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可遇不可求:中国文学史 第一卷 第二编　秦汉文学

中国文学史

第一卷  第二编　秦汉文学

绪论

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文学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然而，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幷没有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生机，相反，由于秦王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政策，文学创作空前冷落。再加上秦朝时间短暂，所以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屈指可数。由吕不韦门客集体撰写的《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前239），这部著作体系完整，广泛吸收诸子百家的观点，客观上反映了战国末年即将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

秦代唯一有作品流传下来的文人是李斯，他的《谏逐客书》铺陈排比，纵横议论，逻辑性强，富有文采。记载秦始皇巡游封禅的刻石铭文也多出自李斯之手，除《琅邪台》铭文外，都是三句一韵的特殊诗体，质实雄壮，对后世碑铭文有影响。

两汉王朝总共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昌盛时期。汉代统治者认真总结秦朝迅速覆灭的历史教训，虽然在政治体制上沿袭秦朝，但在文化政策上有较大调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措施；加之国力增强，社会进步，汉代文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无论是作家的文学素养，还是文学作品的数量和种类、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都很值得注意。汉代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风尚、文体样式等诸多方面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第一节　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

解读文学典籍的时尚　献纳辞赋的风气　乐府、东观、鸿都门学的设立　游学游宦的兴盛

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五经为主，其中就有《诗经》这部文学作品。因此，师生在诵读五经的过程中，自然受到文学方面的熏陶，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事实上，汉代士人的阅读范围幷不限于五经，而是广泛得多，尤其是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对汉代作家羣体的生成起到催化作用。西汉时期，解读楚辞是一种专门学问。严助向武帝推荐他的同乡朱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汉书•朱买臣传》）朱买臣同时向汉武帝讲解《春秋》和楚辞，因此得到提拔。武帝还令淮南王刘安为《离骚》作注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汉书•淮南王传》）宣帝修武帝故事，“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汉赋和楚辞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这种新文体确立之后，也和楚辞一样成为士人贵族的诵读物，汉宣帝时还有过这样的事情：王褒等人用诵读奇文及自己作品的方法为宣帝的太子、亦即后来的元帝治病解闷，其中的奇文当有楚辞类作品。这种精神疗法效果明显，不但太子得以康复，而且经他倡导在后宫形成了诵读王褒赋的风气。（事见《汉书•王褒传》）到了东汉时期，人们诵读辞赋的兴趣依然很浓，就连贵族妇女也主动参与，出现了像王逸《楚辞章句》这样的专门著作。诵读辞赋在汉代是一种高雅的活动，是士人文化素养的标志。虽然诵读辞赋者幷未都成为辞赋作家，但汉代许多人确实是从诵读辞赋开始而顺理成章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扬雄少而好学，“顾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他诵读屈原的《离骚》、司马相如的赋，幷且加以摹拟，他本人也成了汉代重要的作家。汉代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因此，汉代的文人也以辞赋家居多。

汉代采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为作家羣体的生成提供了许多机遇。西汉朝廷诏举贤良方正，州郡举孝廉、秀才，东汉又增加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等科目，广泛搜罗人才。两汉选拔人才注重学问品行，也不排斥对有文学创作才能者的录用，许多作家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主要幷不是他们经通行修，而是在于他们的文才。尽管以文才录士在两汉用人制度中幷不居于主导地位，而仅是一种补充手段，但它对两汉作家羣体的生成却起到了推动作用。汉代不仅中央朝廷、诸侯王，甚至有些身居要职的外戚都以文才取士。

汉初以招致文士闻名的诸侯王有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汉书•地理志》）投奔吴王刘濞门下的文士有枚乘、邹阳、严忌，他们都擅长辞赋。后来吴王谋反，枚乘、邹阳等人见刘濞不听劝谏，一意孤行，就离开吴地而投奔梁孝王。梁孝王待他们为上宾，司马相如也弃官前往梁国，宾主相得，过着文酒高会的生活。参加梁园唱和文人还有羊胜、路乔如、公孙诡、韩安国等。“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汉书•地理志》）流传下来的《淮南子》就是出自刘安的宾客之手。《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82篇，淮南王羣臣赋44篇。显然，淮南王羣臣不但著书立说，而且还是一个从事辞赋创作的羣体。汉初几位诸侯王以文才取士，聚集在他们周围的辞赋家则是以文会友，他们置酒高会，游赏唱和，汉初作家羣体首先在几位诸侯王那里生成。

西汉武、宣、元、成诸帝都是文学爱好者，其中武帝还有诗赋传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出于本身的兴趣，大量招揽文士，许多人就是因为有文才而得以在朝廷任职。因擅长文章辞赋而被录用的著名作家，武帝朝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宣帝朝有王褒，成帝朝有扬雄等。有些人虽然不是靠文学创作才能而进入仕途，但是，他们成为朝廷命官之后，在天子的倡导下也加入了辞赋创作的行列。自武帝起，创作辞赋成为西汉朝廷一大雅事，许多高官显宦都参与其间，由此形成了向天子进献辞赋的制度。东汉光武帝、明帝都不好辞赋，但是，兴起于西汉的进献辞赋之风依然在东汉延续，基本上保持了它的连贯性，许多文人就是因文才出众而倍受青睐。

东汉政权长期被外戚把持，那些身居显位的外戚大量招纳宾客，东汉许多著名作家都当过他们的幕僚。

汉代诸侯王、天子和外戚对文人的招纳任用，对广大士人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使他们把文学创作当成博取功名的一种手段，幷借助上层贵族的权势而聚集起来。汉代作家羣体的持续生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两汉某些文化机构的设立，为稳定已经生成的作家羣体发挥了积极作用。乐府是西汉长期设置的机关，它的职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谣乐曲，同时也组织文人创作诗歌，司马相如等几十名作家曾经为乐府写过诗赋。后汉的洛阳东观也是文人荟萃之处，许多著名作家曾在那里供职。东观是文人向往的地方，“是时学者称东观以为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后汉书•窦融列传》）东观任职人员的主要工作是校仇经书，不过，既然众多作家汇集在一起，当然少不了诗文唱和之类的活动。鸿都门学是灵帝光和元年（178）在洛阳设立的皇家学校，专门学习辞赋书画。

汉代时断时续的游宦风气，也为作家羣体的生成注入了活力。西汉早期，文士的游宦活动主要是在诸侯王之间进行的。武帝朝至东汉初期，游宦之风稍衰。东汉中、后期，游宦又成为社会时尚。“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后汉书•王符列传》）有些文人通过游宦进入仕途，相当一部分成为侍从文人、幕僚文人。而那些不能入仕的文人则是大量的，绝大多数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他们或滞留太学，或穷居野处，和侍从文人、幕僚文人鼎足而立，是汉代作家羣体的重要成分。

第二节　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

包括宇宙、总揽天人、贯通古今的艺术追求　立功扬名的价值取向和圣主贤臣理想　对机遇和命运的感慨　批判与赞颂的更迭　文人的独立和依附　从浪漫到现实　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相互促进

司马相如说过：“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西京杂记》卷二）司马迁称，他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在大赋中，凡是能够写入作品的东西，都要囊括包举，细大无遗，无远不届。在史传文学中，天文地理、中土域外、经济文化等面面俱到，远至黄帝，近至当世，从帝王将相到市井细民，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各类人物纷至沓来。汉代文学的巨丽之美，体现的是对大一统帝国辉煌业绩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现对象、领域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汉王朝处于历史的上升期，其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太平盛世。汉代文人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希望能够青史留名。汉代文人贵于名行，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可以忍辱负重，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正因为如此，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扬高昂的格调。西汉盛世的作品自不必言，就是到了东汉王朝的衰落期，文人们念念不忘的依旧是建功立业，扬名后世。

对于古代士人来说，在仕途上成功的少，失败的多，成功者固然有成功的喜悦，失败者难免有落魄的感慨。在西汉昌盛时期，失意文人感叹生不逢时，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都是以“遇”和“不遇”为主题。而从西汉后期开始，文人的慨叹更多地集中在命运方面，正如扬雄所说“遇不遇命也”（《汉书•扬雄传》），由西汉昌盛期的重视外在情势、机遇，转到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到了东汉的衰落期，文人们则由功名未立而嗟叹生命的短促，《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作品就属于这种类型。

西汉朝廷是在秦朝灭亡之后，经历短暂的楚汉相争而建立起来的。批判秦朝的暴政，总结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对历史进行高屋建瓴的反思，是汉初文学的重要内容。从贾谊的政论、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到司马迁的《史记》，都贯穿着对历史的批判精神。从武帝开始，思想界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本朝理论体系的构筑，与此相应，文学也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对现实的关注，歌功颂德、润色鸿业成为西汉盛世文学的主要使命，大赋是这种使命的得力承担者。从东汉开始，文学界的批判潮流再度涌动。从王充、王符等人的政论，到郦炎、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诗赋，批判精神日益强烈。批判的对象包括神学目的论、谶讳宿命论、鬼神迷信、社会的黑暗腐朽，以及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汉代文学以历史的批判发轫，经由昌盛期的歌功颂德，最后又以现实的批判而告终，完成了一次循环。不过，和前期的历史批判相比，后期对现实的批判更具有深度、广度和力度。

和汉代文学所走过的批判——赞颂——批判的发展道路相一致，汉代文人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演变过程。汉初的枚乘、庄忌、邹阳等人游食诸侯间，为大国上宾，他们来去自由，具有独立的人格，兼有文人和纵横家的品性。从武帝开始，朝廷对文人以倡畜之，侍从文人很大程度上为迎合天子的口味而创作。

西汉时期的文人一方面对现实世界予以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幻想到神仙世界去遨游，以分享那里的欢乐，许多作品出现了人神同游、人神同乐的画面，人间生活因和神灵世界沟通而显得富有生气。进入东汉以后，文学作品的浪漫色彩逐渐减弱，而理性精神日益增强。把司马相如、扬雄的辞赋和班固、张衡的同类作品相比，把《史记》和《汉书》相比，都可以看到浪漫和现实的差异。当然，东汉有些文学作品不乏奇幻的想象，甚至也有神灵出现，但从总体上看东汉文学的浪漫气息远逊于西汉。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幷没有使东汉文学走向虚幻，相反，它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作品的现实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辞赋创作中，出现了像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现实性很强的作品。文人诗歌创作也罕见虚幻成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发展到顶峰。

汉代文学的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都呈现兴旺的景象，二者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了汉代文学的发展。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互渗互动，在汉代诗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两汉时期存在采诗制度，通过采集民间歌谣用以充实乐府的乐章，有时也用来考察政治上的得失及民风民俗。五言歌谣大量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这种新的诗歌样式对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地加以模仿，于是出现了文人的五言诗，流传下来的乐府诗中也有文人的作品。民间五言诗在文人五言诗的影响下，又日益走向成熟。除诗歌外，汉代史传文学也留下了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相融汇的痕迹，《史记》、《吴越春秋》都把许多民间传说写入书中，增加了这两部作品的传奇色彩。

第三节　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

作家羣体中的经师儒士　铺张扬厉的文风和繁琐的解经习气　文学的重摹拟和经学的固守师法家法　文学和经学的从繁到简　经学与汉代文学思潮

两汉是经学昌明的时代，经学作用于文学，文学也影响经学，二者彼此渗透，双向互动，呈现出许多相似的特征。

汉代多数作家都受过经学教育，他们成为沟通文学和经学的重要媒介，汉代文学和经学的互渗互动，主要是通过他们得以实现的。

汉代文学对现实的一切都怀着极大兴趣去描绘、去表现，而且漫无节制地铺陈扩展。进行罗列时不忌堆砌，不避重复，描写叙述过程中靡丽夸饰、多闳衍之辞，许多作品因此显得笨拙、呆板。和汉代文学铺张扬厉风气相映成趣的是汉代经学的繁琐解读习尚，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解释经书上的五个字要用二三万字。汉代文学和经学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都是不厌其繁，多多益善，铺天盖地而来。这使得某些文学作品篇幅过长，如同辞典字书，令人不能卒读；经学也因其过于细碎繁琐、牵强附会而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汉代文学作品经常出现神仙世界的画面，人和神灵可以自由往来，许多作品都流露出长生不死的幻想。汉代文学具有浪漫性，汉代经学也带有很大的虚幻性。汉代经学以阴阳灾异解说时事政治，后来又一度兴起谶纬之学，五经之义皆以谶决，用图谶来附会人事。汉代经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神化，是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虚妄之学。汉代神秘化的经学为浪漫文学提供素材和动力，而神秘化的经学也借鉴了浪漫文学的精神和表现手法。

汉代文学重摹拟，缺少创造性，许多文人不但摹拟前代的作品，而且同时代的文人也相互模仿。这种摹拟有题材方面的，也有文体方面的，甚至具体的谋篇布局也多有雷同之处。流行于汉代的大赋、骚体赋、七体、九体、设辞等，都留下了前后蹈袭的痕迹。汉代经学重承袭，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都是强调传授先师之言。不依先师之言而断以己意，就会被视为轻侮道术，受到学界的谴责。汉代经学的传授方式造成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的惰性，使人受到很大束缚。汉代文学的摹拟风气和经学注重师法家法的习气互为表里，本质是相同的。只有那些在经学上不守章句、不拘师法家法的博通之士，在文学创作上才真正有所建树；汉代有创造力的文人，确实也都突破了经学传授上陈陈相因的传统。

从总体上看，汉代文学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作为大汉天声的辞赋，从东汉中期起，大赋呈现衰微趋势，代之而起的是抒情小赋。正统的史传文学作品也出现由繁到简的趋势。把《汉书》和《史记》相比，班固删去了司马迁许多精彩细致的叙述和描写，篇幅大为减少。从文学样式上看，短小精练的五言诗从附庸变为大国，最终取代了辞赋的文坛霸主地位。汉代经学的演变和文学类似，从东汉初期起，经学界悄然兴起删繁就简之风，为的是便于传授。有的是一删再删，解经文字大幅度精减，是对以往烦琐之风的有力矫正。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学思潮也有很深的影响，两汉文学思潮很少超越经学的藩篱，文学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许多作家兼有经师和文人的双重身份。

第四节　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

赋的多源性　辞赋的分工与合流　从《史记》到《吴越春秋》　五、七言诗的孕育　汉代文学的分期

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学样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同时，张衡的《归田赋》突破旧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楚辞体作品的创作在汉代没有新的发展，许多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意摹拟屈原的《离骚》、《九章》，有些则只是袭取楚辞体的形式。西汉刘向曾编集屈原、宋玉的作品和汉人摹拟之作，署名《楚辞》。除此之外，扬雄、冯衍、蔡邕、赵壹等人也有楚辞体作品传世。在发展过程中，楚辞类作品逐渐与新体赋合流，总称为辞赋，楚辞类作品称为骚体赋，有时也以赋命名，贾谊的《吊屈原赋》即是其例。

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汉书》继承《史记》的体例，幷且使之更加完善。《吴越春秋》则进一步强化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东汉时期大量出现的碑文，是品核人物风气推动下走向成熟的新文体。至于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可视为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游记。

汉代政论文承先秦诸子散文的余绪，在形式上没有大的突破。以主客问答形式构制的设辞类作品，在风格上和赋相近，后人往往把它归入赋类。

先秦的主要诗歌样式是四言，这种体裁在汉代继续沿用，但已不再居于主导地位。汉代产生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这种诗体西汉时期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开始大量出现，班固、张衡、秦嘉、蔡邕等人对五言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都有这类作品流传下来。东汉的五言诗已经成熟，叙事诗有《孔雀东南飞》这样的长篇鉅制，《古诗十九首》则是五言抒情诗的典范，乐府诗也有许多五言名篇。西汉时期，七言句子大量出现在镜铭、识字课本等载体中，有的已是标准的七言诗句。附属于汉赋的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反映了早期七言诗的特点，后来曹丕的《燕歌行》采用的就是这种诗体。

汉代文学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自高祖至景帝，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枚乘，他们的辞赋和政论都有较高的成就。从武帝至宣帝，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期。代表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新体赋在此期间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史传文学也发展到高峰，不朽的传记文学名著《史记》由司马迁撰写完毕。从元帝到东汉和帝，是两汉文学的中兴期。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相继涌现出扬雄、班固等著名的辞赋作家。班固的《汉书》在此期间问世，成为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从安帝到灵帝是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张衡集中体现了汉代文学的历史转变，从他开始，抒情短赋陆续出现，京都大赋也发展到顶点。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辞赋更加贴近现实，批判精神很强。五言古诗进入成熟阶段，《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第一章　秦及西汉散文

第一节　《吕氏春秋》

成书过程及体例　平实畅达的文风　丰富多彩的寓言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前235）招集门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而成的。吕不韦，战国末卫国濮阳（今属河南）人，后为秦阳翟（今河南禹县）富商。在赵邯郸遇见秦公子子楚为人质，认为“奇货可居”。入秦，为子楚活动，使其归国嗣位，为庆襄王。因以不韦为相，封文信侯。秦始皇年幼即位，尊不韦为仲父，主政。因嫪毐事获罪牵连，罢官，流放四川，自杀。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关于《吕氏春秋》的成书过程，据《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记，当战国之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都以喜养宾客名闻天下。吕不韦时为秦相，觉得以秦国之强而自己不如四公子是一种羞耻，就大招门客厚待之，养士至三千人。当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等人著书名闻天下，吕不韦也让他的门客把各自的见识写下来，集论而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以为可以备论天地古今万物之理，号曰《吕氏春秋》，幷把它公布于咸阳市门，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即赏给千金。吕不韦在此书《序意》中也颇有信心地宣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由此看来，《吕氏春秋》的写作，乃是吕不韦依托秦国之势从文化思想上来和诸侯争强的产物，其中也许还有吕不韦为秦的统一天下而进行理论准备的用意。

《吕氏春秋》既为吕不韦众门客集体编成，内容自然不免驳杂，所以《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为“杂家”。但“杂家”也幷非没有自己的理论侧重，相比较而言，在该书所取的各家学说中，道家、儒家、阴阳家思想更多些，因而有的人说它是新道家，有的人说它是新儒家，还有的人说它的指导思想是阴阳家。它与纯粹的儒道阴阳各家学说都有不同，在杂取各家为己所用的过程中，也对各家学说进行了发展和改造，从而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正是《吕氏春秋》一书的重要创造；同时也预示了在秦汉大一统王朝即将出现之际，诸子百家思想也逐渐从分到合，朝着为封建大一统建构理论的方向演变。

《吕氏春秋》有严密的体系，全书分十二纪，每纪5篇；八览，每览8篇；六论，每论6篇。再加一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全书条分理顺，篇章划分十分整齐，从结构上就把它组合成了一个所谓“法天地”的完整体系。这自然也就把各家不同学说巧妙地纳入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编者在兼收幷蓄中颇具匠心，其中所表现的文章学观念已超出了先秦诸子。

《吕氏春秋》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晚期的理论著作，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全统一。但是其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如《重己》篇讲自己的生命如何重要，先从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人不爱昆山之玉而爱己之玉之说起，层层深入，语言朴素恳切。《贵公》篇讲“圣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的道理，先提出论点，再以荆人遗弓、桓公问管仲等具体事例说明，叙述生动明快。其它如《贵生》、《用众》、《顺民》、《正名》、《察传》、《似顺》等篇也各有特色。《大乐》篇讲音乐的产生、本质和功用等，语言简洁流畅，有《老子》的文风，其中有些段落本身就是声中音律的押韵散文。

《吕氏春秋》在文学上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据初步统计，全书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则。这些寓言大都是化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故事而来，还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创造，在中国寓言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吕氏春秋》在寓言的创作和运用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往先提出论点，然后引述一至几个寓言来进行论证。如《当务》篇先提出“辨”、“信”、“勇”、“法”四者不当的危害，然后就连用“盗亦有道”、“楚有直躬者”、“齐人之勇”和“太史据法”四个寓言来说明道理。《察今》篇为了说明“因时变法”的主张，后面也连用“荆人涉雍”、“刻舟求剑”和“引婴儿投江”三个寓言。如《刻舟求剑》：“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该书的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结尾处往往点明寓意，一语破的。

