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汉洪山区地图:最隆重、规格最高的正式宴会-国宴,吃点什么？

　　-毛主席曾批评:接待宴会，大讲排场，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

　　我在礼宾司任职多年，经办多起国宴。国宴是最隆重、规格最高的正式宴会。从定义上说，只有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为国家的庆典，或国家主席或国务院总理为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而举行的正式宴会，称国宴。国宴通常在国宾抵京当晚或次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有人跟我说很羡慕我们因这个工作能出席国宴，并且猜测国宴菜一定是“饕餮大餐”，这可真是想错了。记得我在礼宾司综合处时，看到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不是对外的，是我们内部的，类似工作指导手册那类性质。这个本子汇集了新中国领导人对礼宾、礼仪的一些指示和谈话摘要。其中，毛主席对宴会的指示尤为深刻。毛主席曾经批评说：接待宴会，大讲排场，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金钱和物资。他认为宴会规格太高，千篇一律都上燕窝鱼翅那些名贵的菜，花钱很多，又不实惠。有些外国人根本不吃这些东西。“我们请外国人，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另外，宴会时间长了我也陪不起……”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确立的“四菜一汤”的标准沿用至今。在漫长岁月里，国宴礼仪究竟经历了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变革？我也记不清了，但有几次给我印象较深：

　　一、自1978年9月起，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访华，中方不再通知各国驻华使节参加迎送；为来访国举行的国宴，只邀请来访国驻华使节和使馆部分外交人员出席(1990年以后增加邀请来访国周边友好国家的驻华使节出席，这种邀请通常商请来访国确定)。

　　我记得上世纪60年代，我国欢迎来访国宾的宴会通常设宴席50多桌，除邀请来访国宾一行出席外，还邀请外国驻华使节夫妇，外交团就有20多桌，加上中方陪客，济济一堂。当时宴席上，通常为冷菜6种，热菜4道，每位客人面前，各摆大中小杯3个，烈性酒茅台以及其他名牌葡萄酒等，杯子斟得满满的。另加上橘子水、矿泉水等。

　　目前的国宴通常为7或8桌，今天的国宴通常只邀请国宾随行人员30至50人出席。如国宾随行人员少，宾主出席者不超过50人，宴席则安排长条桌或马蹄形桌。这种安排在国外屡见不鲜。

　　二、1984年11月再次确定：宴请来访外宾的次数不宜过多；宴请时中餐四菜一汤，西餐一般两菜一汤，最多为三菜一汤；选定菜谱要考虑到来访国饮食方面的禁忌。宴请(包括国宴)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个半小时，邀请范围尽量缩小。宴请的形式力求多样化，除宴会外，还可采用酒会、冷餐会或自助餐等其他形式。眼下我国国宴时间约为1小时15分钟。过去国宴通常花两三个小时。

　　四菜一汤，这是当年周总理定的标准，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逐渐地，国宴的标准已经开始尝试“三菜一汤”、“两菜一汤” ，外加冷盘、点心。冷盘有时只一个大拼盘，有时则几个小碟。水果是根据季节选择，有猕猴桃、葡萄、西瓜等。目前我国领导人宴请国宾，有的只用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这种做法基本上跟国际接轨。

　　我也多次参加外国国宴，通常是晚宴，饭菜很简单：往往是少许冷盘，一道或两道热菜，一道甜食，外加面包和饮料随时提供。实际上西式国宴其功夫往往在饭菜之外。比如面点师为来访国宾制作的甜点，图案多与来访国有关，如沙漠、山脉、河流、国花之类，意图显然在于给客人们传递友好的信息。

　　就我所知，目前国宴，每人每餐标准不得超过200元(不含酒水)。1984年后，外交部根据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的指示，对国宴的改革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国宴的标准：总书记、国家主席、委员长、总理、军委主席、政协主席举办的宴会，每位宾客为50至60元，如果宴请少数重要外宾，则在80元以内掌握开支，一般宴会每位宾客标准为30至40元。

　　三、自1987年6月起，我国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不举行答谢宴会，外国领导人访华也不举行答谢宴会等。

　　其实国宴礼仪改革还有很多是“细水长流”式的变革。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宴就实行分餐制，不过，那时是菜端上桌后，由服务员给每位宾客分，剩下来的，就搁在桌子的中间，谁吃谁去拿。1987年后，都是由厨师按宴会人数把菜分盘，再端上去。这样做，既减少浪费又卫生方便，也利于服务员实行规范化的服务。

