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火影5.71阿凯装备: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与20世纪中国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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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与20世纪中国学术史
从宏观上看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发展史，可以观察到一个从否定传统到呼唤回归本土化的历史变化过程。首先是西方学术的冲击，中国学人作出过激的反应，用学术的现代化或西方化来否定本民族学术传统。然后在民族的危机感和自信心的双重作用下，又出现呼吁学术的本土化的趋向。但是，本土化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西学、恢复旧学。达到这样一种比较理性的认识，其实经历了几代学者的长期探索，其中就包括陈寅恪(1890—1969)、唐长孺(1911—1994)和胡如雷(1926—1998)。
陈、唐、胡都是20世纪研究唐史的大家。他们身前死后的声名与毁誉很不同，治学风格与个人性格也差异很大，但放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去审视，仍然可以从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中看到某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对于中国学术独特品格的不懈追求。20世纪中国学术史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处理传统旧学与现代西学的关系，只是不同的时期这个问题会以不同的方式被提出来而已。陈寅恪、唐长孺和胡如雷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而留下了自己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先说陈寅恪。
在20世纪前期，陈寅恪所面临的是如何处理民族学术传统与外来学术思潮的关系问题。甲午战争以后，西学汹涌而入，“新史学”、白话运动、文学革命，都在批判传统中开辟了自己的道路，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更达到了一个高潮。但是，有人否定传统，就有人捍卫传统。20年代前后就有一些人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杜亚泉的论战以及“学衡派”的出现都是其表现。此时步人史学殿堂的陈寅恪，自然也要回答这一时代的中心问题。
陈寅恪二十多岁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名满天下的梁启超、王国维和哈佛博士赵元任比肩而立。但我们无须人为地拔高或神化陈寅恪，似乎陈寅恪十四岁留学东洋、二十来岁游学欧美就已经抱着如何宏大的理想和志愿，这未必入情入理。出国留学当时是读书人向往的时代潮流，陈寅恪只是“预流”者之一。至于陈寅恪为何选择梵文和佛典翻译文学、西北史地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因缘际会的可能性最大。也许为晚清以来兴起的边疆史地研究风气所激励，也许受到海外东方学研究的影响，等等。当然，也可能陈寅恪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能够博取中西新旧学术之长而补彼此之短。但是，陈寅恪在国外学的这身绝技，回国并没有“用武之地”，盖资料不足也，清华国学研究院内响应者寥寥!陈寅恪转而治中古史实有多方面原因。
陈寅恪唐史研究的名著当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及《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陈寅恪如今已经成为学术经典或标签。他睿智的片言只语不仅足以成为后来学者支持自己观点的根据：你看，陈寅恪都如此说；而且也为做翻案文章的人提供靶子，以显示自己文章的“创新价值”：你看，陈寅恪都讲错了。但是，陈寅恪真正的学术意义决不仅仅是对某一具体问题作出的研究结论，而在于开创了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新时代。更进一步说，陈寅恪通过他的中古史研究实践，表明了自己处理民族学术传统与外来学术理论关系的态度和方法。大家发现，陈寅恪论著的形式很传统，提出的问题却很现代，而处理问题的手法则中西合璧，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陈寅恪试图创造一个扎根于中国历史实际的学术范式和方法，那就是他总结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即在学术研究中要做到考古与文献资料的互相释证；中文与外文资料的互相补证；西方理论、概念与本国历史记载的互相参证。这样的总结本身就是中西合璧的方法论结晶。如果说前两点主要表现为史料范围的扩大，是对自古以来特别是乾嘉以来传统考据学的总结、升华和超越，那么关键的第三点“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就表现为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和更新，是一种旷古未有的全新的方法论(格义佛学与此不类)。因为，域外文献利用与现代考古学方法的引进和地下资料的发现，固然与西方学术的影响难解难分，但是，只有外来观念即理论、范式、概念的引进并用之于解释传统史料，才导致了近代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根本特征。陈寅恪运用文化史观解释中国中古历史，试图构建中古史学的新框架。所谓关陇集团，所谓胡汉分野看文化不看血统，都是引进外来观念参证中古历史的尝试。陈寅恪说：“其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p252)这样一种处理传统学术与外来理论关系的正确态度和方法，使他成为时代的翘楚!
再看唐长孺。
唐长孺比陈寅恪年轻二十多岁。他的研究范围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与陈寅恪先生类似。在唐长孺精力最充沛的20世纪40—60年代，中国社会的政治面貌和文化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家庭教养还是师承受业，唐长孺所受的都是旧式教育，但在他盛年从事研究工作时却不能不面对新社会的意识形态环境。因此，对于他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如何处理好旧史料与新思想的关系是个严峻的挑战。如果说，陈寅恪那里“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还是一个广泛的概念的话，那么，在唐长孺这里就特定地被教条化了的唯物史观，或者说被苏联过滤了的“马克思主义”所指代。如何处理这个特定的外来理论与民族之本位的关系，是唐长孺那一代学者所必须面对的课题。
唐长孺们确实在努力学习唯物史观，他在1954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跋语》里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惭愧，从解放到现在经过了五年的学习，然而一接触到问题的本质，面对着一大堆资料就常常会束手无策，不能作深入的追寻。”唐长孺这里流露的思想是很真实的。一方面，真诚地希望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之于学术研究；另外一方面又深切地觉得“学不到家”。因为唯物史观用之于具体学术研究，只能得其意而不能随便贴标签。唐长孺不会也不愿意削足适履，生搬硬套，所以，有时会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这充分体现了唐长孺襟怀坦荡，虽然不甘落后于时代的潮流，但仍忠于自己的学术良知。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受到陈寅恪的赞赏，陈寅恪收到赠书后回信对唐长孺说：“今日奉到来示与大著。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颂尊著，辄为心折。”[2](p23)唐长孺虽然是“魏晋封建说”的支持者之一，在这方面的理论探讨并不多。他晚年的作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试图总结他关于中古历史的一些理论思考，提出了所谓“中国是一个亚洲型的国家，奴隶社会带有亚洲的特征，封建社会也带有亚洲型特征”[3](p18)，也基本上只有结论而缺少论证。倒是他对魏晋隋唐史的具体探索，仍然娴熟地运用了实证研究方法，很少“以论带史”(“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评法批儒”文章除外)。他的重要代表作如《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唐书兵志笺正》、《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山居丛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以及其他散见的论文等，都体现了微观入手、宏观着眼的学术境界。他在这些学术论著中显示的问题意识、研究思路、论证方法，都是对陈寅恪同时代学者所提倡的引西学人中学的研究理路的进一步发展。所以，陈寅恪用“心折”来表达对唐长孺学术贡献的赞赏。融新旧学问于一炉的实证研究，正是唐长孺获得中外学术界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
于是，我们发现在唐长孺所处的时代，整个学术界都被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所笼罩，王国维、陈寅恪等倡导的学术传统被彻底边缘化了。于是，物极必反，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乃是唐长孺所作的传统学问。这样的实证研究更具有“兴灭继绝”的价值。尽管唐长孺也在学习马列著作，探索所谓亚洲型社会的特征，但是，他的学术成就和受人尊敬的原因却不在这个方面。
最后谈胡如雷。
胡如雷的命运就不同了。胡如雷从年纪上看比唐长孺小十几岁，所受到的教育却完全不同。像胡如雷这样在北伐战争时出生，新中国成立时二十来岁的历史学者，他们大都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下过很深的工夫，也确实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所震撼。在全国上下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里，他们接受了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由于年富力强，所受影响也最大。
胡如雷的代表作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此外。唐史方面的著作有《李世民传》、《唐末农民战争》以及晚年由散篇论文结集而成的《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隋唐五代政治史论稿》等。胡如雷的论文选题反映了5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的热点问题，他积极参与了“五朵金花”中土地问题、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胡如雷超出他的同辈人的是，别人也许只是撰写了若干理论型论文，只有他花十余年时间独立撰写了一部功力深厚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专著。毋庸讳言，这部著作受到《资本论》等著作的影响和启发，作者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关系、地租形态和地主经济等。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接着陈寅恪在继续做“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尝试之一；也可以说它就是唐长孺引据郭沫若的话所说的那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学到家”的理论著作；或者说是唐长孺“亚洲型社会”的理论化论证。难怪唐长孺等自叹学马列学不到家的老一辈学者对胡如雷等这一代新人的理论水平始终抱着激赏的态度。当然，胡如雷等对于唐长孺一辈学者的功底也是常怀羡慕之心。20世纪50—80年代的中国史学主要是这样两代人占据史坛的主角位置，他们彼此互补，彼此推赏!
