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州西游记漂流门票价格:姚国华：土著文明与大学建构

今天我要讲的话题是：土著化、沼泽化与大学建构。

　　土著文明存在于传统社会里，一个社群在固定的一个地域范围内，形成一种稳定的文化习俗，世世代代维持自己的传统，而不需要与外界打交道。典型的土著文明是农业文明，与之相对的是帝国文明，是要向外扩张，甚至侵略性的文明，在不同部族的交流中取得优势。游牧社会和工商业社会都可能形成帝国文明。

　　中国本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自然经济的小圈子里，倾向于自由而散漫。马克思曾描述法国农民，像一个个土豆，如果没有麻袋把它们装起来，就会满地乱滚，所以农民要凝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中国历史上庞大的中央集权，靠什么建立的呢？多是靠外来力量——少数民族——入侵土著社会，把一盘散沙式的农民赶进一个巨大的帝国里。中国历代的开国君主大多不是出自纯粹的中原农民，而是边缘的游牧民族。在战国后期七国并雄，最后取得统一的是来自西北边陲的秦国；汉代是由南方楚人建立的，楚人当时属于蛮族；唐朝李世民有鲜卑人的血统；宋代赵匡胤也有少数民族血统；蒙古人、女贞人就更不用说了。比较独特的也许就是明朝，当时的汉人处在社会底层，不再主导社会生活，而且在元帝国腐败之后，朱元璋收拾了残局。

　　安分守纪的土著农民，只向往风调雨顺，休养生息，从不想建立什么庞大帝国。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一个王朝时，中原农业文明的色彩不明显，社会呈现进取、拓展之象。但当他们日渐被汉文化同化，生活方式的土著色彩也越来越明显，中央集权制度就被削弱。越是蛮族建立的王朝，版图越大，越是汉人色彩浓的王朝，像宋、明，版图都很小。要不是蒙古、满清入主中原的话，中国版图绝对没有今天这么大，可能只有现在的一半，甚至更小。

　　儒家文化讲究伦理道德，以人与人之间关系为本位，但它与自然经济相契合，是小圈子里的文化，适用于熟人、亲人之间的关系。跟熟人在一起，伦理道德就起作用；不在关系圈里的人要保持一种稳定的交往，就比较困难。

　　儒家的最高理想是“仁”，仁者爱人，但是“爱有差等”，爱自己的父母、家人甚于爱邻居，它是以自己为中心，往外扩张的，这与墨子的“泛爱众”不同，更不同于基督教的博爱——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子，人人都是平等的。

　　中国其实没有民族主义，传统中国人只有家族的观念，很少有民族观念。“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形成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常说的“汉族”其实并不存在，“汉人”就是中原地区的人，大多有少数民族血统，虽然已经融入并认同中原的文化习惯，但并不能凝聚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说穿了，你不再是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蒙古人、女贞人、百越人、苗人、犹太人，你是什么民族都忘了，什么民族都不是了，那你就是汉人！（笑声，掌声）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承认自己的土著文明不行了。其实，整个世界都是这样，这么多的土著文明，被一种普遍的帝国文明所支配，这就是全球化。二十世纪中国最麻烦的事情，就是传统土著力量无法凝聚成现代社会化力量。

　　西方现代文明是一种向外扩张的文明，源于古希腊特殊的地理背景形成的工商业城邦。那里，人们主要不是从事农业，而是从事工商业。工业与农业根本不同，农业生产是培育，天人合一，只是顺应自然界已经有生命节律；而工业文明截然相反，不可能让产品自己长出来，先要在自己思维中构想出一个图纸来，先把结构确定，再按照这个结构一部分一部分制造。比较希腊哲学与中国哲学，可以发现它们体现着工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区别。

　　希腊哲学认为，世界背后的形式、规则、结构是根本的，而物质材料并不重要。所谓“逻各斯”，就是这个看不见的规则。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后来的基督教哲学，到近代的机械唯物论，都有一个核心，就是相信所有事物背后的理念、方案、规律、必然性，把握了它，就掌握了一切。与工业文明相应的机械唯物论，也源于古希腊哲学。

