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与他的《望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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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苍苍、长须散胸的一代国民党元老

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４日。

台北的一所宅第中，一位白发苍苍、长须散胸的长者斜卧于病榻上。他双目遥视窗外那星光点点的夜空，想起了远在大陆的结发妻子，想起了爱女、女婿和家乡的山河，想起了自己一生的沧桑与坎坷，眼看着晚年的凄楚，两行老泪不禁夺眶而出，潸然神伤……

他就是国民党元老、曾经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老先生。

于右任，陕西泾阳人，１８７９年生，原名伯循。１９０３年中举人，１９０６年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归国后于１９０７年４月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任社长。后又创办《民呼日报》、《民立报》等报刊，宣传革命，持论热烈。１９１２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长。１９１３年３月宋教仁被刺案发后，致力于反对袁世凯的斗争。１９１８年返回陕西，任靖国军总司令。１９２２年５月，任讨贼军西北第一路军总司令。稍后创办上海大学，任校长。１９２７年初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委，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审计院院长。１９３１年后长期任监察院院长。去台后，１９５０年任国民党评议委员。生前著有《右任文存》、《右任诗存》、《右任墨存》、《牧羊儿自述》等书，是一位受海内外华人尊敬的长者、文人，一代国民党元老。

周恩来：“于右任先生被挟持去了台湾，真是遗憾啊！”

岁月如梭，时间刚刚跨过１９６２年，转眼从大陆到台湾已是第１３个年头了，但是当年被挟持来台的一幕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淡忘的。

当中国历史的脚步迈进１９４９年时，经过三年多解放战争的中华大地，历史的天平已经明显向中国共产党方面倾斜，国民党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统治已成强弩之末，其彻底覆灭已指日可待，新中国诞生的曙光已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率先向国民党提出了八项和平条件，建议国共双方在此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以避免战争。蒋介石迫于形势，于１月２１日宣布下野，退居浙江奉化垂帘听政，李宗仁被推到前台出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在国内广大民众和南京政府一些进步人士要求和谈的倡议声中，李宗仁不得不在１月２２日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在八项和平条件的基础上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

４月初国共和谈在北平进行，经过双方反复磋商，初步形成了一个和平协定草案，中共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必须在２０日以前表明态度。１６日李宗仁曾发电报给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张治中：

１６日派于右任为特使前往北平，协助国民党代表团与中共进行谈判。

张治中接电后与其他代表团成员商量后，认为于右任先生此时不必来北平。遂回电：请于暂缓来平。并决定由其代表团成员黄绍和国民党进步人士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飞回南京，请示南京政府的意见。国民党代表团原打算和平协定一旦获得批准，由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到北平主持签字。

此时人民解放军渡江在即，江南的大片国土即将解放。为了自己的后路，大批国民党要员纷纷准备逃往南方和台湾。考虑到建设新中国的需要，中共方面对愿意留下来的国民党军政官员表示了热情的欢迎。时任国民党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是其中的一位。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并没有忘记这位国民党元老，希望他能留下来一同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周恩来在４月１６日特意将准备飞回南京的于老先生的女婿屈武找来谈话，周恩来对屈武说：“南京政府批准这个《和平协议》的可能性很小。将来谈判破裂，如果于先生在北平，那就请他留在这里，不再返回南京。现在既然他不能来平，你到南京后告诉于先生，如果南京方面拒绝这个《和平协定》，我们渡江占领南京时，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等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这番话说明周恩来已准确地预料到此后时局的发展。

１６日上午，屈武与黄绍所乘坐的飞机刚刚在南京大校场机场降落，两人便乘车直接来到了位于傅厚岗的李宗仁公馆，蒋介石宣布下野后，李宗仁代为行使国民党政府总统职权。下午由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黄旭初加上屈武、黄绍共６人在李公馆开会讨论此协定，但是毫无结果，每个人都沮丧地走了出来。从李公馆出来，屈武直奔于右任先生的住处，见到于老先生，屈武把北平的和谈情况、李公馆会议的结果和周恩来的话统统如实作了转告。屈武说：“看来这个《和平协定》不会被批准，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

于右任叹了口气道：“文白先生张治中不应该阻止我去北平，不然我在北平，战争打起来，我就留在那里不回来了。”

屈武说：“这正是周恩来先生的意思，不过文白先生也是好意。”接着屈武把周恩来希望于先生不要离开南京的意思告诉了于先生，并说：“这也是一个补救的办法。”

于右任叹息道：“这恐怕很难办到，我的周围布满了特务，他们严密地监视着我，能让我留下来吗”

正如周恩来所预料的那样，这个协定最终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通过。两天后，屈武得到了国民党行政院秘密会议否决了《和平协定》的消息。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马上打电话给于右任，劝他战争打起来时不要离开南京，于右任对屈武说：“你先把孩子们屈武的儿子和儿媳送上飞机去上海，你留在我身边，看形势再决定去留动向。”

当然像于右任这样有影响的国民党元老，国民党是不会把他留给共产党做战利品的。鉴于国民党政府没有和平的诚意，４月２０日，毛泽东、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江战役正式打响。４月２１日清晨，南京城内已经听到了解放军渡江的隆隆炮声，于右任家中突然来了一位身着国民党军高级军官制服的不速之客，此人还带着一名武装卫士，神情十分严峻地说：“报告院长，战事情况非常紧急，共军已突破了江防，我奉命请院长即刻离开南京，到广州或者先到上海，由院长自己决定，飞机已经准备好了。”

于右任知道此人是有来头的，他想采取拖的办法，说：“现在我身体不好，等一等再说好了。”

闻听此言，那人立即改变口气威胁说：“不行，你必须马上离开南京，这是命令”

来人一副不容商量的架势，还没等于先生穿好衣服，就与卫士强行将他架上了汽车直奔机场。登机后，于先生要求先到上海，屈武与他同行。于右任在上海也有自己的住处。在上海屈武问于右任：“能不能留在上海不动，上海总是要解放的，以后再找机会到北平去。”

“在南京的情况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上海撤退，我恐怕难逃同样的命运。”于右任对屈武说：“你也最好先留在上海，然后我们一同到广州，寻找机会从广州到香港去，再转赴北平，这样还是会有希望的。”

屈武说出了自己的打算：“我不能去广州，我要回到新疆去。”

屈武之所以要去新疆，是因为周恩来已交给他策动和平解放新疆的任务，但他没有将真正的目的告诉于右任。恰好此时郭寄峤奉命回甘肃布防，来向于右任辞行，屈武便搭乘郭的专机飞往兰州，而后转乘车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

于右任和屈武两人都没想到，这是他们丈婿之间见的最后一面。屈武走后，身不由己的于右任先是被迫到了广州，后他提出要去香港，但在他刚到香港不久便承蒙蒋介石对他特别“关照”，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挟持到了台北。一道海峡使他身陷囹圄，从此永远失去再次返回大陆的可能。

对此周恩来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于右任先生被挟持去了台湾，真是遗憾啊”


●国共合作后，于右任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1931年2月2日，出任监察院院长，历时30年，是国民党政府五院院长中任职最长的一人。后到台湾

　　192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三大之前，内定于右任为主席团成员，然而，于右任提出的“中委”备选名单被陈果夫等人全盘否定，于右任对此感到十分愤怒，遂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之后在大会结束前动身去了上海。这一年，于右任被任命为审计院院长，主管财物审核。　　1931年2月2日，于右任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就任后，其主要工作是遴选监察委员、划分各个监察区、制定监察制度，以及清理监察积案等。

　　1931年5月12日，国民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这期间也提出了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于右任和全体监察委员在修改时提出：监察院应拥有惩戒官吏的权力，这样可以使弹劾起到“坐言起行”的效果。但是这一修改意见并未得到通过，因而监察权和惩戒权一直隶属不同的系统。这造成那些违法、失职官员的后台可以在背后操纵、庇护他们，或使他们逍遥法外。

　　1933年，铁道部部长顾孟余在向外国采购铁道器材时，有丧失主权，贪污舞弊的行为。监察院查明情况后于6月提出弹劾，并将此案交送国民政府，公布于众，这引起了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强烈不满。汪精卫等人提出补充办法以限制监察院职权，于右任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回到了陕西家乡。7月16日，监察院全体委员为了表示与于右任同进退，宣布全体辞职。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委员会没有通过汪精卫的修改补充办法，但是顾孟余也并未受到惩戒。对此，于右任发出了“为民鸣不平之难矣”的感叹。于右任担任监察院院长一职历时30年，是国民党政府五院院长中任职最长的一人。

　　九一八事变后，于右任认为“党内之精诚团结与国人共赴时艰，实为解救国难之唯一要义，抑亦度过国难之唯一途径”，主张抗日。

1936年，国民党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向人民许愿很快就要实行“宪政”，于右任对此颇不以为然。他曾经在中央党部的大会上说：“想教国民进入宪政，当然要政府先入宪政，想教政府入宪政，当然党人先入宪政。”

　1937年初，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共为了尽快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向国民党提出了“停止武装推翻国民政府；改变工农政府和红军名称；在根据地实行普选；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四项保证”。对于这一消息，国民党方面严密封锁，甚至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也未可知。杨虎城设法让马文彦(于右任去苏联时的翻译)通过于右任把这“四项保证”的声明在南京传播出去。

　　马文彦到南京后，把这份“声明”交给了于右任，他看后觉得非常好，于是想了个办法。他在这份“声明”背后刷了些糨糊，贴在地上让它粘上土屑，然后再揭起来晾干。接着请了一些国民党元老到于公馆，并称这是一个陕西商人路过某地看见它贴在墙上遂揭下来送给他的。这些元老们看过觉得很好，应该让大家都知道。第二天正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按照惯例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的日子，以反共著称的西山会议派代表张继自告奋勇地在大会上宣读了这份声明。这样，关于“四项保证”的声明很快就在南京传开了。

　　抗日战争时期，于右任还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主张联苏，同情民主。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于右任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抗战胜利后，随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

　　解放战争时期，于右任继续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1948年3月，蒋介石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和副总统。由于国民党中无人敢与蒋介石平起平坐进行竞选。最后只好由蒋介石“钦定”司法院院长居正“作陪”，而参加副总统竞选的则有6位，于右任便是其中之一。选举结果是于右任获493票，居第四，因而落选，李宗仁顺利地当上了副总统。　　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时，于右任在1949年3月26日曾提出辞去监察院院长职务，但因为他无法摆脱正统观念的束缚，在关键时刻没能跨出决定性的一步，最后在众人的挽留下继续担任监察院院长一职。1949年4月，在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已成定局时，于右任离开南京，不久飞往台北，继续主持国民政府监察院的工作。

　　于右任还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他是南社诗人之一。在国民党时期，就出版了《右任诗存》。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于右任诗集》，选录了他1898年至1964年间的600余首诗词。他还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书法家之一，擅长草书。1931年，于右任在上海建立了标准草书研究社，并向全国征求历代草书。经过10年的努力，终于在1947年7月，向全国公布了《标准草书千字文》，归纳古今草书三变化，积历代草书之大成，使我国的草书规范化、标准化，对中国的传统书法艺术做了有益的贡献。

　　于右任到台湾后，一直怀念留在大陆的亲朋故友。于右任的结发妻子高仲林及长女于芝秀留在了西安。1961年3月，高仲林80大寿，周恩来让屈武以女婿的名义专程去西安祝寿。事后，又将祝寿照片辗转带给于右任。于右任激动不已，托人带信向周恩来表示了诚挚的谢意。他在晚年写了不少怀念家乡和大陆的诗，透露出他对祖国统一的渴望之情。于右任在逝世前曾作一首《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台北病逝。于右任逝世后，遗体在“荣民总医院”太平间的冰柜里停放了一周。17日上午9时，在台北市殡仪馆开始公祭，当天收到的挽联挽幛4000余件，花圈300余只，花篮1500余个，唁电150余封，各界人士前往吊唁和瞻仰遗容3万余人。
　　由于于右任先前有“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的愿望，经过多方勘探，最后选定淡水镇肖明里海拔700余米的八拉卡作为于右任的墓园。站在墓前向西北眺望，近处为台湾海峡碧波荡漾，远处隔海而望即为大陆。于右任这一国民党元老、爱国诗人、当代草圣，由于人为的原因，生不能骨肉团聚，死不能安息故土，只能长眠于此，隔海而“望我大陆”，也算了了自己的一桩心愿。 顶端 楼 主  江苏省盐城市 ytsheu 网站董事兼军政社区总编辑 级别: 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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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右任最后的日子