　　又如，国宴一律不再使用烈性酒，如茅台、汾酒等，根据客人的习惯和禁忌确定用酒如啤酒、葡萄酒或其他饮料，现在一般不上白酒。

　　以前宴会厅内悬挂来访国及中国国旗，宾主双方都发表讲话，讲话稿译成英、法、俄三种文字。后来改为国宴大厅不挂两国国旗、不奏两国国歌，双方不正式致辞等等。-日本海部俊树首相访华前，希望再次品尝“龙华药膳”美味

　　宴请国宾制订菜单有规范化程序。礼宾官必须事前了解外宾的饮食习惯。把外宾的饮食习惯及时告诉人民大会堂或钓鱼台国宾馆厨师。请他们根据中外宾客的不同口味，尤其注重他们的宗族信仰，安排不同的菜谱。制订菜谱时，尽可能全面了解国宾的生活习惯与忌讳，口味嗜好以及年龄、身体状况；兼顾季节、气候、食品原料、营养等诸因素，夏天以清淡、冬季以荤为主。

　　例如：日本的几位前首相，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竹下登、中曾根康弘和海部俊树等都十分喜爱中餐，许多日本客人对小笼包子、手工水饺、手擀面、元宵、年糕、煎饼等中国食品很感兴趣。尤其是海部俊树，1991年访华，特意要求安排一次中药膳食。

　　海部俊树在任首相之前曾经吃过“龙华药膳”的菜，印象深刻。日本驻华大使即向礼宾司传达了首相的愿望：希望访问中国时再次品尝药膳美味。于是礼宾司找到了“龙华药膳”的前任总厨师长，当时正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的国家特级烹饪师王春明，把他请到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当天王师傅做了枸杞扒鱼翅、天麻鱼、罗布麻芹菜叶等，海部俊树首相吃到高兴时满意地说：“这正是我以前吃过的正宗味道啊！”吃完饭之后，海部俊树夫妇还特意要求与王春明合影。

　　当然，由于礼宾官对来访国国宾了解不细致，不太符合国宾胃口的菜单偶尔也有发生。1976年9月萨摩亚国家元首访华，在钓鱼台设宴欢迎贵宾。当晚宴席的菜肴，以“汤”多些，吃的是“味”。但对于萨摩亚人来讲，就不太习惯了，因为他们平时的食品多以面包果、芋头等薯类为主，淀粉含量大，几小碗汤汤水水吃下去，过不了个把小时便饥肠辘辘了。晚上10点，元首副官来到接待室，说他们晚饭没吃饱，可否给他们弄点芋头、啤酒。宾馆服务人员搬来了一箱啤酒，但临时找不到芋头，外宾只好拿些面包、香肠充饥。等到元首一行去南方访问时，安排每顿饭都加了煮芋头、烤芋头等点心，贵宾们非常满意。

　　我想起几份别有一番味道的菜单。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实现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是震惊世界的大事，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当年宴会是四菜一汤，除冷菜拼盘外，热菜为芙蓉竹笋汤、三丝鱼翅、两吃大虾、草菇盖菜、椰子蒸鸡、杏仁酪。点心：豌豆黄、炸春卷、梅花饺、炸年糕、面包、黄油等。

　　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养源斋会见英国女王一行，并设午宴招待。菜单除冷菜拼盘外，热菜是茉莉鸡糕汤、佛跳墙、小笼两样、龙须四素、清蒸鳜鱼、桂圆杏仁茶。点心是：鲜豌豆糕、鸡丝春卷、炸麻团、四喜蒸饺、黄油、面包、米饭。

　　1997年7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有江泽民主席参加的庆祝香港回归的国宴上的菜单：冷盘、浓汁海鲜、清蒸大虾、罐焖牛肉、草菇绿菜花以及点心和水果。

　　2008年8月8日中午，国家主席胡锦涛为奥运会各国政要举办的国宴为三菜一汤：荷香牛排、鸟巢鲜蔬、酱汁鳕鱼，瓜盅松茸汤。

　　最近几年，国宴的“堂菜”和“台菜” 的名词，流传甚广。 “堂菜”的“堂”字是取自人民大会堂的堂，本是人民大会堂厨师随口一说的名称。1984年出版的《人民大会堂国宴菜谱集锦》，首次为“堂菜”正名。“台菜”则指钓鱼台国宾馆厨师为宴请国宾烹调的菜，国宾下榻于钓鱼台国宾馆，日常用餐也在那里，许多道“台菜”很有名气，如里根总统开戒的“ 佛跳墙”，金日成喜欢的“香橙狗肉”，西哈努克爱吃的“砂锅狮子头”， 还有邓小平赞赏的 “酸辣乌鱼蛋汤” 等。-周总理的指示:要给客人准备可口实惠的大寨饭，不要铺张浪费

