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洪山湖北省歌剧团:反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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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秋 试译
二十年前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关于意大利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柯的研究——我很高兴，这本书已经有了中文的翻译。最初吸引我走向维柯的，是以赛亚?伯林一篇关于反启蒙的论文。伯林把维柯放到一般认为为以笛卡尔为始的哲学理性主义提供了一种替代性选择的那种哲学传统中，这种哲学的理性主义，在法国启蒙运动中达到了顶点，并为现代极权主义政治扫清了道路。在伯林看来，维柯是在那条未被选择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这条道路大概会终于一个比我们现在的世界更加和平，宽容，多元和宽恕的世界。
像许多年轻人一样，那时我对科学理性主义抱有敌意，却又不知道那东西到底是什么。我做好了责备极权主义启蒙的准备，因为那看起来是甚至连伯林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样大不相同的思想家也持有的共识。但在我开始写作我关于维柯的著作的时候，我很快就发现他绝不像伯林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多元主义者。相反，我发现，他是一个深信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会撼动礼仪社会之根基的思想家。维柯《新科学》的抱负不过是反转现代的理性主义，或至少为统治者提供抑制现代理性主义带来的损害的工具而已。维柯深信，尽管现代理性主义会向着与怀疑主义作战的方向发展，但它在心理学上产生的效果，将会在年轻人心中散布关于宗教和社会的怀疑主义，而这些(在宗教和社会上抱怀疑主义态度的)人将会因此而忽视他们的公民义务并扰乱社会的次序，这一切将导致一个野蛮的新世纪。维柯是启蒙发生之前的一个反启蒙思想家。他也是，我认为，第一个反动的哲学家。
在我关于维柯的著作出版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反动的心理和政治影响——在《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和《夭折的上帝》中。(我很高兴，这两本书也都有了中译。)今天我的演讲，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反动这个概念本身。要理解这个概念，我们首先要理解那些可能与之相关的其他概念。
现代政治言语充满了成对的概念，今天在西方最常见的是自由与保守，左与右。直到最近，革命与反动这对概念才真正得到了响应，但由于为马克思主义所滋养的革命之希望的崩溃，我们在西方，至少在现在，倾向于单独使用“反动”这个术语。我们有一种非常模糊的感觉，即向自由、左和革命这样的术语属于一个范畴，而保守、右和反动这样的术语属于另一个范畴。但事实上这两个范畴内的术语共享什么，或范畴本身的区分性特征是什么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我们随着情感的冲动相互更替地或随机地使用这些术语，二者进一步混淆了我们的思考。如果我们用这些概念对子来指涉不同的事物并停止把像自由、左、革命(一方面)和保守、右、反动(另一方面)这样的术语当作同义词来使用的话，我们对今天政治生活的理解会清晰许多。
下半个小时左右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三对概念——自由/保守，左/右，革命/反动——分开并初步尝试界定每个概念指的到底是什么。
首先，让我们在自由与保守这组概念上简要地说几句。这些常用的术语首先于十九世纪早期在欧洲——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成为政治倾向的标签。就像一切成问题的术语那样，它们的意义和用法变来变去，但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在被用于政治哲学的时候，它们的意义变得十分稳定和清晰。这主要归功于埃德蒙?柏克，是他为后来成为哲学保守主义的那种思想奠立了基础，同时，他也对澄清哲学自由主义的可能意谓作出了贡献。在他的《反思法国大革命》中，柏克提出，从根本上区别革命党人极其反对者的，并不是他们在信仰和无神论，贵族制和民主制，权威和自由，或特权与平等上的分歧。所有这些分歧，在柏克看来，都植根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在柏克帮助下形成的保守主义传统以这样一个根本的假设为前提，即由于人出生在一个由他者组成，已经在运作的世界，因此，社会就优先于其中的个人(社会已经在运作，已经存在)。政治生活的单位，可以说，是社会，而非个体;个体被认为是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的个例(只反映社会)。
