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影忍者手游出售平台:近十余年朝鲜战争研究综述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10余年，随着苏联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逐步解密，中国学者的研究在充分使用中方及美方文献的基础上，开始大量利用俄国解密档案，朝鲜战争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995年至2009年，中国公开出版的有关朝鲜战争的专著、译著及回忆录等图书约100余册，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朝鲜战争研究，在2000年战争爆发50周年和2003年战争结束50周年达到高潮。特别是，这一时期，中国的朝鲜战争研究[1]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注重对国外解密档案的搜集、整理和利用。在十余年来对朝鲜战争的研究中，中国学者愈来愈重视对档案资料的解读和利用，特别是注重在参照和对比中使用多国档案。多数学者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分析中俄、中美双边或中美俄三方档案的基础之上的，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利用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解密档案进行研究。其结果，在此期的朝鲜战争研究领域中，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弱化，而学术氛围则越来越浓厚。研究者首先关注的是，在解读、分析和对比档案文献及回忆史料的过程中，把历史事实梳理清楚，引证材料讲究严谨，分析问题力求客观，尽量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研究水平正在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领域独立治学、独立思考的基本特征。

　　第二，国际学术交流愈益频繁。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学者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同其他学术领域一样，很少与国际学界交流，这种状况在近10年有了很大改观。中国是战争的重要参与方，首先掌握中方档案文献的中国学者自然就占了先机，而不少中国学者又与国外同行几乎在同一时间看到了最新解密的俄国档案，这就为他们深入研究朝鲜战争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于是，中国学者以中、俄、美等多国档案为史料基础的研究成果很快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交流与合作也日益紧密。应该说，在朝鲜战争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已经可以在国际论坛上与各国学者进行直接的、平等的对话。

　　第三，研究范围迅速拓展，专题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的研究不再像10年前那样基本上囿于军事历史，而是从外交、政治、经济、军事和国内建设等各个角度，对中国与朝鲜战争这一主题展开了立体式、全方位的研究，如中国参战的决策与目标，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以及中朝关系，中国关于停战的决策和策略，中国的国防军事战略，中国的战争动员和社会支持等等，都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

　　通过对多国档案文献及回忆史料的研读，中国学者对一些重要史实进行了严谨的考证，也对许多国际学术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争论，现概述如下。

　　一、关于朝鲜战争的起源

　　关于朝鲜战争的起源，以往的说法是，朝鲜战争是由美国人策划、李承晚政权发动的。随着中俄档案的陆续解密并公开，中国学术界对战争起因的研究不断深入。不少学者跳出了朝鲜半岛地缘政治的局限，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战争的起因问题。总体讲，学者们把朝鲜战争放在世界范围的冷战格局中考察，认为战争爆发与美苏对抗的国际大背景有直接关系，其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分裂为以美苏两国为首的两大对抗集团的格局。毕竟，美苏在朝鲜半岛划分势力范围直接导致朝鲜民族的分裂，而朝鲜战争恰恰是朝鲜民族分裂的产物。三八线把朝鲜半岛分裂成两个互相敌对的区域(或国家)。形成了围绕三八线展开的美苏两国外交争斗、在远东争夺势力范围的冷战局面，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南北朝鲜剑拔弩张的军事对峙，都是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在朝鲜半岛的外在反映。没有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就没有朝鲜的分裂，而没有南北政权的敌对就不会爆发朝鲜战争。所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要对朝鲜战争承担最主要的责任。[2]

　　这种看法从国际冷战格局的大视角出发，在强调朝鲜战争起源的国际性因素的同时，却忽略了导致战争爆发的本土性根源。鉴于朝鲜国内政治势力在抗日斗争中已经分裂的事实，即使二战后美苏不在朝鲜划分势力范围、冷战格局没有影响到朝鲜，朝鲜本国几股不同的政治势力也要为哪个集团统治全朝鲜而一决高下。也就是说，研究朝鲜战争的起源，在关注国际冷战背景的同时，必须要重视朝鲜本国政治势力的利益吁求和行为的主动性。

　　与战争起源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苏联与朝鲜战争爆发的关系。俄国解密档案证明，是苏联领导人为朝鲜战争的爆发开放了绿灯。国内外学者都注意到，斯大林在与毛泽东谈判中苏条约期间，改变了苏联的远东政策。具体说，“斯大林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决定是在1950年1月作出，而在4月最终确定的”[3]。