　　近代西方文明有一个贯穿于社会生活的中心，就是“理性”。在一般意义上，理性相对于感性，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感性、理性两个层面。但西方理性是一种数理化、逻辑化的思维，可以以理论形式精确把握。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我们知道西方是法制社会，不论熟人还是陌生人，不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以一种普遍的原则、法律来规范相互间的关系。在这里，law是超然于人际关系之上的规则。没有这种法理思维，没有对law的认同，要建立法制社会，完全是空中楼阁。第二，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同样是遵循law，也就是自然规律。人们相信，有一种我们看不见的原则在支配着世界。

　　今天的整个现代文明的根，其实就在这里，在古希腊就已经奠定了。人与人也好，人与自然也好，都有一个普遍规则，而且它是能用严格的形式逻辑和数理语言精确把握的。这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与西方现代文明毫不相干，永远不可能产生牛顿，也永远不可能产生今天的法制社会。

　　这种理性思维本来随着古希腊的衰落而衰落，但后来犹太人的另外一种文化出现了：他们否定现实生活，崇尚彼岸世界。希腊罗马文化崩溃之后，犹太人的信仰重新铺设了一个精神平台，拯救了西方。公元5世纪前后，奥古斯丁把古希腊的理性思维加进基督教信仰中，尽管中世纪信仰高于理性，但在信仰基础上可以讲道理。公元12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在基督教教义里加入更多原汁原味的亚里士多德哲学，让基督徒们相信，尽管上帝创造了世界，但他并不随意支配、干预万物，而是以一种至善至美的原则赋予万物，让它们有规律地运动。人们要知道上帝如何创造这个世界，只有试图通过数学，通过实证，通过做试验，去找到这个law，这就是科学的诞生。牛顿想知道上帝怎样让苹果掉到自己头上，就想到引力定律，而这个law居然能预言哈雷彗星回归的准确时间和方位！

　　在教会里，在修道院里，独立出一部分人，在信仰基础上专门谈论世界的普遍规则，并在理性思维中分门别类地建立各个学科体系，最早的大学就由他们构成。现代文明的灵魂和轴心，就是中世纪后期形成的大学，它作为理性的载体，一直推动着全球化进程。大学给整个社会生活建构一种思维方式，让人们相信走到哪里都有一个普遍规则。

　　洪堡大学在德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最早兴起的时候，也是冲破千难万险，在阿拉伯人的包围之下，在二十世纪初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它的开创者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开国总统。

　　那么中国人要在现代生活中间建立一种普遍的规则，怎么建立呢？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和共产党的延安，找到了一种方式：把中国传统的集权政治，和具有现代意义的意识形态结合，建构全民族的精英集团。今天，国共两党崛起的方式受到知识界的普遍质疑和批判，我相信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今天的自由知识分子无法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缺少彼岸的、超越的理性思维的非西方民族，如果让一个个土豆凝聚起来，建构一个大社会化的、非土著的社会。

　　我曾经说二十世纪整个中国处在脑震荡状态，平常年代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只在昙花一现间。然而中国二十世纪所有骄傲都于，常常是在最绝望的时候，国破家亡的时候，会有人想到国家的重建必须从大学开始。

　　二十世纪初的北大，蔡元培的北大，真正翻开了中国现代史全新的一页，其意义远超过辛亥革命。蒋介石几十年的政权源于黄埔军校；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到今天中国的政治基础，最重要的关键是延安，延安就是一所准大学。还有，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科学、教育成就，也以八年抗战中的战时大学，尤其是西南联大为摇篮。

　　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几所大学，都体现着对土著化的超越。蔡元培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原则，把留学英、德、法、美、日、俄等不同国家的人，把最激进的和最保守的人，接纳到一所学校里；只要言之成理，就可以在北大的讲坛上得到自己的教席。多元文化的并存，造成了北大的活力。

