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英雄乌索普技能:将科学成就的荣誉归功于科学

　　将科学成就的荣誉归功于科学　　（第一部分）　　作者：张功耀　　作者按：自从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以来，国内宣传机器再次表现出了它对科学极端蔑视的一面。9月15日，我就开始起草这篇文章。因为种种原因，我只能断断续续地写。至今也未能完成。但是，国内舆情似乎容不得我继续拖延。一些读者来信催促说，他们急切地希望阅读我的这篇文章。有鉴于此，我只好把第一部分先拿出来，以便于让读者率先了解青蒿素与中医药之间最真实的关系。　　今年的9月12日，美国的阿尔伯特与玛丽·拉斯克基金会（Albert and Mary Lasker Foundation）宣布，将今年的临床医学奖授给中国药物学家屠呦呦女士，将基础医学研究奖分别授给德国普朗克研究所的生物学家哈特尔（Franz-Ulrich Hartl）和美国耶鲁大学的生物学家霍维奇（Arthur Horwich）先生。前者因发明青蒿素，后者因阐明细胞内的蛋白质折叠机理。　　拉斯克奖具有崇高的科学奖励信誉。据阿尔伯特与玛丽·拉斯克基金会介绍，自从1942年设立这个奖项以来，已经有80位率先获得拉斯克奖的人士，继后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在最近20年里，率先获得拉斯克奖获，继后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有28位之多。中国人能够获得这样的奖项，实在是了不起的。　　这是一项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成果。有人却将这种荣誉无端归功于“我国长达5000年的优秀中医药传统文化”。此种说辞，在肆意拔高“中医药文化”的同时，极大地矮化了这项成就的科学价值和拉斯克奖的奖励荣誉。其中不乏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蕴意。善良的人们应当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为帮助读者正确理解这项成果的意义，本文谈三个问题。　　一、青蒿素的发明与中医药之间的关系　　屠呦呦是这项成就的主角。她在获得这项荣誉之后，将这项成就的荣誉归于中医中药给她的启发。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也不可能是真实的。　　爱因斯坦曾经说，我们判断一个物理学家的思想和方法，不要看物理学家说了些什么，而应该看他做了些什么。对于屠呦呦的这些说辞，我们要从我国长时间的愚民教育、以霸道成就王道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习惯，以及当前我国的政治现实的大背景下去理解，不要停留在“屠呦呦说了些什么”的表面，而要深入到“屠呦呦只能说些什么”，以及“中医药究竟给屠呦呦提供了什么”的层面去分析。　　为帮助读者做出正确的判断，以下扼要地就中医药究竟能不能为屠呦呦提供有价值的启示，做如下七个方面的阐述，而把屠呦呦为什么“必须讲假话”留待读者去做进一步的分析。　　1、从天然植物、矿物、动物身体部分提取有效成分，用于人类医学目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不能算是“用中药”。　　“中药”这个概念原本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概念。捕风捉影地说，几乎所有人类开发出来的产品都可以追溯到“中药”。比如说，生产计算机的原材料来自含铁、硅、铜、铝之类的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全都可以在“中药”当中找到。信手拈来的例子有，中医用来治疗风湿痛和男子肾虚的玄石（磁石）含铁，治疗臃疮肿毒的砭石（微晶灰岩）含硅，中医认为可以明目消翳，而实际上最容易残害人们的眼睛的绿盐（赤铜矿）含铜，如此等等。