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火影ol水主最新搭配:《1887-1975蒋介石全记录》（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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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1975蒋介石全记录》（4-3）
“谁搞台独，我就搞谁的脑袋“、“实践三民主义，复兴三民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 。
《蒋介石全纪录》一书（上中下）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部以纪录片的形式全面介绍蒋介石生平的版本。本书以大事记的形式多视角并配以同时期大量珍贵图片，采用图文并茂形式展现一代枭雄蒋介石复杂多变的人生，客观公正的全面评析了其在大陆和退守台湾后的是非功过，将一个真实、个性鲜明的蒋介石展现在世人面前，书中配有大量购自国民党党史馆和英国盖蒂图片网弥足珍贵的历史图片，大部分为首次披露。迄今为止是国内最完整，最权威的研读蒋介石的图文版本。
第二部分 43.连续遭遇两次右派的暗杀（1）
1925年7月下旬的一天，当插着青天白日小旗的蒋介石专车快速驶向东坡楼转弯处时，司机习惯性地减慢了车速。突然间，“哒哒哒……”一串机枪子弹发疯一般射向汽车，汽车前面的挡风玻璃立即在吓人的劈里啪啦声中，打得粉碎。司机和坐在前排的1名卫士当即被子弹打死，汽车失去了控制，摇摇晃晃地撞向路边的电线杆上，随后停了下来。
车内后座的卫士开始时被这突如其来的机枪射击给打懵了，直到汽车撞到电线杆上，他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一名卫士滚下汽车，匍匐到路边，开枪还击。车内的6名卫士则在冲下车的时候，被迎面射来的机枪子弹当场打死。
然而鬼使神差般地，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竟然没有在自己的专车上。
在国民政府成立到廖仲恺被刺杀短短的一段时间内，蒋介石连续遭遇了两次刺杀。如果不是出现了意外，极有可能蒋介石要先廖仲恺一步离开人世。
就在出事的当天早些时候，蒋介石就接到了死亡恐吓信。
郊区的黄埔军校是蒋介石的住处和主要办公地点，但是有时候他必须去军校驻广州的办事处去处理一些公务。
刺杀事件的当天早上，侍从秘书贺衷寒小心翼翼地拿着一封信来到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的办公桌上，然后说：“校长，这里有一封奇怪的信。”
蒋介石并没有在意，只是随口问道：“是一封什么样的信？”
贺衷寒展开信，吞吞吐吐地说道：“这封信上的字全都是从报纸上剪贴下来的。”
蒋介石这才感到有些蹊跷，于是拿起信念道：
“蒋中正：鉴于你的独断专行，谨以此信郑重通告，你的死期来临。”
蒋介石读完信，不由得勃然大怒：“娘希匹，敢恐吓我！”
然后他情不自禁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多少有点害怕。虽然蒋介石开始有所防备，但是他决没有想到，当天下午就会遇到刺杀事件。
当天下午，蒋介石加强了自己的警卫力量，然后和自己的卫队一起来到位于广州郊外北校场的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部处理公务。当他处理完毕，正准备乘车前往广州城内的黄埔军校办事处时，他那辆车头上挂着一面醒目的青天白日小旗的专用黑色轿车却不知道怎么回事，发动不起来了。司机知道蒋介石的脾气很坏，虽然满头大汗，却检查不出车的毛病。坐在车里的蒋介石等得着急，就不耐烦地把一辆卫兵乘坐的警卫车叫过来，然后板着脸命令道：“我有急事，先坐这辆车回去。”于是他随即带了4名卫士乘着这辆警卫车向城内开去。
东坡楼是从城郊的北校场到城内的黄埔军校办事处的必经之地。当蒋介石乘坐警卫车路过东坡楼时，他不经意间看见路边站着许多荷枪实弹的粤军士兵，当时只是有点奇怪，但也没有在意。因为东坡楼附近驻扎有粤军的两个连，军队训练也不足为奇。蒋介石的专车其实并没有大故障，司机在蒋介石走后很快就把故障排除了。
当这辆插着青天白日小旗的蒋介石专车驶到东坡楼转弯处时，当即遭到了早已埋伏在那里的机枪扫射，司机和6名卫士被当场打死。只有一名卫士命大，满身是血地逃了回来，赶紧向蒋介石报信。蒋介石闻讯大惊，随即出了一身冷汗，不由得感到后怕，也暗自庆幸神明保佑，让自己避免了一场劫难。他很快让自己冷静下来，向匆匆赶来的贺衷寒问道：“在东坡楼驻军的是哪支部队？”
贺衷寒立即回答说：“东坡楼驻军是粤军第4军梁鸿楷部下杨锦龙部。”
蒋介石立即恶狠狠地说：“你马上叫第4军军长梁鸿楷来见我。”
蒋介石身兼粤军参谋长和广州卫戍司令之职，梁鸿楷部名义上也归他调遣。因此梁鸿楷当即从家中乘车火速赶往黄埔军校办事处。
蒋介石脸气得脸色发青，一见梁鸿楷，就指着他的鼻子骂道：“娘希匹！你的部下把我的卫士全都打死了！这件事，你要负责！你要负责！”
梁鸿楷一听，顿时吓得满头冷汗，结结巴巴地说不出完整的话来。蒋介石随即命令以秉公执法、刚正不阿著称的黄埔军校教导第2团2营营长胡公冕★和梁鸿楷负责追查这次刺杀事件，一定要找到幕后主使。
第二部分 44.连续遭遇两次右派的暗杀（2）
看着梁鸿楷的背影，蒋介石越想越生气，在屋内不停地走来走去，然后把桌子上的茶杯使劲摔到地上。但是他很快又冷静下来，他想到现在梁鸿楷的第4军就在广州城内担任卫戍任务。此事如果处理不当，很有可能会引发难以预料的事端。而且如果胡汉民果真是幕后主使，那么事情就会更加凶险。他知道胡汉民对自己恨之入骨，完全有杀自己的想法。蒋介石最后认为“东坡楼事件”有可能是胡汉民勾结梁鸿楷所为，但他还需要作进一步调查和证实。他之所以派胡公冕跟随梁鸿楷去东坡楼实地调查，一方面为了查清事实，一方面不放心，也是为了监视梁鸿楷。
胡公冕接受任务后，带领1个全副武装的警卫连，跟随梁鸿楷火速赶到东坡楼驻军的营房。胡公冕当即下令荷枪实弹的警卫连士兵把肇事的两个连团团包围起来。这两个连的连长随即被士兵押到梁鸿楷和胡公冕面前。那两个连长一见阵势，知道祸闯得不轻，吓得跪在地上。胡公冕却以平和地语调问道：“是谁命令你们向那辆汽车开枪的？”
一个连长赶紧回答说：“今天下午2点左右，我们接到旅长杨锦龙的电话命令，他让我们在东坡楼阻击1辆车头上插着青天白日旗的黑色轿车。杨旅长特别交代说，如果发现这辆汽车，一定要集中火力把它打翻，车里面的人一个也不留，统统打死。我们接到命令后就集合部队到东坡楼进行布置，不一会儿就看见开过来1辆黑色轿车，但这辆汽车没插小旗子，我们就把它放了过去。很快又开来1辆黑色小轿车，车头上插着一面小旗，当这辆车拐弯减速时，我们下令开火，一下子就把它打瘫了。一共打死了6个穿军装的人，还有一个司机。”
梁鸿楷和胡公冕迅速把这一情况向蒋介石进行了汇报。蒋介石听罢，脸色非常难看，但他知道事关重大，因此极力保持冷静，对梁鸿楷说：“梁军长，既然这件事是你的部下干的，那么就由你来全权负责处理。要立即把杨锦龙扣留查办，限令他的部队在4小时内全部撤离广州市区。驻在东坡楼的那两个连长也要扣押查办，一定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梁鸿楷表情紧张地答应一定遵令照办。
蒋介石想，如果梁鸿楷是幕后主使，那么在暗杀失败后，他就不敢单枪匹马来见自己。现在，梁鸿楷来了，而且看起来很配合，因此好像不是他干的。但梁鸿楷又肯定与事有关。如果不是忌惮梁鸿楷手中的重兵，蒋介石早就把他抓起来了，但是现在却只好让梁鸿楷去处理这一事件，以便进一步查清事实。同时，蒋介石已经通知自己的嫡系部队做好预防梁部叛乱的准备。
2个小时后，梁鸿楷又亲自向蒋介石报告说：“我已将旅长杨锦龙和那两个连长都扣押起来，杨旅所有的部队都已撤离市区。”
蒋介石听罢，觉得梁的处置还比较让他满意，于是就在想如何进一步调查“东坡楼事件”。这时，贺衷寒突然急匆匆地闯进来报告说：“校长，我刚刚接到情报，梁鸿楷阳奉阴违，他并没有执行校长的命令，既没有扣留查办杨锦龙，也没有把他的部队撤出市区，只是应付差事地把那两个连长监禁起来。我们应当怎么办？”
蒋介石大惊，他确实没有料到梁鸿楷会这么大胆，敢骗他。他知道事情复杂，于是对贺衷寒说：“你赶快坐车去把张静江先生请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商。”
张静江是蒋的高参，他了解过情况后对蒋说：“如果梁鸿楷果真是幕后主谋，他必然会做好军事上的准备。粤军第4军在广州市区及周围有万余人的武装，远远多于你所掌握的党军，一旦动起手来，你未必能操胜算，此其一。如果梁鸿楷与此事没有什么瓜葛，或者他虽是幕后主谋，但你没有掌握真凭实据，即或你能解除第4军的武装，也是师出无名，事后如何向国民政府交代？如何向你的盟兄、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交代呢？此其二。你现在名义上是粤军参谋长，但与粤军将领并无太深的历史渊源和关系。据我所知，粤军中的许多将领对你一直心怀不满，也不听从你的指挥，你若贸然行事，他们以此为借口，联合起来共同发难，恐怕到时没有人能够解救你。所以，万万不可莽撞行事。”
“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愚兄劝你尚且忍耐一时。”张静江又劝慰蒋介石说：“胡汉民毕竟是一介书生，手中没有兵权；梁鸿楷虽掌握着兵权，但也只是一介武夫，寡谋少智，对付这两个人不算什么难事。谋大事者，一定要目光远大，要有政治头脑。目前，广州的形势异常错综复杂，汪精卫仰仗着左派的支持，谋得了国民政府主席的职位，但他的地位并不巩固；胡汉民虽然没有了‘代帅’的身份，但他却成了右派的领袖，身边不乏追随者和支持者。这两个人都有极强的权力欲，将来必然还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廖仲恺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执行三大政策最坚决，因而遭到军阀、政客和右派的攻击谩骂最多；仲恺一心为公，没有权欲野心。至于军队方面，虽然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军队在名义上有10多支，但真正有实力的也就是许崇智的粤军和你所领导的党军。我知你素来胸怀大志，不甘屈居他人之下，但以目前的资历和实力而言，你还无法超越汪、胡、廖、许4人。所以，在这个紧要关口，你切切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张静江停顿了一下，然后缓缓说道：“我送你8个字：韬光养晦，伺机而动。今天这件事我看你就不要再追究下去了，索性表现出一种高姿态，以向世人表明你有宽大的胸怀。当务之急是要抓牢军权，你要利用机会尽量多掌握一些军队，手中掌握了枪杆子，说话才会有分量。据我的分析和观察，目前广州政局的这种状况很难再继续维持下去。今天在东坡楼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有些人急不可耐地要动手了，最近很可能会发生一场大变故。你要‘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不露声色，暗中要做好应变的准备。”
蒋介石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遵照张静江的建议，表面上放弃了对东坡楼事件的追查，甚至也装作不在意杨锦龙的公开露面，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已经宣判了梁鸿楷和杨锦龙的死刑，只等待合适的时机，再与他们算账。
