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横跳 表情包 滑稽: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我读李零_

现在的右派是唯美国马首是瞻，爱美国没商量，动不动就是“今夜我是美国人”，投怀送抱，不管你要不要我，反正枪打不走，弹打不飞，我和你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而左派动不动就是重新当老大的强国梦，“中国模式”独步天下呼之欲出，其实都是春秋大梦。 一个健康的民族，总要有勇气面对历史，对外国，对中国都一样。已经过去的历史，无论是好是坏，是对是错，都需要敢子直面，因为历史是无法封锁更不能篡改，用不着解构更不用重构，大可不必费此无补之?力，无论如何以现代化划线涂抹，自卑自大来回翻烙饼，终是不如李零来得直白清楚。 　　

每读木生书文，总要细嚼慢咽、反复品味；放下《我读李零》，依然思绪万千、感慨不尽！

他再三敦请作序，本是善意高抬，却像蓄意拿我打镲。坚决推辞吧？不恭、不敢、心又不甘；遂其所愿呢？关公门前耍大刀，死定了不说，纯属自残，还活该！为此，我五内焦虑。

2007年，遵木生嘱，为《超越左右说实话》写了篇千字前言。[2] 现将全文挂出凑数，足见我人懒笔拙、才思枯竭。好在，省些笔墨，也方便读者：

起初，还是杜润生杜老讲的：内地人到西藏工作，最好要与军队建立可靠的联系，不仅为了物质文化和社会安全的需要，更由于在那里，军队有较高的保障效率。我从河南调入的武警水电部队，正巧在西藏承建几座水电站。因此，杜老电令我，护送张木生。

对张木生，我并不陌生。1965年，在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前三年，他就为理想而到农村插队，是最早用亲身苦行的方式去理论联系实际的人，算最初以独立苦思的方法来探寻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之一。文化革命初期，张木生遐迩闻名，一篇〈中国农民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长文，以多种手抄本的形式四处流传。当时，农村“一大二公”，贫穷落后，不少百姓饿饭。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对实际，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引发读者的思索，而这倒霉蛋儿自己则背上“小反革命”罪状，付出坐“大牢”的代价。文化革命结束，张木生从内蒙基层回来，参与组建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动滁县包产到户大调查，参加前几个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的起草讨论，以“马列枪法纯熟”著称圈内。我在河南任乡、县长时，受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对张木生，本来久仰其名，有机会接触，更是钦慕其才。

他黄钟，我瓦瓮，杜老不挑不弃，统统划拉到麾下，认作弟子。

遵师嘱，我引张木生入藏。在拉萨，沟通一圈儿，结识一片；出拉萨，第一站送他到海拔4500米的那曲任地委书记，还未到职，又通知改任林芝地区专员。马不停蹄，我迅即陪张木生赶往八一镇。密切的交往，就始于1993年的那个夏天，两个一心想干点事情的北京人，远在祖国西南边陲，不惧艰苦环境，谈工作，谈学习，谈理论，谈人生，同辇促膝，不舍昼夜，被世上最为壮丽的美景震撼，拼胸中几近极限的耐力抗争

两年后，因为种种复杂曲折，张木生挂冠而去，回京接手中国税务杂志社，几年就把一个欠了一屁股债，连买纸钱都拿不出来的杂志，办成全国最大的财经期刊。然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张木生坚持共产党员的初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索，一刻也没有停止。

正可谓，时居庙堂，不愧忠智之士；或处江湖，常怀赤子之情。

这本小册子，集中了他近年来从财税制度角度对政府行为的探讨。

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无论说起来有多么复杂，实践起来有多么曲折，为人民服务，为多数人服务，是共产党夺取政权、掌握政权的惟一检验。实践必须脚踏实地！从税务杂志到财税体制，到政府执政为民，他见微知着。

在北京，我们有的是机会，常扎堆儿神侃。或许是熟不拘礼、憨痴无恭，最简约地概括张木生的观点，我只用两句玩笑话：站稳“义和团立场”，不当亡国奴，不受二茬罪；走定“八国联军道路”，不忘狱中志，不变强国心。在他那里，仿佛并没有要么投靠八国联军，要么选择义和团的“两难”；更没有已是满眼球的酸文腐语、装洋耍酷。

他呼喊的，是实打实的制度建设，而不是哗众取宠的政治口号。

他高明的，是超出“新左”、“老右”，越过“主流”、“非主流”。回到老祖宗那里，察起点、定基点；对照新时代这厢，先搞清、再搞定。

中国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放在哪里，都有丰富多彩的大学问。

张木生，从青少年时〈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联系实际

到198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调查研究，从喜马拉雅山麓、雅鲁藏布江畔到《中国税务》杂志社，鼓咙疾呼，直谏不忌触讳；忧国著书，雨过不忘惊雷。

有官没官，官大官小，共产党员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职工作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一脉相传，矢志不移！

从《我读 》，追考《 说实话》。“读”为“说”，“读”深为“话”真，“读”得好、就为“说”得“实”。

“察起点，定基点”，为的是“超越左右”。

“先搞清，再搞定”，也是本书的主题：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一、战问

几年前，一家著名电视台评论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大腕主持人和名嘴嘉宾一唱一和，谴责志愿军残杀美国少爷兵，意思是说中国人太野蛮！这话符合全球化“普世价值”：凡沾上“共党”，都归为“恐怖”。

此节目引起国内非主流舆论大哗！主流媒体，倒挺沉得住气，饮恨吞声，不动如山。

现时，太多自封的“和平主义者”反对战争（反共、反恐战除外）！连带着，也就贬低武力，诋毁武士。

要说反对人类自相残杀，恐怕没有人不赞同。

特别在中国，先进的真超前，落后的够邪性：某大屠宰场“人道先兵”，猪牛羊先“执行电刑”“安乐死”，再“过刀”放血。如此非暴力，总给人虚头巴脑的感觉；虽不敢苟同，又能说什么呢？然而，再“人道”、“畜道”的地方，或常会深陷“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潜意识，不能自拔；最“反战”、“反暴”的人，或也为衣、食、住、行、抢配偶，打得昏天黑地、鼻青脸肿？

战争来自人的欲望，人欲不灭，消灭不了战争！

谁都怕战争、恨战争；可是，谁都逃不脱、躲不开战争。

由此，结晶出人类最古老、最重要的智慧 战争文化。我绝对无意指责那些调侃战争、游戏战争等艺术形式，既然是大文化嘛，就笃定包罗万象、丰富多彩。

我只想说，战争和战争中的人，太辉煌！太伟大！太沉痛！太厚重！不容我们所有人不尊重！作为足够成熟的人，需怀有虔敬之心，应秉持膜拜之礼。

对此，不谙世故，很无奈；不知善恶，很可怕；知恶行善，很不易、很可敬！

许多人，总不明白： “养兵即为战”，天经地义！但兵活着，绝非仅为战。

军队，专司暴力；但不意味着战士都崇尚暴力。恰恰相反，人命就一条，人心肉长的，出于与生俱来的求生恐死本能，面对血腥残杀，兵的内心，最反暴力。

因此，全世界的军人不约而同，都自称“崇尚和平”！而中国，自古更有“善士不武”、“乐杀不祥”的哲理，“全胜无斗，大兵无创”的“非战”兵法，享誉全球。[3]

孙子曰：“兵以利动”；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很简明，战争服务于经济和政治，是低一个层次的“手段”。这没错！但由此想当然地误认军队也是低俗一个档次的“工具”，则大谬！

战争这个最大的怪物恶魔，凶残强暴，杀人盈野，万事避让。当人的生命、民族存亡、国家兴衰系于旦夕，甚至人类毁灭在即，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等人造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战争，亡国旺族，绝非一般的“手段”！一旦开打，吞噬一切，万端环绕，自身变为中心；

军队，兴邦灭种，岂可仅视为“工具”？一朝动武，生杀予夺，铁血统治，永远是征服者！

征服，亦即驯化。“文明”的核心是人对人的驯化，没开始驯化动植物，就已驯化人，从“娃娃抓起”。人类社会走父系这条路，和打仗有关，与战争有不解之缘，在这点上，什么人种都一样。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也不是和平鸽。

关于战争，似知而又非知的“点”可不少。随意拈来：

杀人，当然不好；可多数人认为杀坏人尚可。

进一步，“杀生”也不能说好，一些人反对得厉害，但谁离得开杀生？包括“打了左脸伸右脸”的大主教、持戒吃斋的大和尚，全得治病吃药，杀菌灭毒打

虫子；都需吃穿住行，果蔬蚕裘不算生？不杀生，人活不到现在！

很遗憾，不打仗，就没有人类的今天。

战争是有组织的大规模谋杀（敌人），是变着法儿的蓄意打（敌）人。不管科技多发达，武器多智能化，战争中敌对的还是人，打杀的还是人。

认为“敌”不是“人”，“杀敌”不算“杀人”，西方人最爱矫情：在阿富汗、伊拉克，自己死几千、不得了，杀掉人家几十万、不算数；朝鲜、越南人死了几百万，老美眼睛都不眨；而千万、上亿的印地安人与黑人，被驱逐屠戮，被贩卖虐杀，“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藁”，[4] 谁统计？谁心疼？

据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描述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萨时有句名言：“也许他是狗娘养的，但他是咱们的狗娘养的。”知此，就明白什么叫“同态复仇”了：

用我的对称、打你的非对称，用我的全接触、打你的非接触，用我不值钱的命换你值钱的命，以命抵命！不再费劲刺王公，就叫妇幼炸平民！飞机撞大楼、路边人肉弹，同样不拿杀敌当杀人，玩儿的就是这心跳；打得新鬼烦冤旧鬼哭，此恨汹汹无绝期！

不可理喻，千古胜负如赌博，无论善恶，名帅痞子难掂量：见利忘义、避战毁国，图利忘危、求荣得辱；拿破仑也铩羽奔北，本?拉登却得意高歌，谁也别笑话谁。

大家都承认，兵凶战危，侵略如火。

道德极差劲、兵法最厉害：用间、暗杀，兵之正法；劫持、收买，战时常例。

目的极高尚、手段最卑劣：核弹、化武、生物战 坑、蒙、拐、骗、谋、诈、抢，军队作战，无所不用其极，是对生命的大摧残，是对文明的大破坏。

兵最老实，不骗自己，才不厌诈，乃以诈立！

很多人或许没注意到，人类文明史，往往由最残酷、最惨烈的战争来划定阶段。

国家是强力机器，正由暴力铸就；历史写满杀戮血祭，新文明、新文化，往往以战争为起始。

寓生于死，生死相依。很难解释，尽人皆知的残暴“手段”、世人都恨的恐怖“继续”，怎么会屡屡荣膺历史、文明、文化中划时代的圣杯？[5]

新中国远离战争几十年。坦诚说，即使军人，对战争血泪也几无感悟，对种种荒诞谬论，多听之任之。倒是百姓，更念之忧之。

令我惊异钦佩的是，张木生、李零、王小强、杨松林，或许还有未曾谋面的丁力，都不是军人。但他们却把战争蕴涵的真谛，放在人类发展长河中回述，鸿篇卓著，大义凛然。不苛求句句精当、字字珠玑，端赖于大事无误、大理公正。“文采风流今尚存”，[6] 实乃真军人也！

史上真军人，未必曾是兵！国内外著名的军队统帅、战法兵学大家、军事战略大师，没当过兵、没统过军的，比比皆是，何尝鲜见？最典型的不用追远，建国前后的“五大领袖”，除朱德总司令外，四位都没当过兵！但哪个不是文武双全、统兵百万、叱咤风云的伟大军人？

我们曾迷信一个经典定义：迄今一切人类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时下，“阶级斗争”不愿再提了，说历史是人类斗争史，没错！古籍连牍，青史满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琢磨，称之为人类对立统一的历史（或斗争团结史），好像该完整全面些？

对立统一也罢，斗争团结也好，其最高级、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战争！

战争，“国之大事”，与文明史，与文化历史，密不可分！

兵者，“生死之地，存亡之道”，稍有淡漠恍惚，都意味着巨大代价，“不可不察”！[7]

我们不该认真检讨、仔细审视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吗？

二、史问

我们常满怀深情地说、唱：“祖国啊祖国，亲爱的母亲！”这可能是最常见的赞美词了，但细究追索，字义词源上并非没有毛病：祖国的“祖”，来自男性崇拜，专指男性长辈；祖、先，各指我们的男女来源。严格讲，“祖国啊祖国，我们亲爱的父亲！”才名副其词。

此例，绝不碍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却能以小喻大。

中国史观，近几十年最大的问题，或许莫过于按

苏联的唯物史观“五种社会形态说”的中间一段：所谓“奴隶社会少奴隶”（奴隶制度占主体证据不足）、“封建社会不封建”（分封建邑制度不为主）

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是国家“大一统”。

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是中国最早的两次大一统。

西周是典型的“分封建制”大一统，没有典型的奴隶制，甚至没有类似美国的普遍黑奴制记载。[8] 我们的正统通史却讲，社会形态“跨奴隶社会”。[9] 岂不是“奴隶社会少奴隶”，或谓“没奴隶”？

西周封建是一次人口大重组、大融合，有天下共主；与欧洲封建的小国寡民无共主不同。中国传统的民族政策是柔远能弥，四海一家，子夏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孔子叫“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蛮夷戎狄、中原和亲，亲戚套亲戚，可以连成一大片。

春秋礼崩乐坏，僭越滥封，乱世割据，始变贵族传统，平民可凭战功取爵。

秦始皇的大一统和西周封建相反，不是靠热乎乎的血缘纽带和亲戚关系，而是靠冷冰冰的法律制度和统一标准。

秦始皇，收周秦千秋之功，罢“封建”，创“一统”：废井田，开阡陌，废诸侯，设郡县，统一文字，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用庞大的文官队伍执政，秦驰道是高等级的国家公路，秦直道是战备高速路，如此大功谁也抹不掉，引领世界先进。可叹，秦始皇也有砸锅崴泥的地儿，他搞学术大一统（焚书），想收拾知识分子的人心（坑儒），被骂翻天，很不成功。

汉承秦制，骨子里是秦始皇，但阳儒阴法，拢取涣散的人心。知识分子交孔夫子管，尊儒尊孔是虚拟领导，代替活不长的真实领导，其效甚好；兴立祠畴，老百姓交各种祠堂宗族管，拜祖、愚民，抬死人、压活人，鬼得很。

“大一统”的帝国。“大”是国土大，疆域大。“一统”是制度统一，政令统一，文化统一。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了2200年，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王小强曾集中概述了中国古代发达的货币、汇兑、纸币、商品交换和资本经济 是回归重要史实的大手笔！他把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经济制度，概括为“小农经济加市场”，认为这绝不同于西方的领主庄园式“自给自足大农经济”，并远先进于欧洲的封建。不论怎么评价，他的理论创新（或可加杨松林的网上激辩），都是对中国的文化历史观的一个重大探索！

无论按欧洲标准还是中国史论，秦汉相当于法国“太阳王”时期的中央集权专制民族国家，该属于前资本主义阶段。基辛格也说：中国的统一领先欧洲两千多年。这以后，虽然魏晋南北朝复辟了一段，但中国社会中的“封建”已趋式微，“大一统”始成定基。[10]

原本是封建制度的“礼崩乐坏”，然而，按“社会形态说”，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却叫“成熟的封建社会”，岂不成了“封建社会不封建”？

原本是“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罢封建”大一统，倒叫成“封建大一统”，岂不荒唐？

大一统，利大于弊，有利必有弊。文明痼疾，腐朽自大，高度的文明带来高度的腐败。“抚我则后，虐我则仇”，[11] 造反有理，以暴易暴！

毛泽东好像说过，中国的改朝换代，要感谢农民起义。而中国的“大一统”，则要感谢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没有这些邻居的压力，没有应付“五方之民”的能力，就没有中国。

恕我这里又不得不扯上战争和武力，包括应对游牧部落“胡未灭”的挑战，镇压境内“烧不尽”的野火，平息庙堂“吹又生”的廷变，侵略、劫掠、革命、暴乱、反叛、起义，无休无止；蛮族大入侵、农民大起义，没完没了！

统一中国的力量，来自无穷的征战。皆知其所害，不知其为利之大。战争造就“大一统”！

不战，哪来的大一统？不武，怎会有民族大融合、血统大融合、文化大融合、南北大融合？

历史 血流成河、泪流成河，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华民族的历史，仍是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各民族共

同创造融合而成。

战、武融合，还融出中国的“和文化”：从“慎战”、“不战”、“全胜”，到以战促和、和而不同、知和而和 充分反映出战争与和平的辩证规律，创造出只有中国才特有的战争理论，举世赞赏。

对我们今天提倡的“和谐”、“和睦”、“和平”，老外总吵吵不理解、“不透明”。而对任何中国人来说，“以和为贵”，于脑于心、实实在在，早就融于血液和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之魂！

当之无愧！战争，荣为历史、文明、文化的里程碑！

中国历史的另一大特色，就是西北对东南、游牧对农耕的攻伐融合。除了商起于东而灭夏、朱元璋北伐撵走蒙元以外，都是西北“狼”东北“虎”冲向东、南，逐鹿中原而得天下。小邦周克大邑商，秦灭六国，是西北征服东南；汉之兴自蜀汉；隋唐聚起关陇；三国两晋、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烽火连天下；西夏、辽、金、元、朱棣，甚至李自成都是或北或西，挤压征服东南；满清更是北方夷狄；连毛泽东统天下也是在延安打下根基，刘少奇先期抢占东北后，几乎原样走了大清入关的“龙兴之路”，横扫千军。怎么这么巧？

原来西、北有个以骑马民族为背景的“寒流”、“高压槽”，总是从西北横扫东南。司马迁说：“或曰： 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中国古代特现代化，独特地理位置产生独特的大国。国家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汉族是多民族的融合产物。夷夏杂处，如大漩涡，内外之辨，不在种族，而在文化，于农于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陈寅恪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即为汉人，胡化即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12]