通过孤立这个关于人性的假设，柏克揭示了这个假设导致人们具备的保守主义气质及其导致人们作出的保守主义判断。比如说，柏克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总是把社会看作某种为我们所接受的遗产，这个遗产给了我们对那些先于我们的人和那些在我们之后即将到来的人的义务。这些义务先于我们的权利。保守主义者也倾向于假设这种遗产通过习俗和传统的暗示，而不是通过学说和原理来传递。结果，在他们承认社会总在变革并适应新的社会条件的时候，他们也认为，健康的变革必然是缓慢，零散的，他们也对已经存在的观念和制度保持尊重。保守主义者对这种变革方式的界定对许多现代政治原则都抱有敌意，这与其说是因为后者是现代的，不如说是因为这些原则是现代人持用的，意图适用于一切情况的原则。而原则的问题正在于原则倾向于激发即刻的、简单的社会变革的幻想，而为专制正名就意味着实现专制。这就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保守主义批判;这种批判并非某种对特权的捍卫。
尽管“自由主义”这个术语直到十九世纪早期才被当作党派的政治标签来使用，它关于人性的假设在两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得到了阐述。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遭遇中，那些假设甚至变得更加清晰。古典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相反，认为个体优先于社会，这既基于人类学也基于道德的基础。他们假设个体是政治生活的基本单位因为他们相信个体在根本上是自由的。这意味着最终，一切社会都出于个体的自由，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个假设塑造了一种特征鲜明的自由主义的气质和关于政治的自由主义的判断。比如说，自由主义者，假设社会属于生者，死者是没有声音的。(尽管这把尚未出生的人变成了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一个严肃的问题。)自由主义者并不必然对改革的计划持乐观计划，更不用说乌托邦了;他们假设，既然社会最终使人类自由的建构，那么，通过自由的人类行动，人们也就能够最终毁灭和重造社会。自由主义者怀疑对习俗或传统的诉求，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承认限制的存在，而是因为，这些术语常被用来为特权和不义正名。自由主义者只承认超越特定社会和习俗的原则的约束，而这些原则也应当引导政治活动。自由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在于：个体拥有权利，存在一些其他个体不能在不侵犯那些权利的情况下触动的东西。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争论根本上说是一场在人性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的争论。另一方面，革命者与反动派之间的争论，则与天性无关。后者是历史之争。
十九世纪“反动”这个术语在法国最早进入现代政治思想的语汇，这个此时从艾萨克?牛顿的科学论文中转借的。牛顿确立了一切运动本质上都会引起一个等量反向的反动的原则。尽管他不认为这个适用于政治，后来的许多思想家——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开始》——确实这么做了。孟德斯鸠把政治生活描述为无尽的运动与反动的潮流的结果，这些运动与反动发生在与界定某个特定社会的明示性原则的关系之中。孟德斯鸠承认革命是一种可能引起反动的政治行动，但他的假设是，这些运动是罕见且不可预测的事件。革命不是他思想的核心。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也因为法国大革命，一种不同的反动概念发展出来。古典思想家和像孟德斯鸠那样的早期现代思想家把革命当作在新固定的原则上的一种社会的简单的动荡和无序。一场革命可能把君主制变成民主制，另一场则可能把民主制变回寡头。人们不可能知道或预测革命的结果。但法国大革命被它的拥护者和批评者认为揭示了某种原则：历史的展开(historical unfolding)。对一些空想家来说，比如说孔多塞，革命不过是长期历史进步的第一步。但革命激进派是在一种几近于基督教末世论的术语中看待历史的。对他们来说，革命通过民主的奇迹把历史分成两个分离但不可协调的阶段，革命后的历史将是人类解放的进步的历史。而他们最激进的反动敌手也采取了同样的末世论主义。在雅各宾派把日历设定为共和元年来标记人类的重生的同时，像约瑟夫?德?迈斯特那样的反动派却在预言基督的重临，后者将带来——不是旧制度的复辟——而是他称作“大革命的反面”的新新世界。革命者与反动派在思考政治本质上就是思考历史这点上达成了完美的一致。他们的全部分歧，就在于如何判断历史带来的一切。
当然，我们知道，有各种各样的革命与革命者。我想，我们至少意识到，对反动与反动派来说，也如此。我可以设想值得区别和研究的两个门类。我把第一种反动成为复辟的反动，第二种反动成为救赎的反动。
复辟的反动派是那些力图复归革命——任何革命，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或美学的——前存在的某种真实的或想象的状态的人。想要复辟君主制的法国人，想要复辟正教原始实践的俄国人，想要回到大城市出现之前的那个时代的美国乌托邦主义者，想要复归十五世纪绘画风格的英国艺术家——所有这些，在严格的意义上说都是反动的人物。他们拒斥特定革命的遗产并想要复辟一个他们已经失去的(真实的或想象的)世界。
另一方面，救赎的反动派，在我看来，是一种更复杂也更有趣的现象。复辟的反动派想反转他们认为篡夺了合法权威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救赎的反动派，承认过去不能回复;因此他们选择继续前进并梦想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将推翻旧制度和(上一场革命的)非法的僭政。欧洲法西斯主义是这种政治反动的一个经典案例。法西斯主义者拒斥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给他们带来的大多数革命：代议制民主，自由资本主义，普世主义，宽容，资产阶级价值观，等等。但他们对过去的贵族社会或曾经统治这个社会的人并无乡愁。法西斯主义者设想了一个全新的次序，这个次序反对现代性，但同时也超越现代性。而这些复辟(疑为笔误，可能是救赎)的反动派，也被称作最早的后现代革命者。