丁雯静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远不忘。 中国新一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首次中外记者会上，回答台湾记者对两岸关系的看法时，他引用了国民党开国元老于右任临终前的《望大陆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远不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温家宝这席感性的谈话，间接表达他的统一的期望；而温家宝不疾不徐地朗诵着于右任的诗词，也勾起了人们对这位国民党元老的记忆。
　　 1964年7月，86岁高龄的于右任因感冒引起喉疼发炎，导致语言困难，饮食顿减，继而脚腿浮肿，而于右任的3位儿子（分属不同母亲）———望德、于彭和中令都在海外，仅有几位和他交往较为密切的晚辈照料他的生活起居，晚年生活相当孤寂。“右老勤俭成性，为了节省医疗费用，迟迟不愿到医院接受治疗，直到蒋经国前来探视，敦促旁人将先生送到医院治疗，这才住进了当年台北有名的荣总医院。”于右任文教基金会董事李鸿超表示，“住进荣总十余日，病情稍有起色，但因牙根被病菌侵蚀，必须拔去两颗牙，殊不知因细菌感染，转成肺炎，后因心脏衰竭，前后历时3个月，右老于1964年11月10日下午8点零8分辞世，享年86岁。”
　　
　　两张借据的背后
　　
　　 现年已86岁的胡恒，是于右任在台湾监察院担任院长时的秘书，跟随于右任将近30年，负责整理于右任留在监察院的遗物。胡恒说：“当我打开老院长的保险柜时，我才发现孑然一身的院长，这一辈子都是为别人而活。”于右任当了一辈子的官，死后并未留下任何家产。保险柜内有两张借据，一张是为了安顿挚友的后代所借的抚恤金，另一笔则是为了儿子出国留学向银行所贷的款。
　　 胡恒说：“这两张借据的背后，都是一段段赚人热泪的故事。”邱于寄和于右任是同盟会成员，但两人素昧平生；1909年，于右任在上海办革命报《民呼报》（他曾办过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是当时的革命报人），因批评清朝腐败，被当地官员诬陷入狱。其间邱于寄常送牢饭给于右任，邱得知于右任爱吃烧饼，但因身无分文，在无计可施之际，趁摊贩不留神时，偷了烧饼，转身就跑，不料被摊贩发觉，将他毒打一顿。直到邱于寄说出偷窃原由，摊贩说：“如果您早说是送给于右任先生，我必定分文不收！”最后，摊贩送了一堆烧饼让邱于寄带至牢中。于右任惊见友人满嘴是血，详问其原因，邱于寄只淡淡地说，不小心跌倒，撞倒了物品所致。当时邱于寄含着泪，吞着血，和于右任在牢中吃着这些得来不易的烧饼。出狱后，于右任从其他友人的口中得知此事，倍觉温馨，认为此人是可用生命来换的挚友，此后40年间，两人过从甚密。邱于寄来台不到三年即病逝，财力不丰的于右任，为了照顾挚友的两位孤女，以个人信用向有关单位申请了一笔5万元的抚恤金，然而这笔费用直到他病逝前，仍无力偿还。
　　 胡恒说：“另一张借据，更是老院长的无奈与心酸。”于右任的幺儿中令，和陈诚（国民政府来台副‘总统’）的儿子陈履安（李登辉时期担任监察院长）是高中同班同学，陈履安高中毕业后，即申请出国留学；中令于是不断向父亲和身旁友人嚷嚷说：“父亲对国家贡献，不比陈诚少，为何陈履安行，我于中令不行？”再者，于右任的两位儿子也都喝过洋墨水，更让中令有充分理由抗议。胡恒说：“当时院长年事已高，也无力供中令出国，眼看这场出国留学战，快要演变成家庭革命，于右任只好再向银行贷款，并接受晚辈的资助，才将中令送出国。中令出国后，就鲜少回台湾，和父亲关系也始终疏离。”
　　 在早期台湾任官者，不乏大富大贵者，像于右任既无家产，又负债累累，实为异数。胡恒说：“院长绝对是近代史上少有的清廉官吏，向来布衣一袭，布鞋布袜，粗茶淡饭；而他稍有积蓄，遇清寒穷苦人家，孩子无钱求学，必立刻掏钱相助，从不吝于施舍。”目前在监察院工作的刘彬彬，父亲刘延涛是于右任生前最信任的晚辈，刘彬彬说：“当年绵绵姐（于右任的三女儿），想要买件漂亮大衣，向右老要钱，右老从未答应；绵绵姐常抱怨，‘身为于家子，不如邻家儿’。右老对别人永远是慷慨无私，我身为后生晚辈也有如此体悟。”
　　 在刘彬彬的记忆里，于右任是个慈祥的老爷爷。“小时候，我常和父亲到监察院，一进院长室，他就会说：‘娃儿，来了！娃儿来爷爷这里！’当时我常跳到右老的跟前，摸他又长又密的白胡子，玩完胡子，我还喜欢玩他那双手；他的手又大、又软，好摸极了！古时候的人常说，手软的男人，必定是艺术家。这也难怪右老的那双巧手，可以写出如此飘逸的草书。”刘彬彬说：“如果右老此生有任何遗憾，那就是标准草书，无法成为主流文体。”有近代“草圣”之称的于右任，对草书情有独钟，1932年担任监察院长初期，他在上海成立“草书社”，号召同好，研究各家各派草书，希望建立“标准草体”，让草书成为通行文字。经过两年的琢磨，“标准草书千文字”问世，这套字体，往后还历经过8次修改，而从中协助钻研的得力助手，正是刘彬彬的父亲刘延涛。刘彬彬说：“碍于当时蒋氏政权，因意识形态的考量，不愿随大陆的简体字起舞，这套原本立意良好的标准草书，仅止于草书的文体鉴赏，无法取代繁体字成为通用文字。”
　　
　　“金条子”的教训
　　
　　 于右任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共33个年头（从1931-1964），是国民政府史上任期最久的监察院长，在台湾他还被尊称为“监察院之父”。现年93岁的刘世达，是于右任在台侄婿，于右任来台和刘世达同住在台北青田街。刘世达说：“叔叔在监察院长任内，曾经参与两次副‘总统’选举，一次是在1948年，国民政府行宪后，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蒋介石当选第一任‘总统’；于右任、孙科、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参选副总统。当时国民政府选举必须准备一笔经费，有人问于右任：‘你可有准备条子？’叔叔答道：‘我有条子。’内容是‘为万世开太平’。以当时国民党的官场文化，于右任的条子，果真没有买票效果，以400多票落选，由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事后，于右任回忆此事时，曾向旁人提及，‘金条子’的教训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党国元老，都到台湾来了！”
　　 “来台后，蒋介石有意提名右老担任副总统，我们这些晚辈也开始积极运作。右老得知后，立刻要求大伙停止任何政治运作和媒体宣传，深怕消息曝光后，人事命令被撤销；果不其然，不久后，又传出陈诚声望最高，右老从此打消他的副总统梦，继续担任监察院长。”于右任文教基金会董事李鸿超说，“在大陆时期，蒋介石还是二等将领时，右老在党内的地位远超过蒋介石，蒋介石对右老相当敬重；而当时蒋介石让右老继续守住监察院，其实是为了延续所谓的国民政府统治台湾的正统地位。再者，右老来台时已是七旬老翁，体力和精力早已大不如前，也无力承担繁重的国务。”谈及于右任和蒋介石的互动，胡恒还透露一段秘辛：“1948年，国共内战激烈，为了让战事平息，毛泽东曾透过院长的女婿屈武（于右任大女儿于芝秀的丈夫，曾任中国政协副主席），向院长表达国共和谈的讯息，当时蒋介石深怕院长被毛泽东收编，力劝他万万不可赴约，在多方劝阻下，院长打消北上的念头。如果当时院长代表国民党参与国共和谈，相信必可扭转两岸分离的情形，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相信院长心中必定有些遗憾，只是他从来不说。”胡恒说，“院长的骨子里，并不是绝对反对共产党，他向来主张国共合作治国，但无奈局势作弄人，身为国民党开国勋老，他必须跟随蒋介石来到台湾。”
　　
　　身后铜像的命运
　　
　　 来台后十余年，于右任发觉“反攻”无望，余生再也无法重回故土，他曾在日记上写到：“我百年之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不得大陆，不能回乡，何日光复。”后来，他的日记又云：“葬我于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在写完这两个心愿时，他才完成了《望大陆诗》。于右任临终前，并没有留下任何遗嘱，这首诗乃后人整理其遗物时选出的一篇诗作。
　　 于右任去世后，后人尊其遗愿，将遗体葬在阳明山的八拉卡公路上，墓园面向台湾海峡，大陆山河历历在望。刘世达说：“墓园盖了将近半年，蒋介石还亲临墓园举行安葬典礼，场面相当盛大。”于右任去世后3年，中国青年登山协会，为了完成于右任葬于阿里山之宏愿，决定在海拔3997公尺的玉山顶上，兴建纪念碑和一尊三公尺高的于右任铜像，此举也让玉山迈向4000公尺的高度。矗立于玉山顶端的于右任铜像，历经30年风雨吹袭，在1996年的某日清晨，竟被登山客破坏，整个头被砍下，推落山谷之中。刘彬彬说：“我真的不懂，一个老人家的微薄心愿，为何会落到人头落地的下场！即便是统独意识形态不同，但总也该得到起码的尊重；我看到这则消息时心好痛，当时我父亲刘延涛还在世，还为此事气愤难平，3天无法进食！”
　　 于右任在台的另一尊铜像虽同样命运多舛，但终究还是被保存了下来。位于国父纪念馆的于右任铜像，高达5公尺，原本是伫立在台北的交通要道，仁爱和敦化圆环的正中央。1966年，当时执政的国民党，花了大笔经费立了铜像；根据当年曾经参加铜像揭幕典礼的人表示，当时仁爱圆环周遭一片荒芜，仅有一尊巨大的铜像立在那儿，随着台湾经济起飞，仁爱圆环竟成了台北的精华地段。事隔32年，这尊矗立在仁爱圆环的于右任铜像，在陈水扁担任台北市长时，以市区道路更新计划的名义，要求迁移。在历经多方协调后，于右任铜像才在国父纪念馆的花园内落脚。刘彬彬和记者一同前去看铜像时，她说：“以往经过仁爱圆环时，因铜像矗立在一个巨大的底座之上，觉得铜像气势轩昂，现在底座被撤掉了，铜像的雄伟感也跟着消失了！” 顶端 1 楼  江苏省盐城市 biyujian01 军政研究院研究员 级别: 中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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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右任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

　　复旦大学校友。记者，诗人，书法家，政治家。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报刊活动家。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原名伯循，字诱人，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号“太平老人”。他的外孙刘遵义教授是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他是清朝光绪年间举人，因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被清廷通缉，亡命上海，遂进入震旦公学。震旦学院肄业。早年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1907年起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立报》积极宣传民主革命。历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审计院、监察院院长，是国民党重要决策人物。1912年后担任南京政府交通部长，国民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前后共任监察院院长34年。后随国民党退居台湾。于右任寓台湾15年，台湾书法风气首次出现碑学压倒馆阁帖的趋势。1964年病逝于台北。于右任墓位于台北市阳明山上，玉山主峰有其雕塑。