今天，我们站在21世纪初叶，重新回顾20世纪的历史学发展，就很容易看出陈、唐、胡这三代史学家的学术演变轨迹。陈寅恪著作中的一些具体结论在今天也许已经难以服众，但是，他圆融无碍地引西学入中学，以文化史观解读中古历史奥秘的探索精神和方法却具有垂范意义。真所谓“先生之著作容或可商”，而先生之精神却“与三光而永光”(陈寅恪悼王国维语)。唐长孺自诩为陈寅恪的私淑弟子，用实证的研究业绩把陈寅恪等开创的以西学治中学的做法不漏痕迹地加以发扬光大，从而避免了陷于50年代风行的教条主义的泥淖。
至于胡如雷的贡献则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尽管如今很少有人评价或者引用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因为人们对于如何定义中国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有了分歧的看法。但是，胡如雷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理论，并不是单纯地在追求经典作家理论的普适性，他在书中的处理方式实际上是在探索一个能够解释和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理论框架。不管这个框架是否合适，其中的许多理论探索(比如关于地主经济的一些分析)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尤其在今天，当我们呼吁寻求中国学术本土化道路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重视前辈学者所作的探索，其中，不仅包括陈寅恪和唐长孺，而且也包括胡如雷。因为胡如雷的研究其实也构成了中国史学本土化探索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我们今天评价陈、唐、胡等先贤学术论著及其贡献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张弓．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亚洲型”特征——读唐长孺师沦著笔记[A]．张国刚．中国中古史论集[C]．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3]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唐长孺师与吐鲁番文书
朱雷
在回顾唐长孺师毕生学术贡献时，就不能不提到在他倡议并领导下，历时十三年才完成的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唐师对吐鲁番文书的接触，据我所知，早年是通过王树柟的《新疆访古录》、金祖同的《流沙遗珍》等。新中国成立后，除了黄文弼的《吐鲁番考古记》，就是《文物》杂志20世纪60年代后所刊载的少量发掘简报，还有
1973年夏，为了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时任中共武汉大学历史系党支部书记的彭神保提出一个点子：为编写教材外出搜集考古材料。当时，居然得到校方同意，随即拟出路线图：洛阳——西安(包括周围诸县)——天水麦积山——兰州——新疆——敦煌——大同。于当年10月初成行，12月中旬由兰州赶到乌鲁木齐。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院展览厅中，看到了数件文书。在此期间，也看到了当年出版的11期《文物》杂志，其上有多篇新疆同人利用文书撰写的论文。接着又得到新疆博物院的热情介绍，使我们大开眼界，异常兴奋和激动。当时，彭神保提议给正在北京中华书局做校点工作的唐长孺师写信，介绍初步所见所闻。当年12月底到达敦煌千佛洞后，接到唐师的信，认为这批文书的价值，就在于在某些问题上，“将使唐史研究为之改观”。同时，提到已向国家文物局领导王冶秋、刘仰峤建议整理这批出土文书，并获得同意。1974年元月中旬，我们赶到北京，向唐师作了汇报，并见到国家文物局领导，知道王冶秋决定由唐师主持，由新疆与武汉大学合作，文物出版社负责出资，开展整理工作。
1974年春节后，唐师决定动身前，考虑到整理工作本身之需要，也考虑新疆方面文献资料的缺乏，故开出了一大批书目。这些图书既有基本史籍，也有内典；既有学术专著，也有工具书。除了向武汉大学校、系及研究室、图书资料室借用外，唐师的一套扬州版《全唐文》也装箱。又考虑到工作的特殊需要，还将在西安购得的一台旧式国产复印机一起运到新疆。而就在动身前夕，唐师一人被强留下来，要他去做他不愿做的事——“评法批儒”。而其他能去的人，也因种种原因，一直拖到当年9月中旬才动身去乌鲁木齐。
1975年4月底，唐师始成行赴新疆，先期带通晓英语、日语，熟知典籍年近六旬的
期间，王冶秋又专门给国务院写报告，提出由唐师负责，带领专班人员，整理吐鲁番文书。李先念副总理批示“拟同意”，又经邓小平副总理圈阅，遂决定将此项工作转至北京进行。我与谭两宜在9月底结束新疆工作，于10月初到北京，在医院了解到唐师本因深度近视，视网膜极易脱落，因眼底出血，造成晶体混浊，复明有难度，直到
在唐师指导下，我根据1962年冬在唐师指导下所作敦煌文书录文校补的体会，以及1974年、1975年在新疆初涉吐鲁番文书整理的点滴体会，加上学习历史所1958年所编《敦煌资料》第1辑，以及日本所出《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下册，吸取、借鉴其有益的方法，草拟了一个“录文须知”。经整理组讨论，定下了一个共同遵守的工作原则。
面对近万片的残片，首先要在辨识的基础上，作出准确录文，而录文和碎片的拼合是两项最基本的工作。但出于文物保护的要求，最开始还必须仅据那些照、洗并不高明的小照片，做录文与拼合。唐师也和大家同样拿着小照片去做录文工作，但由于右眼已失明，左眼戴镜矫正也只有0.3度，困难远非常人所能想象。最后，唐师发现若在照片背后用台灯照射，正面看起来就比较清晰，这一经验也为大家所仿效。
在录文核对，以及准确进行碎片的拼合时，就要接触原件了，而这些出自千余年前古尸身上之物，其中不少还有血污等因素，辨识既难，且多有尸臭味，甚至可能还有细菌，但唐师毫不考虑个人健康，每道工序皆不免省。我出于考虑唐师身体健康，劝他注意少接触，但唐师说：“我不看原件，怎么知道对与不对？”只好在休息时和进餐前带他去洗手。
字难辨识，残片难拼合，这都是常人所难以想象得到的。而在进入“定名”、“断代”阶段，更是艰辛，因为判断文书整理成功与否的标志，主要是根据释文拼合之准确，“定名”之遵合古制，“断代”之清晰等诸方因素。其中，文书之准确“定名”和“断代”所要求的学术水准是很高的，难度因而也是极大的。故作为文书整理的领导者，尤须在历史及古文献、书法诸方面具有渊博精深之学识，方能对这批从十六国到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官、私文书，以及古书、佛、道经典作出准确之定名。面对大量并无纪年之残片，既要考虑纸质，又要考虑书法之时代风格变化。除了这些“外证”，还特别需要从文书本身寻求“内证”，从而作出适当的判断(准确或比较接近的“断代”)。
由于整理组成员来自多方，学识、性格不同，甚或间有“利益”之冲突，也会影响整个整理工作。但唐师不仅凭借自己的学术威望，而且以“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处理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保证了较快、较好地完成整理工作，并陆续出版了十册录文本和四巨册图文本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在全书出版后，文物出版社的多位编辑都多次给我讲到：“要不是
人们往往只看到
由于唐师的倡导和领导，开始于1974年的整理工作，至1986年春，历时十三年，终于大功告成。唐师提出对吐鲁番文书的整理，是在他年届六十岁时，这时他在学术上早已功成名就，但他在学术上永不止步，永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始终保持高度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始终肩负着强烈的学术责任感。唐师长期离家，持续十年在北京校点“北朝四史”是这样；远赴新疆，克服目疾的折磨，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主持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更是如此。在唐师身上，可以深刻体会到什么是“忘我”的精神，什么是真正的学人风范。
1976年，唐山大地震。唐师虽有惊无险，并因避震入住故宫武英殿，接着又带领整理组转到上海继续工作，直到当年底，始返京。工作的繁重，生活的困难，加之年纪的增老，唐师生过病，还入北京医院救治过。特别是在恢复研究生的招收后，唐师还要返校给他的研究生和系里的本科生开课讲授，又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隋唐卷》主编，还有国内外学术会议，这些都要花费相当的精力，但始终没有影响他对整理工作的指导。唐师返校是因为研究生的培养需要，但唐师母骨折住院，唐师却没有为此请假回武汉照料。唐师在京工作期间，绝大多数日子，中餐在食堂就餐，早、晚餐就由我这个自入初中到参加工作后，均是吃食堂，而不会做饭菜的人去掌勺，但唐师从不高要求，更不责难我。
正是在唐长孺师坐镇和他身先士卒的率领下，终于完成了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出版。今天我们在缅
〔朱雷(1937—)，男，浙江省海盐县人，武汉大学
冻国栋
一
如所周知，唐长孺先生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实践中，社会经济史始终是他所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在他早年所撰《国史大纲》(含《中国中古史大纲》、《中国中古史大纲补编》、《中国近古史大纲》)中，社会经济史内容即占有一定的比重②。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后，这一领域更是唐长孺先生长期探讨的中心课题。以下对此略加追述。
1954年，唐长孺先生发表著名的《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一文，对屯、邸、别墅或田园的性质、南朝的山泽占领制度以及北来高门以屯、邸、别墅之名扩大土地占有之情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就屯、邸、别墅的劳动力来源问题予以考察，对南朝大土地演变的特点及山林开发乃至江南农业的发展问题得出了一系列深刻结论。1955年，唐长孺先生所撰《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出版，内中所收《西晋田制试释》、《魏晋户调式及其演变》等相关社会经济史论文，至今仍被史学界视为研究魏晋南朝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的经典性篇章。而后，唐先生又相继发表《均田制度的产生及其破坏》、《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等论著，对江南大土地所有制、北魏至唐代前期之均田制进行了通盘性的研究。1959年，唐撰著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收录相关社会经济史名篇《西晋户调式的意义》、《北魏均田制中的几个问题》、《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以下略称《工匠》)等论文，分别论证了西晋户调式的实质及其意义，亦即在土地和劳动者“客”的占有上，大土地所有制与国家土地所有制的矛盾及其联系；均田制之实施年限、太和十年租调制度之轻重、北魏均田令中桑果田之含义问题；魏晋至唐官府手工业工匠身份之演变问题等，进一步在相关论题上将中国中古社会经济史研究引向深入。1961年，唐长孺先生发表《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一文，参据史籍记载及吐鲁番文书残简与敦煌所出长安三年典阴永牒，论证了武则天统治末年的逃户问题及官府对逃户处置政策的变化，指出唐玄宗开元九年的“括户”之举乃是武则天长安三年括浮逃户的继续和发展。唐长孺先生曾于1962年10月至11月间，应邀为中共中央党校学员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并发表多次学术演讲。其中，以《三至九世纪直接劳动者地位的变化》为题，对3—9世纪长达七百年间直接劳动者的身份、地位及其演变进行了高度概括，分别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隋唐时期”对之进行了扼要的分析及论述。第一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分别讨论了几种直接生产者：(1)封建依附者；(2)国家编户；(3)工匠；(4)少数雇佣；(5)奴婢。所论主要侧重于农业领域内直接劳动者身份的变化。第二部分“隋唐时期”，则着重从租佃契约关系、纳资代役等方面论述了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这一长篇报告表明唐长孺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中古时期各类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业已形成较完整的看法。
20世纪60年代中至70年代末，唐长孺先生受命主持点校《二十四史》之“北朝四史”，并主持新出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唐先生以惊人的毅力，挨过了所在高校“左”的政治冲击和视网膜脱落的巨大痛苦，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北朝四史”的点校任务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而且仍然不倦地思考中国中古史的若干重大学术论题。1980年之后，相继撰述出版《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山居存稿》等著作，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一、二编等。其中所收《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颂>所见的课田与庄田》、《唐贞观十四年手实中的受田制度和丁中问题》、《唐西州诸乡户口账试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吐鲁番文书中所见丝织手工业技术在西域各地的传播》、《唐代的客户》、《唐代色役管见》等，并属有关晋唐社会经济史研究之名篇。唐长孺先生晚年所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集中体现了他长期对中国中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其中的《绪论——汉代社会结构》、第一篇之第一章《社会经济的变化》、第二篇之第一章《南北社会经济结构差异》、第三篇之第一章《社会经济的变化》等论述，将中古社会经济史许多重大论题的探析推向新的高度。
不仅如此，唐长孺先生所撰之其他领域的论文，亦与社会经济问题密切相关。如《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读隋书札记》、《敦煌所出郡县尉判集中所见的唐代防丁》等，内中或关涉孙吴至东晋南朝人民之避役、山林垦辟问题，或论及北魏牧户和授田制度下的农民，或论及隶户、杂户之阶级关系，或述及隋初户口、关中土地状况及“大索貌阅”之时限问题，或考“防丁”之来源及“亲邻资助”问题，或对南北交通之问题予以考订。在论述民族问题和士族问题的多篇专论中，亦对社会经济因素多所论列，如《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所论“人口的掠夺与占有”、“固有封建势力之保存及其发展”；又如《南朝寒人的兴起》、《士人荫族特权和士族队伍的扩大》诸篇对南朝商人、城市商业、国家土地所有制与私人大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论述以及士族荫客、免役等内容的讨论，对于此期之社会经济史研究亦甚具启发意义。
以上所列相关篇章，可以概见
二
唐长孺先生对中国中古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体现出多方面特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许多论题上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其研究特色正如姜伯勤教授所言：“唐先生研究的多是3至9世纪历史中的大问题，但却往往是从实在处入手，从细微处入手。唐先生从大的时代、社会、阶级和等级的变迁着眼，但却从典制的辨证、文献的考核、新史料的发掘等处入手，由此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1](p96)这一概括对于理解唐先生的中古社会经济史研究也是十分适当的，今谨在此揭示下略加申言。
