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狱中等待宣判 民间借贷渴求救赎

2011年08月11日 15:38
来源：中国企业家 作者：蔡钰 王子 张化桥

与其让吴英成为民间信贷的祭品，不如探讨如何对已蓬勃存在的民间信贷开闸。如果此事件中映射出的地下金融若干特性，能成为制定监管框架的依据，即是吴英之功

吴英会死吗？

身陷囹圄第四年，吴英在金华市看守所里度过第5个生日，她30岁了。

她的崛起和陨落同样迅速。2006年，年轻的浙江东阳姑娘吴英一夜之间在本地崭露头角。她一口气设立8家实业公司，斥资数亿元划开了以本色集团命名的酒店、商贸、婚庆、地产、物流等综合商业版图。当年胡润百富榜对她资产估算高达38亿元，她的财富来源成为2006年中国商界最难解之谜。

10个月后，2007年2月，吴英被东阳公安局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拘。2008年，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起诉吴英，2009年一审判处死刑。2010年，吴英不服判决上诉。2011年4月二审开庭时，吴英主动承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继续否认集资诈骗罪。

二审已过3个月，判决仍未作出。那些她一手掀起的江湖风云渐渐远去，所有悬念汇聚成一个：死刑能不能改判？吴英在等待，她的家人在等待，债权人在等待，还有一些幽灵般的力量，也在等待。

“现在更多人认为，吴英二审死不了，我作为她的辩护律师，也有这样一个判断：二审应该问题不大。开庭到现在也有3个月了，迟迟没有结果，说明法院内部意见也不一致，恐怕还有重大的分歧。”吴英的代理律师、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照东说。两次庭审，他给吴英做的都是无罪辩护。

实际上，民间借贷的存在比它的命运裁决者更古老。央行研究局在2008年和2010年两次对民间借贷领域调研发现，当前中国民间借贷资金存量超过2.4万亿元，占借贷市场比重达到5.6%。在江浙、山西、内蒙古等民间资金活跃的大省，自上而下的监管始终未能追上民间资金自行流动的速度及为逐利而做的创新。

对比2008年和2010年两次的调研结果，央行研究局发现，两年间，中国民间借贷存量资金增长了28%。可以想见，近两年的通胀、流动性扩张还将撑大这个盘子。

吴英案折射出了当下中国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制度不健全的困境。在商业野心难以获得官方金融机构支持的境况下，吴英和她的本色集团选择在监管之外的灰色地带，求助于民间资金。对这一行为论罪与否、量刑几何，将直接成为未来量度中国民营企业与民间信贷对接自由度的参照案例。

在横跨四年的两次庭审过程中，其他事件相关者与法律界关心的问题比“杀与不杀”更基本：如吴英一般游走在中国官方金融与信用体系之外，自成一派的民间资金力量和借贷双方，罪或非罪？

收紧了勒在吴英脖子上的绳索，也就相当于扼紧了中国民间金融的喉咙。那么，是谁在拉绳子？

经过调查，《中国企业家》发现，把吴英推至如今深渊的“杀手”，包括街头巷议中那些隐形的力量，吴英本人的不成熟，还有民间信贷背后主观、偶然和脆弱的信用链。

“法律角度上，事情明明是比较清楚的。社会效果角度上，这么大一个孩子，经营当中发生了些问题，为什么非要较着劲把她杀了？如果把她杀了或判重罪，会起到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关心此案的“中国刑辩第一人”、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评论说。

与其让吴英成为民间信贷边缘化生存的祭品，不如探讨如何对已蓬勃存在的民间信贷开闸。但在此之前，尚须完善监管框架，提供合规生长空间。如果吴英事件中映射出的若干特性，能成为制定监管框架的依据，即是吴英之功。

谁想吴英死？

东阳市人民法院门口的告示栏，旧得和巍峨的法院大楼不太相称。三米长的深色底板上密集贴着20来张公告，主题无一例外是告知去向不明的借款人，赶紧回来为自己的民间借贷纠纷案还钱，数额从5000元到10万元不等。