　　于右任精书法，早在20年代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南郑”指郑孝胥。尤擅草书，首创“标准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于右任1932在上海创办标准草书社，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整理、研究与推广草书，整理成系统的草书代表符号，集字编成《标准草书千字文》（1936年由上海文正楷印书局初版），影响深远，至今仍在重印。有“近代书圣”之誉。著作《右任诗存》、《右任文存》、《右任墨存》、《标准草书》等。
    于右任 (1879～1964) 名伯循，字诱人；曾用名刘学裕、原春雨，号髯翁，晚年又号太平老人；“右任”本为清光绪三十年(1904)开始向报社投稿用的笔名，后成为他最常用的名字；其他的笔名有骚心、大风、神州旧主、剥果、半哭半笑楼主、啼血乾坤一杜鹃、关西余子等。祖籍陕西泾阳，生于陕西三原。两岁丧母，由伯母房氏抚养。后经三叔于重臣帮助，入名儒毛班香私塾就读。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县学，成为秀才。两年后又在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继续求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参加岁试，又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曾被陕西提督学政叶尔恺誉为“西北奇才”。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帝出逃西安，参加“跪迎”的于右任，更加认清了清王朝政治腐败、媚外残民的面目，写下了不少忧国忧民、抨击时政的诗篇，自编成《半哭半笑楼诗草》，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冬在三原印行。三原知县德锐看到诗集随即报告陕西巡抚升允，升允以“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上奏朝廷。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下令拿办于右任。于的亲友听到消息，以重金雇人去开封，向正在那里参加会试的于报信。恰在这时，西安的电报局和路驿均发生故障，致使清廷缉捕于的公文反比于的家信晚到，于得以迅即逃离开封到上海，化名刘学裕，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读书。入学不久，震旦学院主管教务的法籍神甫乘马相伯生病之机，企图使震旦为教会所把持。马相伯愤而辞职，学生相率离校。为解决离校学生的求学问题，于与马相伯、叶仲裕、邵力子等另行筹组复旦公学，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秋节正式开学。
    这一年，大批中国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文部省对中国留学生的活动进行无理限制，愤然回国。于与王敬方等人发起组织中国公学，使这些留日归国学生能在其中继续读书。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为反清革命造就了大批人才。次年4月，于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新闻并募集办报经费，由陕籍留日学生康宝忠引荐结识孙中山，并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委任于为长江大都督，负责上海一带同盟会事务。回国后，经过紧张的筹备，《神州日报》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1907年4月2日)创刊，于任社长。该报一出，世人即谓之“炸弹”。次年2月，毗邻的广益书局失火，祸及报社。重新复刊时，因内部意见分歧，于退出该报，另筹《民呼日报》。    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909年5月15日)《民呼日报》创刊，于任社长。此前，于即有创刊《启事》公告天下：此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该报问世以后，发表了许多揭露和抨击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文章，并配以发人深思的漫画，增强了宣传效果。清政府对《民呼日报》和于右任恨之入骨，扬言要挖掉负责人的眼睛，并于同年8月3日将于拘捕。于在狱中多次表示“报纸不能停刊”；但报馆同仁明白：“报纸一日不停，讼案一日不了”，于便一日不得出狱。商讨再三，“不得不重违于君之意”，于同年六月二十九日(8月14日)发出《本报特别广告》，声明报馆财产转让。五天以后，《民呼日报》执照被吊销，于被判令“逐出租界”。    于并没有屈服，八月二十日(10月3日)又创刊《民吁日报》。他改“呼”为“吁”，少了两点，象征已去双眼。但他顽强地表示，即使双眼被挖，仍要为民吁天。当时，因自己不便公开露面，乃以范光启为社长，但他仍是该报的实际主持人。不久，租界又以该报报道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文章“有损中日邦交”为借口，再次将于拘捕。11月19日，又查封了《民吁日报》，并不准报社原来的机器再印刷报纸。于出狱之后，计划办一规模更大的报纸。在爱国人士沈缦云等人资助下，宣统二年九月初九(1910年10月11日)，以于为社长的《民立报》问世。由于有宋教仁、王无生、景耀月、张季鸾、范光启、谈善吾等一批骨干的帮助、支持，《民立报》成为当时国内发行数量最大的报纸。于以“骚心”为笔名，在《民立报》先后发表300多篇文章，对清王朝的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些文章也感动和激励了一代学子。毛泽东曾说：“我在长沙第一次看到的报纸《民立报》，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日报，这报是于右任先生主编的。”(斯诺：《西行漫记》第115页)。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首先到民立报馆会见于，并题“戮力同心”四字，嘉勉于及《民立报》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1912年春孙中山辞职，于亦辞职，回上海继续办报。“二次革命”失败，《民立报》被查封，于避居日本，从事反袁斗争。
    袁世凯死后，陕西爆发了反对陈树藩的斗争。1918年1月，胡景翼、曹世英等人在三原树陕西靖国军旗，请于回陕主持。8月，于回陕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指挥这支武装坚持四年有余，成为北方地区唯一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的军事、政治力量。1922年5月陕西靖国军解体，于于当年8月到上海向孙中山汇报了陕事经过，并协助孙中山进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此时，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生驱逐了不称职的原校长，请于出任校长。于接受邀请，建议把校名改为上海大学。1922年10月23日，上海大学成立，于到校讲话，宣布就职。翌年4月，李大钊到上海，任该校讲座教授，并推荐邓中夏、瞿秋白到上海大学协助办校。在于和邓中夏、瞿秋白、叶楚伧、邵力子等人的努力下，上海大学很快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内很有影响的一所大学。
    1924年1月，于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提出了国共两党“合则两益，离则两损”的著明论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0月，北京政变成功，冯玉祥、胡景翼等邀请孙中山、于右任北上。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到京。 不久， 命于和汪精卫等组成国民党中央北京政治委员会，处理北方国民党事务。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于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2月，段祺瑞改组国务院，特任于为内务总长，于坚辞未就。192 6年1月，中国国民党二大会上，于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于对爱国学生的遇难十分痛心，亲自筹款，帮助陕西旅京学生会安葬死难和抚恤受伤的陕籍学生。后受李大钊之请，赴莫斯科敦促冯玉祥回国参加北伐，并解被刘镇华围困的西安城围。冯、于回国后，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誓师成立国民军联军，冯任总司令，于代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监誓、授旗，并任副总司令。接着，于随援陕先头部队，经宁夏、固原、平凉等地进入陕境。11月下旬，刘镇华全线溃退，西安解围，于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的名义进驻西安，代行全省政务。12月22日，于和联军驻陕副总司令邓宝珊发表就职宣言，提出废除旧的政治体制、统一全省财政等12项整理陕西军政的计划，号召民众“共同起来呀!建设美满幸福的新生活吧!”1927年2月，根据联军总司令部决定，将西北大学改建为西安中山学院，还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此前后，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发布许多法令，取消苛捐杂税，减少农民地租；政治部和教育厅还翻印了大量革命书籍，并允许各种进步书刊公开发行。在于、邓的支持和大批回陕的旅外学生推动下，全省工、农、学生、妇女运动蓬勃发展，出现了陕西近现代史上少有的革命高潮。“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国民党省市党部接连召开讨蒋大会。于在4月27日陕西省党部召集的大
会上，痛斥蒋介石“叛党叛国之罪恶”(1927年5月17日《汉口民国日报》)。
    宁汉合流以后，国民政府任命于右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未到任。1928年2月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被推选为国民党中执委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还被指定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在同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又被推为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1930年11月，于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被推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这次会上，他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于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于应邀为该报题写报头；到重庆后，于仍通过屈武与中共保持联系。汪精卫公开投降日寇后，他口诛笔伐，并赞成将其永远开除出国民党。于还为《大公报》撰文，首倡将对中国含有篾意的地名“印度支那半岛”改名为中南半岛。1945年9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专程去
看望过于。于亦设宴款待毛泽东。
    1948年春，于出席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与孙科、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六人竞选副总统，落选后仍任监察院院长。这时，他极力希望通过和谈解决中国问题。1949年2月15日，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石家庄等地，与毛泽东、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协商和谈事宜。2月27日，颜、章等人返回南京时，于亲往机场迎接。同年4月，国共和谈在北平正式举行。李宗仁原拟派于作为特使去北平，于亦欣然受命，并做好了动身的准备。但正在北平参加和谈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认为，于暂不离开南京可以促使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定，待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定后，由于到北平主持签字。李宗仁接受了张治中等的建议，于遂未能成行。 周恩来闻知， 对于的处境十分担忧。当国民党和谈代表黄绍和代表团顾问屈武携带
《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去南京复命时，特别请屈武到南京后立即转告于，“如果南京政府拒绝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我们渡江占领南京时，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屈武到南京后向于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但这时他已身不由己。4月20日，国民党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军政机关撤往广州，于被“护送”至上海。25日由沪抵穗，继续主持监察院院务。7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正式决定成立挽救残局的最高决策机关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李宗仁为正副主席，于是九委员之一。广州解放前于到香港，11月26日奉召到重庆，28日离渝，29日被迫飞抵台湾；原配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仍留在大陆。暮年孤独无依，深念大陆亲人，抑郁苦闷，无以释怀，于1962年1月24日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葬我于高山之上兮》的人间离情绝唱。    于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大师。他编著了易识易写、准确美观的标准草书，自成一家，被誉为当代“中国草圣”。他的草书，根基于北魏，宗法于章草，融会四体之妙，博采众家之长，达到了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海峡两岸同胞，都视“于草”为瑰宝，能得其寸楮片纸，均奉若拱璧。1964年11月10日病逝于台湾。
　　于右任临终诗《国殇》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见兮，
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见兮，
永不能忘。
天苍苍，
海茫茫，
山之上，
国有殇。