在廖仲恺被刺杀前不久，蒋介石又遭遇了另外一次暗杀。当时他把自己的第三个夫人陈洁如接到广州，两人住到广州东城门外东山脚下的一所西式住宅里，和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做起了邻居。有一天他发现住处附近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几天后，蒋介石走到东城门大约
经过这两次事件，蒋介石变得更加小心了，他索性搬到长洲要塞去住，每日乘坐快艇往来。
第二部分 45.廖仲恺被暗杀，蒋介石派兵包围了…
对于廖仲恺的被杀，蒋介石还是真心悲痛的，因为他对廖还是比较感激的。但是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很快就从悲痛中清醒过来，而看到了在这个事件中自己获得的巨大机遇。他要迅速行动起来，抓住这一天赐的良机。此时蒋介石挫败陈廉伯的暗杀后没过多久，他不但因此而获得了一个报仇雪恨的机会，而且抓住时机，联合汪精卫，借处理廖案的机会，把自己的两个强大的政敌许崇智和胡汉民赶出了广州。
国民政府成立后，军政、财政都被统一起来，还厉行禁烟禁赌，改组军队，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是这些政策却让军阀、官僚、国民党右派感到难受，使他们无法再继续割据地盘、独霸一方。于是，右派分子称支持工农运动者为共产派，指责执行革命政策的人过激。在被攻击者中，首当其冲的是廖仲恺。廖仲恺因为竭力奉行与捍卫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而将被右派分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25年7月初，邹鲁、孙科、邓泽如、傅秉常、吴铁城、林直勉、胡毅生、林树巍等多次在胡汉民家中开会，主要矛头就针对廖仲恺，说他“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挑拨各方恶感”。他们打算打倒廖仲恺，从而全盘推翻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而廖仲恺在大力推行统一财政、军政政策的时候，更是得罪了军阀政客，尤其是占有防地税收的军阀魏邦平、梁鸿楷等人，失意右派政客朱卓文、胡毅生、林直勉等人，都对廖仲恺怀有刻骨的仇恨。
朱卓文担任中山县县长时办事不力，被廖省长批评处分过；胡毅生依仗胡汉民的支持，在参加广州市长竞选时舞弊，受到廖仲恺的查办。朱、胡政治失意，于是就靠包揽捐务、沙田等牟取暴利，没想到现在廖仲恺再次出手，废私包改为公投，朱、胡不禁大怒，产生了暗杀廖仲恺的念头。
胡汉民在国民政府成立后，把他的寓所变成了右派集会的基地，右派们再次策划了对付廖仲恺的各种办法。吴铁城、林直勉、胡毅生、邹鲁、邓泽如等十几人常常开会，商量怎样才能打倒廖仲恺。胡汉民本来觉得自己这个“代帅是孙中山的天然继承人”，没想到后来夺得国民政府主席宝座的竟然是汪精卫，而汪能够成功，和廖仲恺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他对廖非常憎恨。他本来与廖的私人关系很好，但这时则对右派针对廖的阴谋和攻击，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胡汉民曾经对黄季陆说：“在第一届中央委员里，我们还是多数。你赶快到上海去见季陶、右任等人，叫他们赶快到广州来，我们召开一次一届四中全会，再商量出一个办法。”胡汉民为了改变局势，一连写了十几封信，让黄季陆到上海、北京等地去联络右派中央委员，但是这个阴谋也不幸被廖仲恺发觉而没有实现。
胡毅生、朱卓文、魏邦平、林直勉组织的文华堂俱乐部到处吸收****人士，他们又在自己办的《国民新闻》日报，再度攻击廖仲恺，说他“年将50，兼职10余，……对于政府、党务用个人包办”。
右派政客及军阀对廖仲恺和三大政策恨之入骨，除掉廖仲恺已经成为他们的首要任务。他们首先采取了恐吓手段，故意将暗杀计划张扬出去，企图把廖仲恺吓退。8月初，社会上流言四起，说廖仲恺、共产党员谭平山以及当时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蒋介石等已被列入暗杀名单。而廖仲恺闻讯后，四处奔忙，开会、演讲、理财、丝毫不畏惧。
何香凝焦急地对丈夫说：“既然有人谋算行刺，你也该多加两个卫兵防备一下才是。”
廖仲恺坦然一笑，说道：“增加卫兵，只是捉拿刺客方便，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去开会、演说，而且一天要跑好几个地方，他们要想谋杀我，可以假扮成工人、农民、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间下手的。我平生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地方。有人对我坚持联俄、联共不满，可不这样做没有出路啊！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
何香凝深知丈夫为人赤诚，因此更加为他感到担心，于是提出要与廖拍一张合影。廖仲恺慨然说：“为国为党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有什么可顾忌的！”
有人悄悄地对廖仲恺说，敌人要暗杀他，他说：“余无负于国，无负于党，个人更不营私，不牟利，要暗杀便暗杀，余复何恤！”
就在遇害前两天，汪精卫也收到了暗杀廖的消息，他于是在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递给坐在旁边的廖仲恺一张纸条，告诉他据传有人将对他不利，请他注意。廖仲恺当时只是耸耸肩，笑着回答道：“我也听说了。我们都是预备随时死的，那有什么关系！听说人家要用手提机关枪杀死我们，用手枪、炸弹是常听见的，若是用手提机关枪，却新鲜得很！”
遇害前一天，有人把右派要进行暗杀的确切消息紧急通知了廖仲恺，但是廖仲恺仍然毫不畏惧，凛然说道：“值兹党国多难之秋，个人生死早置度外，所终日不能忘怀者，为罢工运动及统一广东运动两问题尚未解决！”
第二部分 46.廖仲恺被暗杀，蒋介石派兵包围了…
右派对整个左派都加紧了谋杀活动。朱卓文密谋在东山百子路鲍罗廷公馆进行爆炸，把在那里开会的廖仲恺、汪精卫、加伦等人和主人鲍罗廷一起炸死。后来这个消息被广州卫戍司令吴铁城知道了，吴怕连累自己，就要朱卓文顾全大局，不要使他为难。但是吴并不追究这个密谋的责任。朱卓文等人随后制定了刺杀防卫疏忽的廖仲恺的阴谋。
廖仲恺的汽车很快到达惠州会馆门前。下车后，何香凝碰巧被妇女部的一名女同志有事叫住，于是廖仲恺同陈秋霖并肩向会场走去。当时，廖的4名卫士在前面，首先登上台阶。当廖仲恺登上门前第三级台阶时，5名刺客突然从骑楼下跳出来，其中2人站在廖仲恺两边，3人站在廖的身后，三人随即用左轮手枪向廖仲恺开枪射击。同时，大门铁栅内也突然出现了刺客，向廖仲恺开枪射击。刺客们打了20余发子弹，其中两发打中了廖仲恺。廖中枪倒地，挣扎着想用手撑着石级站起来。凶手随即又向他打了2枪。身中4枪的廖仲恺随即仰面倒地。陈秋霖同时也中枪倒了下去。
此时，随行的卫士奋起还击，但是只打中一名刺客，其余五六名刺客夺路逃走。正在与人谈话的何香凝听到枪声后看见丈夫廖先生已倒在血泊中，急忙大喊：“救命！救命！”“抓人！抓人！”
她边喊边俯身去察看丈夫，此时凶手又向她打了一枪，好在没有打中。
何香凝和那位女同志急忙把廖仲恺架起来，只见他的衣服上和地上都是鲜血。她们把廖抬上汽车后，司机迅速启动汽车，向东门外百子路公立医院驶去。但是因为廖仲恺被打中了要害，半路上就与世长辞了。这位为民主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革命家，去世时年仅48岁。陈秋霖也在两天后因伤重去世。
听到廖仲恺被害的消息，蒋介石感到非常痛惜，因为他对廖仲恺一直抱有一种感激之情。蒋介石性格暴戾，很少能与人和睦共事，可是廖仲恺却是个例外。
廖仲恺与蒋介石携手创办黄埔军校，为蒋介石解决了事关军校存亡的经费难题，两人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合作得十分愉快。尤其关键的是，廖仲恺是个没有野心和权力欲的实干家，他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为黄埔军校筹措款项方面。虽然蒋介石知道廖仲恺倾向于共产党和苏联，但是当时苏联和共产党给予了黄埔军校极大的支持，他并不反对。因此，蒋介石对廖仲恺是怀有感激之情的。如今，廖仲恺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中央党部门口被人暗杀，这使得躲过两次暗杀的蒋介石敏感地意识到，这不仅是针对廖仲恺一个人的政治谋杀，而是针对与左派关系密切的所有人的。因此，他很快镇静下来，以沉稳、坚定的口吻向何香凝表示：“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严办凶手，以告慰廖先生在天之灵！”
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蒋介石在会上提议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全权负责调查处理廖仲恺被刺案。会议通过了这个提议，并任命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特别委员会委员：“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
这个权力非常大，使得蒋介石一下子跃升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三大巨头之一。这是蒋在国民党内第一次获得的最大权力。随后，国民政府成立了以朱培德为委员长，李福林、吴铁城、周恩来、陈树人、甘乃光，杨匏安、陈公博等9人为委员的廖案检查委员会。
右派一开始就被确定为这个案件的最大嫌疑者。
案发时，廖的卫士负伤后掏出手枪打倒了前面开枪的两名凶手，其中一死一伤（伤者被捕），后面掩护行凶的两个刺客夺路逃跑。何香凝同法医发现，廖仲恺身上中的4枪有3枪是大口径手枪的伤口，但是真正致命的一枪却是从另外方向射来的小口径左轮手枪子弹。而已知的两名凶手都用的是大口径手枪，这就说明，还有人在隐蔽处用那支左轮手枪进行了刺杀。
而当天早上，国民党内大右派、广州大财阀邓泽如很早就赶到了中央党部，何香凝因此怀疑那一枪就是邓的卫士在楼内窗口所打的。可是身为右派的公安局长吴铁城不肯就这个线索继续追查下去。
第二部分 47.廖仲恺被暗杀，蒋介石派兵包围了…
这次调查廖案，使得国民党内各派力量对比重新得到调整。
右派在这次调查中成为重点嫌疑，因此胡汉民不仅被排除在调查委员会之外，而且他自身难保，甚至和他接近的人也多被认为是廖案的嫌疑对象。许崇智虽然是调查委员会成员三巨头之一，但因为他的部下多有参与廖案嫌疑，因此一开始就处于应该回避、甚至被牵连上的尴尬境地。而汪精卫、蒋介石本身就是右派行刺名单中的人，此刻根正苗红，成为公认的正义化身。特别是蒋介石，因为自案发后便痛斥右派是反革命，是甘心投靠帝国主义、为虎作伥的群奸，并一再声称要为廖党代表报仇，因此得到了“左派军人”的桂冠。因此，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成了汪蒋联手对付异己的机构。因为清查廖案的关系，汪、蒋被授予了有权审查任何人与党、政、军机关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当天，蒋介石就以卫戍区司令的名义，宣布广州全城戒严，并下令何应钦率领第1军第1师分布市区警戒，并派兵驻防市区制高点观音山阵地。于是，蒋介石的力量迅速控制了整个广州市。
