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界高手混都市林雷:纪念路遥

“平凡的世界”伟大的“人生”
----纪念作家路遥先生逝世15周年
发表时间： 2007-11-17
【编者按】“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克家用来描绘鲁迅先生的诗句仿佛也在说他。他自粗犷苍茫的陕北高原走出，以生命的全部行进在人生惟一的文学求索之途；他有生之年日日过着清寒朴素的物质生活，文学创作是仅有的温暖他心灵、支撑他精神的烛火；他胸怀忧患、思想深邃，热爱农民和土地；他质朴豪爽，用一双温暖的大手点燃了身边许多人的文学梦想；他的作品像恒星一样明亮，照彻过去、现在、未来无数个在苦难中奋进的青年的灵魂……他就是写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平凡的世界》的作家路遥。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时20分，著名作家路遥在西安西京医院因病医治无效离世，年仅4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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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智的作家路遥先生
路遥先生简介：
路遥，原名王卫国。陕西省清涧县人，1949年出生于陕北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文革开始后受影响直到69年底才回到家里务农。这段时间里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92年积劳成疾，英年早逝。1980年发表《惊人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也相继获奖。1991年完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矛盾文学奖，他的作品《人生》被改编成电影后，引起巨大的轰动。《平凡的世界》还未完成即在中央人民电台广播。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更是让人看到了他对文学事业的执着的信心和付出的代价。正如《痛悼路遥》一文中所写：“计算成功的方式是吃苦和受罪，他拼命工作，玩命写作，自我折磨式的付出，在文学创作这条艰辛寂寞的道路上，竭尽全力，一路血汗向高峰攀登”。对人生的执着追求，对他所热爱的故乡的钟情，以及对他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自信，这一切构成了路遥小说基本的特征。由于路遥出身农村，他的写作素材基本来自农村生活，他始终认定自己“是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是“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他坚信“人生的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作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所以他认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活得更为充实”。他始终以深深纠缠的故乡情结和生命的沉重感去感受生活，以陕北大地作为一个沉伏在他心里的永恒的诗意象征，每当他的创作进入低谷时，他都是一个人独自去陕北故乡的“毛乌素沙漠”，他在那 里审视自己，观照社会。路遥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正让我们穿透他的作品而进入到他的内心世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文学的执着和创作时的艰辛，“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正是这样才使我们看到了鲜花和掌声之后的艰难之路。他独特的生活体验，使他的创作博大宏阔却又情深意长。路遥平凡的人生构铸了辉煌的世界他的全部作品收入了五卷本的《路遥文集》。尔斯泰、肖洛霍夫的作品他更是百读不厌。各种报纸 期刊他也经常翻阅，勤奋大量的阅读，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再参之以路遥的追求与成功，他的忧思与矛盾，都同他的心理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
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北清涧因家贫，7岁过继给延川县的伯父
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
1976年毕业，同年8月分配到《延河》任编辑
1982年成为专业作家
1983年电影《人生》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
1988年完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992年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相距43岁生日仅仅16天。
主要作品：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最喜欢读的书籍：《红与黑》、《创业史》、《人间喜剧》
敬爱的导师：柳青、秦兆阳　　心爱的人：女儿路茗茗
结束语：这是路遥的一份不完全档案，我们以时间的顺序探求他的人生轨迹。短短的四十三年，路遥就是这样走过的。艰辛与奋斗一直伴随着他。小时候讨过饭，被送给伯父抚养；长大了面临着失学和饥饿的威胁；直到他临走的时候，他也未能完全摆脱成长过程中的阴影。这种生命体验，促成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的诞生。
人世间多是平凡人，构成了这平凡的世界。也许，我们都曾梦想生命的辉煌，但这一切都注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于是，我们渐渐习惯于平凡，但并不甘于平庸。路遥以他“平凡的世界”向我们展现了生命的不屈和抗争。
11月17日是著名作家路遥逝世15周年的纪念日。路遥是我最崇敬的一位作家，他的《平凡》也是影响我最大的一部小说，在困境之中伴我度过了那么多寂寞的时光。书中充满了处于困顿之中的人生反思，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尽管为了这些理想要付出年华、甚至鲜血，但是，哪个年轻人不是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对未来充满期待呢？又有哪个年轻人愿意甘于平庸随着父辈走进生活的轮回呢？
与作家贾平凹在一起
与作家莫言在一起

与德国同行在一起
与著名导演吴天明在一起

与作家柏杨在一起
在马克思故居

临终前与一直护理的弟弟王天笑
病床上与作家金铮和弟弟天笑
● 往事
2007-11-17
路遥去世以后，他的生前好友还有同他有密切关系的同事撰写了关于他的回忆录。结集为《星的陨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位杰出作家的性格和思想。展现了作家背后生活化的一面。特此摘撷路遥生活中的几朵浪花，以资共飨。
●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2007-11-17
路遥的胞弟王天乐在路遥逝世八周年之际，撰文悼念。以下为文：
我的家庭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群体，该有的都有。父母亲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在陕北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村务家。父亲在身高大约在1.5米左右，这完全是由于沉重的劳动使他在土地上弯曲了他不该弯曲的身躯。他就是用这么一副侏儒般的钢铁双肩，挑起了全家十口人的生存重担。他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为了活命，他在路遥七岁时，就决定将这个长子过继给他的哥哥王玉德。我的伯父王玉德移民到延川县当农民，伯母没有生育过。临行前，父亲找了村里的冯先生，让他给路遥起了名字叫王卫国。父亲对这名字本身没有寄托任何希望，这完全是儿子的一个代号。于是路遥就从这一个农民家庭走到了另一个农民家庭。
●孙豹隐《路遥，悲剧绝不属于你》
2007-11-17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出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联播你的小说。你在与军大比邻的海鲜馆饭店约了几个朋友聚餐，边聊聊广播小说的事儿。掌勺的送上菜后站着不走，饭店郭经理介绍说这位是《人生》的忠实读者，很想见识见识路遥。朋友们抓住这个契机，对你好一顿揶揄。你反倒乐了，老酒喝了不少，一副劲头十足的样子，兴趣盎然地表示要一鼓作气将二、三部拿下来。我问你三部出齐了多少字，你伸出一个指头，一字一顿地说，"差不多一百万字吧"。
●畅广元《我所认识的路遥》
2007-11-17
他的习惯是常常写到深夜，恰好我多年来也是夜深人静时读书撰文，在省作协大院内，路遥往往是深夜（更准确说是凌晨）敲门而入，说他工作时间长了肚子有点饿，又不愿吵醒别人，见我的窗口还亮着灯，想必还没有睡，看看有什么吃得没有，经常是拿一个冷馍一根生葱又匆匆而去，还常说这样就足够了，即可充饥，又可以边吃边写。
●贺抒玉《短暂辉煌的一生》
2007-11-17
他出生在陕北清涧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寄养到延川的伯父家。有一次他回家看生母，母亲为他包了些素饺子，把弟弟妹妹只是出外，才煮给他吃。有一年他母亲生了重病，无钱输血，路遥从自己身上抽出300CC血给了母亲，缓解了母亲的病情。此后路遥就渐渐虚胖起来。
●路遥留下的精神遗产价值不容估量
2007-11-17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路遥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的《平凡的世界》长销不衰，人们无法理解，在路遥去世之后，他的家人为什么陷入如此的绝境？同时人们又不得不为路遥的精神所折服，他生前困顿，死后却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那就是文学的坚守和信仰。
●铁凝谈路遥家人事件：国家应保障优秀作家
2007-11-17
铁凝谈路遥家人事件：国家应保障优秀作家“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这样一些顶尖的优秀的作家，怎么能配不上国家出一点钱，让他们有一个相对体面和安定的生活呢？对作家来说，住房也许不是最重要的，有钱可以买一个房子。但是医疗呢？子女的教育呢？社会保障呢？我觉得这是国家应该做的，国家不应该放弃这个。”
●大气厚重　嫉恶如仇
2007-11-17