第二节　李斯的散文

辞采繁富的《谏逐客书》　体制独特的刻石文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赫赫武功很难有几个封建帝王可以与之相比。可是，这位在政治上具有雄图大略的一代开国君主，在文学上却没有做出成绩。

秦代唯一可以称为作家的人物是李斯（？－前208）。他的主要作品是作于秦始皇十年（前237）的《谏逐客书》。他是战国末楚国上蔡人，游说秦国献统一之计，拜为客卿。适值韩国苦于秦国征伐，乃使水工郑国说服秦国开凿水渠，企图耗费秦国人力而不能攻韩。事被发觉，秦国的宗室大臣认为，那些外来人大抵都是各诸侯国派来游说和离间秦国的，建议秦王把一切来自外国的客人都驱逐出境，李斯也在被逐之列，因此他写了这封信上书秦王。文章先叙述秦自穆公以来皆以客致强的历史，说明秦若无客的辅助则未必强大的道理；然后列举各种女乐珠玉虽非秦地所产却被喜爱的事实作比，说明秦王不应该重物而轻人。

文章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畅，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末尾作结，指出秦人“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的危害，有极强的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谏逐客书》最精彩的是中间一段，语辞泛滥，意杂诙嘲，语奇字重，兔起鹘落，可谓骈体之祖。李斯虽为羁旅之臣，然其抗言陈词，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气势，成为后世奏疏的楷模。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曾多次巡游各地幷刻石表功。现存刻石共有7篇。这些刻石大都出自李斯之手，以四字为句的韵文写成。其中除琅邪台刻石为两句一韵外，其余峄山刻石等6篇皆三句一韵，文辞整饬简洁，读来朗朗上口，是秦文学的独创。如《峄山刻石》，此为东巡第一篇刻石文，首述秦王嬴政继承王位，继言以始皇为号，最后歌颂他统一天下的功绩，表达出羣臣在抚今追昔中对他产生的敬仰。

从总体上看，秦刻石文都写得气魄雄伟，文字典雅，以浑朴为体，然而，各篇铭文又各具特色。《泰山刻石》其词庄严，其体精深硕大；《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或颖锐，或收敛，变化多端，而且都写得短小精悍。《琅邪台刻石》则铺张扬厉，囊括幷吞之气，震荡于文字中间。《会稽刻石》亦篇幅较长，其中考验事实，称颂秦政，所言尤详。全文清峻为体，前后对比鲜明。刻石文的体制上承西周《雅》、《颂》及秦统一前的《石鼓文》，但又有所变化和创造。李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颂赞体作品雍容华贵的风格，而贯以法家辞气。秦刻石文堪称碑铭之祖，汉魏碑铭，莫不被其遗则。

第三节　贾谊的政论文

从陆贾到贾谊　《过秦论》的战国策士遗风　从贾谊到晁错

秦王朝虽然在文学上没有取得大的成就，政治上的失败却给西汉初年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课题，也使那些才华横溢的汉初文人有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先是陆贾，早在刘邦称帝之初就在其面前时时称说诗书，幷着文12篇纵论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和古代帝王的兴衰成败之理，号为《新语》

《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散文共58篇，收录于《新书》。其作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还有一些是杂论。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这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上篇先讲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极尽夸张和渲染，造成一种语言上的生动气势，恰似秦人以排山倒海之势来统一六国一样不可阻挡。接着笔锋陡转，运用对比的方法，写秦始皇自以为这个有“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可为子孙“万世之业”的帝国，竟然会在转眼之间，被陈涉这个“瓮牖绳枢之子”，“材能不及中人”者，以摧枯拉朽之势轻而易举地灭亡，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从而总结出秦亡的教训：此乃“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中篇重点分析秦在统一中国之后政策上的失误：在天下百姓归顺于秦、向往和平安定生活之时，始皇和二世非但不能安抚百姓守威定功，反而变本加厉，继续推行横征暴敛、严刑峻法的国策，终于把人民逼反。接着得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结论，可为精辟之见。下篇进一步指陈秦人在危难当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原因，第一是子婴的不才；第二，更重要的是秦王的暴政导致君臣离德与士民不附，使子婴处于“孤立无亲，危弱无辅”的境地，只有束手就擒。从而说明：秦人之亡，非在外力，而在于自身，“本末幷失，故不能长”。三篇文章，就这样环环相扣地把秦朝亡国的原因层层剖析下去，思维严谨，说理透辟，见解不凡。文章取名“过秦”，实则是借此来警告汉朝皇帝不要重蹈亡秦覆辙，故全文取一句野谚结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此文虽为说理，有浓厚的战国纵横家遗风，但是在遣词造句中又处处流露出诗人的气质，词语讲究，多用修饰，感情充沛，行文流畅，可视为汉初散文的典范之作。

贾谊另一类有特色的散文是疏牍文，其中的代表作是《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论积贮疏》的主旨是建议汉文帝重视农业生产。文章先讲积贮的重要，接着指出当今天下“背本而趋末”，“公私之积犹可哀痛”的事实，幷预言国无粮食蓄积的可怕后果，最终得出结论，国家应该把“积贮”看作“天下之大命”。文章层次清晰，语言简洁，论述透辟，态度诚恳朴实而又带有真挚的感情，很有汉代文章的特色。据说此文奏上之后感动了汉文帝，“始开藉田，躬耕以劝百姓”（见《汉书•食货志》）。《陈政事疏》（一称《治安策》）则是贾谊系统地阐述自己治国主张的一篇长文。他在文中驳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从多个方面指陈社会现时危机和潜在隐患，表现了他洞察社会矛盾的能力、见微知着的远见和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怀。文章开篇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一个人为了国家大事而投入如此深厚的感情，其文章的感人自不待言。而作为一个有着深刻见解的思想家，精辟的论述更使文章增添了说服力的力量。除此之外，贾谊《新书》中还有一些杂论文章，语言或朴实浅显，或生动形象，叙事说理均有特色。

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文人。他的政论散文，全面地阐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晁错（前200－前154）是比贾谊稍后的另一个较重要的汉初政论散文家aa晁错，汉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治申商刑名之学。文帝时拜为太子家令，号曰“智囊”。景帝时为内史，后擢为御史大夫，主张削减诸侯王权力。吴楚七国以诛晁错为名发动叛乱，景帝害怕，将他斩于东市。《史记》卷一○一、《汉书》卷四十九有传。bb。他曾在汉文帝举贤良文学的对策中名列第一。匈奴屡次侵边，他于是上书言兵事，文帝很赏识。他又上书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为当世急务二事，其建议也被文帝采纳。他的名作《论贵粟疏》上承贾谊《论积贮疏》而发，进一步提出务农贵粟的主张。文章从古代圣王治国之法、当今农民生活状况、民贫商富的潜在危害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文风朴素无华，但质实恳切，故多被后人所称道。

第四节　《淮南子》及其它散文

《淮南子》　董仲舒、刘向的策对叙录　西汉散文的演变

西汉散文丰富多彩，除贾谊、晁错的政论外，还有许多重要作家作品。首先要提到的是《淮南子》。此书是汉代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招致门客编成aa刘安，汉文帝弟，淮南厉王刘长的长子。文帝十六年，袭父封为淮南王。好文学，曾奉汉武帝命作《离骚传》。又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集体编写《淮南子》（原名《淮南鸿烈》）一书，元狩元年（前122），有人告安谋反，下狱自杀。可参见《史记》卷一一八《淮南王列传》。bb，共21篇，十几万字，是西汉一部大著述。原称《淮南鸿烈》，“鸿”是广大之意，“烈”是光明之意。作者自认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可出于诸子百家之上，为汉代治国法典，实际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东汉高诱说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

作为一部理论著作，《淮南子》的论说博奥深宏，无所不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但它幷非一部抽象论道之书，其重点乃在于“纪纲道德，经纬人事”（《淮南子•要略》），处处紧密关合着现实。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如《原道训》开篇即言：“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以下就扩展开来，上天下地，多方形容，极力描述“道”之所以为“道”；其间又广引禹、舜、共工、越王翳、蘧伯玉等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说明这些人何以失道而亡，得道而昌。再如《览冥训》一篇，前后共引用了“师旷奏白雪之音”、“庶女叫天”、“武王伐纣”、“鲁阳挥戈止日”、“雍门子见孟尝君”、“黄帝治天下”、“女娲补天”、“羿请不死之药”等十几个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来说明览观幽冥变化的道理，文风新异瑰奇。行文多形容铺张，繁富有序，颇重语言的修饰和整饬。大量排比式的句子，与陆贾、贾谊等人的文章共开后世骈文之先河。如《要略》一篇，在这方面就极有特色。

西汉散文中文学成就比较突出者，还有董仲舒（前179－前104）、刘向（前79－前8）的策对叙录。董仲舒着有《春秋繁露》等书。《史记》卷一二一、《汉书》卷五十六均有传。bb，一生著述甚丰。其影响最大者，则为《汉书》本传中所载《贤良对策》三篇。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汉武帝下诏求贤良文学言治国大要，董仲舒连上三篇对策，从政治上提出了革除秦弊、德刑幷用、重视德治的“更化”主张，从思想上提出了推尊儒术、抑黜百家的学说和春秋大一统的理论。这三篇文章对中国后世的封建社会政治思想影响深远，从文学方面看也是优秀的政论散文。此为应答策对之作，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回答清楚汉武帝提出的重要政治问题，拿出符合帝王要求的治国方略，绝非易事。而董仲舒因为有多年治《春秋公羊传》的根基和长期的理论思考，所以能够举重若轻，从容应对，把自己的一系列治国主张用高度精练概括的文字表述出来。其论理宏博而又深刻，有包容天地古今的政治历史眼界；其行文明晰晓畅，理致细密，全无艰涩滞重之笔；其语言素朴无华，其风格则儒雅雍容。这使它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政论文章。但董仲舒的其它文章则缺乏文学性，除散见于《汉书》中的几篇奏疏外，《春秋繁露》一书的大多数篇章都比较艰涩枯燥。

刘向是西汉后期一个重要的经学家、目录学家，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散文家。一生有著作多种。《说苑》、《新序》等书，杂举前代羣书轶闻琐事编录而成，寓以劝戒说教之意。其中许多篇目富有小说的意味，如《齐桓公出游》（《新序•杂事四》）、《楚庄王欲伐陈》（《说苑•权谋篇》）等，篇幅虽小，但叙事生动，上承《韩非子》的《内、外储说》、《说林》之体，下开六朝《世说新语》类小说之先河。政论散文中，《极谏用外戚封事》历数前代帝王任用外戚之弊，劝汉成帝不要让王氏擅权，显示出他对刘氏政权旁移的深深关切。《谏营昌陵疏》以历朝贤君尚俭兴邦、昏君奢侈亡国的生动史事，力劝汉成帝去奢节葬，意蕴深刻，态度诚恳，说理透辟，是一篇极富教益的好文章。

刘向在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编辑方面曾作出过突出贡献。每校毕一书，他都编目记录，还为许多书写了书录，这其中有些就是很好的文学散文。如《战国策书录》，不但详细介绍了该书的编校过程、书名的由来，而且还描述了春秋战国之际的政治变化，纵横策士游说诸侯局面的形成，以及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叙事中杂有议论说理，见解深刻，语言简洁，文笔生动。虽不及贾谊的《过秦论》雄峻，然从容浑厚，贯以劲气，似无意为文而自能尽意。《管子书录》重点讲述了管子的人格志向和事业成就，一个古代优秀政治家的形象呼之欲出。《孙卿书录》则重点介绍了孙卿游学各地的经过，在高度赞誉其学问成就的同时又慨叹诸侯不能用其人，人主不能用其说，言词痛切，感情深沉。

西汉是中国古代散文继先秦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期，除上文所述之外，还有许多著名的作家作品，如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东方朔的《答客难》、桓宽的《盐铁论》、扬雄的《解嘲》、《解难》等等。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就收有西汉334人的文章，这其中尚不包括那些行世的文集。

西汉散文以政论为主，成就也最高。它是在先秦诸子散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和先秦诸子的文章相比又有明显的不同。由于先秦诸子处在国家分裂和历史转折时期，为建构新的政治、思想、文化模式各自著书立说幷相互攻讦，就成为先秦诸子散文的一大特点；而汉代散文家由于处在大一统的新政治格局之下，如何巩固新兴政权和建立新时代的思想形态就成为他们所关心的新问题，这使他们的文章比先秦诸子散文缺少了思想表达的自由度但却显得严谨质实。再从西汉社会发展状况看，由于上承短命的秦王朝，再加上统治者崇尚无为之治，所以汉朝初年在思想文化等方面尚有先秦余绪，他们的散文代表了西汉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在后世也有深远影响。随着帝国政权的稳固和定儒家思想于一尊，武帝以后的政论散文向着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而那些以剖白个人思想心迹为主的书信体散文，如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枚乘的《谏吴王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等，或痛陈事理，或自抒怨愤，或嬉笑怒骂，叙事抒情均富有感染力，成为汉代散文史上一枝旁逸斜出的奇葩。

第二章　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

第一节　从贾谊赋到枚乘《七发》

汉初文坛与贾谊　梁园文学羣体　枚乘独步　《七发》的继承与创新

汉王朝立国之初，天下尚未安定，以刘邦为代表的统治者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缺乏深刻认识，刘邦曾明确表示不喜欢《诗》、《书》。陆贾首先指出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以出色的政论文启发幷引导最高统治者总结前代王朝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同时，陆贾也运用赋抒发情志，为汉代文学创作揭开了序幕。

汉代初期的作家多具备陆贾那种精神、气质，他们集纵横家、文学家的品格于一身。他们的修养、素质对汉初文学风貌的形成影响至深。

同陆贾最为接近的作家当属贾谊，他是促进汉代文学繁荣期早日到来的最重要的作家。

贾谊以其雄辩的、气势充溢的政论文卓立天坛，同时也以情理深致的赋作独步一时。文帝四年（前176），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及渡湘水，历屈原放逐所经之地，对前代这位竭诚尽忠以事其君的诗人的不幸遭遇深致伤悼，遂作《吊屈原赋》。《吊屈原赋》是汉初文坛的重要作品，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在这篇作品中，作者表现出对屈原的深切同情和尊敬，揭露了造成诗人不幸的社会现实：

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乎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混兮，谓跖跷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作者描写出一个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黑暗世界，表现出对屈原深深的同情。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自己无辜遭贬的愤慨。作品中写道，“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作者看来，节操高尚，才能超凡，而不为社会所容，这是造成屈原悲剧的根本原因。在这样强烈的倾诉中，又何尝没有作者的自我伤悼！但他不赞同屈原的以身殉国，认为屈原最终的不幸在于他未能“自引而远去”。贾谊主张“远浊进而目藏，”以此保全自己，这纔合乎“圣人之神德。”贾谊同情屈原，但他和屈原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不同的。

这篇赋对比鲜明，感情激切，堪称汉初赋的代表之作。

贾谊的另一篇有影响的作品是《服鸟赋》。作者谪居长沙，有服入其宅。谊以为不祥，作《服鸟赋》，阐明自己对生死、祸福的达观态度，“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作品在抒发对人生、社会的感慨时，表现出鲜明的道家倾向。贾谊赋在体制上对屈原作品多有借鉴。《吊屈原赋》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多用排比句，后一部分多用反问和感叹，上承《九章》而来。《服鸟鸟赋》主客问答的形式，在《离骚》中已经采用。

对汉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推进作用的是诸侯王为中心的文学羣体的出现。

汉初为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刘氏集团先后消灭了具有实力的异姓诸侯，而广建同姓诸侯。这些刘氏宗亲不具备秦以前诸侯那样独立王国的地位，却也具有相当强大的势力。他们不能像战国诸侯那样开疆拓土，于是，便向着经济、文化、享乐方面发展。此时的诸侯国，还有养士的遗风。给予汉初文学发展以巨大推动力的人首推梁孝王刘武。孝王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最亲；在反对吴、楚七国之乱中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之地。于是，孝王广筑苑囿，招延四方豪杰、文士。一时俊逸之士如枚乘（？－前140）、公孙诡、邹阳、严忌、羊胜等从孝王游于梁园，形成极具影响的文学羣体。梁客皆善于创作辞赋，而枚乘尤为突出。公孙诡多奇邪之计，时号“公孙将军”；邹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其文博辩入理；其它诸人也各有所长。梁园的文化氛围令文学之士感到惬意，确实为文学家提供了适合于发挥自己才能的特殊环境。

枚乘是梁园文学羣体的杰出代表。《汉书•艺文志》载乘赋九篇，其《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均为前人所称道，然而以《七发》最为著名。

《七发》以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往探病为开端。吴客指出，太子的病是“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造成的，是“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的结果。此病虽令扁鹊、巫咸共同医治，也不可能见效。

紧接着，吴客以夸张的语言描绘了太子平素享乐生活的极境：欣赏音乐，便以特殊的材料制成琴，请最有名的琴师、乐师，唱出“天下至悲”之歌；品尝饮食，则选最鲜美的肉、菜，令最知味的人作出“天下之至美”的菜肴；驰逐争胜，则乘坚车、驾良马，使最著名的御手和勇士驾车；游乐遣兴，则登台纵目，置酒高会，既有博辩之士撰文，又有美女侍御。吴客的描绘都属于人间难得的享乐，是太子素日优越生活的极端化的写照。其与太子耽乐其间的生活只有程度的差别，而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不论吴客如何渲染，还是无法激发太子的兴趣。

吴客所渲染的上述生活都属于“宫居而闺处”的范围。随即，吴客引导太子越过宫墙，以较有益于健康的贵族生活方式启发太子。他讲述田猎的盛况：“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纵火逐兽，兵车雷运；猎获物的众多，酒宴的丰盛，均为宫苑所罕见。他讲述曲江观涛的恢宏气象：波涛未起时，可以澡溉胸怀；波涌涛起的不同阶段，鸟不及飞，鱼不及回，以吞噬一切的气势和力量构成“天下怪异诡观”。对这两方面生活，太子有兴趣，有起色，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但却为身体所限，不能参与。

最后，吴客建议为太子请像前代著名思想家那样的“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致“天下要言妙道”，太子据几而起，霍然病已。

作品中前四方面的内容本是作者所否定的，然而却假托吴客之口加以渲染，表面铺张性的描绘同作者的是非判断构成鲜明的比照。对此，无论读者还是作品中假设的楚太子，都是清楚的。作者要将其所否定的方面推向极端，以警世人。同时，与其所讲述的田猎、观涛两方面生活的描写构成跌宕之势，表明吴客所讲述的内容同太子习以为常的生活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太子的态度、作者所强调的程度，都有不同。

《七发》作者对自己的见地充满了自信，对其所要表现的对象善于作淋漓尽致的描写，以至于使文章具有充溢的气势和舒展的意象。作品讽喻的意图在主客对话间表现得清楚明白。正如《文选》李善注所称：“《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文选》卷三十四）这是劝戒膏梁子弟的一篇成功之作。

《七发》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

《七发》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同时在继承的过程中又有很大的创造性，表现出有异于先秦时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取向，昭示出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七发》在体制上沿袭《楚辞》和《招魂》和《大招》，都是大肆铺排饮食之盛，歌舞之乐、女色之美、以及宫室游观鸟兽之事。区别在于，《招魂》和《大招》的上述铺排对象都是作为正面事物出现，以此诱导游魂的回归；而《七发》则把上述铺排对象作为否定性因素加以处理，是对贵族公子养尊处优生活方式的批判。

《七发》一文以观潮的描写最为精彩，宋玉《高唐赋》也有对于山洪暴发场面生动逼真的描写，二者的描写对象相似，而且都铺陈得非常充分。然而，枚乘成功地突破了宋玉所采用的客观的描写手法，而把潮水写成一支声势显赫的军阵。他从形貌、动态、气势、声威各方面加以比较，多角度展现潮水与军阵之间近乎神似的相通之处aa参阅刘斯翰《汉赋：唯美文学之潮》，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48~50页。bb。枚乘对潮水的描写发挥出丰富的想象力，人的主观精神贯注于自然，使自然的再现闪耀着人的生命的光辉，因而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