正可谓，一统之世，民族胡越一家；多元一体，文化水乳交融。这种融合还在进行中。

中国从没有统一的宗教，老百姓只要不造反，各信各的教，各有各的庙。没有宗教战争，对外侵略性肯定比西方小。中国文字一脉单传，没有失落的文明，全世界又是独一无二。

西方的古典对立：西方民主，东方专制，这个说法是偏见。西方历史，古代四分五裂，近代才有统一民族国家。他们聚少散多，我们聚多散少；他们的合是合中有分，联是邦联，我们的分，有“天下共主”，有文化道统“一贯制”；他们的蛮族南下、被蛮化，我们的蛮族南下、被汉化，万里长城永不倒。封建制下，欧洲的领土和人民是领主封君的私产；我们自汉以降两千多年，“国”与“民”、“公器”也，“民贵君轻”被奉为圣训圭臬。中国传统和现代趋势最接近，国家一元化、宗教多元化，比近代美国多民族统一国家还现代化。

全世界的古代社会，民主代表原始，专制反而代表进步，此不可不察也。

西方一向是以他们的“前后”当我们的“前后”，这对解释中国历史一窍不通。

西方一直以“小国之心”度“大国之腹”。列强说了百年：边疆、国界、统一的民族国家都是近代概念，对历史上的大国，只一个法儿，大卸八块。台独、藏独、疆独、七块、八块论，一边一国，一切都待推倒重来。

前台、后台有人家的分工。强盗逻辑，才是不折不扣的硬道理，靠的是帝国主义的硬实力、硬武力！

李零反对用“封建专制主义”词组。因为在欧洲，“专制”的反面是“封建”，俩词儿不能捏一块儿。我托木生转告，他的道理咱明白，但在中国，词义矛盾不大，这个词组还取消不得。否则，秦始皇、隋炀帝、唐太宗、慈禧 不叫“封建专制”，叫什么？你们得先找出个同义词代替。哥儿俩没回音，估计私下跟我抬杠：两码事，别搁一勺儿烩。

正如今日之“民主”，早已没有与“君主”对应的那个原词的原味儿了。西方公认：英国、日本和泰国这样的君主国，是“完全民主国家”；而推翻国王的尼泊尔，却算“非民主专制国家”。更怪诞的：就连视民主为“专利”的美国，对“民主”都没个准确的定义。时髦说，叫“广场三原则”；[13] 咱们说，那叫“为民选主子”！ 所以，急需澄清。

“封建”，如此重要的政治、历史概念，竟这般扑朔迷离、无所适从；“民主”，如此常用的历史、政治词汇，都这样离题万里，含混不清！

我们，包括你和我，都“反封建”、“举民主”！总要有个明确一致的坐标、共识吧？

时下，如此这般的虚实之事，多矣！正是，“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14]

我们不该返回理论原点、澄清定义，重塑、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吗？

三、路问

近年，仍常有人从国外搬个什么“主义”新名儿忽悠，甚至连理论内容和实际业绩都懒得介绍，就捧为完美理想的惟一成功范例，并神秘地说：从没经过中国化“变味儿”。

对中国这样人多、地大、古老、事稠的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学习超强大国的终极经验，还是套用寡民小国的顶峰实践，不变味儿，肯定行不通！即使是口头推荐，也得先翻成中国话呀？

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反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提出、刘少奇实践的新民主主义？

人有许多病都治不好，更不要说绝症。病笃乱投医，西医不灵找中医，中医傻眼找巫医，病人总是在三者间转磨。

国家走的路，我们可没少折腾：美国、日本、苏联制度，都是生吞活剥、全套照搬；南斯拉夫、新加坡、匈牙利模式，当作佛脚灵丹、又抱又啃；休克疗法、颜色革命、解体易帜，炒成乌龟王八大补汤，全推介过。木生比喻：神农尝百草，拿自身试验到上吐下泻的地步！

文化史观上也如此：传统不灵求现代化，资本主义没门儿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撞墙再寻回传统，也是转磨。释、儒、道、法、阴阳术 甚至医学、红学、养生学都来凑热闹，信誓旦旦：不仅救中国，还能救世界！

1840年之后，面对资本主义文明，中国落后了。蛋糕太大要切着吃，西方列强瓜分豆剥，小日本大野心，要一口鲸吞中国，败得最惨。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管屡战屡败，却屡踣屡起。

改革开放30年，经济改革自然自觉地顺应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创造了世界奇迹。但世人都说中国是经济改革的巨人，社会改革的侏儒。

我们与官产学媒、主流非主流的共识是，反对权贵资本主义、解决中国的两极分化和贪污腐败。

分歧是，客家想惊险一跃，尽管有苏联东欧解体灾难在前，仍挡不住要全面实验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土家想造反再乱，尽管曾自陷崩溃被否定，还记不住阶级专政“不断革命”是条死路；我家认为，社会与政治改革，要用经过实践验证为正确的、我们自己的理论创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指导。

在突飞猛进而又积累了巨大矛盾的中国，我们必须严防造反余孽与民粹主义“愤青”合流的极左大破坏；又需警惕狭隘自大民族主义加“暴民”造势的极右大爆发！“文革”之鉴，德、日法西斯之鉴，后人必要鉴之。

历史是过去的真实描述，然而绝不可能完全真实。

历史是一面镜子，既照着今天，又照出明天！

在颐和园幽静的后山，木生问：

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包括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凡是用新民主主义为指导，就胜利、成功了！而没有真正遵循那套理论的，或犯错误、或走弯路，都出了问题。你认为，可不可以这样说？

我只闷头默想：在当下的社会中，能够涵盖“主流非主流”合成的“最小公倍数”，能够弥合“左右理论”求得的“最大公约数”，可能非

“新民主主义”莫属了。

他是明知故问，我则借题发挥 将此问题留给读者们考证思索，请大家一块儿来回答。

这不是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回归新起点的又一重大课题？

几十年中，从“闭关锁国”年代的“小反革命”，到“两个凡是”环境中的“解放先驱”；不论在改革开放初期挺身陷阵，还是作为先知先觉的“自由化”精英，张木生和王小强们，凝聚了多少热血志士的共识。

世纪之交，他们准确预见了“投机赌博新经济”造成的“泡沫破灭”和“金融危机”，警告了今天面临的“史无前例的挑战”、“新三座大山”和诸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大对策、大战略，很多今天被采纳，明天也将被验证。

每逢关键，他们卷起的思想旋风，今人难以企及。

有人说，看看眼前，除了一双筷子，日常所用的一切，都已被“西化”了，还反什么？如果管这叫“西化”，所有人都不反对。然而，李约瑟说过，当今世界大部分文明，都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发明创造之上的；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于其它所有国家。这话远非全球共识，却还有人说是“中化”，甚至联系到“威胁论”！

当今的社会，民主、自由、开放多了，几乎没人“打棍子、扣帽子、揪辫子”。

多种思潮、多极政见、多元文化甚嚣尘上，反复碰撞、磨合杂交、融会贯通。

加上阶级界限模糊、人际关系繁复，差别含混重迭，虽有新的矛盾凸显、激化，倒也并非你死我活。

按说，官场、民间的容忍度该高些，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了！

然而，也是今天，知识爆炸淹没你，影视网络淘汰你，权钱食色诱惑你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还真难！坚守中庸、左右开弓，确实可能两面不认同、两端得罪人、两头不落好。能超越左右，摈弃主流非主流，何其不易！

眼前，不是没路，而是路过多：大街小巷，曲径天路，阡陌纵横，眼花缭乱。说得再好，走不了、行不通，瞎掰；看着再靓，走太慢、行路难，边儿靠！

路，是要人行走的。选路，历来作大难。惟一的标准就是实践的结果，又好又快，科学发展！

前书的《说》，现书的《读》，无论“说”的，还是“读”的，“返回马克思的原基点”也好，“改造文化历史观”也罢，我们革命的初衷，根本如一：为了和平，为人的解放奋斗！我们建设的目的，始终没变：强国富民，为了多数人服务！

蒋介石说：“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老蒋的话，很多都错得吊诡。他这话，我爱听，但绝不敢说正确。起码要加不少匡定诠释、修正说明。

首先，不论是否投降，共产党犯的错误，海了去了；经历的失败，大了去了；垮台被消灭，多了去了！不败、不错、不垮，何来投降？党都散了、亡了、没了，谁来认栽、投降？老蒋好像自说自话。

其次，共产党不投降，不等于说共产党员不投降。事实上，党的总书记都有不少背叛、变节的。国际国内，早年近年，不胜枚数。老蒋这话，忒诡异！[15]

第三，要说共产党能够不投降，就因为有党内民主，有大量忠诚的党员善于反思：一次、再次地纠错，回到历史的基点；探索完善“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回到正确的原点；从失败的地方爬起，回到现实的起点；改造文化历史观，回到我们信仰的初衷。

重新干起，百折不挠！山高水长，嵯峨浩荡！

越是困难、迷茫、挫败、失望之时，越显出这样一批：独立不倚，卓而不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 永不投降的共产党人！

为什么读李零？李零讲的理儿和事儿透彻、先进。

张木生下大力写出：《我读李零》。

1968年底，我与李零在内蒙古临河插队。李零一直是我们的精神老师，正是长期受他启发，我写了一篇《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文章在全国刮起一阵"张木生旋风"，我也为此尝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窗滋味。近30年来，追忆这篇文章的书籍、报刊、电视访谈总有几十起。"文革"浩劫苦难深重，却是我们的启蒙时期。李零当时的思想深度，早已超越我那篇受他启发的文章。我也是一鼠辈，虽马齿渐老，彻底交代我们"文革"中的心灵苦旅，"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不必等候炬火"（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一》）。

我想指出，1977年初，"文革"刚刚结束，李零当时的思想清理水平，我指的不是他的"三古"专业，而是社科人文水平的高度，可能更能启发后来者。"四人帮"刚刚垮台，李零连续写了三篇文章：《"四人帮"歪曲马列语录33条考证》、《论民主不是资产阶级专利》、《评法批儒的错误历史观》。看看他32年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当然，这是我32年前对他思想的记录，记录不准确的地方，责任在我。

李零：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我整理李零思想的记录，是1977年4月，"四人帮"被抓，"文革"刚刚结束。李零是这样总结的：

《共产党宣言》已经发表将近130周年了，马克思主义从它问世到现在将近130年的时间里，有过许多成功，也有过许多失败，而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两起两落：

（1）它的第一起一落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从1844年提出，而于1848年以《宣言》的形式问世，从《宣言》发表到后来的俄国革命爆发，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48~1871年，这是一个"革命和风暴"的时期，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革命中学习进行独立斗争，上了它的第一课。并通过巴黎公社对资本主义的首次冲击，取得了许多宝贵经验和教训：借助现实斗争的示范作用，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它以前占据统治地位的各种社会主义派别，为自己赢得了最广大的群众。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第一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诞生了。第二个阶段是从1872~1904年，自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革命在西方已经结束，在东方还没有开始，西方进入了一个"未来改革的和平"准备阶段。

在这个阶段上问题改变了它的最初提法：既然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初尝试已经失败，而新的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对工人阶级来说，新的一课就成为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重新训练自己。在这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在西方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工人阶级的政党在西方各国相继建立，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曾经一度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鼎盛时期。民主的训练有两种结果，争得民主上升为统治阶级；另一种结果，将资产阶级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但自从恩格斯死后，西方各社会主义政党的著名领袖却借口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人运动的新特点，拼命歪曲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发生的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变，极力夸大工人运动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所取得的成就，借以抹杀无产阶级革命的远大目标--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宣扬"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各种机会主义派别的继续，而且是工人运动内部从来就有的小资产阶级传统在新形势下的复活，在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中，第二国际的领袖们背弃《宣言》的基本思想，用社会沙文主义代替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空前的分裂，第二国际的破产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危机，这一危机直到现在也还一直影响着西方工人运动的整个发展。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产生工联主

义，工人运动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真是太难了。

（2）它的第二起落是在东方。1905年，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是东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它预示了后来革命中心从德国到俄国以至整个东方的转移过程。由于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由于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爆发，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仅重新被提到日程上来，而且大大加快了发展速度。1917年2月，俄国爆发了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但紧接着同年10月，俄国又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又从资产阶级手里落到了无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无力将本国的民主改革进行到底，也无力摆脱帝国主义战争的空前灾难，是使资产阶级革命迅速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主要原因。俄国出现了一个类似于巴黎公社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每次总结提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面对的是软弱无力的俄国资产阶级，如面对的是老辣狡猾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很难成功。

列宁是这个革命的真正领导者，他不仅用俄国的榜样实践了自己关于变帝国主义大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号召，而且一再热情呼吁西方各先进国家的工人摆脱机会主义领袖，向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开火。列宁把十月革命看做是世界革命的信号，最初，他期望这个革命会反转来促使西方各先进国家爆发革命，并从这些国家中得到决定性支持；而在西方革命一再迁延的情况下，他又力求把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下去，坚持到西方各先进国家发生革命的那一天，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尝试着向社会主义过渡，提出了一系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步骤。此外，他还从东方国家看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苏联的榜样不仅对东方国家的革命起了直接的示范作用，而且也极大地鼓舞了西方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第三国际下又重新统一了起来，正是在第二国际破产的空前大危机中，马克思主义又从另一个方向上被复兴起来。

可是自从列宁死后，俄国共产党两个领袖，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却爆发了一场关于一国是否能够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托洛茨基从俄国落后，建设社会主义条件不足，需要靠世界革命来补充的正确前提，得出了取消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结论；相反斯大林则从坚持十月革命成果的正确前提，得出了丧失清醒估计的所谓"一国建成"论，并发展为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这同样是背离了《宣言》的基本思想。列宁在基本不能理政的晚年，提出将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子上换下来，他把苏联当时的政府机构称为"糟糕透顶的官僚机构"，并预言了将来的"血雨腥风"。自苏联之后，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又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有其各自的许多特点，但却基本上都是以苏联为范型。因此，自从斯大林死后，当对斯大林的批判来自苏联共产党内部时，"社会主义阵营"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裂。向南斯拉夫赔礼道歉，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苏论战，侵捷事件和目前的"人权运动"，是这个解体过程中几个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从那以来，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西方工人阶级中已经威信扫地，而且就是在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已经引起了人们的种种不满。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掩盖它的矛盾，当人们凭借自己的经验用"封建的"、"法西斯的"、"帝国主义的"一类字眼称呼它，它的腐败如果不说是暴露无遗，也已经是接近于暴露无遗。

无疑，我们已处在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大危机之中。马克思主义正在接受历史的考验。但事情是不是像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既然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直到现在并没有起来进行革命，而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也已经腐败透顶，那么这就证明，它也像任何理想化的学说一样，遭到了现实的嘲弄

，它在东西方两个世界都彻底失败了呢？

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回答这个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返回头来，不带偏见地看看马克思主义究竟说过些什么又做过些什么？

（一）马克思主义究竟说过些什么？

1.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反复复说，他们的学说就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第一，它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这是它与各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不同的地方；但第二它又不只是一般的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而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它并不以无产阶级要求解放的主观愿望为转移，而是以这些愿望赖以实现的客观条件为转移，这是它与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不同的地方。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工人运动和社会发展的学说曾经是对立的，只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把它们真正结合了起来，也就是说把运动和目的结合了起来。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只有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得到解放；而社会发展的目的也只有依靠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去实现。

一方面，他们始终坚持一种客观的历史观察方法，并把自己的全部理论都建筑在对资本主义发展分析之上。他们将从前人们关于社会发展的各种模糊猜测：如以社会统一组织生产来拯救资本主义，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以及劳动者的统一分配即原来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做出了科学的论证和分析，指出了二者与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上的联系和区别，以及二者之间在历史发展上的联系和区别。这是它理论上的特点，也是它理论上的优点。

另一方面，他们始终坚持一种最广泛的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强调工人在政治上必须组织成为一个阶级，反对任何宗派主义和在政治上取消工人阶级的独立性。他们总是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反对以暂时的利益牺牲革命的长远利益。这是它在实践上的特点，也是它在实践上的优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把自己的理论当做一成不变的教条强加给工人阶级，而是把它当做行动的指南，期待工人阶级从自己的实际地位和战斗经验去理解它，掌握它，检验它，发展它。他们并不人为地制造群众运动和限制群众运动，而是热情地支持群众运动和帮助群众运动。他们总是在革命行动之前帮助群众冷静地分析情况，在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耐心地劝阻群众放弃冒险；而当革命行动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之后，他们又积极地支持群众，帮助他们尽量少犯错误，帮助他们尽量把斗争坚持下去；而即使是革命行动失败了，他们也并不气馁，而是帮助群众总结经验与教训，以此教育后来的人们应该怎样继续斗争。

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迎合群众运动的落后心理和盲目自发性的时髦学说，而是同群众运动的落后心理及其盲目自发性进行斗争。他们深知自己的科学理论与工人阶级的传统心理及其自发性是毫不兼容的东西，因此总是强调工人阶级必须通过自觉地学习来认识自身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解放的科学理论，而不是为了迎合工人愿望的时髦学说，这是它优越于一切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的地方。它以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为目的，这个目的无疑要由与时俱进的整个历史运动来实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命运虽然是取决于工人阶级对它的直接需要，但它的最终命运，却要取决于它对历史观察的正确与否。

因为只有真理都是不可战胜的，而真理只能有一个。

2. 马克思主义怎样分析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自身包含着矛盾冲突解决的手段，资本主义发展是一种不以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运动。这种发展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提供了客观条件。他们总是强调说，他们从来不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工人阶级要求解放的道德愿望之上，而是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分析之上。

他们的理论主要就是对资

本主义的分析，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分析，这种分析在他们写成的《资本论》中得到最好的表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英国为典型，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分析的基础，就是以科学的分析为基础的剩余价值学说。借助这个学说，他们不仅指出了资本主义是最普遍的一般的商品生产，而且指出了它是以生产剩余价值为条件的剩余价值的榨取过程，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积累过程；而维持这种生产过程得以扩大，也就是积累得以实现的条件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流通；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也就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各种货币形态即利润，以及利润以不同形式在资本家之间所进行的分配。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上典型表达形式，即扎伊尔三位一体公式的虚伪荒谬，说明了它的真实起源，即劳动异化；劳动对劳动者的异化，产品对劳动者的异化，社会关系对劳动者的异化，等等。《资本论》所提供的这种基本分析，是结合着资本主义发展史叙述的，但它却不只是一部历史性的著作，而更多的是偏重理论方面。因此，它不只对分析早期英国的资本主义有价值，而且对分析资本主义的一般特点也有价值。剩余价值学说，虽然也是一种价值判断，不像自然科学一样可证伪判断，只能依靠实践判断，但它是第一个不同于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观的科学假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死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的时代，发展为垄断的资本主义，并从垄断的资本主义之中产生出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总结了这种资本主义的新特点，指出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监督和计算的范围的扩大）、银行在一切经济业务往来中的枢纽作用（监督和计算的中心）、财政资本的形成以及许多带有公益性质的企业收归国家所有，这一切都为社会主义准备了前所未有的完备条件。当然国有企业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更不等于社会主义。而资本的输出，列强瓜分世界等，也使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获得了真正积极的意义，更加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资本。而且这种发展采取了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即不是顺序经过西方经历的由前资本主义到小生产到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以至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而是同时经过这所有一切过程，或者以从外部直接摧毁，直接取而代之的方式绕过其中的某些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的训练，资本的国际性，都是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条件。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工人阶级就不能获得解放的条件。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工人阶级就不能获得解放，社会主义就没有成功的保证。

