌的主要特色。如《别云间》：“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诗中充满了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豪情。《细林野哭》为其代表作。他的词有《玉樊堂词》，风格与陈子龙相似，凄艳婉丽，哀婉感人。如《婆罗门引·春尽夜》、《江城子·病起春尽》等。夏完淳也以文知名，《大哀赋》、《狱中上母书》是传诵千古的名篇。其作品集有《玉樊堂集》、《内史集》、《南冠草》、《夏节愍全集》等。
明代诗坛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女性诗人，后期更是涌现出许多富有个性和才华的女诗人，在东南经济发达地区尤多。其中既有名门淑女、贞节烈妇，也有青楼名妓、女冠尼姑。如孟淑卿、陈懿德、朱妙端、邹赛贞、李玉英、杨文俪、罗素月、吴静婉、桑贞白、徐媛、陆卿子、马湘兰、赵丽华、徐翩翩、赵彩姬、郑如英、沈宜修、方维仪、方孟式、方维则、商景兰、商景徽、周淑禧、黄媛贞、黄媛介、朱无瑕、薛素素、柳如是、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明代中后期，在王学左派的打击下，理学和礼教对人性束缚越来越弱，因而明代文人结社的风气也对女性诗人产生影响，一些名门望族、文学世家往往形成女诗人群体。如吴江沈家和叶家、山阴祁家、桐城方家等，就分别涌出了许多才女。更引人注目的是明末安徽桐城望族方家竟然还形成了一个“名媛诗社”，其成员主要是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姊妹与方维仪弟媳吴令仪及其胞姐吴令则姊妹共五人，在她们周围尚有其亲眷多人。这些女诗人中以方维仪成就最高，她们常常于方维仪的“清芬阁”吟诗作画，互相唱和。方孟式（？—1639）字如耀，山东布政史张秉文妻。济南被清军攻破，其夫战死后投水殉节。她敏而好学，九岁能文，志笃诗书，著有《纫兰阁集》。方维仪（1585—1668）字仲贤，精研文史，工诗善画。著有《楚江吟》、《归来叹》、《清芬阁集》等，还辑录历代女子作品编为《宫闺诗史》。她十七岁寡居归家,在弟媳吴令仪因病去世后抚养其侄方以智。后方以智于明崇祯十三年举进士，是明季“四公子”之一，以诗文名动天下，还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和书画家。方以智的母亲吴令仪和姨母吴令则也善吟诗作画。方维则十六岁而寡，归家孀居，常与堂姐方维仪一起作诗绘画，著有《抚松阁集》。
沈宜修（1590—1635）字宛君，吴江人。出生于书香世家，为著名文学家沈璟之侄女，明末文学家叶绍袁之妻。她聪颖好学，才智过人，工画山水，能诗善词，著有诗集《鹂吹》，收录800余首诗。其五女八男均有文采。长女叶纨纨、次女叶小纨、三女叶小鸾、五女叶小繁、三儿媳沈宪英均工诗词，并著有诗集。尤以叶小纨、叶小鸾文名最盛。著名的诗论家叶燮是她的第六子。1636年，叶绍袁将爱妻和子女的作品编成《午梦堂集》，流芳后世。
商景兰（1604—1676？）字媚生，浙江会稽人，明吏部尚书商周祚之长女，明末藏书家、文学家祁彪佳之妻。幼承家学，能书善画工诗文，尤长诗词。与夫伉俪相敬，有金童玉女之称。1645年，清兵攻下南京，祁彪佳投水自尽。她深明大义，独自教育子女，其二子、三女、二媳均有诗名。每逢暇日登临，一家人间竞相唱和，一时传为胜事。商景兰作诗很多，有《锦囊集》等。她最著名的一首是为以身殉国的丈夫写的《悼亡》：“君自垂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存亡随异路，贞白本相成。”其妹商景徽也善作诗，年至八十犹颂诗书不衰，著有《泳鵻堂诗草》。
柳如是（1618—1664）本姓杨，名爱，改姓柳，名隐，后改名是，字如是，号河
明代诗人往往以学习汉唐诗歌相标榜，因此，出现了较多的诗歌选本。高棅的《唐诗品汇》九十卷及拾遗十卷，共选入唐代诗人680余家，辑录诗歌6700余首。受杨士弘《唐音》启发，高棅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对后世影响极大。李攀龙推崇汉魏古诗、盛唐近体，他的《古今诗删》三十四卷选录了古逸至唐代诗及明代诗，而宋元诗不录一首，充分体现了他的诗歌主张。唐汝询生五岁而双目失明，靠耳听心记博通百家，当时被视为奇才。他的《唐诗解》五十卷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唐诗注解本，尤便于学习。锺惺与谭元春共同编选了《古诗归》十五卷（选古逸诗至隋诗）和《唐诗归》三十六卷，选诗面较宽，各体皆备，不以名家所作为限，共选诗3300余首，体现了竟陵派“独抒性灵”、反对模拟的文学主张，在当时影响很大，后颇受学者批评。《明史·文苑列传四·袁宏道列传附钟惺列传》载：“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然两人学不甚富，其识解多僻，大为通人所讥。”胡震亨的《唐音统签》一千零三十三卷，以十干为纪，自《甲签》至《壬签》按时间先后辑录唐代至五代的诗歌以及词曲、谚语、酒令等，搜罗丰富，为后世研究唐诗者所重视，是清代编录《全唐诗》的蓝本之一。这些诗歌选本为明代诗人创作诗歌提供了范本。