　　那么，为什么斯大林会在1950年初突然同意金日成坚持的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建议？迄今尚缺乏直接的档案揭示斯大林的意图。有关斯大林远东政策改变的原因，学术界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国外多数学者的看法是，杜鲁门在1950年1月5日、艾奇逊在1月12日关于美国太平洋的防御范围不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的声明，使莫斯科相信美国不会卷入在远东的战争，从而为苏联政策的改变起到某种催化作用。[4]中国学术界不同意这种观点，而认为斯大林改变远东政策有其自身的目标。

　　有学者从中苏关系的角度出发指出，中苏同盟条约的结果是苏联必须放弃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这“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将受到威胁或者完全丧失，从而才需要改变政策，以保证苏联战后确定的远东战略目标继续存在”。于是，斯大林期望通过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军事冲突，来保证苏联重新获得其远东战略的基点——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无论战争胜负，苏联都会达到目的：胜则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包括其南部港口；负则继续掌握中国的旅顺、大连乃至长春铁路。[5]

　　有学者对上述看法提出质疑，指出如果斯大林仅仅为了获得太平洋的不冻港而支持朝鲜战争，风险和代价太大。斯大林在1950年敢于支持朝鲜战争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在柏林危机中被迫退让后，他明显地感到苏联没有力量与美国在欧洲公开对抗，于是便主动让中共来承担指导和援助亚洲革命的责任，帮助苏联在亚洲牵制美国的力量，以减轻苏联在欧洲和中亚的压力。该学者还指出，斯大林的亚洲政策自1948年以来一直在逐渐地趋向激进，到1950年1月则彻底完成了方针性转变，即决定在整个亚洲推动攻势防御的路线。[6]

　　应当看到，上述两种在国内学界影响较大的观点都是在合理的逻辑推断下得出的结论，并没有确凿的档案资料予以证明。前者没有顾及冷战对斯大林思想转变的影响。在对朝鲜战争如此重大决策上，苏联最高领导人仅仅从小处入手考虑“利益补偿”，似乎让人难以置信。后者乃“转移视线说”。鉴于斯大林在1950年1月前一直反对金日成发动战争且此后继续持十分谨慎态度的事实，如果单从苏联感到压力而打算转移美国对欧洲的关注，便推断斯大林在亚洲采取激进政策，那么这无疑显得有些牵强了。无论如何，对斯大林意图的探讨恐怕只有以美苏冷战对抗的背景为基础，综合分析诸方面的因素，才能得出较为理想的结论。

　　中国与朝鲜战争爆发的关系同样是与战争起源密切相关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毛泽东究竟是主动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还是被斯大林和金日成拖进去的？中国在战争起源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此，不少外国学者认为，毛泽东从1949年到1950年一直积极支持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并表示要给予直接的援助。甚至有外国学者提出是苏联、中国和朝鲜共同策划了朝鲜战争，即著名的“共谋论”，或称“三国同谋论”。[7]这种论点一直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俄国政府公布相关档案后，国内学术界才找到确凿的证据予以驳斥。

　　学者们普遍认为“三国同谋论”并没有客观的证据来支持，而纯粹出于猜测。根据俄国档案可以清楚地看出，朝鲜战争是在完全排除毛泽东的情况下，在平壤和莫斯科之间酝酿出来的，作战计划则是由苏联军事顾问协助朝鲜人民军制定的。考虑到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在新中国立足未稳之际不想让朝鲜在此时发动一场可能给中国安全造成威胁的战争。但是，毛泽东在斯大林已经表态之后，只能接受既成事实。虽然毛泽东原则上赞成用军事手段来统一朝鲜，却并没有具体参加“策划和准备朝鲜战争”。在朝鲜战争策划过程中，毛泽东完全是局外者，甚至连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也是在战争开始后才得知的。[8]

　　另外，过去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曾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族部队在朝鲜战争前转入朝鲜人民军序列，就是中国参与“共谋”的有力证据。但是，中国学者在利用档案资料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这种说法缺乏依据，因为在中国军队中的朝鲜族官兵回国是有历史根源的，且就毛泽东的动机而言，朝鲜师回国与朝鲜战争并无关系。从时间上看，在中国处理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时，毛泽东是反对金日成向南方发动进攻的，当时斯大林还没有同意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因此，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士兵回国，并不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参与了战争的策划。[9]

　　毋庸置疑，在“共谋论’的问题上，中国学术界依据第一手的史料彻底驳倒了那些妄加猜测的国外学者，进而解决了国际学术界这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学术界的努力，不仅澄清了基本史实，尤其是揭示了历史的真相。