其一，在揭示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而探寻相关社会经济现象的演变趋向。唐长孺先生有关中古社会经济史的探讨，当然一部分是属于经济制度的论考，如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其中论曹魏屯田制度、西晋之占田、课田制；东晋南朝之土地制度特别是大土地所有制问题；北魏至唐前期的均田制问题等，所获得的结论至今仍被广泛征引。而有关赋役制度的考订和论断，至今仍是不刊之论，如关于西晋户调制(包括户调制的起源、户调与户赀的关系、南朝的布与调、南朝的折变)之问题、晋唐间之官府工匠问题、唐代之色役问题(杂职掌、杂任与色役；杂徭、正役与色役；两税法施行后的色役、色役与差科的关系)等。更重要的是，他对相关经济、赋役制度的研究，均以发展和变化的眼光予以考察，将之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揭示其时代特征及演变趋势。因此，所获得的结论较之以往的研究要深刻得多。
其二，唐先生特别重视社会经济结构中直接劳动者身份的演变问题。其中，关于农业领域内直接劳动者身份的变化，以“客”为线索，详尽地讨论了汉唐间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历程。对不同历史时期“客”的升降变化条分缕析，从汉代的“宾客”、“奴客”，魏晋南朝的“佃客”、“部曲”，北朝的“荫户”以至隋代的“浮客”、唐代的“客户”(包括浮客与括客、地方官掌握的客户名籍、两税法施行后的土产与客户、两税法施行后地主田园上的直接劳动者)等身份地位，其与国家的关系，与大土地所有者的关系等，皆详加论证，予以深刻诠释，从而在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诸方面充分地揭示出魏晋时期社会性质的变化以及中古社会形态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唐长孺先生关于手工业领域内劳动者身份问题的探讨也是如此。在《工匠》这一名篇中，他深入考察了魏晋时期的“百工”、北朝的“伎作户”、南朝的“番役制度”以及南朝至唐代“从番役到纳资代役”的变化，“和雇与和市”问题等，对3—9世纪官府作场与官府工程直接劳动者的身份及其演变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详细而深刻的解说。唐先生还对六朝至唐初的奴婢问题有所论述，特别是对于吐鲁番所出唐西州诸乡户口账中所见的私家奴婢、部曲在诸乡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奴婢、部曲数量的彼此升降及其用于生产的某些迹象，从历史发展的倾向上令人信服地指出，作为一种落后的社会形态的残余，在西州同样没有生命力。唐长孺先生于数十年间对于汉唐间劳动者身份特别是封建依附者身份地位及其变化的不懈探讨及其所获得的一系列深刻结论，为史学界准确把握中国中古社会历史的特质提供了坚实的基石。
其三，唐长孺先生还十分重视不同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如前举《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一书及《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诸篇专论，不仅深入讨论了六朝时期江南大土地所有制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土地占有的形式以及田园别墅内部的劳动编制形式和剥削方式等问题，而且探讨了江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以及大土地所有者在“山泽占领”过程中的山泽垦辟及移民问题，为以后史学界进一步讨论六朝江南之开发指明了路径。唐长孺先生曾指出：“从东汉以来，在土地制度上的历史趋向是封建大土地的发展和巩固。南北同样都朝着大土地所有制方向发展，但是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南北所走的道路不尽相同。大致上南方的大土地所有制几乎是直线上升而北方却经过一条迂回的道路。”[2](p1)并在50年代中期的论著中简要分析了导致南北差异的若干原因。而在他晚年所撰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复进一步从南北户口、南北土地制度、南北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就南北方社会经济结构展开了多视角的比较，进一步揭示出南北历史发展的差异及其主要因素。在论述唐代的变化特别是社会经济的变化包括南北人口分布、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商品经济与商税、经济重心之转移等论题上，亦对南北差异以及“南朝化倾向”多所论列，从而在理论与方法上为区域经济和比较研究提供了范例。
其四，唐长孺先生不仅在整体上对中国中古社会经济形态有独到的理解，对经济制度和区域经济有精深的研究与思考，同时对部门经济和籍账问题等亦有许多创见。如关于官私手工业问题，关于丝织手工业技术及其在西域各地的传播问题，关于魏晋至唐城市商业、“和市”(包括“宫市”)、“商税”问题等，多发前人之所未发。而运用吐鲁番所出唐西州诸乡户口账残卷，对其账式、性质和登录内容的深入分析以及将这批户口账与敦煌所出西魏大统十三年计账、日本计账延喜大账式及阿波国计账的比较考察，则将唐代籍账制度以及课输诸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其五，唐长孺先生研究中古社会经济问题，通常上溯其渊源，下探其流变。通过长时段的考察，探寻此期经济社会变化的脉络及其特质。如有关于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西晋户调式的意义、魏晋至唐之工匠、魏晋南北朝的客和部曲、唐代的客户和色役诸篇均是。有的篇章或上溯两汉以至战国时代；有的则下推至两宋时期，体现出极为渊博的学识和广阔的历史视野。
其六，唐长孺先生研究中国中古史，特别注意各种历史现象之间的有机联系。如研究私家田园的发展，始终与直接劳动者的身份及国家政权的干预联起来考察；讨论士族问题，则密切关注其荫客、免役之特权；研究兵制问题，则旁及户籍制度、色役制和部曲、奴婢等相关社会经济之内容。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深入一点而带动一片，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并开掘出许多新课题。
总之，
三
唐长孺先生何以在中古史包括社会经济史领域取得如此超越前人的成就?他在中古社会经济史诸领域内的学术实践究竟给今人以哪些启发?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课题之一，很值得进一步思考。有学者业已指出，唐长孺先生学术成就的获得在于他对“义宁之学”的心仪和继承[3]；或认为“正是历史唯物论理路与义宁史法的结合，成就了唐长孺先生的史学”[4](p23)也有人认为，唐长孺先生“于中国史学所作的巨大成就，主要是自我摸索，因缘际会的结果。”[5]这些意见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我在过去的论稿中也曾对唐长孺先生早年未刊稿所体现出的治学理路和特点有所概括。大致归纳为：(1)严谨踏实，一丝不苟；(2)充分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3)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高度统一。我想，这些概括对于理解唐长孺先生50年代以来的学术实践仍然是适用的。这里再强调或重申几点：
一是唐长孺先生对中国中古社会经济史诸论题的深刻揭示是基于对史料和基本史实详加辨析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获得的。注重对史料的充分占有和使用，注意新资料的挖掘和运用，对相关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洞悉史实之间的因果联系等，是唐先生治学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一特点既包含了中国传统“实证”史学的优秀成分，又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示出无穷的学术魅力。
二是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一世之新风。如所周知，在唐长孺先生的学术道路上，对他影响最大的前辈学人主要是吕思勉、李剑农、陈寅恪三位先生。三位先生的治学方法和治学范围各有特点。唐长孺先生得以博采众家之长，充分继承前辈学人的研究理路和方法，既踵事增华，复独辟新径，在中古史领域内纵横驰骋，故得以不断发现新的问题，开辟新的领域，并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这些在中古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三是在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微观研究与宏观考察的结合上，在历史与逻辑之统一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前揭唐长孺先生有关中古社会经济史之论稿大都体现出这一特色。我赞成学术界的某些概括：“史家揭示历史真相与历史真理的深度，决定于他的史识”；“现代史家的史识，不仅须建基于历史资料的熟谙，而且须源自于宏观的理论素养。”[4](p22)唐长孺先生在中古社会经济史领域内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体现的卓识，与他深厚的理论素养是密切相关的。张广达教授有言：“唐长孺先生先生一生潜心文史，学植深厚，晚年完成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的许多篇章将中国中古史的历史诠释和综合研究推向新阶段，他的卓越成就也在于他重视理论。”[7](P10)这一见解是深刻的。可以说，唐长孺先生的多种论著在揭示历史真相的深度上，在对相关重大历史问题的诠释上，使吾人体悟到巨大的逻辑力量。这与他对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熟谙是分不开的，更主要的是，他能够真正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精髓，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和史料的特点，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自觉地运用于具体问题的分析及阐释。这与那些“大师”对外来理论削足适履硬套中国历史的研究理路或对经典著作的某些文句“贴标签”、“以论代史”的学风判然有别。
以上所言三端，旨在说明唐长孺先生成为一代史学大家绝非偶然，也不单纯是“因缘际会的结果”，而是与他深厚的学养，优良的学风，既踵事增华，复独辟新径，高度重视理论而从实在处人手以及对学术真理不懈探求的精神相关联的。《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唐长孺先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包括中古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业绩从一定意义上不妨说代表了20世纪中古史研究所达到的高度，而他的学术理路和研究方法并可视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之一，均值得吾人珍视和继承。
附带指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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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张弓《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亚洲型”特征——读唐长孺先生师论著笔记》(载《中国中古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姜伯勤《寻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试论唐长孺先生先生的史学风格》、胡宝国《读唐长孺先生先生论著的点滴体会》、朱雷《唐长孺先生师与敦煌文书的整理》、陈国灿《漫卷帘衣延草色欲回春气人书丛——对唐长孺先生师研究出土文献方法的体会》(以上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唐长孺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另参池田温、宫川尚志分别对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所撰之书评(见《史学杂志》65—6，1956年；《东洋学报》45—1，1962年)。有关唐长孺先生在士族问题、兵志领域内之研究业绩和特色的概观性篇章，参见陈爽《近20年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载日本《中国史学》第11卷：,2001年10月)、孙继民执笔《二十世纪唐研究·政治卷·兵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此系唐长孺先生于40年代初于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所撰之讲稿，多达数十册，今存唐刚卯先生处。其内容见拙文《唐长孺先生先生史学论著未刊稿叙录(一)》(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唐长孺先生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参考文献]
[1]姜伯勤．寻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试论唐长孺先生的史学风格[A]．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2]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李涵．教外何妨有别传——唐长孺对“义宁之学”的继承和发展[A]．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4]张弓．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亚洲型”特征——读唐长孺师论著笔记[A]．张国刚．中国中古史论集[C]．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5]郁德雯．一代史学大家古文书泰斗—唐长孺：古冢遗文十年心血[N]．香港文汇报，
[6]胡戟，张弓．二十世纪唐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7]中共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讲义)[Z]．内部资料，1964．
[8]乌廷玉．唐长孺对门阀制度的新看法[J]．历史研究，1962(6)．
胡如雷运用阶级与阶层分析方法研究历史的实践与启示
自有人类社会历史以来，人们就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活于社会之中，并不免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各种不同的阶级、阶层或集团。而研究这些不同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存在状态、政治态度及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特别是研究政治史，若不涉及各种不同利益的阶级、阶层或集团，不研究其代表人物，是很难揭示历史真相的。这种研究方法，就是习称的阶级分析方法。其实，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历史，早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以后不少资产阶级史学家也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历史，所以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创造和专利。