作家贾平凹与路遥是真挚的朋友。他们是同时期从乡下来到西安，同时期走上文坛，一前一后获得了全国中短篇小说奖，又几乎同时走上了陕西作协的领导班子。他说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心情沉重，此次见到路明，看过林达的信后，心里更加难过，逝者如斯夫，但他却能感觉到，路遥的灵魂就在我们头顶的天空静静地凝望着每一个人。
在平凹的印象里，路遥是那种李自成式的陕北伟大人物，他大气厚重，嫉恶如仇，慷慨仗义，有一颗令人敬畏的高贵的灵魂。如果他活着，必定对陕西文学是一个坚挺的支撑。
●朴素的生活　执着的写作
2007-11-17
令路遥的每一位知者刻骨铭心、满心怜爱的是路遥朴素到贫寒和困窘的物质生活及执著的写作精神。
陕西音协主席贺艺与路遥友谊很深，无话不讲。当年路遥为了写作，一日三餐根本无法保证，每次来他家，吃上一碗面就幸福得不得了。路遥获茅盾文学奖后，去北京领奖的2000元路费还是向他借来的。
作家王晓新与路遥住对门。据他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他们俩都还没吃过西餐，西安市也仅有一家西餐店。他们俩翻遍全身所有口袋，都凑不足一顿饭钱。后来俩人卖了单位的旧报去品尝了一回西餐。他在周至县工作时，路遥常托他在乡下买粮，那时路遥要照顾他艰苦的陕北大家庭。王晓新买粮的农家一直追着讨要那只装粮的布口袋，这只布口袋始终没能从路遥那里找回。路遥死后，那户农家伤感极了，当然不是为了那只口袋。路遥在写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时，身体已经不行了。那时路遥写一写，躺一躺，为文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世上得此几人？”
●告别路遥
2007-11-17
□陈忠实
路遥的精神世界是由普通劳动者构建的“平凡的世界”，他在当代作家中最能深刻地理解这个平凡的世界里的人们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他本身就是这个平凡世界里并不特别经意而产生的一个，却成了这个世界人们精神上的执言者。他的智慧集合了这个世界的全部精华，又剔除了母胎带给他的所有腥秽，从而使他的精神一次又一次裂变和升华。他的情感却是与之无法剥离的血肉情感。他有深切的感知和清醒的理智，以为那些随意的解释和矫情娇气的描绘，不过是作家自身心理不健康不健全的表现，并不属于那个平凡世界里的人们。路遥因此获得了这个世界里数以亿计的普通人的尊敬和崇拜，他沟通了这个世界的人们和地球人类的情感。这是作为独立思维的作家路遥最难仿效的本领。
●扶路遥上山
2007-11-17
□高建群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接近进入实际创作阶段，曾经就小说的大体轮廓与我有过几次通宵达旦的长谈。他说这种长谈有好处，可以帮助自己完善作品和人物。记得，那时候，他还将小说的总标题定为《走向大世界》，将三部分的标题分别定位《黄土》、《黑金》、《大世界》。他后来是怎样灵感突来，选定《平凡的世界》这个既有覆盖性，又有深刻内涵的雍容大度的名称的，我不知道，我现在将这些写出来，也许会给文学提供一点史料吧。
●我接触的路遥
2007-11-17
□莫伸
路遥身上有很多突出的优点，但我认为他最突出也最具魅力的是他有很强的政治观察力，政治把握力和人事掌控力。这似乎与一个作家的头衔不吻，但却是事实。有时候我常常觉得，他的能力和他的性格可能去搞政治（或者叫作行政）会更合适些。他平时不爱多言，总是抽着烟默默思索，可以说沉稳有加。但有时又激情四溢，一旦说起话来，慷慨昂扬，妙语连珠，让你无法不受到感染。我觉得用“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来形容他，应当是合适的。他非常有组织能力，许多事情似乎非常难办，但如果他牵头参与，就一定能够轰轰烈烈地干下去，反之，则完全可能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无功而溃。
●瞭望父亲精神的一扇窗口
——写在路遥文学纪念馆开馆时
尊敬的延大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您们好！
首先，我由衷地感谢这麽多人记得他――父亲路遥。
作为路遥的女儿，很遗憾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不能来到这个令人感动的现场，我为此感到万分抱歉！尽管十五年过去了，但是此时此刻，在这片生养父亲的土地上，仍然聚集了这麽多怀念热爱他的人们在此纪念他；并且，为父亲建造了一个理想的精神憩息地――“路遥文学纪念馆”。为此，我和我的家人感谢所有到场的前辈、领导和所有为此纪念馆付出心血的善良的人们！是你们为我的父亲修建了一个关乎他风骨与写作精神的祭台，让他的作品和精神能够更方便的被更多的人所了解；是你们使父亲短暂的生命从某种程度上得到延展，使他的精神能够更多地与当下及未来交融。作为他的女儿及家人，我们深深地感到，这是我们所做不到而你们能赋予的最好的缅 怀父亲的方式！我在这里代表我的父亲和我的家人，给大家深深地鞠躬了！
作为一生都挚爱他的女儿，今天的日子，对于我，同样是不平凡的。我知道父亲是如此深爱这片土地，深爱一切生命；父亲用他深沉而朴素的爱感染了许多人，可能也正是因此，这麽多年过去了，还有这麽多朋友记得他。我从小跟父亲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没有多少向父亲撒娇的机会，但我却深深地知道，我是幸福的！我得到了他一生中独特而深沉的爱，这份爱凝结了他对生命的爱与责任；作为他的女儿，我没有继承他的事业，可是我却有幸得到了他的身教；我愿在很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延续着父亲那一份对生命和社会的爱与责任。在这样的时刻，我虽然未能赶到这里，未能和叔叔阿姨们一起共同缅怀父亲，但是在另外的地方，我会做着平凡而有意义的事情，一如既往地、以我自己的方式和大家共同纪念着他，传递着他的爱与责任。我相信，即便是他在天堂里喝咖啡的时候，也会以理解的目光，微笑地注视着他的女儿！
父亲不是一个喜欢说豪言壮语的人，他崇尚自然与和谐；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应该“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他强烈的正直感以及对黄土地的热爱因此得以释放；他对生活的平和心境让他刻意地远离鲜花和掌声。他经常说起：他今天有了一些成就，要归功于所有帮助过他的人，尤其是延安大学。在延大这个充满了勃勃生机和创造精神的地方，他常常被感动着，以至于在后来写作的日子里，每每回想起延大就会激情难抑……。他毕生致力于用手中的笔赞美人性，讴歌土地，悲悯人生，平实无华地揭示着社会底层那平凡而又坚韧的生存状态。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每个读者都有自己心中的路遥，都有自己解读他的方式，这只是我心目中的父亲，仅此而已。
值此“路遥文学纪念馆”开馆仪式之机：
我还要感谢沈沛昌伯伯、曹谷溪伯伯等伯伯们为“路遥文学纪念馆”所作的一切工作！
同时，要感谢所有到场的、未到场的、包括不远万里从日本来到这里的、一直为父亲作品的传播辛勤奉献的长辈们、朋友们；
感谢父亲的母校-延安大学的领导、师生们，父亲生前的朋友们；
感谢帮助我叔叔的朋友们；
感谢那些一直以来从未见过面却为纪念我父亲默默做着工作的朋友们！
也正是因为你们，才使我感受到肩负的责任，我会把父亲对于这片土地以及对父老乡亲的热爱以自己的方式传递下去！
再次感谢，从心底！
女儿:路茗茗
2007-11-17
写给博友的话
我从未打算要写博客，只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想要感谢这麽多人还记得父亲，并且，在十五周年的今天，共同怀念着他……
作为他的女儿，我并不善言辞，只得将在今天为“路遥文学纪念馆”开馆时的一篇致辞放在这里，寥表我及家人对所有读者的谢意！
我刚刚收到新浪博客编辑的短信，说有很多网友留言怀念我的父亲。我现在正赶去山区，所以暂时不能给大家回复点什么，很抱歉！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也很感谢新浪为父亲所做的一切。
●怀念路遥
2007-11-17
贾平凹
时间真快，路遥已经去世十五年了。十五年里常常想起他。
想起在延川的一个山头上，他指着山下的县城说：当年我穿着件破棉袄，但我在这里翻江倒海过，你信不！我当然信的，听说过他还是少年的一些事。他把一块石头使劲向沟里扔去，沟畔里一群鸟便轰然而起。想起在省作协换届时，票一投完，他在厕所里给我说：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俩的票比他们多！他然后把尿尿得很高。想起他拉我去他家吃烩面片，他削土豆皮很狠，说：我弄长篇呀，你给咱多弄些中篇，不信打不出潼关！想起他从陕北写作回来，人瘦了一圈儿，我问写作咋样，他说：这回吃了大苦咧，稿子一写完，你要抽好烟哩！想起《平凡的世界》出版后一段时间受到冷落，他给我说：狗日的，一满都不懂文学！想起获奖回来，我向他祝贺，他说：你猜我在台上想啥的？我说：想啥哩？他说：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想起他几次要我调到省作协去，而我一直没去，当又到换届的时候，正是我在单位不顺心，在街上碰着他去购置呢绒大衣，我说了想去作协的想法，他却说：西安那地盘你要给咱守住啊！想想他受整时，我去看他，他说：要整倒我的人还没有生下哩！我生病住了院，他带着约烟来看我，说：该歇一歇了，你写那么多，还让别人活不活？！想起他的虎背熊腰。想起他坐在省作协大院里那个破藤椅打盹的样子。想起他病了我去看他，他说：这个病房好吧？省委常委会开了会让我住进来的。想起他快不行了，我又去医院看他，他说：等他出院了，你和我到陕北去，寻个山圪崂住下，咱一边放羊一边养身子。
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
他虽然去世了，他的作品仍然被读者捶读，他的故事依旧被传颂。
陕西的作家每每聚在一起，免不了发感慨：如果路遥还活着不知现在是什么样子？这谁也说不准。但肯定是他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会干出许多令人佩服又乍舌的事来。
他是一个强人。强人的身上有他比一般人的优秀处，也有被一般人不可理解处。他大气，也霸道，他痛快豪爽，也使劲用狠，他让你尊敬也让你畏惧，他关心别人，却隐瞒自己的病情，他刚强自负不能容忍居于人后，但儿女情长感情脆弱内心寂寞。
陕西画界有人以为自己是石鲁，我听到石鲁的一个学生说：他算什么呀，不要说石鲁的长处，他连石鲁的短处都学不来！
路遥是一个大抱负的人，文学或许还不是他人生的第一选择，但他干什么都会干成，他的文学就像火一样燃出炙人的灿烂的光焰。
现在，我们很少能看到有这样的人了。
有人说路遥是累死的，证据是他写过《早晨，从中午开始》的书。但路遥不是累死的，他昼伏夜出，是职业的习惯，也是一头猛兽的秉性。有人说路遥是穷死的，因为他死时还欠人万元，但那个年代都穷呀而路遥在陕西作家里一直抽高档烟，喝咖啡，为给女儿吃西餐曾满城跑遍。
扼杀他的是遗传基因。在他死后，他的四个弟弟都患上了与他同样的肝硬化腹水病，而且又在几乎相同的年龄段，已去世了两个，另两个现正病得厉害。这是一个悲苦的家族！一个瓷杯和一个木杯在一做出来就决定了它的寿命长短，但也就在这种基因的命运下，路遥暂短的人生是光彩的，他是以人格和文格的奇特魅力而长寿的。