　　二、关于中国出兵朝鲜

　　对中国出兵朝鲜问题的研究首先涉及东北边防军组建的目的。针对一些外国著作所说的，组建东北边防军表明中国从战争初起时就准备参战，中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基本上都认为从战争爆发到1950年9月这段时间内，中国组建东北边防军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采取的具有防御性质的举措。只是在美军越过三八线之后，边防军的性质才开始转变，“志愿军”是出国作战的称呼，任务也改为全面参战。出国作战是保卫边防的一种手段，是把国境线推出去，避免在家门口承受过大的压力。它的立足点仍是更好地保卫边防。[10]显然，这种看法否定了外国学者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对新中国行为的妄加猜测，更破除了他们对新中国行为的一些偏见。

　　除了东北边防军组建的目的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引起国内学者们的热烈讨论，即为什么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必须出兵朝鲜，同世界头号强国兵戎相见？对于此问题，国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进犯，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迫使中国领导人最终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出兵决策是新中国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的第一次危机处理，是中共中央在对各种方案的利弊作充分的比较后作出的。中国领导人国家安全感的不断丧失与不安全感的不断加深，使他们对朝鲜战争的决策逐步向出兵朝鲜的方向发展，最终由于美军突破中国领导人心中的安全底线——三八线而导致中国出兵决策的形成。[11]的确，在当时冷战的紧张局势下，美国出兵保卫所谓“远在天边的防线”，矛头所指无疑是社会主义阵营，而中国作为该阵营的重要成员，对于邻邦燃起的熊熊战火，其领导人肯定会感受到美国的军事威胁。所以，有的学者认为，美国宣布介入朝鲜战争和封锁台湾海峡导致中国领导人根本改变了对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判断。美国对朝鲜的军事干预，使毛泽东认为这是对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和台湾地区的全面干涉，朝鲜战争不过是美国发动侵略的借口。这种认识的形成和加深，是中国决心参战并考虑一切战争决策的最根本和最深刻的原因。[12]

　　不过，与上述看法有着较大不同的是，有的学者强调毛泽东决心出兵以及他所用以说服党内同志的重要理由，不仅仅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量，而且更多是注重意识形态因素对中国出兵决策的作用：阶级情感的本能反应；推广自身经验和实践政治承诺的必然选择；向莫斯科证明意识形态正统的重要机遇；动员教育民众和巩固阶级政权的现实需要[13]。另有学者则从分析毛泽东的决策动机入手，指出这位领导人的主要考虑可能有：避免被人指责走上铁托式的道路，而使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孤立地位；避免在中国境内与美国进行战争，从而引起中国局势的动荡；避免在美国把战火引向中国之机，苏联利用中苏同盟条约派兵进入中国东北。而“中国被迫出兵朝鲜的合理动机”在于：由台湾问题引发的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责任和义务；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14]

　　事实上，无论哪一种观点解释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因，都有其自身合乎逻辑的理由。它们都是对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基本情况予以充分考虑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影响中国出兵决策的基本因素。

　　此外，在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涉及中国出兵的根本立场以及原始档案的真伪性。研究朝鲜战争的学者都知道一份反映中国出兵决策的重要资料，即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引起学者们高度关注和极大兴趣的是，关于中国是否同意出兵，在当天存在着两封内容不同、结论相反的电报。一封为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收藏，另一封则是中国公布的以毛泽东的电报手稿原件为证的文件。有些俄国学者根据俄国档案认为，毛泽东的电报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出兵朝鲜表现出“犹豫和缺乏信心”，“中国立场意想不到地改变”了。特别是，他们对中国发表的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15]

　　对此，有学者在对中国和俄国档案进行了细致对比后指出，这两份文件都是真实的。中国档案中没有俄国公布的电报，是因为该电不是中国发出的，而是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直接发给斯大林的，其中转述了毛泽东对斯大林10月1日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的答复。而俄国档案中没有中国公布的电报，则很可能是这封电报当时根本没有发出去，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内部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而且，无论从此前中国方面的参战准备和中国的态度看，还是从这份电报本身看，都不能得出中国不准备出兵援朝的结论。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是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需要自主作出的决策，而非苏联压力的产物。在这个重大的事情上，斯大林动摇而毛泽东坚定。[16]

　　显然，中国学者对1950年10月2日电报所作的考证，一方面弄清了事实，表明中国出兵立场的坚定性，另一方面亦充分解答了俄国学者的质疑，有力地证明中国所公布档案的真实性。