3. 马克思主义是怎样论述共产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历史性目的。这个目的的实现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结果。但这种消灭只是说资本主义发展依据的历史规律不能不转化为自身的对立物。共产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臆想替代物而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转化物。因此他们的共产主义理论根本不是对未来社会的想象和描述，而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一种客观分析和估计。他们只是从这种分析之中提出了某些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范畴相对立的经济范畴，而将其不可能设想的细节完全置之不顾。

（1）关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它与资本主义还存在着某种可以相互比拟的地方。而这种可以相比拟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后者还通行着某种与价值法则相类似的东西（后面将论述）。在这里，资本主义的主要经济范畴--剩余价值所发生的转化，是以它的前提--价值范畴的转化为前提：

A. 价值还原为对劳动时间和效用的计算。我们都还记得在《资本论》第一篇中用演绎法通过使用价值（效用）、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分析，抽象出价值的实体--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当然是违反资产阶级经验常识的表达方式。过去，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曾责难马克思，要求他对价值做现实形态的还原，但他们却没有想到，如果价值一旦直接还原为劳动时间和对效用的计算，而不再是以自发的形式在资本家背后进行，它也就不成其为价值了，价值存在的资本主义前提也就推翻了。所以，价值还原本质上只能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才有"计划经济"，而所谓"计划经济"按其本义讲，就是指按劳动时间调节生产与分配，以决定物质消耗、劳动消耗，以及二者的换量和比例，以及生产的比例，消费的比例，生产和消费的比例，等等。而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也才有"按劳分配"，也就是根据社会的生产与消费的比例将直接用于生产和间接消费的产品，加以扣除，然后在劳动者之间，根据劳动者个人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进行分配。显然，在所有这一切之中，劳动都起着尺度的作用，社会将按照生产与消费的正常比例发展生产和组织消费。（可见，"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是会在无商品、无货币、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才会出现。）

B. 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对立将被社会基金按生产和消费的用途不同做出的划分所代替。本来归资本家所有，一部分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一部分用于资本家积累的剩余价值，将一部分用于社会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一部分用于全社会的个人消费（或者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因此，不仅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对立将被消灭，而且决定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两种劳动--剩余劳动和直接用于生产，但间接用于消费的必要劳动，两种劳动的对立也将消失。它们都是直接或间接为社会消费付出的劳动，因而都是必要劳动。这样，资本主义的为生产而生产，就将被按比例的发展所代替，社会积累在以前所采取的资本的虚拟形式，社会积累与社会消费的对立将被消除；那种为早期资本主义所罕见，而为现代资本主义所习见的利润向工资的消极转移，以及生产与消费的被动平衡，才获得真正积极主动的意义。在计划生产的条件下，根据经验和概率的计算，将可能直接决定生产与消费的大概比例，从而直接决定社会总产品在这两个范围内的分配。

因而，其他与此有关的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如与价值范畴有关的商品、货币、价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有关的工资、利润、市场、竞争等概念也都不能不归于消灭；作为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一般私有制前提，以及与这种前提有关的阶级、国家等等范畴，也都不能不归于消灭。如列宁所说，国家成为"半国家非政治国家，执行经济职能的国家"。

（2）关于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通常所说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与它的低级阶段不同，需求代替了劳动时间的尺度作用。需求将不再是生产的被动适应物，而成为用以调节生产与消费比例的尺度，因而也是决定社会的生产和分配的尺度，但这需要三个条件：

A. 物质的极大丰富；

B. 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

C. 人的全面发展。

因为如果没有物质的极大丰富，消费就仍然是生产的被动适应物，人就不可避免地仍然受到自己产品的支配（虽然不同于资本主义下产品对劳动者的支配）；如果没有自觉的劳动（即仍然是带有强制性的劳动），人就不可避免地仍然受到自己劳动的支配（虽然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对劳动者的支配）；如果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即仍然是处于社会分工的对立，如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之中），那么劳动在不同人之间所进行的固定分配，就仍然是使社会陷入某种对立和分裂的原因（虽然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那种对立和分裂）。也就是说，只有实现了上述三点，社会才能脱尽它由资本主义带来的痕迹，才能消灭异化，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转化（请注意：马克思和恩格

斯只讲两大差别，而不讲三大差别，因为工农差别是阶级差别）。

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论述是不是一种基于客观理由的分析呢？这当然是应该允许批评的。这种理论是不是正确的呢？也当然要由历史事实来检验。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就正是这样看待他们自己的理论，他们非常慎重地把自己关于未来社会的估计当做带有假说性质的东西，认为这需要由一整个历史运动来证明它，并且欢迎人们不带偏见地加以批评。因此即使这个理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拿出一个旗鼓相当的批评来，而绝不能用"大而无当"、"思想迂阔"等作为逃避分析的理由。

4. 马克思主义是怎样论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的？

如果我们在刚才的转述中，还只是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做了基本经济范畴的对比，这种对比还不免带有抽象性质。那么，这些范畴在过渡的问题上就是被具体展开了。在这里，从资本主义转变到共产主义，需要一系列中间环节、媒介形式，而这些中间环节和媒介形式除借助理论的分析从现存的资本主义机体中去发现外，也要借助于改造资本主义的实践本身。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是指从资本主义到包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因此列宁也把这个过渡直接解释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社会是这个过渡的直接目标。

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仅提出了某些可以直接想见的措施，这措施中最主要的一步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无产阶级国家的名义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消灭资本主义的一般历史前提私有制，使劳动者与生产数据重新结合起来。但这种"国有化"与通常所说的相反，非但不是过渡的结束，反而只是过渡的开始。而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是欧洲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夺取政权之后共同行动，是在世界上，代表最先进生产力国家的共同行动。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有化学说，将他们的过渡理论具体化了。他不仅总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指出资产阶级国家只能消灭（不能现成掌握），而无产阶级国家只能自行消亡，无产阶级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多数人的专政，最广泛的民主和最狭小的专政），它以消灭阶级为目的，因此消灭阶级的过程，也就是无产阶级国家消亡的过程。阶级消灭之后，无产阶级国家消亡，但国家还会以某种残余形式保留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里。以此保卫事实上还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没有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执行某种类似于资产阶级国家的职能。为我们理解过渡时期的政治形式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方法。而且还借助于帝国主义的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最高发展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在西方各先进国家加速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补充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国有化的学说，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更为具体的步骤。它既看到资本主义经由前资本主义到小生产到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资本主义的一般发展，看到这种发展过程的各种媒介形式如自由贸易、土地国有化、合作制、资本积聚、股份公司、辛迪加等等，也指出了它们在俄国社会中的不平衡发展，它们的同时并存，提出了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导形式的一系列小过渡。把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的过渡同弥补本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民主改革不彻底，以及赶上西方先进国家的过程结合起来，也就是社会主义和民主改革，阶级斗争和改良结合了起来。这种分析虽然特别是针对俄国社会的具体情况，但却有其一般意义，而且对西方先进国家也有参考价值。尤其是对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首先开始革命，其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即过渡时期）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与社

会主义的前途联系在一起，指出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同点是严格的计算和监督，全民的监督和计算是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前提。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各级阶梯中的最后一级，舍此没有其他道路。社会主义就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向前再迈进一步，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发展，哪怕是小生产，就其从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其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而言，可以直接或间接构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哪怕是国家资本主义，哪怕是国有大企业，就其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身而言，也必然是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

5.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运动？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资本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现象，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的运动也必然是一种国际性的运动。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A. 他们认为，西方先进国家的革命在世界革命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不仅是因为那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最成熟，而且也是因为那里是国际资本的大本营。但西方先进国家的革命本身需要依赖于国际性的条件，而且比其他任何地区对这种国际性的条件的依赖都更强。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革命的国际性的概念往往还只是限于西欧（这反映了19世纪资本主义本身的局限性），那么列宁就把这种革命的国际性的概念大大扩大到包括东方在内的整个世界。

B. 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如果先于西方先进国家爆发，可能有两个结果：如果这种革命成为西方先进国家革命的信号，并从西方革命得到决定性的支持，成为相互补充的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落后国家就有可能从比较低的起点上，绕过某些中间环节，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果这种革命并没有引起西方先进国家的响应，而是成为脱离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孤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顺序发展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

C. 列宁还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存在不平衡性的条件下，由于落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发生较早，由于西方已经发生过的历史进程的影响，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资产阶级的保守性成反比发展，资产阶级的革命可能会出乎意料地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在那里，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异常的早熟性），但支持这种革命的国际性条件的成熟却显得极难于预料，在西方革命已经注定是一再迁延的情况下（在那里，无产阶级革命显然姗姗来迟），只有坚守阵地，以待援军才是唯一正确的，而不应该陷入悲观绝望或者准备拼死一战。

（二）马克思主义究竟做了些什么？

马克思和恩格斯：

（1）他们为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教育了一整代西欧无产阶级，为我们留下了像《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这样的基本理论著作。

（2）他们为训练西欧无产阶级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创建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两个国际性工人运动的组织。

（3）他们研究总结了西欧历次革命的主要经验，特别是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的经验，以巴黎公社为例，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

但他们没有能够了解和估计以后的许多新发展，如：

（1）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后出现的新特点（恩格斯晚年有所发现）。

（2）西方革命的迁延和东方革命的提前，以及东方革命对西方革命的反转影响（恩格斯晚年也有所发现）。

列宁：

（1）通过与民粹派的争论，指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性，以及由此决定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

（2）指出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却可能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比较彻底的道路（1789年式的），一条是比较不彻底的道路（1848年式的），两条道路谁胜谁负，只有靠斗争解决。

（3）总结了帝国主义的问题。

（4）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

专政的学说。

（5）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就指出了在帝国主义战争的环境下，由于本国资产阶级无力将民主改革进行到底，为了帮助俄国摆脱战争灾难，无产阶级将不得不出来掌握政权，因而使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迅速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并导致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根据西方各先进国家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步骤。

（6）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开始在俄国针对五种经济成分实施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不同过渡措施。内战时期，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暂时停止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内战结束后，为了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重新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即向小生产让步的粮食税和自由贸易，向国际资本让步的租让制，希望以此恢复正常的工农业市场交换，退却到开始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起点。列宁去世前还特别强调了合作制的重要意义（流通领域的消费合作社），把合作制当做与狭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已经建立国家统计和监督的那部分大城市工商业的国家资本主义）相适应的用于限制小生产发展（如自发贸易）的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概念（但作为经济形式而言，却是缩小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把包括向小生产和国际资本主义让步的一系列权宜之计都包括在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之中。

（7）列宁还指出，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实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实施的国家资本主义。因此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指出，由于俄国落后，旧式国家机关办事程序的存在，无产阶级没有文化，使用资产阶级管理人员，生产内部的无组织状态和小生产造成的国家与社会的隔绝状态等等，都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无产阶级如果不学会管理，缺乏必要的政治形式保障，不能组织工人的正常斗争，不但克服和抵制不了官僚主义，反而会造成无政府主义骚乱。他既反对官僚主义，又反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认为二者虽然在表面上相互对立，实际上却是相互补充。因此在国家机关的改革、建立工人监督和训练工人参加管理方面做了许多尝试。

（8）列宁始终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始终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西方先进国家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观点，同时指出，西方革命的迟迟没有爆发，只是总决战的推迟，以俄国革命为起点的东方革命必将反转过来影响西方革命，革命中心的转移和革命方式的改变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历史进程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形式改变。因此一方面力图保持十月革命的成果，另一方面建立了范围更为广泛的新型国际工人组织--第三国际，他对东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寄予了无限希望。

托洛茨基：

（1）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上倾向于直接逾越。

（2）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倾向于认为俄国条件不足，时而悲观失望，时而过激（如对农民问题，工会问题）。

（3）在世界革命的问题上，倾向于必须依靠世界革命，但却因此得出或者灭亡，或者煽起世界革命的结论。

斯大林：

（1）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上倾向于不可逾越。

（2）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倾向于认为俄国条件不足，认为只要有了巩固的工业，取得农民的信任，便万事大吉，把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新经济政策、合作制，本来只是为了站稳脚跟，开始过渡的东西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身。

（3）在世界革命的问题上，倾向于不依靠世界革命，把列宁的一国爆发说成是一国建成，把战胜国际资本说成避免武装干涉。

（4）最初把国家职能说成是两个方面--对内对外，后来说成是一方面--对外，并把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相提并论。

斯大林的理论符合了形势发展的某些表面性的东西，如工业国有化的完成，农业集体化的

完成，苏联的保有，也符合了社会上和党内的一般心理，所以战胜了托洛茨基。

斯大林：

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发展到后来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

（1）新经济政策的继续，恢复；

（2）国家工业化；

（3）农业集体化。

他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两种所有制，两大阶级，以及有商品、货币等等条件下。这种"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的国家。这就导致了一系列错误：

（1）他取消了向社会主义继续过渡的问题，过早地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既模糊了社会主义的实质规定也曲解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

（2）他取消了过渡时期应有的分析和估计，掩盖了过渡时期的矛盾和问题。

（3）他混淆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和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理论上对立起来，而在实践上混淆起来。

（4）他把本来只是作为过渡措施，但还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如国家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合作制统统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掩盖了这些东西过渡的资本主义性质，甚至是极落后的资本主义性质。

（5）他把一国的社会主义与国际工人运动对立了起来，在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划了一道鸿沟，把社会主义变成了民族范围内的东西。不再把世界革命当做战胜世界资本，而是当做保卫苏联和实现民族社会主义的手段。

赫鲁晓夫：

（1）在理论上更加社会主义化，如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宣布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2）在实践上更加资本主义化，如向西方学习，为国家资本主义补课（为提高效率，组织管理、调节供求实行市场原则、利润原则、商品经济原则。物质刺激--利润在工人之间的小分配），为合作制补课（如自由贸易），返回头补足顺序发展过程上遗漏的环节。

（3）以发展资本主义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手段。

中国长期以来的做法：

新民主主义那一段是成功的。

（1）在理论上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根本对立，要么就是社会主义，要么就是资本主义，希望避免、绕过、限制资本主义发展；一方面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问题，存在着过渡性质，存在着资本主义性质。甚至认为八级工资制都和资本主义差不多。

（2）因此对资本主义总是摇摆于理论上消灭和实践上不能消灭之间，提出限制，但又找不到限制的界限。消灭限制资本主义的结果，不但不能消灭和限制资本主义，反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落后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

（3）以"阶级斗争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手段"，即以限制资本主义产生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手段。也就是说，二者的共通点：都承认自己是处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为直接目的的。但不同点是：前者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后者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排斥资本主义发展，前者是承认经济发展客观趋势的，而后者却是反客观趋势而动。他们都不懂得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入口处。列宁曾使用过："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形象说法，但以此推出"过渡时期"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值得研究。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讲过"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全部改变了，过渡时期是某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他指的是共产党驾驭下的资本主义发展。

（三）总结

1.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1）无产阶级革命以资本主义发展为前提，与资产阶级革命相伴随。

（2）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是从西方扩展到东方，因此革命中心也从西方转移到东方。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已经结束，在东方还在进行。

（3）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的发展是以资本主义的顺序发展为前提，而无产阶级革命在东方的发展是以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为前提，因此在西方和东方资产阶级革命转变

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速度和形式也不同。

（4）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充分发展为前提，但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却是不平衡的，因此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真正成熟，已经成熟的只是局部地区的局部条件，西方国家有社会主义的物质准备，但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条件，而这种革命的条件只存在于国际范围内，需要东方革命的补充；落后国家已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但缺乏社会主义的物质准备，而这种成熟的物质准备也只存在于国际范围内，需要西方革命的补充。也就是说需要一个东西方世界革命的相互补充。

（5）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一国范围内发展的基本形式已经初步具备，但类似的形式发展还在进行，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总解决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

（6）共产主义运动在西方国家和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相对停滞，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国家仅只是做了某些最初尝试（巴黎公社，后来的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社会主义过渡在东方国家也只是做了某些初步尝试，两方面的尝试都已经失败。

（7）西方世界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都只是在为从失败了的地方重新做起准备条件；而东方的其他的国家，也正在经历着前者已经完成的过程。

2. 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一个体系，而不是两个。

共产主义随资本主义的变化而变化。

（1）我们承认，共产主义运动在东西方两个世界所做的最初尝试都已失败，这种失败的过程是必然的，无法避免的。但这只是事情的开始，而不是事情的结束。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大部分还没有付诸实行，还根本不能下定论，事情还要重新做起。

（2）我们承认，共产主义运动在东西方两个世界陷入了某种相对停滞状态，但社会主义的条件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成熟，发展虽然是缓慢，但正在进行，已经发生的过程不可逆转。东西方都在为重新做起准备着条件。

（3）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对停滞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对停滞，资产阶级中的敏感者也在哀叹我们这个世界陷入了大僵局，尽管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但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意识形态没有任何重大突破。特别是对东西方世界的分裂，深抱忧虑。虽然也有人把这种僵局归因于少数政治人物的墨守成规（例如说我们这个世界上的重要政治人物大多是上次战争的风云人物），模糊地用所谓"合流"的说法来表达希望在世界范围内解决问题的想法；东西方世界本身进一步多元化，第三世界的崛起和旧式政治人物的离开世界，又有人把这一切说成是世界的出路。这不但不是出路，反而是使世界陷入了更大的分裂。我们这个世界确实是矛盾重重。马克思主义曾经是而且至今仍然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批判和革命的学说。