胡如雷在历史研究中就经常采用这种阶级分析方法，比如他在其名著《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中，就具体分析了作为地主阶级中的皇族、勋戚、官僚、士族与庶族地主等不同阶层的占田情况，以及作为农民阶级中的自耕农，佃农、雇农等不同阶层的生存情况等等，并进而分析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态度。他在《唐末农民战争》一书的前言中说：“后来读了恩格斯的光辉著作《德国农民战争》，觉得茅塞顿开，很受启发。恩格斯在这部经典著作中分析了起义前的具体社会政治状况，着重分析了各阶级、各阶层所处的地位和对待起义的态度，在起义过程中又分析了各阶级、各阶层的动态，最后指出经过起义哪些阶级、阶层占了便宜和哪些阶级、阶层吃了亏。于是我就萌动了运用这一方法研究唐末农民战争的念头。”[1] (P3)尔后在具体研究“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地位和状况”时说：“只有对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进行科学的分析，才能在阶级阵线上明确，哪些阶级是农民起义的动力，哪些阶级是农民斗争的对象，哪些阶级处于中间状态。不同的阶级地位不但决定各阶级、各阶层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也能说明他们在阶级大搏斗中为什么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斗争方式。”[1] (P19)他指出：“地主阶级内部大致分为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两个阶层。我们很难确定一个绝对的土地数量，作为划分这两个阶层的精确标准。这种划分更多地是从不同的政治地位出发的。”[1] (P19)也就是说，胡如雷是将有无政治特权作为地主阶级内部两个阶层划分的主要标准。他认为有政治特权的地主即属于大地主阶层，其中包括官僚地主(含世代相承的名门大族，即门阀士族)、权豪地主(含宦官集团)和僧侣地主。没有政治特权的地主即属于中小地主阶层，商人也属于这个阶层，他们既同大地主有矛盾，又同农民阶级有矛盾，实际处于中间阶层地位。对于农民阶级，胡如雷说：“由于史料所限，我们不能在农民阶级内部再划分为中农和贫农，只能划分为自耕农和佃农。”[1] (P29)其中自耕农有小块土地，但易于破产，沦为佃农。佃农则自己没有土地，完全靠佃耕地主土地为生。可见胡如雷在划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时，是以占有土地多少，并是否亲自耕种为主要标准；在划分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时，是以是否享有政治特权作为主要标准；而在划分农民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时，则是以是否占有私有土地为主要标准。也就是说，胡如雷在划分唐代的阶级与阶层时，同时使用了经济与政治这两种不同的判定标准。
为什么不用统一的标准呢？或者说，为什么在划分地主阶级内部的大地主与中小地主这两个阶层时不用统一的经济标准呢？胡如雷的解释是：“我们很难确定一个绝对的土地数量，作为划分这两个阶层的精确标准。这种划分更多地是从不同的政治地位出发的。”[1] (P19)应该承认，胡如雷的这种解释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自魏晋以来，地主阶级内部的主要矛盾是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的矛盾，即特权地主阶层(大地主)与一般地主阶层(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唐朝。因此，以是否拥有政治特权作为大地主与中小地主的主要划分标准，更能凸显当时地主阶级内部的主要矛盾，也更能深刻认识当时的历史实际。
在胡如雷的论著中，使用过不少与阶级或阶层有关的词汇。今以其所著《隋唐政治史论集》为例，即有“门阀”、“豪强”、“世族”(第3页)，“门阀士族”、“富商大贾”(第4页)，“豪强世族”(第6页)，“豪强门阀地主”(第19页)，“大族”、“豪族”(第100页)，“小地主、小土豪”(第103页)，“农民阶级”、“地主阶级”(第160页)，“剥削阶级”(第192页)，“地主集团”(第250页)，“士族门阀”、“非士族的地主”、“皇族、功臣、贵戚及由此一大官僚贵族集团”、“士庶”(第251页)，“新兴的大官僚贵族”、“大官僚贵族地主集团”、“中小地主”(第252页)，“新兴地主集团”、“大官僚贵族集团”、“一般地主”(第253页)，“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大地主阶层、中小地主阶层”(第335页)，“公卿地主”、“中小地主”、“地方豪强大地主”(第340页)，“宦官集团”、“商贾阶层”(第367页)，“庶族地主阶层”(第369页)，等等，达数十种之多。仔细分析这些词汇后可以看出，在胡如雷的心目中，还是按照有无政治特权的主要标准，而将地主阶级分为两大阶层的。有政治特权的大地主阶层，有“门阀”、“世族”、“门阀士族”、“豪强门阀地主”、“大族”、“大官僚贵族集团”、“大官僚贵族地主集团”、“公卿显官集团”、“公卿地主”等多种称谓；无政治特权的中小地主阶层，则有“小地主、小土豪”，“非士族的地主”、“中小地主”、“中小地主阶层”、“庶族地主阶层”等多种称谓。胡如雷正是主要用这种阶级与阶层分析方法来研究唐代的政治史、政治事件与政治人物的。
不过，在我们仔细研读了胡如雷的全部论著之后，可以发现他的观点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政治环境的变化、思想的解放，也使胡如雷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一、关于阶层的代表人物问题
魏晋隋唐时期，地主阶级内部存在的士族与庶族两大阶层的矛盾和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一向为治史者所重视。因此，将当时的政治斗争纳入士庶之争的框架内，并找出各自的代表人物，曾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界中占主流的思维模式。
胡如雷也不例外。在其处女作《论武周的社会基础》一文中，他就认为武则天是新兴地主集团(庶族地主)的政治代表，而顾命大臣长孙无忌等人是大官僚贵族地主集团(士族地主)的政治代表，武则天打击长孙无忌与李唐宗室大臣，就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两大阶层之间的政治斗争。
20世纪90年代之后，胡如雷对自己当年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他在《关于武则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武则天本人并没有明确的阶级观点和自觉的阶层意识，也不具备以阶级或阶层划线的概念”，“武则天思想上存在的实际是一条实用主义原则，只要能为我所用，肯替她效犬马之劳，士族也好，庶族也好，贵族官僚也好，平民百姓也好，都会受到奖拔和重用；她思想上根本没有一条对士族、显贵一律排摈的用人路线。”[2] (P266)也就是说，武则天既不代表中小地主，也不代表大官僚贵族，即不能将武则天视为地主阶级中某一特定阶层的政治代表。
胡如雷否定了武则天的阶层代表问题，反映了他对唐代社会中阶级与阶层问题的深入思考。同样的思考也反映在他对宦官集团的认识上，他在《唐代的宦官是商贾阶层在政治上的代表者吗？》中指出，宦官所统领的神策军中有很多人出自商贾，宦官也接受商贾的贿赂。但宦官集团也侵犯商贾的利益，如利用“宫市”来抢夺商人财物，在北军置狱“罗织城内富人”，以没其家产，等等。因此，不能把宦官集团看成是商贾阶层在政治上的代表[2] (P368)。
由以上两例可以看出，后期的胡如雷，对于某某人或某某势力是某某阶级或阶层的代表的说法，持有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十分正确的。
二、关于地主阶级内部的层次划分问题
“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胡如雷同当时大多数史学工作者一样，是将地主阶级划分为大地主(士族)与中小地主(庶族)两大阶层的，并以此来说明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及所发生的政治事件。比如胡如雷自己就将“武周革命”说成是以武则天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集团(庶族地主)对大官僚贵族地主集团(士族地主)的政治斗争。
“文化大革命”之后，胡如雷在研究牛李党争问题时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为什么牛、李两党对藩帅的自擅和叛乱采取水火不相容的态度呢？这完全取决于他们代表的不同的社会阶层以及各个阶层间利益的冲突。根据唐代后期的具体社会状况，把地主阶级仅仅划分为大地主阶层与中小地主阶层是不妥当的，应当划分为如下三个阶层：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大地主阶层、中小地主阶层。”[2] (P335)即将原来的大地主阶层又进一步划分为“公卿显官集团”和“地方豪强大地主”等两个阶层，并认为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政治代表、牛党是地方豪强大地主的政治代表。在具体解释牛李党争时，胡如雷认为：“中央的公卿显官集团尽管企图摧抑藩帅，却深感自己势单力薄，难以独力为功。全国各地的中小地主虽然对节度使、豪强大地主深恶痛绝，但也感到力不从心，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公卿显官集团就和中小地主阶层在反藩镇的基础上结成了政治联盟。李德裕所‘奖拔’的‘孤寒’，大概就是这种出身于中小地主的士人。在中国历史上，主张打击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者常常到中小地主阶层去寻找力量，这几乎是一个规律，唐代后期的情况也不例外。”[2] (P337)这种观点是对学界长期存在的“李党代表门阀士族、牛党代表庶族地主”的传统看法的有力挑战，颇具启发意义。
三、关于运用“集团”概念的问题
“集团”，是指为一定目的而组成的共同行动的团体。“集团”可以由单一阶层的人员所组成，也可以由单一阶级的人员所组成，还可以由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员混合而成。较早运用“集团”这一概念来研究历史的当属陈寅恪。他首创了“关陇集团”的概念，用以说明西魏、北周及隋唐统治阶级的变迁升降问题，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他又提出了“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概念，用以研究唐初百余年历史的发展变化。显然，“关陇集团”说，是就地缘乡情关系而言的；“婚姻集团”说，是就血缘亲情关系而言的。
胡如雷在20世纪50年代初，也运用过“集团”的概念来研究“武周革命”问题。他提出了“大官僚贵族地主集团”和“新兴地主集团”两个概念，用以说明武则天与长孙无忌等顾命大臣之间的政治斗争。不过，与陈寅恪不同的是，胡如雷所说的“集团”是由单一阶层的人员所组成，即与“阶层”并无二致。也就是说，胡如雷所说的“大官僚贵族地主集团”，就等同于“大官僚贵族地主阶层”(或称士族地主阶层)；“新兴地主集团”，就等同于“新兴地主阶层”(或称庶族地主阶层)。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胡如雷主要是直接运用“阶级”或“阶层”的概念来研究隋唐政治史的，于是，“集团”这一提法就罕见于他的论著之中了。
“文化大革命”之后，胡如雷在深入研究隋唐政治史的过程中，除了感到把地主阶级仅仅划分为大地主阶层与中小地主阶层等两个阶层是不够妥当的之外，有时又感到即使把地主阶级划分为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大地主阶层、中小地主阶层等三个阶层，仍不能圆满地诠释所有的历史事件。于是，他又重新运用“集团”这个概念来研究历史问题。
他在1991年发表的《隋文帝杨坚的篡周阴谋与即位后的沉猜成性》一文中指出，杨坚在图谋篡夺北周政权时，就不断拉拢党羽，培植私人势力，组成了包括郑译、刘昉、柳裘、韦謩、皇甫绩、柳昂、长孙平、崔仲方、宇文忻、杨尚希、杨弘、杨素等人在内的一个政治集团[2] (P70)。这里之所以只称作“集团”，而不冠以士族或庶族名号，是因为其成员分布于各个阶层，不便以某个阶层名之。
另外，胡如雷在研究隋末农民战争中，又运用了“势力”这一概念。如他在《关于隋末农民起义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隋唐之际，大大小小的武装势力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其中既有农民起义军，又有地主武装[3] (P214)。还特别提出了“王世充势力”的概念，以与东都内的元文都、卢楚等文官势力相区别，并进而分析东都的内讧及郑政权的建立。显然，胡如雷这里所说的“势力”与“集团”并无多大区别，即均非由单一阶级或阶层组成的，“武装势力”可以类同于“武装集团”，“王世充势力”可以类同于“王世充集团”。
以上列举了胡如雷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上及认识上的一些变化，那么，这些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胡如雷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水平的提高，这是就其内因而言的。胡如雷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把自己运用理论研究历史的经历分作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把经典著作中的每一篇论著、每一个结论都看成是讲普遍规律的，认为其中的每一个论断、每句话都可以在文章中加以引用”[4] (P35)，从而犯了幼稚的教条主义错误和移植结论的错误。这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第二个阶段是“把注意点转移到怎样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方面来”，“在思想上开了窍”，“感到茅塞顿开”，“于是在学习理论和运用马列主义研究历史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4] (P37)。
从上述胡如雷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在第二个阶段学习理论的方法及运用理论的水平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使他能够主动纠正自己，与时俱进。
其二是客观环境、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影响，这是就其外因而言的。胡如雷在《再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一文中指出：“以我之见，不但古人有历史局限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中的人物有历史局限性，任何时代的人也都有局限性，概莫能外。”“即令我们今天的人，也还会由于历史环境的制约而存在局限性。到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完全消灭以后，回顾我们今天史学家的论著时，同样还会发现既有贡献，也存在不足的地方和片面之处。这并不是对每一代人、每一个人进行‘苛求’，而是无情的客观事实。比前人有创新，比后人有不足，最幸运的人物也只能处于这样的历史地位。”[2] (P198)
这段话对于胡如雷自己而言，也是完全适用的。从建国后不久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盛行一时，“唯成分论”、教条主义泛滥成灾，陈寅恪运用地缘、血缘、种族文化等观点研究历史的方法被当成资产阶级唯心史观而大肆批判；胡如雷在这种特定环境下研究历史，不可能不打上那个时代的印记。改革开放之后，思想禁锢被祛除了，陈寅恪的历史地位恢复了，西方各种新思想也纷纷传入，在这种气氛下，胡如雷重新审视过去的观点，重新深入研究隋唐政治史，自然会有新的体会和认识。
总之，胡如雷的变化既是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的结果，也是他思想解放，多方吸纳新思想、新方法的结果。作为一位知名的史学家，能主动解剖自己，纠正自己，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品格，也是胡如雷留给我们的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当前，我们应该继承胡如雷通过分析阶级、阶层或社会基础来研究政治事件的方法，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合作和斗争，应该对各阶级、阶层、集团进行更科学的界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阶级与阶层分析的方法运用得更好，以更准确地揭示出政治人物或政治事件的历史真相。这也是胡如雷对我们的殷切希望。
〔宁志新(1947—)，男，湖南省邵东县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研究。
黄正建(1954—)，男，江苏省兴化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魏晋隋唐史研究。〕
【参考文献】
[1]胡如雷. 唐末农民战争[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胡如雷. 隋唐政治史论集[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79.