　　三、关于朝鲜战争停战谈判

　　有关停战谈判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0年底至1951年初取得重大战果后，中国政府是否应该接受1951年1月的联合国提案。该提案主张“先停战后谈判”。尽管它由联合国三人委员会所提出，但是在当时美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若接受之，的确就有可能使美国保存实力，“并使李承晚保有若干地区和武装资本，而谈判则可无限期地拖延下去”。[17]所以中国政府拒绝接受之。不过，在学术层面上，在朝鲜战争研究领域，中国是否应接受联合国议案是国内学者非常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他们围绕着该问题展开了争论。这种争议主要存在于非军方学者和军方学者之间。

　　在一些非军方学者看来，对于中国来说，接受联合国提案是一次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从政治上讲，朝鲜政权得以完整地保留，莫斯科所担心的引起美苏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也烟消云散，中国履行了其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承担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而且，有朝鲜作为缓冲地带，毛泽东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自然可以化为乌有。从外交上看，中国可以取得主动权并分化敌方阵营，甚至中国的台湾问题及其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在军事上，如果中国方面接受停火提议，不仅可以把停火线置于汉城以南的三七线，而且可以使部队得到充分的休整补充时间，包括让一部分部队用刚刚运到的比较现代化的苏式装备武装起来。[18]

　　那么，根据这些学者所分析的情况，为什么中国政府没有抓住有利时机而拒绝了联合国提案呢？有学者强调苏联对中国决策的影响：苏联在联大发言反对联合国提案，极大地限制了中国领导人的选择余地，因为在何时和如何提出停战条件的问题上，苏联的态度几乎是决定性的。如果没有苏联在联合国的配合与支持，中国是无法解决和谈问题的，况且志愿军要依赖苏联的军事援助。[19]

　　这些非军方学者的观点只是一相情愿地分析了中国方面的状况，而没有充分考虑到美国方面的意图和打算采取的政策，没有深入分析一旦中国接受提案，美国政府是否能够真正履行之。鉴于朝鲜战争时期云谲波诡的国际冷战局势，美国人很有可能采取令人料想不到的措施，做出对中国不利的事情，从而使接受提案的益处大打折扣，甚至完全消失。正是由于考虑到这一点，军方学者的说法才与非军方学者的观点大相径庭。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府不应当接受联合国提案，因为从战场形势看，侵朝美军处在失败后撤的境地，实现停火至少在军事上对美国有利。况且，美国当局也不会真正赞成这个方案，美国只是想停火，不会考虑停火以外的其他几个对中国有利的步骤。[20]此外，在朝鲜停战谈判进行之前，美国主导和支持的停战提案，有着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摆脱困境的目的，而不是真正寻求停战，停战提议不具备实现停战的可能性。[21]

　　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则是谈判久拖不决的原因。众所周知，朝鲜战争打了3年，其中停战谈判就耗时2年。交战双方为结束战争而进行如此长时间的谈判，在世界军事史上实属罕见。事实上，谈判双方早在1952年春季已经就五项议程中的四项达成协议，仅对战俘遣返问题存在重大争议，以至于战争因谈判的拖延又持续了一年多。遣俘问题成为谈判久拖不决的关键因素。本来，依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118条的规定：实际战事停止后，全部战俘应立即予以释放并遣返，战俘遣返的问题便很容易得到解决。[22]这也是中朝方面坚持的立场。但美国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而坚持所谓“自愿遣返”原则，使一个原本简单的问题变得异常复杂。那么，到底美国的动机何在？只有洞悉华盛顿决策层的意图，才能彻底清楚谈判久拖不决的真正缘由。

　　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一些学者看来，美国方面故意利用战俘问题以便捞取较为具体的政治利益从而导致谈判迟而不决。他们认为，由于在前几项议程的谈判中，美国实际上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因此，它极力想利用战俘问题为自己在朝鲜战场上所受到的挫折，捞回一些面子。美国人在战俘问题谈判中百般拖延，态度强硬，大做文章，使原本简单的事情发展成政治、军事、外交等各种因素交织其中的十分复杂的问题，而李承晚政权和蒋介石政权也抓住这个机会，千方百计地插手其中，想在反共宣传上或充实军力上为自己捞一些好处。这种情况不能不使谈判复杂化并且无限期地拖延下去。[23]

　　另有学者则持完全不同的看法，提出杜鲁门政府源于争夺全球霸权战略目标的停战谈判政策应当为谈判久拖不决承担全部责任。该学者认为杜鲁门政府通过故意拖延朝鲜停战谈判，使战争持续进行下去，从而顺利获得国会对巨额军费预算的批准，以便实现其夺取全球霸权的战略目标。在此过程中，为避免来自各方面的要求迅速停战的压力，华盛顿当局使用各种手段掩盖其战略企图，寻找能引起国内外舆论认可其拖延谈判的理由，为僵化的谈判政策作辩护。特别是，美国利用战俘遣返问题故意拖延停战谈判，成为该谈判久拖不决的重要缘由。[24]