说着，陈公博随即从包中取出一把手枪，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桌子上。随即，他接着说：“警察在现场只捡到了这把头号曲尺手枪。经过调查，现已证实这把手枪系郭敏卿私人用枪。郭敏卿一向追随朱卓文，是朱卓文未来的女婿，而且凶手所用子弹经检验系由朱卓文经手向兵工厂配领的。此种人证、物证已充分说明朱卓文与廖案关系密切，嫌疑最大。在追查朱卓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最近一个时期，朱卓文与胡毅生、林直勉等人来往密切，他们曾数度在胡毅生家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朱、胡、林外，还有粤军将领梁鸿楷、杨锦龙和魏邦平等人。这些人与廖案都有脱不掉的干系。”
当天，国民政府当即下发了捉拿朱卓文、胡毅生和林直勉的通缉令。但朱卓文和胡毅生已先后逃到了香港，他们分别发表声明，称自己与廖案无关，因此警察只捉到了林直勉一个人。被捕的林直勉也坚决否认自己与廖案的关系。
在解除梁鸿楷部武装的同时，蒋介石还对胡汉民采取了措施，他派兵包围了胡汉民的住宅。
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因为是涉嫌参与谋杀廖仲恺名单上的人，因此胡本人也被怀疑是真正的幕后主使，因此他每天都处于担惊受怕的状态。胡汉民怕自己被抓起来，因此有一天晚上因为有人敲门，就吓得没有穿鞋，从后门跑到汪精卫家里寻求庇护。汪精卫当年因刺杀摄政王被捕后，胡汉民曾经多方营救他，对汪有救命之恩。但是胡目前也是汪最大的政治竞争对手。因此汪精卫一方面安慰胡汉民，另一方面却立即通知蒋介石胡汉民在自己这里。当蒋介石派人从汪精卫家里带走胡汉民时，汪精卫还假惺惺地让自己正在怀孕的妻子陪同他一起到黄埔。
胡汉民一到黄埔，立即就被蒋介石软禁起来。但是因为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胡汉民参与了刺杀事件，汪精卫和蒋介石对处理他也感到很为难。最后，他们想出了一条逼走胡汉民的妙计。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说，胡汉民与廖案没有关系，但是鉴于目前的形势，提议胡汉民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到国外去进行考察。胡汉民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深知自己当时已经无法在广州立足，于是只好勉强答应。一周后，胡汉民老泪横流，被汪精卫和蒋介石送上了开往苏联的“列宁”号客轮，开始了自己的被放逐生涯。
在调查过程中，凶手陈顺、梁博及其他有关案犯林直勉、郭敏卿、梅光培、赵士伟和粤军将校梁鸿楷、杨锦龙、邵桂章、梁士锋、谭启秀、张国桢等50余人都相继被抓或被杀，其中很多人都是许崇智的部下。许自觉难以洗刷嫌疑，因此也整日处于担惊受怕之中。但是他还是没有想到，自己的结拜兄弟蒋介石已经开始对他动手。蒋介石经过调查，宣布许崇智纵容部下勾结右派刺廖，并有阴谋叛国的行为。同时，蒋又揭露说，许崇智把持财政、私吞公款、克扣军饷，因此得到了汪精卫和各军军长的支持，使他的倒许行动有了保障。蒋介石随即派黄埔军校学生军以保护为由，担任了许的公馆警卫，借此把他软禁起来。
第二部分 48.廖仲恺被暗杀，蒋介石派兵包围了…
许崇智最初在日本避难时认识了蒋介石但是当时并没有在意这个穷学生。但蒋介石深知许崇智多年追随孙中山，功绩显赫，20多岁就已经被人称誉为“军界前辈”。当时传言在国民党的军界要想有个出路，就得先走许崇智的门路。因此，蒋介石便费尽心思要攀附许崇智，后来还与他结拜为兄弟。
现在，许崇智怎么也没有想到，与自己义结金兰、备受自己宠信的蒋介石竟然恩将仇报，不但夺取了自己的军权，还要把自己置于死地。但许崇智毕竟身经百战，他审时度势，当即写了一道密令，派人偷偷送给驻守在东莞、石龙的他的两个心腹旅长——许济和莫雄，要他们立即率军回广州，“勤许捉蒋”。没有兵权的汪精卫闻讯后赶紧授权蒋介石全权处理这件事情。
蒋介石早有安排，在征得了汪精卫的同意后，连夜命令黄埔军校全体学生和教官抢占了广州四周的战略要地，随后又以“侵吞公款，接济反革命军队”的罪名，逮捕了许崇智的亲信、广东省财政厅长李基鸿、军需局长关道职等人，以防他们与许济、莫雄里应外合。同时，蒋介石以重金买通了原粤军将领李济深、谭曙卿、卫立煌等人，合力突然包围了许济和莫雄的部队，进行强行缴械。许济、莫雄仓皇逃跑。
许崇智看到蒋介石的信后，给蒋打了两次电话向他进行申辩，但是蒋介石此时已经不打算搭理他。许崇智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于是悲愤地向国民政府递交了一封辞呈。汪精卫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准予许崇智辞去军事部长、财政监督等本兼各职，到上海休养。下午3点，蒋介石让陈铭枢带着去上海的船票和2万元现金，武装“护送”许崇智前往上海。
凶手被抓，胡、许两大巨头被逼离开广东，过去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邹鲁、伍朝枢、居正、谢持、张继等人都惶惶不可终日，都想着早日逃离广州这个“是非之地”。于是，国府委员兼广州市政委员长伍朝枢辞职去了香港；邹鲁组织“国民外交代表团”出国；谢持、居正、邓泽如、张继等右派也纷纷离开广州。
汪精卫和蒋介石在这次事件中成了最大的赢家。过去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被称为孙中山麾下“三杰”，今日廖仲恺被刺杀，胡汉民被逼走，汪精卫一个人从此可以稳坐在国民党最高领袖的宝座上了。而逼走许崇智，也为蒋介石扫除了攫取军事大权的最大障碍，同时那些资历很深的国民党元老辈右派离开广州，也给资历欠缺的蒋介石进身国民党领袖层创造了极有利的形势。汪蒋两人短暂的政治蜜月，客观上也为第二次东征的迅速胜利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第二部分 49.二次东征中蒋介石拔出佩剑说：我…
枪声大作，硝烟滚滚，漫山遍野都是林虎的军队，蒋介石的总指挥部已经被冲得找不到几个人。刚刚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眼看东征就要大功告成的蒋介石不由得仰天长叹：“难道天要亡我蒋中正吗？”一时羞愤难当，眼含热泪。只见他颤抖着拔出了锋利的佩剑，就要自杀……
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来话长，让我们从头说起。
原来正在国民政府全力处理廖案之际，陈炯明残部在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的支持下，也趁机开始进攻广州。港英政府给陈炯明30万发子弹和100多万现金，段政府给陈炯明30万元，并派海筹、永绩两艘战舰和福建的张毅部协助作战。1925年9月间，陈炯明部的林虎、洪兆麟、叶举等各部迅速赶走了驻汕头的许崇智部，占领了汕头及其周围各县。随后，陈军兵分三路，进攻海丰、陆丰、紫金、老隆等地区，把许崇智部赶到了平山、淡水一线。
陈炯明等军阀之所以如此嚣张，也是同当时的国内国外形势分不开的。随着1925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相继爆发，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进入一个崭新时期。而广州国民政府也在全国民族解放斗争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引起了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帝国主义者的极大憎恨，因此力图分化瓦解以至武力推翻广州国民政府。一方面伙同中国的反动势力造谣中伤国民政府，说“广东赤化”，将要实行“共产共妻”，又诬蔑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是“排外”，和新的“拳匪之乱”，以便再次联合帝国主义国家共同镇压中国革命和抑制苏联。在这种形势下，广东省内的军阀势力和国民党右派蠢蠢欲动，加紧了反革命活动。
面对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勾结起来向国民政府进攻的严重局面，国民政府意识到，只有彻底消灭陈炯明、邓本殷军队，才能保证国民政府的安全，巩固和发展国民革命。因此，各界群众纷纷声讨陈炯明，并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出兵平叛。
这次东征国民政府占据优势：广州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国民政府6个军的兵力远多于敌人；陈炯明余部经过第一次东征军沉重打击，战斗力和士气都大为下降。而且，陈军各将领不和，分裂倾向严重。林虎、洪兆麟想独立发展，受到陈炯明的提防。因此，这一切都在客观上为统一广东提供了大好时机。
这次东征吸取还大力加强了政治工作。出征前夕，总政治部组织了200多人的政治宣传队，随军进行动员和宣传。在周恩来领导下，总政治部还制定了《战事宣传大纲》，拟定了《政治设施方案》。还成立了社会运动科，以大力扶助工农运动，并提出发展党务工作的规划。
蒋介石和汪精卫在东征出发前，还制定了一个《重征东江训诫》：
一、军人最后目的是在于死，古语所谓“好汉死在阵头上”，孔子所谓“杀身成仁”是也。
二、打胜仗的秘诀：1.严守军纪；2.服从命令；3.保护人民；4.万人一心。
三、革命军口号：1.不要钱；2.不要命；3.爱国家；4.爱百姓。
四、革命军十不怕：1.不怕死；2.不怕穷；3.不怕冻；4.不怕痛；5.不怕热；6.不怕饥；7.不怕疲；8.不怕远；9.不怕重；10.不怕险。
五、保护百姓（不拉夫；不抢物；不捐饷；不占屋）就是实行三民主义。反之，扰害老百姓，就是违反主义违反革命的强盗军队。
六、毋忘革命军的《连坐法》。
七、要紧记着革命军的《刑事条例》。
八、革命军只有前进，不许后退。退却是军人一生无上之耻辱。
九、革命军人，要忍耐到最后5分钟，非得到最后的胜利，决不放手。
十、我们的名誉，是已死同志们的头和血换得的。我们切不可忘了杀害我们同志的仇敌，大家要为已死的同志来报仇。
第二部分 50.二次东征中蒋介石拔出佩剑说：我…
这次东征中，总指挥部采取了中央突破、直捣惠州的作战方针。惠州是陈炯明的老巢，东、西、北三面环水，南面又有飞鹅岭作为屏障，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夙称“东江锁钥”，据说自宋代以来就无人攻破过。有人因此写诗说：“铁链锁孤舟，白鹅水上浮，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并且，自从1920年以来的5年多时间里，云南和广西军阀也曾经5次进攻惠州，都没有攻下。现在，叛军杨坤如部一个师在这里凭险固守。第一次东征时，革命军把攻下的惠州又交给陈的部下杨坤如，而杨现在又投靠了陈炯明，与革命军为敌。
陈炯明把主力集中在惠州地区，准备进行决战。而杨坤如打算先利用天险将革命军挡在惠州城下，然后和其他叛军一起反守为攻，包围消灭革命军。因此，攻下惠州就成为第二次东征取胜的关键。
蒋介石认为惠州城虽然坚固，但是杨坤如的部队只有5,000多人，3,000多支枪，因此决定强攻。
13日上午9时30分，蒋介石下达了攻城命令，东征军的炮兵顿时炮声隆隆，发起了对惠州城的猛烈攻击。陈诚的炮兵连担任了支援配合攻城主力第4团的任务，于是他下令集中炮火，轰击北门。下午2点，何应钦见北门的城楼城垛已被轰塌多处，于是向步兵下达了攻城命令。
没想到陈炯明在惠州城修筑了大批的隐蔽机枪阵地，这些阵地并没有被炮兵摧毁，因此很快就打退了东征军的第一次爬城进攻。下午5点半，东征军的进攻再次失败，而且伤亡惨重，团长也阵亡在城下。何应钦只好下令停止进攻，明日再战。