3. 不是马克思主义破产了，而是斯大林主义破产了。

（1）不是马克思主义破产了，而是斯大林主义破产了。斯大林主义曾经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标准意识形态。但西方无产阶级已经抛弃了它，在东欧国家也引起不满，在拉美受托洛茨基主义或变形的托洛茨基主义控制，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只有苏联是典型的"斯大林主义"；其他是它的变形，所以要以批判苏联为主。

（2）斯大林主义的危害不仅使西方工人阶级看不到革命目标，而且也使东方革命看不到目标。应从批判斯大林主义做起。

（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碰到的困难，不但不能驳倒《宣言》的基本思想，反而使我们更加坚信《宣言》的基本思想。

（4）在实践上，应该从失败的地方重新做起，总结经验，通过斗争，促使条件成熟。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不能放弃斗争，那种认为应该站在工人阶级对面，去做官，帮助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在客观上准备条件，无产阶级在主观上准备条件，可以各行其是的观点是错误的。

（5）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起跑点不同，路线不同，但最后要等齐了做合

力冲刺，即在平衡的基础上发展。

从《宣言》发表，160多年过去，从"文革"后期我们全面清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33年过去。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没有战胜资本主义，但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资本主义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形式，以便继续生存下去；

全世界的无产者没有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至今是批判资本主义唯一最科学、最全面超越资本主义体系的独立的话语体系；

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主义的魅力永存。马克思已离开我们一百多年，如鲁迅言："倒是活人在依靠死人的余光，'想用死诸葛吓走生仲达'。我不大佩服这些活家伙"（《且介亭杂文末编·续记》）。

20世纪末震撼全球的大事，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冷战变后冷战；21世纪初石破天惊的大事，"9·11"改变世界，历史没有终结，美国百年一遇经济危机使《资本论》畅销全球。

有一件事假不了，仿佛一夜之间中国阔起来了，人家还在富俭，我们已经穷奢；

重读旧文，如历史回放，天道轮回，恍如隔世，小伙子变苍头。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

不仅回不到马克思时代，也回不到斯大林时代和毛泽东时代。

路在哪里？我很茫然，全世界也找不到北。一个时代已结束，另一个时代还没开始。老了才看懂中国四大名著为什么都没答案。好在现在真可以自由自在地读书，东拉西扯地聊天，冷眼向洋看世界。

民主的区别，是为民选主，还是引导人民当家做主。

时间如白驹过隙，2008年7月18日，杜老95岁华诞。惊回首，相知、相识、相随杜老28年过去，如穿越了时空隧道，弹指一挥间。杜老仍思维敏捷，但已行动迟缓，口齿吐字不甚清楚。马阿姨已不认人，只认杜老，这相濡以沫的老伴。一丝惆怅，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我第一次与杜老有直接交流是1980年夏天，我随王小强参加杜老在万寿路宾馆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在座的多是各省农口的领导，主题是基层干部问题。当时包产到户初露端倪，乍暖还寒。基层干群矛盾突出，发言者对基层干部颇多微词。杜老突然点将，"让在农村插过队的年青人说说。"小强和我只表述了一个观点：基层干部，是我们党在农村的唯一组织资源，体制正确时，干好事的是他们，体制错误时，干坏事的也可能是他们。除了他们，我们在农村不可能找到另外的替代力量。杜老投来赞许的眼光，鼓励我们继续讲。我补充："就像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是同一个孙悟空一样。"杜老嘿嘿地笑起来："噢？你们年青人也这样认识？"显然是表彰，杜老拉着我们俩年青人与他同桌进餐。霍泛伯伯边吃边敲边鼓："老杜啊，你不总想找一些有理论有实践的年青人共同搞调研吗？"杜老笑而不答，他要观察我们，考量我们。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位智慧老人，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一块巨大的磁石，只一次就吸引了我。

随着我们这群年青人下乡调查的次数日多，与这位智慧老人的交往日增。当时包产到户方兴未艾，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争论也白热化，两军对垒，非此即彼，黑白分明。"文革"虽已结束多年，但多数人仍是作惯性思维，路线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

八亿人，不斗行吗！杜老反之，十亿人，不斗就行。

杜老主张"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互擅胜筹，汇合各方主张，相互容纳，各家见解虽有不同，但经过论辩，即为集思广益，必能激荡出完美的政策方向。可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对集体经营、包产到组、包干到户，杜老提出了著名的"可以 可以 也可以"的公式。争论的双方也就此尽释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此包产到户一发不可收，如燎原之势，而观点不同的人们，恐怕是第一次道不同可同谋，没有上纲上线，不受路线斗争之困。我亲耳听万里同志说过，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这之后，实践中，产量说服了方向。

杜老善用辩证法，而且如臂使指，将复杂的事物抽丝剥茧，提炼为哲人的理性。我随杜老到西安研究包产到户后，个体工商户如影随形成长起来，出现私营企业雇工经营。姓社姓资的争论立刻出现。杜老不温不火，他提出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要多用归纳法，少用演绎法，到实践中去找答案，标准是被雇的农工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结果是短短几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多种经营遍地开花，农业生产力高歌猛进。1980~1986年，那是农村变革的黄金时代！

杜老就是这样，在波澜不惊，有条不紊之中，推进历史的巨轮发生了石破天惊的变化，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却未发生任何震动，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有一次，随杜老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记得高小蒙还拿出数字模型证明，中央手中只要保持1280亿斤粮食，用保护价收购，剩下的所有粮食可完全放开，取消粮票，市场化经营。这就是"稳一块，活一块"的渐进改革模式。这时，一位中央领导说，你们年轻人还这样保守，中央留1000亿斤足够了，剩下的全放开。话音刚落，一位青年人很冲动："

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这位中央领导马上向冲动的年轻人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你们慢慢说，我仔仔细细听，好吧。"

走出中南海，我以为杜老会批评我们张狂。没想到，他老人家嘿嘿嘿地乐，并说："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

进入2007年，杜老还是那么睿智。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针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一篇是由姚监复代笔，他老人家口述有关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还原。看了这两篇文章，我忍俊不禁，可谓物老成精，姜还是老的辣。有人说杜支持谢韬的观点，我看未必。引原文：题目是《理论思维活跃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好听又中肯。"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思维，一定会衰败下去。"切中时弊。中国什么样的产能都过剩，最大的危机，最稀缺的是信仰危机和理论再造。"有争论是好事，不同的观点，就是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思想上的试错，可以代替行动上的试错。"大智慧而不失分寸。文路一转："谢韬文中有一个地方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提法，口气硬了，不一定妥当。现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民族危机。"看似轻轻提起，却一语中的。"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那么，要不要瑞典特色？瑞典是800多万人口的小国，我们是13亿人口的大国，大国怎么搞？恐怕也不可能全盘接受瑞典模式。"结论已不言自明，杜老的大智慧，逢右必左，逢左必右，左派右派见杜老都皆大欢喜，但他又从不失原则，极高明而道中庸。

杜老另一篇耄耋之作，我手头的《炎黄春秋》未找到该期，但记忆深刻。杜老还原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历史的本来面貌，指出，无论是理论的彻底性，还是实践的完整性，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望其项背，无出其右者。今天仍是我们无法超越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初始点。事后在网上看到此文，将小标题摘抄如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三、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如今，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取得政权，其领袖普拉昌达总理宣布，要在尼泊尔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由共产党领导在尼泊尔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这不能不说是对这一理论的发明者的反讽。

两篇短文，举重若轻，精心构筑，恢弘布局，深谋远虑，必胜战略，百折不挠，念念不忘，虽垂垂老矣，耳聋眼花，其人格魅力就在如何把中国的事办好。

这十年，我和爱人王祺元经济条件好转，我们俩有更多的能力呵护两位最敬重的师长，一位是王耕今，去年96岁驾鹤西去；一位就是杜老，在他远离权力中心之后，我们与他和马阿姨越走越近。但无论你与他走多近，你永远无法改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和角度，即使众口一词，杜老总有杜老自己的说法，他一贯保持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我特想影响杜老的思路，但从没成功过。而对人，他总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括整过他的人。有时，我对杜老讲某人的问题，只要口出恶评，答案总是"这人有长处若干，那人肩膀很硬"。杜老批评人，你若没点悟性，还以为是表扬你呢。

"中国仍要过好两关，市场关与民主关"。

杜老老而弥坚而矢志不渝，殚思极虑而知白守黑，拨云见天而明察秋毫之末："用市场机制激励人，用民主政治团结人"。两者缺一，改革便是焚琴煮鹤。现在的改革开放就是跛足的改革开放。

最后，讲一件小事。十几年前，我随杜老到大连，调研

之后，当地政府安排杜老参观一座新开张的购物中心。陪同人员向杜老推荐了许多高档商品，杜老一一婉拒，最后只给孙女选了一件小毛衣和一只铅笔盒。当我去结账时，磨破嘴皮人家就是不收钱。杜老看在眼里，当时没给任何人难堪。那时杜老的鼻炎很重，不断地需要纸巾，鼻子都擦红了，我将宾馆的湿方巾用塑料口袋准备了一堆，随时提供给杜老使用。回到宾馆陪同人员渐次散去，杜老将我留下："两件事你办得不够好，购物款马上送去，毛巾是宾馆的，公产带离宾馆就不妥。"儒雅清瘦，仙风似闲云野鹤，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烟火气味，说话绵软，未语先笑的杜老还会批评人？他把我批乐了。

如小强所说，一眨眼过去30年，张木生退休！"白丁"变苍头，转眼来到他们对我们充满期待的年纪。杜老谆谆教导我们，每年要为人民做一二件能上账的事，检讨自己，我很愧疚。

洞微烛隐，虽马齿渐老，仍直言无忌。现在的什锦八宝粥之类的时贤，"因为是达官贵人，权豪势要，士流耆宿，富商名家，同样为观瞻所系，需要装点些勤政爱民，为富近仁，学高德厚，儒雅风流，所以在公众场常常也要说些事先设计好的话，做些事先安排好的事，举手投足犹如做戏。这种事古已有之，所以戏台对联有'大千世界无非傀儡之场；第一功名亦等俳优之戏'，点明了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这番道理。"

难怪，毛泽东要"粪土当年万户侯"。

（一）问题的提出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两位重量级人物，前副院长刘国光、刘吉为代表，一场震惊中外的大争论旷日持久，从网上和主流媒体反映看，两军对垒，阵线分明，全民性的大辩论告诉我们，不争论的时代确已一去不复返了。争论的双方剑拔弩张，争论言辞振聋发聩，双方观点非此即彼，二律背反，大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之势。反思改革和坚持改革的背后，仍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不是伪问题，而是28年来改革开放的核心，也是新中国成立57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核心。争论的双方，逻辑缜密，言之有物，但50多年来的老毛病告诉我们，在中国有逻辑没前提话语权太多，太霸道，已是我们时代之痛。在位时，老子之规就是社会主义之规，退离之后，左右双方都争要民主。那么，前提什么呢？我试图以最精确的语言告诉大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究竟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马克思本人认为，我们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最发达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处。资本主义是国际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只能是国际的，而且只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并且经过一个过渡时期，才有可能建立"半国家"，"非政治国家"，即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参看《哥达纲领批判》）。这种"彻底消灭私有制"，"彻底决裂的"社会主义社会，自马克思主义诞生的150多年的实践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马克思主义没有战胜资本主义，但它从根本上改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

列宁与他的战友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达成一个基本共识：由于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中最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以"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为号召，意外地首先夺取政权。"但是，落后的俄国可以一国取得胜利，但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发生革命，俄国革命注定会失败"。在世界革命一再拖延的情况下，列宁提出延长"过渡时间"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本质，说穿了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多种资本主义成分共同发展。列宁在最后一篇著作中指出：新经济政策的执行，使社会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高兴万分，他们说现在列宁和我们一样了，发展资本主义了，本来就只能进行资本主义革命。列宁回答说，畏首畏尾，资产阶级的走狗们一窍不通，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时期是我们在落后的俄国，找到了团结亿万小农通过合作制（流通领域）与国家资本主义相结合为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找到了最好的过渡形式和中间环节。如果他们敢于从国外跑回来，宣传这套胡说，我们将以"枪毙"来回答他们。列宁这样的论述，贯穿于十月革命后，列宁全集33~36卷始终。

斯大林于1928年之前与列宁是一致的。由于帝国主义在全球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巨大压力，由于为重工业与军工高速度发展需要积累而集体化，他宣布"俄国不但可以一国夺取政权，而且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一国建成论彻底改变了马列的社会主义国际论，布哈林和托洛茨基早在70多年前就预言，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在国内只能演进为"官僚权贵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上，只能按世界帝国主义规则玩下去，最后演变成"社会帝国主义"，最终"四分五裂"。至今，国际共运权威高放教授，在今年评价斯大林时，仍十分痛苦而矛盾地宣称："在将苏联建成世界强国上，斯大林功大于过，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斯大林过大于功。"

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刘少奇非常一致。在近年中共文献研究室解密的原版毛著《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毛刘周共同参与的《共同纲领》和过去未公开的毛泽东在七

大讲话的内容，概而言之：一句话，新民主主义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一百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然后才有社会主义。

邓小平这位智慧老人，他对毛刘曾为中国设想的制度路径，成竹在胸。他绝顶的哲思是"不争论"。不争论绝不是不思考，邓有六次讲过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在还讲不清楚。他提出的发展的硬道理，是机会稍纵即逝，苏美争霸，苏联不行，他心如明镜。一旦一超独霸，国际形势就会逆转。但他提出的不争论是有言在先的，一是"今后中国富强之后解决两极分化比改革开放还难"（《与邓肯的谈话》）；二是"到2049年之前，中国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一百年不动摇"的真正依据，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石。

马列毛邓的立足点都是国际大环境与国内小环境的与时维新，不争论是因为太清楚，太明白，不用争，但并不是没头苍蝇。与他们的清楚、明白相比，左右之间的姓社姓资，姓公姓私之争不仅是伪问题，而且说明他们对大是大非、大本大源一无所知。

（二）数字的建议

这篇文章里，我要用许多数字。数字是晦涩枯燥的，而实践检验之树常青。苍白的数字，插上科学发展观的理想翅膀，见仁见智，用自己的脑袋，"我思故我在"。一堆数字，自己读，自己想，既不捧，也不摔，既不想闹出太大的动静，也犯不着拿一堆人的观点说事，既不给权势者抬轿子，也不想人多势众一块起哄，杜（润生）老说，思想多元化是个喜庆现象，思想试错也不可怕，思想试错了，可以避免行动上试错。还是那句"超越左右说实话"，文责自负。

2007年7月，《比较》杂志31期刊出海归教授王小鲁的文章《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此研究报告得到中国改革基金会的资助。文章指出，"主要由腐败现象导致的灰色收入还在继续增加，社会深层矛盾产生的基础并未消除"。其研究公布的几组数据振聋发聩，石破天惊：2005年"推算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达到4.8万亿元。这与实际观察到的城镇居民购买力能够较好地吻合，也能够较好地解释统计收入与超常增长的储蓄、投资、奢侈性消费之间的不一致。""分析结果说明，统计收入的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四分之三。这说明我国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使国民收入分配越来越向高收入阶层倾斜。目前城镇最高10%家庭与最低收入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为31倍，而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我国最高10%家庭与最低收入的人均收入差约55倍，而不是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

如果用这样的数据，世界银行估算的中国基尼系数0.45肯定突破，很难保证不超过"拉美陷阱"的典型巴西。文章估计"2006年全国预算外收费总规模可能达到1.3万亿元的规模"。这还不包括制度外的收入。

"金融腐败普遍存在。""据央行研究局2003年一项大面积调查，全国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相当于贷款额的9%"，"企业实际负担的利息和'暗'成本合计，平均占贷款的15%~16%，与民间借贷利息相当"。"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将规范的国有大企业除外，按贷款的一半推算"，"额外付费可能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的灰色收入高达一万亿元"。《法制晚报》2007年4月8日刊文曝料"金融业职工年均收入21万"。

"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十分严重。"地方党政官员"入股"非法开采"，"成为恶性矿难频发的根源。""每年上万种药品通过国家药监局注册上市，更换了包装、型剂、药名，价格虚增几倍到几十倍，给医药行业和相关权力部门某些人带来巨额灰色

收入"，而"城乡居民患病两周未就诊率达到48.9%"，看不起病的人直线上升。

"据2006年一项企业调查"，"对当地政府官员廉洁守法的评价"中有"79%认为'一般'、'较差'或'很差'"。"世界银行2006年进行的中国120个城市竞争力调查指出"，"政府官员"的"旅行和娱乐"等"非正规支出"，"最低0.7%，最高2.3%。""2006年全国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销售收入55万亿元计"，"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费"不会低于五千亿元。"这只是行贿的一小部分，未包括直接的现金、存款、信用卡划账、股权赠送等行贿方式"。

"土地收益流失"严重。"2005年有价出让国有土地16.3万公顷，其中'招拍挂'出让面积只占三分之一。""其他方式出让"与"招拍挂"差4~5倍，差价每公顷500多万元。"除去0.5万公顷经济适用房"，"其余10.1万公顷少收5400亿元"。"此外土地征用开发过程中"，"地方政府获益每亩10万元，合计2080亿元"。楼市、股市、钱市其实三位一体是一事，地方财力、银行得利和开发商暴利，是灰色收入将财政和银行卷入的豪宴。

垄断行业收入奇高。"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保险、金融、水电气供应、烟草垄断性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平均工资和工资外收入估算达1.0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9200亿元。其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性垄断。"一位著名的财税学者认为，中国个人年收入超过12万元的申报者应该是600万人，而不是当局掌握的100万人！各位读者，看了上述一组数据，你还会认为该学者的分析是冒叫一声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吗？

这20年居民消费从占GDP的60%以上下降到38%，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点。而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总额突破26117.48亿元，同比增长30.6%，财政一年增长1.2万亿已是指日可待。财税暴增让"财长都有点不好意思"？半年的财政增量比1995年财政改革之初一年的总量还要多，中国真是如臂使指，游刃有余，财大气粗，扬眉吐气了？还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造假能造出红心鸭蛋苏丹红？还要具体分析，我个人认为好坏参半。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帝国主义揍出来的现代化，孤立无援，基础薄弱，自己剥削自己，现在还在给发达国家打工，乃环境使然，现在刚刚喘过一口气，不能忘乎所以。