　　当然，还有学者从考察对日和约与停战谈判的关系入手，探讨美苏关于对日和约方针的转变及结果对谈判的影响，从而揭示谈判久拖不决的复杂原因。在其看来，朝鲜战争的爆发迫使美国最终确定了单独媾和的对日和约新方针；尽管已经感到必须结束战争，而且中方也一再作出让步，但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采取了拖延谈判的策略；旧金山会议后美国急于停战，但苏联因对日和约在远东陷入困境和被动局面，所以决心在停战谈判中坚持强硬的和不妥协的立场，以便在朝鲜战场吸引和消耗美国的力量。这样，对日和约签订的方式和结果，成为朝鲜停战谈判一再拖延诸多原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25]

　　根据这位学者的看法，谈判之所以一再拖延，在旧金山对日和会之前应归咎于美国的拖延政策，而在和会之后应缘于苏联所坚持的强硬立场，美国则急于停战。如果从华盛顿决策层在停战谈判期间的表现来看，在对日和会前美国确实采取了拖延谈判的政策。但是，若说美国在和会后改变拖延政策而急于停战，那就值得商榷了。一方面从1951年夏季直至整个秋季，对国际国内政治情况的考量，使得杜鲁门非常需要通过拖延朝鲜停战谈判使朝鲜战争持续进行下去，从而利用战争造成的紧张局势迫使国会通过庞大的军事预算，以顺利推行与苏联争夺全球霸权的大战略。所以，在此期间，杜鲁门一直在酝酿利用何种手段才能最有效地达到拖延谈判的目的。最终，他所领导的政府在1952年2月决定在遣俘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导致谈判无限期拖延。[26]另一方面，应当看到的是，苏联在谈判中的强硬立场必须不能离开中国所采取的不妥协政策。这里有一个孰先孰后的问题，即中国坚持全部遣返的原则在先，而斯大林只是随后予以强力支持。尽管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处于被领导的地位，但是鉴于各方面力量对和平的要求，如果美国急于停战而愿意向中国的立场作出让步，那么，无论苏联如何强硬，都不能阻挡谈判双方迅速达成协议。再说，斯大林希望拖延和谈以便吸引美国的力量并使其消耗在远东的观点缺乏确凿的证据。

　　四、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中苏关系

　　就中美关系而言，由于杜鲁门政府在解放战争时期对蒋介石政权给予支持和援助，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两国之间实际上处于一种彼此敌视的状态。只是这种情况并未导致双方关系的崩溃。及至朝鲜战争爆发，华盛顿决策层旋即改变了对全球冷战对抗局势的看法，决心通过卷入战争而在朝鲜半岛实施遏制战略。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对美国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究竟有没有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存在诸多争论。首先，国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几乎一致认为朝鲜战争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道“分水岭”。正是由于朝鲜战争，美国才视中国为其在东亚的战略死敌，其对华政策迅速转上全面遏制中国的轨道，并以推翻中共政权为其对华的长期目标。[27]对于这种“分水岭说”，有国内学者持类似看法，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对美国确立敌视中国的政策具有决定性影响。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华政策尚有一定的灵活性，是在选择敌视与非敌视之间徘徊，因而不属于遏制范畴。朝鲜战争爆发及中国出兵朝鲜，导致美国重新评估中苏关系性质及中国的实力，美国开始视中国为其在远东的主要敌手，选择了对华遏制政策。[28]

　　也有中国学者在详细考察美国对华政策渊源的基础上提出，朝鲜战争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无足轻重。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政策由来已久，无论中国是否在朝鲜与美国交战，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政策都不会改变。杜鲁门政府在1949年和1950年对新中国实行的是近乎彻底的敌视政策，这项政策既是出于对利益的权衡，也是由感情和意识形态的驱使。因此，“美国政府试图同新中国和解”的取向是根本不存在的，朝鲜战争只是加剧了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29]这种看法有些过于强调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姑且不论杜鲁门政府企图分化中苏关系的“楔子战略”，仅仅从解放战争后期美国并未像干涉朝鲜战争那样卷入中国内战以及其“等待尘埃落地”的观望政策，就可看出它的对华政策并非没有一些缓和的余地。

　　其次，朝鲜战争与美国对台政策之间的关系也是冷战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热点，国际学术界在讨论中分歧较大。核心的问题是，美国何时转变对台政策？中国未能完成统一大业的主要原因是否就在于朝鲜战争的爆发？