      于右任的著名爱国诗作《望大陆》(又名《国殇》)发表于1964年11月10日先生在台北谢世后。晚年在台湾的于右任先生非常渴望叶落归根，但终未能如愿。1962年1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之后不久，1962年1月24日于右任先生就写下了感情真挚沉郁的诗作《望大陆》。
　　这是他眷恋大陆家乡所写的哀歌，其中怀乡思国之情溢于言表，是一首触动炎黄子孙灵魂深处隐痛的绝唱。
　　1949年，于右任被裹挟到台湾，而结发妻子和儿子却留在大陆，从此天各一方。所以，他的《望大陆》并非泛泛的家国之情，而是深藏了刻骨铭心的身世之痛。祖国统一，是诗人一生所志追求的。
　　阅读此诗，给人一种悲怆深沉、爱国情挚的感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于先生久居台湾，不能回归桑梓，但是海峡波涛却隔不断、阻不了他望大陆、念故乡、思亲人的深情。
　　诗的前两节采用重章复踏的手法，反复咏唱，抒发对大陆、对故乡深切向往、眷恋的情怀，是诗人真情实感的强烈表露，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正是这真挚强烈的情感和刻骨铭心的思念，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引起读者感情与思想上的共鸣。诗的最后一节开头两句借用了北朝民歌《敕乐歌》里的两句话，采用叠字，状物形象而生动！最后两句“山之上，有国殇！”语意双关而寓意丰富。《国殇》出自屈原楚辞《九歌》。《九歌》是屈原流放途中模仿楚国南方的祭歌而创作的一组诗篇，《国殇》是其中一首，是追悼将士的挽歌，所谓“殇”，《小尔雅》说：“无主之鬼之为殇。”诗人巧借“国殇”，抒写自己死后不能葬在大陆，不能魂归故里的遗憾。古人云：“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兽犹如此，人何以堪？人为的阻挠，使亲人分聚、骨肉离散，死后尚不能魂归故里，不得安宁，读来怎能不令人怆然而泪下？诗人借助这两句诗，表达出许许多多和诗人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们的心：他们魂牵梦萦、心中无法忘却的正是祖国的统一！先生生前见不到祖国的统一，死后还要葬于高岗，向大陆遥望，真是死不瞑目啊！
　　如今，香港和澳门已回归，我们正企盼阻隔半个世纪的台湾早日回到母亲的怀抱！相信，一个统一富强，繁荣昌盛的中国不久将屹立于世界东方！到此，于右任先生将会含笑九泉！于右任临终之谜
　　1964年8月中旬，于右任因病住院。9月的一天，于右任的老部下杨亮功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去探望他。于右任很高兴，但由于病重及喉咙发炎，想讲的话又无法讲出来。杨亮功于是拉着他的手问道：“院长有什么事情吩咐我？”于右任略思片刻，伸出一个指头。杨亮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过了一会，于右任又向杨亮功伸出三个指头，杨亮功猜测了几个答案都被于右任摇头否定了。杨亮功只好说：“院长，等你身体好一些后，再来问你刚才表示的是什么意思，行不行？”于右任点了点头。此后，于右任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并陷于昏迷。1964年11月10日晚上8：08，于右任与世长辞，终年86岁。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人们便把他的《望大陆》一诗，当作他的遗嘱。遗体被埋葬在台北最高的观音山上，并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我国东南诸省最高峰)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玉山山势险峻，4米高的铜像和建材全是由台湾登山协会的会员们一点一点背负上去的。于右任终于了却了登高远眺故土的心愿。
　　一个指头、三个指头是什么意思，一直是一个谜。后来，资深报人陆铿觉得应该这样去理解于右任的“一个指头、三个指头”：将来中国统一了，将他的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
　　“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这是人们对先生的评价。位于三原的故居和那株三百多年的老槐树也在深深的感念先生。
　　于右任青年时追随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立下卓越功勋；他积极倡导国共两党合作，兴办教育、兴修水利，是真诚的爱国者；他是南社早期的诗人，一生写下诗词近900首。他的诗、词、曲均有很高的造诣，曾写下不少寄托国家民族兴衰之情的诗篇，著有《右任文存》、《右任诗书》等，他还是著名书法家，创立了“于体”书法艺术。林语堂曾说过：“当代书法家中，当推监察院长于右任的书品为最好模范，于院长获有今日的地位，也半赖于其书法的成名。”
  于右任与烹饪
饮食烹饪属于文化范畴，也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之一。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文人雅士对富有地方风味特色的美馔佳肴给予评价，题词（匾），或吟咏赋诗以述怀，使这些菜点增光添色，身价倍增。
　　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大师、诗人于右任，祖籍陕西省三原县，每次回乡探亲，都要在县城德亭餐馆品尝地方风味菜点。这餐馆有煨鱿鱼丝、干煸鳝鱼、白封肉、疙瘩面；有外形如缕缕金丝盘烧、层层塔楼相叠，口感油而不赋，清爽利口的金线油塔；有由唐代《烧尾食单》中的“见风消”（油浴饼）演变而来的泡泡油糕，色泽乳白，表面膨松，如轻纱、蝉翼，有密密麻麻的珍珠小泡，其味花芳醇香，入口即消，其形玲珑剔透，酷似巧制绫花。于氏对这些菜点的制作技艺和风味特色倍加赞赏。他乘兴为该店挥写了“明德亭”匾额和“名厨师张荣”的题词，从而使这家创建于一九三一年的餐馆，蜚声遐迩，誉满三秦。
　　一九二一年清明节，他亲临西安东关长乐坊徐仁福开设的徐记稠酒店。这酒店有由三千多年前商周时期的“醪槽”演变而来的黄桂稠酒。
　　当年杜甫《饮中八仙歌》中的“李白斗酒三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酒和“贵妃醉酒”的酒，就是没有加浆的“撇醅”稠酒。此酒酒精成分含量为15%，汁稠似乳，色白如玉，入口绵甜清香，酒味浓郁醇厚，饮后口齿流芳。风味独特的美酒使这位书法大师为倾倒，饮后啧啧称赞，即兴挥毫书写了，“徐家黄桂稠酒店”。徐家将之制成牌匾，高悬店门之上，声誉大增，在古城传为佳话。
　　一九四二年入蜀途中，于右任以陕南宁强县，品尝了县城里著名的王家核桃烧饼。此饼清朝时曾作为贡品，它是以面粉、核桃为主料，配以油、盐等辅料制成的，酥脆油香，回味悠长，营养丰富。于氏食后赞不绝口。随后，这家店生意日益兴隆。
　　一九四七年夏，陕西师专第一届学生毕业，有关部门组织他们到教育事业比较发达的东南各省观摩学习。到达南京后，当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闻讯，特意邀请全体师生到他的寓所会见。接着，招呼大家聚餐。在大院之内，花坛四周，摆满了众多的摊担：有凉粉、酿皮、凉面、扯面、醪槽、元宵、甑糕、烧饼、腊汁肉等各种陕西风味小吃，诸色纷呈，香气扑鼻。于氏让大家不拘一格，任意就餐，宛似今日的自助餐。师生们情绪活跃，欢声笑语不断。
　　饶有兴味的是，在江苏省太湖之滨，灵山下的吴县木读镇，有一家著名的“石家饭店”。店里十大名菜中，有一道菜叫“（鱼巴）（鱼市）汤”。此菜原名“斑肝汤”。系采用太湖特产斑鱼的肝，辅以火腿片、香菇、笋片等，用鸡清汤烧制而成。一九二七年，于氏偕夫人游西湖赏桂，归途中在石家饭店尝了“斑肝汤”，食后，他即兴题诗：“老桂花开天下香，香花走遍太湖旁，归舟木渎犹堪记，多谢石家（鱼巴）（鱼市）汤。对（鱼巴）（鱼市）汤有人分析，于氏是陕西人，对“吴侬软语”听不真切，故误写了。以后，又由于他的书法颇负盛名，加之诗也写得有韵味，“（鱼巴）（鱼市）汤”反而取代了“斑肝汤”而流传至今，在烹饪界传为佳话。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顶端 2 楼  天津市 鸿翔116 历史区助理主编 级别: 高级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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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右任在台岁月 对政治不再有盼望 临终哀痛无法回乡

曾经矗立在台湾玉山山顶，让主峰高度从3997公尺补足到4000公尺的铜像，是国府推崇于右任的表征。这位早年追随国父，为革命奔走的国民党大佬，他的铜像在1995年遭到人为破坏。

刘延涛之女刘彬彬：只是他的一个铜像我们都保护不了，感觉上好像很对不起他，就觉得很难受。

1949年追随蒋介石来到台湾的于右任万万没想到，在他去世后三十一年，铜像竟遭这般命运，蓄着大胡子，一身长袍装束的于右任，是他给人们最清晰的身影。

于右任同乡子弟李鸿超：因为他年轻嘛，虽然是黑胡子，已经很长了，“于胡子”这是外号，我们一般人都叫他“于胡子”。

于右任，陜西三原人，1879年出生的他，是清朝举人，在清朝末年，革命风气四起的年代里，地域的限制阻隔不了这位西北青年对政治的热情，署中豢尔当何用？分噬吾民脂与膏。愧死书生无勇甚，空言侠骨爱卢骚。？

一篇篇爱国诗篇，带动了于右任家乡的诗潮，引起了满清官吏的注意，清廷发出通缉令追捕，迫使他挥别家乡，躲避祸端，亡命上海。

http://phtv.ifeng.com/program/fhdsy/200710/1005_1720_248155.shtml 弃燕雀之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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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曾因办报入狱 后以文人之姿担任靖国军总司令

剪去长长的发辫，在上海的于右任有了全新的模样，三十二岁的于右任在上海结识了复旦公学校长。

在革命活动蓬勃的上海租界，于右任透过办报为革命发声，1906年，为了筹措《神州日报》的费用，他从上海来到日本，通过胡汉民等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民吁报》、《民立报》，是继《神州日报》后，于右任主持的三份报纸。

于右任秘书胡恒：位于老上海的望平街是于右任当年办报的旧址，年轻的于右任曾因办报入狱，当时与友人的一段过往让他刻骨铭心，邱是革命分子，他和于先生是很好的朋友，他想救于右任，没钱了，跟人要也不好意思，结果跑去卖烧饼的一个小摊子，他去站了以后，就把这个烧饼拿了藏着，藏着一边的人看了，你这还是很体面的青年，怎么做这样的事情，偷东西嘛，就不好意思，那个卖烧饼就打他，一打以后血就流出来了。两人坐下来吃，吃了以后啊，结果这个于先生看到邱先生嘴巴流血，他说你为什么嘴巴这样流血，他不好讲，后来讲了实话，两个人抱头大哭。

民国建立后军阀割据，于右任舍弃自己最爱的报业工作，以文人之姿，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回到陜西担任靖国军总司令，对抗北洋军阀。但是于右任最被人们认识的，还是国府监察院长的身份，年逾九十的关心全，当年曾跟随于右任在抗战胜利后，巡视西北民情。

时任监察院总务主任关心全：巡查团1941年在兰州那儿，这一路两边老百姓摆的摊子，都是拿点儿土菜，水果，摆在路上欢迎于右任，他一看见前面一堆人，他那时候都是坐汽车，快到跟前他就下来，走到跟前老百姓一摊一摊，我也不晓得有几摊，都跟老百姓打打招呼握握手。他说这是老百姓嘛，国家没有老百姓还有咱们？ 弃燕雀之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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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后的于右任清楚必须先处理蒋介石最悬念的事

从1949年底到台湾的于右任，依旧接续监察院长的角色，在监察院的于右任心里清楚，来到台湾之后，他必须先处理蒋介石最悬念的那件事。

1949年十一月二十九号，撤退成都的国民政府准备迁台，七十岁的于右任从成都经昆明，和国府官员等人一起飞到了台湾，尽管说得豪气，于右任还是挥别故里来到异乡，不过对他而言台湾并不陌生，几个月前他和陈立夫、阎锡山等人从广州飞到台湾，谒见此时已三度下野的蒋介石，到台湾的于右任落脚在青田街七号。刘世达是于右任的侄女婿，来台之初只有他和妻子与于右任同住，没有太多的亲人围绕，日式房舍般的于右任故居，有着于右任寂寥的身影。

于右任同乡子弟李鸿超：一个太太也没有来，就他一个人，一个人在青田街，孤家寡人，可以说那个时候他很苦，家里没有一个主妇，那个时候他的生活，心情非常痛苦。蒋介石为了这位国民党大佬，原本计划给他一栋花园洋房，但于右任还是婉拒了。

于右任侄女婿刘世达：蒋介石说，你不要住在这里，我另外找个房子，他说我不要，我要住这里，此时于右任的心思，没有放在自家的安顿上，在监察院长的办公桌上，堆着一迭厚厚的弹劾李宗仁的公文。于右任清楚知道，他必须为蒋介石架好上台的阶梯。

时任监察院总务主任关心全：李宗仁到那里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不听政府，政府叫他回来，那时候叫他回来，他脱离政府了嘛，你李宗仁是副总统，你把职务都丢了不管，那当然要弹劾他。

从1946到1949年，三次的国共和谈里，于右任扮演着国共间重要的桥梁。

于右任秘书胡恒：重庆和谈的时候，于先生请毛泽东吃饭，陪的就是一个周恩来，一个王炳南，周恩来对于先生非常佩服，他说于先生是革命的老前辈，于右任的大女婿屈武，当年是共产党员，在于家政治并不是主要的氛围。

刘延涛之女刘彬彬：虽然在国民党来讲，他是资深的党员，但是他爱国无所谓说你是什么党，或者说你的阶级是什么，他真的是非常大公无私，我们都很知道。

走进刘家庭院，泥巴地变成了石板路，瓜棚下的餐桌位置如今也成了小桥流水，物转星移的五十多年过去，房子里有着刘彬彬对于右任满满的回忆。刘彬彬的父亲刘延涛从大陆到台湾一路跟随于右任，除了担任秘书之外，还协助于右任编订标准草书。 弃燕雀之小志
慕鸿鹄而高翔 顶端 5 楼  Unknown 鸿翔116 历史区助理主编 级别: 高级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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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草书的风气随着于右任的到来在台湾扎下了根

1921到1964年，共四十三年间，刘延涛和于右任等人共同编订了九版的标准草书，至今仍被草书界采用。胡恒是于右任生前最后一任秘书，在于右任的熏陶下，胡恒也可以写一手好字。

于右任秘书胡恒：他老了以后字也是我写的，好多信件来他不管的，他很相信我，我可以批，信件都是我处理。

如今在监察院内，还可看到于右任当年留下的题字，于右任用他的笔走遍台湾各个角落，在台湾民间像这样的草书社依然盛行，唐涛和刘延涛一样，都是第一届台湾草书社的成员，因为书法，唐涛和于右任结了缘。

时任「草书社」常务委员唐涛：于右任跟我这样讲，我现在要交待你一个任务，从现在开始你要和那个刘延涛啊，刘延涛在监察委员他是召集人，你要跟他连络，我叫他派你做常务委员，标准草书常务委员。

来台推行草书的于右任，带来了监察院的官员，也带来了他的生活习惯，就这样，标准草书的风气，随着1949年于右任的到来，在台湾扎下了根。

如今在刘延涛生前的书房里，收藏着许多于右任的真迹墨宝。

刘延涛之女刘彬彬：我一直摆了有一两年，我父亲过世以后，我整理的东西，有一两年我都不敢拿出去裱，第一个就是很怕人家知道，找我要买卖字画，我没有办法买卖，第一个我有使命，因为我有那么深的感情在里面。

旅台十五年的于右任，每天得花上至少一小时来满足民间的求字，没有在台湾鬻字换钱，可是他的一手好字，早在1948年三月国府举行副领导人选举时，发挥了作用。 弃燕雀之小志
慕鸿鹄而高翔 顶端 6 楼  Unknown 鸿翔116 历史区助理主编 级别: 高级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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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儿出国曾借钱 临终哀痛无法回乡