如果有人依据在计算机制造中用了这些“中药”，就武断地认为：“计算机都是中药做的”，我想，它一定会闹出世界性的笑话来。　　同样道理，没有任何一种药物的基本原材料不是从自然界来的。缓解发烧症状的阿司匹林，其基本原材料来自柳树皮；治疗糖尿病的二甲双胍，源自法国丁香；治疗癌肿的长春新碱，是从南美洲的长春花当中萃取出来的；在青蒿素发明之前，并且现在仍在广泛用于疟疾治疗的奎宁，是从秘鲁的金鸡纳树皮中提炼出来的。有人把这些外国的传统草药叫做“洋中药”，它在构词上就显得十分滑稽，更不用说它在思想境界上贪得无厌，每每摆出“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的蛮横与霸道的那一面了。　　熟悉世界医学史的读者知道，这些“洋中药”的发明都具有充分的传统草药背景。它们具有有据可查，步步深入、清晰可辨的历史依据。与之不同的是，青蒿素治疗疟疾的“实践经验”却只留给现代人一些捕风捉影、胡思乱想的空泛之谈。所以，我们不能凭借青蒿素是从黄花蒿当中萃取出来的，就捕风捉影地做出判断说，青蒿素的发明得益于“中医药文化”。　　2、中医没有屠呦呦所面对的“疟疾”概念。　　在我国古代医学文献中，“疟疾”是一个类概念，不是一个种概念。《黄帝内经·至真要大论》云：“少阳司天，火淫所胜，民病头痛、发热、恶寒而疟”。由此可见，我国古代把所有具备头痛、发热、恶寒症状的疾病，都叫做“疟疾”。显然，这个“疟疾”不能翻译成malaria。西方人所理解的malaria，我国民间俗称“打摆子”，在儒医著作中完全没有这样的疾病名称。　　熟悉中国医学史的读者也许记得，在西方的科学医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医一直自诩为儒医。儒医生如同儒学门徒一样，喜欢故作儒雅。即使他们被差遣去当一回奴才或者走狗，也要努力装出一副儒雅的酸像来。中国有一句歇后语专门讽刺这样的儒雅：“孔夫子放屁，——文气冲天”。连放屁都要文气冲天，可见那些饱读诗书的儒学之士文绉绉、酸溜溜到了何等地步。是故，“打摆子”这种在儒医们看来俗不可耐的疾病名称，是不配写入他们的医学著作之中的。所以，没有任何一部儒医著作记载了“打摆子”。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疟疾”作为一个类概念，其内涵相当混乱。单是《黄帝内经》就有“伤风”、“伤寒”、“伤热”、“寒热凝结”四种不同病因引起的“疟疾”。先伤寒，后伤风，为“寒疟”；先伤热，后伤风，为“温疟”；手足热，欲呕，但热不寒者，为“瘅疟”（也称“风疟”）。此外，还有痔疮也被解释成了一种“疟”，即所谓：“太阳之胜，凝慄且至，为痔疟”。到了14世纪，“金元四大家”更是各显神通，莫名其妙地增加了更多的“疟”，如“五脏疟”和“六经疟”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自命不凡的中医著作家，虽然标榜出“五脏疟”，实际却列出了六种不同的“疟”，即所谓“肝疟”“胃疟”“心疟”“脾疟”“肺疟”和“肾疟”。值得顺便说明的是，这样的荒谬，是原始文献的错，不是后人添的乱。对应“五脏疟”，刘完素别出心裁，再列出了“六经疟”。于是又有“足太阴疟”“足少阳疟”“足阳明疟”“足太阴疟”“足少阴疟”“足厥阴疟”。到了元朝，朱震亨著《格致余论》，去掉全部“足”字，别成六经疟。到了明朝，“疟疾”再次多了起来。有所谓食疟、暑疟、暴疟、邪疟、间日疟、三日疟、虚疟、痰疟、瘴疟、似疟非疟，等等等等，目不暇接，不一而足。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所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疟疾”中，唯独没有屠呦呦所面临的因蚊虫叮咬感染疟原虫而发生的“打摆子”，即，可以与malaria相对应的“疟疾”。于是，捕风捉影的看，中国确有关于“疟疾”的论述，但透彻一点的分析却不难发现，它们又都是与malaria完全不着边际的胡话。　　3、因为中医典籍是从类概念的角度来使用“疟疾”的，所以，中国古代对“疟疾”没有明确的诊断标准，也没有确定的病因解释。　　自从法国医生冉瓦让在1882年通过显微镜观察血涂片检出疟原虫之后，显微镜观察血涂片就成了诊断疟疾最强有力的方法。