过去有个错误的印象：财政体制改革后，中央富，地方穷，城市富，农村穷，政府富，企业穷，这是大而化之，大而无当的估计。最近，北大课题组报告：中国地方政府实际可支配财力为30367.17亿元，是当年中央政府支出7894.08亿元的3.85倍，是GDP的22.19%，调整后的19%，更显"预算的软约束"。中国真穷的是中西部占人口60%以上的县、乡、村财政。巨额的收入、支出游离于人大监督之外，我们的财税上峰认为税收已占财政收入的95%是一个常识性错误。2006年政府的收入除税收3.7万亿之外，预算外收入1.3万亿元，社保收入8000亿元，土地收入2000亿元，国企上缴利润2000亿元，政府大口径财政收入至少6.7万亿元，占GDP 32%（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建设一个人民真正监督下的财政体制》,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6月12日）。近2.8万亿的预算外支出。

最近，看到高辉清、陶长高、刘小钢三位博士的大作，他们以特有的使命感，下大决心，对2004年由于腐败和管制进行详尽而实证的研究，细分出十多种类型，腐败和管制的黑洞为46787.07亿元，占当年GDP的29.3%，相当于当年预算内财政的1.5倍。测算方

法还可商榷，但这并不是捕风捉影，空穴来风，具有治大国如烹小鲜智慧的民族，不管是政治的云翻雨覆，还是人心倾侧反复，都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邓小平这位智慧老人提出的不争论是有言在先的，一是"今后中国富强之后解决两极分化比改革开放还难"；二是"到2049年之前，中国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一百年不动摇"的真正依据，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石。

马列毛邓的立足点都是国际大环境与国内小环境的与时维新，不争论是因为太清楚，太明白，不用争。中国的国体，表现在五星红旗上，一颗大星是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之中，有二颗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或称之为资本主义，没有小星不行，小星若成为大星，中国的流血革命岂不都白流了。

（三）为什么"公共财政"总是名不副实

金人庆曾预测，中国的税收在2010年达到3万亿元，奇迹是2005年中国税收已超过3万亿。2006年税收再增长6700亿元，2007年上半年同比税收再增5600亿元，一年增加1万亿元，税收接近5万亿元已不在话下。但是，近年来，贫困人群深感"公共产品"严重的供给不足，且高收费一直是严峻的社会问题，要扭转这一困局仍然面临公共开支的约束，关山难渡雄关如铁。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公共支出的重心应从经济建设支出转向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与社保等支出，这方面的支出增长应大大超过其他方面的增长。但是，实践的结果，许多过去由国有企事业单位承担的公共支出责任，在企事业单位进行市场化改革后转嫁给了个人。

中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始于1998年。中央一再宣示：从1998年开始，财政体制从"建设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但与此相悖的是，从1998~2005年期间，全国财政在教育、科学和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比重不升反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数据证实了这个让人难以理解的现实：1998年，全国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的比重为13.1%，科技支出为3.3%，卫生支出为3.8%，三项支出合计所占比重为20.2%。到了2005年，这三项数据分别降为11.7%、2.9%、3.0%，分别下降了1.4%、0.4%、0.8%。科技投入最高是1960年，占GDP的3.32%，2004年只有1.23%。党的十六大决定，教育投入应占 GDP的4%。而2006年全国财政支出4752.7亿元，教育仅占GDP的2.27%，教育的财政支出比例，2006年比2005年下降了8%。无论七年来"公共财政转型"的口号叫得多响亮，客观数据没有提供支持。

这是一个好信号。2006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将达到3397亿元，2007年将接近4000亿元，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5.3%；科技支出为716亿多元，占3.2%；社保和就业支出为1859亿多元，占8.4%。以上三项社会性支出加在一起，占全部中央支出的比重为26.9%。"但愿长进不再退"，这是人民的期许。

除了利益格局难以撼动，中国公共财政体制进程不进反退，这与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始终以"存量不动，增量调节"的方式进行有关；因其过于依赖增量资源，导致改革进展缓慢。

分析2006年中央财政预算，中央财政总支出22222亿元，其中9525亿元用于中央政府支出。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补助支出为12697亿元，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对地方的税收返还。这部分资金要按照来源地的属地原则，无条件返还给地方政府，主要受益的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

此外，其中三分之一属于专项转移支付资金。1994年以来，专项转移支付伴随着各项改革政策出台，种类越来越多。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先分到各部委，再逐级下拨，资金拨付和使用中形

成的利益格局，使本来用于特定政策目标的专项转移支付，逐步转变为相关部委及地方政府固化的利益；在政策目标发生变化或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后，对应的资金安排常常不能随之进行调整，出现专项资金财力化的倾向。

这样，2006年，中央用于均等化公共服务的资金，即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所有补助和税收返还资金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目前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的主要来源，是2002年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后中央集中来的收入。中央均衡地区间公共服务的能力大小，取决于每年从所得税分享到的增量收的多少。

截止到2005年，这部分资金规模达到1100亿元。这与1995年21亿元的规模相比增加不少，但绝对规模太小，限制了中央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的能力，中央能用于增量调节的资金非常有限。{11}

李金华指出，2005年审计署抽查20个省市地方预算3444亿元，列入地方预算，约占中央转移支付7733亿元的44%。也就是说，中央转移支付有一半以上没有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完全脱离了人大的监督，中央专支，在中国无一人能说清。{12}

2006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是公共财政的题中之意。但这项政策要付诸现实，政府同样要面临一个问题--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从何而来？

2006年全国财政支出增加4665亿多元，增长13.8%，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将达3397亿元，比2005年增加422亿元，增长14.2%，2007年又增加420亿元。但这些所谓用于"三农"的支出项目，包括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税费转移支付、农村教育卫生科技支出、农林水和气象、扶贫、农业综合开发等。仅仅33800亿元的资金，却要用于农村生产、政权运转、事业发展等广泛的领域。而据专家估算，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仅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需投入约5万亿元。

无论如何，2006年中央财政社会性支出比重微弱回升，是一个积极的趋向。若能以此引导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也向这一方向转变，意味着中国建立公共财政的进程出现历史性进步，自1998年以来社会性支出比重下降的趋势将随之逆转。

问题是，社会性支出比重上升的态势能否持续，取决于中国财政的分配模式能否得到改变。显然，"存量不变，增量调节"的财政资金分配模式，已使公共财政的改革逡巡不前，进退失据，已难以为各项改革与公共财政体制提供必需的资源。

所谓周期律"其兴也孛焉，其亡也忽焉"；所谓黄宗羲定律，税赋减并而重返，所用非所出之害，走了58年。请听题：我们能跳出精简一次，增肥一圈的周期律吗？再看城市里全看首长"脸子"说话的"首长工程"，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上面催逼又紧，下面搪塞应付，搞出多少金碧辉煌的豆腐渣工程。

从人心到实物无不是浮华大比拼。广告词里"五百年皇家龙脉"、"公园里的住宅，住宅里的公园"、"不必节食的减肥妙品"、"一夜发财的秘籍"，就是过去板爷喝的"二锅头"也出了"皇家极品宫廷秘藏"的珍本，只见哗众取宠之心，花团锦簇的旗号无不剑走偏锋。再看，无论是乌龟王八花木果蔬鸟鱼虫都要论资排辈，加官晋爵已不够，还要封王称帝，由豪酋而王，由王而帝，从商标到招牌无不一脸的横气。只要面子，不要里子，外表光鲜，早晚是"旧时王谢"，永远是自己糊弄自己。

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后，大部分钱经营城市，改造城市，建高楼大厦，结果政府办公楼一个比一个漂亮，广场一个比一个气派。中国地一级政府办公楼，很多都比美国同等规模的政府办公楼漂亮得多。两院院士，原建设部前副部长周干峙指出，一年7万亿元的城市建设，决策浪费、规划不当、设计问题、工程质量、大拆大迁，一年浪费7000亿元。国土资源部最近指出，已出让的土

地，有三分之二闲置。这在欧美是无法办到的，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不支持的事情或反对的事情，舆论会铺天盖地，恶评会势不可挡，国会和议会院外压力集团可推翻政府的任何预算。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政府应当充当服务型角色，着重解决老百姓更迫切需要解决的教育、卫生、住房、治安、司法、环保等问题。这方面美国现在做得不错，但是在20世纪初，美国这方面也很混乱。1912年前后，当时美国弱势群体的广泛抗争使新闻界广泛揭露社会弊端，称为"扒粪运动"，美国政府不得不下大力气，解决社会公共产品问题，建立社会保障体制，让每个公民都有享受基本的教育、就业、住房、医疗保险的权利和公平机会。

现在我们的政府主要精力还是在经济发展的第一线，依然在做市场应做，而且可做之事，整天忙着如何招商引资，没有真正承担起政府应做、可做，而市场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对公共需求品考虑不够，富余的财政收入也没有及时向公共事业倾斜。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带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美其名曰的"公共产品"也可能异化为向"既得利益"的强势集团倾斜。

与2006年相比，2007年首先应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与消费或者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不从根本上调整这个大关系，只是调整后面的某些关系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现在首要是大的分配关系非常不合理，如占人口10.6亿的县乡财政仅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1.2%，仅能满足其支出的58.9%。义务教育，乡镇负担78%，县9%，省11%，中央负担不足2%。中央、省共50%才合理。如2005年我国的投资率达到了48%，按调整前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国家统计局公报是18.2万亿元，投资为8.8万亿元。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积累，积累率已经超过50%，这在其他国家是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的。由于投资率或者说积累率太高，消费率必然就太低，分配给群众的消费基金太少，群众的收入水平上不去，购买力明显不足。其结果，就必然会出现产能过剩，许多消费品卖不出去。在国内卖不出去就只好想办法低价出口，拿到国际上去销售，就必然会产生很多国际贸易纠纷，产能过剩与国外越来越凶猛的外贸制裁碰头。{13}

国家财力不足是一个十足的伪问题。中国目前不是资金匮乏，而是资金严重过剩，产能严重过剩！以至出现"流动性泛滥"。《暸望新闻周刊》最近报导，中央各部委、各省厅局、地市党政机关，甚至边远穷县，各类"培训中心"有几万家，各级驻京办事处也是一万多家，一水儿的星级标准，国际水平的游泳馆、网球馆、保龄球馆、桑拿、美容、歌舞厅等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公吃、公喝、公玩和"账外账"、"小金库"，成为腐败滋生的"温柔富贵之乡"。几万座大院、几万幢大楼，统统收缴上来，面向社会拍卖，就此一举国库可增加几万亿公帑，建一套初级水平的全民低保体系，绰绰有余。

（四）何时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最近，笔者去趟德国，本想认真了解一下"团结税"。但西德人异口同声：16年了，何时是头，不堪重负。反而齐声称颂："你们中国人太有钱了！"的确，5%~10%的中国人富得流油，勤劳致富者有，也不乏贪官豪夺，奸商巧取。但先富起来的也不能总是良心揣在裤裆里，专拿弱势群体打镲。

东西德统一后，原东德经济落后，居民生活水平低，原西德经济发达，居民收入高。联邦政府从维护统一和稳定考虑，自1991年起，向西部公民征收总收入10%的附加税，众称之为"团结税"（Solidarta-tsuchlag，口语Soli）。全部税款用于支持原东德地区，作为包括改制重组在内的各种"统一"成本。开始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由于德国经济发展十年徘徊，财政收不抵支，1995年开始改为无限

期的长期税种。"团结税"征收14年来，包括其他方面的财政支持，西部向东部投入的财政援助累计达1.6万亿马克，为促进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东、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逐渐缩小。目前，东、西部地区职工的工资差距降为10%。

法国也有两个税种类似于德国：一是"巨富税"，即一个纳税人的动产和不动产总价值超过73.2万欧元时，就必须每年缴一笔巨富税。此举深得民心，曾有总统候选人因主张取消这一税种而落选；二是财产继承或转让税，如一个人在继承直系亲属的财产超过5万欧元时就要纳税，实行累进制，最高税率可达50%以上。

在英国，1994年开征了一种名为"民航乘客义务税"，用于平衡福利支出的不足，1997年11月1日，该税额升至每座10英镑。1995年1月，瑞士政府也对在国内航段上的国内、国际航班征收6.5%的增值税。挪威也征收乘客的国家运输费，1995年、1996年、1997年曾三度提高税额。希腊政府也在20世纪的90年代，对从国内机场起飞的乘客征收25美元的机票税。澳大利亚也征收机票税，税额为20~27澳元。这些国家征收的这类税款，也是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

法国总统希拉克已宣布，将从2006年初开始对民航机票增收"团结税"。同时，致信全世界145个国家的首脑，建议在全世界实行这个计划，援助贫困国家普及小学教育和医治艾滋病患者，以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所承诺的，在2015年将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减半，德国、西班牙等国带头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区域居民收入差距和行业职工收入差距都不断扩大，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极为不利。据国家统计局和人民网提供的数据，2000 ~2003年，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17、0.458、0.454和0.46，高于发达国家，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三年贫富分化最大，早近0.5，但却不见统计数据了。那些区位条件不好的落后地区，效法东南沿海，东施效颦，缺乏竞争力，又造成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可谓得不偿失。借鉴欧洲国家的上述做法和经验，我国应在国家层面运用税收杠杆调节居民收入的公平分配，这样既能促进国民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又能逐渐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

最近有主流经济学家反复宣示，认为在二元经济结构的中国使用基尼系数之说夸大了贫富分化。奉西方经济学为圭臬、为神圣的人在分析中国贫富分化迅速扩大这个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时，却要"去西方化"了。但我还是要"以此之矛陷此之盾"：著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BCC）最近发布《中国理财市场》报告称占人口0.5%的富有家庭拥有中国60%以上的个人财富，拥有约1.44万亿美元资产，持现率71%，并以每年13%左右的速度发展。茅于轼先生最近也反复提出，约占中国人口5%的3000万人，是中国成熟的中产阶级，这些富人人均资产超过50万美元。是中国建立宪政国家的稳定基础。这些富人的确应该发挥点稳定作用，是中国式"统筹税"、"财产税"的基础。{14}

我们可在税收政策上，借鉴德国"团结税"的做法，用于缩小差距的税种可命名为"统筹税"，实现胡总书记提出的"五统筹"。统筹税的来源可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有关专家统计，改革以来，有近30万亿的国有资源、资产、生产要素低价转移给暴发户，现应向他们抽取统筹税；二是人均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数倍以上的城市居民；三是国家几大垄断行业的税后利润，可抽取所得税附加。"富人寡税"、"财富巨人，纳税侏儒"、"垄断企业掳夺公众福利"，这些模糊偏颇的表述，把责任归结为富人"为富不仁"，"垄断企业让大众埋单"，忘记了制度设

计才具有决定性。中国没有财产税，才是问题的根本。统筹税款集中在中央政府，用于援助不发达地区、贫困地区或生态功能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保障基金，提高这些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研究和设计"统筹税"，尽快实施"统筹税"。从税务总局的统计数据可看到，中国社会保障税负仅为0.4%左右，与发展中国家的5%~8%、发达国家的8%~11%左右比，堪称全球最低。

《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人类的千年一梦，如何实现，至今茫然。为公为私都有管理者，问题出在管理者异化。但退回去，天下为私，人人见过，几千年走下来，走不通的死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是共同富裕，弹指28年过去，富者愈来愈富，机会越来越多，社会的种种资源都向富人倾斜。学校、医院、住宅、交通，甚至法律、媒体，包括官员都傍上大款。人不在智，有钱则灵，社会公正的代表都成了追星一族。鄙人洞微烛隐，虽马齿渐老，仍直言无忌，不是说洪洞县里没好人，好人永远是多数（没有定性定量的数据支持）。但体制不变，光有道德号召，存在决定意识，好人干好事难以哉。不敢讲真话、不许讲真话的民族毫无希望。{15}

（五）制度创新，改革和完善收支两条线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资助，学者高辉清等人完成的研究报告《2004年我国租金价值五万多亿》一文，令人明白当今背理伤道的许多弊政亟待革除。由于行政力量决定要素价格的"新双轨制"，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不合理又找不出不合法依据，有共识的12项：商品价差租金、利率差租金、进出口许可证租金、"三公"消费、政府机构灰色收入、违规使用财政资金、地方政府支持的企业偷税、垄断行业形成的垄断高收入、教育租金等，总计51495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4%，相当1.7个财政。这里还没算上国有资产流失、医疗保障缺失、铁路、交通、航空、证券、保险等垄断租金。租金的存在，为腐败寻租提供温床。

河南省巩义市一车主张建勋，过陕西潼关被工商行政管理人员非法罚款2.7万元，不堪重负，回家后服毒自尽。这只是冰山一角，此类事情，全国甚多，于今为烈。有学者言：根本上是由财政体制改革中所谓的收支两条线、实际下达收罚任务、超收奖励、罚款分成体制以及财政收入中央比重越来越高导致的。有人提出彻底废除"收支两条线"。我提出改革和完善收支两条线，如果收支一条线，就是陈良宇管理的上海，问题会更多，更吓人，从根本上失去了监督与分权制衡。

目前中国政府各种部门、单位，包括正规的政府行政机关，经费来源五花八门，形形色色。

何谓财政的"收支两条线"改革呢？以前财政以经费不足为由，许多政府的机构，包括行政性事业单位，可以设立机构，可以增加职员，但是，其经费由于财政不拨款，要通过自收自支来解决。工商、质检等基层部门是典型的此类机构。后来随着个体户和企业的增加，财政部门发现，它们收的费和罚的款，比它们需要的支出要多得多，再加上自收自支中私分、乱支、挪用和贪污问题较多，于是，进行了所谓的收支两条线改革：即收费和罚款先交上来，再由财政拨下去。这似乎杜绝了一些问题。然而，由此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在这种体制下，几乎没有一个政府部门不收费。中国2005年进入收支两条线的各种收款为5000多亿元，自收自支的估计还有5000多亿元，GDP的负担率高达30%以上，为发展中国家之最。举一小例，2005年北京市的交通罚款就超过10亿元。政府各部门繁多的收费罚款，已经成为扰乱经济秩序、破坏社会和谐的一大公害。{16}