明代通俗文学的创作也深受诗歌影响，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诗歌教育的成效。当时的戏剧家、小说家也往往是诗人。中国古典戏剧中，曲词常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些曲词可以脱离原剧而单独欣赏。剧本本身更是可以脱离舞台而存在。这是因为曲词已经诗歌化，甚至本身就是优美的诗歌，戏剧作家可以通过这些带有强烈个性情感特点的曲词来表达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著名诗人徐渭也是明代成就最突出的杂剧作家。康海、王九思都是名列“前七子”的诗人，除诗文外，更以戏剧和散曲知名于世。康海有散曲集《沜东乐府》和杂剧名作《中山狼》等。王九思有散曲集《碧山乐府》和杂剧名作《杜甫游春》等。杰出的戏曲家汤显祖也是一位著名诗人。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他早年创作以诗文为主，闻名四方。一生作诗约2000余首，有《红泉逸草》、《问棘邮草》、《玉茗堂集》等。其诗偏向六朝，独抒性情，风格华丽，诗文集《问棘邮草》曾受到徐渭的称赞。他的名作《牡丹亭》其实是一部美丽的诗剧，曲词精美典雅，抒情气息浓郁。如《惊梦》中的《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因此，《牡丹亭》问世不久即家传户诵，为众多文士称赏，并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娄江女子俞二娘因读《牡丹亭》时哀感身世而含恨而死；杭州女艺人商小玲在表演此剧时想到自身遭遇，悲恸难禁而猝死在舞台上。《牡丹亭》全剧五十五出，每一出均以诗结尾；而且除第一出外，每一出结尾都是一首集句诗。如全剧收尾的一首：“杜陵寒食草青青（韦应物），羯鼓声高众乐停（李商隐）。更恨香魂不相遇（郑琼罗），春肠遥断牡丹亭（白居易）。千愁万恨过花时（僧无则），人去人来酒一卮（元稹）。唱尽新词欢不见（刘禹锡），数声啼鸟上花枝（韦庄）。这些集句诗所用的诗句大多出自唐代诗人的诗篇，说明汤显祖对于唐诗十分熟悉，而且熟能生巧，可见其诗歌修养之深。由此可以看出诗歌与戏曲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自盛唐之后，中国古代文人几乎没有不会作诗的。中国的古典小说中也往往搀杂着数量庞大的诗词，而优秀的小说家也大多是诗人。《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就是一位诗人。吴承恩（1500？—1582？）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年少时就以诗文闻名四乡，其诗文颇多，但大都亡佚，后人辑录为《射
明代众多诗人的出现，与诗歌教育的发达大有关系。著名戏剧家、诗人屠隆就是与徐渭同时的诗人沈明臣的弟子。《明史·文苑列传四·徐渭列传附屠隆列传》载：“屠隆者，字长卿，明臣同邑人也。生有异才，尝学诗于明臣，落笔数千言立就。……归益纵情诗酒，好宾客，卖文为活。诗文率不经意，一挥数纸。尝戏命两人对案拈二题，各赋百韵，咄嗟之间二章并就。又与人对弈，口诵诗文，命人书之，书不逮诵也。子妇沈氏，修撰懋学女，与隆女瑶瑟并能诗。隆有所作，两人辄和之。两家兄弟合刻其诗，曰《留香草》。”屠隆的儿媳沈氏出身书香门第，是诗人沈懋学之女。沈氏和屠隆的女儿屠瑶瑟能诗，而且能以诗与屠隆唱和，并有诗集传世，无疑都是女诗人。
诗人、学者唐汝询的出现可以说是明代后期诗歌教育方面的一个奇迹。唐汝询字仲言，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生卒年均不详，大约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年）前后在世。他幼年聪颖，五岁之前就已经识字，五岁时因病而双目失明。之后，他的父亲和哥哥将他抱在膝上教他诵读《诗经》和唐诗，无不琅琅上口。他靠耳听心记学习，博通经史百家。成年后曾著《唐诗解》、《唐诗十集》等，援引资料丰富完备，当时被视为奇迹。他还善于作诗，有《编蓬集》、《姑蔑集》、《可赋亭集》等。他的《唐诗解》五十卷，共选诗1500多首，入选诗人包括帝王公卿、方外异人、大家闺秀、后宫佳人及无名氏计一百九十四人。选诗共分七体，有五言古诗十卷，七言古诗十卷，五言绝句四卷，七言绝句六卷，五言律诗八卷，七言律诗六卷，五言排律六卷。每首诗均有原文、作者简介、校汇、注释及详解组成，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唐诗总汇，对唐诗的学习和研究有很大影响。