东阳是金华管辖的一个县级市。和江浙其它市县一样，民间借贷极为活跃，通过放贷、转借赚取利息和利差的这项营生里，参与者不乏公务员和官员。

东阳当地两大知名经济招牌是木雕和横店影视基地。虽然和义乌只有40分钟车程，但多年来，始终难望义乌项背。许多东阳人都去义乌做生意，晚上再回到东阳家中。

吴英的父亲吴永正、丈夫周红波以及多个债权人都有共识：吴英出事是因为在正确的时间选择了错误的地点。她并不是倒在民间信贷上，而是在东阳根基太浅。

“(民间借贷)在东阳不知道多普遍。东阳这么多投资公司，要抓的话，一半的人都抓进去了。”一位女性债权人说，即使时光倒流，吴英借钱也无可厚非。“她就是年纪轻。人家资格老的，借多少都没事。”

“(吴英)就不应该在东阳做生意。你看东阳这些年来招商，就没几个留住的，商业环境不好。”吴英的丈夫周红波在电话里告诉本刊记者，他曾强烈反对吴英在东阳发展，初生牛犊的吴英哪斗得过地方势力。可吴英在这件事上尤其固执，两人一谈起此事就吵得不可开交，后来周只好任由吴英去，再也不提此事。

吴永正记得女儿说过，她曾因为拒交保护费而遭到本地楼氏家族的威胁。在他口中，这是一个横行东阳多年的地方势力。他还记得一段如同电影中的对白，“当时有人说，‘别看吴英现在嚣张，早晚有一天让她跪在我面前’。”

他断言，尽管并无证据，在吴英2006年遭遇的绑架案、2008年被捕后东阳公安局低价拍卖本色概念酒店等后续事件里，楼家力量都参与其中。

2011年7月14日，广厦控股发表声明称，楼忠福家族与吴英案无任何牵扯，也不存在瓜分吴英案后续财产之事，并指责吴永正炮制谣言。对此，吴永正哼了一声，“他们说保留追究我法律责任的权利，我正等着！”

本刊记者曾多次同广厦集团联系，得到的答复均是负责人出国了。

吴英的一位“姐妹”，是在东阳开复印店时与吴英认识的，她跟吴英虽然亲近，可除了借钱，从未考虑过让吴英带着自己在本地做点什么。说起东阳的商业环境，她用“水深火热”形容。“吴英这个人也不坏，又豪爽，就是年纪太轻，要是做事不在东阳就好了。她真是想为东阳做点事情，但对有些人就是竞争。”她坚持说自己不知内情，可声音听起来心有余悸。今年7月初，吴英还托人带信和她说了些家常话，抱怨“里面很难受，不是人过的日子”。

“她的什么事我都不知道。我也恨她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一位匿名的债权人说，吴英在2006年突然密集找自己借钱，说流动资金紧张，需要钱去进货。该债权人就去找别人借来钱，再以月息2分到3分借给吴英。后来吴英事发，他也被刑拘关押了。他记得自己被抓时听到过东阳公安局的警员们半说笑地提点：“你要是不借钱给吴英，就没事了。要不是你帮，她早倒了。”

2010年吴英从看守所里递出来的检举材料里，检举了当地约10名官员和银行负责人。根据她的检举，收受过她贿赂的湖北省荆门市原人大副主任李天贵和原中国农业银行[2.66 0.38% 股吧 研报]荆门分行副行长周亮已经落马。

曾有人向吴永正透风，一审前，东阳市政府十几个人曾写联名信，要求法官判处吴英死刑。吴去向法官求证，一审法官不置可否。上文中匿名的“姐妹”说：“对吴英，我希望只要不杀她就好。但她要是能翻(案)过来，有很多人要倒掉的啊。”

吴英在上诉材料中写道，自己2006年底被债权人杨志昂、杨卫陵软禁了10天，参与者中杨卫陵之妻还是义乌市政府官员，她回来后去东阳公安局报案，却不被立案。等录完口供回到自己常住的本色概念酒店时，夹着两颗子弹的恐吓信已寄到前台。