西北代表的支持，和文艺界的响应，显然不敌政治现实，李宗仁顺利当选副领导人，就这样，1949年前，于右任竞选副领导人失利，同样的1949年后，于右任在台湾竞选副领导人再度落选。从此七十五岁的于右任，对政治不再有盼望，以万夫不当之勇创业，是于右任给李鸿超的座右铭，以于右任命名的图书馆，也是李鸿超创办的。当年一心想回故乡的于右任，对这位同乡子弟的创校念头，其实有所迟疑。

于右任同乡子弟李鸿超：那时候我要办学的时候，他特别说我们要回去啊，你还办什么，他目的还是回去，他并不想在台湾。时间的推移仍挡不住右任浓浓的乡愁，每年春天蒋介石夫妇总会造访这位国民党大佬。

刘延涛之女刘彬彬：他每年生日的那一天，很早就出门，就去避寿，他好像觉得他不要过生日，因为国家这么艰难，因为在台湾那个时候就是要反攻大陆，他老觉得他不应该过生日，所以他都会出去避寿，友人造访后的寂寥，年过八十的于右任越发思乡。

二十岁那年，于右任和家乡女子高仲林结婚，离开家乡后陆续娶了三位妻子，于中令是于右任最小的儿子，他的母亲当年曾短暂来台。

于右任侄女婿刘世达：大概没有半年就又回去了。

一身长袍的穿著，衣物是于右任和家乡最紧密的连系。

于右任侄女婿刘世达：衣物从大陆送到香港，香港送到我那边再带过来。

于右任的几位妻子为他生下了四女三男，除了大女儿留在家乡外，其它的孩子则陆续住进青田街的家，只是这位父亲心中还挂念着革命挚友的遗孤。

于右任秘书胡恒：外甥女到台湾来，来了以后，于先生生活什么都管着，钱是我送的，那两小孩过去在新店住，现在到美国了，现在都不知道，这邱老死了以后，跟蒋先生写了封信给五万块钱，后来于右任将友人的借条放进了抽屉，但他万万没想到，另一张借条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于右任秘书胡恒：于中令非出国去不可，于先生说不可以，这有法的，陈诚的儿子为什么可以出去，他说人家特殊你不特殊，你开国元勋为什么不可以，他又生气，被于中令搞得没办法了，他情绪很不好，结果于中令也出去了，钱也给了，钱也给了要于先生写个借条啊，于先生不写，叫杨亮功写，杨亮功说请您签个名，杨亮功写借条于先生签的名。

1964年十一月十号，于右任因拔牙引起并发症而过世，享年八十六岁。阳明山上这座可以远眺台湾海峡彼岸的于右任墓园留着他的遗风，也留着他无法归乡的遗憾。

时任监察院总务主任关心全：祖宗坟在那里，你当然要回去看看。

于右任秘书胡恒：他去世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叫《哀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弃燕雀之小志
慕鸿鹄而高翔 顶端 7 楼  Unknown ytsheu 网站董事兼军政社区总编辑 级别: 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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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右任先生病逝前后

博　文  　 《纵横》


白驹过隙，屈指算来三原于右任先生乘鹤西去已逾44载。1906年，于右任先生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后，即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后举凡有关西北革命大计，孙中山先生总是多所倚重。近年来有关这位“西北奇才”的革命事迹，不少报刊皆有披露。至于于右任先生的草书艺术，早为国人熟知。尤其是右公倾力倡导的“标准草书”，更为世人推崇。不仅如此，于右任先生还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早年即与柳亚子先生同隶南社，只不过其诗名几为书名所掩。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先生怅然撒手人寰，这在台湾岛内引起巨大反响。惜囿于当时海峡两岸的政治形势，大陆媒体自然未能给予“关注”。今笔者不揣谫陋，搜集相关史料，将右公病逝前后情况略述如下，倘能为研究于右任先生生平者提供一点资料，则殊感幸甚。
　　
　　患病入院及逝世经过
　　
　　右公晚年为足疾所困，不良于行。体力渐弱，每致失眠。1964年7月，因感冒喉头发炎，语言困难，饮食大减，继而脚腿浮肿，友人建议往郊区静养，因惮于劳费，未果。
　　8月12日，蒋经国前来探视，见右公状态不佳，即陪右公入住荣民总医院就医。从院方记录看右公当时病况是：
　　1．入院时语言不清，吞咽困难，慢性咳嗽。下肢肿胀，小便频繁及大便闭结已三周。
　　2．入院时检查发现，体温、脉搏、呼吸及血压尚正常，神志清醒，肺部、心脏及腹部等亦正常，但口齿不清，牙齿多数脱落，并有残齿，咽头充血，舌色赭红，足踝肿胀，行动不便，膝反射消失，血液及大便常规检查正常，尿则有少量脓球，肝功能检查发现血清蛋白减少，肾功能检查发现非蛋白氮及血尿素氮增高，且血尿酸多。心电图检查发现偶有心室额外收缩，胸部X光检查发现两侧上方气管显影增加，心脏稍形肥大，主动脉纡曲，且有钙化现象。
　　3．经过医院检查，初步诊断右公为慢性肾盂肾炎及肾功能减退，慢性咽喉炎，血管硬化症，慢性痛风性关节炎及营养缺乏。
　　右公住院后，院方旋即进行治疗，未几竟颇有起色。至8月17日，右公下肢肿胀消退，一般情况亦见好转。但当夜突生寒颤发热，翌日X光检查见右下侧肺有炎症，右背部有水泡音，腿肿增加，经用药后，至8月21日，体温恢复正常。此后两周内，肺部清晰，无水泡音，腿肿消退，尿检正常，食欲增进，体重增加，诸多情况皆有好转。斯时，不知何故右公坚请拔牙，于是院方安排牙科专家会诊，并于9月3日、7日和10日，三次共拔牙4颗。拔牙后虽偶有发热，但旋即消退。
　　9月13日晚，右公病情又有变化，体温上升，白血球增加，痰多且不易咳出，小便少且含蛋白及圆柱体，虽用抗生素等治疗，疗效甚微。16日起，右公有嗜睡现象。17日肺有水泡音。至18日，右公呼吸短促，嘴唇及指甲略显青紫。院方见状，即安排本院美籍顾问巴大维教授会诊。巴大维教授认为有急性肺水肿现象，病情严重，乃即予大剂量盘尼西林静脉注射，应用氧气罩，并抽出喉间黏痰。是日晚，又请耳鼻喉科专家会诊，认为咽喉无急性炎症。翌日，右公肺部有实质病变，医院诊断为急性肺炎，但由于适切治疗，体温恢复正常，其肺炎及一般情况亦日有好转。
　　9月29日晚，病情又有变化，右公因黏痰不能咳出，引起极度呼吸困难，经抽痰后，情况略见好转，但此后其一般情况渐形欠佳，全身软弱，神志模糊，肺炎迟不消退。
　　9月30日，右公陷入昏睡状态。
　　10月1日，检查又发现右公有腹水，乃开始用胃管饲食，并静脉注射人体血清蛋白，同时再请耳鼻喉专家会诊，以为喉头和气管无阻塞现象，暂毋需作气管切开术。
　　10月3日，院方再邀多位医学专家会诊，诸名医均一致同意刻下采取的治疗手段，皆以为右公年事已高，肺炎迟不消退，脑血管硬化，肝肾功能减退，实堪忧虑。此后右公神志或清或昏，肺炎不退，肝肾功能渐趋衰竭。
　　10月11日起，右公病情每况愈下，发现有黄疸。27日检查肝肿大并有压痛，且双手颤抖，时有呃逆，小便失禁。
　　10月31日起，右公嗜睡。
　　11月初，小便少，且含多量脓球。8日，右公呼吸急促，焦躁不安，间有谵妄。9日，肺炎恶化，小便仅250毫升，脓球更多，自是日晨至翌日停止呼吸止36小时内毫无小便。
　　11月10日晨，血压开始下降，心音减弱，心跳不规则，虽经施以多种方法抢救，然回天乏术，终于是日晚8时零8分与世长辞。
　　医院最后给出的诊断为：1．慢性肾盂肾炎，并发急性化脓性肾炎，肾功能衰竭及肾昏迷；2．肝硬化及肝功能减退；3．双侧急性肺炎；4．血管硬化；5．慢性咽喉炎；6．慢性痛风性关节炎。
　　这里应该提及的是，右公入院之初，一段感觉尚可，每日前往问病者络绎于道。蒋介石、宋美龄伉俪曾两度探视，宋美龄并亲选送食品。右公长公子望德一直住院陪侍。初次拔牙之后，右公以住院日久，多次请求出院调养，终为知交劝阻未果。后病情有变，次公子彭亦于10月4日从牙买加赶回侍疾。11月10日，右公弥留之际，蒋经国代表其父视疾，右公仰视之后乃溘然长逝。当是时，亲友僚属闻耗而来者均泣不成声。岛内媒体竞相传告，一片哀悼。
　　10日当晚，右公遗体暂厝荣民总医院，待治丧委员会决定设奠日期始移灵台北市立殡仪馆举行大殓。
　　
　　
　　未留遗嘱
　　
　　右公弥留之际，其亲友僚属如李嗣璁、刘延涛、王文光、陈肇英、李崇实、程沧波及右公长子于望德等会同启阅右公自用保险柜，望能检出早经秘藏之遗嘱。岂料开柜之后，展现于众人眼前者多为右公生前日记书及为三公子中令出国留学筹集旅费向他人所出之借据，除此之外并无任何珍贵物品及财产契券。在场人士目睹遗物，莫不心酸，钦敬不已。
　　右公之清操雅度人所共仰，先后致力革命60余载，历任党政军要职50余年，平生不事治产，两袖清风。
　　右公遗嘱虽未寻得，但众人却在日记中发现右公留有遗歌词一首可代遗嘱。1962年1月24日，右公身体不适，曾在病中作歌一首，文曰：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这是日记原文，后抄送给“台湾中央社”发表时，又被误为“山之上，有国殇”。右公这首遗歌后来在海峡两岸广为传播，大陆不少报刊都曾予以登载，可惜将“国有殇”误作“有国殇”了。究其根源，始作俑者当推“台湾中央社”。
　　
　　岛内外震悼
　　
　　11月11日，当地报纸多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哀讯，并组织悼念文章。电台亦播出特别节目，讲述右公生平事迹并奏哀乐。
　　是日于台北市极乐殡仪馆设灵堂，不少社会名流前往吊唁，其中有莫德惠、严家淦、谷凤翔、李嗣璁、谢冠生、倪文亚、谷正纲、李石曾、白崇禧、王云五、余井塘、王世杰、石敬亭、杨继曾、陈庆瑜、郑彦、田炯锦、叶公超、张其、梁寒操、马寿华、彭孟缉、刘安祺、胡琏、孔德成等数百人，右公老友刘侯武先生亦由港飞台吊丧。
　　蒋介石在右公逝世后也表示了至深哀悼，并指派张群、严家淦、谷凤翔、李嗣璁、王宗山五位大员为治丧委员。蒋还题颁“耆德元勋”挽匾一方，以表追崇元勋至意。
　　
　　治丧经过
　　
　　11月11日上午，治丧委员会召开会议，并迅速作出决定：公推张群为召集人；公推李崇实任总干事；殡殓地点是在新建之台北市立殡仪馆；大殓公祭日期及安葬地点由治丧办事处总干事商拟勘定后，报治丧委员会决定；右公墓表公推张群撰书。
　　总干事李崇实遵照治丧委员会之决定，立即组织治丧办事处全体人员马不停蹄展开工作。并将落实妥当的各项治丧事宜上报治丧委员会。该委员会议决，定于11月17日举行移灵、小殓、公祭、大殓等仪式。
　11月17日为右公遗体大殓之期。是日清晨，治丧委员会及各方人士与亲朋故旧，齐聚荣民总医院太平间，于7时20分开始家祭，随即举行移灵仪式。由张群主祭后，即将右公遗体舁进灵车，医院全体医护人员整队齐立道旁，含泪恭送灵车出院。排成数里长的车队循序离开医院，经士林直达民权东路台北市立殡仪馆。沿途民众夹道肃立，无不悲怆。8时20分，灵床入殡仪馆景行厅，8时25分小殓大殓，8时30分家祭，随即公祭。同日下午2时起各界自由吊祭，瞻仰遗容，至下午5时40分公祭完毕。据统计，124个单位代表，与前来瞻仰遗容的民众，全日在3万人以上。
　　蒋介石夫妇亦于是日上午10时亲临吊祭。大殓盖棺后，严家淦、黄国书、谢冠生和莫德惠最后瞻仰遗容。
　　
　　卜筑佳城
　　
　　右公乘鹤西去后，台湾媒体披露了右公“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之遗歌与日记，这令平民百姓对右公暂厝之处颇为关注。台湾闻人许丙先生之遗孀江宝贵表示：其夫生前遗言，愿将其私有阳明山右侧高山献出，供国民党元老如右公者以作墓地。又，台湾五股乡各界人士崇敬右公，亦愿捐献观音山硬汉岭山坡十余甲以供右公卜筑佳城。这两处地点虽被列为勘察目标，但最终并未入选。后经右公遗属及亲友反复琢磨右公遗愿真义，并在台北阳明山七星山一带寻觅，最终选定淡水镇光明里海拔800多米的“八拉卡”。盖此处地当七星山之鞍部，林峦青翠，气势雄伟，附近村民以步行该处须登山160余步，闽南语以“百六脚”读为“八拉卡”，因以得名。据云：“此地面临台湾海峡，中原河山遥遥在望。背有群峰，后依倚大屯，左为支脉，右为支峰，奇突而出。青龙抬头，白虎伏首，山环水抱，可称福地。”右公治丧委员会接到报告后，又进行复勘，以为该处适合，遂决定卜筑兴工。由台湾建业建筑公司承建，总造价为50余万元，于1965年3月14日破土，预定120个工作日完工。
　　右公墓园位于阳明山至淡水镇公路中点，高约40米，以青石分三层建造，磴石凡143级，中为正门。左右各有10米高华表。正面外墙镶大理石，上刻“于右任先生墓”六个大字，乃集王羲之行楷。二重台上，左右各置石狮一尊，后壁嵌以大理石长碑，内刻于右任先生墓表，墓表由张群撰文，谢冠生书丹。由左右再拾级而上至三重台即墓冢所在地。坟高8米，椭圆形，西北向，前立墓碑为蒋介石先生所题。碑前设石案，左右各置石鼎一尊，墓后石壁上刻有“耆德元勋”横匾。通达墓园之大道，左右百米处各立五米高之石牌坊一座。左为菲律宾侨胞所立，右为新加坡侨胞所立。墓园右侧还有泰国侨领余子亮先生所建双层六角亭一座，上悬“仰止亭”三字，系孙科博士书丹；中立一碑，记述右公德业。
　　
　　暂息道山
　　
　　1965年7月初，七星山墓园工程终将告竣。治丧大员开会商讨右公安葬大典事宜。治丧会议决定谨择是年7月17日暂将右公灵榇安葬于八拉卡墓地。
　　安葬典礼于7月17日晨7时半开始，先在市立殡仪馆举行家祭。此前6时起，即有数以千计人潮，从各方赶到殡仪馆，向右公灵榇致以最后的悼念。
　　晨8时整，由治丧委员张群、严家淦、谷凤翔、李嗣璁、王宗山主持启灵礼，张群主祭，陪祭者除治丧委员外，有黄国书、谢冠生、莫德惠、倪文亚、程天放、谷正纲、何应钦、顾祝同、蒋经国、张其昀、郑彦、罗家伦、田炯锦、王世杰、李崇实等数十人，读启攒文与行礼后，8时半启灵发引。
　　
　　启灵时，五位治丧委员及亲友均肃立两旁，孝子于望德捧着右公灵牌先行。出殡行列：首由14辆摩托车分成两列，在前开路。接着是铭旌及乐队，继由120名士兵组成三军仪仗队步行引导，其后为褒扬令亭、遗像亭、执绋人员、治丧委员、治丧处工作人员、家属孝帏依次前进，灵舆及护灵队殿后。当出殡行列由市殡仪馆出发经民权东路至中山国校时，沿途市民伫立两旁，瞻仰右公灵柩者不下数万人。
　　出殡行列抵达中山国校门前时，孝家跪地，敬谢执绋人员，并请回驾。其余改乘专车自中山国校门前经中山北路、圆山、士林、阳明山直达大屯山八拉卡右公墓园。
　　右公灵柩在上午10时25分，由灵车运抵海拔800余米的八拉卡墓园，斯时天气转阴，云雾笼罩，深山遍野茫茫一片。
　　10时50分，告窆礼开始举行，鸣炮、奏哀乐以后，张群献花，读告窆文。10时55分封穴，所有与祭人员在墓前行三鞠躬礼后，典礼即在哀乐中完成。自是右公长眠在面对台海与大陆的高山流水之间了。
　　至11时，蒋介石先生来到右公墓前致祭。长公子于望德及次媳于周宝珠均匍匐墓侧，向致祭者答礼叩谢。上午11时半，与祭人员始离墓地。大屯山上仍云雾缭绕。
　　
　　立像与建馆
　　
　　右公治丧活动后，前为右公发起祝寿的台湾86个民间团体及学术机构，为求永久纪念，曾于1964年11月16日集会，决定发起为右公立铜像一座，表示崇敬，藉垂来兹。会中公推李玉为主任委员，李子宽、王惕吾、谢仁钊、王竹一、陈勉修、陈建中、陈逢源等为副主任委员，并选出常委16人，共同负责募款及设计事宜。后公开征求铜像模型，以青年雕塑家陈一凡所塑右公半身像最为逼真，旋委托陈君负责建筑，并以其模型陈列历史博物馆人像陈列室。立像地点洽定于台北市仁爱路四段与敦化南路圆圜中，以供后人瞻仰。
　　又，台湾登山协会为了表示对右公崇敬，并本右公遗愿，决定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峰顶兴建纪念碑及铜像，永留纪念。该会仍委托雕塑家陈一凡先生办理此事。如今，台湾第一峰玉山之巅立有右公雕像。
　　右公生前好友余井塘、杨亮功、程沧波、王新衡、端木恺等为使右公遗作遗物永远保存，决定发起建立“于右任纪念馆”一座。地点即以右公台北市青田街旧宅作为馆址，保持原状，且资凭吊。
　　纵观于右任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爱国主义始终是一条主线。原民革中央主席屈武乃右公之婿，他为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来大陆第一次出版于先生的诗集撰写序言，其中写到：
　　
　　正如众所周知，于先生是国民党元老，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他出身贫苦，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推翻清廷的辛亥革命，其后又参加了反袁和护法诸役。在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拥护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革命失败后，又与何香凝、经颐渊、陈树人诸先生发起组织“寒之友”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四一二”事变后的腥风血雨中，他还是有所不为，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赞同团结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胜利之后，他反对内战，赞成和平；一直到全国解放前夕，他希望能留在大陆，都不是偶然的。……这本诗集中所收的第一首诗《杂感》，就是于先生在青年时期所写的，诗中寄托了他对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感慨，表达了他要拯祖国于危亡、登斯民于席的宏图大愿。到了晚年，他羁留台北，境况凄凉，心情落寞，怀念大陆之情十分殷切。辞世前两年，他发出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的哀叹，这种强烈地怀念故土亲人的感情，摧肝裂肺，表达了去台人员的共同心声。……他辞世前欲回大陆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他的灵柩也只能暂厝异乡。这种生不能骨肉团圆，死不能安息故土的历史悲剧，一定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屈武先生的这番话应该说是对右公一生十分公允的评价。 顶端 8 楼  江苏省 劳人 军政社区副总编辑 级别: 超级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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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右任的晚年生活