至于疟疾患者可能出现的症状（发烧、头痛、畏寒，部分急性患者可能出现昏迷），则只能作为提示性诊断的参考。　　由于中医是在类概念意义上使用“疟疾”这个术语的。所以，中医对疟疾的诊断相当盲目，根本不可能正确诊断出可以与malaria对应的“疟疾”。依据中医“阴阳”“五行”之类装腔作势的胡诌传统，明朝李梃曾经在《医学入门》中将“疟疾”的诊断原则归纳为“分阴阳”“辨寒热”“明六经”“感异气”。这对于中医信徒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玉良言。但是，它通篇却没有一句有用的实在话。比如说，疟疾到底是表现为“寒”还是表现为“热”？《素问》有这样的解释：“夫疟气者，并于阳者阳胜，并于阴则阴胜。阴胜则寒，阳胜则热。”于是，表现为寒是疟，表现为热也是疟。由此可见，“辨寒热”可以辨出两种相反的“疟”。再有，罹患疟疾的人到底是口渴还是不口渴？《素问》解释说：“疟者阴阳更胜也，或胜或不胜，故或渴或不渴”。于是，渴也是疟，不渴也是疟。你看，通过“分阴阳”又分出两种相反的“疟”。将这两种“疟”两两组合，还可以得出四种“疟”。以这四种疟为基础，再依据“明六气”“感异气”的法则去辨证论治，究竟能够再辨别出多少“疟”，就神仙也弄不清楚了。用“恒河沙数”去形容也是并不夸张的。　　对疟疾没有任何诊断标准的中医学，说它认识了“疟疾”，这样的自吹自擂，除了自欺欺人之外，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4、正统中医不用青蒿，更不用黄花蒿，治疗“疟疾”。　　中医治疗“疟疾”用得最多的是柴胡、常山、半夏、瓜蒌、黄芩、黄柏、黄连、橘红、麻黄、紫苏、桔梗、陈皮、羌活、白芷、芍药、生姜、木香、大黄、栀子、金银花。如果“久疟不愈”，大胆的中医生会用一些毒药，如巴豆、砒霜、轻粉、草乌、川乌、雄黄。此外，还有用动物粪便治疗“疟疾”的。《古今图书集成》就收录了这样的偏方：用雄狐狸屎和蝙蝠屎各等分，为丸如芡实大，待瘴疟发作的时候，令患者依照男左女右的法则，手持药丸久嗅之。此外，我国民间还有人推荐用白狗屎烧灰，调冷水服，治疗久治不愈的劳疟和瘴疟。这个方剂曾经被收录到了宋朝最权威的《圣惠方》。除以上载入中医重要典籍者外，我们还可以读到一些治疗疟疾的民间偏方。比如，将鞋底泥，去两头，取中间，焙干为末，兑酒喝；将活蜘蛛捣烂，同饭为丸服下；取蝙蝠屎五十粒，朱砂半两、麝香一钱，煮糯饭，白开水送服。诸如此类的“治疟偏方”，在中医文献中，虽然谈不上汗牛充栋，也实在不是短篇幅的文章可以罗列得齐全的。有趣的是，在正统中医文献的治疟配方中，最难得一见的治疟药草，恰恰就是被某些现代媒体吹捧为“中国神草”的青蒿。至于黄花蒿，我没有看到有谁记载了它可以用来治疗疟疾。　　5、此青蒿非彼青蒿。　　中国地大物博，国民科学素质不高，各地对生物品种的命名莫衷一是。大致说来，中国有50来个不同名称和品种的青蒿。在我的家乡湖南郴州，房前屋后和田间地头，经常可以看到许多青蒿。每到暑季来临，家乡人常用它捣汁兑水喂鸡鸭。据说，这样可以避免鸡鸭发瘟。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我开始阅读中医药著作，始从当时流行的《常用中草药手册》当中了解到，这些青蒿就是山道年（Artemisia cina Millkomm），其萃取物可以用来驱蛔虫。起初，我以为屠呦呦所说的青蒿就是这种山道年。最近，我查阅了与青蒿素相关的文献才知道，屠呦呦所用的不是山道年，而是黄花蒿，按照双名法分类，它是Artemisia annua L.。　　我国古代使用青蒿治疗“疟疾”的记载总共可以查到四个文献。最早的文献见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牝痔之入窍中寸，状类牛虮，三××然，后而溃出血，不后上向者方：取溺五斗，以煮青蒿大把二，鲋鱼如手者七，冶桂六寸，干姜二颗，十沸，抒置翁中，埋席下，为窍，以熏痔，药寒而休。”这明显不是治疗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疟疾，而是痔疮。其次是《肘后备急方》的记载，它建议单用青蒿，水二升，捣汁服。另外两个的原始出处不详，但可以在《古今图书集成》当中看到。其中之一是，端午节采取青蒿阴干，与桂心等分为末，寒疟用热酒，热疟用冷酒，送服；另一是，遇温疟，用青蒿二两，浸童便七日，然后取出焙干，与黄丹半两，共为末，白汤调下，每服两钱。