蒋介石乘夜幕在阵地上转了一圈后，便沮丧地提出了放弃惠州、改攻海陆丰的主张。周恩来则坚决不同意这种“罢兵另谋”的主意，他说：“攻下惠州，藩篱撤而破竹之势成，对整个战局将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还有重大的政治影响。而罢兵改道，则意味着初战失利，动摇军心，显然对东征全局极为不利。”
蒋介石说惠州城非常坚固，恐怕进攻牺牲太大，而且难以取胜。但是周恩来却说，只要打法正确，惠州还是可以攻下来的。他建议采取“围师必缺”的战法，“瓮中捉鳖，鳖会咬人的手。在瓮的三面打击，留一出口让鳖爬出，捉它就较为容易。围城也应示以活门，使守敌觉得有路可逃，以动摇其守城信心，利于攻城和歼敌。”
蒋介石觉得有理，于是提出了“三面围攻，网开一面、待敌外逃，聚而歼之”的攻城方案。他决定仍由第4团主攻北门，命令第8团进行侧翼掩护，第7团和第1补充团进攻西门。随后，周恩来召集各团党代表蒋先云、张际春、傅维钰、王逸常等人开会，要求他们带动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组织敢死队，冲锋在前，保证攻下惠州城。
14日午后2点，蒋介石下达了总攻命令。蒋介石和周恩来在飞鹅岭进行指挥，何应钦在城下督战。蒋介石亲自到陈诚的炮兵阵地指挥进行督战，陈诚建议说，应该先让炮兵击毁敌火力工事后，再组织步兵进行进攻。蒋介石认为有道理，就采纳了这个建议。陈诚于是命令士兵把大炮推到离城只有
革命军之所以能在两天之内就攻下素称“南方第一坚城”的惠州，是由于军队与人民的团结，尤其是共产党员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据统计，第1军就有27名连党代表参加了攻城先锋队，其中21名牺牲，6名负伤。因此参加这一战役的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才说：“惠州要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拿下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围墙还要坚硬。”
第二部分 51.二次东征中蒋介石拔出佩剑说：我…
攻克惠州后，
蒋介石在会上大声宣布，为表彰在攻城中阵亡的团长刘尧宸，追认他为中将，抚恤其家属5,000银元。
国民政府也下令表彰蒋介石，说他“忠勇激发，成此伟功”，同时也奖励了何应钦、谭曙卿、陆瑞荣等将领。
蒋介石决定乘胜追击，因此制定了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三路纵队分道进击，彻底打败陈炯明军队。
但是此时蒋介石没有想到一场毁灭性打击，正在前方等待着自己。当东征军从惠州分途进军时，蒋介石带领总指挥部和谭曙卿率领的第3师一起行动。谭师经历惠州之役后开始骄傲轻敌，为了抢攻，不顾其他部队，孤军冒进。
蒋介石有些惊讶，但是很快就明白了局势的严重性。原来，谭师已经深陷敌军林虎属下黄任寰部的重围，自团长以下千余名官兵已经牺牲，开始全线崩溃。蒋介石急忙命令总指挥部的护卫陈赓立即去传达命令，无论如何要坚守阵地。原来由于陈赓在惠州战中英勇善战，此时已经被调到总指挥部担任蒋介石的警卫。谭接到命令后，立即亲自率领部队，打算坚守一个高地。但是因为他的部队基本上是收编莫雄的旧部，军纪涣散，战斗力很弱，因此林虎军队从侧面发起攻击后，全军很快就开始溃败。在乱军中蒋介石的总指挥部也被冲散了。蒋介石立即命令陈赓道：“你代理第3师师长，立即收集溃散部队，重新组织抵抗！”无奈到处都是乱军，陈赓也没有办法挽回败局。总指挥部的随从人员被败退的士兵冲得七零八落，蒋介石的坐轿和行李也在混乱中丢失了。
蒋介石不久前刚刚经历过旗开得胜的喜悦，此刻又看到溃败的局面，简直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他想到追兵在即，顿时一阵阵心悸，不由得拔出短剑说道：“我必须在这里杀身成仁。我没有脸回去见江东父老！”
陈赓急忙上前劝阻说：“校长何出此言！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这仅是一个新编过来的师，并不是黄埔训练出来的部队。校长是总指挥，考虑的应该是战争的全局。这里太危险，请校长赶快离开！我们还可以把部队重新集合起来，再打过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蒋介石不知道是犹豫不决，还是已经不知所措，对此没有任何反应。这个时候，叛军已快冲到蒋介石跟前，陈赓见事情紧急，于是一面指挥身边的士兵阻击追兵，一面果断地把蒋介石背起来，向安全地带跑去。他背着蒋来到几里外的小河边，找到一条小船，迅速把蒋介石送到对岸，随后又背着他到了一个叫羊高墟的地方。
这个时候蒋介石才渐渐恢复镇定。他知道这里四周都是叛军的活动范围，一旦叛军搜寻过来，后果不堪设想。他于是对随后跟来的总指挥部的军官说：“这里不是久留之地！要尽快与第1师的周恩来和何应钦取得联系，让他们派援兵过来。我要跟周主任联系。你们谁去送信？”大家都知道四周敌军，此去凶多吉少，因此军官们没有人应声。陈赓瞥了一眼那几个胆小的军官，慨然承命，带上蒋介石的亲笔信，连夜去找救兵。
22岁的陈赓把自己打扮成当地的农民，身上带了50块银元，提着一根木棍就毫不犹豫地上路了。他沿着陡峭的山路，翻过了
蒋介石决心报仇雪恨，立即重新组织第1、3、11师进行反攻，一举击溃林虎部1万多人，林虎于是仓皇向梅林、安流方向逃去。当天，陈军的洪兆麟亲自率领5,000余人袭击位于河婆的第1师第1团，企图一举把第1团围歼在此，以阻止第1团支援反攻林虎部的东征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第1团团长刘峙★决心背水一战。他命令部队攻击敌军中心，以攻代守。于是他亲自带领部队，突然插入两岸的敌军之间，用机关枪猛烈扫射，同时命令炮兵轰击敌军的预备部队。敌军没有想到刘峙胆敢主动进攻，猝不提防，一时间死伤严重，一片混乱。到了傍晚时分，敌人开始溃败，失去了战斗力。
第二部分 52.二次东征中蒋介石拔出佩剑说：我…
华阳、河婆战役的胜利，彻底击溃了敌军的包围圈，从此东征军攻城略地，都没有受到什么大的阻击。蒋介石后来说：“华阳一役，为成败之最大关键，其重要性不下于棉湖之役。”这一战使得蒋介石和东征战事转危为安。刘峙在这次解围之战中也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从此平步青云，成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
接着，李济深指挥南征军于12月下旬进军雷州半岛，第二年2月收复了海南岛，全歼邓本殷部。陈炯明本人在第二次东征时并不在部队。他的主力被消灭后，他去了上海，不久又到香港组织了致公党，他自己担任总理。“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了《告国民书》，赶到上海联络章太炎，一起到天津见段祺瑞，共商抗战大计，但是没有结果。1933年，陈炯明因病去世，终年57岁。他去世时非常穷困，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安葬。
林虎兵败后隐居在上海，当北伐军到达上海时他去了法国。1929年后林虎回国，曾担任国民参政员、立委等职。解放后他曾任广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1960年病逝。
东征之后，蒋介石对陈赓的几次舍命“护驾”非常感激，认为他忠诚可靠，不但送给他礼物，而且让他担任侍从参谋，可以随便出入自己的办公室。
两次东征和南征统一了广东，从此革命军有了稳固的根据地，为稍后进行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
1926年3月，广西李宗仁等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他的桂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至此，两广实现了统一。
第二次东征胜利后，蒋介石战功显赫，地位不断提高。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被选为中央常委。
第二部分 53.两广统一，李宗仁成为潜在的对手…
在广东省实现统一的同时，广西省在李宗仁、黄绍■、白崇禧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实现了统一。
1921年孙中山率军征讨桂军陆荣廷，陆荣廷战败逃走。但是桂系的残部却从此退到桂西的百色，桂北的黔桂、湘桂边境，继续与革命军为敌。不久，这些残部和当地的地主武装、占山为王的土匪都纷纷打起了地方自治的旗号，于是广西到处都是自治军。这些自治军在地方上割据称霸，造成广西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给广西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陆荣廷、沈鸿英等桂系首领趁广西混乱之机，先后于1922年9月和11月返回广西。陆荣廷被北洋军阀政府委任为“广西边防督办”，不久改为“广西全省善后督办”。沈鸿英也得到了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支持。陆、沈各自组织了强大的割据力量，都想独占广西，于是双方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1924年夏天，陆、沈在桂林争夺战中激战3个月，给桂林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田园荒废，人民流离失所。结束动乱，实现全省统一已经成为广西人民的心愿。
此时，以李宗仁、黄绍■为首的两股武装力量迅速在广西的玉林、梧州崛起，并经过艰苦的斗争，最终统一了广西。
李宗仁字德邻，是广西桂林头村人。他的祖父是当地的名医，广受尊敬。他的父亲以教书为生。随着李家人口逐渐增多，家庭负担也越来越大，李母便勇敢地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李宗仁兄弟5人从小都下田耕作，因此都黝黑结实，十分健壮。李宗仁读书不好，也没有一技之长，因此对前途比较担心。1908年，陆军小学招考第三期学员，17岁的李宗仁决定从军，并顺利地被正式录取了。
毕业后，李宗仁被陆荣廷选派到南宁的广西将校讲习所教书。没想到讲习所开办不到一年就停办了，李宗仁从此失业。在等候无望的情况下，只得郁郁返回乡里，在家中务农。李宗仁从南宁讲习所回到村里，重新务农，村里人难免会讲闲话。家中又越来越困难，李宗仁比较忧愁。后来他应召去南宁投军，终于担任了护国第6军桂军林虎部第13团排长。他在军中作战勇敢，很快就被提升为连长、营长。
1920年10月，在粤桂军被陈炯明击溃，剩下的1万多人向广西撤退。一路上狼狈不堪，又与粤军李福林、魏邦平部正面遭遇，形势非常危急。林虎、马济深等将领知道只有强行闯关，才有一线生机，但是部队却已经疲惫不堪，状况极差。恰好此时李宗仁率后卫一营主动前来请战。林、马大喜，立即下达抢关命令。李宗仁身先士卒，带领全营向敌阵猛扑，敌军着急中只好用炮火猛轰，李身边的士兵纷纷牺牲，但全营终于冲破了敌军中央阵地。他们与后续部队一起，打败了敌军，平安通过关口。李宗仁的勇武和大名也由此天下皆知。
桂军退回广西后，林虎被陆荣廷排挤出走，林部交由李宗仁上司黄业兴指挥。黄率部开往玉林驻防。1921年6月，粤、桂重开战。粤军士气旺盛，桂军连连败北，陆荣廷见军心涣散，通电辞职。当时李宗仁所在的黄业兴打算将队伍带回广东，以备粤军收编。