在陕西，有两个人会长久，那就是石鲁和路遥。 ●《平凡的世界》宏伟气魄和深刻内涵深深震撼了人民《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于1986年出版，198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这部小说，随后，浙江、新疆、内蒙等十几个省市的电台又 陆续重播，引起轰动。电台、出版社和作者共收到听众和读者来信近万封。一位甘肃的高中生说，他家住在农村，离学校8里地，《平凡的 世界》开播之后，便深深吸引了他。为能完整听完这部书，他每天一放学就往家里跑，冲进房门，打开收音机，然后才平静下来，一边听一边吃饭。4个月下来，他的长跑成绩竟在校运会上拿了名次。河北廊坊武警学院一名学员说：他们系一共270人，住在一栋四层楼里，大约有100部收音机，收音机在中午十二点半同时打开，收听《平凡的世界》……。曾经仅看过三分之一便把书稿弃掷一旁的一位编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也发出“失之交臂”的感叹。路遥不为时髦所动，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再次攀上了艺术 的高峰，历史和读者终于赋予了这部书真正的生命力。
●《平凡的世界》长销不衰 路遥不为人知的艰辛[全文]
谜团：种种疑团向我们袭来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路遥是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影响了整整两代人，他的《平凡的世界》长销不衰，人们无法理解，在路遥去世之后，他的家人为什么陷入如此的绝境？路遥为家人留下多少遗产？这些遗产又去向何方？本报记者辗转陕西榆林、清涧、延安、西安等地，对此展开了调查。
1992年11月王卫国(路遥)患肝硬化腹水去世
1996年路遥弟弟王卫军患肝硬化腹水去世
2007年4月路遥弟弟王天乐患肝硬化腹水去世
2007年5月弟弟王天笑患肝硬化并出现轻度腹水
2007年7月17日路遥父亲在瘫痪半年之后去世
目前路遥的母亲、弟弟王天云、妹妹王英王萍也患有与路遥同样的肝病
谜团:种种疑团向我们袭来--
无论是在榆林、清涧，或者延安、西安，记者都能感觉到陕西文人对路遥创造的精神财富的肯定，在很多文学刊物中，路遥的名字依然放在陈忠实和贾平凹之前，路遥出生地清涧县还在路遥亲父母的窑洞前立下“路遥故里”的大碑，提醒每一个路过的人，这里曾是一位伟大作家童年生活过的地方。 这些评价在路遥家人困难的生活面前，显得虚无而无助，在大家对路遥一片赞扬声之中，离路遥最近的亲人却少人关注。路遥的养母李桂英于2004年2月去世，在她去世前的2003年6月，延川县决定给李桂英每月补助150余元，当地报纸当时的报道是：半瘫在炕头的老人激动地说：“我真是感激不尽，卫国(路遥)地下有知，也能含笑九泉了。”李桂英获得的150元补助对路遥亲父母而言仍是奢望，这两位生活在清涧乡下的老人一个瘫痪在床，一个有病在身，生活自理已成问题。如今，在陕西日报当记者的儿子王天乐刚刚因病去世，在榆林的小儿子王天笑重病在身自顾不暇。 谁来照顾他们？从榆林到西安，没有人给出答案。将路遥带上文学之路的曹谷溪说：“我们是有心无力。”路遥的好朋友高建群被记者追问这个问题时数次沉默，他最后说：“你可以凭你的感觉去判断。”陕西作协党组书记雷涛说：“我们关注的是路遥的直系亲属，比如他的父母(养父母)和妻女，如果是其他亲属，我们就不好拿这个向政府汇报。” ... ...[看全文]
路遥的“人可以平凡，但不可以平庸”这句格言，不知激励了多少人敢于走出困境，去追逐梦想。
当孙少平放弃了随着兄长办砖窑过着小富的生活，甘于走进异乡做起包揽工的时候，当他在工棚里借着烛光看着中外名著的时候，当田小霞拒绝了高干子弟的追求，甘于和孙少平这个生活落魄，思维独特的包揽工产生爱情的时候，每一个读者都会被他们的思想所启化，被她们的真情所感动。《平凡》也叙述了生活中遇到的无奈与挫折，尤其青春期年轻人所经历的思想苦恼，让每一位读者掩卷深思、感慨不已。
这是一部倾尽了路遥所有心血，甚至可以说耗尽了他生命最后之精华的著作，在完成《平凡》两年之后，路遥病逝而去。他在《平凡》序言中说，《平凡》是他前半生的总结，到头来却成了他一生的总结。
他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艰辛并非人人知道。那时的他已身患肝病，是在与病魔搏斗中完成这部旷世之作的。也可以说，他是用他的整个生命完成了这部巨著，他是用生命在写作，直到最后油尽灯灭。
当时，在一个很偏僻的煤矿中，路遥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第一稿。那里的生活“过分简单”，“早晨我不吃饭，中午只有馒头米汤咸菜，晚上有时吃点面条，有时和中午一模一样”。“写作紧张之时，常常会忘记吃饭，一天有一顿也就凑合了”，“我一天通常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种伙食无法弥补体力的消耗”，“紧张的思维和书写所造成的焦虑或欣快已经使精神进入某种谵妄状态”……这就是路遥写作时的真实记录。
著名作家熊召政说：路遥的小说字里行间始终有一种对文学、对文字的敬畏，路遥是真正以一种神圣感在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命运令人刻骨铭心，路遥的这种精神是荡气回肠的。平心而论，现在真的已经很难再找到路遥笔下那么荡气回肠的作品了，而从路遥身上，还可以感受到整个陕西作家群的一种精神，杜甫就曾经说过，况复秦兵耐苦战，陕西作家对文学的这
种虔诚与忠诚，令人发自内心的尊敬。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对路遥非常恰当的评价。每一个《平凡》的读者都将一生受着书中的影响，也将保持着对路遥发自内心的尊敬！

路遥依然
《路遥纪念集》序
何西来2007年11月16日17:23  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今年是路遥去世15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了一本《路遥评论集》之后，还要再出版一本《路遥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领域的功勋出版社，权威出版社，如此隆重地纪念一位英年早逝的当代作家，并不多见。这也证明了路遥生前贡献的巨大，反映了他在今天读者心目中的地位。
《路遥纪念集》是路遥研究会和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具体策划，由马一夫、厚夫和宋学成主编的。上个月，在书稿打出清样之后，主编和出版社的责编邀我作序，并将有关资料送到我家。我知道，他们这是对我的尊重和高抬，并不是我有多么高的水平，堪当此任。但是还是一口答应下来。这固然因为用我们家乡的话来说，不能“不识抬举”，另外，也还因为：其一，路遥是我们家乡的作家，是黄土地的儿子，是父老乡亲的骄傲；其二，我特别喜欢路遥的作品，对他的人格和他所坚守的，追求的人生理念及现实主义的方向，有一种出自内心的共鸣；其三、延安大学是路遥的母校，已经建成为路遥研究基地。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延安大学组建时，我的几位同窗，也是要好的朋友，去做草创工作，筹建中文系，后来便留下来工作，直到退休。他们都是路遥的老师，路遥弃世后，他们也都体验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怆。另外，我自八十年代中便应聘兼任延安大学的教职，那时路遥已经成名。因此，无论从我与他们中文系老师们的友谊来说，还是从我作为多年延大兼职教师的身份来说，我都有责任，有义务为他的纪念集写序，不能推辞。何况，也确实有许多话要说。
一
我与路遥的个人交往并不多。知道他，是在八十年代初。那正是文学提领风骚，产生轰效应的特殊时期，路遥也因其《人生》的问世而名满天下。看了《人生》，我颇为惊异于作者观察生活的深致，视界的开阔，笔力的沉着与大气，为秦地涌现出这样一位潜力巨大的年轻作家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家母健在时，我每年都要回陕地省视。只要到西安，母校西北大学和建国路作协是必去的。到作协，则一定到《延河》编辑部看看。对《延河》，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的第一篇当代文学研究论文就是在这里发表的，她是真正意义上的我的“母刊”。初次见路遥，就是在《延河》编辑部，人家给我介绍：“这位就是路遥，小说组组长，《人生》作者”。他个头不高，墩实，属于如巴尔扎克那样的精力充沛的麻袋样体型。还有几次，在西安作协的院子里碰到，握手，问好，没有深谈过。1991年春天，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并且荣登榜首。路遥来京领奖后在前三门大街请评论家朱塞、蔡葵，还有多位在京的陕西文学界乡党吃饭。那家餐馆不大，在台基厂的路南，是那一带有点名气的餐叙聚会场所。路遥很高兴，但却没有明显得意神色，也不张扬。大家都向他表示祝贺。陕西乡党们特别热情，说他首获茅盾文学奖，为家乡争了光。一个个表现得比自己获奖还上劲。路遥很感动，抱拳相谢；特别对作为评委的朱寨、蔡葵，表示了真诚的感谢，谢过他们的全力扶持。朱寨是当代文学界的前辈，他说，还是路遥的作品写得扎实、过硬，有眼光、负责任的评委，是不可能不投他一票的。朱寨本人出生于一个山东贫苦的农家。抗战初期参加革命，奔赴延安，在桥儿沟的鲁艺文学系与冯牧、贺敬之同学，是何其芳的高足之一。他还做过桥儿沟的副乡长。1945年随军赴东北开辟根据地，以政委身份，做了黑龙江省甘南县的第二任县委书记，勤政爱民，人称“朱政委”，至今为那里的老百姓所系念。所以，他对从陕北清涧山圪崂的贫苦农家奋斗出来的路遥，对于路遥笔下为改变自己命运而进行悲剧性奋斗的年轻的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们，抱有特殊的感情。他对《平凡的世界》的肯定，在评奖中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不想那次餐叙，竟是最后一次见到路遥了。他正经历着人生的和艺术的高峰高期，可惜为时过于短暂。次年，便有他肝病住院的消息，不久便传来文星殒落的噩耗。天妒才能，我只能喟然长叹，悲惋不已。现在为他的纪念集写序，虽然光阴流转，已是15年后，但当年的这种意绪，依然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
二
我从头到尾仔细阅读了《路遥纪念集》的全部73篇文章。这虽然如编者所言，只是一个选本，但因为资料搜求上用力颇勤，故作者面广，代表性强，是路遥研究的一项很有价值的基础性工作。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中，一向很讲究“知人论世”。这与儒者重视人格的修养，强调积极用世的观念，经世致用的文风，一句话，强调入世的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知其人而评其文，把人品和文品统一起来观察和思考，成为千古以来文学批评的通则，也是最有价值的文论传承。鲁迅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认为文学作品在真实地反映客观事象，描写社会的众生相的同时，也表现着作家的主体人格。在文学批评上，他是五四那一代作家中强调人格强调得最多的人。他一向主张，评价作家一定要顾及他的全人和全部创作。路遥积极入世，秉持严格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有坚强的主体人格意识，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对象化到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去了。他的作品，就是他的生命存在的方式。因此，要准确评价他的创作，就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他的生命历程，他的人格，而《路遥纪念集》为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提供的，正是这方面的资料。