《七发》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迭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号称“七体”，各朝作家时有摹拟。

第二节　司马相如时代的赋家

武帝朝文坛盛况　东方朔和枚皋　卓立一世的司马相如

梁孝王去世和汉武帝继位，是汉代文学由初期进入盛期的转折点。它掀开了汉代盛世的帷幔，同时，也开始了汉代文坛的新纪元。武帝少时即好文学，即位之后，对文学之士的亲幸，对文学事业的热心推动，为前代君主所不曾有。于是，一时文坛俊杰，集中在武帝周围，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学侍从羣体。

这个时期，不仅作家队伍壮大，所作赋的数量也多于其它时代，而且作品题材广泛，艺术水平较高，特别是出现了一批足以代表这个辉煌时代的作家。武帝朝的文坛，是汉代盛世景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东方朔（前154－？），是武帝周围文学侍从中较突出者。在武帝征天下贤良文学时，他上书自荐，夸大其词地自我炫耀。武帝甚欣赏，令待诏公交车，累迁至太中大夫。其为人滑稽多智，时时进谏，然多以诙谐话语论事，指意放荡，故终不见重用。遂作《答客难》以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他另有《非有先生论》，也是发愤述志的作品。

枚皋（前156－？）是汉代文坛成果最多的作家。他是枚乘的庶子，武帝拜为郎。他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然而才思敏捷，从侍左右，武帝有所感，辄使赋之。皇子生、从行至甘泉宫、封泰山等大事，以至于猎射、驭狗马、蹴鞠等，无不入于作品中。皋应诏而赋成，故所作赋数量过于他人，史称其作品可读者百二十篇，此外尚有数十篇。他的作品不以讽喻谏说为宗旨，表现出有别于传统的审美情趣和文学观。然其作品多匆促而就，缺少锤炼，故后世罕有流传。在枚皋、东方朔等文学侍从的共同努力下，开创了汉代文坛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

梁园文学的准备和哺育，武帝时代各方面条件的沾溉，造就了一代文人，更造就了一个辉耀当世、影响未来的作家，这就是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他雄踞于西汉文坛，创作出具有典范意义的汉赋。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青少年时期，好读书，又学击剑。他初入仕途时，以资为郎，在景帝周围任武骑常侍，时随从天子狩猎。这远不符合相如的志向，意颇不自得。

梁孝王来朝这一偶然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和事业的发展。梁王入朝时，随从游说的文人学子甚众，枚乘等著名赋家亦在其间。相如见后非常羡慕，遂以有病为由，客游梁，成为梁园文学羣体中的一员。这里的文化氛围有利于他在文学创作方面迅速成长，数年后，相如作《子虚赋》，显示出超羣的才华。

梁孝王卒，梁园宾客解体，相如归蜀。相如懂音乐，善鼓琴，以此与临邛富家女卓文君结为伉俪，度过一段闲散生活。

武帝继位后，大征天下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偶读《子虚赋》，称赏之，曰：“联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恰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于侧，遂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武帝十分惊喜，遂召相如。相如表示，《子虚赋》乃叙诸侯之事，不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于是作《上林赋》。二赋假设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苑囿之大和田猎之盛。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讽谏。武帝大悦，以相如为郎。

后数岁，唐蒙行取夜郎、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严法苛责。巴蜀民惊恐万分。武帝遣相如责唐蒙等，且撰《喻巴蜀檄》以安抚巴蜀百姓。不久，又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通西南少数民族诸部。西南诸部皆向中央王朝称臣。其后，有人上书言相如出使西南时受贿，因此失官。岁余后，复召为郎。相如常从武帝至长杨宫射猎，此时武帝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如谏止。过宜春宫，见秦二世陵，相如作《哀二世赋》，以抒发对秦迅速败亡的感慨。作者指出，“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哀悼之间，蕴藉深远。相如后又拜为孝文园令。武帝好神仙，相如以为传闻列仙居山泽间，形容甚癯，不符合帝王好仙之意，遂撰成《大人赋》。作者本意要对武帝崇尚神仙之事予以针砭，所以在作品中写出仙人“轻举而远游”的经历，而更属意于“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乘虚亡而上遐兮，超无友而独存”，将长生与孤独连在一起，委婉地表明自己的否定态度。赋奏，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其实，这不过是对《大人赋》中部分内容的误解而已。

在司马相如的作品中，《长门赋》是受到历代文学称赞的成功之作。作品以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写成。君主许诺朝往而暮来，可是天色将晚，还不见幸临。她独自徘徊，对爱的企盼与失落充满心中。她登上兰台遥望其行踪，唯见浮云四塞，天日窈冥。雷声震响，她以为是君主的车辇，却只见风卷帷幄。作品将离宫内外的景物同人物的情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以景写情，在赋中已是别创。作品后部尤为感人：

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征以却转兮，声幼妙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纵横。舒息悒而增欷兮，徒履起而仿徨。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愆殃。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抟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茝香。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迋迋若有亡。

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确信君主不会幸临之后，更加感到孤独。她援雅琴以寄愁思，闻之者亦悲伤流泪；睡梦中君主在自己身旁，醒来后尤为悲凉。

这篇赋以骚体写成，幽怨深婉，情味隽永，匠心独具，为历代宫怨作品之祖。

此外，相如还有《美人赋》、《难蜀父老》。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身居仕途，却不慕官爵，未尝肯与公卿交游，同寻常汲汲于功名利禄者迥别。相如患消渴疾，常称疾避事。晚年以病免官，居茂陵。武帝元狩五年（前118），终以消渴疾辞世aa司马相如卒年，《史记》卷一一七本传云：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礼中岳，封于泰山。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说，谓相如卒于元狩五年即公元前118年。考之卷十二《武帝本纪》、卷二十八《封禅书》所载天子祭后土、礼中岳、封泰山诸事无不合者。兹从其说。bb。相如居茂陵，亦时时著书，辄为人索去。病逝后，朝廷遣人往取其所著书，仅有《封禅文》一篇奏上。

司马相如生活在汉代初期走向鼎盛之时，这个时期的思想、世风也在转变之中。前代的诸侯王尚在，可是权势已经削弱。以前依附于诸侯王的士人，也无所用其才智。但是，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文人，仍然兼具纵横家的精神、气质。东方朔的高自称许，是这种精神的表现。司马相如身上的策士遗风更为明显，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君主的随时进谏，他事景帝时意不自得便免官他就，表现出很强的独立精神。他又不同于东方朔、枚皋。他谏说、论事，宗旨严正，具有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即使在极端铺张的文学创作中，也多贯穿一条鲜明的主线，即要有所讽喻，有所针砭，注重自己作品或言论的社会效果。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受到君主的信任，朝廷委以重任。而东方朔、枚皋，虽然自视甚高，天子却只俳倡畜之，没有让他们承担过严肃的使命。

第三节　《子虚赋》和《上林赋》

盛世景象的艺术显现　奢华生活的生动描绘　讽喻的宗旨　恢宏壮丽之美汪洋恣肆与法度的和谐

《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汉赋中具有开拓意义和典范作用的成果。这两篇作品不作于一时。《子虚赋》作于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上林赋》作于武帝召见之际，前后相去十年。两赋内容连属，构思一贯，结体谨严，实为一篇完整作品的上下章。

作品虚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幷通过他们讲述齐、楚和天子畋猎的状况，他们对此事的态度，结成作品的基本骨架。

《子虚赋》写楚臣子虚使于齐，齐王盛待子虚，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猎。畋罢，子虚访问乌有先生，遇亡是公在座。子虚讲述齐王畋猎之盛，而自己则在齐王面前夸耀楚王游猎云梦的盛况。在子虚看来，齐王对他的盛情接待中流露出大国君主的自豪、自炫，这无异于表明其它诸侯国都不如自己。他作为楚国使臣，感到这是对自己国家和君主的轻慢。使臣的首要任务是不辰君命，于是，他以维护国家和君主尊严的态度讲述了楚国的辽阔和云梦游猎的盛大规模。赋的后半部分是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他指出，子虚“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地域的辽远、物产的繁富和对于物质享乐的追求，同君主的道德修养无法相比，是不值得称道的。从他对子虚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他把使臣的责任定位在传播自己国家的强盛和君主的道德、声誉上。而子虚在齐王面前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诸侯之间的比强斗富，是已经过时的思想观念所支配。因此他说，“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作品通过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表现出作者对诸侯及其使臣竞相侈靡、不崇德义的思想、行为的否定。“彰君恶”诸语表现出较鲜明的讽喻意图。

《上林赋》紧承上篇乌有先生的言论展开，写出亡是公对子虚、乌有乃至齐、楚诸侯的批评，幷通过渲染上林苑游猎之盛及天子对奢侈生活的反省，艺术地展现了汉代盛世景象，表明作者对游猎活动的态度、对人民的关心。

在《上林赋》中，亡是公以“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一语起势，将全篇的意蕴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作者看来，子虚自炫物资繁富、奢侈逾度的思想最为浅陋；乌有先生重精神、尚道义，从较高的基点上对它进行了否定。然而，乌有先生谈话的思想基点，乃是诸侯国中较有识见的贤臣思想，它与大一统的盛世强国的精神，尚有明显的高下之别。他明确地指出：

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

针对他们二人共同的失误给予总体批评，然后笔锋一转，以上林的巨丽之美否定了齐、楚的辽远盛大，使诸侯国相形见绌。作者极写上林苑囿的广阔，天子畋猎声势的浩大，离宫别馆声色的淫乐。描写上林苑的文学占据了作品的绝大部分篇幅，它以浓墨重彩，生动地描绘出庞大帝国统治中心前所未有的富庶、繁荣，气势充溢，信心十足；通过畋猎这一侧面，写出汉帝国中央王朝在享乐生活方面也独具坚实丰厚的物质基础。

在作者的笔下，居于这个庞大帝国统治中心的天子是个既懂得享乐奢侈、又勤政爱民、为国家计之久远的英明君主。他在酒足乐酣之时，茫然而思，似若有失，曰：“嗟乎，此太奢侈！”尽管如此，这位英主认为自己是以勤于政事的闲暇率众出猎，奢侈而不废政务。他担心后嗣陷于“靡丽”歧途，“往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他不想对后世产生误导，遂发布了一个同以往设立上林苑迥然不同的命令：

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隤墙填堑，使山泽之人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馆而勿仞。发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更始。”

这个命令否定上林的巨丽之美，而代之以天下之治。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尚德崇义，按照儒家理想和经典以治天下。作品描绘出一幅天下大治的盛世景象：“于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卉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于三皇，而功羡于五帝。”此处所展现的景象同前面所描绘的上林巨丽之美有着本质的差别。这里不渲染地域的辽阔、物质的饶富、气势的充溢，而是突出了道德的、政治的潜在力量和功效。于是，天下大治的理想社会又成为对上林巨丽之美的否定。

在《上林赋》中，作品的宗旨得到进一步升华。亡是公所描绘的盛世景象成为“猎乃可喜”的前提条件。他不再停止于乌有先生所力主的对道义的追求，而是从天子对后世子孙的垂范作用，从天子对人民、对社稷所负使命的角度，看待畋猎之事。他要以自己构想出的盛世蓝图及对畋猎的态度诱导君主，以达到讽谏的目的。

《子虚赋》、《上林赋》对楚国云梦和天子上林苑的辽阔，两处物产的丰富，特别是对天子畋猎的声势，作了极其夸张的描绘，使之超出事物的现实可能性。这样极度夸张的描写赋予作品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作品具有超乎寻常的巨丽之美。同时，在司马相如的笔下，夸张描绘的艺术渲染原则和严正的艺术旨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艺术巨丽之美的追求和对艺术社会意义即讽谏作用的依归，较好地融为一体。

《子虚赋》、《上林赋》的结构，都是篇首几段用散文领起，中间若干段用韵文铺叙，篇末又用散文结尾。作品气势恢宏，波澜起伏，一转再转，而又气脉贯通，一泻千里。这两篇作品句法灵活，用了许多排比句，幷间杂长短句。在对各种景物进行描写时，司马相如不是像枚乘那样多用长句，而是大量采用短句，描写山水用四字句，描写游猎主要用三言，音节短促，应接不暇，文采斑驳陆离。

总之，《子虚赋》、《上林赋》在许多方面都度越前人而成为千古绝调，是汉赋的典范之作，也成为后代赋类作品的楷模。

第四节　西汉其它赋家的创作

宣、成之世仿汉武故事　赋的题材的扩大　王褒《洞箫赋》　扬雄四赋

武帝后期及昭帝朝，即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去世后，将近30年的时间内，赋体文学创作有所低落，见于记载的作家、作品较前期明显减少。至宣帝、成帝时，文坛重又焕发异彩。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柱国校方枝。这为汉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这个时期，待诏金马门的文学之士很多，前代文学家特别是司马相如的成就，对西汉中后期文坛具有垂范作用和极大的吸引力。于是，文学之士呼朋引类，竞相造作，推动了赋体文学的持续兴盛和发展。前此作家所热衷的苑囿、狩猎题材，仍为作家们所重视，幷且不断探求新意，创作出新的作品；其它如祭祀、品物类题材的作品也层出不穷。这一时期，作家不再是单纯的文学侍从。他们或为学者，或具较高的学识，好深湛之思，然而在文学创作中，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尚未同赋的讽喻、夸饰较好地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前期以枚皋为代表的对兴趣的追求，不以讽喻为意的创作倾向也在发展，幷产生了一些较具艺术成就的作品。这个时期，较为成熟的作家，较成功的作品，比司马相如的时代为多。其中，以赋名世幷成为上述两类倾向的代表而影响后代文坛的当推王褒（约前88－约前55）、扬雄（前53－后18）。王褒生逢宣帝倡导文学之时。益州刺史王襄请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诸诗，选好事者演唱。褒又为诸诗作传，以释其意。经王襄推荐，宣帝乃征褒。既至，诏褒作《圣主得贤臣颂》。王褒在作品中引述大量历史事实，抒发了君臣遇合的理想：“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俱欲，欢然交欣，千载壹合，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其间也略寓讽喻之意。帝令褒与张子侨等幷待诏，每从帝畋猎，所幸宫馆，辄令褒等创作诗赋，然后品评其高下，分别予以赏赐。

在这期间，上层社会发生了一场关于赋的社会意义乃至文学的性质的讨论。很多大臣不赞同朝廷奖掖赋的创作，他们从文化的功利作用角度看问题，认为赋属于“淫靡不急”之事。然而，以宣帝为代表的统治者却不这样看。宣帝认为，“赋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喻，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书•王褒传》）在这场辩论中，宣帝指出了某些不以讽喻为宗旨的文学作品存在的合理性，对以娱乐为旨归的文学艺术流派给予必要的肯定。这对汉代文学乃至后世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思潮支持下，西汉中后期一些以“辩丽可喜”为特征的赋，也取得较大的成绩。

在这场论辩之际，正值太子身体欠安，善忘不乐，神情恍惚。宣帝令王褒等赴太子宫，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作诗赋。太子尤喜王褒所作《洞箫赋》、《甘泉赋》，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汉书•王褒传》）

《洞箫赋》是西汉文坛具有“辩丽可喜”、“虞说耳目”特点的代表作，它以善于描摹物态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品以洞箫演奏时音调的美妙和艺术感染力为中心，幷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展开描写，力求展现这动人的艺术得以形成的原因。作品从洞箫的前身即竹管的生长环境写起，生动地描写了江南山川对竹的孕育，天精地气的滋养；竹的周围，孤雌寡鹤，秋蜩玄猿，嘻娱悲吟，它们的感情熔铸了竹的特殊气质，构成了洞箫先天的感情基因。另一方面则是洞箫演奏者的音乐天分。演奏洞箫的是盲乐师，他们因才能、感情无从发舒，便专注于这一乐器，专注于音乐。这也构成了洞箫音乐艺术臻于极境的重要条件。作品的主干部分是对洞箫演奏时艺术效果的描绘：

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泛滥，幷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静厌[QM53]，顺叙卑达，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故其武声则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悁；其仁声则若凯风纷披，容与而施惠。

节奏的变化各尽其妙，感人至深，移人情性，能使品行节操较低下者归诸廉洁方正、仁恩重厚。在作者笔下，洞箫独特的艺术感染力是任何著名乐师演奏其它乐器都无法达到的。这篇赋既表现出作者对洞箫艺术有较深的感受，同时，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取得不同凡响的成就，它直接启迪了东汉一些以乐器、音乐为题材的作品的产生，幷以穷变于声貌的成就影响了后世赏心悦目作品的发展。

扬雄是学者而兼赋家的代表，也是继王褒之后在西汉后期文坛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

扬雄的性格决定了他对文学的认识。他的创作道路，经历了不同于常人的发展过程。他早年喜好辞赋，敬佩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每作赋，常以相如为楷模。晚年则对赋，对司马相如乃至文学取否定的态度。他的变化，特别是他后期的文学观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扬雄40岁以前居蜀。当时，他对赋很感兴趣，幷投入极大的热情进行创作。他伤悼屈原的文才和不幸遭遇，然而，又不赞成屈原沉江以殉理想的结局，作《反离骚》等作品以抒发一时的感慨。扬雄有《蜀都赋》，实开后世京都赋的先河。

成帝时，扬雄以文才为朝廷征召，待诏承明殿，常从帝左右，对上层集团的好恶趣尚、行止作为了解较多，遂时时作赋加以讽谏。扬雄创作的赋，以《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篇最著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汉代的甘泉宫，本是秦之离宫，建筑非常奢华，而汉武帝又在甘泉苑增修很多宫殿。于是，甘泉宫的崇殿华阙，成为穷奢极侈的代表。扬雄欲有所进谏，甘泉宫却又不是成帝所筑；欲缄口不言，却又不能已。遂在《甘泉赋》中夸张铺饰，极力描绘，盛赞它“似紫宫之峥嵘”，将此宫殿与传说中上帝的宫殿相比拟，以期对统治者有所警诫。同时，作品还提出“屏玉女而却虙妃”，“玉女无所眺其清庐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揽道德之精刚兮，侔神明与之为资”。这里委婉地针砭王朝奢侈、成帝宠幸赵昭仪诸事。尽管作者想要突出讽喻性宗旨，然而从客观上看，其主观上所设定的意图远不能同司马相如的作品相比。留给人们的感受，倒以描绘宫殿之美居多。其它三篇赋，《羽猎赋》、《长杨赋》针对成帝好猎而发，《河东赋》写于随天子巡游以后，都寄讽谏之意；但他的创作热情和主要精力，却是倾注在赋的审美效果方面。这就使他所奏四赋的讽谏之意不为皇帝所理解，而赋的巨丽之美倒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扬雄在描写的手法上，有意地渗入较多的主观想象，原本是基于讽谏的动机，但这种描写却使赋带上了虚无缥缈的色彩，留给人充分的想象余地。扬雄笔下的宫殿等建筑也不再是静止的，而是显得飞腾跃动，富有生气。

扬雄的赋驰骋想象，铺排夸饰，表现出汉赋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有典丽深湛，词语蕴藉的特点。和司马相如赋的意气风发，词语雄肆相比，呈现出另一种风格。

扬雄赋在艺术表现上创造性的成就不多。其《甘泉赋》多用“兮”字，以骚体句写成；《羽猎赋》、《长杨赋》则尽脱骚体，可以看出司马相如的影响。

与扬雄同时而以赋见称于文坛者还有刘向（前79？－前8）、刘歆（？－23）父子aa刘向、刘歆事迹见《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附载，又《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云：“刘向赋三十三篇。”bb。刘向略早于扬雄，对文学典籍的整理有杰出贡献，学识渊博，同样具有学者而兼赋家的特点。然其赋多不出《楚辞》窠曰。刘歆典校羣书成绩甚着，亦是当时杰出学者。其文学作品以《遂初赋》为代表。这是他见朝政日败，自请出任地方官，被任命为五原太守时所作。他经历三晋故地，抚今思昔，隐以前人遭际自比，感慨颇多。此赋对后来的述行言志作品较有影响。