李宗仁回到驻地后，带领千余人独立出去，打算以玉林地区和6万大山为根据地，图谋东山再起。于是他派人对陈炯明说，愿意接受陈的归编，条件是把玉林地区交给李部驻防，部队独立。这个独立部队的名号有两省头衔，以免在调动中被强行缴械。陈炯明于是委任李为“粤桂边防军第3路司令”。
不久，陈炯明在广州叛乱，把留在广西的军队撤回广东。在玉林静观局势的李宗仁赶紧宣布与粤军脱离关系，宣布就任“广西自治军第2路总司令”，并趁机扩大了7个县的地盘。
此时，广西全境一片混乱，进入所谓“自治军时代”。广西有民谣形容当时情景：“司令满街走，将军多如狗，杀人兼越货，无日不干戈。”
各路自治军司令纷纷向北京政府求官，北洋军阀也爽快地分别给图谋者加官晋爵。李宗仁也得到了一个桂林镇守使的头衔。北洋政府又让陆荣廷任广西边防军务督办，陆召集旧部各自治军首领开会，打算取消自治军名号，改编各部队番号。李宗仁得到陆的任命后采取了既不拒绝，也不就职的策略。他觉得重要的是军权，除此之外，师长、旅长、镇守使的名号，都可以接受。他因此只管埋头在玉林招兵买马，扩充军力。这个时候，他的陆小同学黄绍■因为兵败带着一营兵力并入了他的部队。
黄绍■，字季宽，广西容县山嘴村人。黄家是容县有名的望族。黄于1914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16年毕业后回广西百色，在马晓军的陆军模范营当连副。以后黄晋升为连长、营长。后随马晓军一起被粤军改编。后来当马晓军率部撤往广东时，沿途遭到自治军的拦截，马晓军对前途感到绝望，于是将部队交给黄绍■，自己随即离开军队。
黄绍■便把部队带到自己的家乡容县。李宗仁于是派人委任黄绍■为“第3支队司令”，并送去了军饷。黄于是率部来到玉林。李宗仁部的人马一下子由原来的2,000多人，扩大为3,000多人，2个支队增为3个支队，如虎添翼。
第二部分 54.两广统一，李宗仁成为潜在的对手…
由于李宗仁以诚待人，广泛接纳军校同学，一时声威大震。而且在李宗仁的3个支队中，营以上军官，军校出身的竟然占了大半。
但是黄绍■和李宗仁还是有分歧的。黄是个受过较高军事教育的人，其部又是模范营底子，官兵思想比较进步。黄绍■无奈之中接受了李宗仁的委任，但是他的本意却是加入广东革命政府。他认为这样才是真正的出路。于是，黄绍■私下派出本部参谋陈雄到广州去联系在那里养伤的白崇禧，协商联系广州革命政府事宜。
白崇禧，字健行，广西临桂县南乡会仙圩山尾村人。他在1907年考入陆小第一期，1914年进入保定军校学习。1916年，他同黄绍■一起毕业，一起回到广西，又同在马晓军的模范营担任连副，后来晋升为连长、营长。1922年，马部在百色被自治军袭击后，白崇禧率领部分军队逃到贵州，后又返回百色。在途中他不慎跌伤了左脚，于是到广州就医。
陈雄同白崇禧会面后，决定开始积极联系革命政府。不久，他们就在朱培德、廖仲恺的引见下，见到了孙中山，并汇报了黄部的情况，希望参加革命。孙中山当即同意，并任命黄绍■为广西讨贼军第1军军长。
黄绍■将计划告诉李宗仁。李宗仁知道无法挽留，就全力支持。黄向李表示，日后如果成功，还将拥戴李为首领，绝不独树一帜。黄绍■决定7月中旬后起义，并委托白崇禧到玉林同李宗仁通气。白崇禧同李宗仁相见恨晚，彻夜长谈，讨论两广和天下大事。白对李说：“此举若成，功劳岂仅在于广西。”这次会谈开始了李、白二人此后长达二十余年的合作。
7月中旬，黄绍■部突然向沈军一部八九百人发起进攻，将该部缴械，并正式亮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旗帜。后来黄绍■、白崇禧率部向梧州进发，与粤军夹击梧州，大获全胜。在李济深、邓演达的推荐下，孙中山授命黄绍■在梧州正式成立“讨贼军总指挥部”。黄的部队发展迅速，两个月就由1,000人扩至4,000人，威震广西。
李宗仁从黄绍■出师大捷中深深感到：自己如果继续只满足于割据玉林这个小地方，面对革命潮流无鲜明立场，就会很难得到部下和民众的同情。但是如何跟上潮流，对他来说还是个问题。他首先要改变自己军队的名称。他的部下认为，无论如何李宗仁在名义上不能摆在黄绍■之下，一致要求把部队改称“定桂军”。恰巧此时黄绍■派人相商合作问题。于是两军商定好了协同作战计划，伺机向柳州发展。
两军分头行事，拿下了广西最富庶的梧州、浔州、玉林3个地区，广西也因此成为三雄鼎立的局面，即：沈鸿英部；陆荣廷部；李、黄部。陆、沈强大，各有2万多人马，而李、黄加起来还不到1万。
李、黄共制定了统一广西的计划。他们打算利用陆、沈之间的矛盾，渔翁得利，然后各个击破。开始，则采取了“先联沈讨陆”的战略。
李、黄乘陆、沈在桂林对峙，无暇他顾的机会，迅速集中兵力向南宁进发。左路军由李宗仁率领，沿邕江而上，直取南宁。右路由白崇禧率领，攻打宾阳、迁江、上林、武鸣，对南宁作迂回包围。黄绍■则指挥剩余部队留驻梧州，对各方进行策应。
李宗仁的左路军很快逼近南宁，在南宁附近与陆部的蒙仁潜、林俊廷部队展开血战。右路白崇禧的部队，连下柳州、庆远，也奔南宁而来。
南宁被攻克后，李、黄军两军士气旺盛，本来两军应同心协力，一举歼灭敌人，但是此刻一直存在于两军之间的矛盾却骤然升温。李、白虽然宽和，但是他们的部属却为争夺权力而互不相让，甚至到了要火并的边缘。李宗仁、白崇禧大惊，立即联名打电报要还在梧州的黄绍■回来会商。李、黄、白3首领见面后，白便对黄说明了事情的严重性，黄当即说道：“决不能这样做，一切以团体为重，恪守前约，推李为首。”
李、黄随后召集两支部队中营长以上军官参加宴会，席间黄致辞说：“立即组织定桂、讨贼联军指挥部，拥护李宗仁当联军总指挥，本人副之。”并宣誓说：“今后我们将领，誓为一心一德，服从李总指挥领导，如有口是心非，三心二意的，当如此杯！”说完把酒杯摔得粉碎，众将领见状纷纷表示：“既然您都这样做，还有什么可说。”于是，两军终于化解了前嫌。
新桂系的联军总指挥部随即成立，实行李、黄、白三巨头领导体制。李、黄为正、副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新桂系也成为广西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此时陆荣廷被沈鸿英的军队围困在桂林城内，对南宁方面无暇顾及，李宗仁抓住时机，兵分三路向全省进军。右路大胜，中、左路也进展顺利。很快，左右江至南宁以北，都成为李、黄的天下。陆荣廷见大势已去，无心再战，于是放弃桂林，退入湖南，并于
第二部分 55.两广统一，李宗仁成为潜在的对手…
为了消灭沈鸿英部，李宗仁急需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帮助，于是在1924年11月间正式就任广东革命政府任命的“广西绥靖督办”，加入了国民党，所部也改编为广西陆军第1军、第2军。李兼第1军军长，黄为第2军军长，白为督办公署参谋长。李济深随即派出陈济棠旅参加讨沈。
桂林克复后，李宗仁命令各部乘胜追击。沈鸿英只好跑到香港当寓公。
正当李、黄、白率军统一广西时，不料，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大军已经向广西边境压了过来。李、黄部先避其锋芒，弃守南宁。唐军不战而入邕，更加趾高气扬，于是孤军冒进，与唐继尧率领的军队东、西距离很远，给李、黄运用各个击破策略提供了战机。
5月上旬，广州派范石生部约1万人增援李、黄、白，于是4人共同制定了讨唐计划。
李集结兵力，夺回昆仑关，回攻南宁。唐军突遭主力迎击，猝不及防，缩回南宁，但是滇军另一路却由贵州长驱直下，向柳州逼近。柳州方面的主将李石愚在前线指挥时阵亡。李宗仁闻讯分身不得，急电黄、白增援。黄绍■、白崇禧率部向滇军展开全线反攻，滇军大败而逃，黄、白紧追不舍。最后两军在沙浦决战，滇军大败，狼狈窜回云南。
滇军沙浦之战的败讯传到南宁，守城敌军无心作战，弃城而去。至此，混战了近5年的广西战事终于平歇，李、黄、白成为广西一统天下的新主人。
1926年1月，广东全省统一后，广东、广西统一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26日，广州国民政府特派汪精卫、谭延■、甘乃光等前往梧州会晤李宗仁、黄绍■、白崇禧，谋求实现两广联合的步骤，并取得初步成果。2月，广州国民政府特组成统一两广特别委员会，负责具体事务。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蒋介石、谭延■、朱培德、李济深和白崇禧6人组成。随后两广统一会议在广东召开。会议决定：一、广西省政府于中国国民党指导监督之下，受国民政府之命令，处理全省政务；二、广西现有军队全部编为国民革命军，其应编地方军与否及其数量呈军事委员会决定及由改组委员会拟具办法呈军事委员会决定；三、凡两广之财政机关及财政计划均受国民政府之指挥监督。对会议决定，李宗仁、黄绍■来电表示“至诚领受，遵照实行。”6月，黄绍■按照国民政府的“省政府组织法”改组广西省政府机构，并电告广西省政府正式成立。国民政府任命黄绍■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和第7军党代表，任命李宗仁为广西军务督办、第7军军长。
广西统一和两广统一，是广西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它不仅对广西省，而且对华南、全国都有较大影响。它结束了广西内部军阀长期战乱和分裂局面，有利于本省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建设，而且为扩大革命和北伐战争提供了条件。
第二部分 56.邀请周恩来参加的阴险会议（1）
东征胜利结束，大家都沉浸在喜庆的氛围之中。在一次连长和连党代表以上的军官会议上，号称“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突然喊道：“今天的天下是我们国民党打下来的，打天下者坐天下！你们共产党算什么呢？主人？客人？都不像。国共毕竟是两个政党，迟早要分道扬镳，而迟分不如早分。”
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周恩来不由得心里一惊，随即不动声色地继续听下去，且看蒋介石是什么态度。此时，蒋介石正表面上一脸平和、实际上却暗暗得意地正襟危坐在那里。但是他时不时向周恩来瞟过来的目光却暴露了内心的不安和紧张。
会场上开始时胜利的喜悦已经一扫而空，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
原来东征结束后，威胁国民政府的外部力量暂时消失了，但是内部的斗争却迅速尖锐起来，军事和政治方面都出现了严重不稳的状态。东征、南征等一连串战争的胜利，大大增加了蒋介石的资本。因为处理廖仲恺被暗杀事件，蒋介石和汪精卫联手，一起赶走了胡汉民和许崇智，蒋介石走上政治前台的阻力大大减小了。如果说他前一阶段在赶走胡、许的过程中利用左派打击了右派，那么此后一段时间则是利用右派打击共产党和伪左派汪精卫。而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得手，也跟当时的政治气候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当时以戴季陶主义的出炉和西山会议派的活动为代表，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影响迅速扩大，为蒋介石的反共活动提供了大气候。