2007年2月4日，吴英在北京首都机场准备登机回杭州时，被东阳公安局扣押，自此开始了4年多牢狱生涯。在看守所里回想遭刑拘的过程，她发现了诸多疑点：在北京首都机场，东阳公安局没有出示相关司法手续、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就把她直接带到了金华看守所，并以“祝素贞、诈骗5万元”的假信息登记立案。而直到3天后，东阳公安局才发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拘文件。在看守所里，她疑心自己同监室的人是公安局的线人。“用引诱、欺骗、威胁的方法让我按她说的承认，做口供，离开时还带走我的扣押单和一张委托书。”

另有接近吴英的人士向本刊透露，在看守所中，曾有人向吴英输入一些负面信号，告诉她：你的死刑肯定没希望改判了，不要再做无谓的努力。为此，吴英一度万念俱灰。2010年6月29日，在发现自己放在看守所监室内的检举和控告材料被管教私自翻看过后，她一怒之下，喝下了大半瓶工业胶水。

在2010年8月寄给父亲的一张明信片上，吴英写道：“我如今被判死刑你们家里人也有一半的责任，不听我的话，专门听别人在那里捉弄。北京两名律师我打算不要了。”

吴永正说，2007年9月，吴英在狱中用明信片给自己发来一份委托书，委托他代为处理本色集团和吴英相关事宜。但他拒绝授权东阳公安局拍卖暂扣的资产。随后，在吴英律师一再发函要求停止违法违规拍卖情况下，东阳公安局仍把本色集团的汽车、家具家纺和本色概念酒店以低价拍卖出去。

“东阳公安局在案件侦查结束后，又多次用花言巧语蒙骗我、恐吓我同意签字拍卖财产，最终我没有同意拍卖，他们就在我一审未开庭前，没有本色公司财产合法人及委托人同意签字情况下，强行拍卖了近亿元的财产，使财产缩水十几倍。”在上诉材料里，吴英写道。

2009年4月，吴英案一审开庭，但金华中院直至12月才让吴英看厚达50多页的庭审笔录。吴英看了几页后发现很多地方跟当时情况不对。她一开始拒绝签字。在看守所反复做工作之后，才勉强签上：“以上笔录我已看过，由于时间过去太久，开庭内容又多，具体记不清内容了，以现场庭审录像和录音为准。”

在和东阳法院一街之隔的东阳市公安局里，一位警官接待了本刊记者。等待了足足一个上午后，东阳公安局对记者提出的5个问题交出了一张滴水不漏的A4纸回复：

1. 吴英案现进入二审阶段，吴英与本色集团被扣押资产清单已随案移交。

2. 对于拍卖本色集团部分资产的有关情况，中新社记者6月29日已作客观全面的采访，请参阅。

3. 对于吴英案件涉嫌罪名问题，起诉意见书上已经明确，详细情况可参阅相关报道。

4. 目前本色集团已经拍卖处置的资产主要是汽车、吴英向他人租赁房屋进行经营的酒店、商铺等，处置所得全部及时存入统一的银行账号，没有动用。

5. 一审法院认定吴英集资诈骗的金额为人民币38426.5万元，吴英方面所讲的房产卖掉足以还债，可以向二审法院提出申辩意见，由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该警官说自己当年并没参与吴英案，说到吴英对公安局的种种质疑，他表示，这事在东阳市政府层面已经成立了专案组，“对那些事件，公安局也只是一个执行者。”

2007年2月10日，东阳市政府在东阳电视台发布公告，查封本色集团并遣散1000多名员工，成立清产核资组，清理本色集团资产及债权债务。

走在昔日本色一条街上，吴永正指着那些卷帘门紧闭的“本色网吧”、“本色建材城”说，里面的电脑、建材都已不知所踪。他质疑：“司法案件，为什么会由政府力量出面发布公告？”

东阳市政府市委宣传部新闻办公室主任陈一点则告诉记者，在二审判决下达前，东阳市政府对此事没有新的评论。

6月29日，接受中新社采访时，东阳公安局解释拍卖本色集团车辆原因说，吴英案很多债权人(很多是义乌人)也知道这个情况，他们多次主动跑到东阳市公安局反映，要求警方和政府及时处置拍卖这些车辆。

东阳公安局没有公开债权人的名字，但吴英在义乌的主要债权人林卫平否认此事。“第一，东阳市政府有一个专案组，他没有做出决定前，我们也不好说什么。第二，我们自己的资产也都让公安局查封了。”