[3]胡如雷. 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集[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胡如雷. 抛引集[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唐长孺、胡如雷与隋唐史研究”，属于20世纪学术史的范畴。唐长孺、胡如雷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隋唐史研究领域的大家。研究唐长孺、胡如雷对隋唐史研究的贡献及其学术地位，就不能不涉及到20世纪隋唐史研究的学术史，而研究20世纪隋唐史研究的学术史，就不能不谈到陈寅恪，这就是本文以“20世纪学术史背景下的陈寅恪、唐长孺和胡如雷”为题的基本原因。戴逸在《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总序》中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时，把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划分为四个阶段，并提出了每个阶段所产生的史学家。他认为第一代史学家处于转型时期，使命是促使中国传统史学转向进化史观和理性主义史学，这一代史学家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第二代史学家处于创新时期，主要任务是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把历史作为客观的有规律的对象来研究，进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这一代史学家的代表人物是翦伯赞、范文澜等；第三代史学家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史学家；第四代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成长起来的史学家。
陈寅恪生于1890年，逝世于1969年，早年留学日欧美，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受聘清华大学，前后从事学术研究五六十年，其学术研究最活跃、成就最大的时期是30年代和40年代。诚如戴逸所划分的那样，陈寅恪属于20世纪第一代史学家，也是第一代史学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唐长孺生于1911年，逝世于1994年，从20世纪40年代起开始发表辽金元史方面的研究论文，以后研究重心上移，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从事学术研究的时段跨越新中国成立前的40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至90年代，相对于陈寅恪而言，他属于20世纪第二代史学家，是第二代史学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胡如雷生于1926年，逝世于1998年，其步入史坛的学术生涯始于20世纪50年代，止于90年代，最活跃的时期是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和80年代前后。相对于陈寅恪和唐长孺而言，他属于20世纪第三代史学家，是第三代史学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陈寅恪、唐长孺和胡如雷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第一、二、三代的代表性人物，尽管他们的家庭背景迥别、人生经历各异、史学成就有差、学术特色不同，但他们治学的范围都主要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对中国通史都具有通识性的整体认识和把握，都在相关的领域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都是20世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史学家，因而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陈寅恪、唐长孺和胡如雷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成就、地位和特点，笔者尝试作如下概括，即陈寅恪：承旧启新，文化史观中国化；唐长孺：转旧趋新，唯物史观学术化；胡如雷：弃旧开新，古史形态理论化。
一、陈寅恪：承旧启新，文化史观中国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寅恪史学研究或陈寅恪学术研究在我国学术界方兴未艾，其影响所及早已不限于学术界，而被称为一种文化现象。有关陈寅恪的研究，特别是其学术地位和学术贡献，学人所谈甚夥，笔者无意重复太多，只想就其在中国近代学术传承中的特点和学术贡献做一集中概括，即：“承旧启新，文化史观中国化”。
所谓“承旧启新”，主要是想强调陈寅恪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继承创新和对西方近代学术研究方法的引进与吸收。“承旧”的含义有二：其一，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维护者。周一良曾说陈寅恪的主体思想是“儒家思想”、“诗人气质”和“史家学术”[1] (P149)，“儒家思想”一语足以表明陈寅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立场。其二，他是包括清代乾嘉朴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者。关于陈寅恪与乾嘉考据学的关系，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陈寅恪被目为擅长“史料”的“考据学家”，只是后来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其史学地位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才不以“考据”而名之。乾嘉考据学只是陈寅恪所继承的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一部分，日本学者池田温称：“
所谓“文化史观中国化”，主要是想概括陈寅恪“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开创近代中国史学尤其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新局面的成就。对于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史学界公认他研究范围极广，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开一代风气，成一代宗师，达到了近代中国史学的高峰。但目前有关陈寅恪学术成就的具体表述，笔者感觉大都不足以涵盖其全部学术成就的内涵和意义。香港学者黄约瑟在1988年纪念
陈寅恪并没有就历史观发表过专门的见解，他的特点是“于史实中求史识”。他在史学研究中非常重视文化，往往从种族和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及分析社会；他曾反复强调种族文化是研究中国中古史的关键。在种族与文化的关系上，他认为“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统”，“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认为文化超出了种族的范围，文化重于种族，文化超越于政治、经济、民族等之上。对陈寅恪突出强调文化，周一良称之为“文化至上”。过去在极左思潮年代批判陈寅恪是“资产阶级文化史观”，毫无疑问是过于意识形态化，但称其为“文化史观”可谓极中肯綮。所以，称陈寅恪历史观为文化史观应无大误。
文化史观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循环论，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其本质上应属于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进化论范畴。“文化”一语尽管在中国古代史籍早已出现，但作为一种历史观却最早产生于西方。以文化史观解释历史，在西方取得成功并得到推崇的无疑以汤因比《历史研究》较早且最为著名。文化史观输入中国最早的时间，因笔者缺乏研究，不敢妄言，但在中国学术界受到重视并引起讨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与新文化运动相伴随，并一直持续到20年代中期，其中著名的文章有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和《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蔡元培《何谓文化》等。但在陈寅恪之前，无论以文化史观进行中西比较还是考察中国历史，都还处于引进外来思想的初期阶段，难免稚嫩、肤浅、粗糙甚至简陋，只是到了陈寅恪之后，特别是其学术代表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发表以后，才标志着文化史观中国化和学术化的完成。
陈寅恪文化史观中国化的完成，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的一个重要侧面，也是陈寅恪留给后人的一笔丰厚遗产。牟发松在《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一文中称内藤湖南和陈寅恪“创立的理论框架，特别是他们的最重要的遗产——文化史观，对于六朝隋唐社会仍具有独特而强大的阐释力”，他们“学说的限度，恰恰构成了新的学术生长点。他们构筑的研究基础，包括他们的局限性，都是留给后来者的宝贵遗产”[3]。
二、唐长孺：转旧趋新，唯物史观学术化
所谓“转旧趋新”，主要是想强调唐长孺的历史观从文化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化。唐长孺行年八十三，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从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时跨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期。处于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折时代，毫无疑问会对他的历史观产生深刻影响。很多学者已经说过，对唐长孺一生学术研究影响最大的三位学者是陈寅恪、吕思勉和李剑农，其中尤以陈寅恪影响最巨。唐长孺晚年曾赋诗表白对陈寅恪的心仪和景仰：“掩卷心惭赏誉偏，讲堂著籍恨无缘。他年若撰渊源录，教外何妨有别传。”[2] (插页)唐长孺虽以未列陈寅恪门墙而抱憾，但其治史风格与陈寅恪之神似，堪称私淑弟子。新中国成立之前的40年代，唐长孺先后发表的学术论文有《蔑儿乞破灭年次考证》、《辽史天祚纪证释》、《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后记》、《敦煌所出郡姓残叶题杞》、《记阻卜之异译》、《论金代契丹文字之废兴及政治影晌》、《论五朝素族之解释》、《清淡与清议》、《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等。此外，出版于1957年的《唐书兵志笺正》一书也撰成于40年代。这些论著除了研究方法、论题选择、治史风格明显受到考据学和陈寅恪的影响之外，也隐然可见风行当时的文化史观的影响。
解放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唐长孺与全国绝大多数学者一样，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最终树立了唯物史观，并在学术研究中自觉运用指导治史。他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跋语》中曾深有感触地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诚如牟发松撰文所说，这是唐长孺“在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和长期的史学实践之后，发自肺腑的甘苦之言和经验之谈”。从属于进化论范畴的文化史观为主要内涵的旧时代学术传统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树立唯物史观，这是唐长孺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从此，“他的学术观念相应地发生了质的飞跃”，“在科学史观的烛照下，对所熟习的传统史学方法加以扬弃；摒除其烦琐陈腐的一面，保留其求实求真的内核”，将有关历史时期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思想史等一个个具体课题，统摄于宏观思考之下，构成为一个有机的学术整体，因而“具有了同他早年的学术实践不同的内涵”[4] (P48)。
所谓“唯物史观学术化”，主要是想强调唐长孺学术研究的最大成就和治史风格的最大特点是唯物史观与史学研究实践的有机结合，“将理论性思考融汇在具体的历史表述中”。唐长孺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旧学造诣深厚，三四十年代转攻史学之后，最初治辽金元史，后转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主要论著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书兵志笺正》、《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山居存稿》等。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各种制度、民族问题、学术、中西交通等等，各个方面几乎均有重要论述。在古籍整理方面，曾主持点校“北朝四史”的工作。在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方面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并创造了一套文书整理的规范，为学术界所遵行。与唐长孺上述具体学术成就相比，笔者认为超乎其上的总体成就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唯物史观学术化”。日本学者池田温在《怀念
“唯物史观学术化”，既是唐长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最大贡献，也是其个人治史风格的集中体现。这一风格有两个鲜明特点：第一，学术语境下的理论思考。解放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成为史学界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出现了教条主义和“左”的倾向。例如，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有些研究不是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而是削足适履，把西欧古代奴隶制和中世纪农奴庄园制的模式，机械地、简单地套用于中国历史；在研究方法上，往往寻章摘句，穿靴戴帽，先引用经典作家一段话，然后填充史料，把经典著作当作“商标”随意贴；在对待史学传统上，一味批判“史料挂帅”、“烦琐考证”，搞所谓“以论代史”或“以论带史”。作为从旧中国走来，经历过50年代至70年代多次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唐长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的问题上，迥然有别于当时教条化的“通病”。在马克思主义成为时髦的50年代和60年代，他并不刻意标榜自己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受到怀疑的80年代和90年代，他依然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不动摇。他以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主要是着眼于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着眼于对学术探讨的宏观把握。他的论著既不搞寻章摘句，也不搞穿靴戴帽，鲜见成段抄录马列论述，用史学材料附会论证“经典”。他将唯物史观融化到具体的学术命题、学术方法、学术风格之中，在学术语境中体现求真务实的理论品格，在学术语境中把握以小见大的宏观视野。