戴季陶是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家”，他假装有时赞成革命，本质上反对革命，是“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家伙”。还在国民党“一大”之前，他就对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表示“根本怀疑”。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戴季陶表面上同意国共两党合作，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宣传部长，但大会闭幕后，他却去往上海，不愿就职。孙中山逝世不久，1925年5月，戴就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原则”。会议还通过了由他主持草拟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共产党员加入本党之训令》，规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最高原则”，所有党员务必“确实信守”，违者即“一律以纪律制裁之”。戴就用这种办法来限制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会后，他就在上海设立了“季陶办事处”，专门写作反共理论。他还一直把自己装扮成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见着人就痛哭流涕地大讲其‘孙文主义’。从上海讲到广东，又从广东讲到上海”。他分别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借口“在理论上建立三民主义中心思想”，改换了孙中山学说中的一切革命内容，却将孙中山思想中的消极方面极力加以利用和夸大，并系统地提出了一套反动理论，被称之为“戴季陶主义”。
戴季陶说三民主义是一种“温和中庸”、“和平中正”的主义。它既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又反对法西斯主义。这也就是他的信徒所说的“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但实际上他攻击的真正对象是共产党。
在戴季陶主义的鼓动下，“孙文主义学会”等右派小团体、各种各样的右派刊物一起为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和最后叛变革命进行了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戴季陶主义出笼后不久，以谢持、邹鲁为头子的国民党老右派就率先打出了“****清党”的旗号，并于1925年11月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堂前非法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执行委员叶楚伦、居正、沈定一、邵元冲、石瑛、邹鲁、林森、覃振、石青阳，候补执行委员茅祖权、傅汝霖，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共13人。林森、邹鲁分别担任会议主席。这些人后来即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会议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林伯渠、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职务。解除苏联人鲍罗廷顾问职务，取消政治委员会。会议也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
西山会议最后宣布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决议将“中执会”移至上海，在上海另设中央党部，并拟定“二大”全会于次年3月29日举行。会议特别提醒：如果不在国民党内实行清党，恐怕“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矣”。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斗争，使“西山会议派”陷于孤立。原来打算参加“西山会议派”或给予支持的一些右派分子如戴季陶、吴稚晖等，这时都表示不和“西山会议派”合作。一些列名“西山会议派”第二次大会的代表如叶楚伧、邵元冲等，也纷纷刊登启事表示不参加会议。
第二部分 57.邀请周恩来参加的阴险会议（2）
国民党“二大”的基本方面是正确的，但由于陈独秀等人自愿放弃了对国民党的领导权，因此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结果，在中央执委中，中派、右派占了很大比重，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尤其是，原来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蒋介石，此次竟然当选为正式中央委员，随后又当选为中央常委，成为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就为蒋介石后来篡夺革命领导权提供了有利条件。
周恩来后来说：“这是陈独秀右倾社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
毛泽东说：“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二次代表大会。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1/3，左派1/3，其他2/3，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
吴玉章说：“本来我们有条件使进步力量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取得优势，但我们却自动地放弃了。事实证明，不进行斗争、幻想以片面的退让换取团结，其结果只会助长右派的气焰。”
东征胜利后，蒋介石威名大震，已成为广东革命政府军事方面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表面上仍在亲共、亲苏，颂扬第三国际，甚至在讲话中引用列宁的词句，实际上却在限制和提防共产党，暗中保护和组织右派势力。
周恩来很早就觉察到了蒋介石的想法。东征结束后的一天傍晚，蒋介石突然邀请周恩来参加个会议，这种不正常的举动引起了周恩来的警惕，尽管表面上仍是若无其事地答应着。随后，不出所料，果然就出现我们开始时见到的那一幕。
会议就要开始后，蒋介石满脸笑容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东征胜利后首次召开的连长和连党代表以上的军官会议。广东统一后，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北伐。”这时，他忽然看了周恩来一眼说道，“大家想想，我们队伍中有国共两党的同志，如果大家认为两党齐心，那么我们就要很好地合作下去；如果认为相互间有矛盾和摩擦，那又应该怎么办呢？请同志们随便发表意见。”
早已按捺不住的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倪弼马上接口说：“我是国民党的老党员，就让我先说吧。两党同志常有摩擦，在军校内已经闹过几次，这是谁都知道的。那么怎么办呢？戴季陶先生说：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我以为，叫共产党去信仰国民党，或者反过来，都不大可能。然而，共产党可以作为在野党，继续与我们合作。”
号称“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咄咄逼人地说：“今天的天下是我们国民党打下来的，打天下者坐天下！你们共产党算什么呢？主人？客人？都不像。国共毕竟是两个政党，迟早要分道扬镳，而迟分不如早分。”
主席台上，蒋介石对两位得意门生的发言非常满意，一副志在必得的神气。周恩来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领导者纷纷站起来严正反击右派言论。第7团团长蒋先云★说：“国共两党的分与合，都应从革命的全局和前途来考虑。目前两党虽有一些矛盾，但可以调和。今天我们才占有广东，北方还有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在虎视眈耽，敌人的力量比我们强大得多。大敌当前，根本不是讨论分与合的时候。”共产党员许继慎义正词严地说：“东征中，有多少共产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果说共产党是客人。那就根本不需要作出这样的牺牲。相反，有一位担任攻城指挥官的国民党员却临阵脱逃。当然，那也是个人的事情，我们校长已经处罚了他。忠于革命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是占绝大多数的，这正是两党合作的前提。”
看到会上多数人都反对国共分裂，蒋介石只好说：“今天大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以后还有机会讨论这个问题。”
午饭后，蒋介石在散步时对周恩来说：“我最担心的是黄埔军校分裂。你是军校共产党的领导人，但首先是政治部主任，希望你积极配合，维护军校的团结。”周恩来说：“维护军校团结，我周恩来责无旁贷。你也知道，我经常做各种调解工作，而且总是从严要求共产党员，凡有险重任务，也总是动员共产党员冲锋在前。”
蒋介石点点头，终于说出了他的目的：“是啊是啊，确是如此。那么你能不能把所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我，还有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请告诉我。”说完，眼睛直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一沉吟，说道：“此事关系两党，我哪有权做主，须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定。”蒋介石知道周恩来不愿意告诉他，但又不便发作，一时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蒋介石说：“我看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说完，他又补充一句：“当然，后者是我所不愿意的。”周恩来沉思着，不置一词。
第二部分 58.邀请周恩来参加的阴险会议（3）
周恩来又想起蒋介石对陈赓的态度变化。蒋介石曾很想重用救他一命的陈赓，可是当他弄清陈赓原来是一个共产党员之后，态度立即大变。他在黄埔名册“陈赓”旁边做了一个批注：“此人是C.P，不可让他带兵。”但是却被陈赓偶然间发现了。周恩来知道后，让陈赓以退为进，托辞母亲病重，向蒋介石请假回家，看看蒋的反应。陈赓请假时，蒋介石狡黠地说：“陈赓你一定看了什么东西吧？”陈赓没有吭声。蒋介石觉得自己对不起陈赓，只好让陈赓回黄埔军校任中校队长。
周恩来从潮州返回汕头后，立即召集军校里的党员领导同志，提醒大家说：“蒋介石这次拉我到潮州开会，搞了突然袭击，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本想发言驳斥他，揭穿他的花招，但看到同志们的发言已达到目的，同时也为了有利于两党合作和今后斗争，我保持了沉默。大家应该提高警惕，不能麻痹，他不会就此罢休，更严峻的斗争就要到来了。”