http://www.gmw.cn/02sz/2008-04/01/content_790852.htm
许有成 


　　于右任到台湾之初，发妻高仲林及长女于芝秀在原籍，幼子于中令及其母沈建华留居上海（中令时年仅十余岁，后送去台），大儿子儿媳又在南美洲，一家人分居大陆、台湾、南美数处，音讯阻隔，颇以为苦。

　　于右任晚年在台湾，除了为亡友写序、写墓志铭，三月三、五月五、九月九参加诗会外，其余时间便是读书、看望朋友。后来由于腿有寒症，朋友上门的多，他到朋友家去的少，但也有几位老友是经常走动的，莫德惠老人便是其中的一位。

　　莫德惠是东北人，但出生在新疆，他的父亲跟左宗棠到新疆后，与当地的马家姑娘结了婚，1883年生下莫德惠。他俩都是“院长”级的高级官吏，夏天可以去避暑。两位老人不喜欢群居，在北投风景区共同要了一座小洋房，每至夏日，在一起盘桓数周，除了谈诗写字外，说古论今，旁及时事，也免不了谈到张学良将军的近况。

　　张学良将军被软禁在台湾的这些年，能去看望他的人，只有莫德惠。因为莫从清末到民初，在东北出任过县长、道尹、厅长、省长等职，是东北的耆宿，他以同乡和父执的身份要求去看张，蒋介石也不好回绝，只得让他去看。莫和于住在一起，莫德惠每每谈起张的近况。于右任也向莫谈起，1949年蒋介石在南京宣布下野时，他曾当面向蒋提出：是不是把张学良、杨虎城放了？蒋说：我已下野，请于先生和德邻（李宗仁）商量。后来于右任不断催促李宗仁，李终以代总统的身份下令释放张、杨，但遭到看守张、杨的军统特务断然拒绝，他们声称必须有蒋总裁的手令，才能放人。这事已过去十多年了，于每谈及此，总是摇头叹息不已。当然，在这种敏感性的问题上，于、莫虽系老友，也是适可而止的，因为随从人员常在身边，免得招来麻烦。还有就是回忆起1948年的那场副总统选举，于右任名列第四，莫德惠名列第五（得218票），真所谓“难兄难弟总相亲”，两个北方副总统候选人都未能当选，这使他们过了若干年后还不免悻悻不平。

　　于右任在台湾的官邸，坐落在台北市和平东路青田街，它是战前日本人建造的一座住宅，以木质结构为主。大门是绿色油漆的，院落不大，有几株老树，还有几盆海棠点缀其间。于右任的书房名叫“老学斋”，意即“活到老，学到老”，书房略大，兼作他的会客室，其余卧室和下房都非常小。卧室中是一张木板床，床上的被和褥极其普通，与鸡鸣早看天那种客栈的客房陈设相差无几。他院落中的花木，也不大修剪，一条水泥小径因年久失修，一遇雨季（台湾多雨），长满青苔，穿皮鞋走小径，常会滑倒。有一次，他的长子于望德跌了一跤，他的老副官宋子才也跌过一跤，于右任因常年穿布鞋，还不曾跌过。他的随从人员怕他跌倒，还特为他的手杖做了一个胶皮套子，以便防滑。在刘恺钟做秘书长时，曾议论过重修一下院子里的小径，后来刘去职，再也没有人提及这事了。

　　他的官邸，从不设门卫，所以也不用通报，不用名刺，直来直往，毫无大官公馆的排场，真正做到跟老百姓的住宅一样，这在台湾官场中实属罕见。他的书房就是会客室，由于他十分好客，往往来宾云集，座无虚席，不得已，只好前客让后客。他总是坐在书桌旁的圆椅上，晚年行动不便，所以来者点头，去者挥手，不再起立迎送，一派长者风度，令人肃然起敬。

　　由于来访的客人太多，开支也大，加上每月总会碰到几位穷朋友前来告贷求援，因此，到了每月下旬，薪俸用光了，就闹起“饥荒”来。向人去借吧，堂堂的“院长”，既难启齿，也诸多不便，所以这类难办的差事常让老副官宋子才去办。宋从大陆跟随他到台湾，对老“院长”的为人十分了解，曾劝过老人，也在经济上卡过老人，但都不生效果。到紧要关头只得把自己的一点积蓄也贴上，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到处借债度日。

　　有一年，著名画家张大千由国外回到台湾（张一直在巴西、美国居住，1977年始回台湾定居），得知老人经济很困难，主动接济他一笔钱。老人和张大千是很要好的朋友。1958年张大千六十寿诞时，于老还写了一首《浣溪沙》相贺，词曰：“上将于今数老张，飞扬世界不寻常；龙兴大海凤鸣冈。作画真能为世重，题诗更是发天香；一池砚水太平洋。”现在听说张大千要送给他一笔钱，却婉言辞谢。后来张大千去拜访老人时坦率地告诉他：这次在国外举办画展，卖画的收入不错，得了一大笔钱（他的一幅泼墨通景大荷花被《读者文摘》社的创办人华莱士夫人以14万美元购藏，创当时国画售价的最高记录），送给您的这点儿只能算小意思，不成敬意。于右任见老友如此诚挚，拒之反而显得寡情，于是，就收下了这笔钱。据说，这笔钱后来偿还了宋子才平日所垫付的款项。