第二，推陈出新的文本形式。朱雷曾对唐长孺论著在文本表达方式上的特色进行概括：“凡研究每一论题，必广泛搜集和详尽占有资料，然后缜密考校，去伪存真，精深分析，由表及里，探求历史的真实面貌与发展演变的规律；始终注意从具体史实的考订分析入手，溯其渊源，考其流变，以把握历史演进的大势，探求历史发展的趋向，终究达到发微阐宏的境界。”[1] 张弓、牟发松也有类似的见解。除此之外，唐长孺史学论著的文本表达还有一个突出特色，这就是善于继承前贤而又敢于超越。唐长孺个人治史风格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清代考据学、特别是陈寅恪史学的影响。他赋诗赞陈寅恪：“胜义微言若有神，寻常史迹考文新。先生自有如椽笔，肯与钱王作后尘？”这既是称颂陈寅恪，又何尝不是自励？唐长孺对传统优秀史学遗产并不仅仅满足于继承，而是尽其所能加以发扬光大。例如，他的论著由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文言文到之后的白话文，转变得自然、流畅、妥帖，愈往后愈精练，几至炉火纯青。胡宝国曾说：“
三、胡如雷：弃旧开新，古史形态理论化
所谓“弃旧开新”，主要是想说明胡如雷从事史学研究之始没有太深的家学渊源，强调他对于中国史史学理论的开创性贡献。“弃旧”的含义有两点：其一，就中国传统文化即旧学而言，胡如雷的文化背景没有太深的家学渊源。他生于1926年，父亲是攻读理工的留日学生，回国后一直从事实业。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的战乱年代，他先后进入太原、西安等地小学、中学读书，直至40年代后期先后考入西北大学、大夏大学和清华大学，接受的是近代学制下正规学校的国民教育，既没有太深的家学渊源，也没有以旧学为主的私塾教育背景。由于时代的缘故，胡如雷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学习、汲取和继承，较之于陈寅恪、唐长孺显然有别。其二，胡如雷从事史学研究之始接受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他与20世纪上半期包括文化史观在内的各种史观既缺乏天然的联系，也没有历史的包袱。胡如雷在初中时代读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人的文学著作后，最初向往当作家，所以有1946年考为西北大学中文系旁听生之举，但在读了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等之后，转而决定选择历史研究专业，并于1947年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直至最后考入清华大学。翦伯赞是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历史哲学教程》是其成名之作；邓初民是著名民主人士，《新政治学大纲》是风靡当时的进步书籍。胡如雷受他们的影响选择历史研究并不表明其历史观的形成与确立，但唯物史观的价值取向则明确无误。所以，他的“弃旧”不仅体现在知识体系的层面，也同样体现在价值体系的层面。至于“开新”的含义，是指胡如雷对于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开创性贡献，亦即“古史形态理论化”——以《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为代表，以构建中国封建社会形态一般理论为目标的史学理论的创新。
胡如雷的史学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止于90年代，学术论著有八十多项，著作有《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李世民传》、《唐末农民战争》、《抛引集》、《隋唐政治史论集》、《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等，其中《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李世民传》、《唐末农民战争》属于学术专著，《抛引集》、《隋唐政治史论集》、《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属于论文集。其治学范围大致在隋唐史和史学理论两个大的方面。隋唐史研究方面，50—60年代以社会经济史为重点而兼及政治史，80—90年代以政治史为重点而兼及社会经济史。史学理论方面，50—70年代主要从事中国封建社会形态一般理论的研究，构建了他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史学理论架构，最后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80—90年代则对一系列史学理论的重大命题、引进国外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并计划撰著《历史认识论》一书。
上述研究中，最能代表胡如雷学术成就的是他在几篇论文的基础上，将有关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观点加以系统地理论概括，撰著而成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这部著作始作于1959年，完成于1964年，修改于“文化大革命”之中，出版于1979年。它的最大特点是“把历史科学的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密切地结合”，仿效《资本论》的结构逻辑，在三十二万字篇幅、五编二十一章的结构中，除了第五编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以外，其他四编的篇章顺序分别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地租剥削形式与农民的经济地位、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农业经济的再生产与周期性经济危机。显而易见，这种结构布局“与一般单纯的历史著作有所不同，它是按照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要求建立起来的”[6] (P1)。该书以西欧封建社会历史为参照物，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力图归纳出中国封建社会固有客观经济规律，认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基础，不论在任何历史阶段，都在全部土地关系中占支配地位。它既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面貌，又对其他土地所有制起主导的制约作用。离开了这个经济基础，就失去了理解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最主要的根据和凭借”[6] (P43)；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形成了土地买卖与土地兼并等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根本特点，由此派生出其他很多社会经济特色。最后，将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规律概括为：“用主要通过买卖方式兼并土地的办法，用剥削依附佃农的办法，来保证地主占有地租和满足其经常增长的寄生性消费”[6] (P422)。
《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汇集了胡如雷50年代至70年代有关中国封建社会整体思考和研究的精华。它以恢宏的气魄，运用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的方法，以土地所有制为钥匙，从纵横两个方面对中国封建社会进行全面剖析，融会中西，贯通古今，见解精当，体系严谨，从而揭示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构筑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对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做出了贡献。该书出版问世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获得极高评价，被誉为独具特色，富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学”，成为不少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谷风出版社在台湾出版发行了繁体字本，称之为“别开新局之作”。日本唐代史研究会所编《中国历史学界动向》一书在介绍新中国三十多年的史学研究成果中，以超过十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该书。《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成为胡如雷史学理论的奠基之作，也是他学术成就的代表作。
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难免留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是胡如雷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理论概括和体系建构无疑具有独创性，其基本面作为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硕果仅存，仍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诚如日本学者菊池英夫认为的那样，近代以来中国史研究中一直缺乏“一个贯通中国史的总括性的理论框架，哪怕是粗线条的也好”；王亚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这部著作在简明之中贯穿着一条粗大的逻辑主线，有一种将普遍的经济理论彻底中国化的姿态”，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不论在书名上还是在手法上，这本书都可以说是一部真正继承
总而言之，承旧启新，文化史观中国化；转旧趋新，唯物史观学术化；弃旧开新，古史形态理论化，既是对陈寅恪、唐长孺、胡如
〔孙继民(1955—)，男，河北省邯郸市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
【参考文献】
[1]周一良. 毕竟是书生[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2]纪念
[3]牟发松. 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J]. 史学理论研究，2002(3).
[4]胡宝国. 读
[5]朱雷. 二十世纪史学名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6]胡如雷. 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7]菊池英夫. 中国封建社会理论的新进展——评介
走近唐长孺
羯胡兄前几天发贴引周一良、田
周、
很多人都知道southriver是我的学生。我要他本学期重点读
我最喜欢的
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资料少，所以任何人若想在这个领域取得大的成就，都必须具备两种能力，首先是精致处理材料的能力，要尽最大可能从有限的材料中榨取尽可能多的信息。此外，还得具备“小中见大”的能力。如果只是一味地“小”，那就没有气魄，也无法解决大问题。在两个方面，
说到这里，我们就想起来了
燕子翩翩王谢堂，穹庐天末见牛羊。
西凉舞伎龟兹乐，收入毫端说巨唐。
胜义微言若有神，寻常史迹考文新。
先生自有如椽笔，肯与钱、王⑴作后尘？
掩卷心惭赏誉偏，讲堂著籍恨无缘。
他年若撰渊源录，教外何妨有别传。
-------- 戊辰初夏中山大学召开纪念寅恪先生学术大会 后学唐长孺
【⑴
长孺先生左右：今日奉到 来示并大著。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前数岁曾托令妹
著祉 寅恪敬启
上述书信往来还不是陈、唐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早在49年以前，他们彼此其实就有关系了。
我与
受教四十年
谷川道雄（日本京都大学） 著 徐谷芃 译
我第一次读唐长孺先生的名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是在该书出版的第二年，也就是我在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担任助手的时候。当时的研究室主任是宇都宫清吉教授。
我那时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购买国内外的学术著作，然后把它们陈列研究室的书架上，以及指导学生学习并提出些建议。当然，自己也得从事科研工作，创造业绩。也就是在那时，我在自己的研究上遭遇到了十分重大的问题：即京都大学毕业后，我主要从事唐代史研究，但在研究方法及研究角度上深感闭塞。经过一番内心的痛苦挣扎，我决定把研究对象从唐代史转移至魏晋南北朝史。有关这一经过，我在拙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的《中文版自序》及《序说》中做过回顾。
我似乎记得自己在下这番大决心之前已经读了唐先生的著作。当时二战结束才10年，日中两国之间也没有恢复邦交，尽管如此，在日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中国出版的书籍。初读这部书，使我产生了一种十分亲密之感，而这是从其他中国学者的著作那里感受不到的。宇都宫先生与我意见一致，曾说“这部书有些地方与我们的研究观点十分接近”。书中所收集的论文涉及了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范围广阔。这里的每项研究并不是详尽描绘历史现象，而是深入分析导致这些现象产生的时代特性。所用的方法也并非套用现成的理论，而是坚持通过事物的内部分析来引导出其所具有的本质。总而言之，这部著作不拘泥于固定的观念，坚持从实证上来探求魏晋南北朝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一问题。这也正是宇都宫先生和我极为钦佩之处。
在那之后，我开始了五胡北朝史的研究。该著所收的《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魏周府兵制度辨疑》等论文对我所起的引导作用是十分巨大的。作为一名研究者，能在自己的研究上寻求东山再起之时，遇到这样一部著作真可谓幸运之极。
第一次与唐先生见面是这本书出版25年后的1980年。记得当时唐先生应我的友人川胜义雄(当时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之邀，作为京都大学的访问学者来日本讲学，期间陪同先生一道前来的是胡德坤 (现武汉大学副校长)。那时，我也在京都大学任文学部教授，因此屡有机会拜会唐先生。
1980年离文化大革命结束不过几年。在那段岁月中，许多学者都大小遭受了不幸的命运，唐先生的好友汪笺先生即为其中一位。当唐先生来到社会风气迥然不同的日本，不知他有何感触呢?