第三章　司马迁与《史记》

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

家乡景观与童年生活　家学渊源与转益多师　博览羣书与漫游交往　从立言不朽到发愤著书

司马迁（前145－？）字子长，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aa《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称：“迁生龙门。”关于司马迁的确切出生地，有陕西韩城和山西河津两种说法。《太史公自序》裴骃《集解》引徐广说：“冯翊夏阳县。”张守节《正义》：“迁即汉夏阳县人也，至唐改曰韩城县。”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史记•太史公自序》），与农夫牧童为伴，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前110），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者。司马谈多方求教，“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司马谈知识广博，他身为太史令，但对诸子百家学说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太史公自序》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指》一文，文中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精辟深刻，切中肯綮。司马谈在学术观点上的兼容幷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

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自幼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据《太史公自序》的陈述，“年十岁则诵古文”，从10岁开始诵读用籀文写就的文献。汉代通行的是隶书，籀文是先秦古文字，当时已不易读懂，司马迁从小就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他还转益多师，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后来担任太史令，他又利用工作上的方便，翻阅由国家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从《史记》提供的线索来看，司马迁阅读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上至古老的有关三代的典籍，下至西汉盛世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他都有涉猎。至于诸子百家的著作，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史料，乃至朝廷的公文档案，都是他的阅读对象。司马迁对于上述文献不是浮光掠影式地浏览，而是认真地鉴别真伪，比较同异。比如，对于九州岛山川的记载，他认为《尚书•禹贡》是可靠的，而《山海经》等书则不可信。司马迁读过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发现的古文，认为其中关于孔子弟子的记载基本合乎事实。司马迁还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主动和古人沟通，读其书，识其人，做到知人论世。他不止一次地废书而叹，幷且产生了为书的作者立传的冲动。

司马迁在20岁时有过漫游的经历，到过东南一带许多地方。司马迁青年时期东南漫游曾到过楚地，《春申君列传》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楚地，刘大杰释为姑苏（今江苏苏州），他写道：“（司马迁）再到姑苏，参见了春申君的宫室遗址，为五湖的风光所陶醉。”春申君初封淮北12县，15年后纔迁往苏州。司马迁所见春申君故城宫室，位于淮北，是春申君前期所建。在会稽（今浙江绍兴）探访大禹的遗址，在长沙水滨凭吊屈原，在登封瞻仰许由的坟墓，在楚地参观春申君的宫殿。在刘邦发迹的丰沛之地，司马迁参观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故居，听故老讲述楚汉相争时这些开国功臣的轶闻逸事。在漫游过程中，司马迁流露出对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感情。“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泪，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有很强的好奇心，喜欢对历史真相探根求源。游览韩信故里时，他听当地人讲，韩信年轻时就胸怀大志，尽管家境贫寒，仍然把故去的母亲安葬在高敞地。司马迁实地考察了韩信母亲的墓地，那里果然地势开阔，旁可置万家，证实了传说的可信。在战国时魏国的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他打听到所谓的夷门就是城东门，魏公子信陵君枉驾屈尊所请的侯嬴，曾经当过夷门监，即城东门的守护人。长途漫游使司马迁直接感受到各地民风习俗的差异，加深了对某些历史记载的理解。置身齐地领略到民性阔达，有大国之风。过薛地所见多暴桀子弟，而邹鲁多搢绅之士，两者大相径庭。司马迁在广阔的地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为《史记》的写作搜集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他在游览过程中的真切体验和亲身感受后来也一道写入书中。

司马迁在漫游和在朝廷任职期间，有机会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物，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历史知识。周霸向他讲述过项羽的传说，公孙秀功向他讲述过荆轲刺秦王的具体情节，朱建之子和他评议过陆贾其人，至于卫青不肯招贤荐士的情况，则是苏武之父苏建向他介绍的。除此之外，樊哙之孙樊他广向他谈起过汉初几位开国功臣发迹的故事，贾谊之孙贾嘉和司马迁有书信来往，冯唐的儿子冯遂和司马迁是至交。司马迁还亲眼见过名将李广、大侠郭解，幷和李广之孙李陵同在朝廷任职。上述交游进一步丰富了《史记》的材料来源，加深了对某些历史人物的印象和理解，从而使入传的人物维妙维肖，富有生活气息。

司马迁的父亲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与世长辞。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因病滞留洛阳，无法参加。这时，刚刚出使西南返回的司马迁匆匆赶到洛阳，接受了父亲的临终嘱托。司马谈固然对于无缘参加封禅大典而无比遗憾，更使他报恨终生的还是未能完成修订史书一事。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勉励他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他拉着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殷切地说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向父亲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在与父亲生死诀别之际接受了修史的嘱托，修史的决心从此下定。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他在参与制定太初历以后，就开始了《太史公书》亦即后来称为《史记》的写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幷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他造成极大的创伤。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继续写作《史记》。

司马谈在向儿子讲述自己立志修史的动机时说道：“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司马谈有感于自孔子作《春秋》之后再无系统的历史著作出现，战国至秦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未能写入史书，因此，他要修定一部历史著作，一方面继承古代史学传统，同时也弘扬有汉一代的辉煌。司马迁开始修史时，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和目的。他在和壶遂讨论修史的宗旨时引述父亲的观点，把修史看作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太史公自序》）。此时的司马迁之所以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润色鸿业的自觉行动。经历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形体精神受到摧残，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修史动机也有所调整充实。他在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著书立说的动因时称：“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太史公自序》）。他认为自己也属于发愤著书的类型，是在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司马迁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宫刑，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颂赞，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著作者的寄托，磊落而多感慨。司马迁修史过程中前后心态的巨大变化，赋予《史记》这部书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

第二节　《史记》的叙事艺术

沟连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　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　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　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十二本纪按帝王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体例上冲破了以往历史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但情况又不尽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项羽是秦汉之际主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堪与王侯相比。司马迁的上述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是合乎逻辑的归纳。

《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苏秦、张仪是战国策士，他们的传记也紧紧相连。再看西汉人物传记：韩长孺、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是抗击匈奴的将领，故韩长孺、李广传记后面插入《匈奴列传》，然后是卫青、霍去病的传记。公孙弘、主父偃都以伐匈奴，通西南夷为非，曾上书谏止，他们二人传记列在卫青、霍去病之后，接着是《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曾奉命出使西南，所以，他的传记在《西南夷列传》之后，通过叙述西汉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使几位相关人物的传记以类相从，前后相次，发展轮廓非常清晰，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合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等，都是为专门人物设立的合传。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廉颇蔺相如列传》首叙廉颇事迹，很快又引入蔺相如，然后叙述两人的交欢恩怨，中间又插入赵奢、李牧传记，最后以廉颇事终结。这篇传记叙述的都是赵国将相的事迹，可谓以类相从，是合乎逻辑的归纳；通过叙述这四位将相的事迹，又生动地展现了赵国兴亡的历程，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张丞相列传》是以御史大夫一职联缀诸人，其中的传主有张苍、周苛、周昌、赵光、任敖、曹窟，他们都曾任御史大夫，最后又以张苍任御史大夫终结，勾勒出了西汉前期御史大夫任职情况的变迁轨迹，涉及一系列相关的事件。《酷吏列传》叙酷吏十人，错综联络，总成一篇文字，宁成传附郅都事，称宁成治效郅都；张汤传附赵禹事，义纵传附宁成事，杨仆传附王温舒事。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响应，全面地反映了始于景帝而盛于武帝的酷吏羣体。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是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在分析造成吴起乱箭穿身悲惨结局的原因时，认为这缘于他的“刻暴少恩”（《孙子吴起列传》。以上见解都是很精辟的。当然，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在叙述李广事迹时，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而对于大将军卫青，则以“天幸”二字为叙事主宰。讲述卫子夫如何得到武帝宠爱、立为皇后，以及卫青尚平原公主等事，都突出卫家的幸运。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谓的天意。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自己有机会为刘邦出谋画策也是天授。司马迁本人也深有感慨地说：“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断幷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李斯列传》开头写了李斯这样一件事：“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各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是一件生活琐事，但却集中反映了李斯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为了摆脱厕鼠的处境而成为仓鼠那样的食利者，于是向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之后前往秦国游说，在和荀子告别时又说道：“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坦率，和他把厕鼠、仓鼠进行对比时所发的感慨一脉相承。苦于贫贱而贪恋富贵，是李斯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这种思想是他人生之梦得以实现的动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祸根。《史记》人物传记写了许多生活琐事，司马迁之所以对这些生活琐事详加叙述，就在于它们在人物的活动中带有原始动因的性质，是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史记》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商君列传》一文以任法为线索，司马迁认为这是决定商鞅命运的根本原因，他的成功源于变法用法，他的人生悲剧也由此而引发。文中详写商鞅以刑名之学游说君主，在秦国掌权之后又主持变法，太子犯法他绳之以法，最终又因推行变法而被杀。商鞅在被追捕过程中，因为由他制定的秦国刑法异常酷烈，竟然无人敢收留他，商鞅自己也喟然叹息：“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而对于商鞅身亡家灭的结果，司马迁只作简单的交代，没有过多的铺叙。

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与韩信将兵一样，是多多益善。无论是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如《陈涉世家》，把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千头万绪的事件非常清晰地勾勒出来。西汉前期的重大事件莫过于诸吕之乱和七国之反，这两个事件分别见于《吕后本纪》、《孝文本纪》、《绛侯周勃世家》、《吴王濞列传》等篇目。在叙述这两个事件的原委及经过时，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写荆轲刺秦王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刺客列传》）；写鸿门宴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项羽本纪》）；写灌夫骂座和东廷辩论则或冷或热，对比鲜明（《魏其武安侯列传》）；写长乐宫诸侯君臣始朝仪，则秩序井然，庄严肃穆（《刘敬叔孙通列传》）。不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第三节　《史记》的人物刻画

闾巷之人的入传　人物个性与共性的展现　复杂人格的多维透视和旁见侧出笔法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有如此广大的覆盖面，和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及开阔的视野密不可分。司马迁本人“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报任安书》），希望借助于《史记》一书而扬名后世，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出于这种心态，司马迁对那些在历史上虽有卓越表现、终因无人奖掖而难以扬名的布衣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司马迁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同时，也把许多下层人物写入书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使得《史记》所收的人物非常广泛，幷且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公子，信陵君和其它三公子在人格上有高下之别，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有各的风貌。同为战国策士，苏秦主要是一位发奋者的形象，而张仪身上更多的却是狡诈权谋。张良、陈平同是刘邦的重要谋士，但司马迁笔下的张良令人莫测高深，带有几分神异；而陈平这位智囊却富有人情味，没有张良那种仙风道气。《史记》同类人物形象之间尚有如此明显的区别，不同类型人物形象之间更是形成巨大的反差，鲜明的对照，人物的个性在差异、区别中得到充分的显示。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许多人物形象的个性非常突出。《万石张叔列传》突出石奋祖孙三代的谨小慎微，唯命是从。《樊郦滕灌列传》写到夏侯婴时，主要叙述他对刘邦一家的精心呵护，他和刘邦家庭的特殊关系，多次提到他的太仆之职。《李将军列传》在描写李广时着意表现他高超的祖传射艺，他射匈奴射雕者、射白马将、射追击者、射猎、射石、射敌方裨将，百发百中，矢能饮羽。《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各具风采，就在于司马迁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个性特征。

司马迁在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时，能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给以恰如其分的表现，不但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且对形成人物个性特征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显示，有时一开始就为人物性格的发展作了铺垫。萧何是刀笔吏出身，故能谨守管钥，因势奉法。陈平年青时贫而好学，所以始终有读书人的气质，见识高远，在皇帝面前对答如流；周勃最初从事杂艺，没有什么学问，执政之后就显露出知识的不足，在文帝面前陷入窘境。樊哙发迹前以屠狗为业，成为将军以后保留那种莽撞豪爽之气，他大块吃肉，大杯饮酒，对刘邦、项羽也敢于直言直语、大声大气。写窦婴是一副老年失势的窘态，写田蚡则是少年得志的猖狂。总之，影响人物个性的许多重要因素，司马迁都充分注意到了，因此，他使《史记》中的人物都按各自的方式说话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幷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史记》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苏秦之于宗族、朋友，刘邦之于萧何，陈平之于魏无知，韩信之于漂母、亭长，王陵之于张苍，都是受人之惠而报人之恩。苏秦佩六国相印后，“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初，苏秦之燕，贷人百钱为资，及得富贵，以百金偿之。”（《苏秦列传》）刘邦为泗水亭长时，前往咸阳行役，一般的小吏都赠钱三百，唯独萧何送给刘邦五百钱。汉初封侯，刘邦为萧何益封二千户，用以报答先前多送二百钱的恩惠。（《萧相国世家》）韩信为布衣时从人寄食，一位漂母曾接济他数十日，韩信封楚王之后，“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淮阴侯列传》）魏无知向刘邦引荐陈平，汉初剖符定封，陈平列举魏无知拔擢之功，魏无知得到刘邦赏赐。（《陈丞相世家》）主父偃为齐相，到达齐地之后，向昆弟宾客散发五百金，从此和他们断绝关系，不许再入家门，用以报复他在贫困时所遭到的冷遇。（《平津侯主父列传》）知恩图报和以怨报怨是相互联系的两个侧面，往往在一个人的身上同时体现出来。苏秦对于借给自己百钱的人以百金相偿，而对在危困时几次要离开自己的随从则一文不赏。（《苏秦列传》）范雎奉行的人生哲学是“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因此，对迫害过他的魏齐、须贾，或令其死，或令其辱，而对搭救过他的王稽、郑安平，都请求秦王委以重任。（《范雎蔡泽列传》）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知恩图报的升华，是它的极端形式。

《史记》中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结合。《史记》中有许多人物所做的事情相近，但是怎样去做，却是各人有各人的选择，各人有各人的方式。同是衣锦还乡，韩信显得雍容大度，不计私仇，主父偃却心胸狭小，报复心极强。同是知恩图报，豫让、贯高先是忍辱负重，顽强地活下去，关键时刻又死得极其壮烈；而侯赢、田光等义士，却是痛快地以自杀相谢。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项羽是司马迁着力最多的一位英雄人物，在他身上就可以发现多重人格。他喑恶叱咤，又言语呕呕。他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有恻隐之心，不杀刘邦，还时常虑念百姓疾苦。他有时与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时又非常吝啬，已经刻好的官印不肯发给功臣，放在手里反复把玩。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场面，则兼有风云气和儿女情。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地集于项羽一身，使得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而且非常真实。对于李斯这个人物，司马迁反复刻画他外似刚愎而内实游移的矛盾状态：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他想知难而退，却又贪恋富贵，下不了决心；在赵高废立之际，开始像是要以身殉国，经赵高劝之以利害，马上退缩妥协；对于秦二世的无道，本想犯颜直谏，一旦二世责问，立刻苟合求容。李斯的双重人格表现得非常充分，一个内心分裂的可悲形象跃然纸上。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司马迁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有的是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的则采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它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带有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对他的许多弱点则没有充分展示。而在其它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刘邦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项羽本纪》通过范增之口道出刘邦的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表现他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揭露他慢而侮人，詈骂诸侯臣如奴仆。《樊郦滕灌列传》还披露了这样一件事实，楚汉相争时，刘邦战败逃跑，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几次把亲生儿女推到车下，后来的惠帝、鲁元公主有赖于夏侯婴的保护才幸免于难。司马迁对汉高祖刘邦之所以采用旁见侧出的写法，显然是有所忌讳，不得不如此。《史记》人物形象具有多方面的性格特征，要把相关传记联系起来加以观照才能全面地把握。

第四节　《史记》的风格特征

宏廓画面和深邃意蕴　浓郁的悲剧气氛　强烈的传奇色彩

《史记》的叙事写人都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司马迁虽然也从琐碎的生活细事写起，但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最终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展开，有一系列历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他所选择的题材多是重大的。司马迁不是一般地描述历史进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的思考，透过表像去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这就使得《史记》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

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在《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中，司马迁对于战国诸侯间微妙复杂的利害关系反复予以演示，以七国争雄为背景展开了广阔的画面。苏秦、张仪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形势的特点，抓住了机遇，相继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为那个时代的倾危之士。陈平年轻时就胸怀大志，足智多谋，适逢秦末动乱和楚汉相争，于是他大显身手，屡献奇计。他设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使楚霸王失去“亚父”这位谋士。荥阳被困，他令二千女子夜出东城门迷惑楚军，刘邦得以出西城门脱险。是他暗示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以稳定形势，又是他建议刘邦伪游云梦泽而借机擒韩信。刘邦在平城被匈奴围困七日，又是陈平出奇计化险为夷。陈平所献五计，无一不是关系到刘邦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天下的兴衰安危。陈平这位谋士的形象，也就在驾驭历史风云的过程中日益丰满。《史记》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或卑琐、或伟岸；有的先荣后辱，有的先辱后荣；有的事业成功，人生幸运，也有的虽然事业成功却命运悲惨。司马迁既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导演、演员，又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产儿，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历史机遇的及时把握与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廓画面，点出其中蕴含的哲理。

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史记》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有多种类型。按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论，有些悲剧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类悲剧人物是历史的先行者，他们的行动具有超前性。尽管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推行变法的吴起、商鞅，主张削藩的贾谊、晁错，都是这类悲剧英雄。还有一类悲剧人物尽管死得非常壮烈，但他们的悲剧性不是体现了无法实现的历史必然要求，而是他们相信旧制度的合理。田横是司马迁着力描写的英雄人物，他兵败之后不愿意投降汉朝而自杀，其随从和东海五百义士也相继殉难，涌现出的是一个悲剧羣体。从本质上看，田横所要维持的不过是诸侯称雄、列国割据的局面，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田横相信已经过时的制度仍然是合理的，幷为之而奋斗拼搏，这就决定了他必然成为悲剧人物。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他赞扬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的伍子胥，塑造出一位烈丈夫形象。他笔下的虞卿、范睢、蔡泽、魏豹、彭越等人，或在穷愁中著书立说，或历经磨难而愈加坚强，或身被刑戮而自负其材，欲有所用。所述这些苦难的经历都带有悲剧性，其中暗含了司马迁自己的人生感慨。

司马迁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他在《伯夷列传》中慨叹“天道是邪，非邪！”在《外戚世家》中反复强调“人能弘道，无如命何”、“岂非命也哉！”对于像萧何、陈平那样的幸运儿，司马迁认为他们的人生偶然性中体现出历史的必然性，自身才能、对历史潮流的顺应使他们扮演英雄的角色，命运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难解的谜。而从那些悲剧人物身上，司马迁更多感受到的是历史和人生的不确定、不公平和难以理解。司马迁还通过为悲剧人物立传。揭示了异化造成的人性扭曲。吴起为了当上鲁国将军而杀妻，未为卿相而母死不归，名缰利锁把他变成一个刻暴少恩之人，最终也因此亡身，政治上的巨大功绩与人性的严重异化形成直接冲突。张耳、陈余早年为刎颈之交，后来却反目为仇，也是利欲把他们拆开。