　　很多外国学者认为，战争爆发导致美国转变对台政策，重新介入台湾事务，阻止了中国的统一，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美国政府不会重返台湾，中共军队或许将渡过海峡，消灭蒋介石政权，从而统一国家。国内有部分学者持比较类似的看法，认为战争爆发和美国介入中国台湾问题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美国从反共的全球战略出发，在战争爆发后改变对台政策，重新扶植蒋介石政权，人为地制造了‘台湾问题’；美国对朝鲜和台湾的干涉，导致中国的战略重点被迫转向东北地区，最终不得不在事实上放弃了解放台湾的作战计划。[30]

　　另一些中国学者则持有不同看法。他们指出，由于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和公布，美国在战争爆发前已经倾向于改变对台不干涉的政策。虽然有一段时间美国奉行弃蒋政策，企图离间中苏关系，但是弃蒋并不意味着弃台，当弃蒋的目的和意图落空后，美国必然要改变政策，阻止中共对台湾的进攻。即使战争不在那时爆发，美国也一定会改变政策，干涉台湾事务。战争的爆发不过是为杜鲁门政府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和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提供了机会和借口。[31]尽管这些学者剖析了美国觊觎台湾的潜在意图，但是他们忽略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次。毕竟，美台关系必然要从属于美国与新中国的关系。若战争不爆发，则美国是否愿意介入台湾事务、干涉中国内战，当然视它与新中国关系的走向而定。即使这种关系因中苏结盟而不会有太大的起色，然而在战争不爆发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面情况的变化，中美关系也许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缓和。而只要此种可能性存在，美国人不会颠倒主次利益的顺序，会在台湾事务上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就此而言，杜鲁门政府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转变对台政策的观点，并不能令人信服。

　　最后，在朝鲜战争与中苏关系的问题上，以往的研究几乎都认为朝鲜战争推动了中苏关系的发展。新的研究继续拓展了这方面的论点，认为战争在中苏关系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指出，志愿军入朝作战使中国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更增加了苏联在远东对中国的倚重程度。“抗美援朝”实际上也是抗美援苏，从道义上使中国领导人获得了一种对苏联真正的平等感，甚至是某种优越感，斯大林也更愿意在重大决策上与中国领导人协商或征求意见。战争使得苏联向中国提供全面援助，巩固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和经济基础。[32]

　　不过，在看到中苏关系良性发展的同时，有学者提出战争也对中苏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虽然战争加强了中苏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同盟，但双方在战争目标和基本要求方面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特别是苏联在战争中的一些利己主义行为，也为双方关系中本来就存在的不信任和不协调因素的发展，甚至为后来的关系破裂留下了隐患[33]。引人关注的是，有学者进一步把中苏关系中的这种隐患与后来出现的中苏大论战联系起来，明确提出，正是在朝鲜战争中双方存在的矛盾隐患，加之中国因参战国际地位提高从而增强的对苏独立性，导致了苏联对中国的恐惧和猜疑。其直接后果便是促使苏联有意无意地抑制中国这种独立性的发展，埋下了此后双方发生碰撞的更为深层的隐患，即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并构成了后来中苏大论战的直接原因之一。[34]

　　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符合一个原则：“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这是一条规律。中苏关系亦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前，中苏两党关系的基础就不牢固，这自然影响到以后两国间的关系。尽管朝鲜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这种关系，然而双方在战争中的矛盾，归结到一点，就是国家利益之争。当维系双方关系的战争纽带消失后，原先的国家利益之争必将进一步扩大，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导致关系破裂，最终发展为普通国家间的常态关系。因此，朝鲜战争对中苏关系的积极影响只是暂时的，而潜藏的负面影响更大一些。

　　五、关于朝鲜战争的后果和影响

　　朝鲜战争无疑是亚洲冷战、乃至全球冷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对国际政治、大国关系，乃至相关国家的发展等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不过，国内学术界重点关注的是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且在该问题上存在着非常大的争议。最主要的分歧点在于如何评价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得失。对于个别学者所持的战争给中国带来较多消极影响的看法，[35]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他们坚持认为，战争对中国的积极意义要远远大于其消极影响；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洗刷国耻的战争，符合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对新中国的巩固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战争对于支援朝鲜人民抗击侵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保证中国和平建设的环境，巩固中国的国防，加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特别是消除“恐美症”，甚至对后来的中美建交，对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都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36]