东阳公安局要求林卫平带着自己的70多个上游债权人一起来公安局签字，同意解封他的资产。林卫平拂袖而去。“这显然不可能。”

“表哥”

1981年，吴英生在浙江东阳歌山镇的一个农民家庭，是家中老大，有三个妹妹。初中毕业后，她读了个不完整的职业高中，在姑姑开在东阳的美容店里学了一年多手艺，2002年起自立门户，开了自己的美容院。凭借娴熟手艺和开朗热心性格，她积累了当地不少有身份的客户，生意迅速做大。

这一年她和东阳人周红波订了婚。到2004年两人正式结婚时，她已经在东阳有多家店铺，经营美容院，KTV、足疗店、服装店等，按她事后自陈，身家有2500万元。

如果吴英就此止步，那么今天她也许会闲坐在牌桌前、每月按时去各家店里收账，但她是吴英，最终还是成为这个故事所需要的张扬主角。她跑遍浙江，也频繁往来广东、湖北，靠转手美容用的羊胎素赚过5倍甚至更高暴利，也从“尊贵”客人口中听到过期货的内幕风声，她想做更大的事情。

2005年底，吴英通过朋友杨军认识了义乌人骆华梅，继而认识了骆的表哥林卫平—一个手里经常流转数亿元民间资金的生意人。刚一认识，吴英就热络地跟着骆华梅叫林卫平为“表哥”。

林卫平是个40岁出头的普通男人。面有风霜，却没有江湖气，就连板寸头也没能发挥出精明、挑剔、咄咄逼人的“钱庄老板”气势，面对生人，他甚至还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做资金生意，”林卫平说，“实际上就是纯粹靠自己的一个脸面，而不是说去走黑道。”2010年，浙江省内民间融资规模超过1.5万亿元，正是无数个林卫平们操持着这个巨大资金池。

2003年，林卫平开了个针织袜厂，当时他还在义乌文化局当公务员，后来生意有了起色，干脆在2005年辞掉公职。这期间，他运作袜厂不时和朋友们互相借钱周转，一开始彼此不收利息，但后来觉得麻烦：既需要请对方吃饭唱歌，还欠下人情，这些花销还不如给利息划算。

这启蒙了林卫平的资金意识，他关了袜厂，专心当起了亲友、旧同事、生意伙伴之间的资金调度人，把身边闲散资金聚集在手里，再转借给有大资金需求的借钱人，赚取息差。

在资金充裕的义乌，林不用担心资金来源。做得久了，很多朋友主动请他带自己一起发财。有的老上家手里一有闲钱，利息都没谈，就直接打到他账上。“有的钱打在我账号上，我动都没去动过。有时钱什么时候打来的，我都不知道。”林卫平轻描淡写地说。那些千万元量级的民间资金往来背后，依靠的就是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对上游放贷人，林卫平给出的月息在2分到5分不等。“资金紧张的时候，放贷人会要求高一点的利息。而有时你只帮他放出去几个月，他还不高兴，想托你把资金用久一点，利息就会稍微低一点。”

对下游借款者，他有自己原则：不碰毒品、赌博、洗黑钱。他喜欢借款者去做实业，项目看得见摸得着，踏实。

受到银行准备金率提高、硬性信用指标和贷款向国有、大型企业倾斜等政策束缚，商业银行的信贷灵活性远远不能满足中小企业和个人需求，这为林卫平们留出了庞大市场空间。对有资金需求又熟悉情况的本地人来说，担保咨询公司、寄售行、典当行、标会、企业和个人都是潜在的“银行”。而真正的官方金融机构，反而成了配角。

每到月底、年底会计结算期，义乌本地银行甚至外地银行也会找林卫平这个竞争对手借钱“周转”。这样的业务，有时林都不直接过手。他就让银行给自己一个上家开个个人账户，让上家直接把银行需要的资金按规模打过去，只存月底一天。银行资金特别紧张时，每100万元存款，利息会给到1万元。