《史记》富有传奇色彩。司马迁喜欢猎奇，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中，造成一种神秘感。写秦始皇晚年行迹，穿插许多怪异反常的事情，以及神灵的出没，用以预示秦王朝末日的到来。写汉高祖发迹，则用刘媪感蛟龙而生子，刘邦醉斩巨蛇等传说以显示他的灵异。除了类似荒诞不经的传说之外，《史记》所写的许多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鲁仲连为人排患解难而无所取，超然远引，终身不复见，是一位奇士。《留侯世家》中的张良是位传奇人物，文中出现的商山四皓同样来得突兀，恍若神仙。《史记》中的许多故事都疏离常规，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也富有传奇性。《外戚世家》中的薄夫人因遭冷落而大富大贵，窦姬本欲入赵王府而宦官误赐代王，她却阴错阳差成了皇后。这些宫廷故事也是表现人生命运的不可捉摸，但它酿成的不是悲剧，而是喜剧。《田单列传》的传主田单是一位智谋之士，这篇传记写了一系列的奇谋奇计，尤其是用火牛阵大破齐军一节，更是精彩绝妙。传记赞语又附奇士王蠋、奇女君王后的事迹，可谓奇上加奇。《史记》的传奇性还源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司马迁为文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起灭转接，令人莫测端倪。《伯夷列传》是为伯夷、叔齐作传，但却以议论开篇，又引许由、卞随、务光等人为伯夷、叔齐作陪衬，几乎使人不辨宾主。叙伯夷、叔齐事迹后，在议论中引出颜渊、盗跖，从正反两方面说开。结尾点题，指出砥行立名者必附青云之士才能流传后世。通篇意到笔随，纵横变化，烟云缭绕，扑朔迷离。《史记》的章法、句法、用词都有许多独特之处，它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传奇效果。

第五节　《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传记文学的开端　先秦文学传统的继承融汇　人文精神的弘扬　后代散文、小说、戏剧与《史记》的渊源关系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和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但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史记》是传记文学名著，但它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史记》指次古今，出入风骚，对《诗经》和《楚辞》均有继承，同时，战国散文那种酣畅淋漓的风格也为《史记》所借鉴，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中各种文学传统的融汇。

《史记》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史记》在语言上平易简洁而又富有表现力，把许多诘屈聱牙的古书词句译成汉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史记》语言多是单行奇字，不刻意追求对仗工稳，亦不避讳重复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评骈俪文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纠正艰涩古奥文风时，都要标举《史记》，把它视为古文的典范。

《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许多基本手法，在《史记》中都已经开始运用，如：使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语言，通过具体事件或生活琐事显示人物性格，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场面描写等方面都可以见到《史记》的痕迹。同时，古代作家还从写法上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系，得出了许多精辟的结论。

《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元代出现的列国故事平话，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以及流传至今的《东周列国志》，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明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也是大量利用《史记》中的材料。《史记》的许多人物故事相继被写入戏剧，搬上舞台，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后来的京剧也有不少剧目取材于《史记》。总之，《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的材料宝库，它作为高品位的艺术矿藏得到反复地开发利用。

第四章　两汉乐府诗

第一节　乐府和乐府诗

乐府与太乐　乐府的兴废　乐府诗的搜集和分类

两汉乐府诗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乐府在西汉哀帝之前是朝廷常设的音乐管理部门，行政长官是乐府令，隶属于少府，是少府所管辖的十六令丞之一。西汉朝廷负责管理音乐的还有太乐令，隶属于奉常。乐府和太乐在行政上分属于两个系统，起初在职能上有大体明确的分工。太乐主管的郊庙之乐，是前代流传下来的雅颂古乐。乐府执掌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它不是传统古乐，而是以楚声为主的流行曲调。最初用楚声演唱的乐府诗是《安世房中歌》17章。另外，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在祭祀沛宫原庙时用楚声演唱，也由乐府机关负责管理。西汉从惠帝到文、景之世，见于记载的乐府歌诗主要是以上两种。

西汉乐府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乐府的职能在武帝时进一步强化，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来。文人所创作的乐府歌诗也不再像《安世房中歌》那样仅限于享宴所用，还在祭天时演唱，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武帝时，乐府令下设三丞。又据《汉书•礼乐志》所言，至成帝末年，乐府人员多达八百余人，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武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哀帝登基，下诏罢乐府官，大量裁减乐府人员，所留部分划归太乐令统辖。从此以后，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

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也分属两个系统，一个是太予乐署，行政长官是太予乐令，相当于西汉的太乐令，隶属于太常卿。一个是黄门鼓吹署，由承华令掌管，隶属于少府。黄门鼓吹之名西汉就已有之，它和乐府的关系非常密切。《汉书•循吏传》：“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寿春人也。……竟宁中，征为少府，列于九卿，奏请上林诸离远宫馆稀幸御者，勿复缮治共张，又奏省乐府黄门倡优诸戏，及宫馆兵弩什器减过泰半。”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

魏晋时期，旧的乐府歌辞有的还在继续沿用，有相当数量的两汉乐府诗流传于朝廷内外。六朝有些总集专门收录乐府古辞，其中主要是两汉乐府诗。至梁沈约编纂《宋书》，其《乐志》收录两汉乐府诗尤为众多。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把汉至唐的乐府诗搜集在一起，共分为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两汉乐府诗主要保存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歌谣辞中，而以相和歌辞数量最多。

现存两汉乐府诗的作者涵盖了从帝王到平民各阶层，有的作于庙堂，有的采自民间，像司马相如这样著名的文人也曾参与乐府歌诗的创作。《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歌诗28家，314篇，基本都是乐府诗。现在所能见到的西汉乐府诗，可以认定是西汉的作品有《大风歌》、《安世房中歌》17章、《郊祀歌》19章、《铙歌》18首，以及另外为数不多的几首民歌，其它乐府诗都作于东汉。

第二节　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

苦与乐的深刻揭示　爱与恨的坦率表白　乐生恶死愿望的充分展现

两汉乐府诗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诗人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相和歌辞中的《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表现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疾苦，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呻吟呼号。有的家里“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逼得男主人公不得不拔剑而起，走上反抗道路。（《东门行》）有的是妇病连年累岁，垂危之际把孩子托付给丈夫；病妇死后，丈夫不得不沿街乞讨，遗孤在家里呼喊着母亲痛哭。（《妇病行》）还有的写孤儿受到兄嫂虐待，尝尽人间辛酸。（《孤儿行》）这些作品用白描的笔法揭示平民百姓经济上的贫穷，劳作的艰难，幷且还通过人物的对话、行动、内心独白，表现他们心灵的痛苦，感情上遭受的煎熬。《东门行》的男主人公在作出最终抉择之后，不得不割舍夫妻之爱、儿女之情，夫妇二人的对话是生离死别的场面。《妇病行》中的病妇临终遗嘱伤心刺骨，而丈夫无力赡养遗孤的愧疚、悲哀，也渗透于字里行间。至于《孤儿行》中的孤儿，因不堪忍受非人的待遇，竟然有生不如死的想法，小小年纪便对命运已经完全丧失信心。两汉乐府诗在表现平民百姓疾苦时，兼顾到表现对象物质生活的饥寒交迫和精神、情感世界的严重创伤。尤其可贵的是，诗的作者对于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贫民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是以恻隐之心申诉下层贫民的不幸遭遇。

同是收录在相和歌辞中的《鶏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三诗，与《东门行》等三篇作品迥然有别，它们展示的是与苦难世界完全不同的景象，把人带进另一个天地。这三首诗基本内容相同，都是以富贵之家为表现对象；三首诗的字句也多有重复，最初当是出自同一母体。《相逢行》的作者犹如一位导游人员，两度把人引入侍郎府。第一次见到的是黄金为门，白玉为堂，堂上置酒，作使名倡，中庭桂树，华镫煌煌。第二次见到的是鸳鸳成行，鹤鸣噰噰，两妇织绵，小妇调瑟。这首诗在渲染主人富有的同时，还点出了他的尊贵身份：“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这是一个既富且贵的家庭，而且富贵程度非同寻常。黄金为门，白玉为堂，是富埒王侯的标志，不是一般的富，而是巨富。侍郎是皇宫的禁卫官或天子左右侍从，是皇帝信任的近臣，其特殊地位不是普通朝廷官员所能相比。《鶏鸣》和《长安有狭斜行》把表现对象的显赫地位渲染得更加充分，或云：“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或云：“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诗中的富贵之家不只是一人居官，而是兄弟几人同时宦达；所任官职也不限于俸禄为四百石的侍郎，而是秩达二千石的高官显宦。《相逢行》和《长安有狭斜行》二诗，作者是用欣赏的笔调渲染富贵之家，《鶏鸣》一诗则警告豪门荡子不要胡作非为，以免触犯刑律，带有劝谏和批判的成分。上述三诗对富贵之家气象的展现，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具有示范性，后来许多同类作品都是以此作为蓝本。黄金为门，白玉为堂，到《红楼梦》中演变成贾府的“白玉为堂金作马”。至于三妇织绵鼓瑟的段落，则被单独划分出去，名为“三妇艶”，在古代乐府诗中频繁重复出现，成为富贵之家的象征，积淀成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符号。

表现平民疾苦和反映富贵之家奢华的乐府诗同被收录在相和歌辞中，这就形成对比鲜明、反差极大的两幅画面。一边是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一边是奢侈豪华，不知人间还有忧愁事。一边是连自己的妻儿都无法养活，一边是妻妾成羣，锦衣玉食，而且还豢养大羣水鸟。这两组乐府诗最初编排在一起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它们的客观效果是引导读者遍历天堂地狱，领略到人间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两极世界。

汉代乐府诗还对男女两性之间的爱与恨作了直接的坦露和表白。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在两汉乐府诗中占有较大比重，这些诗篇多是来自民间，或是出自下层文人之手，因此，在表达婚恋方面的爱与恨时，都显得大胆泼辣，毫不掩饰。鼓吹曲辞收录的《上邪》系铙歌18篇之一，是女子自誓之词：“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首诗用语奇警，别开生面。先是指天为誓，表示要与自己的意中人结为终身伴侣。接着便连举五种千载不遇、极其反常的自然现象，用以表白自己对爱情的矢志不移，其中每一种自然现象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不会出现的，至于五种同时出现，则更不可能了。作品由此极大地增强了抒情的力度，内心的情感如火山爆发、如江河奔腾，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遏止。

《孔雀东南飞》所写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爱与恨。诗的男女主角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之间只有爱，没有恨。他们的婚姻是被外力活活拆散的，焦母不喜欢兰芝，她不得不回到娘家。刘兄逼她改嫁，太守家又强迫成婚。刘兰芝和焦仲卿分手之后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他们之间的爱愈加炽热，最后双双自杀，用以反抗包办婚姻，同时也表白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恋之情。《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在叙述这一婚姻悲剧时，爱男女主人公之所爱，恨他们之所恨，倾向是非常鲜明的。两汉乐府诗还有像《陌上桑》和《羽林郎》这样的诗。在这两篇作品中，男女双方根本没有任何感情基础，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男方企图依靠权势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女方。于是，出现了秦罗敷巧对使君、胡姬誓死回绝羽林郎的场面。这两首诗的作者也是爱憎分明，对秦罗敷和胡姬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嘲笑、鞭挞好色无行的使君和金吾子。

《薤露》、《蒿里》是汉代流行的丧歌，送葬时所唱，都收录在相和歌辞中。《薤露》全诗如下：“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这首诗认为人的生命短暂，不如草上的露水。露水干了大自然可以再造，人的生命却只有一次，死亡使生命有去无归，永远消失。《蒿里》把死亡写得更为凄惨：“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这首诗是用有神论的观念看待人的死亡，写出了面对死亡时的痛苦心情，是以无可奈何的态度看待魂归蒿里这个不可抗拒的事实。正常死亡尚且引起如此巨大的悲哀，夭折横死产生的巨痛更是难以诉说，铙歌《战城南》表现的是对阵亡将士的哀悼。将士战死以后的景象是：“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作者极力渲染战场变成墓场之后的苍凉、凄惨，是一幅近乎死寂的阴森画面。尤其令人目不忍睹的是，“野死不葬乌可食”，阵亡者暴尸城外，无人掩埋，乌鸦任意啄食。人生之惨，莫过于此。虽然诗中的死者故作豪迈之语，但战争对生命的摧残依然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以上几首诗在描写死亡的凄惨悲哀时，表现出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对死亡的疏远和拒斥，死亡被写成是无法回避而强加于人的残酷事件。

恶死和乐生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两汉乐府诗坦率地传达了人们对死亡的厌恶之情，同时又以虚幻的形式把乐生愿望寄托在与神灵的沟通上。郊祀歌《日出入》由太阳的升降联想到人的个体寿命。太阳每天东出西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远没有穷尽。然而，人的个体生命却是有限的，生为出，死为入，一出一入便走完了人生的历程，从而和反复出入、永恒存在的太阳形成鲜明的对照。于是，作者大胆地想象，太阳是在另一个世界运行，那里一年四季的时间坐标与人世不同，因此，太阳才成为永恒的存在物。诗人期待能够驾驭六龙在天国遨游，盼望神马自天而降，驮载自己进入太阳运行的世界。收录在杂曲歌辞中的《艶歌》描绘出一幅进入天国的理想画面。诗人幻想自己升上云宵，来到神界仙乡，成为那里的贵宾。各种神灵都为他的到来而忙碌，天公河伯、青龙白虎、南斗北极、嫦娥织女都殷勤备至，甚至连流霞清风、垂露奔星也都载歌载舞，张帷扶轮，热情地为诗人服务。这首诗表现的是超越个体有限生命，到达彼岸世界之后的至乐，给许多天体对象注入了生命。使天神地祇和诗人聚集一堂。同类诗篇还有相和歌辞中的《长歌行》、《董逃行》，不过这两首诗中的长生之乡不是天国，而是仙山，是靠神药延年益寿。

两汉乐府诗在表达长生幻想时，有时还写神界的精灵来到人间，和创作主体生活在同一世界。郊祀歌《练时日》、《华烨烨》二诗的都是来自天上，铙歌《上陵》中的仙人来自水中。在描写神灵莅临的时候，乐府诗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力，刻画得非常细致。《练时日》通过对灵之游、灵之车、灵之下、灵之来、灵之至、灵已坐、灵安留等多方面的依次铺陈，展示出神灵逐渐向自己趋近的过程及风采，以及自己得以和神灵交接的喜悦心情。《华烨烨》在写法上和《练时日》极其相似。《上陵》中的仙人则是桂树为船，青丝为笮，木兰为翟，黄金交错，显得超凡脱俗。这些作品表面是写神灵来到世间，神灵向创作主体趋近，实际是暗示诗人借助神灵的力量获得长生属性，即将成为神仙世界的一员。

两汉乐府诗无论是写举体飞升进入神国仙乡，还是写神灵来到人间，都把人和神置于同一层面。神灵不再是高高在上，和创作主体很疏远，而是人神同游，彼此亲近。两汉乐府诗是通过人的神仙化、神仙的世俗化，表达作者沟通天人的理想。

两汉乐府诗在表现人世间的苦与乐、两性关系的爱与恨时，受《诗经》影响较深，有国风、小雅的余韵；而在抒发乐生恶死愿望时，主要是继承楚文化的传统，是《庄》、《骚》的遗响。

第三节　娴熟巧妙的叙事手法

生活镜头的选取　故事情节完整曲折　人物形象各具物色　叙事详略得当寓言诗的创作

两汉乐府诗中有叙事诗，也有抒情诗，而以叙事诗的成就更为突出。《诗经》、《楚辞》基本都是抒情诗，抒情过程中也时而穿插叙事，但叙事附属于抒情。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

两汉乐府诗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主体在选择叙事对象时，善于发现富有诗意的镜头，及时摄入画面。

酒店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热闹场所，饮食服务自古以来就是社会的窗口行业，尤其是酒店的女主人，更是引人注目的对象，许多故事都发生在她们身上。《陇西行》再现健妇善持门户的场面，《羽林郎》叙述当垆美女反抗强暴的故事。通过描写她们与顾客的交往及各类人物的举止言行，艺术地展示了汉代的市井风情。《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选择的都是“夹毂问君家”的特写镜头，通过对方的一番炫耀，道出了车主人的富贵豪华。除此之外，《陌上桑》以春日采桑为背景，相和歌辞《艶歌行》择取女主人为他乡游子缝补衣服，引起丈夫猜忌的情节，都是以常见而又富有情趣画面入诗，诗人找到了最佳视点。

两汉乐府诗作者在选择常见生活情节时别具慧眼，对于偶然性、突发性事件的捕捉也很有新意。在现实生活中，弃妇遇故夫的机会通常是很少的，而且往往是有意回避。收录在古诗类的《上山采蘼芜》实乃乐府诗，写的就是弃妇与故夫的邂逅。通过男子的一番叙述，得出了“新人不如故”的结论。不管他们的离异是出于男子负心还是迫于外界压力，这个故事都是发人深思的。相和歌辞《艶歌何尝行》以鹄喻人，写的是一个突发事件。夫妻同行，妻子突然生病，两人不得不中途分手，凄凄惨惨，泪落纵横。这两首诗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偶然和突发事件本身的性质。

两汉乐府诗作者在选择叙事题材时，表现出明显的尚奇倾向。对于那些来自异域的新鲜事物，诗人总是怀着惊异的目光去搜索，发现它们，幷饶有兴致地写入作品。《陇西行》有“坐客毡氍毹”之语，客人坐在毛织地毡上，酒店室内装饰用的是西域产品。杂曲歌辞《乐府》直接陈述胡商及其携带的物品：“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毹<荅毛>五木香，迷迭艾纳及都梁。”这些来自西域的奇异物品令中土人士大开眼界，也使诗篇带上了异域色彩。另外，那些迎神求仙诗，更是崇尚奇异的体现。

两汉乐府叙事诗多数具有比较完整的情节，而不限于撷取一二个生活片断，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讲述一个有头有尾、有连续情节的故事。《妇病行》有临终托孤、沿街乞讨、孤儿啼索等场面，中间又穿插许多细节。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情节更是波澜起伏，扣人心弦。诗中的矛盾冲突不是单线延伸，而是两条线索同时展开，相互交错。一条线索是兰芝与婆母、兄长的矛盾及冲突。先是兰芝被遣归，继而兄长强迫她答应太守府的求婚，终至兰芝、仲卿二人自杀，酿成一场悲剧。一条线索是兰芝、仲卿相互之间同情和理解日益加深的过程。开始是卧室对话，表示彼此不相忘。接着是路口分别，结下盟誓，共约同死，比卧室中的允诺更进一步。最后是赴水悬树，相继自杀，他们的爱情升华到顶点，故事也就基本结束。正因为两条线索纠结在一起，所以，情节的展开跌宕起伏，使人时时关注矛盾的发展和男女主人公的命运。

两汉乐府叙事在刻画人物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就，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形象，他们各具特点，绝无雷同。秦罗敷和胡姬都是反抗强暴的女性，罗敷以机智的言词戏弄向她求婚的使君，演出一场幽默的喜剧；胡姬则是以生命抗拒羽林郎的调戏，具有悲剧主角的品格。一个聪明多智，一个刚烈坚贞，显示出两种不同的气质和性格。至于《孔雀东南飞》中出现的人物羣像，更是各各肖其声情。刘兰芝的刚强、焦仲卿的忠厚、焦母的蛮横、刘兄的势利眼，以及太守府求婚使者的傲慢，无不刻画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诗人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运用了个性化的对话，注意细节描写，善于利用环境或景物作衬托。

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娴熟技巧，还体现为叙事详略得当，繁简有法。何者详叙？何者简写？两汉乐府叙事诗大体遵循以下规则：

详于叙事而略于抒情。两汉乐府叙事诗的作者具有比较自觉的叙事意识，在创作实践中努力把叙事诗和抒情诗区别开来，使二者的形态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两汉乐府诗许多叙事名篇，都因叙事详尽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除了像《孔雀东南飞》这样长篇的叙事诗中偶而穿插抒情诗句外，其余各篇中纯粹抒情的句子极其罕见，都是以叙事为主。《十五从军征》对复员老兵家园荒芜的景象渲染得非常充分，对老兵还家后的行动也有详细的叙述，唯独不用专门文字抒发内心的悲哀，明显是以叙事为主。

铺陈场面、详写中间过程而略写首尾始末。两汉乐府叙事诗的作者长于、也乐于铺陈场面。《陌上桑》一诗篇幅不长，其中却有两段场面描写的文字，一是众人围观罗敷，二是罗敷夸耀夫婿，都不吝笔墨，写得非常细致。《孔雀东南飞》的开头结尾采取的典型的略写笔法，其余叙事名篇也大体如此。