73篇纪念文章的作者，涵盖面极广，有路遥的文友，包括陕西的和全国各地的老、中、青几代作家、评论家；有路遥的同学和朋友，他们在社会上处于不同的界别；有路遥的亲属，如他的弟弟王天乐；还有路遥的领导等。他们都是路遥作品热情的读者，都与路遥有过直接的接触。他们的纪念文字，各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自己与路遥交往的故事，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鲜为人知的资料，还有不少生动、具体的细节，合起来，可以作为多人书写的路遥传记读。然而，这些文字又不是纯客观的书写，而是在路遥早逝后出于怀念，出于惋惜，或出于崇敬，出于爱戴的追忆性文字，故多带哀痛的情感色彩。这就是说，《路遥纪念集》为我们所提供的传记材料，是从多棱多面的心灵镜体上见出的，它在给予我们有关路遥本人的诸多传记性资料的同时，还提供了这个与他有过直接交往的特殊人群，特殊接受者对他为人和创作的评价。
读了《路逸纪念集》中这些满含真情，杂着泪痕的文字，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路遥，便站到了我们的面前。他的为人，像他的作品一样，给活着的人，给万千读者提供着人生的和艺术的启迪与哲思，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带来巨大冲击与震撼，促我向上，催我自强的，则是以下诸端；
其一，路遥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生涯，悲剧性地印证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那条残酷的规律：蚌病成珠。即，好的文章，都是由作者所经历，所体验的苦难凝练升华而成。这条规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被称为“文化昆仑”的钱锺书先生作了淋漓尽致的经典性发挥，为左祸弥天和十年“文革”浩劫后文学创作和复苏与繁荣，为理论批评对新起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阐释，提供了学理的支持与武装。自古欢娱之辞难工。路遥有一个苦难和饥寒的童年，青少年时代也坎坷多难。苦难给了他磨练，铸造了他的性格，也成为他创作灵感和人生动力的最初的源泉。苦难给了他才名，也正是苦难结束了他的生命。
其二，作为生命的个体，作为人，路遥具有坚毅的性格和超乎常人的意志力。这种坚毅，一是源于他的故乡陕北黄土高原上艰苦的生存条件所形成的农民吃苦耐劳的传统；二是源于苦难生活的锤炼；三是源于他自己和他们那一代有知识的陕北农家子弟，走出贫困，走向富裕，走向现代文明，进入更高的人生境界，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自我的强烈愿望和理想；四是源于他所自觉到的对故乡，故乡人民，乃至对国家和民族所承担的责任。
其三，路遥具有开阔的视野，宏大的胸襟，是一位思想者。国运民瘼，五洲风云，都是他所关注的。他是在清晰的历史座标上，把握自已的行动方略和笔下人物的命运的。平常每到一处，他首先如饥似渴寻找阅读的就是《参考消息》；对于国家大事，国际动态，大到形势，小到事件，他总能提出自己的分析与判断，乐此不疲。许多纪念文章都追忆了他在这方面的热情，细节与场景。不少朋友甚至认为，他具有许多可贵的政治家的气质与品格，只是天不作美，际遇不佳而已。不得政治人物的风云际会，未能立功于政坛，退而得其次，乃以立言而铸造生命的辉煌。史家讲才、学、识，路遥是有识的作家。以识统率才、学。这识，是指历史见识，而处于历史见识核心的，则是他的政治见识。这也是他为写作《平凡的世界》作准备时，要把十多年间的报纸逐日研究，进行排比，并做详细笔记的原因。他也因此在对历史脉搏与人物命运的走向的把握上高出许多同辈作家。
其四，路遥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坚守了经典现实主义的立场。几乎所有纪念文章都从不同角度记叙或印证了这一立场。他是农民的儿子，陕北那一块高天厚土的儿子。那里属秦之上郡，秦地民风尚实，传承久远。他视为导师和先辈，又是他们陕北老乡的柳青，就是上一世纪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师、宗师，路遥在文脉上，可以说与他有着直接的承传关系。在我看来，陕西有一个以柳青的名字为标识的20世纪的文学现实主义风格流派。这个流派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有清晰的艺术承传，都对生活在周秦故地的农民的历史命运有浓得化解不开的牵系，有真实得让人颤栗的历史描述。路遥和陈忠实则是这个流派在柳青身后最杰出的代表。柳青写了世纪中期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陕北的、和关中腹地农民的历史命运；路遥书写的则是世纪中后期陕北农民，特别是他们的子弟的历史命运；陈忠实却以更为开放的大文化的眼光，回叙了世纪前50年白鹿原上农民的历史命运。这个流派的成就，可以反映上一世纪中国长篇小说创作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小说是假定的艺术，虚构的艺术，但却需要小说家绝对的真诚，路遥正是如此。他的现实主义的伟力，一在全身心真诚的、无保留的投入，二在对描写对象的尊重，笔下的人物、细节、语言、心理活动等，都是他亲见过、体验过、深思过的，都是曾有的实事的提炼，或会有的实情的合乎生活逻辑的演绎。他写了苦难，更写了奋进与坚持。他的现实主义是给人以理想、以希望、以力量的现实主义，有他自己在。
其五，路遥是极为罕见的文学事业的献身者、殉职者。他常引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的名言勉励文学的爱好者，也以此自策、自励。不少纪念他的文章都很生动地谈到了这一点。他常劝一些文友，别把身体看得那么重，别太在乎自己的身体。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他以“像牛一样劳作，像土地一样奉献”为座右铭。然而牛要吃草，要休息，土地也需要施肥，需要休耕。而他却不注意营养，不注意休息，饥一顿饱一顿，即使在《平凡的世界》写作最较劲的高强度的劳动中，人们也常看到他只是一手掐俩馒头，一手捏一根生葱，对付着塞饱肚子拉倒。长期地，超负荷地写作，严重透支和损毁了他的健康。知道患病之后，不仅没有休息、就医、调养，反而强化了写作劳动，加速了写作进程，说是要记取《创业史》没有写完的遗憾。然而《平凡的世界》，以及接着的《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确耗尽了他的生命。他是在登上文学的一个新的高地，赢得了胜利之后，像战士那样，手握着战旗倒下的。他是用生命铸造了自己的文学的辉煌，用牺牲完成了在人类文学事业的无限攀登中，世代接力中，属于自己的一棒。他的作品，他的人格，就是一面文学的战旗。
相信人们一定能从《路遥纪念集》的阅读中得到更多的启迪，人生的和艺术的。
三
我很欣赏路遥的同窗、同乡、朋友，也是《路遥文集》的责任编辑陈泽顺在《重读路遥》里对路遥所做的评价：“超越了死亡，他改变了人生的结局。他从无中找到了有，在死亡中得到了生，在终结中找到了开始”。泽顺的文章，写于路遥离世的次年，距今也快15年了。15年来路遥作品的阅读史，有力的证明了他的判断。《平凡的世界》，至今仍是青年大学生中最受欢迎，阅读范围最广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它已是出版社的长销书，每年印刷，长印不衰。作家的生命，不以其存在的生理年龄为限。他的作品，就是他生命存在的方式，只要这作品还在流传，还在被万千读者所阅读，还在实现着与阅读者心的沟通与交流，他就仍然活着，仍然有着蓬勃的生命力。路遥正是这样。泽顺称路遥为“用生命点燃精神之火的人”。路遥不仅点燃了自己的精神之火，而且将这火遍传人间，使读他作品的人一起被点燃，特别是一代又一代的年轻读者。
路遥家乡人并没有忘记这个为他们争了光，让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儿子。叶广芩在《清涧路上》写到的那块立在公路侧旁非常显眼地镌刻了“路遥故里”四个遒劲大字的高碑，我是2002年返陕，随北京陕籍作家回乡团北上榆林时看到的。便与同车的王巨才谈起路遥的话题。巨才是陕北人，又长期在陕北，特别是延安做领导工作，后来调省上作宣传部长，主管文教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一路上听他讲了许多路遥的故事，使我对于作品之外的路遥，有了较多的了解，知道了他的某些颇有特点的出身、行状和性格。自延安南下壶口时，又得以与曹谷溪同行，他被认为是路遥走上文学道路的启蒙老师，多年保持了与路遥在师友之间的关系。他与巨才，都是给过路遥帮助和支持的人。他也给我介绍了不少路遥青少年时代的遗闻轶事，谷溪的坦荡、爽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路遥的母校延安大学，也是以他们培养的这颗文坛巨星而倍感光荣。这本《路遥纪念集》编委会的主任申沛昌，就是当年力排众议，把路遥招进延安大学的伯乐，如果不是他的慧眼，他的坚定，如果他不起路遥于草野之中，让路遥走进高等学府，接受科班的文学教育，那么，路遥的人生就会是别样的。路遥的精神，是陕北黄土高原的文化精神，是延安精神，延安大学的教育精神培育、熏陶、铸造出来的。延安大学把路遥的灵柩自三兆迁回学校东南侧的文汇山上安葬，就是一种象征。那是日出的方向，让路遥永远从那里眺望母校的校园。
去年清明节，我随中华文学基金会和一批陕籍文友，返回延安大学，为路遥在校园和文汇山上的花岗石雕像揭幕，并祭扫如仪。当时，我感受最深的就是：
路遥仍然活着，活在延安大学，活在陕北，活在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的心里。他的性格，就是陕北人最可宝贵的性格，他的坚毅奋进，永不言输的形象，就是黄土高原的形象，就是本世纪正在重新崛起的中华民族的形象。
感谢本书的编者和出版社责编给我这样的机会，使我有可能讲了以上的话。
2007年7月26日于六砚斋钱正言顺好供了这点他有着直接交往的特殊人群，特殊接爱的许多传记性。

怀念路遥图片展现场

路遥20岁时候的照片

上世纪80年代初，路遥和贾平凹、陈忠实等作家合影

1980年，路遥与女儿

贾平凹为怀念路遥所写的小文

路遥的女儿路茗茗

2006年，路遥的女儿路茗茗在延安大学父亲的雕像前
人们为什么怀念路遥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7-11-17
岁月荏苒，流光易去，不知不觉间，又快到路遥逝世15周年的祭日了。
15年里，我经常听人谈起路遥，谈起这个42岁便赍志而殁的优秀作家。
论及路遥，语含不屑甚至轻蔑的，自然大有人在。那些傲慢而浅薄的编辑，那些跟风趋时的批评家，那些习惯于做高头讲章的学者，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把路遥说成一个落伍而可笑的人，甚至把他的作品说得几乎一钱不值。这不奇怪。在文学领域，就连大师，都难免要受到别人的质疑和苛责。更何况，路遥还不是大师；更何况，路遥的作品的确存在问题。