　　国宴是只有一次的正式宴会，第二天陪同的团长请客人吃烤鸭，或者省市领导人宴请到访的国宾，那都不能叫国宴。所以民间流传的“大寨国宴”的说法不对，那是宴请，但不能叫国宴。

　　1965年5月21日，第一批外国国宾——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列加一行，由周恩来总理陪同访问大寨。事前礼宾司先遣人员向大寨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他陪阿尔巴尼亚同志是来接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教育的，要给客人准备可口实惠的大寨饭，不要铺张浪费。于是太原提前准备的原料、饮料、餐具、酒具……拉过去的东西，便撤走了。大寨人准备的主食有玉米面窝窝头、小米稀饭、羊肉饺子和油糕，还有四菜一汤。席间，外宾30余人和中方陪同人员喝着大寨高粱白，吃着土豆丝、腌咸菜，谈笑风生，和谐而轻松。席间，客人不时赞扬大寨的饭菜“新奇”、“可口”、“好吃”，称道大寨的“粗茶淡饭”的宴会。此后，周总理又曾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前往大寨参观访问。

　　1976年5月我作为礼宾司人员随李光耀总理访问大寨。我和外宾一样，很赞赏大寨人具有地方特色的接待。

　　我也曾多次随国宾赴省市访问，很多省市都希望表达好客之情，盛宴款待客人。但我想，每次地方宴请，菜肴通常十来个，太多了，宴会的时间也比较长。我记得外宾对此也有议论。如：1986年澳大利亚副总理鲍恩到东北一市访问时，在宴会上说：你们的饭菜太丰盛了，如果到我们国家，由我来宴请你们的话，一没有这么多的饭菜，二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这话与其说是对我们好客之举的赞扬，不如说是对我们这种铺张浪费之举的含蓄批评。-在宴会上，这几个国家的使节老盯着我们几个管讲话稿的人，有的还找我们要讲稿

　　人们常说，礼宾是外交工作的寒暑表，确实，礼宾工作体现外交关系的冷热。

　　我从外交学院毕业，1965年7月调入外交部礼宾司。外交部礼宾司成为我外交生涯的第一站，一生三进三出，在那里任职约20年，两次在驻外使领馆任职也是当礼宾官，最后一任才做总领事。

　　我记得刚到礼宾司工作时，每逢举行国宴，我的主要任务是输送和分发我国领导人在国宴上的讲话稿。那时每次宴席，宾主双方都发表正式讲话，讲话稿还译成英、法、俄三种文字，加上中文的，就有满满一车。或者根据指示，把大字体讲话稿送给周总理等领导同志。

　　那时我国与苏联关系正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来访国宾和东道主任何一方讲话中经常会针对时代背景讲几句，如果涉及“苏修”和“小修”的说法，“苏修”和“小修”的外交使节就立刻退席，以示抗议，一下子宴会厅还没正式开宴就空了几桌。后来，周总理指示：先吃饭，等吃完4道菜之后，宾主双方再讲话。以后在宴会上，这几个国家的使节老盯着我们几个管讲话稿的人，有的还找我们要讲稿，但主人和来宾讲话前，我们婉言谢绝他们的要求，直到即将讲话的那个时候，才分发讲稿。

　　1969年3月我被派到我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工作，除担任总领事英文译员外，还担负总领事馆的礼宾工作。总领事馆的礼宾官与北京的礼宾官职责不同，迎送任务繁重。那时我国已与40多个国家建交，国宾来，要路经卡拉奇，我国领导人出访、外交信使出国也经过卡拉奇，那时这条路线几乎是唯一的路。总领事馆每月平均要接送20多班信使。总领事馆有专门接送信使的领事，我作为礼宾官，也得起早摸黑，奔波于机场与总领事馆之间接送客人。有时一天跑机场要跑五次六次。后来跟日本建交，日本也算是一条线路。再往后慢慢的路就多了。

　　1971年3月印巴战争期间，因为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与巴基斯坦海军总部相邻，处于印度战机轰炸目标附近，弹片有时就落到总领事馆里来。晚上印度战斗机频繁飞来，我们得不停地跑地下室。在那硝烟弥漫、轰炸声不绝的日子里，我与司机李师傅经常要往来卡拉奇港口办公务。