详写服饰仪仗而略写容貌形体。两汉乐府叙事诗在陈述故事、刻画人物时，对于人的服饰仪仗从各个方面加以展示，采用的是详写笔法。从秦罗敷、刘兰芝到胡姬，从罗敷“夫婿”、侍郎到羽林郎，无论其为男为女，都通过详细描写服饰仪仗来衬托他们的美丽或富贵。《妇病行》、《孤儿行》在描写平民的苦难时，也提到孤儿破烂单薄的衣衫。服饰仪仗成为两汉乐府叙事诗中常备的道具，是详写的对象。与此相反，两汉乐府叙事诗对人的容貌形体通常都以略写的方式处理，惜墨如金。除《孔雀东南飞》对刘兰芝有“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这样细腻的描写外，其它叙事诗很少直接展示人物的形貌。这种写法为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索天地。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验和情趣，充分发挥想象，重塑诗中人物。

两汉乐府有多首寓言诗，是汉乐府叙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寓言的形式叙事，成为两汉乐府诗的一个特点。两汉乐府寓言诗可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假托动植物之口进行自述，鼓吹曲辞《雉子班》，相和歌辞《乌生》、《豫章行》，杂曲歌辞《蝶蝶行》都是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类寓言则是植物和人对话，诗中出现两个角色。宋子侯的《董娇娆》虚拟桃李树和洛阳女子的对话，诉说枝折花落的不平，责备人为的力量使青春早夭。上述几首寓言诗的题旨比较接近，各种动植物都叙述自身惨遭戕害的命运，劝告世人谨于持身，爱惜生命。这些寓言诗多有奇特的想象，鱼鸟花木也会作人言，而且出人意表。

第四节　异曲新声与诗体演变

楚声与三言、七言体　北狄、西域乐与杂言体　从四言到五言

两汉乐府诗对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样式的变革往往和流行乐曲的声调有关。两汉乐府诗最初是配乐演唱的，它之所以在诗体形式上不同于《诗经》的四言句，既是诗歌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有乐曲的因素发挥作用。

汉高祖刘邦是楚人，喜爱楚声，他的《大风歌》就是用楚声演唱的。先秦楚地诗歌的代表样式是《离骚》体，通常每句六言或七言，七言句最后一个字往往是语气词。这种诗体的句式稍加延伸，去掉语气词，就变成七言句。《安世房中歌》是用楚声演唱的，其中第六章是七言和三言相杂：“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贵？贵有德。”这篇作品是用楚声演唱的三言七言相杂之诗，是对骚体诗的改造。至于第七、八、九三章，全是整齐的三言诗，是把骚体诗六字句一分为二的产物。到了武帝时代的《郊祀歌》19首，纯四言诗只有9首，其余或是三言，或是杂言，尤以三言和七言居多。汉代楚声的流行，对三言和七言诗句的大量出现起了催化作用。

汉代乐府诗歌的曲调来源是多方面的，除了中土各地的乐曲外，还有来自少数民族的歌曲，鼓吹曲辞收录的铙歌18首就是配合北狄西域之乐演唱的。它的曲调和中土音乐有很大差异，因此，配合鼓吹曲演唱的歌诗也就和中土常见的体式明显不同。现存铙歌18首各篇均是杂言，和其它乐府诗迥然有别，是诗歌形式发生的重大变化。

对乐府诗体产生重大影响的乐曲除楚声和北狄西域乐外，还有中土流行的五言歌谣。仅以西汉而言，惠帝时戚夫人所唱的《舂歌》，六句中有五句是五言。李延年为武帝演唱的“北方有佳人”四句歌诗，有三句是五言，第三句去掉调节语气的“宁不知”三字，也变成五言句。成帝时长安流传的《尹赏歌》、《邪径败良田》歌谣，都已经是标准的五言诗。西汉乐府广泛搜集各种歌谣，其中必有相当比重的五言诗。这些五言歌谣在形式上不同于传统的四言诗，引起文人浓厚的兴趣，幷且亲自模仿拟作，因此，东汉开始有较多的文人五言诗。从西汉五言歌谣到乐府五言诗，再到文人五言诗，这是早期五言诗发展的基本轨迹。

第五章　东汉辞赋

第一节　京都赋的崛起

新旧时代交替　审美情趣转变　新文学热点形成　《两都赋》的创新

两汉之际的社会动荡，导致东汉初期的社会生活乃至文化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作家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视野同汉赋发展的鼎盛时期相比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光武帝定都洛阳，而不回迁长安，引起朝野震动，成了牵动全社会的中心问题，也为文学家普遍关注。

以都洛、都雍（即长安）为题材的作品，规模宏大、别具特色、成就突出、影响最大的，当推班固（32－92）的《两都赋》，它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

《两都赋》前有序，说明作赋原委和宗旨：一方面则是“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另一方面则是“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于是，他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这说明他作此赋的背景同杜笃是一致的，只是两人的观点、感受正相反。他把西都、东都的选择，人们感受、主张的差异，归结为法度的不同，从而赋予作品以较强的理性色彩。

《两都赋》传本分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篇，实为上下章。作品虚拟“西都宾”、“东都主人”两个人物，通过他们的谈话构成过渡；同时，两个人物分别代表都雍、都洛两种不同的态度，而在宾主的设定之间，作者的立场已明晰可辨。

《西都赋》重在抒发“怀旧之蓄念”、“思古之幽情”。通过“西都宾”之口，盛赞长安形胜为中土之最：周、秦、汉三代在这里建立帝王基业，这是作为国都得天独厚的条件。西京具有东都无可比拟的物质基础：建设之宏大，郊畿之富饶，坚城深池之固，士女游侠之众，品物之盛，华阙崇殿之巨丽，掖庭椒房之尊贵，离宫苑囿之壮观，皆冠于天下。在作者笔下，西京城市、宫殿的壮美别具特色；

昭阳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裛以藻绣，络以纶连。隋侯明月，错落其间。金缸衔璧，是为列钱。悲翠火齐，流翟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于是玄墀扣砌，玉阶彤庭。碝磩彩致，琳珉青荧。珊瑚碧树，周阿而生。红罗飒纚，绮组缤纷。精曜华烛，俯仰如神。后宫之号，十有四位。窈窕繁华，更盛迭贵。处乎斯列者，盖以百数。

这幅画面集中展现了西都的豪华、丰腴，表现出化阙崇殿的壮丽之美。

长安形胜天人合应，宫殿巨丽冠于古今。这是以西土耆老为代表的众人所炫耀的，是“国家之遗美”。在汉赋中，被铺张描绘的事物未必就是作者所肯定的，有时还恰恰是作者所要批评的。然而，从《西都赋》对长安热情洋溢的赞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三代帝京所体现的巨丽之美还是非常欣赏的。只是他对西京巨丽之美乃至京都之美的欣赏与肯定，同作品中“西都宾”所代表的西土耆老有所不同。在后者看来，京都只能像长安那样，否则便不配作为都城。这是旧的京都意识，它以品物繁盛为唯一标志。班固同西土耆老的分歧也正在于此。

班固的京都意识、京都美理想，集中体现在《东都赋》中，作者借“东都主人”之口，否定了“西都宾”所代表的旧的京都美理想和京都意识，他指出：“西都宾”之所以力主返都长安，就在于他们是秦人，他们不能站在天下主宰者的立场看问题，因此带有明显的狭隘性。同时，他又指出，这些人只识秦昭襄王、始皇的京都之美，而不了解大汉的京都之美，他们过分看重宫廷、河山的品物繁盛。《两都赋》的宗旨就在于批评旧的京都意识，确立新的京都观。作品的立意在《东都赋》卷末表述得很充分。他指出，主张迁都长安的人“颇识旧典，又徒驰骋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难，而知德者鲜矣”。他们明于知古而昧于察今，他们孤立地、片面地强调城池、宫廷建设的品物之美，而不知礼乐文明建设对于京都的重要性。他以充分体现出礼乐文明的新的京都观，扬弃“西都宾”所代表的京都意识，这就是序言中所说的“折以今之法度”。而这，正是《两都赋》宗旨的集中体现。

作品的讽喻对象可分为直接针对者和间接讽喻者两类。直接批评的是以西土耆老为代表的坚持旧京都观的人；间接讽喻的，也是作品最主要的讽喻对象则是天子及其周围的决策集团。作品盛称洛邑制度之美，固然希望天子不要迁返长安，而其深层意图在于通过西京与东京的对比，对当前政治有所规谏。他的京都观具有深刻的内涵，他要用光武帝、明帝在礼乐文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引导决策者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以期在进贤修德，在完善文治方面超越古代圣王。

在《东都赋》中，他着力描绘了洛阳的法度，也就是后汉的制度之美。他盛赞光武帝重造纲纪的赫赫帝功，颂扬他迁都改邑的重要决策。作为与西都的巨丽之美相对比而着力描绘东都法度之美，较多地体现在明帝朝。作品充分肯定明帝朝崇盛礼乐，修明法度，巡狩万国，稽考声教所取得的成就，在作者笔下，这是东都区别于西都的主要之点。体现了法度之美的东都在很多重要方面都表现出与西都的差异。在宫室苑囿建设中，它不追求令人登临生畏的崇殿华阙，而是强调宫室光明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的中和之美；它不追求太液池的波涛浩渺、昆明湖的茫茫无涯，而要发萍藻以潜鱼，使池沼得以化育生灵。天子定都洛阳之后的田猎，不是为了“盛娱游之壮观”，而是“简车徒以讲武”；其间也有浩大的声势、有勇猛的搏杀，但却不是“风毛雨血、洒野蔽天”，不是“草木无余，禽兽殄灭”，而是“乐不极盘，杀不尽物”，要在田猎中体现出礼制、法度，在与西都相同、相近的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旨趣。至于“目中夏而布德”，使得武帝所不征、宣帝所不臣的远人，纷纷来朝；会同之期，盛礼兴乐，庆贺承平，“班宪度”，“昭节俭”，布教化于海内，更是前代无法比拟。在新旧两个都城的比较之中，作者的政治理想、审美情趣，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他看来，京都就应该体现出天子的风范，而天子的风范应当集中地表现在重声教、崇文德、尚礼治的法度之中。

《两都赋》对天子风范的向往和描绘，带有鲜明的理想化的色彩。然而这正来自他对京都和京都生活的认识和感悟，也是他赋予作品的较高的宗旨。这一宗旨与其同时代的杜笃、傅毅等人的有关作品相比，无疑要远胜一筹。

《两都赋》在艺术表现方面吸收了司马相如和扬雄的成功经验，如上下篇相互对比的结构，主客问答的过渡形式，划分畛域、逐次铺叙的展开过程等，然而，他的创新也很突出。

以往的赋，对所不赞成的社会现象常常是极尽铺张描写之能事，而作者的正面主张则在文章结尾处画龙点晴，这被称为“劝百讽一”的表现原则。在《两都赋》中，作者一改传统表现方法中“劝”与“讽”篇幅相差悬殊的结构模式，其下篇《东都赋》通篇是讽喻、诱导。作者的主张、见解十分自然地融入对东都各方面事物的陈述中，表现出他的较为进步的京都观。这是他对赋的艺术表现和篇章结构关系的重大突破，也是他推动汉代文学思想发展的可贵贡献。在展现京城的华美风貌时，既有大处泼墨的建章宫崇殿华阙、太液池浩瀚波涛，也有工笔描摹的昭阳宫墙、椒房玉阶。作品的风格同其所描写的内容契合无间，《西都赋》汪洋恣肆，气势和华彩充溢其间；《东都赋》则以平正典实见长，法度风范随处可见。作者大量运用对偶句式也使作品增色不少。

在以都会或京都为题材的作品中，具有一定的成就幷在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还有张衡（78－139）的《二京赋》。张衡是东汉中期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见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乃拟班固《两都赋》，创作了《二京赋》。《二京赋》在结构谋篇方面完全模仿《两都赋》，以《西京赋》、《东京赋》构成上下篇。《西京赋》假托凭虚公子对长安繁盛富丽的称颂，叙长安地势的有利，建都的必然，然后逐次描绘宫室的辉煌、官署宿卫的严整、后宫的侈糜，离宫苑囿，华美壮丽。纵猎上林苑，水戏昆明池，无不纵情杀戮以为快事。其间又穿插商贾、游侠、角抵百戏、嫔妃邀宠等方面的描写，展现出一幅繁荣富贵、穷奢极侈的京都景象。作品中所铺叙的品物之盛，人们对待物质享乐的态度，都在极度夸张的描写中见出其荒谬的方面，见出作者的否定之意。《东京赋》表现安处先生对西京奢糜生活的否定。在对东都城市构筑、宫殿建设的描绘中，在对朝会、郊祀、祭庙、亲农、大射、田猎、大傩等上层统治者的盛典礼会的陈述间，使人感受到东汉君主崇尚懿德，修饬礼教，奢未及侈，俭而不陋的礼治成就。

《二京赋》中安处先生的两句话：“苟好剿民以偷乐，忘民怨之为仇”，凝聚了作者的创作宗旨。这是较为宽泛的讽喻，意在突出奢与俭的对比。这同班固的《两都赋》及其前后产生的以京都为题材的作品相比，都有所不同。作者务求在作品的体制、规模方面超越前贤，在铺陈过程中面面俱到，而不追求素材的代表性与典型意义。尽管如此，《二京赋》以规模宏大被称为京都赋之极轨，紧随班固之后，推动了以京都、都会为题材的文学创作的发展。

在以京都、都会为题材的作品中，较具特色的作品还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两都赋》、《二京赋》、扬雄的《甘泉赋》都对宫殿的壮丽华美作了生动的描写，王延寿则在这方面表现出独特的艺术才能。王延寿少有异才，客游鲁，见汉景帝子鲁恭王所建的灵光殿巍峨壮美，且经王莽之乱后，西京宫室多废坏，而此殿独存。他既惊愕其崇高壮丽，又慨叹其历劫难而未毁，这成了作者艺术构思的精意所在。对于宫殿雄伟的外观、豪华的殿内装饰、精巧的栋宇结构，无不进行细致的描写。尤其是殿内精美绝伦的雕刻、绘画，在延寿笔下栩栩如生。这篇赋的成功，为延寿赢得了“辞赋英杰”的声誉。

第二节　抒情赋的勃兴

以赋抒情的传统　纪行赋　述志赋　对人生的理性态度

以赋抒情，这是汉代作家对屈原艺术创作的直接继承，自汉代初叶，就不断地有作家将其愤懑、感伤诉诸赋中。只是在西汉时，以司马相如、扬雄为代表的铺陈之作成为赋的正宗，而抒情赋则如涓涓细流，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扬雄的《逐贫赋》等，前启后继，不绝如缕。东汉时期，由于政治文化以及其它方面条件的变化，士人处于外戚、宦官争权夺势的夹缝中，志向、才能不得施展，愤懑郁结，便纷纷以赋宣泄其胸中不平。于是，这涓涓细流逐渐汹涌奔腾起来，蔚为大观。

东汉抒情赋主要有纪行赋和述志赋两类。

所谓纪行赋，就是通过记叙旅途所见而抒发自己的感慨。这类题材源于刘歆的《遂初赋》，东汉赋家时有续作。纪行赋以纪行为线索，兼有抒情述怀，写景叙事，一般篇幅不太长，和那些铺张扬厉的京都大赋明显不同。纪行赋是汉赋发展过程中开辟出的一个新的境界，是赋家在抒情言志上别寻新途的一种大胆尝试，是后代游记文学的先声。

班彪（3－54）的《北征赋》作于两汉交替的动乱之际。班彪在王莽已亡、淮阳王刘玄失败的时候从长安到天水避难，途径安定郡城（今宁夏固原）时写下了这篇作品。《北征赋》在体制上对刘歆的《遂初赋》多有摹拟，就途中所见的历史遗迹抒发自己的感慨，主张以德化边，反对以武御边，幷为人民遭受的苦难而悲伤流涕。这篇赋四句一转，曲尽其意，文辞典雅，颇具情韵。

班昭（？－120）的《东征赋》是她随其子到陈留时所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东汉纪行赋的殿军是蔡邕（133－192）的《述行赋》。桓帝时，中常侍徐璜等擅权，闻蔡邕善鼓琴，遂强征其进京。邕不得已而上路，至偃师，称疾而归。他对朝政废坏、朝中大臣互相倾轧，深致不满，对自己被牵连进攻治漩涡耿耿于怀。遂以这次被迫赴京所经历的地点为线索，联想起前代兴亡、善恶之事，抒发了内心的抑郁不平。“登高斯赋，义有取兮；则善戒恶，岂云苟兮。”这正是他沿途所感，也是他取舍往事的原则和创作宗旨。

在他所走过的洛水两岸，从夏王朝到春秋，有多少逆臣贼子扰乱朝政，旋即又遭到可耻的失败。佛肸为赵简子管理中牟，却率众以叛；管叔、蔡叔非但不维护周王室的统治，反而勾结殷商后裔作乱；信陵君杀死晋军主帅，夺取兵权，本是乱臣，却被误称为贤公子。蔡邕为人们不能看清乱臣的本质而深感不平，而对那些正道直行之士，他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高度推许。每经过一地，古人的善恶行迹，山河气象的阴晴晦明，他心中沉重的历史感和对社会现实的关切，都要互相激荡冲溉。压抑在他心中的愤懑不平，在一地一事一景一物的记述中充分地表现出来。赋中直接指斥当时的东汉天子，所表现的胆识超越前人。

这篇赋感情痛切沉着，幽思婉转。写历史上的人和事，几乎件件指斥现实；写山河云雨，仿佛句句有所寄托，从而将历史、现实，景物、情感有机地熔为一炉。赋的前半篇为吊古，后半篇为伤今，层次非常清晰。全篇以秋天的淫雨作为衬托，气氛悲凉沉重。山行景色的点缀，也写得生动传神。

述志赋是东汉赋向抒情方面转变的又一新发展。所谓述志赋，是指赋家在社会动乱、宦海沉浮中用以宣寄情志的作品。

冯衍的《显志赋》是东汉早期述志赋的重要作品。冯衍胸怀大志，富有才能，但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坎坷终身。赋中叙述了他在个人遭遇、家庭生活、后代早夭等多方面的不幸，既自责又对未来充满恐惧，接着又在历史的广阔时空中驰骋，把退隐作为自己的人生归宿。《显志赋》在精神上与屈原相近，但在形式上与《楚辞》类作品又稍有不同。

班固的《幽通赋》和冯衍的《显志赋》在基本精神上多有相承，他追述自己的家族遭乱世而不泯的发展历史，思考自己如何才能继承父亲的遗志，不辱没先人。他静思冥想，梦与神通，坚信自己对社会、人生变化的幽昧难明之理能够有所认识。古往今来，事业的兴衰，家庭的成败，接踪继影地出现在他面前。他要探究其间的所以然，以“复心弘道”，“保身遗名”，作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这篇赋颇多幽深哲理的思考，文风典雅深邃，语言古奥。

张衡不仅创作了《二京赋》那样表现出传统特色的京都大赋，同时，他还写作了《思玄赋》、《归田赋》等抒情之作。和帝、顺帝时，衡以特殊才能受到亲幸，宦官共进谗言诬蔑之。他每为自己的处境苦恼，经常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遂将自己的感受写成《思玄赋》。此赋篇幅较长，采用骚体句式，表现手法也较多地学习《离骚》。陈述自己遭诋毁却不肯屈从俗辈，遂驰骋想象，遍访古圣先贤，以探求人生玄妙之理，此赋带有较明显的摹拟成分。

张衡的《归田赋》则表现出更多的创造性和艺术才能，使其成为文坛上独领风骚的作家。仕途的污浊使张衡郁郁不快，想游于纷乱的尘世以外又作不到，于是他憧憬那与官场形成鲜明对比的田园。他构想出一个充满自然情趣的田园景象：“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这百草和禽鸟都能任情舒展的田园，这充满勃勃生机的境界，怎能不令他心驰神往！在这里可以获得赏览自然景物的欢乐，还可以轻松自由地射钓。他的蓬庐远离尘嚣之外，在这里弹奏前代名曲，读圣贤之书，挥毫奋藻，尽情地陈述其对人生、社会的感受。他笔下的田园充溢着浓厚的生活兴趣，体现出身心同外在环境的和谐，同时，也带有鲜明的道家色彩。