其中，《肘后备急方》的记载被李时珍列在了《本草纲目》的《青蒿》目下。其余两个方剂被李时珍忽略了。值得重视的是，《本草纲目》还在《青蒿》之外另记了《黄花蒿》。可见，至少在李时珍看来，《肘后备急方》里边的青蒿不是黄花蒿。然而，屠呦呦萃取青蒿素的植物，恰恰就是这个被李时珍忽略了的黄花蒿。另据屠呦呦的化学分析报告称，被李时珍记载并推崇用来治疗“疟疾”的青蒿，不含青蒿素。可见，《肘后备急方》和《本草纲目》记载的青蒿治疗“疟疾”并不可靠。　　由于我国民间对“青蒿”的理解各不相同，可能有一些未被儒医重视的山野村夫不自觉地将黄花蒿用作青蒿，治疗过“打摆子”病，并取得了某些“疗效”。但是，这些山野村夫的成功尝试，并不见于我国汗牛充栋的古代医学文献之中。　　6、我国没有征服过“打摆子”的病案记录。　　我国古代讲的“打摆子”，在欧洲古代叫做“罗马热”或“坏气病”。英文的malaria，其原始含义就是“坏气”的意思。因为这种疾病足以使一个民族衰落，所以，古代欧洲人曾经对这种疾病心怀恐惧。1679年，一个叫塔尔博尔（Talbor）的医生，用金鸡纳树皮粉末治愈了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儿子的疟疾。为此，路易十四国王给了塔尔博尔3000个金币和每年发给退休金的奖赏。可见，在17世纪的法国，治疗疟疾还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功勋。相反，在我国古代则没有人成就过这样的勋业。为此，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例子来加以印证。　　第一个例子：康熙皇帝打摆子，宫廷御医束手无策。　　康熙皇帝有一个文学顾问叫查慎行，比康熙大两岁，他在《入海记》中记载了康熙皇帝在清康熙32年（1693年）得过一次“打摆子”病。中国皇帝与法国王子相比，自然是中国皇帝重要得多。然而，就在康熙皇帝得了疟疾之后，中国政府豢养的所有宫廷御医都束手无策，最后是法国传教士刘应用金鸡纳霜治好了康熙皇帝的打摆子病。　　第二个例子：民间没有流传出治疗打摆子的祖传秘方或偏方。　　中国古代“打摆子”流行最严重的，首数我的家乡湖南郴州。“马到郴州死，船到郴州止，人到郴州打摆子”的说法，一直流行到改革开放前夕。郴州原为湘粤交界的蛮荒之地。这里道路崎岖，所以“马到郴州死”。这里河流狭窄，激流险滩很多，无法行船，所以“船到郴州止”。这里交通不便，人民长期不开化，医疗卫生条件极差，蚊蝇肆虐，所以“人到郴州打摆子”。在“打摆子”病如此高发的地区，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从古到今都没有流传出可以治疗这种疾病的特效药。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以祖先崇拜为基本宗教特征的国家。炫耀祖宗，努力托庇祖宗阴福，是中国人的基本国民性之一。如果有征服打摆子的特效药流行，无论如何都会有人以“祖传秘方”或“民间偏方”的名义加以炫耀的。可是，至今没有人做出这样的炫耀，因而也没有任何人托庇到了这样的“祖宗阴福”。　　7、青蒿素的用法可以反证中国古代用青蒿治疟无效。　　时下使用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成年剂量是10到20毫克/公斤/日，即每日一克左右。黄花蒿干叶萃取青蒿素的萃取率一般在0.5％到0.7％之间。换句话说，萃取一个成年一天剂量的青蒿素，需要晒干的黄花蒿叶0.14公斤。由此可以推论，一握新鲜的黄花蒿被捣汁以后，大约只能提供这个剂量的二十分之一。这样小剂量的青蒿素不大可能杀灭疟原虫。此外，单纯的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治疗疟疾，容易使疟原虫产生耐药性。这一点，自青蒿素用于临床就已经暴露出来了。有鉴于此，世界卫生组织推出了基于青蒿素的联合用药疗法，即ACT疗法。中国古代明显没有这样的疗法。由上可见，葛洪的青蒿方不可能真正地对疟疾患者产生疗效。(XYS2011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