　　再看黄埔军校。其实老国民党没有什么出息，少数留学生成不了气候，后来依靠国内用传统的准宗法关系凝聚的会党，他们能破坏一个旧世界，但不可能建设一个新世界。他们推翻一个皇帝，却造成了无数土皇帝。后来孙中山在列宁的启发下建立黄埔军校，吸引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走出自己的小圈子，来到革命的中心，接受统一的意识形态熏陶。黄埔的学生军能打胜仗，把整个中国军阀割据的状况收拾一遍。尽管黄埔军校成了蒋介石手上的一张牌，黄埔精神渐渐瓦解，回到中国传统的方式去统治，仍然依靠传统的宗法关系，甚至用黑社会手段（笑声）。

　　毛泽东成功地把自己塑造为人间的精神领袖，而蒋介石无法做到这一点。毛泽东有一种特殊的文化魅力，超然于世俗生活之上，来建构一个类似于西方上帝的那种力量。如果毛泽东只是依靠那些农民出身的红军，让他们解放全中国，那不可能构造一个新社会。毛泽东的远见就在于八年抗战中他从全国各地吸收了无数的知识青年，然后在八年中成功地在延安跟这些农民融合在一起，构成为一个很严整的革命队伍，所以很快就取得了全国政权。

　　我们还要讲到由三所学校聚集起来的西南联大，中国历来是文人相轻，很难凝聚为一个整体。但在当时国破家亡的危机中，西南联大却凝成一个整体，完全不同传统的人融合在一起，爆发出了巨大的创造力。

　　近代中国的每一转折，无不是多元文化的相遇：凝聚得好，能创造一个伟大的起点；凝聚不好，就会垮掉。

　　大学文化跟土著文化是对立的，全球化进程的关键因素，就是大学的建构。一方面，大学在二十世纪中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今天中国大学又面临着致命的伤害，就是它本身也在土著化、沼泽化。为什么呢？

　　因为在完全小农社会的中国，大学本身缺乏西方大学的前提：人们在现实生活之上，相信有一个彼岸世界，上帝以太阳般的力量普照大地，我们又不能直接达到他。中国人是因为被西方势力征服，没有别的办法，为了救国而跟着人家办大学，是服务于特定的社会需要，而不是发自内心的纯粹的求知欲望，不是出于对彼岸的、终极的关怀而办。中国大学历来强调社会的实用目的，甚至直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与西方从教会出来的大学完全不同。

　　中国大学的实用性质，首先导致了它的政治化、功利化色彩，是一种要取得效果的工具，而不是超然于社会生活之上的象牙塔。这就注定了大学生活无法与世俗生活隔离开来。今天我们说，大学要与实际相结合，理论要与实际结合，可是我们不想想，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前提，是理论脱离实际。如果理论与实际没有区别，就不存在结合的问题。

　　西方人相信，现实背后有一种纯粹的规则，看不见，摸不着，但能被人以数学与逻辑方式来掌握。中国人没有这种严格的理性思维，大学生摆脱不掉自己从小在父母那里接受的处世哲学，讲究实用，关注当下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不知道北大学生怎样——这种大学只是在已经凝固、僵化的生活哲学之外，涂上一层现代色彩。

　　以我们今天的理解，大学是为现实服务的。其实，在西方传统中，大学是一个特区，是独立于社会之上的象牙塔。犹太人的特殊宗教让人们在世俗生活之上，建立了一个超越的精神世界；在这种文化之下熏陶了一千年，西方人才从那个象牙塔，从那个彼岸世界中间走出来，从理性思维走到现实中间来。所以，近代西方人说走出象牙塔，把知识变成力量。我们经常说“走出象牙塔”，可是中国人没有资格说这个话，因为我们的关键是没有象牙塔。

　　土著化、沼泽化是今天中国大学最典型的癌症，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大学的地方化，一是大学近亲繁殖。