　　在卡拉奇度过6年时光之后，我于1975年底调回礼宾司，随后被任命为礼宾司国宾接待处副处长。那时任务重了，没日没夜地工作是常态。1978年以后，不但来访的国宾多，我国领导人出访也多了。我的任务又多了，我国领导人出访时，我们的礼宾司要协助对方进行礼宾安排。

　　我们有工作规范：不可以在进行礼宾工作时与国宾或者领导人合影。所以这么多年，除了那种全体人员的合影，我没有什么“工作照”。在我家相册的首页，有一张珍贵的黑白照片，那是1978年1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缅甸时，在仰光国宾馆草地上与我们全体随行人员的合影。

　　1978年1月26日，邓小平副总理一行共25人抵达仰光，对缅甸进行6天的访问，然后访问尼泊尔。那次访问举世瞩目，因为那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位中国高级领导人出国访问。英国广播电台就说，“这是近三年来中国高级领导人头一次出国访问。”我作为随行人员，有幸亲历了这次历史性的出访。

　　在访缅时邓副总理的守时让随行人员十分敬佩。按照多年形成的生活习惯，他晚上10点半就寝，黎明即起。一天清晨散步时，一位工作人员请求与邓副总理合影，他欣然同意。消息传开，全体随行人员都来了。就这样，一张代表团的“全家福”在新华社随行摄影记者的手中诞生。-涉及翻译问题，中日双方反复协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做了一个妥协的方案

　　1983年9月我到中国驻日本使馆任一等秘书和礼宾官。刚上任不久，就是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应邀访日，我和日本外务省仪典官室西寺千代子女士商谈胡耀邦总书记访问日程草案。我记得胡总书记访日，安排了两次演讲。仪典官室说，这是破例安排的。一次是胡总书记在日本国会的演讲，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方首次同意我国领导人在国会演讲；另一次是11月26日，在日本广播协会大厅举行的3000名日本各界青年参加的大会上的演讲。我记得当时在使馆看电视收听演讲实况时，不时接到日本朋友打来的电话，除了称赞演讲，还说，第一次看到访日的中国领导人穿西装，很有意思。

　　1987年底我又回到礼宾司，任综合处处长，1989年12月任礼宾司参赞。那时候礼宾司的任务就更重了，礼宾工作的职能强调主管国家对外礼仪事项，负责研究和处理各国驻华使馆、欧洲共同体驻华代表团、联合国系统组织代表机构在华的礼仪、优遇问题；指导我国驻外使领馆和地方外办有关涉外工作的礼宾事宜等。当然，接待国宾和重要外宾访华、安排我国领导人出国访问，也是礼宾司的重要职能之一，有时还带先遣组 “打前站”。

　　外事无小事，礼宾工作是一项细致的综合工程，细节决定成败。有时细微的礼宾活动，却表达深层的外交含义。做礼宾工作多年，我常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技术上的一点差错，造成外交上的误会或政治错误，时有发生，都是前车之鉴。礼宾工作特别要求细，不细不行。

　　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应邀访日，部里让我率一个先遣组去打前站。我印象特深的，很小的一个事情我就要不断向国内报告。例如天皇会见江总书记的翻译安排问题，因为江总书记喜欢引用诗词，我们担心日方的翻译不一定能翻译得那么准确，我们就提出来，中国的翻译要参加这次会见。日方怎么也不同意，说日本的译员有水平、有能力来翻译。这个问题反复协商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做了一个妥协的方案：一、天皇与江总书记会见时，我们的驻日大使杨振亚参加——这样我们就能放心了，杨大使的日文相当的好，万一出现日方翻译弄错了的情况，我们的杨大使在，他可以纠正，可以帮翻译；二、会见后共进午餐时，日方同意我们的翻译进去。这样，问题基本就解决了。

　　1991年至1994年期间，我多次为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访问蒙古、印度尼西亚、泰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打前站。经常是任务急、困难多、情况复杂多变，我常以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准确、细致、主动、及时”八个字来勉励自己。

　　1994年我到马来西亚当总领事，这是我第三次“出”礼宾司。

　　参加外交部离退休干部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举行的“共度重阳”团拜会时，一位老同志对我说：“钓鱼台国宾馆是你的半个家。”这句话让我感慨万端。我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了二十多年，职责所在，真说不清去了多少次钓鱼台。我清楚知道的数字是：到2000年钓鱼台国宾馆接待奥地利总统时，共计接待800起国宾，到今天已达1000起。-口述/吴德广

　　-采访/本报记者　谭璐 （2010-06-07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