然而，更多的时候，人们是用尊敬和感激的语气谈论他，仿佛他们谈论的不是一个从未谋面的作家，而是一个过从甚密、交往已久的朋友。有一次，在火车上，我的一位朋友说起路遥的题为《姐姐》的短篇小说，很是激动，以至于情不自禁，潸然泪下。有必要说明的是，我的朋友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文学博士，是一位好学深思且学有所成的学者。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人们念念不忘、心怀感激的，不是那些几乎一年炮制一部长篇小说的活着的“著名作家”，不是那些屡屡获得国际“大奖”的所谓“大师”，而是一个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15个年头的小说家？
在路遥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文学写作的诸问题》的文章，试图较为深入地回答这个令我好奇的问题。
在我看来，路遥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喜爱，是因为他正确地解决了“为谁写”、“为何写”、“写什么”、“如何写”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这使他的写作成为能与读者的精神发生关联的积极的写作，赋予他的作品以强烈的感染力，使之能持久而深刻地打动读者。
现在，我发现，路遥的作品受到读者热爱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写作本质上是给予性的，而不是占有性的。
写作有两种尖锐对立的模式：一种是占有性写作，一种是给予性写作。占有性的写作表达的是一种阴暗的情绪和利己的价值观，在这样的叙事世界，作者是一个暴虐的父亲，人物和读者都得不到他的尊重和善待。相反，给予性写作却有着母性的慈爱气质，在这里，利他的牺牲精神，博爱的人道情怀，以及对自由、正义、平等和理想的不懈追求，构成了像大地一样稳定的精神基础，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宁静的幸福感和丰饶的收获感。占有性的写作是市场性质和交换性质的写作，具有迅速、轻盈和批量化生产的特点，汲汲乎以求的是印数、版税和码洋，相反，给予性写作则具有缓慢、沉重和少量化产出的特点，其目的在于发现并揭示人类生活的真相、理想生活的图景、自由的价值和幸福的真谛。占有性的写作是以作者的“自我”为中心展开的，它经常仅仅作为与作者这个“个体”相关的事情被谈论，与之不同，给予性写作是以“人类”为中心，他经常作为与人类这个“整体”相关的精神现象被谈论。
海涅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歌德当做最伟大的作家，因为，他们的写作里有着共同的东西：“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歌德这三个名字总是并举齐称的，隐然有什么绳子把它们串在一起。他们的创作里流露出一种类似的精神：运行着永久不灭的仁慈，就像上帝的呼吸；发扬了不自矜炫的谦德，仿佛是大自然。”是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仁慈”，这些就是给予性写作的特点。而路遥的写作就属于这种充满热情和爱意的给予性写作。
事实上，一切真正的写作都是给予性的，都致力于塑造具有“给予性”精神的“美好的人物”。屠格涅夫在1860年的一次演讲中高度评价唐吉诃德：“为自己而生，只关心自己——唐吉诃德认为是可耻的。他把自己完全置之度外，他活着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的兄弟，为了对抗那些敌视人类的力量——巫师们、巨人们，即压迫者们。他这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他从来不考虑自己，他充满一种自我牺牲精神——请诸位认清这词的分量！——他相信真理，坚信不移，而且义无反顾。因此他才无所畏惧，坚忍不拔，才能满足于最粗劣的饭菜和最寒酸的衣服：因为他无暇顾及这些小事。他心地善良，但精神伟大，为人勇敢；他那感人的虔诚并没有束缚他的自由；他毫无虚荣心，但他并不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使命，甚至对自己的体力也毫不怀疑。他经常追求同一目标，这使他的思想有点单调，头脑有点片面；他知道的东西很少，再说他也不需要知道很多东西：他只知道他的事业是什么，他活在世上为了什么，而这正是最主要的知识。”路遥笔下的许多人物，就属于唐吉诃德的同志和盟友，同样属于富有牺牲精神的利他主义者，例如《人生》中的德顺爷爷和刘巧珍，《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的卢若琴，《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和田晓霞，都是这样的人。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莎士比亚借朱丽叶之口说：“我的慷慨像海一样浩淼，我的爱情也像海一样深沉；我给你的越多，我自己也越是富有，因为这两者都是没有穷尽的。”文学也是这样：一部作品越是表现给予性的慷慨而仁慈的思想和情感，就越是能得到读者的喜爱；一个作家越是表现给予性的慷慨而仁慈的思想和情感，就越是会得到读者的感激和尊敬，——一部作品之所以伟大，一个作家之所以伟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伦理精神是伟大的，是因为它的心情态度是伟大的。
那么，让我们感谢路遥吧，让我们纪念路遥吧。因为，他给我们的心灵带来了令人感激的情感慰藉。因为，在一个文学荒芜的时代，路遥使我们感受到了战胜饥饿、屈辱和苦难的勇气，帮我们认识到了爱情、亲情和友情的价值和意义，让我们理解了关于文学、人生与世界的朴素而重要的真理！(李建军)
是谁谋杀了路遥
---近日是路遥去世十周年纪念,特刊出这篇旧文,纪念我的这位文学朋友.
韩石山
路遥去世之后，我就想写一篇文章，总觉得不厚道，也就没写，现在是不是就该写了，也不知道，大概还是不该写的。只是我已经老了，再不写，往后怕没这个兴趣了。纯粹是为自己，还是写出来吧。
新时期以来，年龄不大而死了的几个著名作家中，我认识的，只有一个路遥。1980年初，我在文讲所学习，其时文讲所还在左家庄的朝阳区委党校，左家庄这个名字，现在想起来很有意味；路遥代表《延河》编辑部来组稿，我给了两个短篇小说，都发了。那时他还是个普通编辑。第二次见面，是多年之后。他在延安写完他的《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去北京送稿，路过太原，我们几个朋友在一家不错的饭店请他。这时的路遥已是有名的作家了。席间，我们向他敬酒，他的憨直的弟弟左一句“厄（我）哥有病”，右一句“厄（我）哥累扎咧”全挡了驾，弄得大家了无兴味。又过了两年，《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没多久便听到他去世的噩耗。
活活叫累死的，他的那本《早晨从中午开始》出版之后，我没看过，内子看过报上的连载之后，这么给我说。她说她怎么也弄不懂这位陕西的作家，家在西安，要写长篇了为什么非得去延安，到了延安哪里不能住，非得住在窑洞里，住在窑洞里也行，为什么明知晚上要加班，不准备些食物，非得弄到吃多少天前剩下的霉窝窝头不可。写完一部长篇本应当是兴奋不已的事，为何竟厌恶到将笔从窗户扔了出去。
我是懂得的。那时，我已当了一任县委副书记回来，知道和我年岁差不多的干部们是怎样生活，怎样工作的，开始反思自己过去那种拼命三郎式的做法究竟值得值不得，正在思谋着怎样轻松地写作，挣上大笔的钱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路遥是个苦孩子，大学是混出来的，没读过多少书，他的文学成绩主要得益于模仿。模仿激发了他的灵气，升华了他的生活积累，模仿也使他便捷地掌握了前辈的写作方法，轻易地获得了巨大的声名。好了还要再好，他心里的目标是那个茅盾文学奖。毕竟是农家孩子，认定的做事方式只有一个，辛苦，祖祖辈辈遵循的种庄稼的路数，汗滴八瓣子，定是好日子。模仿是那个时代的风气，非独路遥为然。山西的作家模仿赵树理，河北的作家模仿孙犁，陕西的作家模仿柳青。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文学也像传染病一样，谁挨得近谁就能得上。赵树理虽有土性，但性格中有的是幽默，于是山西作家也下乡，只是下了乡绝不会太苦了自己。孙犁的风格是清丽、飘逸，你想让河北作家吃苦他们还怕坏了自己的手气。陕西作家真不幸，摊上个柳青，那是个肃穆而又古板的人，于是陕西的作家便下乡就是下乡，吃苦就是吃苦，没有一点转圜的余地了。
光是吃苦，放不倒这么一个壮实的陕北汉子，还有我们的文学评论家们的鼓励或者是说蛊惑。要写厚重的作品，要写划时代的作品，要写死了以后能当作一块砖头垫在脑袋下面的作品。要挖掘，深深地挖掘，挖掘人物的本质，挖掘事件的底蕴。时代呼唤着史诗式的作品，人民盼望着新的鲁迅和茅盾。伟大的时代必然有与它的伟大相匹配的作品产生。
于是这个只知蛮勇的农村孩子，知道光给自己的母亲和妻子买两件新衣裳还远远不够，还要亲手织一件能笼住天下的母亲和妻子的华丽的衣衫。于是这苦命的农村孩子便只能一步一步地走近自己的终结。
究竟是谁某杀了路遥，我也说不清，敢说的是，一部百万字的长篇，不该要了这样一位也还优秀的作家的命。再就是，以死拼得一部《平凡的世界》，太不值得。那些鼓励或蛊惑过路遥的文学评论家，实在该反省一下自己究竟懂不懂得文学了。
记得当年毁路遥
2007-11-16 17:03:29
周昌义
是上世纪86年春天的事了。我刚当编辑一年，说好听些，是个编坛新人，其实是个毛头小伙，愣头青。路遥当时，已经发表了中篇小说《人生》，连续两届获全国中篇小说奖。一个回乡知青高加林，家喻户晓。地道的著名作家，又是陕西作协任主席――记忆模糊，有可能是副主席，还有可能是《延河》主编。反正我们俩放一起，不成比例，照说，力挺轮不到我，毁也轮不到我。
那年春天，我去西安组稿。在《当代》，我分管西北片，看西北五省稿件。不过，只是西北的自然来稿，不包括成名作家。成名作家都按习惯，由老编辑联系。我去西安，是奔着几个见过来稿，没见过真人的青年作者去的。所以，在西安，我先结识的是陈泽顺、孙见喜、赵伯涛他们几位。
陈泽顺是北京知青，在陕西出版社，后来编辑了《路遥文集》，写过《路遥生平》，很动感情。多年後回北京做了华夏出版社领导，有了一番作为。孙见喜是最熟悉贾平凹的作家，专写贾平凹，成了平凹专业户。赵伯涛的中篇写得真是好，后来在南下大潮中去了海南，从此销声匿迹，很是可惜。如果文坛是江湖，中国作协是一个总坛，各地区作协就是一个分坛。编辑去组稿，通常都应该先去拜访分坛主，以示尊敬，也求支持。如果分坛主本身就是作家，更求赐稿。在陕西，要论分坛主，贾平凹算一个，路遥也算一个。
那些天，陕西省文联正开什么代表大会，陈泽顺孙见喜赵伯涛他们几位都是代表，就安排我在会上混吃混住。正好，贾平凹也在会上，自然就认识了。
《当代》有个传统，老编辑总是会告诫新编辑，编辑和作家，是作品的关系。作家之间的恩怨，跟我们无关。所有作家，都是应该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有亲疏，也仅仅因为作品，和恩怨无关。拿陕西来说，陈忠实、贾平凹、路遥，三大巨头，在《当代》眼里，绝对同样尊重。陈忠实的《白鹿原》是《当代》首发。贾平凹在《当代》上发表过一些中短篇，路遥的成名作就发在《当代》。
《人生》之前，路遥还有《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发在《当代》上。《当代》留有路遥写给老主编秦兆阳的一封信。信上说，自己这部中篇，已经被多家刊物退稿，寄给秦主编，是想请文学圣堂《当代》坐最后裁决，如果《当代》也退稿，就说明它的确毫无价值，他就将付之一炬。