　　老人晚年，很想长寿，盼望活到100岁，除了想回大陆，欢晤亲朋故旧外，很想再见到他的老伴高仲林。1958年，他与高仲林结婚60周年即将到来的金婚前夕，他从保险箱中取出于夫人早年为他亲手缝制的布鞋布袜，抚视良久，写下了《忆内子高仲林》一诗：

　　两戒河山一支箫，凄风吹断咸阳桥。

　　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

　　高仲林比于老小两岁，1898年与于右任结婚后，仅生女于芝秀。于夫人性格开朗，素为于老所尊重。于右任1904年从开封逃往上海后，于夫人在三原奉老育幼，独任其劳；靖国军后期，于夫人周旋于已接受直系改编的部属将领之间，为掩护于右任出过大力。她除一度随于在上海、南京居住过一段时期外，与于离多聚少，独自在陕西一住数十年。然伉俪情深，于右任早年所着青鞋、白袜、衫褂、衣裤，多为其一针一线所缝制。于右任被迫去台湾后，将于夫人早年为他缝制的布袜鞋子携带身边，视若珍宝，常摩挲而不用，以为纪念。

　　1956年，于右任通过在香港的友人吴季玉与大陆的亲人取得了联系，汇来台币600元给于夫人和于芝秀母女。于在来信中，倾吐对大陆亲人朝思暮想、心牵故国之情。此后，吴季玉每年赴台为于老祝寿，为他在海峡两岸传递家书。

　　1961年3月中旬，章士钊先生由香港回到北京，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胡子（这是朋友们对于老的尊称）最近给香港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在信中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

　　不久，总理办公室罗青长打电话给屈武说：“总理决定让你到西安去，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八十大寿。”时于夫人的寿辰已过了一个星期，但陕西风俗，如亲人在外不能及时赶回，可以补寿。总理表示：陕西既然有此风俗，决定为于夫人补寿，绝不能为这件小事使于先生心中不安。于是，屈武带了儿子屈北大夫妇，以及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赶往西安（于芝秀若干年来一直与其母同住陕西），为于夫人祝寿。出席宴会的有于保任的老友茹欲立、孙蔚如，以及当地统战部门的负责人和亲朋故旧二十余人。于夫人兴高采烈，形于辞色，对党和政府的关怀表示深深的谢意。

　　事后，屈武决定写封信，连同祝寿的照片托人带给于右任。在信中，他想把祝寿的事是出自周总理的关怀告诉岳父，但信里又不能写上周总理的名字，反复思考，无以为计，于是，向邵力子先生求教。邵力子同于右任是老朋友，他们自1904年在震旦学院同学相识起，有几十年的交往，彼此之间相当了解。果然，邵力子立即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你在给于先生的信里，把周总理三个字改成‘濂溪先生’四个字就行了。”邵力子接着说：“抗战时期在重庆，我和于先生住在一起，我们经常谈论历史名人，特别是多次谈到北宋名儒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周的别号本来叫茂叔，他在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上，筑室讲学，人称濂溪先生。当年我同于先生谈到周总理的时候，总是称他为周先生，你在信里写濂溪先生，于先生一看就晓得指的是周恩来，而别人看到是不会联系到周总理身上的。”

　　后来于右任看到信和照片后，非常激动，特托吴季玉带来回信，让屈武向“濂溪先生”转达他诚挚的谢悃。屈武按于先生的意思办了。周总理听了后高兴地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就心安了。”

　　为于右任传递家书的吴季玉先生的行动，被台湾国民党特务所侦知。1963年9月，特务乘吴季玉又一次去台，于14日将吴暗杀，而凶手则逃到了香港。于右任闻此噩耗，不胜哀悼，曾亲往极乐殡仪馆吊唁吴先生，因哀伤过度，病倒在床。在他卧病期间，蒋介石也曾假惺惺地派蒋经国前往慰问，并向于先生保证一定将凶手引渡到台湾法办。但结果不了了之，“引渡”、“法办”云云，不过是遮人耳目。

　　1962年元旦，于右任在“监察院”参加了开国纪念会以后，回首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不禁黯然神伤，加上身患疾病，心绪不宁，自知在世之日不会太久，因而在日记中写下了对身后事的意见：

　　1月12日：“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在这一段日记旁自注：“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13日“早想辞职，种种事故，做不清楚，滞留而又滞留，谓之何哉！”22日：“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可见死的问题经常在他脑际萦绕。又过了两天（1月24日），一夜未眠的老人，在天微微明时，写下了《望大陆》这首使人怆然涕下的悲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老人写了这首摧肝裂肺的哀歌之后，在人世间活了两年零九个月又十七天。

　　1964年5月1日，是他在世上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这一年的7月2日上午11时，老人支撑着病体，应台湾大专学校本届毕业侨生之约，会见了12名侨生代表，同这些青年人谈了“立志”的问题。

　　不久，他生病住院。入院前，因感冒喉咙发炎，言语困难，饮食顿减，继而脚腿浮肿，赵聚钰（台湾复旦大学校友会理事长）劝其速入医院治疗，但因医药费尚无着落，又拖了三个星期，才入荣民医院。

　　在医院的三个月里，于右任曾试图写份遗嘱，据身边的人说他写过好几次，因心绪不宁，写了又撕，撕了再写。在那种情况下，能写点什么呢？所以最后于右任没有能够留下遗嘱。

　　11月10日晨，他的血压开始下降，心音减弱，心跳不规则，脉搏及呼吸先快后慢，身边的人呼唤他不再有任何反应，医院施用各种方法抢救，已气息微弱。中午，“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监察委员”刘延涛、王文光、陈肇英、“秘书长”硕、台糖公司董事长李崇实、“立法委员”程沧波、于之长子于望德、秘书张振蛰等，为了寻找于先生的遗嘱，打开了他的自用保险箱。不料展示在人们眼前的，既没有钱财珍宝，也没有股票证券，保险箱中多为其生前的日记和书札，以及为其三公子于中令上半年出国留学筹集旅费所出具之借款单的底稿，还有平日挪借副官宋子才数万元的账单，再有就是于夫人高仲林女士早年为于亲手缝制的布鞋袜。在场的人目睹此遗物，无不凄然。于右任做官达半个世纪以上，所遗者唯几千册书、日常衣物及普通用具而已，连遗嘱也未曾留下，故治丧委员将其1962年1月24日病中所写的《望大陆》一诗，作为遗嘱。

　　当晚8点正，于右任先生与世长辞！

顶端 9 楼  贵州省毕节地区 劳人 军政社区副总编辑 级别: 超级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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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右任的乡愁