　　中国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本是没有本地色彩的，但近年来有一项政策，国家与地方共建某个大学，这导致一个很严酷的问题：本地人越来越多。北大清华可能稍微要好一点，但是据我所知也是比较麻烦。这个问题在其他城市已经到了非常恐怖的程度，本地生源达到了百分之五十甚至六十。像复旦这样全国重点大学，本地生源比例居然占百分之三四十，甚至逼近百分之五十。大学生上大学的时候，一定要走得越远越好，要摆脱自己熟悉的环境。

　　中国人一生下来就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从小对人情世故了如指掌，虽然上学后懂得了一些书本知识，但他把这种灌输的知识视为有用的工具；生活再也没有挑战，没有新鲜感，以为这个世界就这么回事。

　　上大学本是一生最大的转折，完全离开你熟悉的生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你才知道这个世界还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还有可以有另外的习惯、另外的语言、另外的思维方式。世界的景观完全是新的，这种挑战让人醒悟，让人反省，让人不再自以为是，让人有一切从头开始的感觉。这对于一个人离开土著生活，打破土著思维，太重要了！

　　所以上大学，千万千万不能在自己的家乡上，一定要到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否则你太亏了！（掌声）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都在截留自己的毕业生在本校上研究生，造成本校、本系毕业生占研究生的多数，这种近亲繁殖现象极其糟糕。现在的招生考试趋势，太多学生留在本校，这是一种教育的灾难，也是人生的灾难！

　　本来，大学四年已经给我们本专业上的思维方式、学习方式，毕业时正需要一个强大的刺激，对你进行挑战和否定，再受一次冲击、锻炼和熏陶。因此，走出大学是走出心理定势的第二个机会。但你若留在本校上研究生，地位高了，架子也大了，与人交往的范围却小了。这样，自己的心态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凝固，越来越僵化，越来越冷漠。还有更糟糕的，在本校再读一个博士。（笑声）十年前有位激进的青年思想家说，中国大学生百分之六十是废物，这样成为的硕士百分之八十是废物，等博士毕业可能百分之九十是废物了（大笑）。

　　讲到这里，我想到诸位。在中国，北大清华两校独大，别的学校不可相提并论，这给你们一个无法逾越的陷阱。毕业后只有出国，考别的学校读研究生，那太亏了。（笑声）其实，正常的状态，应该有更多能与北大清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的大学。只有北大清华，两所大学也没有真正的竞争与挑战，都是一个悲剧。

　　诸位优秀学生毕业以后，应该到别的学校去接受新事情，开辟新空间。到一个新的学校——即使比北大要差很多——你可以用你已经形成的思维方式作为后盾去批评，去反省你所遇到的，你有否定的精神，有反抗的精神。从一个高的地方到一个很低的地方，更能激发你的主动性，更能肯定自己的个性，当然也会从新的环境中间培养你全新的东西。老是呆在北大，你的思维方式与周围的环境已经高度地融为一体，就失去了反省能力。

　　还有一种心灵的坟墓，就是留在本校任教，（笑声）那样你的青春与激情再也不复存在了。人在年轻的时候需要各种各样的挑战，创造力在流动中才能产生。多年来，我发现那些最有个性、最有创造力、最有深度的朋友，往往是父母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或者自己小时经历不同生养环境，学校环境，为什么呢？他有自己选择的空间，每走一个地方都是重新开始的机会，可以把过去的失败忘掉，把过去的成就再次显示，并且进一步放大。

　　本来，自给自足的土著文明会渐渐凝固，失去创造动力，这导致中国农业文化的僵化和停滞。中国传统社会的创造力往往是外力激发的，蛮族把已经熟透了的中原文化扫荡一下，刷一个耳光，造成巨大的破坏，甚至让人口的一半非自然死亡，社会重新开始时就会迸发出活力。最有创造力的人，仅从文学艺术来看，那些写诗的人，大多都是野蛮民族在规化过程中，或者是不得不离家出走的人写出来的，游子常常能写出美丽的诗篇。

　　为什么今天台湾要比大陆发达？一般的解释说，文化相同，不现的是制度，这常常成为制度决定论者的证据。当然，还有不少人从客观条件，外力作用方面理解。而我仍然倾向于从文化上找原因。跟大陆对峙，激发他们的危机感、应战意识，推动文化的不断重构。与大陆隔绝，所以也更主动地发掘传统，并西方现代文明进行融合。