《惊心动魄的一幕》，稿子先是刘茵看，再送秦老终审。秦老说，这个作者很有潜力嘛，立即请他来北京修改！路遥这部中篇，就是在《当代》编辑部改成的，吃住都在朝内大街166号的后二楼。改完之后，路遥感叹说，比初写还要费神。在《当代》发表后，获得第一届全国中篇小说奖。
《惊心动魄的一幕》之后，《当代》还发表了路遥另外一部中篇《在困难的日子里》，是《当代》后任主编何启治责编的。旧事重提，只是想说，路遥和《当代》的渊源其实深过平凹和《当代》，我真是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拜访他。
没去拜访，没别的原因，就只是我的个人性格。二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从路遥开始，我从来就没去拜访任何已经著名的作家，从来没有。从来不会为了约稿去拜访著名作家。不是狂，是心理有缺陷。拜访甚至纠缠著名作家，争取他们赐稿，是编辑的基本功课。当时有四大美编之说，就是四个著名的美女编辑，在更加著名的作家面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还有一些不是美女，但坚韧执着超越美女。当时威震天下的天津作家蒋子龙，就曾经遭遇两女编辑抢稿，犹豫不决之时，去了一趟卫生间，桌面上的手稿就被人抢走了。二十多年过去了，传说也成了历史，历史也成了传说。
在我去西安之前，就有文联出版公司一位女编辑等在西安。她先去西安，是奔贾平凹的《浮躁》。不幸失手，没争过作家出版社。回到北京后，听说路遥有新作，再奔西安。我到西安的时候，她已经苦等了一个多月。据孙见喜他们介绍，手不离香烟，一张脸笼罩在烟雾之中。那时候国家还不富强，创业阶段，编辑没现在好当，要抢稿，只能靠人情，甚至靠低三下四，死皮赖脸。想提密码箱，现钞成捆，不可能。传说中的密码箱抢稿，也太夸张了，而且是照江湖电影来夸张。这边指头蘸着白粉舌头上一舔，然后点头。那边咔嚓开箱，满眼钞票。好，买卖成交。严格说，这种场面很少。有这种魄力和权力的编辑不多，即使是在传说中，整个文坛，也就三两位。遭遇过此等场面的作家，我能够落实的，也就阿来。
话说回来，无论是趁蒋子龙上厕所抢走手稿，还是把现金拍在阿来面前，从工作上说，都是很职业的编辑。竞争激烈，编辑难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算有失个人尊严，那也是好编辑。所以，我说我从来不拜访著名作家，更不会参与抢稿，不是自夸，更不是鄙视同行。恰恰相反，我对他们心怀敬佩。人家能够忍辱负重，我做不到，做人我就没人家坚韧。以工作论工作，我更是不合格的编辑，因为这使得我从业二十多年，都成资深老油子了，还从来没拿到过著名作家的作品。不过，这倒有点《当代》风格。很多《当代》的读者的感觉到，《当代》发年轻的不成名作者稿件多，发著名作家稿件，也不能说不多。关注无名作者，是《当代》的一贯传统。对著名作家关心不够，是我们这一届编辑的缺点。说白了，我们这一届编辑，没有抢稿件的能力，作家一旦著名，有三两个编辑簇拥，我们就知难而退了。
那次如果是主编副主编去了，他们会相互拜访。以我当时的身份，不够名家拜访的资格。当时，陕西省作协有位副主席，外国文学方面修养很高，温文尔雅的。我在西安的食宿，就是他安排的。是他告诉我，路遥新写成了一部长篇，问我有没有兴趣看。我说，当然有兴趣拜读。记不起我当时激动没有，现在想来，应该很激动。我去西安，原本只希望和陈泽顺孙见喜赵伯涛他们聊出一两篇中短篇，突然得到路遥的长篇小说，那不是天上掉馅儿饼？人家女编辑苦等了一个月，都没给看，我刚下火车，就问有没有兴趣。我是应该欣喜若狂。
稍微有点名气的作家，都忌讳把稿子寄给编辑部，哪怕是寄给主编。通常他们会写信或者电话（那会儿电话不普及，长途电话算奢侈品）告诉编辑部，问有没有兴趣。如果有兴趣，能不能派编辑前来？寄给编辑部，虽然编辑说是赐稿，但寄的过程是投稿，总有点投靠的意思，感觉总有些屈尊。要是编辑上门，那是出版社和刊物来抢稿，至少是讨稿。感觉大不一样。这是在试探掂量。如果编辑不愿意上门，那说明出版社和刊物根本就不重视。既然你不看重我，我也就不需要投稿，自讨没趣了。谁都希望自己的心血交给看重它的人。这不是装孙子，是自我保护。作品完稿的时候，是作家最脆弱的时候。辛辛苦苦，呕心沥血写完，说是心力交瘁，一点不夸张。看着手稿，却不知优劣，不知生死，不知成败。茫然四顾，孑然一身。是作家都一样。越著名越困难，越脆弱。小作者完稿之后，信封一装，送邮局就是。有认识的编辑，写上编辑大名；没认识的编辑，写上主编的大名；最普及的，写上编辑部的大名。在信封右上角写上邮资总付，一分钱邮费不花。你看得上，我高兴。看不上，退稿给我，给我份手写体的退稿信，我就当宝贝珍藏。总之，小作家投稿，没有心理障碍。著名大作家就不一样，他经不起退稿。丢不起这个人，比脸面更重要的，就像当妈的，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身体极度虚弱。一点风寒，就可能留下终生毛病。所以，我还得重申，这与作家人品无关，与装腔作势无关。每一个职业，每一个人群，都有自己的软肋甚至死穴。作家的职业软肋之一，就在完稿之时。
《当代》的老编辑像刘茵、章仲鄂、何启治、朱胜昌等，都是著名编辑，他们给我们的教导，都是要体谅作家，维护作家，帮助作家。《当代》这么多年，一没美女编辑，二不趁人上厕所抢走手稿，三不提密码箱拍现钞，能够发表那么多好作品，不是没有道理的。
路遥要是直接给秦老写封信，《当代》会派一个老编辑，有可能是个副主编，领着我这个小编辑直陕西，直奔路遥家门。陈忠实的《白鹿原》写好之后，就给《当代》去了信。以陈忠实当时的名气，远不如路遥。我记得大家在朝内大街166号掂量，都不敢抱期待，不认为陈忠实一定能够写出一部好的长篇来。但还是决定，派人奔赴西安。是为了拿到好稿，但不是为了赚钱。那时候《当代》发行量五六十万册，不考虑经营问题，内部管理也还是大锅饭，没有奖金差别。那些老编辑不管以什么方式组稿，都为的是编辑的荣誉感，比我们现在真的更崇高。
那些年，作家的作品都是通过刊物产生影响，读者还不习惯直接阅读图书，所以作家都寻求刊物发表。还有，作协那位副主席，是个好同志，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时，对路遥有极其充分的保护。他说，路遥新作没给《十月》、《收获》，也没给《当代》的领导，是为了寻找知音。之所以问及我，是认为我会是路遥作品的知音。副主席说，路遥新作，是写底层生活的，很多人不一定理解。但路遥相信我能够理解，因为我也出身底层。尤其重要的是，路遥新作写有煤矿生活，而我，恰好就是矿工子弟。路遥一生都在贫困中生活，陈泽顺的《路遥生平》一文中讲述了一件事，说路遥的穷，不是一般的穷，是穷得来没内裤穿。他到了《延河》编辑部工作以后，有朋友去看他，他起床，不敢直接从被窝里爬起来。因为他光屁股，必须要在被窝里穿上长裤才能起床。我自己十几岁就当民工，抡大锤，da pao眼，拉板车，抬石头，什么苦都吃过。跟路遥也有的一比。都是苦孩子。这么一说，路遥把《平凡的世界》给我看，真是托对人了，你怎么会毁人家呢？
副主席还有一席话，说路遥还有一些希望。如果《当代》要用，希望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全文一期发表；第二，头条；第三，大号字体。苛刻吗？不苛刻。有的作家还会有“一字不改”。和副主席谈过之后，当天下午，在陕西作协的办公室里，和路遥见了一面，寒暄了几句，拿着路遥的手稿回到招待所，趴在床上，兴致勃勃拜读。读着读着，兴致没了。没错，就是《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三十多万字。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不奇怪，我感觉就是慢，就是罗嗦，那故事一点悬念也没有，一点意外也没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实在很难往下看。
再经典的名著，我读不下去，就坚决不读。就跟吃东西一样，你说鲍鱼名贵，我吃着难吃，就坚决不吃。读书跟吃饭一样，是为自己享受，不是给别人看的。无独有偶，后来陈忠实的《白鹿原》，我也没读下去。得了茅盾文学奖，我也没再读。
那些平凡少年的平凡生活和平凡追求，就应该那么质朴，这本来就是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的价值所在呀！可惜那是1986年春天，伤痕文学过去了，正流行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正流行现代主义。这么说吧，当时的中国人，饥饿了多少年，眼睛都是绿的。读小说，都是如饥似渴，不仅要读情感，还要读新思想、新观念、新形式、新手法。那时候的文学，肩负着思想启蒙，文化复兴的任务，不满足读者标新立异的渴求，就一无是处。那些所谓意识流的中篇，连标点符号都懒得打，存心不给人喘气的时间。可我们那时候读着就很来劲，那就是那个时代的阅读节奏，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喘口气都觉得浪费时间。这不是开脱，是检讨自己怎么会铸成大错。
为了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住到煤矿，每天写作通宵达旦，然后睡觉到下午。路遥有回忆文章的标题就叫做《早晨从中午开始》。写完之后，就像大病了一场。妻离子散没有，呕心沥血的确。所以，我不可能对他说我根本就看不下去。我只能对副主席说，《当代》积稿太多，很难满足路遥的三点要求。
出差前，我就知道，正发稿和待发的长篇不少。我例举给你听：张炜的《古船》、柯云路的《夜与昼》、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还有李杭育那部后来被封杀的长篇。以当时的眼光看，都比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更值得期待。就算《平凡的世界》被看好，也不可能保证头条和几号大字，更不能保证全文一次刊登。路遥三大要求倒是退稿的好理由，这就不用说你看不下去了，还给路遥留了面子。严格说，不是我给路遥留面子，是路遥给我备好了台阶。很多著名作家提出过份的要求，并不一定非要实现，而是特意给编辑退稿准备台阶。避免编辑难办，大家难堪。要不然，只好说看不上，说不够发表水平，那就太残酷了。很多时候，表面过份，其实厚道。创作《平凡的世界》的作家，就不该是提过份要求的人。
退稿的时候，如果是无名作家，我们肯定就再见面了，我一定会把我的感受如实地告诉他，希望对他有所帮助。路遥是著名作家，轮不到我帮助，他要不主动听我的感受，我不会找上门去，自作多情。那位副主席希望我千万要保密，对文坛保密，对陕西作家，尤其要保密。那是应该的，稿子被你一个小编辑随手就退了，传出去怎么也不好听。
我在西安期间，还真有人不时问我一句：看路遥的稿子吧？那神情，有时会感觉古怪。路遥创作这部长篇，费时多年，应当是陕西文坛的一件大事，受大家关注很应该。可我的感觉是问及这事的作家都不看好这部稿子，似乎都不相信路遥在《人生》之后，还能写出更好的东西。要泄密出去，会有人幸灾乐祸吗？不会有这么严重。尽管到哪儿都会有文人相轻，到哪儿也都会有兔死狐悲，同病相怜。当时陕西有贾平凹和路遥两杆旗帜。贾平凹鬼才横溢，无人能学。路遥才气平平，但有生活，能吃苦，肯用功。他和大多数陕西作家有相同的创作路数。他的成功和失败都会对陕西作家有巨大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大家也不会盼着他失败。
陕西地处西北，远离经济文化中心，远离改革开放前沿，不能得风气之先。想要创新，不行；想要装现代，不行；想要给读者思想启蒙，更不行。所以，那些年，陕西文坛面对新知识爆炸，新信息爆炸，新思想爆炸的整个文坛，都感到自卑。八十年代中期，是现代主义横行，现实主义自卑的时代。陕西恰好是现实主义最重要的阵地，也该承担起现实主义的自卑重担。一是在陕西文学最自卑的年代，二是在路遥最自卑脆弱的刚完稿时候，我那一退稿，的确很残忍。