张衡的大多数作品都表现出对现实的否定与批评。他探讨人生玄妙哲理，也探寻合于自己理想与性格的生活空间。于是，田园的环境、心境，恰与官场、仕途形成对比。《归田赋》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语言运用，也同他所展现的内容相称。作者一反《思玄赋》等作品中的艺术表现习惯，此赋篇幅短小，语言清新自然。与作品所展现的环境、心情浑然一体。这些特点使《归田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描写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同时，它也是汉代第一篇比较成熟的骈体赋。无论从张衡的全部创作看，还是从汉赋的发展过程看，《归田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纵观张衡的述志赋，《思玄赋》和《归田赋》尽管表现手示有别，但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赋中写游仙，写归田，这些描写都是用以排遣精神上的苦闷，幷不是真的以隐逸为归宿。赋家身在仕途，但却蔑弃功名，不为官场的勾心斗角所困扰，而是向往闲逸，追求人身的自由，这就是《思玄赋》和《归田赋》共同的心理根源。

东汉末年，赵壹创作的述志赋别具特色。

赵壹恃才倨傲，不见容于乡里。曾作《穷鸟赋》，以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自己像鸟困于樊笼般的窘境和苦恼，也对援救自己的人表达了由衷的感谢。更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他的《刺世疾邪赋》。他把压抑在胸中的郁闷和不平化为激切的言词，公诸世人。他用简练的笔把那个污浊的社会现实勾勒出来。“舐痔结驷，正色徒行”；“邪夫显进，直士幽藏”。他不同于一般文学家那样讥咒前朝，颂美当今。他指出，德政、赏罚都不足以挽救社会，汉代也幷不比秦朝治理得好，反而每况愈下。他甚至于大胆地把批评的矛头直指“执政”，即最高统治者。“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这样勇敢的批判精神和爱憎鲜明的语言，只有赵壹写得出。他竟然表示：“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他由刺世竟至于发展到同世道绝决的程度。此赋在抒发自己感情时直率猛烈，痛快淋漓，对时政揭露批判的深度和力度都是空前的，有似一篇笔锋犀利的讨伐檄文。这篇作品在体制上活泼自由，不循常规，篇幅短小，语言刚劲朴素，是早期抒情小赋的名篇。

汉代的抒情赋通常都是理胜于情，东汉的纪行赋和述志赋也不例外。西汉赋家把“悲士不遇”作为抒情的主题，感慨自己未能遭逢历史的机遇。而东汉的抒情赋则以知命为解脱，反映出对人生的理性态度，同时流露出个人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惆怅。

东汉抒情赋不时出现隐逸倾向，与此同时，积极参与现实，关心国家命运的思想情感也在涌动。冯衍的《显志赋》仍沉缅于自身不幸的倾述，而对当时乱离之际的民生苦难却基本没有涉及。班彪的《北征赋》在“游子悲其故乡”的同时，又“哀生民之多故”，把自身的坎坷和百姓的疾苦联系在一起。东汉抒情赋也由早期的自怨其生转到为社会伸张正义。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和蔡邕《述行赋》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作者不仅仅是申诉自己的不幸，而是自觉为社会伸张正义，表现出强烈的参与现实的入世精神。

第六章　《汉书》及东汉散文

第一节　《汉书》

西汉士人宦海沉浮的艺术再现　家族兴衰史的展示　李陵、苏武的悲剧人物形象　精密的笔法　对起始事件的交待　篇末的轶闻逸事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幷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汉书•公孙弘卜式皃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公孙弘年六十余纔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灾川国又推荐他应召。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朱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

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羣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汉书•朱买臣传》）

朱买臣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在免官之后曾到会稽驻京机构所在地寄住，穷愁潦倒，来京办事的会稽老乡也看不起他。朱买臣拜为会稽太守之后，他隐瞒真相，故作矜持，而会稽同乡则前踞后恭，丑态百出，演出了一场滑稽剧。《汉书》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士人宦海浮沉的情境，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构成一幅幅维妙维肖的画面。

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兴衰史。在汉初的功臣传记中，只有《绛侯周勃世家》写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事迹，其它人的传记基本是止于其身。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他们不是一代为官，而是几代人相承，常盛不衰。《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如《霍光金日磾传》、《张汤传》、《杜周传》、《韦贤传》、《萧望之传》、《冯奉世传》、《翟方进传》等，传主都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记叙几代人的事迹。通过描述这些家族的兴衰史，对西汉社会的变迁作了多方面的展示。《史记》对酷吏的揭露极为深刻，张汤、杜周是酷吏的典型代表，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西汉社会刑法的严酷，吏士的残暴。可是，《汉书》的《张汤传》、《杜周传》在揭露张汤、杜周文法刻深，寡恩少义的同时，对他们的子孙张贺、张安世、张延寿、张千秋，杜延年、杜缓、杜钦等人的美德懿行多有称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张汤、杜周这两位酷吏的反感，使他们的形象更接近于生活实际。

《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量悲剧人物的传记。《汉书》中悲剧人物的数量不如《史记》那样众多，但《李广苏建传》中李陵和苏武的传记，却和《史记》的许多名篇一样，写得酣畅淋漓，悲剧气氛很重。李陵是位悲剧人物，传记有条不紊地叙述了外界条件的不利把他一步步推向绝境的过程：先是路博德拒绝派兵接应陷入重围的李陵孤军，使李陵兵败，不得已投降；接着西汉朝廷轻信传言，误认为李陵训练匈奴兵以拒汉军，一气之下将李陵的家口全部处死，从而使李陵断绝了返汉的念头。班固对李陵饱含同情，不吝笔墨详写李陵孤军深入、浴血奋战的场面，幷对李陵派人刺杀充当奴兵教练的李绪一事予以肯定。《汉书》交待了造成李陵悲剧结局的客观条件，同时又深入地刻画出这位悲剧人物的矛盾心理和行动上的摇摆犹豫。兵败被困时，他先是决心以死报国，口称：“兵败，死矣。”“吾不死，非壮士也。”可是，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他却投降了匈奴。他在匈奴地域会见汉朝使者时有心归汉，却又害怕再遭困辱，下不了决心。他受匈奴单于的指派去劝降苏武，遭到苏武拒绝后又自责自省，认为自己罪孽深重。他先后两次为苏武置酒，一次是劝降，一次是饯行，李陵或是“泣下沾礻今”、或是“泣下数行”，每次都悲痛欲绝。李陵有着太多的恩怨和遗憾，他的悲剧结局既是客观形势所迫，又是性格因素所造成。苏武的形象近乎完美无缺，然而，他却要遭受种种苦难和折磨，是另一种类型的悲剧人物。和李陵相比，苏武性格刚强，意志坚定，几次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他都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他不肯屈节辱命，引佩刀自决；他怒视义律的剑锋，面不改色；他能忍受寒冷和饥饿的严峻考验，“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苏武对西汉朝廷只有感恩之心，没有相怨之意。李陵告诉苏武，他的两个弟弟苏嘉、苏贤因侍奉天子有失而相继自杀，苏武妻改嫁、儿女生死不明。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后，苏武回答说：“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苏武的这番话表明他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恪守，但从中也折射出他在家破人亡之际所保持的平静心态。班固正是通过多方面描写苏武在艰难困苦绝境中所表现出的镇定自持，塑造出一个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

和《史记》疏荡往复的笔法不同，《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

首先，《汉书》笔法精密，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霍光和金日磾是西汉中期的两位重臣，他们对西汉王朝的稳定和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以精细的笔法刻画出二人的庄重谨慎。“光为人沈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连脚步的尺寸都掌握得很准确，霍光为人处事的小心谨慎由此可见一斑。班固对于金日磾亦有类似叙述：“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纳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上尤奇异之。”通过目不忤数十年，不敢近所赐宫女，不肯送女进宫三件事情，把金日磾的笃慎表现得很充分。霍光、金日磾都以谨慎著称，然而，两人的谨慎程度又存在差异。霍光的谨慎止于自身而已，对于其家属则缺少必要的约束。金日磾则不同，他不但自己尽量杜绝细小的过失，而且对于后代严格管教，把任何可能引起麻烦的事端消灭在萌芽状态，书中有如下记载：

日磾子二人皆爱，为帝弄儿，常在旁侧。弄儿或自后拥上项，日磾在前，见而目之。弄儿走且啼曰：“翁怒。”上谓日磾：“何怒吾儿为？”其后弄儿壮大，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日磾适见之，恶其淫乱，遂杀弄儿。弄儿即日磾长子也。上闻之大怒，日磾顿首谢，具言所以杀弄儿状。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汉武帝视金日磾之子如己子，然而，金日磾幷不因为弄儿受到天子的宠爱而放任自流，相反，倒是管教得更加严厉，甚至不惜把和宫女相戏的亲生骨肉杀死，以绝后患。霍光死后才三年，霍氏便遭灭族之罪。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作为俘虏留在汉地，最终成为股肱之臣。其子孙历经武、宣盛世，一直到哀、平之际，七世为内侍，在历史上传为美谈。对于霍、金两个家庭的不同结局，班固运用精细的笔法准确地揭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当然，霍氏的覆亡也是强臣震主所致，对此，书中另有明确的交待。

其次，《汉书》不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对于那些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都要特别加以强调，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比如，西汉旧例通常是以列侯为相，先封侯，后拜相。公孙弘却属例外，他是无爵位而拜相，于是，武帝封他为平津侯。《汉书•公孙弘传》在叙述此事后写道：“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这是明确告诉人们，先拜相后封侯的做法是从公孙弘开始的，在此以前绝无仅有。

再次，《汉书》的谨严有法，还在于它对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规定，幷且在全书一以贯之。《汉书》和《史记》一样，也写了许多人物的轶闻逸事，有的甚至是生活琐事。对于这类事情，司马迁或把它放在传记的前面，或者穿插在中间，也有的放在末尾，没有固定的位置。《汉书》则不同，凡属传闻类的生活小故事几乎全部置于篇末，很少有例外者。于定国曾任丞相，封西平侯，其子于永官至御史大夫。《汉书•于定国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文字：

始，定国父于公，其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永为御史大夫，封侯传世云。

于定国传记的前面有关于其父治狱的记载，上面所引文字完全可以放在于公治狱一段中，但班固却偏偏置于篇末，显然是精心安排，有意为之。这种篇末讲述传主早年生活故事的写法在《汉书》其它传记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与其说是追述往事，不如说是为所写的人物作一生的总结。这种追叙、补叙的手法，使作品避免了平铺直叙，增加了波澜起伏。

总之，《汉书》有精细的笔法，有自己固定的叙事规则，以谨严取胜，从而形成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

第二节　《吴越春秋》

曲折多变的故事情节　荒幻离奇的浪漫色彩　性格刻画和外貌描写　《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的异同及其与吴越文化的关系

《吴越春秋》是成书于东汉的一部历史散文，赵晔撰。其书今存十卷，主要叙述吴越争霸的故事，前五卷以吴为主，后五卷以越为主。

《吴越春秋》在体例上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的特点，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全书所叙重要事件都明确标示年代，但实际幷不准确，多有讹误。《吴越春秋》叙事完整，全书以吴越争霸为主线，具体到各章又都有自己的重点，保持相对独立性；各章之间前后贯通，一脉相承，讲述的故事具有连续性。

《吴越春秋》的故事情节曲折多变，引人入胜。书中许多故事在正史中有记载，但作者把它们写入本书时不是原封不动地袭用，而是依据传说或发挥想象，增加了许多生动的细节。比如，对于伍子胥奔亡过程中的渡江、乞食二事，《史记•伍子胥列传》总共用了一百余字加以叙述，其中乞食一事尤为简略。到了《吴越春秋》中，这两件事所占篇幅甚多，长达六七百字。其中渡江一节增加了躲避侦探、渔父唱歌、芦中待餐的情节，乞食一节出现击绵女形象，幷对她的身世节操加以详细交代。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渔父和击绵女的结局如何，司马迁没有点明；而在《吴越春秋》中，这两个人相继自杀，为的是保守机密，保护伍子胥，同时击绵女还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节操。和《史记》的相关记载相比，《吴越春秋》对伍子胥奔亡一事的叙述不但文字量大增，情节复杂，而且险象环生，扣人心弦，更富有小说的特征和魅力。《吴越春秋》中的许多情节，是通过移植联缀而把本来互不相关的故事糅合在一起，但依然给人以真实感，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吴越春秋》的许多故事荒幻离奇，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吴越春秋》是在正史的基础上演绎而成；另一方面，《吴越春秋》又吸收许多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它的荒幻离奇主要源于此。在吴王占梦事件中，公孙圣因直言不讳被杀，临死前他称自己将在深山散为声响。后来吴王兵败，在秦余杭山呼唤公孙圣的名字，三呼三应。书末又称，伍子胥、文种相继被杀后，“伍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与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大夫种也。”这是以浪漫的想象寄托对伍子胥、文种的同情，他们生而为英雄，死而为神灵，是用沟连人神的方式为全书作结。卷九的袁公与处女比试剑术场面，袁公飞上树变为白猿，运用恍惚迷离的笔法贯通物我，模糊了人与兽的界限。类似的超越时空、出入生死的情节在《吴越春秋》中是大量的，开志怪小说的先河。《吴越春秋》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书中的几位主要人物如伍子胥、范蠡、勾践等人都写得很成功，个性非常突出，尤以伍子胥的形象最为丰满。他奔亡吴国之后，前期小心谨慎，后期成了托孤老臣之后，则直言强谏，出语激切，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吴越春秋》特别注重对于人物形象的外貌描写，以此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伍子胥“身长一丈，腰十围，眉间一尺”，是位伟岸的男子汉大丈夫。刺杀吴王僚的专诸“确颡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是不怕艰险的勇士模样。白喜（伯嚭）“鹰视虎步”，以此突出他的专功擅杀之性。类似的外貌描写在此之前尚不多见，它对后代小说的人物形象刻画有很大影响。

东汉的另一部历史散文《越绝书》的许多内容和《吴越春秋》相同，二者可以相互印证。区别在于，《越绝书》各篇之间不是连贯的故事，而是独立成篇，显得比较松散。除讲述历史故事外，中间还有地理、占气等方面的专章，给人以驳杂之感。

《吴越春秋》和《越绝书》都以吴越争霸为主要线索，又都是出自吴越文士之手，因此，它们都具有鲜明的吴越文化的特点。这两部历史散文中曲折的故事情节、荒幻的神话传说、强烈的复仇意识和崇武尚勇的义侠形象，无不和吴越文化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这两部作品是吴越文化的重要载体。

第三节　《论衡》和《潜夫论》

《论衡》的选材　疾虚妄的写作宗旨　王充的论辩方式　《论衡》的局限性《潜夫论》的批判精神和文风特征　东汉碑文和游记

在东汉的政论散文中，王充（27－96？）的《论衡》从内容到表述方式都别具一格。

王充出自细族孤门，加之仕途坎坷，因此形成了自觉的批判意识，一生志在纠正世俗的虚谬。《论衡》是他的发愤之作。王充撰写《论衡》的目的是要使语言的表达轻重得体，合乎实际，提出辨别真伪的标准，该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

《论衡》全书85篇，现存84篇，缺《招致》篇。从开始的《逢遇》篇到《物势》篇共14篇，选材角度较新。汉代的政论散文多从治国修身笃学方面切入，这个传统在西汉初年贾谊那里就已经奠定。王充不是泛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是选取当时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分别加以阐述，其中包括人的遭遇、命运、天性、才气、骨相等颇有深度的议题，都是围绕着自身的困扰而展开。这些专论体现了王充对现实的积极参与，同时又流露他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和《荀子》的某些篇章有相似之处。

最能代表王充疾虚宗旨的是“九虚”、“三增”、《论死》、《订鬼》诸篇。这些篇章所论述的都是世俗迷妄已久、沉溺最深的问题，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包括史书虚妄夸大的记载、天人感应之说、灵魂不死观念等。王充不但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世俗的虚妄之说，而且对圣贤之言、经典之文也多有辩驳，指出其夸大失实、不尽可信之处。

《论衡》一书是论辩性著作，是一部“实论”型散文。作者用事实说话，援引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批驳各种虚妄之论。在此过程中，或同类相证，或巧用比喻，或从生活经验出发，或进行逻辑推理，从必然性、偶然性、可然性等多方面展开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为了论证得透彻充分，每篇都反复诘难，多方发挥，文风雄辩，然而儒者病其芜杂。

《论衡》一书的文字比较接近汉代口语，既准确精练，又通俗易懂，和当时那种“深覆典雅，指意难睹”的赋颂迥然不同。《论衡》的用词朴实无华，不重雕琢，在当时文风日趋骈俪化潮流中独树一帜。王充的行文不摹拟前人，完全根据内容的需要组织文辞，富有创新精神。

王充在《论衡》一书的《艺增》、《超奇》、《佚文》、《对作》、《自纪》诸篇中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文学观点，这些理论和他写作的倾向是一致的，二者可以相互印证。

《论衡》一书以疾虚妄为宗旨，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上的原因，其中也有许多局限。王充对神学目的论持否定态度，不承认有意志上帝的存在，但仍然认为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时数的支配；他不认为人可以长生不死，却相信观察骨相气色的相面术；他不承认有雷公龙神存在，但对民间的求雨术却表示认同。诸如此类的矛盾现象在《论衡》一书中还有许多。王充的理论建立在朴素直观的基础上，一旦论述的对象超出他的生活经验，就难免在求实上出现不彻底性。

王符的《潜夫论》成书于东汉中期，也是一部愤世嫉俗之作，对当时社会上各种丑恶现象及不合理的制度多有指斥，切中时弊。在议论政治上的得失时，往往采用正反对照和排比的笔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考绩》篇写道：

羣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暗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

汉代用人制度有诏举贤良、方正、孝廉、秀才、有道、贤能、直言、敦朴、质直、清白等科目，王符认为羣僚举士名不副实，于是把应举科目和所举之人的品格才能用对比鲜明的反义词逐一加以标示，句法整齐，揭露得非常深刻。王符用相反的概念构成强烈对比。

东汉政论散文继承了西汉的传统，但文章气势不如西汉。而叙事散文和西汉相比，在样式上则有所突破，出现了成熟的碑文和游记。

东汉碑文和秦代刻石铭文有渊源关系，但东汉碑文不像秦刻石铭文那样凝重呆板，而是不时有清丽之作。崔瑗的《河间相张平子碑》用简洁的文字展示张衡的学问品格。《郭有道碑》和《陈太丘碑》是蔡邕碑文的代表作，历来受人称道。碑主郭泰、陈实都是汉末名士，郭泰终身不仕，陈实先仕后隐。东汉后期盛行品鉴人物的风气，蔡邕身为士林领袖，也参与了对名士的评议，他是从人物鉴赏的角度撰写碑文，这和后代那些专门用于树碑立传的文字有所不同，其文学价值也就在于此。

马第伯的《封禅仪记》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游记。该文记叙建武三十二年（56）的封禅活动，虽然是按时间顺序依次写来，但其中时有精彩的景物描写，攀登泰山的艰险场面也写得很传神。这篇游记对泰山的人文景观、封禅仪式也多有交待，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后来的《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在笔法上和这篇作品有很多相似之处。

第七章　东汉文人诗

第一节　班固、张衡、秦嘉的诗

班固诗与张衡诗：质朴和典丽　秦嘉诗：文人五言诗的成熟

现存东汉文人最早的完整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其内容是西汉缇萦救父一事。这首诗先叙太仓令有罪，被押送到长安城。次写缇萦闻父言而沉痛，遂诣阙陈辞。然后写汉文帝生恻隐之心，下令废除肉刑。结尾是班固的感慨，赞扬缇萦胜过男儿。《咏史》诗按时间先后依次道来，以叙事为主，而不是像后代有些咏史诗那样重在议论抒情。班固是以写纪传体史书的手法创作《咏史》诗，用辞质朴，渲染修饰成分很少。