这种体制实际上给中

国的企业经营、创业和就业等造成了重创。中国目前资本密集型、高附加值、高技术的企业税费负担较轻，外资企业的税费负担更轻。而劳动密集型的微型和中小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先要缴17%的增值税，再要缴33%的所得税，还要缴营业、教育、城建等附加税，在分红时还要缴一笔个人所得税，再加上政府各部门的收费和罚款，已不堪重负。另外因办事越来越难，还要有公关费用，创业和经营环境可以说是世界上比较严酷的。企业因不堪税收重负，以及政府工商、质检、城管、交通、交警等部门的乱收乱罚，1999~2004年中国个体工商户净减少770万个，每年破产128万个；2005年一年，法人企业净关闭30.1万家；如果按照一个个体户平均两个劳动力就业、一个企业平均就业十个劳动力计算，因政府各部门收费罚款而减少的就业岗位高达1840万个，这就是中国公路、电站、炼油厂、政府机关大楼、广场等以及各种豪华大比拼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而失业者越来越多，就业越来越困难的最重要原因。

这种体制将原来许多不合理的政府收费合法化了，再加上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使实行这种体制的一些政府机构和行政性事业单位，有了一种制度设计上的激励。使得政府一些部门和行政收费性事业单位，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巧立名目、疯狂收费，利用公权，公然设租寻租。

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主体和权力的市场化，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造成了整体的腐败机制。一是这些实行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体制的单位及人员，一般福利和收入比政府的如信访局等单位及公务员高得多。曾有报导，某省靠公路收费的收费员，不算奖金，一月工资高达8000元。二是由于许多收费和罚款的部门自由裁量权太大，并且罚款的最低额与最高额之间空间也太大，于是一些执法部门和公务员，先开一个最高价，再罚一个低价，从中捞取好处。比如陕西潼关的工商局张建勋案，就先开了一个5万的价，再从中寻求个人的好处，把上交国库的罚款金额降为2.7万元，并且常常收了钱后不开发票，私分罚款。因此，这种体制为公务员公权寻租创造了最有利的机制。三是按照现行的制度，这些收费和罚款不进入各级财政向人大报告的预算，因此，大量的公车、吃喝、出国等开支是从这笔预算外收入中支出的。有学者计算，三项费用高达9000亿。有关部门官员迷惑不解，说预算内公车、吃喝、出国只花了1000多亿。把预算外收支和由企业和办案当事人报销的加起来，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是9000亿，而不是1000多亿！笔者2005年到巴西、南非，与十年前出国如换了人间，刮目相看，所有的景点都是口操汉语的黄皮肤，一直到真正的"天涯海角"好望角，一位中国官员感叹："好像是在中国的景点，偶尔来几个外宾"。

这种体制将行政与利益、执法与收费相结合，使执法的公正性南辕北辙，欲益反损。执法部门收了钱，就成了保护伞。实际上一些执法部门，在收了钱后，不管是真货，还是假货，大多都放行。合法经营的加大了成本，违法经营的由工商、质检、城管等部门放行而危害社会。比如，曾经报导过的毒奶粉、毒火腿、毒粉丝、毒大米、黑棉花及各种假药等等，都曾是基层一些工商、质检、药监部门收钱后放行的。实际上这种执法和收钱密切相连的体制，将基层的一些工商、质检、药监、城管等部门变成了假冒伪劣等违法者的保驾护航者。{17}

最近，李曙光撰文指出，1982年，全国老百姓的上访数量是2万起左右。2005年，全国上访数量达到3000万起，增加1500倍。歌舞升平与群起而攻，经济奇迹与社会乱局，高速发展与信仰危机，灯红酒绿与道德底线并存。老百姓总想分享繁荣的广场效应不一定对，但财政刚性之僵局，使"公共财政"淮橘成枳，如不主动改革，必然是被

动的"清算结局"。山西、河南曝光的黑砖窑、黑煤窑大量使用奴工、奴童且波及蒙、陕，突破现代一切国家的做人底线，在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真是叫人恶心！

除了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体制外，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不平衡，也是将地方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逐良为娼的体制原因。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例已经达到了57.2%。从历史上看，自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来，11年的时间里，中央财政收入比例上升相当快，从22%上升到了57.2%。相比之下，地方收入比例逐年下降。到目前，需要以40%多的财政收入，支付70%的事权。这指的是规范的预算内财税。这样，一是使得省一级财政，往往将工商、质检、药监等省直管的部门当成财政创收的系统，下任务、定指针，给奖励，让这些部门为增加省财政做贡献。全国工商、质检和药监等部门收费和罚款2005年估计超过1000亿元，公检法司不足的办案经费，社会保障部门、各种监事会、社会稽查部门、社会文化机构、慈善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科教文卫，林林总总，收费更是天文数字。二是使得市地县级政府和财政，一方面想方设法低价征地，高价卖地，将农民的一部分利益和通过消费者高价买房的利益拿来补充财政；另一方面给所属的城管、交通、交警、消防、市政等部门也下达收费罚款任务，弥补财政不足。一般土地收入和收费罚款等预算外收入，要占到市地县两级财政的50%。全国从个体经营户、微型和中小企业身上收来的收费和罚款，估计超过3000亿。

乱收钱一定乱花钱，乱花钱一定污染社会风气。中国的事办不好，都是钱多了用不好惹的祸。1994年税改之前，税收总量只有4000多亿元，2005年超过了3万亿，2007年5万亿元不在话下。但是，钱越多越不够用，软硬赤字肯定又要列支大几千亿元，不信就骑驴看唱本。

现在的领导大概多出于工程师，工程搞多了，什么都是"系统工程"，以为学术、艺术创造也和工程一样，可以规划出来，立项、设机构、招投标，大把撒银子堆出成果来，动不动千军万马修长城。二十四史设衙门，养一班人官修，再修也修不出司马迁的发愤之作《史记》。现在一部清史工程拨款数亿元，还有数不清的大师工程、学术带头人工程。学术、艺术、基础理论研究是个人的创造性工作，不是养鸡场可以批量生产，更别提生产"大师"了。这可好，除倒金字塔结构财政向大学倾倒，大学在校生2500万人，毕业即失业的至少有300万人。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政府领导朱永新极而言之，大学的银行债务可能在4500~5000亿元之间，提议卖掉大学解决债务。

乱花钱成了潜规则，谁浪费谁致富。作为社会良心的出版社，不准卖书号是明令，还在卖书号是公行，明令与公行并行不悖，上面明令禁止，下面合作出版，需求创造市场。学者要想出名，先要在电视媒体混个脸熟，再挂上几个头衔，有了钱再主编几套丛书，便成泰山北斗。媒体包装的经济学家再当上几家大公司的独董，就完成了资本的经济学家化和经济学家的资本化。

有钱能使鬼推磨。至于用的什么磨？推出的什么米？一切由市场价格决定。当年搓背、修脚、泡澡堂，都是清淡夕阳产业。"忽如一夜春风来"，桑拿、按摩、捏足、洗头，"一夜好风春遍栽"，变成火爆中国的"朝阳产业"。当年资本主义的标志：专饲猫狗的罐头在中国已稀松平常；"过剩"的好牛奶被倾倒，早不是什么新闻，毒奶、毒米、黑棉花见怪不怪，宠物医院看病比人贵也没人义愤填膺了。中央德政、善政愿望，到了下面马上全成狗咬尾巴乱花钱的怪圈。你提出新农村建设，我就搞圈地运动，你提倡红色旅游，我就度支公款。关系到40%~50%婴儿严重贫血、大脑发育迟缓的铁酱油，每人每月铁酱油只要五角

钱，说了多年无人理睬。毫无用处的各种"补品"，因为价格离谱，广告铺天盖地。

（六）廉价又廉政的政府要靠制度创新

需要我们思考的是，目前的这种行政与利益相结合、执法和收费密切相连，包括中央与地方财政极不平衡的财政体制，其运行的结果，是以自己利益为本，执政为钱。而且也不符合国际上通行的现代政府标准的起码要求。首先，应当建立人民--人大--政府之间的收费罚款制约机制。政府、政府各部门及授权的行政性事业单位，不应该有收费权，其一切关于收费的条款的设立权，应当上收到省和省以上的人大。任何收费和罚款项目、标准、方式，都必须经过人大讨论、社会听证等程序设立，否则应当视为违法。

其次，彻底清理工商、质检、药监、城管、建设、交通等各部门的行政性收费项目，超收奖励、罚款分成，收费、罚款体制一律废除，这些执法部门全额经费由税收形成的财政供养起来。1999年我在《你给我合理的税制，我给你廉价又廉政的政府》一文中就提出"绩效预算"，并提出执法部门首先应在人大监督下执行"绩效预算"。1998年美国国内收入局绩效预算不合格，限期整改就是成功案例。

再次，将行政和事业单位的行政公务活动与市场服务性事业分开。凡是政府执法部门自己执法、检查发生的费用，是行政公务成本，应当由执法者承担，而不应当由被执法者支付。比如，政府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管理部门，要检查某一产品是不是合格，其发生的检查费用，应当由财政经费支付，而不应当由接受检查的商户承担。如果是商户和自然人，要求工商、质检等部门的事业单位对其商品、包装等进行检测，这类市场服务性的费用由提出要求的客户承担。有利的一哄而上，都来管；无利的，真正应当管理、服务的，谁都不积极。

尽快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中央适度集中财力并没有错，关键是聚财为国，用财为民。界定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对称。调整和划分税种，开征消费税，全额留给省级财政；开征房产税，全额留给市地县镇级财政，撤销乡镇财政，取消市管县财政体制；政府项目建设资金由发行债券筹资解决，财政科目中列本息支出项目。如果，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税关系不进行调整，地方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单位收费和罚款"抢劫"自然人和法人的局面根本不可能得到扭转。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波澜不惊、有条不紊之中，以增值税代替承包制，釜底抽薪，实现了中央集中财力这一石破天惊的变化。但分税制并未真正建立，而是分成制、分钱制。增值税也因改革不彻底，留下了许多"制度陷阱"。

总之，政府各部门究竟是以钱为本，还是以人为本，政府各执法部门究竟是执政为民，还是执政为权，政府各行政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单位究竟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还是以部门权力和部门利益为重。经济人假设不适合政府部门，关键在于能不能行政与利益相分离，执法与收费彻底分开，关键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税关系能不能得到调整，关键是财政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体制和下达创收指针和任务的潜规则能不能被废除！

行政产业化，执法市场化：一，由于行政权力成为利益的主体，公共政策甚至改革措施往往成为甩财政包袱，或者与民争利的手段；二，对体制弊端的改革往往会演化为对既得利益群体锦上添花的措施。比如国有企业的拍卖，国有资产的出让；三，调控强势群体的政策措施难以出台和实施。比如财产税、物业税、遗产税等；四，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当中的走样变形。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分析，在目前资本收益格局中，国家占26%，居民个人占22%，财产分配不平等，高于收入分配不平等。早在2002年，城市金融资产总值中，20%家庭占有66.4%，其余80%家庭占33.6%，其中金融资产最少的20%家庭

仅占1.3%（见张晓晶报告）。而我国外向型经济却十分畸形，高技术产业实际很脆弱。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由1995年的101亿美元，跃至2005年的2183亿美元，增速惊人。但三资企业出口占88%，是跨国公司把生产基地搬到中国的反讽。党中央提出，要更加重视公平。我国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都有许多不公平，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一方面，上访与维权之人呈几何级数增长，北京已出现坚持数年不散，以持久战为主的上访专业村。上访者从乡县市省一路上访到北京，还是传统的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京城成为为民做主的最后希望；中国百姓多数除通过找"青天大老爷"仍是别无长策。而关心民瘼的官员又太少。刚刚有点现代意识的维权者对谁拖欠你的工资，克扣你的奖金，罔顾你的死活，无视你的安全，方兴未艾小荷才露：雇律师、上法院、打官司、找记者、媒体曝曝光。然而，与多数上访者一样，弱势者告强势者，除少数机缘巧合都是鸡蛋碰石头，找 。历代都说"天下讼息，是盛世景象"，可惜我没见到。但古有名训：水性至柔，可以穿石。

另一方面，反腐败的呼声越来越高，连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都法办了，不可谓力度不大。然而，法纪森严，依然有漏网吞舟之鱼，制度严密，亦有百密一疏之处；贪腐的数额越来越大，前仆后继，令人咋舌。腐败发展为明码标价，卖官鬻爵，祸国殃民，官可卖，还讲什么操守廉耻！腐败之渊薮，覆亡之信息，肇端尽在此了。卖官古已有之，秦汉就有纳粟拜爵，但古代卖官还有皇帝诏令，从原则上讲，钱也入官库。如今是上下其手，私相授受，钱入私囊。社会各种腐败丑陋现象20年目睹之怪状，好像都无根治之策，若能根治，实是生民之福，社稷之幸。远的学不了，都是华人世界，香港的廉署，新加坡的人民资本主义总能学吧？

（七）社会的主要矛盾：狐狸分饼

官产学媒的主流认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对老百姓欠账太多的认识是对的，但由此演绎为主要矛盾是颠因为果。如果要说中国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党中央的新政取向已很明确：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立党为私、执政为权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非和谐社会的矛盾；五统筹与非五统筹的矛盾；新"三民主义"与利益集团垄断财富的矛盾。一句话，科学发展观与非科学发展观的矛盾。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的制度安排并不是没头苍蝇。

社会财富增长快，为什么国富民不安，民富国不强，盛世不太平？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表明，2005年中国GDP总量达22257亿美元，这还是按汇率标准，若按购买力标准，中国的GDP早就超过日本，世界第二。自1979年以来，GDP以每年9.6%的速度增长。据官方的数字表明，2005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约为3万亿元，2007年很有可能超过5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大几十倍。同期中国人口从1979年的9.7亿增加到2005年的13亿，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9年的11.61 下降到2005年的5.89 。以往由国家负担的城镇居民住房和就业人口的医疗、教育等包袱已甩掉。20多年没有发生战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这都表明，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是历史最好时期。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构成公共品生产的首要条件。

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原因是非生产性支出和投资比重过大。据《证券时报》2006年2月9日的一篇文章披露：中国财政支出中最容易膨胀的部分是行政公务支出和直接投资，中国行政公务支出和直接投资占财政总支出近50%，而美国仅占17%。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事关公民切实利益的部分，成为中国财政支出中最不容易膨胀的部分，只占财政总支出的25%，而美国则占75%。2

005年，中国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费用约7000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140倍多；行政管理费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1978年的4%上升到今天的24%。而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的3%~6%。全国政协常委任玉玲在"两会"上也指出："我国的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从1978~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这个比重，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美国的9.9%大大高出，而每年还在以23%的速度大幅增长。"统计口径虽有差异，结论是一致的。{18}

腐败造就了制度成本巨大。国内报端不时披露，豪华办公楼，越盖越多；公务员超编，冗员难减；公款送礼，屡禁不止。所耗费用不仅远远超过军费开支，更比教育和医疗经费加起来还要多。《财经》杂志披露，2004年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仅受理了148种。《南方周末》登载《"万种新药"背后的诱惑》一文指出：国家药监局每年受理的"万种新药"当中，绝大部分属于各种仿制药，乃至改变剂型等改头换面的所谓"新药"。例如，一种核心成分为青霉素的感冒药针剂，成本仅六角钱，加入一点其他药品成分后，价格狂升到150~600元；中国制药企业热衷于申报"新药"，因为一旦拿到新药批号，企业可以自行定价，卖个好价钱。市场疲软，突然惊现公共品不足，并以此认为中国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公共品匮乏。揭开表象，发现了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的垄断，即对公共品的巧取豪夺，才是制度性腐败的深层原因。

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取消农业税给中国9亿农民带来的好处，早已被这两年的化肥、农药、柴油、薄膜、种子等农用生产资料涨价所抵消。中国社科院2005年的调查分析，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本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仅3%，而劳动力的贡献率为69%。"上下交争利而国危"。关键是改变比较优势，国家集中一切人财物的优势，进行核心技术的"赶超战略"。这是"国计"，而对待"民生"只能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只有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而现实是，在利益导向下，一些由国家办的执行义务教育的小学和中学嫁接了私校，成为"校中校"、"名校办民校"，接通了公共品变成私人品的管道，巧立名目地乱收费，这样发展下去，不要几年，公共品变成私人品，学费大幅度的提高不言而喻。与此同时，许多主流学者认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远程教育等如果也是公共品，既不符现实需要，也不具备国家财力的保障。这些教育应是个人对未来前途的投资，是充满竞争性、排他性的金字塔塔尖，即私人品。表面看，大理不亏。但在西方，哈佛、剑桥都有名人的孩子，巨富的孩子通过各种基金，成绩不好也能就读名牌大学。如果我们不承认大学的"半公共产品"性质，那么，普通工人、农民的孩子无论如何学而优金榜题名，由于没钱也与名校无缘。

极而言之，最近几年中央党校老板班火爆，60多期培训了近万名老板。老板们为了"充电"，总结得也精辟："中央党校为学员与领导、学员与专家搭建了沟通的平台，不胜荣幸。"而弱势群体，如刚刚得到免除农业税好处的农民，还未来得及从免税喜悦的酒醉状态中清醒，胜利的果实，已被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新一轮狂涨吃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成因又是电、煤、原油、运输等价格的上升，生产和掌握这些资源的大多是国有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毫不犹豫地把涨价的因素转移出去，最终落在9亿农民身上。因为垄断企业的产品销售价格不由市场决定，由垄断企业自定。现在大家都在问，猪牛肉为什么这样贵，农副产品涨价为什么这样狂？通货膨胀的板子打到农民屁股上。其实对中国特色略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农民根本没赚到钱，还在减少存栏，甚至将奶牛当肉牛卖。

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并没有削薄中国石油巨头的利润：中国三大石油巨头公布的企业半年报显示：2005年上半年，中石化在叫苦声中狂赚180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20%；中石油的净利润为616亿元，比中石化的180亿元高出三倍多，中海油的净利润为118亿元。