　　与此同时，参与这一讨论的更多学者主张应该冷静地看到事物的两个方面。有学者指出，一方面战争的确使中国在世界上恢复了大国和强国的形象——中国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都发挥了核心作用，由此开始的进程消除了长期埋藏在中华民族内心的屈辱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统治地位也因而得到了政治上的巩固。另一方面，中国的参战，特别是在1951年初对停火采取强硬的拒绝立场，引起亚洲一些周边国家的忧虑和担心。同时，中国“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这无疑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37]

　　学者们还探讨了战争对美国的影响。大多数学者强调战争给美国带来了比较大的消极影响。因为战争遏制了美国在二战后的争霸势头，使其对外政策更深地陷入了僵硬的冷战立场，其结果不仅让美国最终背上了蒋介石这个它曾经一再想摆脱的包袱，还迫使美国不得不拉长战线，同时遏制苏联和中国，不断加强军备，扩大其在经济和军事上所承担的义务，并由于实施对华遏制方针而迈出了通向越南战争的第一步。[38]

　　还有学者则认为美国在战争中获得诸多收益。在全球战略部署方面，美国重新驻军韩国，它的战略前沿推进到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从意识形态对抗而言，它将视为洪水猛兽的共产主义远远地挡在了家门口外。美国参战使得亚洲许多国家更加依赖美国，而美国在这种依赖关系中乘势将自己的影响渗透到东南亚并获得各种利益。[39]

　　不管怎样，任何一场战争对参与国的影响都是多方面的和长时期的，并且这种复杂的影响往往表现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诸多领域。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视角来考察参与国在战争中的得失，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总体说来，近10余年中国学术界在朝鲜战争领域中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但也必须看到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其一，研究的范围还有待进一步拓宽。尽管研究范围较10年前有了很大的拓展，但研究还是比较集中在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以及中国参战的过程及其结果等方面，而对于战争所涉及的其他一些重要国家的情况，研究还很薄弱，特别是对朝鲜、韩国、日本、印度等一些与中国参战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甚至尚未触及。

　　其二，研究的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对于朝鲜战争研究领域中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包括在国际学界已经引起重大争论的问题，中国学者还没有进行深入讨论，如美国究竟是否使用了细菌武器，交战各方对战俘是如何进行管理和甄别的，战争爆发时苏联代表为什么没有及时回到联合国，中国领导层到底有没有得到美国传递的有关使用核武器的信息等等。

　　其三，研究的队伍还有待进一步扩大。中国学术界参与研究朝鲜战争的学者数量相对比较少，而能做到对档案文献进行深入分析且提出有影响观点的学者更不多。在冷战史学科方兴未艾的今天，面对研究领域中众多未开垦的处女地，需要有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入朝鲜战争的研究行列。

　　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有赖于中国以及俄国、韩国、朝鲜等有关国家不断开放和解密档案文献，进一步解除意识形态的禁锢，营造一个和谐而宽松的学术环境，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学者自身的努力，提高理论素养，加强问题意识，特别是要踏踏实实地去搜集档案文献、解读原始文件，把研究建立在充实、客观的基础之上。

　　(本文作者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长春 130024)

　　注：

　　[1]本文评论的范围限定在中国内地和香港正式出版的学术研究论著。

　　[2]沈志华：《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朝鲜战争研究综述：新材料和新看法》，《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颜声毅：《朝鲜战争：俄罗斯公布秘密档案》，《国际展望》(2000年第19期)。

　　[3]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6页。

　　[4]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著作为：Robert T.O liver，Why War Came in Korea，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50，p.8；David Rees，Korea:The Limited War，New York:St.Martin’s，1964，p.9；Glenn D.Paige，The Korean Decision:June 24-30，1950，New York:Free Press，1968，pp.6 6~67；Edgar O’Ballance，Korea:1950-1953，Hamden，CT:Archon，1969，p.28.

　　[5]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76~177页。

　　[6]杨奎松：《斯大林为什么支持朝鲜战争？》，（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4年2月号。

　　[7]Mineo Nakajima：“The Sino Soviet Confrontation: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Jan.1979，No .1.