这种反动之后是什么?其心理又是什么?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而且，正如我说的那样，我希望在某个时间就此写些东西。至于现在，我只打算说，我认为，在心理学的意义上说，反动与愤怒有很大的关联。革命者当然对当下的境况感动愤怒，但他们的愤怒服务于他们对更好的未来的希望。在反动派那里，在革命者那里找到的愤怒和希望的平衡一直倾向愤怒的一方。革命者对历史并无愤怒;他的希望就贯注在历史之中。救赎的反动派恼怒历史，因为它已经被历史打败了一次。就像在比赛的前两个回合失利的拳击手那样，他现在得证明点什么——不仅仅向他的对手证明，更向裁判证明。这种政治反对派想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世界，但只有在他能够随时间的过去而声称自己胜利的时候如此。这也就是让他变得如此危险的地方。
让我来举两个新近的救赎的反动派的例子，我想，通过这两个例子会更好地说明我的观点。一是政治伊斯兰。关于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世界其他极端穆斯林群体的神学观念，每个严肃的伊斯兰学者都会告诉你同样的东西。他们会说，“这不是伊斯兰。”他们这么说并不是要说这些群体令人惊惧的、恐怖化的观念是全新或具有某个陌生的根源。他们想说的是，这些人想要创造的世界，代表着对伊斯兰传统的拒斥而不是回归。
伊斯兰主义者在伊斯兰教法或古兰阐释上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训练，他们对信仰的历史也几近于一无所知。他们紧紧地仿造极端清教改革的梦想——后者的追随者仅凭一本书和一个生动的想象就在欧洲发起了叛乱。他们当然不是保守主义者;他们对一千年来为默罕默德所获的天启所保守的并应用于日常生活法律规范了无尊敬。他们也不是复辟的反动派，因为他们没有对先知时代的生活的文化记忆;他们知道的一切，只是殖民主义、失败国家、政治压迫、流放、经济和文化倒退(背景)下的生活。他们想要创造的那个世界根本就不清楚，他们看起来对表达他们关于穆斯林未来的视像也没有特别的兴趣。相反，他们只是为对世界历史的怨恨所支配的杀手。
第二种，不那么戏剧性的救赎的反动派的例子，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这是一个有益于检视的例子，因为新保守主义的演进说明了我试图在保守主义与反动之间作出的区分。
“新保守主义”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美国社会主义者用来描述一群低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术语，这些人对美国的福利国家发起了批判。(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些名字，但我还是想指出，这些人包括欧文?克里斯托尔，丹尼尔?贝尔和内森?格莱泽。)至于这些自由主义者那段时间正向保守主义者转变，那是因为他们开始看到一些关于人性和政治限制的保守主义假设的明智。新保守主义就其原初形式而言是反乌托邦的、经验主义的，它展示了一种悲剧感。
这就是第一阶段的新保守主义。第二阶段，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它就成了一种复辟的反动。原因在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化革命引发的所有的社会变革之后，新保守主义者越来越对美国社会悲观。这些变革包括在大学和更加普遍地，在社会中对权威的攻击，激进的女性主义，种族冲突，审查制度的废除，以及未婚母亲的数目的不断上升。面对这些变革，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会对之加以批判，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会接受这个事实，即这些变革已经成为美国生活的一部分。新保守主义者的反应却大不相同：他们变成捍卫所谓“家庭价值”和“传统家庭”的民粹主义者，他们把其他知识分子攻击为普通民众的敌人——尽管他们自己当然也是知识分子。
新保守主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进入第三阶段，由于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新保守主义成为一种攻击性的救赎的反动。在我看来，新保守主义早年对美国政治的真正贡献，在于这样一种成熟的意识：即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好的意图可能导致不好的结果，而政治生活是不可预测的。从这种意识中他们的得出了这样的经验：我们的政治期待应该低一些，而根本的变革不该发生，不然就会带来灾难。
但现在，在他们对新近美国历史进程的暴怒中，新保守主义者拒绝了所有的这些教益。而这就是他们说服布什总统为把自由民主带给中东而袭击伊拉克——作为反恐战争的一个部分——的方式。最变态的是，新保守主义者的(攻击)目标不仅仅是美国国外的敌人，还有那些他们视为美国的内敌的人。这些人就是那些反对越战的知识分子，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这些知识分子的活动使美国在军事上变得更弱，而不是更强。这，就是救赎的反动派的典例。
正如我希望表达清楚的那样，我对反动派严阵以待。确实，反动派塑造了法国大革命以降的西方和世界政治，而直到今天，他也还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我看来，反动派是现代历史上最没有得到承认的力量。如果我们不理解反动派的话，我们就不能轻易地说理解现代性。