可惜我一个毛头小伙，愣头青，哪儿有这么心细。我退完稿，出门逛街，看上一辆有铁丝网还有轱辘的婴儿床，向孙见喜他们借了钱，高高兴兴买到手，扛上火车，就去了成都。当时我闺女她妈身怀六甲，我正准备给我闺女当爹。
回到《当代》，好像还有些得意，因为自己替领导化解了一道难题。那时候主持工作的副主编是朱盛昌，我们叫他老朱。老朱只是轻描淡写说：你应该把稿子带回来，让我们退稿。那样，对作家也好些。老朱是个厚道人，不过，我还是扪心自问：我怎么忘了带回北京，让领导处理呢？这么著名的作家，我怎么就这么擅自处理了呢？退稿之前，我怎么不打长途电话回编辑部请示领导呢？路遥说是给我看，其实是给《当代》看，我怎么就擅自代表《当代》了呢？别的老同志，像刘茵、老何、老章他们，知道这事儿以后，也都提醒我，应该把稿件带回来，让领导退稿。在《当代》，提醒几乎就是最高级别的批评了。我在《当代》错误不少，有些还是政治错误，连提醒都很少遭遇。《当代》的老同志，都习惯言传身教。
《平凡的世界》的倒霉，还没完。听老同志的批评，我还感到点欣慰。老同志们批评的仅仅是退稿程序，没有人说不该退，只是说不该由我退？　86年的文学期刊，包括四大名旦，都已经开始长达二十年的漫长衰退期。《花城》因为地处边远，危机感比《当代》《十月》《收获》都强。他们的编辑的组稿愿望非常强烈，为作家提供的服务也特别周到。打个比方，他们常常把作家请到广州，住当时最豪华的白天鹅宾馆。不是住三天两天，而是三月两月，住里面写小说。《花城》不拥天时，不占地利，只好努力寻求人和。当《花城》编辑，注定了一个命运：比《十月》《收获》《当代》付出多，收获少。无论他们为作家付出多少，作家给他们的稿子，还多是作家本人的二流稿子。有好稿子，作家还是要留在京沪，住白天鹅也不管用。作家不论个人性格如何，品行如何，在作品问题上，通常都是“势利”的，就跟家长总恨不得把孩子的脑袋削尖了去钻名牌学校一样，作家也希望给自己的作品寻求更有影响力更有话语权的刊物。整个中国文学包括期刊，都开始了边缘化进程，而地处边缘地区的文学和期刊理所当然是在边缘化的前站。正在经济中心化的广东也不例外。《花城》同行的努力，其实是在同边缘化的命运抗争。那些“势利”的作家，应该是先于我们感觉到了《花城》的边缘化命运。
《花城》从《当代》得知路遥有长篇新作，他们的新任（副？）主编谢望新，立刻从北京飞往西安，把《平凡的世界》带回广东，很快就刊登。而且，很快就在北京举办作品研讨会，雷厉风行，而且轰轰烈烈。那时候，《花城》和《当代》的关系很亲近，花城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关系也亲近。《平凡的世界》的研讨会，就在我们社会议室开的。很多《当代》编辑都去了。我没去，但不是没好意思，多半是因为没受到邀请。如果邀请到我们小编辑层次，会议室需要扩大两倍。我记得散会之后，老何率先回到《当代》，见了我，第一句话是说，大家私下的评价不怎么高哇。听了这话，我松了一口气，还不止松一口气，《花城》发表了这一部曲之后，居然就没发表以后部分。后面部分居然就没了音信，几年以后，才在《黄河》上登出。《黄河》好像是山西文联或者作协的，比《花城》还要边缘啊。有传说，在《黄河》上发表也不容易，也费了不少周折。对路遥，对《平凡的世界》，算不算落难？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是90年评，91年3月9号颁发的。那是评价最低的一届茅盾文学奖。刚刚经历1989年的政治风波，有关方面都很小心谨慎，比较起来，《平凡的世界》还是获奖作品中最好的。我知道有一种传说，说路遥得到的奖金远不够到北京的活动支出。注意这个传说背后，其实是路遥的悲凉。要知道，路遥在生时候，所得稿费可以忽略不计，他是生活在贫困之中，根本不可能拿出什么活动经费。就算他真的拖着病体在北京活动过，也不是他的耻辱。要知道，别的作家活动茅盾文学奖，都不用自己掏钱，都由地方政府买单，一次活动经费要花好几十万。即使在谣传中，路遥的所谓活动，也是微不足道，只能衬托出路遥的悲凉。
实话说，当我听见那些传说的时候，我也是欣慰的。路遥就在那些传说中突然去世了。路遥是死于肝病，陕西的朋友说起路遥，都叹息他的心事重，他的病跟他压抑的性格有关系，跟他的心情有关系，他的心情当然跟《平凡的世界》的遭遇有关系。
路遥就这一部长篇，如同《白鹿原》耗尽了陈忠实毕生功力一样，《平凡的世界》也耗尽了路遥毕生功力。《平凡的世界》一生坎坷，路遥没法高兴。假如我当初把稿子带回《当代》，假如《当代》分两期刊登，人民文学出版社自然会出书，自然会送选茅盾文学奖，同样会得奖，而且不会有活动的传说。就算要活动，也该是人文社出面。我不知道外界怎么传说的，据我所知，人文社都不活动。这么说很难让人相信，甚至会让作家失望。但我敢保证，我们“周洪”成员――包括洪清波、脚印――参与责编的那些获奖长篇，比如《尘埃落定》，比如《历史的天空》，都没有所谓活动。假如我当初把《平凡的世界》带回北京，真有可能一帆风顺，而且堂堂正正，路遥的创作心境和生活心境都会好得多。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的命运是天定的。我老周也是受天意指使。说来很残酷，上天给了《平凡的世界》转机，但这个转机却是路遥的英年早逝。
在路遥逝世之前，《平凡的世界》88年先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然后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广播过，已经很火了。那是耳朵的感受，不能代表眼睛的感受。小说是写给眼睛看的，要看作品在图书市场的反应。因为路遥的去世，才带动《平凡的世界》的销售。当时，我还真有这样的想法：人都死了，还不让书火一把？问题是《平凡的世界》不止火一把，它成了长销书。去年，我们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版权买到手，现在还时不时重印。
我感觉路遥的性格，是不善于和人交往那类，决定了他不会有很多朋友。《平凡的世界》的长销，就不可能是文坛什么人两肋插刀的结果，而只能是它本身的力量决定的。一部作品，颠沛流离，二十年以后还在走好，没有力量能行吗？我承认不承认，事实也摆在哪儿。而且，二十年前，我这个刚进北京不久的外省青年被路遥引为知己，那是路遥的误会。但在今天，无数和我当年一样的外省青年，真成了《平凡的世界》读者，成了路遥的知己。坦白地说，《平凡的世界》已经成了外省和外地青年的经典读本。前不久，出差去外地，在火车上坐了两天，下决心带了《平凡的世界》读，突然发现，跟当年的感觉不一样啊，不难看啊！当年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文学的价值在于启蒙。二十年过去了，文学启蒙的任务也过去了，价值标准也不同了。现在的文学，注重体验；现在的作家，有机会平等地讲故事了；现在的读者，有心情心平气和地感受人物的命运了。作为编辑，退掉了茅盾文学奖，退掉了传世经典，怎么说，也是错误，怎么开脱也没用。当然，我也不后悔，后悔也没用。我个人不可能超越时代，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得犯同样的错误，不可能更改。当然，除了星移斗转，时过境迁，我个人的阅读习惯也顺应了潮流。当年毛头小伙，心浮气燥，如饥似渴。现在老了，知道细嚼慢咽了。
《平凡的世界》最早的版本是1986年文联出版公司的，责编是一个姓李的编辑，是那位在西安苦等了一月的女编辑，她后来写有文章，说拿回到出版社以后，也还遭遇了不小的麻烦。领导也缺乏信心。领导知道《当代》和人文社曾经退稿，就更缺乏信心。当然没有点名，她在文章中只说“一家很有影响的大刊物和大出版社”，真给留情面啊！
还要补充一点，路遥是92年11月27号凌晨因肝病逝世，终年差16天43岁。这一点补充完毕，《平凡的世界》的故事就差不离了。我想应该做一个总结，我讲自己退稿《平凡的世界》的故事，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为了检讨。严格说，跟我个人得失无关，跟我自己的好恶也无关。有句古诗说：“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我就是那“尔曹”，《平凡的世界》就是那“江河”。我的意思，我只是作为一个见证人，讲述一部经典名著在文坛的命运。我们再重复一次故事的要点：一部经典名著，作家呕心沥血成稿之后，被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没看完，就草率退稿，然后开始在文坛边缘颠沛流离。好不容易获得茅盾文学奖，还被传说是活动的结果。好不容易畅销，又被认为是死亡效应。等到它终于被文学史认可，作家本人早在黄泉路上了。
重走现实主义道路——论路遥的文学意义
作者：张宏
1980年代，对于21世纪初的中国来说，是一个需要及时梳理和反思的“新时期”。在　“现代化”的旗帜下，文学凭借西方移植资源与“走出国门”之诉求的闪电式结合，一度出现此起彼伏式的繁荣昌盛。但是，曾几何时，在众声喧哗和一系列眼花缭乱的登台亮相之后，文学却在不经意间蜕变为故弄玄虚和闭门造车的“纯文学”游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正值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昔日跃立时代潮流之前沿的文学，却陷入到文学死亡论和作家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对1980年代文学演变的历史吊诡。
今天，反思文学的现状，我们在警惕市场化体制对作家娱乐化心态和消费主义写作影响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　“新时期”以来，标举写“个人”的“新启蒙”文学，以及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纯文学”理念，在摆脱当代作家头上的政治束缚的同时，也同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渐行渐远。可以说，文学正在丧失对广大人民的关注性，作家正在忘却对社会现实的责任感，这不能不说是今天文学失陷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此，重振文学对时代的作用，中国文学直面现实的传统就必须被重新继承并发扬光大。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阅读和纪念路遥。他和他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不仅在今天得以重现其固有的文学价值，并且留给我们丰富的时代启示和文学意义。
一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在现代性叙事这个他者的“注视”下，中国作家开始了对　“乡土中国”的重新叙述。但是，因为时代的原因，以鲁迅的《故乡》和以沈从文的《边城》为代表的乡土叙事，或者强调现代文明的启蒙，或者强调对“外面的世界”的距离，其结果都无法摆脱二元对立的现代性叙事模式。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中国的城乡改革和对外开放都已经进入新的一页，时代的脚步再也不能满足于作家对社会文明进行非此即彼、厚此薄彼的简单判断。作为一个始终关注社会现实的作家，路遥率先感受到了时代变化的信息，他敏锐地发现：“骤烈的社会改革，已经使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再不是各自封闭的天地了。它们还将会在更大的程度上交叉在一起。而且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它们的界线甚至会变得模糊不清。”也正是在这个感受下，路遥确定了自己的书写对象：“我的作品的题材范围，大都是我称之为‘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五光十色的世界。”