林卫平手中的钱很少流出义乌，但2006年初，骆华梅带着25岁的东阳小姑娘吴英来拜访时，他破了例。

吴英说要在诸暨开一家投资公司，想借1000万元，盛情邀请林卫平去诸暨看看项目。另外，自己有做期货的特殊资源，还想借笔钱炒期货。骆华梅也对林卫平说，这个小姑娘在东阳做的不错，已有了两三千万元的身家。

虽然和义乌只有40分钟车程，但林卫平对东阳、对吴英都不熟悉。不过，有亲戚的人情做背书，林卫平仔细考虑了一下。“按照我的判断，一般穷到什么都没有的人，可能把钱借走随时会出风险。但资产达到两千万以上的人，犯不着去冒太大风险。公司稍微有点规模以后，不是十拿九稳(的项目)，她不会去做的。”期货项目他没有接茬，但还是跟着吴英去了一趟诸暨，看到确有其事，就把钱借给了她。10天后，吴英准时归还。

2006年4月，吴英又来找到表哥。这次，她带来的消息是，自己在湖北找到了一个需要投资5亿元的旅游开发项目，想找林卫平借其中的3亿元(在吴英的上诉材料里，这个数字提高到4亿)。

吴英说，自己在湖北荆门通过农行荆门分行副行长周亮，认识了时任市政府秘书长李天贵，李答应支持她收购荆门大酒店[10.06 0.70%]，并在荆门市开发房地产。2006年4月，吴英已在荆门砸下1000万元，注册成立了湖北荆门信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准备收购市中心一处被收置为农行不良资产的烂尾楼。同月，她一改此前做美容、足疗、KTV的玩法，在东阳投资500万元注册了东阳市本色商贸有限公司—这就是本色控股集团的前身。

此时的吴英意气风发。她曾向林卫平等民间借款人借过近1.3亿元，在成立本色商贸前都已还清，自己名下还有超过2500万元资产。自此，吴英启动了集团化之梦。

在林卫平账本上，他在义乌放出去的其它资金，正好在这段时间回笼了，而上家又还不着急拿回去。他想，借给吴英，确实可以降低资金成本。

林对吴英说，抽空你带我去湖北看看那个项目。吴英答应了。一开始吴英天天催林卫平去，但林走不开。等林卫平有了空闲，吴英又每天在温州忙得顾不上。这么一拖，两人始终没去成湖北。

时间不等人，林卫平退求其次，和吴英手下负责做这个项目计划书的本色商贸总经理方鸿聊了聊。方鸿是吴英初中同学金华芳的丈夫，经济师出身，给吴英做了湖北项目方案。一聊之下，方鸿把商业计划、盈利评估分析得头头是道，林卫平放了大半的心。这期间，林又暗自看了看此时铜期货价格，确实涨了不少，按照吴英当初拉他入伙时的计算，应该已经赚了六七千万元。这么一盘算，林卫平在心里给吴英的赚钱能力加了分。

2006年6月-9月期间，林卫平分几笔给吴英支付了近4.3亿元。在这些钱背后，是66个个人和单位的放贷“上线”。林曾再三告诫吴英：“你投资多少项目，要跟我说清楚，钱不够我可以帮你想办法，但你不能到处去乱借。”按照行规，放贷人之间不会透露各自的生意，所以很忌讳借款人用同一笔资产作抵押，同时向几个放贷人借钱。

吴英轻描淡写地回答他，好的呀，这个没问题。

关于这笔款项利息高低，是个未解之谜。在吴英案一审判决书里，金华市中院记录的林卫平证言是，吴英4亿多元借款约定利率高达匪夷所思的每万元每天40元。折算成江浙民间信贷里通用的标准，这相当于12%的月息。

吴英不承认这一点。在她后来的上诉材料中，她写道：“公司投资与企业的经营我都是用林卫平借我的钱投资的，年息3分(3%)，成本并不是很高，我认为自己做生意向朋友借钱也是很正常的。”林卫平也对记者说，自己给吴英的利息很低。“我当时跟她说，你把事情做好就行，利息我少赚点都没关系。”