国有垄断之罪，提法很煽情，但却是误导。面向世界，石油、铁矿砂都供大于求，而价格却翻着疯狂的跟头，有如烈马脱缰，一路成倍上涨。再精明的经济学家，也画不出一条符合市场规律的成本效益曲线图。现货跟着期货走，期货跟着投机走，投机基金集中在美国，本质上是美老大说了算，别说中国没有定价权，欧盟也眼看着美国2.1美元成本的国内石油封存不采高价进口，美国大石油公司利润丰厚。垄断并不可怕，怕的是利益集团火中取栗，强者通吃。以垄断之矛对垄断之盾，将超额垄断利润、超额税收贡献给人民，就功德无量，什么错都没有。问题是，在这里，社会公平、正义、平等等普世价值早已摈弃出局，只剩下赤裸裸的掠夺和交易。社会机体的腐败越过个体的局部范围，越演越烈，渐入膏肓。

用不着抖学问、掉书袋、卖弄理论，也用不着旁征博引，细密考据。我提供的基本数据如铁铸事实，使我可以直抒胸怀，直白、痛快地告诉读者，这28年来，公平如挤牙膏，富人一碗等于穷人一锅，都是狐狸分饼惹的祸。谁看了这些铁铸一般分配潜规则能不怦然心动，热血上涌，有如大梦初醒？

历史很新也很旧。狐狸给两个小熊分饼，一块大饼分两半，左一口右一口，为了"公平"左右开弓不断啃下去，最后看似公平了，大头已落入狐狸的肚中。我们也知道《一仆二主》的故事，由于两个主人只能依靠一个仆人，最后的结果是仆人异化为真正的主人。好坏人的故事，讲了千百年，不仅小孩爱听，大人也爱听。"郎顾之争"顾雏军入狱，故事本已划上暂时的句号。郎咸平没完没了，如同《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正因为他是香港小孩，才敢来大陆说出实话，不用学成年人必须指鹿为马才能被皇帝放过。郎咸平意犹未尽画蛇添足，最近又讲了一句"中国的世界工厂，比资本主义的工厂更血汗"，马上就有理论权威深揭猛批，上纲上线，一言以蔽之，这种反思改革开放就是否认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是硬道理里面的硬道理，管着所有的软道理！义正词严的批判，让人产生错觉，好像郎咸平是散布自由化精神污染的党政干部。结果，郎小孩告饶说得好："我学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工作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从事的是会计师的审计评估，如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没有人敢像中国这样化公为私，敢像中国这样剥夺工人。"

权威批郎，向风车举剑而所向披靡。只是选错了对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不是主流经济学家的定义：市场经济＋社会公正＝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整个逻辑展开的前提。小平同志的经典语言：2049年之前，中国都是不够格的

社会主义，将来富裕了，解决两极分化，比改革开放更困难。我的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绝不是垃圾桶，什么资本主义的东西都可往里装，而是要驾驭、领导那些不得不存在的资本主义。首先要解决谁领导？为了谁？真共产党领导，真为人民服务，玩真格儿的。"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也绝不是一句空话。国民党跑到台湾之后，资本主义在台湾也曾有"四小龙"之首的辉煌局面，但逻辑前提是依附美国。共产党人领导13亿中国人民的制度安排，大是大非，大本大源，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作为后发型国家，不做帝国主义的附庸，又没有当帝国主义的身板，资本主义的路在中国就走不远，走不通。只有共产党人信仰无比坚定，才能领导13亿人民共同富裕。有了我们这样的税收局面，才有可能出现2006年，中央财政支持"三农"的资金3394亿元。2007年3917亿元，还要增加农村义务教育经费395亿元，新型合作医疗101亿元。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多些，我们对人民欠账太多。仅举一例，农民有2亿多亩土地为城市化而奉献，这种不可再生的稀缺要素价格呈几何级数增长，其价几何，还是为读者留出想象的空间。

世界上农业最成功的美国，也离不开国家的财政补贴。与工业比，农业本来就是弱势产业。没有我们这种财力的迅猛发展，根本不可能有新农村建设和新型的城市化发展。只有中国式的财力集中，才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让中国的弱势群体每年增加1万亿人民币的内需。多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中国的"弱势群体"哪怕种草种树，生态环保型生产，科教文卫服务型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架桥铺路，公共产品型生产，他们生产出的GDP肯定是绿色GDP，他们的消费肯定是资源节约型消费，节能、节水、节电、小户型居住。他们的子女接受教育多数也是职业技能型教育。他们的内需上去了，中国经济畸形外向的病态才能够改变。伟大的复兴计划，只有靠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并使用另一手，国家集中财力，计划大力推动。只靠市场经济，在中国解决不了充分就业问题，相反，大量存在的产业后备军，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提。2500万人要在今年就业，国家尽最大努力解决1200万人，光毕业的大学生就有500万！上海大学生就业工资是全国最高的，也只有1000~2000元。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坦言，2007年新增求职人员2400万人，将有一半"新人"找不到工作。{19}

最近，温铁军、林毅夫撰文认为，劳动力作为过剩生产要素，打工者每年每人给城市提供大约2万元人力资本的贡献，占经济发展的50% 以上。这种比较优势理论，与樊纲近期提出的非民粹主义增长，共同构建了完整的逻辑。当年马克思批判扎伊尔资本带来利润、土地带来地租、劳动带来工资的庸俗经济学。我们也清楚，这种鼓吹资本奴役劳力的庸俗经济学，在今天的中国不仅不可避免，还有用有效。但知道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而乐此不疲地鼓吹这种比较优势、比较成本者，就是资本的奴才了。国务院研究室近期发布了《中国农民工调查报告》，农民工共2亿多人（包括乡企），人均工资300~800元的占72%，仅相当城市居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4000万农民失地、失业、失去最后的社会保障。许多城市都明确提出：吃饭靠财政，发展靠土地，"经营城市就是经营土地"，土地已变成第二财政。"中国的比较优势"对资本具有挡不住的诱惑，经济学家津津乐道不断鼓吹的比较优势，也是哈耶克的同行口口声声所要的"骗出一个好制度"。{20}

超越"左"、"右"，实说实话，人微言轻，藉两首古诗结束。一首是明末陈恭尹的《读秦记》："谤声易弭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黄石公传张良《素书》而助刘邦

成霸业。一首是王渔洋读《聊斋志异》："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孤坟鬼唱诗。"人间不讲人话真话，有情有义的真话反而要藉"鬼狐"而言之。

（八）特色集萃，纯属多余的话

最近，有一大热闹，中国富豪超英赶美招热议：

美林全球财富管理公司公布的《2009年世界财富报告》显示：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富豪人数锐减15%，全球净资产超100万美元的富豪860万人。

但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

这一年，中国的富豪总数超越英国。

英国BBC率尔曰，到2013年，中国内地的高资产净值人数有可能超越北美。

《亚洲时报》认为，有数据显示，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

还有一位名人，他的爆料更奇：

政协委员蔡继明自称援引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联合调查报告，截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后者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

我不信这组数字，中国官方也迟迟出来辟谣，勃然大怒。

但是，为什么凭借官方的权威，就不能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数字？

2009年版《胡润百富》、《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新鲜出炉。

中国富豪超10亿美元者，130人，超过美国！耶鲁大学塞勒尼教授分析：

中国最富有的前十人，除了荣智健，都是白手起家，均无官方背景。

这让我大吃一惊：

一个首富黄光裕落马，牵出司局级、省部级官员几十人。

手中一本书，封面引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

中国真正的富人很不透明，决不"露富"。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全球同此凉热，真是天下第一硬道理。

耳边有一种声音在地下滚动，隆隆作响，看天下谁是英雄？

美国已不在话下，手拿把掐。唯一比不过的只有俄罗斯，中国内地的顶级富豪们在榜单上，没有俄罗斯的富豪有钱。俄罗斯《福布斯富豪榜》前十名的门槛达到130亿美元，首富是280亿美元。而中国前十名入榜门槛是29亿美元，首富是63亿美元。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前提是国家解体。

在俄罗斯，叶利钦上台之后，寡头经济与政治中枢则睡到一张床上，有时同床异梦，有时则一起贱卖国有资产，得陇望蜀，得鱼忘筌，一起数着石油赚来的美元，忘记为什么在俄国发生十月革命。

辛辛苦苦近百年，讳疾忌医，毁于一旦，国家落入少数既得利益集团之手。

但中国自有千秋在，叶檀说，全球经济危机，百年一遇，富人也改变消费习惯，奢侈品已不再受到追捧。而中国却出现相反态势。高盛的调查报告显示，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穷人还有70%。而2009年，中国奢侈品销售破天荒达到50亿美元，远高于2008年30亿美元的销售额，增幅居全球第一，占全球市场25%，首次超过美国。

人均收入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奢侈品消费额却超美国。

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仍至37.9%和43.7%，而美国只有15% 左右。

多数老百姓还必须精打细算过日子，而中国奢侈品傍贪腐频频出现。

少部分人富起来了，大多数人穷下去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另一个时代还没开始。

路在哪里？我很茫然。

胡润研究院调查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沈阳、成都六个城市的新贵族已消费门槛显示，真正要成为新贵族：

北京新贵族消费门槛为8700万元。

其次是上海、杭州、深圳、成都、沈阳，分别为8397万元、5366万元、4465万元、3786万元、3284万元。

财富多少不算数，有钱敢花才算数。

以财富人士当前固定资产总值和消费总额来确定中国新贵族消费门槛

，中国有5.1万财富人士具备这样的消费能力。

到底是官富还是商富？奸商巧取，贪官豪夺。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招商银行发布2009年中国城市居民财富显示，中国三成家庭负债达40%；消费比例高于收入60%的人达46%之多。

大家都是"月光族"。

美国《新闻周刊》：中国仍是落后消费者社会。

2007年中国人的消费总额约为1.7万美元，相比之下美国高达12万亿，占GDP的65%以上。而中国的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呈逐渐下降趋势，从1968年的60%下降到2008年的36%。真正的大买家是政府。这几年，政府投资每年增加20%~30%。

毛主席他老人家26岁就说道：

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强？民众团结的力量最强。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开通了反贪网，设定的最大容量为1000人同时使用检举贪污腐败。开通首天出现热线被"打爆"，网站无法登陆。

中国的维稳成本，每年以两位数增长，一个新疆有20万人的维稳力量。

高昂维稳成本源于国家基本制度一定程度的失灵。

这是一个时髦概念辈出的时代。

就国民的分配就有"橄榄型社会"、"宝塔型社会"、"M型社会"、"图钉社会"等模式。

著名体制外统计学家，下岗工人王炼利对我国残缺不全的统计纵横比较，博采众家之长，为我们提供了知情权，参与权。

日本人惊呼"失落的20年"，八成人口沦落到了中低收入阶层。

原来庞大的中产阶级趴下了，缩水了，进入"M 型社会"。

最理想的社会是"橄榄型社会"。

据说美国曾经就是这样的社会，高薪的"白领工人"占整个职工人数的50%以上。

但这样的社会要有中国这样污染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垫底。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蓝领工人收入一直下降，过得还不错，中国向美国提供了世界上最便宜的消费品，功不可没。

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美国失业率已到10%！

美国低收入家庭回到70%，倒退回"宝塔型社会"。

2007年中国城乡就业人员7.7亿人，乡村就业人员4.764亿人。

7.257亿农民总收入3.01万亿元，包括他们进城打工的收入。

这一年，全总开展了全国第六次职工调查，扩大到私人企业，扩大到农民工。

调查发现，72.4%的普通工人收入低于全国职工的平均收入，普通工人中55%的人工资收入低于月工资1000元，他们绝大部分是农民工。

农民工，最可爱的人，30年工资增长甚微，他们还捐出近3亿亩耕地，低价城市化。他们创造了60万亿美元的财富，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出口导向，为国家积累了2.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他们的汗水，大部分购买了美国的国债，改善了中美关系。

他们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王炼利的计算太复杂，但结论却很直白：

2007年中国劳动者总收入7.32万亿元，这一年，中国国民总收入25.15万亿元，7.7亿的中国劳动者收入只占国民总收入的29%，每个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9500元，月收入792元。

官产学媒主流齐上阵，"启动内需"，代替因全球危机不断下降的外需。

如同"何不食肉糜"？内需难启动，有钱谁不会花。

2007年，中国农民人均储蓄4500元，7.275亿乡村人口储蓄总额也不过3.27万亿元，仅占2007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7.25万亿的19%，农民却占总人口的55%！

2004年，中国有2亿人平均每天实际消费不足0.42美元，现在就算翻一倍，这2亿人的消费也不足1美元，国际标准人均每天实际消费不足2美元是赤贫人口。

中国还有多少赤贫人口？

中国不是"橄榄型社会"，不是"M型社会"，甚至不是"宝塔型社会"。

中国是典型的"大图钉社会"！

钉面是占绝大多数尚能温饱

，（还有几千万不能温饱者）不够小康的底座，钉杆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钉尖却是世界级富豪。

李零说："公平是挤牙膏"，"共同富裕的'富'，那都是富人玩剩下的"。

诺奖获得者马丁·沃尔夫说，中国需要改变。

沃尔夫说，如果一百分算作满分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毫无疑问能得100分，但在收入分配上他给中国打50分，环境保护只能给25分。

中国经济整体规模是印度的3~4倍，但人均消费只比印度高出50%。

数据表明，中国的储蓄非常高，却大部分来自政府与企业。

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好处，政府和企业所得大大高于劳动者。

这是对内，对外，马丁·沃尔夫更感奇怪：

沃尔夫计算，成本惊人，因为贸易顺差的投资回报只有负的5%~10%。

通胀、人民币升值及美国国债的低利率，在没有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的外汇储备大约每年损失2000亿美元，变成了美国人的福利。

真难以想象，5%的GDP就这样送给了海外。

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美国人说，中国是美国不用还的最大钱包。

钱包是小偷掏的，而金融危机却是大盗闹出来的。

过去十年美国的政策非常糟糕，中国是被动传染。

中国过去的模式已不可持续，必须转型。

更多的个人消费，更高效的投资和更好的服务业意味着更多的就业。

这一切将十分美好，中国不是美英，有可能实现转型和持续发展。

2008年8月14日，中新社新闻，改革开放30年农民纯收增长31倍。

说农民收入没有提高不对，但夸大农民收入也不对。

1978年农民年均收入133.6元，2007年4140.4元，增长31倍。

"你要马儿跑，不能不吃草。你要人出力，不能没头脑"。

"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有这样算账的吗？

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数的统计语言表达式是：1978年＝100，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数734.4，也就是说，在缩减了通货膨胀因素后，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是1978年的7.344倍，或者说，比1978年增加了6.344倍。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未来两年削减行政成本15%~20%。

他说得对，就是办不到。

迟说，从1978年到2006年，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管理的费用规模增长了143倍，年均增长19.4%，高于GDP增长一倍，也超过年均13%左右的财政支出增速。同期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4.71%上升到2006年的18.73%，数倍于一般国家。如果同上，用统计语言运算呢？

削减，不是不可为，而是不想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算得明白：中国跨地区的农民工和本地企业工作的农民2亿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987人，农民工的代表只有3人。资本家可以入党，2亿多农民工中的党员，几十年找不到党组织。

主流报刊报导，过去十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的中国腐败官员4000人，携带逃款500亿美元。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认为不对。外逃贪官10000多人，携带逃款6500亿人民币。

司法部黄风司长认为"无从计量"，某省近200名负案在逃的贪官中，只有不到10名案犯在海关出境时留下了记录，其余的全部下落不明。

全球经济危机的第二波正在到来。

美国的国家和企业总债务已达GDP的350%，其中银行的债务为9.95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的未偿还债务为10.5万亿美元，不包括第二次刺激计划的7870亿美元。欧元区的企业债务更高，负债总额超过11万亿美元。

全世界的洐生货币工具创造了650万亿美元的天量虚拟资产。

是全世界GDP的18倍！

美国带头将所有有毒资产的结算推迟到2011年底结算。

郎咸平一语道破美国为何不救制造业。

郎说，美国的救市资金从全世界圈来的钱，全部加总共有1

1万亿美元。

其中，95%都投在金融上。美国人认为制造业救不了。

的确，美国的实体经济也有22万亿美元的虚拟经济。

美国的消费市场叫做泡沫消费，本质问题是，一定要让银行能够生存，银行是不能都倒闭的。银行、证券公司、投资人，只要这三个都在，就可能使美国的泡沫消费恢复，其中一个死了，那就全玩完了。

只讲经济学，不讲政治经济学救不了非理性繁荣。

中国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主流经济学家真的是昏了头。

老百姓都懂的常识，他们非说美国代表了先进是前提。

挣一块花两块不仅长得了，而且叫"超前消费"；

向别人借钱可以不还这是制度性跃迁。

再好的印刷机也印不出财富来，美国就能；

不事生产，靠"金融创新"创造的数字财富，不是真实的财富，可假做真来真亦假，美国的造假，全球都在当真的用；

让你的人民币升值，美元继续贬值你还不干呢。

借新债还旧债，只会越欠越多，不会越欠越少，其实，全世界都在替美国还债；

美国说你给我的是有毒产品，我给你的是有毒证券，扯平了。

全球金融危机是因为你存款太多，借钱给我太多，所以危机！

美国说，我再向你借钱，保证将来用印刷机多印点绿纸还你，你千万别捂紧你的钱袋。危机后，我们买美国国债还在增加。

2007年，美国最终消费高达GDP的86%，净储蓄率为负1.7%，贸易逆差占GDP的5%。

2008年，美国居民、政府和非金融企业的未偿还债务合计高达33万亿美元，是GDP的2.3倍；这还没加银行的，虚拟经济，不加，折合人均负债11万美元，加上，儿子辈、孙子辈的钱都花了。

别提多傻，中国人自己拿自己打镲：

"欠债的是爷爷，要债的是孙子。"

有人说，全球危机，风景这边独好。

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预计，2009年底，中国的GDP的规模就会超过日本。

其实，中国的GDP超过日本又不是头一回。

清朝，中国的GDP在世界上就曾居榜首，1949年，二战后日本是战败国，中国的GDP也高于日本。

论技术，论人才，论货币霸权，论军工，中国仍还在低端，遑论美国。

难怪奥巴马刚刚上台，就称中国是纸老虎。

2009年初，几千万的农民工离城返乡，几百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而且同时，中国210种工业产品世界第一。