我的研究室设在文学部内，唐先生大约来过两次，对宫内厅书陵部本《通典》做过悉心的调查，而我也曾向他请教过有关六朝史的社会性质问题。有幸的是，由川胜氏与我一起创建的“中国中世史研究会”还乘这一难得的机会专请唐先生做了一次讲演，题为《魏晋南北朝的客与部曲》。第二年，川胜氏将这篇文章翻译在《东洋史研究》第4卷第2号上，原文则收入在《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里。
现在我手中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一书即为唐先生所赠，日期是l983年10月。这中间还颇有一段插曲：那一年的秋天，58岁的我作为日本唐代史研究会访问团的一员首次踏上了中国的大地，代表团团长是堀敏一氏，秘书长是菊池英夫氏。我们访问了上海、重庆、成都、西安等城市，但最重要的目的是参加在成都召开的唐史学会的(当时为唐史研究会)年会。不料到了成都，才知道出于某种原因外国人不能与会。为此，中国方面感到很歉意，特意为我们在四川大学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在当天的晚宴上，我非常荣幸地得与唐长孺、缪钺、王仲荦、胡如雷等大学者同席而座。《拾遗》一书，即在那时为唐先生所赠。事后想起，很可能是先生当时知道我要来的消息后，事前特意为我准备好了书并题了款。
1983年8月至9月，东京与京都召开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唐先生同朱雷先生前往参加。此后，在四川大学和先生的见面应是第三次。第二年，也就是1984年川胜义雄因病去世了，他本已接受唐先生的邀请，即到满心期待的武汉大学访问，直到最后一刻也没能实现。失去了这位平生的知己，我亦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也就是这一年，带着这份悲痛之情，我以日本学术振兴会派遣学者的身份访问了北京、西安、武汉、南京、济南等地的大学与研究所。学术振兴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签有协议，因此我在访问过程中受到各地社会科学院的接待和照顾。在武汉，．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李文澜先生负责安排一切。现在我还记得，由于是第一次到武汉，所以当从西安出发的列车快要抵达武汉时，我竟错把汉水当做长江，而着实兴奋了一阵。1984年的访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的一位翻译陪同。在日本，我曾提出过“豪族共同体”的理论，这次访问的最大目的就是向中国学者们介绍此说，听取诸位先生的高见。首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发表讲演，记得那时大家纷纷向我提出各种问题。在那之后，我又接连拜访了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接着去了武汉。
在武汉，唐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唐先生和弟子们在中央大楼的一间会议室(校长办公室好像也在那里)为我举行了座谈会。记得开会前，唐先生亲自领我到那里，并且两人并排在椅子上午休了一会儿。
我在唐先生及唐先生的高足面前介绍了自己的理论。唐先生对拙论有何意见，我并不清楚，不过，先生比较重视六朝时期大土地所有中的封建性生产关系，或许对我的共同体理论持批判性意见吧。先生的上述立场同样贯彻在1992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中，但是在第39页却有如下一段叙述：“魏晋时期是汉代以来自由农民(包括自耕农与佃农)封建化过程的最后完成。但由于作为社会基层结构的宗族乡里的存在起着抵抗封建化的作用，而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尽管在此时有所削弱，仍然力图最大限度保存作为赋役对象的自耕农民，因而封建化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彻底完成。”此处唐先生引用了川胜与我在《中国中世史研究》上联名发表的文章及川胜的著作《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的观点。唐先生虽没有明言，但从80年代第一次访日以来，似乎也逐渐在关注我们这些晚辈的主张了。
虽然l984年的武汉访问才短短几天，但是我却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第一次拜访唐先生家，也是在那个时候。而且令人意外的是，我的妻子在读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时的同窗，徐秀灵先生也同席而坐。听说这是唐先生为了让其弟子们吸收日本的学术研究成果，特意聘请徐先生在此教授大家学习日语的。对唐先生的这一卓识，我深表钦佩。在我离开武汉之时，唐先生又特意来宾馆为我送行。先生的这份知遇之恩，再次让我感动。
1987年我与日本六朝史的同行们计划在地域社会的视野下展开日中共
同研究。在我们向各地的大学及研究机关提出建议之后，最积极响应的是武汉大学。在唐先生的号召下，其许多弟子都撰写了论文。这只要看看研究成果，《日中国际共同研究：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1989年)一书所收录的论文便十分清楚了。这里撰写者共28人，而出于唐先生门下者就有12位。仅此一事，让我深深感到了唐先生的恩义之情。
1992年初秋，我们参加西安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十几位日本学者访问了武汉。当时除参观史迹以外，并没有预定什么特别的学术活动。其实早在84年，我就已经同李文澜先生约好为日中学术交流牵线架桥，其后l987年的共同研究可以说就是对这一承诺的响应。而这次l992年的武汉之行，也含有这一意义在内。那时访问武汉的一些年青的研究者现在都已成为大学的教授，他们都积极地与武汉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对此我深感欣慰。
离开武汉之际，我们在武汉市内的一家日本餐厅举行答谢宴会招待唐先生以及诸位先生，遗憾的是唐先生因为感冒而无法出席。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与唐先生见过面。两年后，先生便与世长辞了。
我相信唐先生的卓越学问以及伟大的精神，将和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并肩一起，脉脉相继，代代相传。当以西周或秦汉为中国封建时代开始的学说在中国学术界占据主流时，唐先生毅然提出了三至九世纪为中国历史上的中古时期这一不同的主张。也许正是这一重要的学问共识把唐先生门下的诸位先生与尊奉内藤湖南为祖师的日本研究者们连接在一起的吧。我现在已年过老境，但是我坚信经过年青一代研究者更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这一共通的认识定会成为中日两国学术界的一股滔滔奔流。
追忆与
余英时(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
让我先交待一下这次见面的背景：1978年10月，美国国家科学院组织了一个“汉代研究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lo月16日到达北京，ll月17日再从北京飞回美国，一共在中国访问了33天。代表团是ll月10日回到北京的，由于偶然的机缘，我听说唐先生也在北京，因此我提出了会面的要求。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安排，我在离去的前两天终于得到了拜访他的机会。当时我担任了代表团团长的职务，比较忙碌，很少个人单独活动的时间。我在北京期间仅仅主动提出想见见三位学者，唐先生即其中之一(另两位是俞平伯先生和钱钟书先生)。
我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唐先生的高度近视，但当时还不知道他的右眼已失明。其次，唐先生一望即是一位饱学之士，很合乎中国传统中所谓“老师宿儒"的典型。但谈话开始后，我很快便警觉到他是一位异常谨慎的人。他只答复我提出的问题，而且必三思而后言，但从头到尾没有主动地问过我任何问题。也许是我过度敏感，我总觉得他多少有些顾忌，唯恐在我这个不速之客的面前失言。因此我说话时也不得不加倍小心，以免为他添上困扰。不过我求见的本意，除了一瞻风采之外，是向他请教纯学术的问题，这一点点拘谨丝毫未影响到谈话的内涵。
事隔26年，当时谈论的细节早已忘记了。现在只记得两个纲要：第一，我想知道他对于门阀制度的下限的看法；第二，我想试探他肯不肯与西方学者合作，参加《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魏晋南北朝卷的写作,即由他择题用中文撰，写一章，再译成英文。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大致是以他的一篇论文——《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8期，页1～24)——为根据而展开讨论的。我又曾在1962年《历史研究》(第6期)上读过一篇《唐长孺对门阀制度的新看法》的简略报导。所以我很想知道他的见解在20年后有没有什么改变。我的整体印象是他在门阀问题上今昔的变化不十分显著。也许1964年以后，由于他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二十四史的标点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他已暂时离开了两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的研究主题。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向他解释：日本学者如仁井田陞、池田温的研究成果往往通过西方史学家的译介(如Denis C．Twitchett)而传播到国际汉学界。因此我也希望他那些丰富而又具原创性的业绩可以跨出国界，变成世界史学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进一步发挥更广大的影响。他对于我的提议虽没有直接应诺，却很诚恳地表示愿意考虑。但我的问题本属假设性质，当然；也只能谈到这里为止。从这一讨论中，我得到一个清晰的印象：他完全承认学术研究的全球性。所以在学术思想的空气开放以后，他晚年特别注意“近代中外学人有关论著”。(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后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年)
在未见唐先生之前，我本来想在个人学术渊源的层次上，和他谈一椿有趣的故事。但最后考虑到也许会使他为难，我终于压住了自己的情感，把话吞下去了。 I
大概是1959年左右，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西晋田制试释》(收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l959年)，《晋书•食货志》有下面一句话： l
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
唐先生在解释这一段文字时，提到两种意见：一是“传统的”，大致以马端为主；一是“比较新的”,即以“课田是一种徭役地租”。但在“徭役地租”的大原则下，又出现两种不同看法。现在我只引他关于第一种看法的概述：
一、认为占田即授田，课田即包括在占田数内。在服役年龄时男子受田七十亩，其五十亩的收获物为政府所有；女子受田三十亩，二十亩的收获物为政府所有。这样算来一夫占田七十亩，一妇占田三十亩，合计百亩，而其中七十亩为徭役地租，等于一夫一妇授田百亩，与政府三七分租。这种解释的证据是：(一)税率与曹魏屯田制度中对分或四六分之制相近；(二)西晋时傅玄曾经反对佃兵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者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的办法；(三)前燕慕容鱿曾以牧牛借给贫民在苑囿中耕种，规定“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公收其七，三分入私”，他的记室参军封裕认为“魏晋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於七八”，应该像魏晋一样“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以上三个例证都证明魏晋时期三七分租是极普通的税率，最高可以达到二八，所以百亩之田以七十亩的收获当租在那时候是不足为奇的。(页四七一四八)
我当时读了这一段概括，立即看出：他所谓“比较新的”意见，即以“课田是一种徭役地租”，其实便是我已故业师钱宾四(穆)先生最早在《国史大纲》中提出的。(见第十九章第三节“西晋之户调制与官品占田制”)吕思勉先生对钱先生新说极为称赏，并推许《国史大纲》中论魏晋至隋唐的田制与税制为“千载只眼”。(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联经《钱宾四先生全集》本，页五三)所以后来吕先生写《两晋南北朝史》第十九章第三节(“地产不均情形”)即全本《国史大纲》立论，并提出其他证据印证钱先生关于西晋“占田”、“课田”的新说。唐长孺先生所概括的“徭役地租”论便是从钱、吕两书中钩玄提要而成。但由于“钱穆”两个字在当时是不许露面的，因此他也不得不把吕思勉先生的著作一并隐没了。
钱先生早年在常州中学堂曾上过吕诚之先生的课，并且终身以师礼尊之；
而唐先生则是诚之先生后期的及门高弟。因此唐先生最初也接受了钱说，后来才改变了看法。他最后对于“占田”与“课田”的理解大致于下：
我以为占田只是空洞的准许人民有权占有法令上所规定的田亩；法令上已经规定贵族、官僚的占田数字，那末也得规定一下平民的占田数字。至于占得到占不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课田是督课耕田之意，一般人民自十六岁至六十岁不论你是否自己有田，政府一定要你耕种五十亩(丁女则二十亩)，这是所谓“驱民归农”的意思。占田规定七十亩，政府并不要求你全部耕种，但至少要有五十亩不被荒废。(同上页四九一五O)