金光群
《炎黄春秋》2004年第08期　　


　　于右任是国民党的元老，德高望重，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1949年4月，被国民党特工挟持去台湾，再也没有回来过。在台湾闲居15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大陆，盼望祖国统一。但长期处于失望中，受浓浓的乡愁的困惑，忧郁而死，临终也未能实现他的愿望，抱憾终生。
　　
　　一、重点“护送”赴台对象之一
　　
　　1949年4月20日，是于老在南京最后的一天。这天下午5点多钟，我到南京宁夏路2号于公馆采访，遗憾的是：这次我未能见到于老，我走进楼下熟悉的大客厅，坐到我常坐的沙发上。经常在楼下招待来客的于老的副官，照例泡一碗盖碗茶送过来，低声告诉我，院长在楼上收拾东西。说完他转身上楼去通报，我扫视大客厅，有四五个客人，其中有两个年纪不大，穿黑色中山装，不像是平时常来的客人。不一会儿，副官下楼，手拿一卷白宣纸，弯腰在我耳边说，于院长今天没有时间下楼会客，叫我把这副大对联送给你，院长讲来不及题款，边说，边请我打开看看，大概是怕引起“客人”怀疑，的确，在坐的几位，都投来带有疑惑的目光。我同副官分别展开上下联，只见字迹苍劲，如龙飞凤舞，我称赞说：的确是一副书法精品，而且是于老特殊的风格，可惜，只匆匆瞥见一眼，未记住内容。我卷起于老墨宝，辞出客厅时，请副官代我向于院长道谢。
　　事后得知，楼下那两位年轻人，有特殊使命，是负责“护送”于老去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早就作计划，部署特工对一些“靠不住”的高官，要防止他们投向中共，要分别妥善“护送”去台。当然，“护送”就是“挟持”，不过好听一点而已。
　　次日午后，我发完晚报稿后，又驱车到宁夏路2号，已铁门紧闭，人去楼空，据留守的看门人说：院长昨晚已由“客人”“陪着”走了。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时候跨出一步，会影响他以后的命运。前几天，于老差一点，有机会去了北平，就会留在大陆。4月中旬，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想利用于老的声望，派于老去北平协助和谈。可惜决定的太晚，当时于老已作好准备，专机已待命起飞，北平和谈已到了最后阶段。中共代表已于4月15日将和谈协议草案最后文本交出，国民党和谈代表团进行研究，必须李宗仁签字，决定派人回南京述职，送协议草案给国民党政府当局讨论决定，因此通知于老暂勿起程，次日即派人回南京。4月20日，国民党政府党政人员开会，否决了这个草案，李宗仁不敢在协议上签字。因此，人民解放军于21日凌晨大举过江，于老已被挟持去了，再也无法留在大陆。于老这一步未迈出去，以至在台湾住闲，日夜处于乡愁抑郁中，15年后怅然辞世。
　　
　　二、和平愿望的破灭
　　
　　南京解放前的几天，我几乎每天都要到于府采访最新动态。当我从别处得知于老将以“特派代表”赴北平时，曾立即去于公馆采访。这一次，是专为于老赴北平的事而来。刚落座不久，请副官通报后，于老就从楼上走下来，于老微笑着，看来心情很好。
　　我急于想知道于老对此次北平之行的一些情况，多余的话没有说，就直接提问：李代总统为什么要请您去北平协助和谈？于老知道我会问到这些问题，于老说：我也不知道李德邻是怎么考虑的，他跟我讲，北平和谈已经进行好几天了，为了推动和谈进展，我想有劳您辛苦一趟，作为“特派代表”，加强和谈，问我是否同意。这件事来得突然，容不得我考虑，不过，我觉得和平是好事，我一向反对打内战，因此，我表示愿为和平尽力，就这样定了下来。接着我又问：您对和谈前景有什么想法？于老抚摸一下长须后说：只要大家都能真正为老百姓着想，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都作些让步，就有希望谈成。再说，当前人心思定，老百姓不希望老打仗。近百年来，兵灾不断，尤其八年的艰苦抗战后，又打了两年内战，人力、物力损失太大太多，战区人民受到极大苦难，急需休养生息，重整家园，过平平安安的日子，不愿意处在战乱之中。我知道和谈担子很重，我要去了北平，也就尽我一点力量，争取和谈成功。最后我问：您的准备工作做好了吗？于老回答：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等北平电话，随时可以起程。我站起来说：“那就祝您一切顺利!”
　　告辞回到报社，写了几百字的专访，发给晚报和外地《新民报》。于老的愿望，最终还是破灭了，北平也没有去成。
　　
　　三、爱小孩、捎奶粉
　　
　　《新民报》南京社一个编辑来找我，说他妻子在北平《新民报》工作，刚生一个小孩，北平买不到奶粉，能否托于院长捎一罐去？我觉得很为难，固然我同于院长很熟，但是，在这种时刻，托带东西，为点小事去麻烦他老人家，是否合适？我说：这时候托于老带东西，不太好说，劝他不要带。这位同事爱子心切，一再央求，要求我试试，如果不行就作罢。我只好答应试试看。次日下午，我又去于府采访，把一大罐奶粉带在车上。于公馆的客厅里，总有些客人，这几天来客比平时还要多，我进门后同于老副官打了一个招呼，就找空沙发坐下。于老下楼来，同一些客人见面，有的托带信件，有的说几句话，不一会儿先后辞去。于老站起来移坐到我身旁时，我问于老何时起程，于老讲还在等北平的电话。看到于老精神还好，又没有其他客人，就试着探询：我们《新民报》北平社有一个女职员是这边同事的妻子，刚生一个小孩，北平奶粉不好买，这位同事托我问问您，能否给他捎一罐奶粉？于老一听，给小娃子捎奶粉，显得非常慈祥，满口答应。随后吩咐副官，等一会儿把奶粉放到车里。当我告辞出来到院子里，从我的车厢里取出奶粉，副官已打开于老坐车的后背箱盖，我也端着奶粉走过去，看到后背箱已放一些东西，我注意到有两扎信件，一扎写：毛润之(毛泽东)先生，另一扎写：李任潮(李济深)先生等。我把奶粉交给副官，又留下北平《新民报》收件人的电话号码，请他到北平后，在方便的时候，打个电话叫她来取。我暗自高兴，在这个特别时期，能托于老带东西，确非易事。
　　4月19日晚，北平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通知于老暂勿起程，使于老抱憾终生。
　　
　　四、主张和平民主
　　
　　于右任是陕西省三原人，生于1879年，1906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先生，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三大政策，1912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1918年组织靖国军，任总司令，进行护法战役；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随孙中山北上，反对军阀统治。以后先后任国民党政府委员、审计院院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和监察院院长等职，长期以来，于老为人诚恳，作风平易近人。他留了长须，到花甲之年，银白色的长须盈尺，有人称他为于大胡子，也有人称赞他是“美髯公”。于老平时写字作诗，只盼天下太平。当监察院长达20年。国民党政府标榜实行三权分立，即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国民政府设五院，即立法、行政、监察、考试、司法五院。监察院权力看起来很大，政府大小官员，都在监察之内，可以弹劾高官。实际上，蒋介石把监察院当作“冷宫”，不论监委们如何慷慨激昂，提出多少“案件”，结果都难于付诸实行，监察院当然管不了蒋介石，也管不住高官，充其量只能拍几个“苍蝇”。于老一贯主张民主和平，同共产党合作，反对打内战，同周恩来及民主人士有些来往，开起会来，要么一言不发，要么就提出国共要和衷共济、停止内战等等。西安事变后，他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这些都让蒋介石非常头疼，可是，于老德高望重，又奈何不得他，因此，表面上对于老很谦恭，于老提出小事，就给点面子，大事却寸步不让。如有一次杨虎城老母在家乡病重，于老向蒋介石提议，让杨回家探视，蒋介石就是不答应。背后说于“讨厌”，“多管闲事”。所以蒋介石一直让于右任担任有职无权的院长，表面上是担任要职，实际上同坐冷板凳也差不多，所以20年也未更换。
　　于右任还是老报人、诗人、书法家和教育家。1927年开始研究中国历代草书；1931年创办草书研究会，以后编著出版了《标准草书》、《草书字典》等专著。1905年，他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这就是今天的复旦大学，到2005年正好是100周年。1907年以后，他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在报上撰文反帝反清，提倡民主思想，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经验，他还以诗人身份参加文学团体——南社。
　　
　　五、爱祖国、爱复旦
　　
　　我1946年夏天到南京《新民报》采访部工作，听说于老从西北视察归来，以前对于老就有很深的印象，决定去访问他。一天下午，驱车到宁夏路2号于公馆。事前没有约定，按门铃入内，是一位瘦瘦的副官来开门，我递上名片(名片上印的是并排五地南京、上海、北平、成都、重庆的《新民报》记者)，说明来意，我知道他是复旦的创始人之一，所以我讲了我是复旦大学毕业的，请他通报。他把我引进大客厅，泡上盖碗茶送来，就持我名片上楼去了。很快，就见于老下楼。他穿一套中式白色褂裤，宽衣大袖，特别是满脸银须飘拂，神采不凡，我立即起身相迎，于老满脸堆笑，一边握手，一边还用他的左手拍拍我的右手背，显得非常亲切。他已听说我是复旦读过书的，先问我：什么时候毕业的？我说今年学校要复员迁回上海，我们1946届毕业生，在5月底就提前结业，举行了毕业典礼，我6月才到南京。他问学校一些事情，又问陈望道等教师的近况和我是哪里人等等，我都作了简略的回答。于老讲：看到复旦的发展壮大，毕业生遍布全国，我特别喜欢，你们都在为社会服务，为国家尽力啊!
　　我很想听听他访问新疆的观感，就转入了正题，问于老：听说您访问了新疆，一定有不少事情印象很深，想听听您对此行的印象。谈到这次远行，于老的头脑中仍有不少新鲜影像，立即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他说：新疆地方大，很美，有大沙漠，也有大草原，还有很丰富的矿产，水果也多，出名的有葡萄、苹果、香梨和哈密瓜，农产品的棉花好，草地多，牛羊也多。矿产中有石油、煤炭，都有很大的开发价值。那里居住有十多个民族，维吾尔族人口较多。人们都极好客，都爱我中华。维族有个人叫包尔汗，很聪明能干，他把孙总理(中山)的全本《三民主义》都翻译印刷出来了。新疆风景好，天山南北有许多风景区，我最喜欢天池，这是一座高山大湖，在海拔1900米的丛山峻岭中，一湖碧水，四周林木青翠，高大的云杉耸立，高山上雪峰围绕，湖水深达几十米，碧蓝如镜，空气清新，沁人心肺。湖滨安静沉寂，偶尔有飞鸟出现，打破空气平静；人行岸上，倒影水中，水上蓝天白云相映，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美极了。于老像作诗一样，赞颂天池之美。新疆是古丝绸之路经过的重要地段，有很多古迹，高昌、交河有古城遗址，库车、拜城的千佛洞，吐鲁番的火焰山，喀什的清真寺等等。于老一口气讲了很多，那时没有录音机，我一边仔细听，一边记要点。看得出来，于老讲了这些，仍意犹未尽，还有一些美好的记忆，有机会还能再谈一些。最后他说，以后可以随时来他这里。这也是对我这个复旦后生的特殊优待。
　　随后两年多，我去过于老处的次数不少，有时是为了证实某一重大新闻，因于老可参加国民党政府一些首脑会议；有时是为监察院的一些议题；有时也没有一定目的，但作为一个记者，往往会从于公馆内外，得到意外的信息。我每次去，只要于老在家，一般都会接谈。平时于老不大谈国家大事，也不谈时弊，但言谈间总希望天下太平，民富国强。因为“复旦”的情结，我在南京时，同于右任、邵力子等老一辈复旦人就很亲近，常去他们府上走动，使我获益匪浅，甚至有外地记者，要求我带他去见于老、邵老，如天津一位驻京记者，我向于老引见，于老也予以接见。邮政总局的人，要去见邵老，我也领他们去。
　　于老送我的大对联，既未裱，也不敢挂，到文革时被焚毁，非常可惜，至今还后悔，为什么不收藏好。
　　于老到台湾后，已不再担任监察院院长。平时无事可作，写写字，偶尔写点小诗，常倚杖站立，眼看西北方，那边“有我大陆，有我故乡”。1969年，于老80周岁，有老友倡议为于老庆寿，他心情凄苦，摇头拒绝；他说在此乱世，还做什么寿，于是吟诗曰：“平生只愿看到太平时”。在台十几年，度日如年。郁郁终日，到83岁时去世。离世前作《望大陆》，诗曰：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读了此诗，令人鼻酸。
　　于老至死，还一心盼望祖国统一，期盼能重返故里。但他在绝望中含泪而别，只能魂归故里了。 顶端 10 楼  湖南省 月隐溉澜 领导人物、军事人物区编辑 级别: 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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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右任与篆刻家的友谊

作者：凌士欣

　　于右任（1897—1964），陕西三原人。国民党元老，近代杰出的书法大家。其书自成一家，世称“于体”。
　　于先生所用印章多出自名家之手；他与当时的吴昌硕、齐白石、马衡等一些著名篆刻家都有友好往来，而与印坛巨匠吴昌硕的交往尤深。吴氏曾亲自为于右任刻印多纽，如用昌化鸡血石刻制的“于”、“右任”对章，多见于上世纪20年代的书法作品上；他有用田黄石刻的“啼血乾坤一杜鹃”（于氏办《神州日报》、《民立报》等报刊时发表文章曾用笔名之一）与“关中于氏”对章，一白一朱，多见于30年代初至抗日战争初期的作品上。尤以表明籍贯的“关中于氏”更受于先生的喜爱。遗憾的是，上述四纽印章在抗战初期不慎丢失，也未曾复见。于右任从此后直至封笔，就用吴昌硕刻制的另一纽“右任”朱文印。当时，该印已有磨损，钤出的印蜕不太清晰，有人建议他用别的印鉴为好。于先生曰：“我比吴昌硕先生小38岁，可以说是两代人，是忘年交。我求吴先生刻斯印时，先生已久不持刀，且卧病在床。但吴先生表示，于右任先生的印章一定要刻。所以，我用这纽印，更是为了纪念吴昌硕先生。”可见于氏对斯印的珍惜之深。吴昌硕还为于右任刻了“于”、“右任”（中有竖界线）对章，以及笔名“半哭半笑楼主”等印。
　　吴昌硕治印，将石鼓、砖瓦、碑碣等文字特点融会贯通，取封泥神韵，钝刀硬入，不但以凝炼圆劲的笔意取胜，还富有浓厚的金石情趣，气势磅礴，可与于右任的书法作品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深受于先生激赏。吴昌硕逝世后，于右任深感痛惜，并以吴昌硕从事艺术的一生及其在近代艺术史上的地位，撰联悼念。联曰：“诗书画而外，复作印人，绝艺飞行全世界；元明清以来，及至民国，风流占尽百名家。”由衷地表达了对吴昌硕的无限仰慕之情，情真笃厚。
　　金铁芝是于右任在篆刻界的又一位好朋友，江苏苏州人，久寓上海，为吴昌硕拜门弟子。据说他成名后，曾在申城三马路“苍松山房”悬润鬻印：“每字一洋”（刻一个字银洋一元）。30年代初期，金氏与于右任、张继（字溥泉）等上层人物相从甚密，曾为于右任刻“于右任”、“于·右任”子母印、“右任读碑之记”、“太平老人”等印。字法、章法、刀法，承袭吴氏印风。“太平老人”系于右任自号。于氏早年尝在己之像旁题联曰：“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以“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激励自己。此印常与“右任”印联钤，多见于30年代的作品。于右任曾邀金铁芝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图书馆馆长（金氏于1933年至1934年赴南京任职），又为《金铁芝集大鹤山人遗墨》题诗，有“剩稿装成意态真，名家无处不传神”句。大鹤山人，即郑文焯之号，光绪二年（1876）进士。濡染家学，工诗词书印，精金石考据，通医理，善画。他与吴昌硕交谊甚笃，时常互有艺事相切磋。
　　于右任的另一位篆刻家朋友赵石，字古泥，江苏常熟人，治印受教于吴昌硕而能自变化，别开一宗，尊谓“赵派”，或“虞山派”，名扬天下。1927年秋，于右任游常熟虞山时，专门会访了深居僻巷的赵古泥。尚父湖上，扁舟载酒，谈艺论文，引为知己。赵石曾为于右任刻印两纽，还将自作《拜缶庐印存》赠于右任。于右任赞赵石的印作，出于缶翁而不为所囿，古朴浑厚，人莫能及。1944年，于右任在追怀赵石时赋诗曰：“石作剥残神亦到，字求平正法仍严；缶翁门下提刀者，四顾何人似赵髯。”
　　在能见到的于右任印鉴中有一枚白文印：“关中于氏”，出自民国印坛有代表性的篆刻家之一简经纶之手。他字琴斋，艺事皆以字行。祖籍广东番禺，生于越南。及长回国，任职侨务机构于上海。尝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宣传事。据说，简经纶是在一次工作中结识于右任的。简氏告诉于先生：他在海外治泰西文字之余，笃嗜汉学，拿刀刃石遣兴。现公余之暇，攻究古籀。简经纶曾将《琴斋壬戌（1922）印存》馈赠于先生指教。于氏比简氏大9岁，以兄弟相呼。在交往中，于右任见他天资睿敏，书法、篆刻、辞章无所不擅，学古能变，巧夺其神，又摹写之工甚深，曾想邀请他为标准草书研究做点工作。惜抗日战争爆发，简经纶自沪避难南归。由此看来，“关中于氏”印最迟作于抗战前。是印拟汉急就一路，单刀驰骋，以刀代笔，且畅且涩，逸笔疏疏而纤微毕见，充分体现了汉代凿印的风格特征，为作者传世印作中难得的佳构，深受印主赞许并经常钤用在书法作品上。

http://www.eywedu.com/zongheng/zonh2004/zonh20041016.html 截溉澜溪，为月隐湖。濡小寺宁静，淡北站喧嚣。襟怀侠义，袖笼豪情，如斯。曰：星邻龙头寺，月隐溉澜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