　　[8]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著作为杨奎松：《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中国因素问题》，参见作者个人网站(http://www.yangkuisong.net)；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85~187页；《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二十一世纪》(2000年2月号)；[韩]金东吉：《“三国同谋论”分析：朝鲜战争起源的再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9]沈志华：《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二十一世纪》2000年2月号；《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88~189页。沈志华还在研究俄国最新解密的档案以及中国档案文献的基础上，搞清了1950年春季第二批朝鲜族部队回国的经过。他认为，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考察说明，无论是北京还是莫斯科，其目的并非为了发动一次进攻，而只是出于一种革命的道义。参见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根据俄国档案文献的最新证据》（《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

　　[10]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刘国新：《中国抗美援朝研究若干问题辨析》，《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11]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24页；章百家：《从危机处理的角度看抗美援朝出兵决策》，《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抗美援朝”与“援越抗美”——中国如何应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3期；卢宁：《也谈影响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005年第5期。

　　[12]牛军：《越过三八线——政治军事考虑与抗美援朝战争目标的确定》，《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3]杨奎松：《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意识形态因素》，参见作者个人网站(http://www.yangkuisong.net)。

　　[14]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期；《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

　　[15]亚历山大·曼绍洛夫：《斯大林、毛、金与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1950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来自俄国档案馆的新证据》(Alexandre Mansourov，Stalin，Mao，Kim，and China’s Decisionto Enter the Korean War，Sept.16-Oct.1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p.95，107~108；尤金巴扎诺夫：《评价朝鲜战争中的政治，1945-1951》(EvgueniBajanov，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the Korean War，1945-1951)，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89.

　　[16]沈志华：《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心——就10月2日电报答俄国学者的质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2期。齐德学：《志愿军赴朝作战是中共中央的自主决策》，《军事历史》2000年第4期。此外，沈志华利用俄国公布的新档案，阐述了中国在出兵朝鲜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和毛泽东下定决心的背景。他指出，在苏联已经表明不能及时出动空军，中苏领导人也已经一致决定放弃北朝鲜的情况下，是毛泽东个人作出了不惜与美国人孤军作战的“决定”。参见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根据俄国档案文献的最新证据》(《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17页。

　　[18]沈志华：《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青石：《朝鲜停战内幕——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百年潮》1997年第3期。

　　[19]牛军：《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停战谈判决策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20]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齐德学、刘颖伟：《朝鲜停战谈判时机问题辨析》，《军事历史》1998年第2期。

　　[21]王建丰、杜伟伟：《试析朝鲜战争正式停战谈判前的两次停战提议》，《军事历史》2009年第4期。

　　[22]中国领导人一开始也认为依据《日内瓦公约》，在谈判中最容易解决的就是战俘遣返问题。直到谈判开始后好几个月的195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仍然认为“按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交换战俘，“该问题不难达成一致意见”。参见沈志华主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第1102~1104页。事后看来，美国人的确应该为谈判的长期拖延承担责任。他们在遣俘问题上自始至终都坚持十分顽固的立场。如果不是中国方面为尽早推动朝鲜半岛迈向和平而调整谈判政策，提出灵活的妥协方案，那么谈判必将继续拖延下去，不知战争何时才能结束了。

　　[23]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7页；孟庆龙：《朝鲜战争中的美国停战谈判决策》，《世界历史》2004年第6期。

　　[24]邓峰：《追求霸权：杜鲁门政府对朝鲜停战谈判的政策》，《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

　　[25]沈志华：《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

　　[26]对杜鲁门政府为何要拖延停战谈判的详细论证，参见邓峰《追求霸权：杜鲁门政府对朝鲜停战谈判的政策》，(《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

　　[27]关于朝鲜战争是美国敌视中国政策的“分水岭”之说的详细论述，参见林利民《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时事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

　　[28]林利民：《朝鲜战争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确立》，《史学集刊》2000年第2期。

　　[29]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2~157页；罗志田：《读〈敌对与冲突的由来〉》，《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李捷：《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研究中的三个问题》，《高校理论战线》2000年第11期。

　　[30]李世安：《评朝鲜战争初期英国艾德礼政府的对台湾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杨奎松：《1950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的幕后》，《百年潮》1997年第1期；乔兆红：《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台湾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5期。

　　[31]沈志华：《50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的酝酿和武装侵占台湾的决策过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5期。卜万平：《是朝鲜战争援救了蒋介石吗？》，《军事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32]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113页。杨奎松、陈兼：《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的兴衰》，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33]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8~69页。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

　　[34]蒲国良：《朝鲜战争与中苏大论战的起源》，《国际论坛》2003年第4期。

　　[35]袁晞：《真相》，《随笔》1999年第6期。

　　[36]齐德学：《〈真相〉是真相吗？》，《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秦愉庆、余非：《抗美援朝战争的真相不容歪曲——与袁晞同志商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37]沈志华：《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

　　[38]黄正柏：《美苏冷战霸史》，华中师大出版社，1997年，第77~78页；沈志华：《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

　　[39]倪乐雄：《寻找敌人——战争文化与国际军事问题透视》第一部分“国际军事评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