明代中上层社会比较重视女子教育，尤其重视“诗教”和学习《诗经》。一些官宦家庭还专门为自家女子开设了私塾。由于理学的影响，对女子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向她们灌输以“三从四德”为主的封建伦理道德，但是，这种教育却压抑不住人性的高涨，其结果往往背离了封建礼教的要求。汤显祖的《牡丹亭》中就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第三出《训女》中南安太守杜宝多次说过：“看起自来淑女，无不知书。”“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杜太守就亲自为爱女选择了老儒陈最良为塾师。《牡丹亭》第七出《闺塾》反映了明代上层家庭家塾的基本情况。一开场陈最良就说：“我陈最良杜衙设帐，
明代蒙学阶段对诗歌教育很重视，尤其注重通过诗歌进行伦理道德教育。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继承儒家“诗教”传统，主张把教读诗歌作为蒙学中进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他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指出：“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泳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他在《教约》中还进一步规定了蒙学教读诗歌的具体方法：“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绎反覆，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后世所传的《王文成公训蒙教约》的正文之后还附录了诗歌20余首，如班固《咏史》、曹植《豫章行》、无名氏《木兰诗》杜甫《哀王孙》、孟郊《游子吟》、朱熹《四时读书乐》（4首）、陆游《感事示儿孙》、方孝孺《勉学诗》等，内容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与王守仁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所提出的“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的主张是一致的。
明代沿袭并改易了元代的社学制度，在各地乡间建立社学，专门教育十五岁以下的儿童。著名学者、教育家吕坤（1534一1616）在《社学要略》中指出：“乡间社学，以广教化。子弟读书，务在明理。非必令农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他主张社学不应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而应当注重政治教化，扩大教育范围，实现读书明理的目标。因此，他十分重视诗歌教育，尤其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他对诗歌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令之歌咏，与之讲说，责之体认。古诗如《陟岵》、《蓼莪》、《凯风》（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汉》、《出东门》（以上男女），《鸡鸣》、《雄雉》（以上夫妇），《燕燕》（嫡妾），《伐木》（朋友），《芄兰》（童子），《葛藟》（民穷），《相鼠》（教礼），《伐檀》（训义），《采苓》、《青蝇》（戒谗），《蟋蟀》、《瓠叶》（示俭），《采苹》（重祀），《白驹》（悦贤）。至于汉魏以来，乐府古诗、近世教民俗语，凡切于纲常伦理、道义身心者，日讲一章。其新声艳语，但有习学者，访知重责。训蒙约后附集诗歌，即此意也。”
明代蒙学阶段与诗歌教育相关的教材十分丰富。除《诗经》外，用作蒙学诗歌读本的主要有宋代谢枋得的《重定千家诗》（七言《千家诗》）。“三”、“百”、“千”成为蒙学最基本的教材。吕坤在《社学要略》说：“初人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此外，明代学者编撰了大量韵文（诗歌）类儿童读物，如吕得胜的《小儿语》、吕坤的《续小儿语》和《好人歌》、李廷机的《鉴略妥注》（又名《五字鉴》）、程登吉的《幼学求源》（《幼学琼林》）、司守谦的《训蒙骈句》、萧良有的《蒙养故事》（《龙文鞭影》）、吴沉和刘仲质的《皇明百家姓》等。