阅读路遥作品，主人公往往都是游走于城乡之间的人物，而作品中的其他人物，虽然生活或者在城市，或者在乡村，但都因为和主人公某些方面的关联，而对彼此差异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有了多多少少的理解和参与。事实上，路遥小说的意义开掘和主题建构，他所书写的情感与理性的矛盾、欲望和道德的冲突、现实与理想的对立以及爱与恨的交织，也都发生在这样一个“城乡交叉地带”的时空背景之下。不过，路遥作品的这些矛盾、冲突、和对立，虽然是体现在个人的内心冲突中，却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在中国，当农村和城市交叉相遇的时候，如何看待不同文明和观念之间的关系？
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有着鲜明的的对城市文明的渴望，不过，这种渴望是和他对自己“乡下人”的自卑纠缠在一起的。小说有这样一个细节，父母让高加林到县里卖馒头，高加林感到非常的丢人，在卖馒头的路上，因为看到周围的老太婆也挎着篮子，他就辛酸地想到，自己真的成了乡巴佬了，内心十分悲哀。随后，高加林化悲痛为力量，开始了一系列以从农村到城市生活为目标的奋斗。但是，在高加林身上，这种对城市的渴望却是和他对乡村的背叛同时进行的。高加林和农村姑娘刘巧珍的爱情，并非是对统“痴情女子负情汉”故事的现代演绎，而是融入了复杂的人性探究。高加林的负心，不仅是对爱情的辜负，也是他不断扭曲和全面“改造”昔日自己的结果，他因此成为了一个于连式的人物。而在这种扭曲和否定的背后，是对城市文明的全面认同和对乡村文明的彻底否定，也是对不择手段的个人奋斗手段的无条件接受。高加林注定要成为城乡文明差异的牺牲品：他既背叛了来自家乡的情意，又无法被城市完全接受，最终在现实和情感世界都一无所获。
和高加林一样，在路遥的另外一部代表作《平凡的世界》里，主人公孙少平也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乡下人”，两人的　身世、早期经历相似。不过，孙少平并没有像高加林那样竭尽全力地向成为一个“城里人”的生活目标奋斗，相反，他心态平和地反复游走于城乡之间，无论是回农村做小工，还是当井下工人，他都安心地一直处在底层社会中。在孙少平为了生活而奋斗的时候，他并没有像高加林那样将自己变得面目全非，而是始终保持了“乡下人”淳朴、善良、勇敢和勤劳的本色。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却不仅获得了家乡人的热爱，也获得了包括田晓霞在内的“城里人”的认可甚至爱情。
从高加林到孙少平，路遥展现给读者的，不仅是个人实现自我方式的差异，也是两种文化认同和价值判断的不同。而路遥正是通过对这种“城乡交叉地带”的人物叙述，表达了自己对于当代中国城乡文明和现实关系的看法。在现代城市文明中，个人奋斗和彼此竞争是个人无法回避的生存法则，但是这种奋斗和竞争如果仅仅以个人的功利和欲念为目的，就会变得像高加林那样不择手段，并且将自己不断扭曲、分裂，直到面目全非；而孙少平的成功恰恰在于他始终保持了中国乡土文化中的传统美德。实践证明，这种美德并没有因为城乡的差别而过时，或者说，它是普适的。作为一个理想性人物，在孙少平身上，无疑寄托了作者在自身时代对社会发展的一个答案。
在20世纪50年代，在谈到短篇小说的创作时，茅盾曾经主张要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也就是生活的“横断面”。　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路遥所关注的“城乡交叉地带”，无疑也可以看作整个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横断面”。　所谓“城乡交叉地带”，狭义地看，可以将其看作中国城乡文明的交接处；广义地看，它甚至可以涵盖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乡土中国”的整体。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片面强调竞争，将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是社会丛林法则看作是个人成功的必备要素，甚至宣称人性恶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其结果必然造成人类的物化和异化，这样的人势必是不健康的，这样的社会也势必是不健全的。“新时期”以来，中国在步入现代化叙事的轨迹中，如果对不断移植的外来思想不能进行及时的梳理和有效的反思，一味对西方现代性进程进行不加选择地全面复制，其结果也同样会陷入发展的困境。而对滋养我们五千年的传统文明中自然和美好元素的继承和发扬，无疑是化解这种困境的良药。正如路遥所说，“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也是我的命题。”“我迄今为止的全部小说，也许都可以包含在这一大主题之中。”而“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的自主性？如何让价值的、伦理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连续性按照自身的逻辑展开，而不是又一次被强行纳入一种‘世界文明主流’的话语和价值体系中去。”　今天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思考的问题。显然，对于路遥来说，并非是要简单化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叙事中的特殊性、不可兼容性和对抗性，而是要求我们在现代性叙事中不能割断自身和历史的联系。所谓“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那种认为现代性就是城市化和反传统，最终会导致我们像高加林那样在文化认同和主体认同方面陷入双重危机。
路遥文学纪念馆昨开馆[新闻]
陈忠实等揭牌 王蒙题写馆名
www.xawb.com 2007-11-18
本报讯（记者周媛实习生薛渊）昨天是路遥逝世15周年的日子，规模盛大的全国路遥学术研讨会在延安大学隆重举行，路遥文学纪念馆正式开馆。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忠实，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雷涛，延安大学原校长、路遥研究会会长申沛昌，延安大学校长廉振民等为纪念馆开馆揭牌，路遥女儿路茗茗还专门写来一篇饱含深情的致辞。
在路遥的母校延安大学举行的全国路遥学术研讨会，由省作协、延安大学等主办，吸引了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的60多位路遥研究专家参加，他们就路遥的文学作品、人生追求、路遥精神继承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日本路遥研究学者安本实专程赶来，并捐赠了大量珍贵的路遥研究资料。
位于延安大学的路遥文学纪念馆背倚安葬路遥的文汇山，由著名作家王蒙题写馆名。纪念馆占地180平方米，主体馆布展的内容分为“苦难的童年生活”、“文学摇篮期”、“延大啊，这个温暖的摇篮”、“抒写城乡融合的独特感受”、“诗与史的恢宏画卷”“永远的人格力量”等六大部分。
中外学者昨在延安追思著名作家路遥[新闻]
昨天是著名作家路遥逝世15周年纪念日。在路遥母校延安大学的文汇山路遥墓前，来自海内外１００多位路遥研究者，肃穆地献上花篮，表达对路遥的追思。在当天举行的全国路遥研究学术研讨会上，著名文学评论家何西来、李建军等学者就路遥的作品进行了研讨。
路遥文学馆昨天成立
路遥女儿路茗茗出席揭幕仪式 信报记者李冰／摄
昨天上午，一座专门纪念路遥的文学纪念馆正式成立。路遥文学馆位于延安大学窑洞建筑群一排，背依安葬路遥的文汇山，面临窑洞广场，占地约180平方米，馆名由王蒙先生题写。
文学馆展出了路遥各个时期的珍贵照片百余幅，展出刊登路遥作品的部分原始报刊，各种版本的路遥著作，国内外纪念路遥的文集与研究专著，以及路遥作品的部分手稿；音像厅拥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授权复制的《平凡的世界》152集长篇小说连续广播剧、《人生》广播剧节目，以及介绍路遥创作的电视专题片，电影《人生》等音像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副所长、著名文学评论家何西来说，陕西作家以柳青、路遥和陈忠实等形成了一个现实主义流派。路遥的作品是靠苦难来涵养，苦难给了他坚强的性格，充实了他创作的内容。路遥不仅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思想者，一个崇高的殉职者，他把作品写入了几代人的心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任编辑叶咏梅（《平凡的世界》广播剧编辑）回忆说，当时，《平凡的世界》广播剧先后播出３次，直接听众超过３亿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６０部来自古今中外名著改编的广播剧中，《平凡的世界》排名第八。
女儿给父亲电话“留言”
十五年后的今天，在无数人记挂着路遥和他的家人的时刻，路遥的家人在面对曲折人生时，所展露的坚强令人感叹。
昨天，是王天笑今年最难捱的一天。记者致电王天笑时，他刚参加完延安大学纪念路遥的活动，声音听起来稍显沙哑。“刚才和大伙一起去给我哥扫墓，他们走了以后，我就一个人在我哥墓前呆着。”作为路遥最小的弟弟，患有肝硬化的王天笑虽然身体趋于稳定，但每三四天就得去一次医院。“十五年了，还有这么多人惦记着我哥写的文章，这么多人记得他，听说有一个电视台正播放《人生》和我哥的一些纪录片，我真心地感谢大家。不容易，我高兴。也感谢关注我病情的人，我们都会好的。”
路遥的女儿路茗茗昨天没能来延安，但王天笑在墓前给她打了个电话。王天笑说他把手机放在墓碑前，让茗茗和他爸说话。“我也不知道她说了什么，是他们父女间的悄悄话吧。”记者通过短信方式联系到了身在外地的路茗茗，当说起给父亲的“留言”，她这样说到：“我跟爸爸说话了，但其实话非常简单，就是：爸爸放心，我会一直努力的。仅此。”看着短信里简短的话语，再看到路茗茗在博客里给父亲写的那篇名为《瞭望父亲精神的一扇窗口——写在路遥文学纪念馆开馆时》的催人泪下的文章，记者感到欣慰——路茗茗长大了。
让我们一起深切缅怀路遥先生，
愿优秀作家路遥精神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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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Music 黄河 文章来源: 互联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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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过半生 2007-11-18 09:23:24
不朽的作品是作家灵魂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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