班固的五言诗除《咏史》外，还有收录在《太平御览》中的几句佚诗：“宝剑直千金”、“延陵轻宝剑”，“长安何纷纷，诏葬霍将军。刺绣被百领，县官给衣衾”。桓谭《新论•琴道》篇经班固续修而成，其后半部分也有类似五言诗句组成的段落。这几篇作品的风格和《咏史》基本相同，都以叙事为主，写得质实朴素。

班固的《竹扇赋》今存残篇，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原来当是系于赋尾。这首七言诗叙述竹扇的制作过程，它的形制、功用，遣词造句质朴无华，浅显通俗。

班固是东汉较早创作五、七言诗的文人，他对这两种新兴诗体持认同态度，幷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班固很大程度上是以史学家的笔法写五、七言诗，都以叙事为主，即使像《咏史》这样最适合于抒情言理的作品，依然重在陈述史实。他的五、七言诗和系于《东都赋》的五首四言及骚体诗有质、文之别，前者质朴，后者典雅。究其原因，就在于班固对四言和骚体这两种传统的诗歌形式掌握得很娴熟，运用起来得心应手，故能充分体现文人本色；而他对于五、七言诗则比较生疏，还处于仿真阶段，作品风格也相应朴素质实。

张衡是在班固之后继续创作五、七言诗的著名文人，幷且取得重要成就。他的《同声歌》是一篇很有特色的作品，在东汉文人五言诗中别具一格。这首诗通篇假托新婚女子口气自述。先叙自己新婚之夜又惊又喜的心情，“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把新婚女子的好奇、胆怯写得非常传神。最精彩的是中间部分，新妇不直说自己如何勤劳能干，而是声称从调理饮食到助祭神灵这些事情她都愿意承担。她不明说自己对丈夫如何爱恋，而是作了如下表白：“思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新妇对丈夫体贴入微，关怀备至，通过形象的比喻，把自己美好的心愿婉转地传达给对方。结尾部分展示自己的美好体态和新婚之乐，较之前面更加大胆、坦率。《同声歌》明显借鉴了民歌的表现手法，措辞奇妙，兴寄高远。张衡的《四愁诗》是经过改造的骚体，是骚体整齐化之后而形成的七言诗。全诗皆为七言句，除每章首句中间有“兮”字外，其余都是标准的七言诗句。全诗四章，按东南西北顺序依次展开。美人赠给他金错刀、翠琅玕、貂襜褕、锦绣段，诗人想以英琼瑶、双玉盘、明月珠、青玉案作为回报。然而，不是山高水深，就是路险天寒，使他无法前往美人所在之处，难以如愿以偿，内心烦乱忧伤。这首诗有政治上的寄托，得《离骚》之神韵，是后代七言歌行的先声。张衡的五、七言诗在技巧上较之班固有明显提高，他运用这两种新的诗歌样式已经得心应手。班固、张衡对乐府诗都有所继承，但继承的方面不同。乐府诗或朴素质实，或缛丽长美。班固五、七言诗继承的是前一种风格，张衡的五、七言诗则沿着缛丽华美的方向发展。班固的五、七言诗以叙事为主，张衡的五、七言诗则长于抒情。自张衡始，东汉文人五、七言诗形成了以抒情为主的基本走势。

秦嘉的《赠妇诗》三首，是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秦嘉、徐淑夫妇经历过缠绵悱恻的生离死别，他们的诗文赠答也成为文学史上流转的佳话。

秦嘉的《赠妇诗》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第一首写秦嘉即将赴京之际遣车迎妇，徐淑因病不能返回面别，使秦嘉伏枕辗转，彻夜难眠。第二首写秦嘉想要前往徐淑处面叙款曲，终因交通不便等原因未能成行。第三首写启程赴京时以礼物赠遗徐淑，遥寄款诚。秦嘉在抒发难以排遣的离愁别绪时，把夫妇情爱放到彼此的人生经历中加以审视，点出少与多、早与晚这两对矛盾：“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秦嘉抛别病妻远赴京城，使他们迟到和本来就深感不足的欢乐被生生剥夺，变得欢乐愈少，忧愁更多；艰难再次提前降临，欢会的日子不知推迟到何时。三首诗都有对车驾的描写，用来衬托诗人百感交集的复杂心情。“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传达的是失望之情；“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表现的是临路怅惘、徘徊不定；“肃肃仆夫征，锵锵扬和铃”，暗示车铃催促启程，流露出无可奈何之情。

秦嘉的《赠妇诗》是一组艺术成就较高的抒情诗，是汉代文人五言抒情诗的成熟之作。从班固到秦嘉，经过一个世纪左右的发展，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进入繁荣期。

第二节　郦炎、赵壹、蔡邕的五言诗

诗坛新风的出现　怀才不遇的感慨　对比鲜明的批判　全身远害的忧患意识乱世文学

桓帝以前，东汉文人诗歌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由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但诗歌的基调一直未见太大的变化，保持前后的连续性。班固、张衡、秦嘉的五、七言诗均无过分激烈的言词，更没有惊世骇俗之语，表现的是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东汉末年则不然，主要活动在灵帝时期的几位著名诗人都有不幸的遭遇，他们的诗歌也呈现出和班固、张衡、秦嘉等人迥然有别的风貌。他们通过自己的控诉、呐喊，开创了诗坛的新风气。东汉文人诗的最后阶段，是以对现实的猛烈批判而告终。

郦炎的作品今存五言体《见志诗》二首，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传达出遭受压抑的不平之气。第一首诗通篇坦露自己高远的志向，他要“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诗人不相信命运，认为通塞由己，无须占问。他以陈平、韩信这些起于微贱而终成大业的历史人物自励，有一种纵横物表、不受任何羁绊的气势。第二首诗的格调不如前篇高昂，显得有些低沉。诗人的志向是高远的，而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却是坎坷的，非但得不到重用，反而连续遭受摧残，这使他想起年轻有为而被朝廷宿臣压制排斥的贾谊。他以美玉和千里马自况，慨叹遇不到卞和、伯乐。这两首诗前后形成鲜明对照，由此出现巨大的感情落差，前面是气冲霄汉，后面则情绪低沉。两首《见志诗》成功地运用比喻和象征手法，具有深刻的意蕴。前首诗以修翼、远趾、陵霄羽、千里足等词语构成连绵意象，把自己比作一飞冲天的巨鸟和驰骋千里的骏马。第二首则以灵芝困于洪波、兰荣摧于严霜象征志士遭受压抑，词多托寓，感慨颇深。

赵壹的《疾邪诗》二首均是五言，附在《刺世疾邪赋》之后，以秦客、鲁生对唱的形式出现，二人各申己志。第一首诗以“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开头，表示他对东汉王朝的彻底绝望。在这种情绪支配下，两首诗通过鲜明的对比，暴露黑暗，指斥时弊。“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这是批判贿赂公行，取士用人看重钱财而轻视学问。“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这是揭露取士用人不注重品德，致使谄媚之徒受重用，耿直的人士被摈弃，前者升堂而坐，后者倚门而立。“势家多所宜，颏吐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这是控诉权势成为价值判断的唯一尺度，从而出现善恶颠倒，正义和真理被扭曲的反常现象。赵壹的《疾邪诗》所表达的感情在东汉文人诗中最为激烈，他不是普通的哀怨，而是充满愤怒；他不是一般的愤世疾俗，而是刺世疾邪，具有东汉党人的婞直之风。

蔡邕的《翠鸟诗》是乱世文人全身远害心态的写照。在这首寓言诗中，蔡邕为翠鸟构想出一个有限、然而可以托身的空间。庭前的若榴树生着绿叶红花，翠鸟在这里能够振翅修容。它是从猎人追捕下逃脱出来的幸存者，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若榴树的主人。翠鸟暂时找到了栖身之地，但仍然是寄人篱下，幷且对以往被人追捕的遭遇心有余悸。这首诗是蔡邕自身经历的形象反映，从中可以看出汉末文人身处乱世的惶恐之情。

郦炎、赵壹、蔡邕的上述五言诗都作于灵帝时期，具有典型的乱世文学的特征。蔡邕的《翠鸟诗》流露出深重的忧患意识，诗人缺乏起码的安全感，提心吊胆地生活。郦炎、赵壹的四首诗都以揭露、批判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为宗旨，表现出沉重的压抑感和强烈的抗争意识，汉代作家独立的人格再次放射出光芒。诗人的境遇是不幸的，因此，他们对社会的批判也更能切中时弊，触及要害。郦炎、赵壹的作品不再像前期文人诗那样蕴藉含蓄，缓缓道来，而是大声疾呼，锋芒毕露。后来建安文学梗概多气、志深笔长的特点，在灵帝时期的文人五言诗中已显露端倪。

第三节　《古诗十九首》

游子思妇的万般情怀　人生哲理的揭示　痛苦的体验和独特的感受　起兴发端艺术　审美境界和语言技巧

《古诗十九首》出自汉代文人之手，但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古诗十九首》作为一个整体收录在《文选》卷二十九，它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地所作，它的作者也不是一人，而是多人。《古诗十九首》的好几篇作品在意境和用语上与秦嘉的《赠妇诗》多有相似之处，二者产生的年代不会相去太远，《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最迟不晚于桓帝时期。

《古诗十九首》除了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词，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闺愁是它的基本内容。二者相互补充，围绕着同一个主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游子思妇各种复杂的思想情感，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千百年来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漂泊在外的游子，他们身在他乡，胸怀故土，心系家园，每个人都有无法消释的思乡情结。《涉江采芙蓉》的主人公采撷芳草想要赠给远方的妻子，幷且苦苦吟叹：“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明月何皎皎》的作者在明月高照的夜晚忧愁难眠，揽衣徘徊，深切地感到：“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天涯芳草，他乡明月，都没有给游子带来的心灵的慰藉，相反，倒是激发起难以遏制的思乡之情。《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是失意士子，他们在穷困潦倒之际所弹奏的思乡曲，语悴情悲，充满天涯沦落人的凄楚，引来的是同情和怜悯。《诗经》中游子的思念对象有他们的妻子，但更多的是想到父母双亲，桑梓情中渗透亲子之爱；《古诗十九首》思乡焦点则集中在妻子身上，思乡和怀内密不可分，乡情和男女恋情是融汇在一起的。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数是宦游子弟，他们之所以离家在外，为的是能够建功立业，步入仕途。游子宦达的成功率很低，多数人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作为仕途上的失败者，各种想法也就随之产生，他们要在其它方面寻找慰藉，用以保持心态的平衡。《古诗十九首》作者的人生意识是清醒的，他们不相信成仙术，头脑里没有长生不死的彼岸世界，只想在现实中过得更快活、更自在。于是，他们“荡涤放情志”（《东城高且长》），去追求燕赵佳人。《驱车上东门》也写道：“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这是说要以美酒华服来消磨人生，同样表露得非常坦率。由于仕途的挫折，这些士子人生追求的层次由高向低跌落，从努力实现人生不朽到满足于耳目口腹之欲，他们是在寻求某种补偿，话语虽达观，深层的悲哀仍然可以感受到。

《古诗十九首》所展示的思妇心态也是复杂多样的。盼望游子早归，这在《古诗十九首》众多的思妇诗中没有一首例外。然而，盼归而不归，思妇的反应却大不相同。有的非常珍视自己的婚姻，对游子的爱恋极深，远方捎回书信，她会置之怀中，“三岁字不灭”（《孟冬寒气至》）；远方寄回一端绮，她会裁制成象征夫妻恩爱的合欢被（《客从远方来》）。有的觉察到“游子不顾返”的苗头，思妇日感衰老、消瘦，只好宽慰自己“努力加餐饭”（《行行重行行》）。也有的思妇在春光明媚的季节经受不住寂寞，发出“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的感叹。这些思妇诗的作者未必都是女性，大部分可能是游子揣摹思妇心理而作，但都写得情态逼真，如同出自思妇之手。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重在表现思妇独处的精神苦闷，她们担心游子喜新厌旧，担心自己的真情不被对方省察，担心外力离间。《古诗十九首》中思妇和游子的形象都是孤独的，不过，和游子相比，思妇显得更加孤独。游子有良宵会、有赏歌听曲的机会，还可以驱车出游，而思妇却只能徘徊院庭，空室长叹，她们难言的寂寞经常是靠泪水冲洗。

《古诗十九首》所出现的游子思妇，徘徊于礼教与世俗之间，他们既有合乎传统礼教的价值取向，又有世俗的人生选择；时而有违礼之言，但见不到违礼之行，不及于乱。游子即使决心“荡涤放情志”，一旦真的面对燕赵佳人，又“沉吟聊踯躅”。（《东城高且长》）妙龄女子先是埋怨对方的迎娶过迟，但随即又表白：“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冉冉孤生竹》）如果说游子从立功立名转向佳女美酒体现了古代失路士人的普遍趋势，那么徘徊于礼教与世俗之间的做法，则是东汉士林风气的折。

《古诗十九首》展示了游子思妇的复杂心态，它所传达的思想感情在古代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同时，这些作品还透彻地揭示出许多人生哲理，诗的作者对人生真谛的领悟使这些诗篇具有深邃的意蕴，诗意盎然而又不乏思辨色彩。《古诗十九首》涉及以下关系：

永恒与有限的关系。人生有限的感慨，自古便已有之。《古诗十九首》和以往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是把人生的短暂写得特别充分，特别突出，给人以转瞬即逝之感。在表现这一主题时，诗人采用两种手法，一是写物长人促，人和物的异质，以外物的永恒反衬人生的有限。所谓“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就是把人和金石视为异质，以金石的坚固反衬人的寿命短暂。《青青陵上柏》、《驱车上东门》都是把永恒之物和有限的人生相对照。《古诗十九首》有时也写物我同构，外物和人的寿命都是有限的。多首诗篇出现的节序之感，都是推物及人，点出人生的短暂。

人的心态与生命周期的关系。《行行重行行》和《冉冉孤生竹》皆为女词，其中都有“思君令人老”之语，前者是思妇的叹息，后者是待嫁女子的怨艾。这两位主人公都因婚姻变故而有迟暮之感，流露出青春易逝的惋惜。她们不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自然衰老，而是思念使得芳华早逝，这就更令人悲哀。“思君令人老”是痛苦的人生体验，在它背后隐藏着许多潜台词。《古诗十九首》中男主人公的羁旅情怀，也不时有早衰、速老的感慨。抑郁、思念使他们的生命周期缩短，衰老的速度加快，诗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忧郁与欢乐的关系。人的忧和乐相反相成，经常纠缠在一起。《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揭示了忧与乐的这种关系，幷提出一种消极的解脱方式。“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是嘲笑有些人活得太累，人生有限而忧愁无限，难免如负重物，压得喘不过气来。诗人提出的解脱办法是及时行乐：“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今朝有酒今朝醉，甚至要秉烛夜游。诗人是从精神解脱的高度看待及时行乐，对物质条件幷不十分注重。良宵聚会，新声逸响固然“欢乐难具陈”（《今日良宵会》），就是斗酒相娱乐，也不觉得菲薄。即使是“驱车策弩马”，也不妨到洛阳、南阳这样繁华的都市游戏一番。（《青青陵上柏》）他们是得乐且乐，化忧为乐，甚至是以忧为乐。

来去亲疏的关系。“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去者日以疏》），这是诗人见到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所产生的感触，也是对人际关系富有哲理的概括。诗人是从去来相继、新陈代谢所形成的历史长河中看待亲疏的推移变化，揭示出时间之流给人带来的角色转换。其实，不仅生者与生者相亲，生者与死者疏远，就是在生者之间亦有来去亲疏之异，相亲而来，相弃而去，友则相亲，弃则相疏，此亦人情世态之常理。《西北有高楼》、《明月皎夜光》等诗篇对此作了形象的表现。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为羁旅他乡的游子，漂泊不定的生活使他们在诸多方面有自己独特的感受：

敏锐的节序感。《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对季节的变化特别敏感，这些作品中明确标示出季节的有6篇，其它以物侯暗示节序的诗篇亦为数不少。上述两项加在一起，占据19首诗的绝大部分。那些或明或暗标示节序的物象不是孤立地置于作品中，而是作为激发诗人情感的对象出现，同时也是表达情感的载体。诗人以感伤的情调回应季节的变化，不同季节的多种物候都被轻烟薄雾般的愁思所笼罩。萧瑟的秋风固然引起游子的苍凉之感，就是“东风摇百草”的春天，在他们心中产生的也不是欢快喜悦，而是“所遇无故物”（《回车驾言迈》）的失落和孤独。至于闺房思妇，更因春天的到来而牵动愁肠。

微妙的空间感。《古诗十九首》所展开的空间方位是多维的，诗人把自己置于不同的空间方位，产生许多微妙的感受。“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客从远方来》），这是远距离的心灵沟通，是天涯咫尺。“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迢迢牵牛星》），这是近距离的感情交流受阻，是咫尺天涯。诗的作者多是行旅之人，饱尝长途跋涉的艰辛，所谓“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回车驾言迈》），就是通过展现空间距离的遥远，抒发未能及时建功立业的惆怅，道路的漫长暗示宦游的渺茫前程。诗人旅居他乡，四处漂泊，他们本身是离家而去的远行客，对于人生也按照自己的生存方式加以描述：“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这是以远距离的行走比喻人生的历程，人生短暂感和距离遥远感交织在一起，时空贯通而又背反。

深切的世态炎凉感。《古诗十九首》的许多作者寓居他乡，饱经忧患，他们需要同情和帮助，对人间冷暖的感受特别深切。《西北有高楼》的作者被楼上飘下来的歌声所吸引，心有所感：“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他把歌者设想成一个失意之人，自命为歌者的知音，和对方同病相怜，实际是慨叹知音难遇。

《古诗十九首》是古代抒情诗的典范，它长于抒情，却不径直言之，而是委曲宛转，反复低徊。许多诗篇都能巧妙地起兴发端，很少一开始就抒情明理。用以起兴发端的有典型事件，也有具体物象。《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选择的都是采择芳条鲜花以赠情侣的情节，只不过一者是远在他乡的游子，一者是独守闺房的思妇。以物象起兴发端多选择和时序相关的景观，抒情主人公或遇春草，或临秋风，有的眼望明月，有的耳听虫鸣，由这些具体物象引发出种种思绪。以事件起兴发端的诗篇，往往顺势推衍成一个故事。《

《古诗十九首》许多诗篇以其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凛凛岁云暮》和《明月何皎皎》都是典型的写境，抒情主人公一为思妇，一为游子。思妇在岁暮给远方游子寄去衣被，自己也思绪如潮。她在梦中见到了朝思暮想的“良人”，幷且携手同车而归。然而，未及同床共枕，游子便倏忽离去。思妇醒后回忆梦境，徙倚感伤，一洒相思之泪。《明月何皎皎》则是以夜晚独宿为背景，抒发游子的思乡之情。这两首诗基本是写实之作，构成的意境却是如幻如梦，朦胧而又深沉。

《古诗十九首》的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锺嵘《诗品》卷上称它“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古诗十九首》不作艰深之语，无冷僻之词，而是用最明白晓畅的语言道出真情至理。浅浅寄言，深深道款，用意曲尽而造语新警，从而形成深衷浅貌的语言风格。《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又是浓缩的、积淀已久的，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丰富的表现力。诗中有许多名言警句，简洁生动，哲理深而诗意浓。《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如山间甘泉，如千年陈酿，既清新而又醇厚，这得益于诗的作者对于各种语言融汇消化能力。诗中有许多日常用语，虽造语平淡却有韵味。诗中化用了许多古代典故，却不给人以晦涩生硬之感。

《古诗十九首》成就突出，古人对它给予很高评价。《文心雕龙•明诗》谈到包括《古诗十九首》在内的“古诗”时称：“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古代作家喜爱《古诗十九首》，幷自觉地学习、借鉴它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甚至加以模拟，曹植、陆机、陶渊明、鲍照等人都有这方面的作品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