周恩来回到广州后，立即去找中共两广书记陈延年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应该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给蒋介石以坚决的回击！”陈、鲍同意周恩来的看法，计划撤出蒋介石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另外与汪精卫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但是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占了上风，这个计划流产了。国民党“二大”对“西山会议派”表示强烈愤慨，但蒋介石和孙科、汪精卫要求对“西山派”尽量从宽处理。不过他们的想法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和批判。
不过在表面上，这个时期的蒋介石仍在亲苏亲共，高喊“我们党的前途端赖尊俄为师”，积极向左派靠拢。他的伪装为自己赢得了“红色将军”、“中国的托洛茨基”的称呼。他甚至把自己的长子蒋经国送到苏联去留学，更让人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左派。
这个时候，恰好莫斯科成立了孙逸仙大学，以纪念孙中山。苏联建议选派中国学生去苏联留学。苏联当时是革命青年心目中的圣地，因此各地向往革命的青年，纷纷报名投考，仅广东一地，考生就有1,000多名。但由于名额限制，最后只录取了340名，其中还包括30名鲍罗廷推荐的国民党要员子弟。这些子弟中就有蒋经国。蒋经国当时只有15岁，但是却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而且他也很为父亲被称为“红色将军”、“中国的托洛茨基”而感到骄傲，因此，他非常愿意去革命策源地莫斯科学习。
蒋介石原想给儿子找最好的学校读书，但是因为儿子已经两次参加了学潮，这让他感到不安。他本人又在广东政府身居要职，根本没有时间亲自培养儿子。现在忽然孙逸仙大学来招生，又有鲍罗廷引荐，而且儿子也希望去学习，于是就答应了这件事情。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虽然蒋经国多次向蒋介石提出要求，但是蒋介石起初并不赞成，因为他不怎么喜欢苏联。蒋介石后来勉强赞同，却在经济上很少接济蒋经国，因此蒋经国在苏联的生活是相当穷困的。还是陈洁如将全部私蓄2,000元托陈果夫转汇蒋经国，才解决了他的困难。
蒋介石的伪装为他赢得了不少政治利益，也麻痹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的一些人。在国民党“二大”的选举中，原来在国民党内地位并不高的蒋介石，竟一跃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接着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共9人：蒋介石、汪精卫、谭延■、谭平山、林伯渠、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蒋介石的亲信何应钦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陈果夫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蒋介石在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中，伪装左派，为自己赢得了不少声誉；他作为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在大会上备受礼遇。他又以军事领袖自居，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地位很高的人物。这些都让陈独秀等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在广州的苏联顾问对他放松了警惕，让他进一步实现了自己的****阴谋。
第二部分 59.在心里对共产党举起了屠刀（1）
1926年，在中共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在《黄埔潮》上发表了一幅漫画。画面上，一脸邪恶的戴季陶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灰暗的小帽，凶神恶煞般地把孙中山背在身上，走向阴森的孔庙，强迫孙中山吃孔圣人灵前的冷猪头肉。孙中山泪流满面，而站在旁边的军阀、洋人和党棍则哈哈大笑，拍手称快。
这幅揭露新右派和孙文主义学会反动本质的漫画，很快出现在黄埔军校的各个角落，还有许多被贴到了广州街头。蒋介石看后，顿时气得“连头发都竖起来”，他一边嘴里骂着娘，一边大声训斥。他担心自己苦心经营的黄埔军校“共产化”，有朝一日变成反对自己的武装力量。在国民党“二大”上，他更感到了日益强大的共产党对他的严重威胁。在
就在蒋介石的****本质渐渐显露出来的时候，陈独秀等党的领导人和苏联顾问却还陶醉在东征胜利、两广统一的喜悦里，对蒋介石没有一点警惕和提防，反而做了一些加强蒋介石的权力的事情。
陈独秀对于“西山会议派”，一味主张在革命统一战线方面要执行让步的策略。他因此同张国焘一起代表中共中央，对参与过“西山会议派”活动的叶楚伧、邵元冲、孙科说：“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多推选国民党人士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人数。”还邀请他们回广东参加国民党“二大”。会谈中双方就继续合作达成了几点协议。
1925年10月到12月，陈独秀连续在《向导》上发表文章，说蒋介石“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派”。“现在蒋介石先生首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利钝的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苛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残害广东人民的滇、桂、粤各派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口力不从心的怨气。”陈独秀还把蒋介石列为国民党第二号左派领袖。
1926年2月上旬，鲍罗廷等顾问向来华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汇报以后，这些苏联人作出结论说：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并正往左发展”。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上说：“有40万党员的国民党，历史的‘明天’将使它在全中国掌权，而它却在思想上表示赞同我们，这已经是巨大的成就了。”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说，国民党已经同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和城市民主派建立了联系，广州政府乃是中国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先锋队。共产国际根据联共（布）的建议，批准国民党参加共产国际，并推选蒋介石为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名誉委员。
但是所有这些，却都更加使****反俄的蒋介石感到抑郁异常。对“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中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共产党的壮大非常恐惧，对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和革命军队中的发展，尤其感到害怕。因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还占有相当优势，而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政策又引起国民革命军其他各军的不满，本身实力又不足，他深感自己“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处境不妙，并为此忧虑抑郁至深夜而不能安眠。他整日闷闷不乐，烦躁不安，常对部下发火。连
他和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几乎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他不仅感到季山嘉等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碍手碍脚，而且认为他们成了他走向成功的绊脚石。1926年2月，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的职务暂时由另一名苏联顾问季山嘉代理。季山嘉不满蒋的独裁擅权，主张联合汪精卫对蒋进行抑制。右派乘机散布谣言说苏联顾问和中共要“倒蒋”，广州市面上出现了称蒋介石为“新军阀”的传单。骨子里****的蒋介石受到挑拨，开始寻找机会发动政变。
随着地位、权力的提高和政治野心的不断膨胀，一心想成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也越来越难以忍受现任领袖汪精卫的存在。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常以孙中山的唯一继承者自居，一心想当国民党领袖。他说：“我以为党政军只能有一个领袖，不能有两个领袖”。又说：“我自信我是一个富于革命性的人，我敢说我可以继续总理革命的精神，我可以做总理真正的信徒。这句话只有我能说亦只有我敢说，这是不用客气的”。
蒋介石不但有这种野心，而且利用自己的权谋和欺骗手段准备了强大的实力。他玩弄两面手法，权力不断扩大，在军事方面，拥有汪精卫所不具有的军事地位和实力；在政治方面，蒋介石享有李济深、程潜等人所不具有的政治地位和影响。
第二部分 60.在心里对共产党举起了屠刀（2）
然而，膨胀的野心必然谋求更大的权力，现在，在他实现自己更大的野心和权力的道路上，共产党、苏联顾问和左派领袖汪精卫成了他实现政治野心的严重阻碍。同时，身兼国府主席、政委会主席、军委主席和军校党代表的汪精卫也开始打算在军队建立自己的威望，经常到军校讲演。这让把军校视为自己地盘的蒋介石感到非常恼火。对于这些严重“阻碍”他野心的力量，开始时蒋介石想“以屈求伸”，以退为进。后来他决定铤而走险，发动反革命军事政变，以求“奋斗决战，死中求生”。于是蒋介石利用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对他的麻痹，对共产党人采取了闪电式打击，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早在1926年3月初，蒋介石就授意王柏龄等孙文主义学会反动分子，为他发动反革命事变制造舆论。很快，在军校和广州市区就不断听到各种政治谣言，比如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共产党准备倒蒋”，“共产党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政变”，等等。
孙文主义学会是国民党的右派组织，在制造中山舰事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由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迅速壮大，政治影响不断提高，引起了右派势力的恐惧和不满。黄埔军校右派分子王柏龄等为了与联合会相对抗，组织了“中山主义学会”。在第一次东征出师前数日的学生聚餐宴会上，就出现了贺衷寒起草的发起组织孙中山主义研究会的油印文件。东征期间，冷欣等右翼学生曾集合30多人，在梅县召开会议，酝酿成立组织。