评论

不要妖魔化高利贷

高利贷并不会让一个好端端的企业倒闭，只有管理不善和计划不周才会

文 | 张化桥

41岁的付纪平从湖南农村搬到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已经十多年了。他的养猪场规模小、收入低、抵抗风险能力弱。他天天都想赚更多的钱，可买种猪的钱从何而来？除了亲戚朋友借给他少许，别无出路。他根本不可能跨进银行或信用社的大门。万穗小额贷款公司发现了他，一次贷给他3万元，期限1年。今天，他的生意做得很不错。在同一个镇上，万穗公司还为另外三位养猪的农民以互相担保的方式提供了7万元贷款。

在万穗小额贷款公司，这样的故事多极了。当真正的微型贷款或草根金融成为一种文化和一种商业模式，同事们都说对其它业务完全失去了兴趣，我本人也是被草根金融的魅力从世界顶级投资银行吸引过来的。

全国30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平均每家只有6-8个员工，一个营业点。可是，万穗公司的人分布在4个营业点，外加设在农村的金融帐篷。我们还在迅速壮大。我和同事们说，工作很酷、很爽，一点也不亚于互联网行业。和互联网公司的唯一区别是，他们绝大多数亏钱，而我们从第一天就开始赚钱。

我们收取客户的利率很高：年平均在20%以上。但我们的客户心存感激，他们大多数是回头客，还介绍了他们的亲友过来—除了找我们，他们往往也没有别的融资渠道。

现在，我们最头疼的问题是股本金太少(仅仅1.5亿元)，政府对我们的负债率限制太严，虽然几家大银行都希望通过我们的客户网络和微型贷款技术实现他们支持农业、微小企业的美好意愿。现在我们有好几百个合格的客户在等待资金，包括从外地找上门的客户。我们只能跟他们说抱歉。

过去几十年，政府一直在打击民间借贷，直到最近几年才让它合法化。现在政府还在打击非法集资。但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非法集资为什么会存在，且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可以从供求关系两个方面来分析。大量微小企业和农户虽然生意不错、毛利率高，但他们对银行不太信任。他们衣着可能土气，对银行专业术语和复杂运作过程不清楚，难免遭到白眼、呵斥和歧视。银行审查贷款时间长，对小额贷款也没有真正的兴趣。假想你自己是某大银行的分行行长，你每天当然很忙。你如何在大客户和微型贷款之间分配时间？

此外，银行员工的工资、福利和费用也远远高于草根金融业。银行员工并不知道银行的真正股东是谁，大家实际上是吃大锅饭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方式有点像官僚机构。连有些大中型企业的高管也抱怨，如果考虑到银行贷款的隐性成本(读者都知道那些隐性成本的构成)，所费的周折及不确定性，他们宁可用高利贷。

有了草根金融的需求，也就有了草根金融的供给。城乡居民储蓄在银行利率很低，大家都知道真实利率是负数。此外，大量企事业单位的闲散资金也需要更高的回报率。追逐回报率难道有什么错吗？有了需求和供给，当然也就有了中间人。

有人说，今天高利贷的繁荣是因利率管制。利率完全市场化就足以摧毁小额贷款和高利贷的生存基础。我看这是个巨大误解。没错，利率管制确实太有害：它剥削了存款人，补贴了有能力和有特权获取贷款的人们。它所带来的负的真实利率还刺激过度投资，它也是资产价格泡沫化元凶。

但即使我们把利率完全放开，高利贷也会继续繁荣，因为它有坚实的市场基础。银行弯不下腰来，这是制度问题，不怪王行长或者李科长。如果把你我放在那个位置上，我也一样难以照顾到三农或微小企业。但经济是多元的，金融市场也必然是多元的。草根金融永远有其地位。我们需要多一分理解和支持，少一分偏见和愚蠢。

几十年来，有人恶意地把高利贷妖魔化了。但是高利贷所证明的只是经济多元化。即使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欧美和日本，小额贷款也有着巨大的生存空间。政府对农业和微小企业的最大支持，莫过于给他们在资金方面的平等待遇。虽然高利贷并不能给他们平等待遇，可没有高利贷，农民和微小企业离平等更加遥远，他们的状况会更加凄凉。高利贷就是金融救急。高利贷并不会让一个好端端的企业倒闭，只有管理不善和计划不周才会。

(作者为广州万穗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