吕得胜、吕坤父子为了促使儿童诵习有教育意义的儿歌，先后编写了《小儿语》和《续小儿语》，形式上采用四言、六言、杂言句式。如《小儿语》开头部分：“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十差九错，只为慌张。沉静立身，从容说话。不要轻薄，惹人笑骂。先学耐烦，快休使气。性躁心粗，一生不济。能有几句，见人胡讲。洪钟无声，满瓶不响。”隔句押韵，句式整齐，易诵易记。吕坤还编写了《好人歌》，共七十余句，内容通俗易懂，每句五字，隔句押韵。如：“好人先忠信，好人重孝悌。好人知廉耻，好人守礼仪。好人不纵酒，好人不嫖妓。好人不赌钱，好人不尚气。好人不仗富，好人不倚势。好人不欠粮，好人不侵地。”
李廷机的《鉴略妥注》以五言诗的形式，按时间顺序将上自远古、下至元明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述，全书仅万余字，从《三皇纪》到《明纪》共三十一个部分，各部分内容多少不一。因行文言简意赅，叙事条理分明，赢得了旧时读书人的喜爱，并成为明清时期蒙馆中与《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并列的蒙学读物，又被称之为《五字鉴》。如《三皇纪》：“乾坤初开张，天地人三皇。天形如卵白，地形如卵黄。无行生万物，六合运三光。天皇十二子，地皇十一郎。无为而自化，岁起摄提纲。人皇九兄弟，寿命最延长。各万八千岁，一人兴一邦。分长九州地，发育无边疆。有巢氏以出，食果始为粮。构木为巢室，袭叶为衣裳。燧人氏以出，世事相迷茫。钻木始取火，衣食无所妨。结绳记其事，年代难考详。”每句五字，基本上隔句押韵，很有歌行体的风格。
《幼学求源》原名《幼学须知》,又名《成语考》、《故事寻源》，简称《幼学》。一般认为，这本书最初的编著者是明末学者程登吉（字允升），也有人认为是明代景泰年间的进士邱濬。清朝嘉靖年间，学者邹圣脉又作了一些增补并更名为《幼学琼林》，也叫《幼学故事琼林》，遍行天下。民国时期的学者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又进行了增补。全书共分四卷，按内容分类编排，分为三十三类，便于学习和记忆。其内容十分丰富，广泛涉及天文地理、人情世故、婚姻家庭、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制作技艺、鸟兽花木、神话传说等各方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知识与词汇，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蒙学百科全书。其采用骈文形式，全文都用对偶句式，有四言、五言、七言、八言、九言等，文字简炼，对仗工整，读起来琅琅上口，易学易懂易记。如《天文》：“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较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天地与人，谓之三才。日为众阳之宗，月乃太阴之象。虹名螮蝀，乃天地之淫气；月里蟾蜍，是月魄之精光。风欲起而石燕飞，天将雨而商羊舞。旋风名为羊角，闪电号曰雷鞭。”因此，《幼学求源》虽然没有完全采用诗歌形式，但对于学童增长见闻、学习对句和作诗依然帮助极大，因而是我国明清时期广泛流传的蒙学读物，在乡塾蒙学教育中影响深远。清代把它与《增广贤文》并列，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书中许多警句、格言至今仍然传诵不绝。
自隋唐实行科举取士以后，吟诗作赋成为文人士子的必备能力，而作诗尤其讲究声律对仗，因此，学童入学后除须熟读四书五经外，还须学习声律对仗的技巧。唐代之后出现了
的蒙学教材，学者《蒙养故事》（《龙文鞭影》）是明代万历年间学者萧良有在唐代李翰《蒙求》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夏广文为之作注，后经明末清初时期的学者杨臣诤加以增订，改名《龙文鞭影》。其内容主要来自史书中的人物典故，同时又从古代神话和笔记小说中广泛收集故事，辑录了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如孔子、庄子、司马迁、诸葛亮、李白、杜甫、岳飞等人的轶闻趣事。全书包括孟母断机、毛遂自荐、荆轲刺秦、鹬蚌相争、董永卖身、红叶题诗等两千多个典故，使用平水韵平声的全部三十个韵部，按韵编排，采用四言韵语，每句概括一个典故，两两相对，对仗工整，文字简明，易读易记。如开头部分：“粗成四字，诲尔童蒙。经书暇日，子史须通。重华大孝，武穆精忠。尧眉八彩，舜目重瞳。商王祷雨，汉祖歌风。秀巡河北，策据江东。太宗怀鹞，桓典乘骢。嘉宾赋雪，圣祖吟虹。邺仙秋水，宣圣春风。”这部书问世后，成为明清时期颇受欢迎的童蒙读物之一。清朝末年，学者李晖吉、徐兰畦二人合撰了《龙文鞭影二集》，取材和体例与杨臣诤増订者相同，篇幅也大体相当。清末和民国时期出版的《龙文鞭影》一般都是将初集、二集合在一起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