中国卖什么，什么就廉价，中国买什么，什么就翻着跟头地涨价。

全国农民工就业总量是2.25亿人，参加工伤保险的比例仅22%。

陈锡文说，我们每年需要1万亿斤粮食，按照目前亩产需要16亿亩耕地。

另外7.5亿亩要去生产蔬菜、水果、油料，中国进口的农产品相当5亿亩耕地。

28亿亩耕地才能勉强养活13亿中国人。

中国早就没有这么多耕地，还要让远远不够的耕地成为农民最后的保险。

中国的城镇人口按城乡建设部统计6.07亿人，城镇化水平45.68%。

与同类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我们又创造了一个世界最低。

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推算：

2009年中国有611万大学生毕业，还有前几年没就业的大学生350万左右，2009年城镇待业的劳动力4500万人，失业的农民工3000万人。

而2009年新增就业1000万多一点，可怜，危险！

美国的经济是"无就业复苏"，中国的经济也是无就业复苏。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为什么选择一条就业弹性越来越低的经济增长方式？

有一条制度迷信，中国GDP保八才能增加就业，已成共识。

无法解释有机构成远高于我国的OECD国家为何就业弹性远远高于中国。

2009年中国的投资比例已创"空前"，国际上的周期比较也是"绝后"，如果按照基于就业拉动系数的权重分配投资，可以创造就业7236万人。

业），铁公基、老大粗已成惯性。

如果投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服务业最能拉动就业，而投资比例仍在下降。

常被某些领导挂在嘴边，俨然成经：中国的财政收入是解放初的一千倍！

不考虑物价指数的可比性，账不能这样算。

中国是税收收入增长最快的国家，也是税收成本最高的国家。

《经济参考报》报导：美国的税收成本0.58%，日本1.13%，而中国呢？

税收收入成本占税收收入总额的8%。

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指出，税收成本高的原因是通病的四高：

一曰人员支出高，二曰楼超标，三曰车超编，四曰招待、出国控制不了。

千万不可将国有定义为社会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总体系下，顶多是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说，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处，指的是，它便于"统计和监督"。

我们的国有垄断企业靠垄断"闷头发大财"。

从1993年开始，国有垄断企业积累的未上缴利润，少说也有10万亿元。

这几年才拿出利润的5%~10%，向国家上缴利润了。

说他们富可敌国，一点错都没有。

请看看这些企业巨商的利润到底是谁家的饕餮盛宴。

他们在国内高价发行股票，低分红甚至不分红。

在国外低价发行却高额分红：

中石油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4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石油、中石化等四家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而中国全部上市公司，在18年里给上亿股民的分红才280多亿美元。中石油在香港上市，发行价只有1.27港币，回到内地上市，却是16.7元人民币，还说是"低价发行"，"回报内地股民"。

垄断利润成了企业内部高工资、高福利的盘中餐，尤其是高管的高工资、高福利，高管年收入动辄几百万、上千万。

数字显示，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电气、烟草等垄断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职务消费的黑洞，远远高于高管的工资。

每一轮股市起伏的过山车，都会削去中产阶级一层皮，遑论那些拿着退休金炒股的弱势群体。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办国有企业，办国有企业对全体人民有何好处？

这个列宁早就回答过的问题，却被特色忘光光。

中国的经济是刮风经济，上面开一条门缝，下面就是12级台风。

2009年，上面宏观调控，人大决定的目标M2增长17%，三个月过去变成28%，计划全年贷款增长5万亿，全年变成10万亿。

一个比一个凶，一个比一个损，一个比一个霸，一个比一个穷。

投资高速增长，而进出口加速下滑21%；

工业增加值一月快似一月地正增长，眼看冲顶，而工业用电量却负增长；

上半年工业增加值正增长，而财政收入负增长，中央一声令下，全年增长10%，只讲政治，不讲法制，一边"结构性减税"，一边突击性增税；

股市从1600点快速回升到3400点，而上市公司利润同比大幅度下降。

工业产值持续增加，而企业利润同比持续下挫；

名义消费增长，物价总水平持续走低，而老百姓异口同声"涨价都涨疯了"；

国有垄断大企业"不差钱"，中小企业半数开工都困难；

通胀预期日增，中国式虚拟经济的泡沫，中国式次贷危机就在眼前。

中国最怕"共振效应"。

失业是第一位的，民以食为天，吃饭的问题最大。

全国范围的劳动争议案件，高法统计，2008年前十个月，同比上升93.5%。

北京是首善之区，同上口径，农民工群体讨薪事件及参与人数环比分别上升300%和900%，同比分别上升14%和132%。

看似偶然的"火星"，都有一堆必然的"干柴"。

瓮安、孟连、界首、广安、大竹加上西藏和新疆的打、砸、烧、杀、抢，我们已进入群体事件高发期。

四处游荡的年轻人居多，当他们在珠三角、长三角、环

渤海经济圈也找不到工作，就走到"天尽头"。

你能想到当年深挖洞年代留下的北京人防工程里居住着120万进城打工的农民工？

城市是给城市人准备的，当他们连脏、累、差的生计都找不到时，无事尚且易生非，更何况一有"风吹草动"，年轻人更易呼啸成群，肆意而为。

你看看互联网上，充满了信仰飙车，语言暴力，一水儿的仇官仇富。

拿什么救救孩子？首先是救赎我们民族的灵魂。

中央说，中国进入矛盾多发期，各种矛盾的"共振效应"。

穷山生恶水，恶水生刁民，刁民生酷吏。武汉的大学生为救孩子，投缳赴水，而划船专赚捞尸钱的"人民大爷"，身板极差，烟酒劲极大，绳系尸体，开价除了捞尸钱还要外加烟酒钱。

这里有成批的捞尸专业户，而政府对险滩多年视而不见。

一个国家对待自己的国民连寇雠都不如，你将用什么去让他们爱自己的国家？

还开了什么活学活用讲用会。

反腐两利器：财产申报和金融实名制。

首先是国字号大官员带头，自己、老婆和孩子都申报，媒体公开。

上面不干，下面干，都是白干。

皇上不急，太监急，肯定是白急。

《新京报》报导，截至2007年，中国公务车5221755辆，一年消耗4000多亿元。

中国"狭义的公务员"500万人，"宽义的公务员"1053万人。

难怪金融危机之中，中国的轿车年产第一，已达1200万辆。

公吃、公车、公款出国游，有人算出一年1.2万亿。

多乎哉？不多也。

王耀辉在《人才战争》一书中说，我国留学生累积达150万人，归国留学人员39万人，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无论数量还是比例世界罕见。

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理应对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

一个神话，一个奇迹在中国产生：中国的央企从过去奄奄一息的"困难户"一跃成了"暴发户"。

央企业如今的确一个个财大气粗，不可一世。

代价呢？几千万老工人几乎裸身而退，减员增效成为弱势群体。

央企中国石油的国内原油产量占全国的57%，天然气占80%，炼化产品占40%以上，中国移动控制着4.57亿户的移动通讯，还要双向收费，卫星通讯只有中国还分什么长途、市话。全国发电的55%、水运货物周转的89%、汽车运输的48%、高附加值优质钢材的60%、水电设备的70%、火电设备的75%，全是央企天下。

民航，2009年全世界亏损，唯独中国央企占民航运输周转的82%，全面盈利。

显然，央企的巨额利润首先来自它对资源和市场的垄断。

问题不在垄断，问题在于垄断之利是否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可惜我们看到的数据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利益集团。

学者拿出证据，占有社会资源60%以上的国有单位，每年对GDP增长的贡献不足30%，吸纳的劳动力不到20%，而占有资源不到40% 的非国有经济，其创造的GDP占增长的近70%，吸纳的劳动力更是80%以上。

正是亿万股民的数以十万亿计的血汗钱＋大小非、大小限＋垄断价格下的十几亿国民的无选择的高价消费＋民营中小企业对上游央企业的利润转移，完成了央企的资本化，克隆的"经济恐龙"想不赚钱都难。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是伪命题。

列宁说，民主的资本主义是余孽，是进入社会主义最后一级，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处，但它们都不是社会主义。

2009年世界五百强排行榜，中国上榜43家，中国又是两位数增长。

美国为140家，高居第一，日本次之有68家。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市值已经超过有200多年历史的伦敦证券交易所；

沪深股市两地的加总，已经超过东京交易所；

如果加上香港、台湾、沪深港台交易所的总市值不会比美国纽约和纳斯达克市值低太多。

如果五百强按市值算，中国已超英赶美。

但以2004年为例，美国家庭平均资产44.8万美元，中国城镇居民平均家庭资产不到

30万人民币。

若按购买力标准，中国总资产是美国的三分之二，若将农村这个大头算上，中国的家庭平均资产仅有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美国的GDP的75%是个人消费，中国的GDP只有35%是个人消费。

留学回来的孩子说，美国真破，中国真阔。

中国究竟是穷国还是富国？

谜底：中国是国家在分配财富，而不是市场在分配财富。

最突出的是城乡差别。

《经济参考报》日前刊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的文章，他说：

世界上平均的城乡差距是1.5倍。

而中国加上社会保障、福利，城乡人均收入差别是6比1，又一个世界第一。

把全球查遍，老二是莫桑比克，3比1。中国的城乡差距甚于莫桑比克。如果中国的城乡差距，改善到莫桑比克的水平，什么产能过剩，什么启动内需，手拿把掐，一股脑地统统解决。

俄罗斯七大金融寡头之一的别列佐夫斯基1996年声称，短短几年的"大众私有化"，金融寡头集团控制了俄一半以上经济。而61%的新经济精英出身于原苏联官员。

中国已完全具备了这样的官产学媒社会基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一到，贪官搭台，奸商唱戏，坏到一起。

好人陈发树捐出自己持有的价值83亿元的青啤与紫金矿业的股权，成立新华慈善基金会。

1992年他的全部身家不过百万元，他当初的每股融资成本只有一毛多。

难怪公众的负面说法辞铺天盖地：

炒作？避税？左兜揣右兜的阴谋？财富从何而来？有无原罪？

一边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一边大手笔散财成立公益基金，过去的洛克菲勒、卡内基，现在的比尔·盖茨、巴菲特都这样。

总不能搞得洪洞县里没好人。

资本家也需要和谐社会。

中国砸出1元GDP的生产能力，需要投入5元钱。

也有来钱快的股市、楼市与钱市，都是政府坐庄。

2009年基本建设14万亿，7万亿进入房地产，52%通过土地出让金、税费回流政府口袋。

土地是政府的第二财政。

谢国忠计算，按照工资和房地产平均价格比，中国房地产价格世界第一。

一套同等面积的公寓，上海职工的平均工资要400个月，而巴黎职工的平均工资，只要34个月就能购得。

这些年地方政府通过"倒卖土地"，财政收入5万多亿之巨。

2009年前三个季度，土地出让金暴增。

上海排名第一，已突破600亿元，北京紧随其后，571亿元。

世界上最大泡沫的房地产在中国。

莫斯科房价2009年大跌60%，中国会如何？

新加坡，居者有其屋，全世界敬重你，香港模式，没人看好。

大陆学的是香港模式。

政府闷头发大财，中产阶级已买不起房，还要禁止"小产权房"。

"小产权房"之所以便宜，说白了，政府没有"从中插一脚"。

百姓心中有杆秤，心知肚明，听听他们的声音没坏处。

国家统计局核算司司长彭志龙表示：

2008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占GDP的35.3%，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

美国为70%，印度为54.7%。强者（资本）愈强，弱者（劳动）愈弱。

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被少数人（包括政府）占有。

老婆问我，中国经济为什么总要"保八"？

原因：分配失衡，把经济总量拼命做大，劳动者才能分一杯羹。

经济若一降速，他们连饭也吃不上。

我不反对央企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只要他们像"神华"。

形成以能源为中心的巨大产业链条，造成众星捧月效应，能让80万人就业。

我不反对"宽财政"，"紧货币"的战略。

中国政府已经成为世界上资产第一的政府，我敢说中国政府的资产已超过100万亿人民币。

垄断也好，宽财政也好，这些资产用来造福人民，缩小贫富差距，就一点错都没有。

据说为全中国的城乡老百姓建立最基本的全民社保要10万亿元，政府卖掉十分之一的资产就能完成这一善举。

"国家资本主义"应让民营企业为自己打

工，多多益善。

中国是人口第一大国，却选择了就业弹性大大低于"金砖四国"的生产方式，民营企业的劳动力，必须占整个劳动力市场的70%~80%，你看一家奇瑞汽车，通过民企让百万人进入打工队伍。

金融海啸的第二波肯定会再次登陆中国。

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逐年滥发的趋势已经进行了30年。

黄金从34美元一盎司涨到1100美元一盎司。

靠印美元就能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占尽世界便宜没商量。

如果把美国全民负债与政府隐性负债相加，总额高达155万亿美元。

而美国的GDP却仅有14万亿美元。

美国无非是"把有毒金融资产这个癌症暂时冷冻起来"。

据说美国的有毒金融资产的结算已推到2011年后。

企图通过"低碳经济洐生金融化"来对冲已发生的亏损，如同当年的互联网和房地产。

我们的宏观调控如何未雨绸缪？

美国投机赌博新经济的本性绝不会改。

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美国经济已触底反弹，梦一样的好词，天下梦想是一家，药毒一家，卜赌同源。

美国是越经济危机越扩大军费预算，中国2009年的国防预算为702亿美元，而美国则高达6510亿美元，中国仅为美国的10.8%。

西方说中国的军费计算不透明，其实美国也不透明。

美国的核武研发，相当一部分放到能源部。

美国有七八十万军队文职人员，费用也不计算到国防预算中。

像F-22、F-35这样的超级战斗机，上亿美元一架，前期研发费用也是企业先出钱设计和竞标。

最近美国研发成功超音速六倍的导弹。

如果中国人也不吃、不喝憋出这样一个宝贝，美国人会怎样？

美国人肯定是集体发疯。当年美国骗苏联进入星球大战，销毁铁路机动核武导弹，中国现在的军费预算挺好，美国的十分之一，只承担保护自己，相当于美国全球利益十分之一的战略任务。反正中国也不当世界警察。

最近，中国模式在海内外叫得震天响。

G2，中美共治的忽悠，更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

中国是一个输不起的民族，近代对列强的痛苦记忆和心理创伤，使中国忽儿自大，忽儿自卑，总想忍完了狠，狠完了还得忍。

运来山河起齐努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什么是庸人？庸人只有一根直肠充满恐惧和希望。

你看看《中国不高兴》，那情绪超《河殇》，超《大国崛起》。

像进入叛逆期的孩子。

看他们的信念--中国领导世界是"天命所归"；

看他们的大目标--外争族权，做世界老大；

看他们实现"大目标"的手段--"军战"＋"商战"。

我不赞成中国模式的提法，解决了挨打、挨饿的中国仍在摸路。

中国GDP至上，含血量太高，况人均GDP在世界仍然排在一百多位。

环境破坏触目惊心，资源浪费极严重，相当每年损失6~7个百分点GDP。

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中西部发展大大落后于东部发展。

分配不公，基尼系数之高世界排前，城乡差距世界第一。

劳动者收入在GDP中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社会矛盾加剧。

民生问题严峻，社会保障严重滞后，公共卫生几乎被产业化摧毁。

教育产业化，学校办成买卖，办成养鸡场。

公共财政投资方向剑走偏锋，真正用于民生改善的少之又少。

这个单子可以越开越长，足资警戒，但是并不是否定中国取得的辉煌。

张承志痛陈："若是没有惨败的衬托，中国人还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大国崛起的宣传蛊惑。"

只有被逼到山河破碎，蒙耻露羞，血肉狼藉，苦相丑陋的时刻，尊大的中国人才会反省。

民族主义，自我放大是挺可怕的事。

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皇军都是民族主义无限膨胀。

民族主义走过头，在小事上也让人哭笑不得，韩国大走其红的历史剧。太雷人。

《大长今》，相当于我们的明代，已经出现了"满汉全席"。中医成了韩医，针灸、麻醉术都是朝鲜的发明，豆浆是韩国国饮。

《薯

童谣》，是红极一时《大长今》的编剧、导演的又一力作。剧中把造纸术、纺织技术、炼金术、印刷术及火药，不仅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几乎中国知名的发明都出自百济国的《百济神技》，戏中还有阿樟的"草船借箭"。

2008年的《神机箭》，"历史大作"，中国古代火箭已不够刺激，韩国的火箭已能精确制导。

1448年，世界上最早的连发火箭炮，一次百支的"神机箭"在朝鲜发明。

走在时代前列的神机箭按其威力分为三种：穿甲箭、破甲箭和战术导弹，高丽以此利器，仅用百人大败明朝十万人的军队。

五百多年前朝鲜就有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韩国的历史剧中还能看到毛主席诗词。

1840年之后，中国面对资本主义文明落后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瓜分豆剥，蛋糕太大要切着吃，小日本大野心，要一口鲸吞中国，败得最惨。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管屡战屡败，却率踣率起。改革开放30年，经济改革顺应了新民主主义论，创造了世界奇迹。但世人都说中国是经济改革的巨人，社会改革的侏儒。我们与官产学媒某些主流的共识是反对权贵资本主义，解决中国的两极分化和贪污腐败。分歧是，人家的惊险一跃是全面实现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我们认为社会、政治改革也要从我们自己的特色新民主主义做起。

人有许多病都治不好，更不要说绝症。病笃乱投医，西医不灵找中医，中医不灵找巫医，病人总是在三者间转磨。政治也是如此，传统不灵求现代化，资本主义不灵求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灵再求传统，也是转磨。为什么在社会、政治改革上，不试一试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提出，刘少奇实践的新民主主义？

这是一个世无英雄，竖子成名，哲思委顿的时代。

书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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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读书》1995年第8期。

《读书》1996年第3期。

《读书》1996年第8期。

《读书》1999 年第6期。

《读书》1999 年第7期。

《读书》2000年第6期。

《读书》2000年第12期。

《读书》2002年第4期。

《读书》2003年第4期。

《读书》2003年第8期。

《读书》2004年第5期。

《读书》2005年第5期。

《读书》2005年第7期。

《读书》2005年第8期。

《读书》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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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2007年第3期。

《读书》2007年第12期。

《读书》2008年第8、9 期。

《当代》2005年，第5期。

《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香港传真》No.2007~07。

夏小林：《改革30年：61%职工可能参加群体事件？--兼评它释放的积极信号和自由派观点》，《香港传真》No.2008~84。

《炎黄春秋》2007年6月。

《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

《北京青年报》1995年8月25日。

《法制晚报》2007年4月8日。

《京华时报》2006年6月4日。

《证券时报》2006年2月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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