但看到几乎没有西方学派在这方面作出努力，这是令人震惊的。在我开始写作这篇讲稿的时候，我到我的大学的图书馆去检索论及政治反动的著作。我发现，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触及革命观念的著作超过了一万部(事实上电脑上显示的还只是前一万部)。我只发现六百部著作与反动有关，而其中的大多数只是在标题中使用了反动这个词。最后，我只找到了三部论及反动概念的著作。这就是全部——尽管事实上政治反动派在塑造现代政治生活上比政治革命者做出了同样的——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的贡献。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我认为，在于我们在西方还在使用我们拒绝放弃的第三组概念：左与右的概念。当然，一切革命都会引起某种反动，但西方学者不总是愿意使用这个术语。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说，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反动的天主教势力与法国革命力量抗争。但他们却不情愿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些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也是——在精确的意义上说——反动派;相反，他们用的是“抵抗”这个术语，后者听起来比“反动”更具英雄色彩。“反动”这个术语是留给在这些学者看来是左派革命的运动的反对者的，而“抵抗”则是为右派革命的反对者而保留的。而这不过是处于一个简单的理由：西方知识分子和学者，仍然怀有紧系于来自左派的革命观念的乡愁。
但我们离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越远，关于历史和政治生活，左右的区分能够揭示的东西也就越少。粗略地看，一百五十年来，革命/反动和左/右这两对概念是完全重合且不存在混淆的：采取左派的立场就是支持法国大革命并为向世界推广革命而努力;采取右派的立场则意味着反动革命的遗产并为战胜革命而努力。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这几对概念不再发生必然的重合。法西斯主义者是救赎的反动派，他们上演自己的革命并像十八世纪巴黎和二十世纪莫斯科的革命者那般行动：他们摧毁了旧制度的制度(这一次，是民主制度)，监禁或杀害革命的元素(这一次，是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犹太人)并强行推行平等——暴政的平等，把所有人(平等地)置于专制的脚下。他们的革命反过来又生产了一种反动。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反对者以两种经典的反动类型出现：想要恢复旧有民主制度特权的复辟的反动派，以及希望法西斯主义的颓败为乌托邦社会主义扫清道路的，救赎的反动派。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这种对左-右概念的附属就已经混淆了西方关于许多革命的思考;现在仍然存在在革命总是在推进左派的事业的原则上，支持任意政治运动或称自己为革命的政变的知识分子。我将在沉默中略过后殖民时期亚非国家苦涩的革命经验，只提一个更为新近的例子。想想伊朗革命，然后问问自己：曾经为伊朗王二战，现在却与民主的绿色革命斗争的革命卫队，应该被思考为左派还是右派?今天在德黑兰游行示威的资产阶级青年又如何呢：由于他们反对支持伊朗革命的内贾德总统，他们就属于右翼的运动么?我甚至要问，在这些问题上作出决定有意义么?
我不认为这些问题很重要。在我们谈论革命和反动的时候，沃恩处理的是能够被应用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许多政治现象的清晰区分;这些概念是无时间限制的概念。另一方面，左与右的概念，却诞生于欧洲历史的一个特定时刻，涉及一个有时限的境况、制度和抱负的集合。但在境况，制度和抱负发生改变的时候，西方知识分子出于某种原因仍然坚持这些概念，清空它们原有的意义并在任何他们认为有必要的时候重新为它们装填意义。难怪，他们在理解今天世界政治中我们看到的革命与反动的新形式时会有那么多的麻烦。
在前半个多小时里我试图澄清我们在使用一些政治概念时涉及的那些不同的关注，假设，观念，承诺，和气质。尤其是，我意图指出引起我们常用政治区分的三个各不相同的智识问题：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来说，根本的智识问题在于人性;对革命者与反动派来说，根本的问题是历史;对于左派和右派来说，根本的问题是……呃，左与右。这并不是那么无聊。
保守主义和反动是有趣而重要的。智识上的保守主义是一个严肃的思想流派，如果你想要理解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和界限的话，你就必须遭遇保守主义。另一方面，反动，是一股强大的心理和政治力量，它甚至服务于我们最珍视的一切也能摧毁所有美好的东西：正义，自由，基本的尊严。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政治现象背后的东西是什么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忘记左与右，反过来问自己：什么是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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