事之难能而巧合也在这里。唐先生的新结论竟又和我的另一位先师完全一致。1946年杨联陞先生在《晋书食货志译注》的导论中也有专节分别讨论晋代的田制和税制。(见Lien—sheng Yan9“Note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Chin Dynast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01．9，1946。此文已收入他的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PP．119～197)关于“占田”、“课田”的问题，杨先生一方面指出日本学者的解释过于狭隘，另一方面则明引钱先生《国史大纲》的新说，而保留了不同的意见。他也将“占田’’与“课田”分为两件不同的事：前者指法令允许每一丁男、丁女占有田亩的极限，而不是政府授田的亩数。“课田”则是政府指定丁男、丁女、次丁男必须耕种一定亩数的田，包括公田和私占的田在内。他又引《晋书》卷四七傅玄疏中另一段话来澄清“课田”的确切涵义：
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项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自顷以来，日增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以还，或不足以偿种。
此段“课田”明指政府指定“兵”(屯田)和民耕种的田亩，也就是唐先生所谓“督课耕田之意”。兼以杨先生将原文译成英文，其涵义更无所遁形。当时唐先生不可能见到西方汉学界的英文论著，所以他们两位在这个问题上确是不谋而合。(见Yan9，Studies，PP．135～138)不但如此，唐先生论“户调”与户赀的关系(见《魏晋户调制度及其演变》第二节，《论丛》，第65～73页)和杨先生论晋代赋税制一节也基本一致。(见Studies，PP．140-148)两人同以《初学记》所引《晋故事》的“九品相通’’与《魏书•世祖纪上》的“九品混通”互证，企图解决同样的问题，更是巧合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当然，这种巧合并不偶然，更不是不可思议。唐、杨两位杰出的史学家属于同一年龄层，也是在同一学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更重要的，他们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都同在陈寅恪先生所开创的“典范”(“paradigm”)之下开始的。关于这一点，此处不能深谈，姑止于此。
总之，对我而言，唐先生在上述具体的史学问题上，与我的两位先师之间的先后异同，确实构成了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一段最动人的佳话。l978年我和唐先生会面时，钱、杨两先生仍然健在，如果我能畅所欲言，将这个故事源源本本地告诉他，我相信一定可以博得他的一笑。但是当时我惟恐提及钱先生会使他受窘，所以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这个故事虽然自始至终都在我的胸间盘旋着，我却终于没有透露一个字。现在我特别把它写了下来，作为纪念他逝世10周年的献词。
余英时
余英时: 海外著名汉学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1974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注：谷川道雄、余英时等著名的研究中国中古史的历史学家在2004年撰写纪念
余英时被历史学界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6年获得具有人文学界诺贝尔奖之誉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作为“知识分子”的陈寅恪
盘点2005年知识界的“大事”，会惊异地发现竟然大多数都是关于学人“丑闻”的。一是接连不断地学术剽窃案被揭发，二是社会公众对国内主流经济学者社会良知的普遍质疑，三是以何祚庥为代表的“院士”们及院士制度遭到强烈谴责，等等。所有这些，无不与学人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风骨”牵涉颇多。对于其中的是非恩怨，我辈门外汉无权置评，我倒是想起了
留学不为获得学位
寅恪早年游学多国，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等校，前后留学长达16年，占其一生五分之一的时间。然而这位被誉为“教授的教授”的天才学者，却始终没有怀揣一张高级学位证书回来，也不曾听说他在哪里得过“硕士”“博士”之类的头衔，甚至连哪个名校的文凭也没听说他拿过。原来在国外留学期间，寅恪读书如天马行空，时来时往，只要听说哪里有好大学好教授，他便去听课和研究，并不在意取得文凭或学位而只在求学问，完全是为读书而读书。也并不是他瞧不起学位，而是痛感求学时间有限，若要拿学位则势必按程序和规矩按部就班，那样对他来说会耽误许多时间。
回国后，陈寅恪尚未发表一篇论文就已蜚声学界，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为“四大导师”。这里面还有一段佳话，说的是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举荐陈寅恪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的故事。曹云祥问：“陈寅恪是哪
《世说新语》里有个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用来说明读书的境界极为恰当。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王徽之）住在山阴，有天晚上下起大雪，王徽之一觉醒来，吟咏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起了戴安道（戴逵），当时戴安道在剡县，王徽之立即乘小船连夜去找戴安道。船行了一夜才到，当他来到戴安道家门口后却没进去见面，而是转身回去了。别人问他缘故，王徽之说：“我本来是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要见戴安道呢？”真希望现在的人“读书”也能达到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少一些功利，多几分虔诚，该是多好？
学问和学位当然并不是像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在没有更科学的评价机制下，学位和文凭仍是衡量一个人知识水平的重要标准，不可替代。问题是许多研究生过于重视学位而又意图巧取，比如他们选择学校、导师、课程，乃至论文题目，多避难就易，不是看学科、导师是不是高水平的，而是看怎样才容易混过。这样虽然很容易得到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陈寅恪留学只在学问而不在学位，这一方面由于陈寅恪的天赋奇才，另一方面说明了真正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 “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
拒受日军面粉和流寓岭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疾病缠身的陈寅恪携带家人也被迫滞留香港。作为中国文史学界的泰斗，并受到日本许多著名东洋史学者推崇的陈寅恪，日军也有所耳闻，因此对他还客气，曾送面粉至他家，但寅恪夫妇坚持不接受日本人的救济物品，并拒绝同敌修订历史教科书。不久，日本人有意请他到沦陷区的上海或广州任教，又以40万日币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陈先生哪肯为侵略者服务，坚决抵制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最后在友人的资助下辗转逃出香港，在民族大义上坚持了独立精神。
解放前夕，国民党在离开大陆前开始“抢运学人计划”，陈寅恪自然是首批被抢救的“国宝”。坚持爱国立场的陈寅恪没有追随国民党去台湾，而是南下广州，执教于岭南大学（后为中山大学合并）。因为他对国民党政府感到失望和愤恨，不愿追随。
但是他也不愿留在首都北京，而是在南国中山大学的康乐园度过了最后20年。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我想最主要的恐怕是他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准则，即他既不愿跟随已经厌恶的国民党政权，也不愿同中共的政治中心密切接触，以免妨碍自己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后来的事实证明，洞察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陈寅恪有先见之明：学术要独立于政治之外。在史学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与陈寅恪齐名、号称“史学二陈”的“北陈”——陈垣（援庵）先生，这位高寿的北师大校长在解放后忙于各类社会运动，可是他的学术生命已经基本结束，再也没留下足于传世的学术著作。在随后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陈寅恪先生固守自己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并未随波逐流，违背自己一贯的宗旨和作风，并对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人格沦丧表示不屑。
不宗奉马列的真实含义
1954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请陈寅恪北上担任中古所所长，郭沫若院长和李四光副院长亲笔写信并委托陈寅恪的心爱弟子转达，他提出“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克思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所的人都如此”的条件。这就是以后学界流传的“陈寅恪公然提出不学马列”的来源。
对此，以前有许多误解，认为陈先生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其实陈先生并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是感到学术研究不能受政治干扰，不能为某一学派思想束缚。他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一切都是小事，唯此（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大事。……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陈寅恪对马克思本人是非常尊敬的，早在瑞士留学期间就通读了《资本论》。对于中共的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他都非常敬佩，还与某些中共领导如陈毅、陶铸等有私交。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为人为学原则。国民党尊敬他，但他对国民政府腐败感到失望，因此也不能改变他不离开大陆的意志。
拒见康生，“出版无期”
“出版无期”一语本是1962年胡乔木访问陈寅恪时，他谈及自己的著述时对胡所说的，没想到一语成谶，迟至他辞世11年后的1980年大陆才有关于陈寅恪著述的第一个较完整版本。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波折呢？一切都因陈寅恪拒见康生而起。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旧史学权威”的陈寅恪似乎与时代格格不入，遭到冷遇。据说这位前“中央研究院”院士能当选为新中国首批“学部委员”还是毛泽东主席特批的。但是毕竟他的学术影响力太大，所以先后仍由许多中共要人南下广州时想见他。
这批人中，先后有郭沫若、陈毅、胡乔木、周扬等。对于郭沫若，虽然陈被官方论定的资产阶级“旧史学”权威，而郭则是无产阶级“新史学”的旗手，但毕竟是两位文化大师的见面，据说郭沫若还被感动了；对于陈毅这个党内的诗人来看他，俩人交谈甚欢，陈氏夫妇的评价是，共产党内也有真正懂得读书人的大官啊；对于胡乔木，那是一场“聪明的老师与聪明的学生”之间的对话，陈寅恪对执弟子礼甚恭的学生自有一份老师的慈爱。
最倒霉的是康生，他也想见寅恪，想“看看陈的藏书”。作为理论家的康生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而且喜欢收集古玩文物珍本书籍，但他没有如愿。寅恪以身体不好为由礼貌地拒绝了他，不过陈寅恪也为此事付出了抱恨终身的代价——“出版无期”。心胸狭窄的康生强压住不快的心情，改见了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容庚，但他还是把记恨留给了寅恪。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陈著《论再生缘》时，他找到了报复的机会，随便捏个理由便禁止了该书的出版。这次没有成功的见面给寅恪留下了抱恨终身的遗憾，他至死也没看到新作的付梓。
以陈寅恪为代表的许多老一辈学人骨头是很硬的，寅恪终其一生都没有在为人为学的原则上妥协。无论是私人生活、与人交往，还是民族大义的去留取舍之间，始终“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记得有位先生说过：我们这一代学人永远赶不上老一辈学者们，因为首先在人品上就过不了关，有了一点小成就就忘乎所以，忍不住抛头露面，乱发议论，以为自己是万能的。此非虚言，老辈学者们受到批评，一般是其学说需要商榷，而几乎没有人对其人品有诟病的。而许多新一代的学人首先在人格上就受到指责，更遑论学识了。
萨依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提出知识分子至少应具备以下三个特点：一，知识分子应该是放逐者和边缘人。二，知识分子应该是业余者，即公共的知识分子而非单纯的专业人士。三，知识分子应该敢于对权势说真话。如果按这三条标准衡量，陈寅恪无疑绝对符合一、三两条。第二条看起来对他并不适用，他是专业人士，但他一生用生命实践的人生信念，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