　　西方人永恒的家园是上帝，是教堂，中国人的家园则是土地，是亲威朋友圈子，是祖坟。去台湾的大陆人，割断了与故乡的联系，有家不能回，思恋故乡的情怀，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但对一个群体的历史生态来说，却是一种幸运。中国人缺乏彼岸关怀，难以超越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但日日夜夜的乡愁，培养了人们的梦幻，弥补了这一缺陷。台湾作家文笔好，远远超过大陆，原因就在这里。精神世界的丰富造成了台湾精英分子的巨大创造力。

　　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今天的大型国有企业，在毛泽东时代曾经是有效率的，创造过很多奇迹，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后，国企一次次改革，结果却是一步步的衰落、解散？二十多年来我们没有解开这个秘密。

　　国企的改革其实就是死亡，这过程几乎是不可逆的。现在还存留着的大型国企，当年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到穷山沟里建设的，其创造力没人怀疑的。可是现在再看那里，基本上都无药可救了。我以为，把这归结于万恶的计划经济，只是一种让人遗忘历史的借口。这里，原本简单的文化原因，同样被掩盖。

　　其实，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新的社会重建必须打破传统血缘、宗法、家族、乡土关系，这体现在他的“五湖四海”理论里——“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人们努力改造自己从土著社会中形成的那套习惯，把革命的意识形态变成一种普遍的规则，来武装自己的思想，支配自己的行动。尽管这种革命意识形态与西方的信仰与理性不一样，但已经比较接近，而且有效地实现大单位的凝聚及运转。

　　但是，费孝通在八十年代就发现：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际关系网越来越复杂。人们从四面八方进入单位，在这里呆上十年二十年，后代产生了，子女在本单位就业，如此延续繁衍下去，革命意识形态渐渐瓦解，传统土著观念步步回归，所谓同志式的关系被以小宗派利益为核心的人际关系网所取代，单位也就彻底瓦解了。

　　多少经济学家要拯救中国的国有企业，却看不到这样简单的事实。连中国皇帝都知道：土著社会需要一种自上而下的力量去约束，所以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里，官员决不能由本地产生，做官必须在自己家乡五百里之外。

　　大家知道，近亲繁殖在高级动物里也意味着断子绝孙。人类社会中，多元要素的结合产生新的生机与力量。原始民族都要实行外婚制，从外部获得新的遗传基因和文化要素。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办大学就是要防止土著化，要在一个超越的层面上，汲纳多元文化要素，构成真正的university，才是胸怀世界，而不是本地化的状态。

　　最后说说沼泽化。沼泽是什么？一潭死水，不跟外界交流，越是低级的生物，越能生存下去，越是高级的生命，越会被窒息掉。水质富营养化，最后死水变成沼泽。在这个生态圈子中，没有达尔文所谓的进化，倒有明显的退化。土著化意味着一种反淘汰机制，不是优胜劣汰，经常是劣胜优汰，劣币驱逐良币。（笑声）

　　今日人们普遍相信社会进步，其实这个观念在中国只有一百年历史。在此之前，中国历代王朝在一段时间内是上升的，但渐渐气数将尽，向下堕落。历史是循环的，无所谓进步，当然也无所谓退步。

　　就在前几年，中国高校展开大规模的合并重组，对此很多具体方面的批评，我相信是有根据的。但我仍然站在比较肯定的立场上。合并重组是一个机会，打破已有的利益化、权力化格局。不幸，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个契机。当然，关键是操作不力，不仅达不到这个目的，反而引发了更加恶性的利益斗争，更加剧了土著化趋势。

　　看来，这种传统的宿命在中国没有摆脱之前，不要简单地相信进化论。（笑声，掌声）

　　时间：2002年11月 地点：北京大学三教105室 举办单位：北京大学湖湘文化学会 主讲人：姚国华 整理：孙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