从此，黄埔军校内左右两派的分化日益明显，矛盾冲突不断加剧。孙文主义学会出版了《革命导报》等刊物和组织“青白剧社”公开与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常常借故向青年军人联合会挑衅，甚至殴打加入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学生。两派斗争愈演愈烈。二次东征结束后，孙文主义学会作为一股反共势力已在社会上形成。
蒋介石对左派力量在黄埔军校的发展壮大早怀疑忌，他对两派斗争表面上采取局外人姿态，暗中则支持孙文主义学会，压制左派的活动。当东征军进占潮梅之后，右派分子王柏龄乘周恩来因公离开总部之机，指使孙文主义学会成员无理取闹，甚至殴打共产党员李之龙。事后，蒋介石不但不处理肇事分子，反而将李之龙调离黄埔军校。蒋介石偏袒孙文主义学会的行动引起群众不满，青年军人联合会随即发动师生，揭露王柏龄破坏国共合作的种种罪行。由于证据确凿，使王柏龄威信扫地。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一行动，打在王柏龄身上，却痛在蒋介石心里，他曾私下对人说，“打击了王柏龄，等于打断了我的一只臂膀”。
此后，蒋介石压抑、打击左派的行动变本加厉。11月间，他向周恩来提出要共产党交出共产党员名单的要求。周恩来婉言拒绝。
第二部分 61.在心里对共产党举起了屠刀（3）
而中山舰事件，就是在孙文主义学会的煽风点火和蒋介石的操纵下发生的。
蒋介石下令：扣押中山舰，拘捕军校和第1军中的共产党员
那时，张太雷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兼作苏联顾问的翻译。这时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还在上海，鲍罗廷和加伦也都不在广州。
公函写道：
敬启者，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祷。
此致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三月十八日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就是黄埔军校，
函中的“校长”就是蒋介石，“教育长”指邓演达。这时黄埔军校的领导成员还有党代表汪精卫、副校长李济深、政治部主任邵力子。李之龙读完信后，不敢怠慢，立即派中山舰前往黄埔。他分别给宝璧舰黄舰长和中山舰代舰长章臣桐下达了命令，命令“该舰长即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中山舰是国民政府唯一的一支装备完全的兵舰，它原是由永丰舰改名的，孙中山曾在永丰舰上避难，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中山舰”。
事情非常蹊跷。后来调查后才知道，原来这是误传命令：原来，有一艘上海商船在黄埔上游遭劫，请求救援。18日下午4时，黄埔军校办公厅主任孔庆睿便命令管理科长赵锦雯派一艘军舰去紧急援救。赵便把任务交给科员黎时雍去执行。黎看到黄埔附近没有可派舰艇，便打电话到在广州的军校驻省办事处办理。办事员王学臣接到电话后，就打电话请示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因电话有些故障，欧阳钟没有听明白是谁下的指示，就猜想一定是教育长的指示，而派遣一艘军舰也被他听成了派舰二艘。欧阳钟知道，只有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的命令，才能调动兵舰。他想直接向李去请求，又觉得单凭教育长的电话指示恐怕还不够分量，于是就擅自加了一句“转奉校长命令”。
公函送到海军局，李之龙当时不在，作战科科长邹毅于是便派人送到李之龙家中。
李之龙见是“奉校长命令”，自然不会怀疑，立即遵令照办。
却说邓演达看到舰长的请示后，非常疑惑，就下令两艘军舰原地待命。
第二部分 62.在心里对共产党举起了屠刀（4）
上午，李之龙到局里刚处理了几件公文，作战科长邹毅就报告说：“苏联顾问团来电话，询问中山舰是否在省，可否按原定计划检阅中山舰。”李之龙于是就打电话给蒋介石，请示能否调回中山舰。蒋介石大惊，这才知道竟然有两艘军舰昨夜去了黄埔。他当时极力按捺住自己的慌乱情绪，先“嗯”了一声，过了一会儿才假装平静地说：“好吧，我同意。”于是，中山舰在下午6点20分返回广州军港。
但是李之龙万万想不到刚才自己把蒋介石吓了一身冷汗。19日一整天，蒋介石都在惶惶不安、疑虑重重中度过。这时，蒋介石觉得自己与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担心有人要算计他。碰巧在
蒋介石后来还自我辩解说：“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无论本军里或本校里，都造成一种不良的空气，使得军队的长官来反叛，并且拿利禄来引诱我们的长官。”“我知道共产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崴，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当时右派王柏龄等人趁机四处煽风点火，有意制造混乱，他们造谣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阴谋暴动”，“要赶走蒋介石，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等等。
蒋介石本来知道中山舰的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这件事可能是个误会，但是现在他立即就意识到这是个绝佳的****时机，因此就有意说这是“无故露械外出，经一昼夜”，“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于是，蒋介石背着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悍然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此时已经是
在蒋介石的坐镇指挥下，陈肇英、欧阳格派兵占领中山舰及海军舰队，并由欧阳格的卫兵带领六七个人到文德楼逮捕李之龙，强行押解到造币厂。
与此同时，2师师长刘峙和团长惠东升指挥军队强行收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营长李森树带人包围了苏联顾问的参谋部和住宅，对他们的卫队武装进行缴械，并把苏联顾问监视起来；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率领武装警察，借口“保护”，把汪精卫的住宅包围起来，并派人监视共产党在广州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团长蒋鼎文率兵占领海军局机关；2师党代表缪斌在集合全师官兵训话时，突然下令逮捕了在场的团党代表胡公冕等40多名共产党员，并押赴造币厂。当天上午10点，蒋介石又派2师两个营的兵力，把黄埔军校的教职员和学生监视起来，并下令严密监视教育长邓演达、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和军官团长张治中等人，“以防变动”。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密令何应钦逮捕在潮汕的第2军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并取消党代表制度。他们决定，只要任何方面的共产党开枪反抗，就让第2师、新编第1师及公安部队对共产党进行大屠杀。当这一系列行动部署完毕后，蒋介石得意地说：“今日若无决心，岂能挽救本党。”
事件发生的当天上午，刚从东江回来的周恩来非常焦急，当即不顾生命危险，带着几个卫兵就直奔黄华路造币厂去质问蒋介石。守在大门口的部队一见是周恩来，就毫不含糊地收缴了周恩来卫士的武器，才让他们进去。蒋介石一见是周恩来，有些吃惊，他没有料到周恩来知道他的所在，更想不到周恩来敢直接来找他。周恩来怒火中烧，厉声责问他说：“你解释一下夜里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是什么原因？”
蒋介石心里一惊，但是故作镇静地说，李之龙和中山舰有叛变的嫌疑，幸亏自己及时发现，才逮捕了李之龙，解除了中山舰的武装。周问有没有证据，蒋就狡辩说正在查证。周又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抓1军的共产党员。蒋无法自圆其说，只好狡辩说，不是抓，只是集中看管起来。这样做，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以免出现什么不利于他们的举动。周恩来大怒，说，既是为了他们的安全，又何必捆绑起来？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好装作生气地向手下的人喝道：“谁叫捆他们的？岂有此理！赶紧松绑！”
蒋介石这时还不敢贸然对周恩来下毒手，只好叫人把武器送还周恩来的卫士，派人送周恩来出门。
中山舰事件将蒋介石的利欲熏心完全暴露了出来，他右派的身份呈现在了众人面前。同时也表明蒋介石与共产党成了对立的局面。
第二部分 63.阴谋得逞，退一步进两步（1）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中外反动派对蒋介石纷纷表示喝彩和支持。
香港总督金文泰兴奋地说：“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就是20日广州政治已上轨道了。”
帝国主义国家在香港、上海、天津等地办的英文、中文各报，连续大规模报道这一事件，并煽动蒋介石驱逐在广州的苏联人，实行分共。
美联社的消息说：“蒋介石借伍朝枢等诸名人力助，在广州变制成功。”东方通讯社在香港报道说：“20日对于共产党之非常手段，乃蒋介石部下孙文主义学会派拥蒋氏而施行者。”
上海孙文主义学会持志分会，对广州孙文主义学会说，他们“大义凛然，爱党爱国，不遗余力，兹竟能助介石先生，于短时间就平叛党祸国之分子。”
事变之后，周恩来、毛泽东等都主张反击。
当时，广州工人、省港罢工工人有10多万人，工人纠察队有几千人，并有统一的司令部——省港罢工委员会。广东有许多武装的农民自卫军。黄埔军校第4期2,000多学生中，共产党、共青团员很多。在国民党军队中，6个军中的政治部主任，除第5军外，都是共产党员担任。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群众、革命军官兵和国民党人士中，有良好的影响和很高的威信。
国民党内部和国民革命军中，有很多人反对蒋介石制造这次事件。
何香凝冒险来到造币厂，要求蒋介石立即解除包围并释放被扣押的共产党人。她指责蒋说：“孙先生和仲恺尸骨未寒，你就背叛三大政策，对得起谁？”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等人坚决谴责中山舰事件为反革命行为，他斥责蒋介石说：“
第2军军长谭延■认为蒋介石的位置被提得太高了；第3军军长朱培德不甘心受蒋介石指挥；第4军军长李济深、第6军军长程潜都和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第5军军长李福林同蒋介石也不和。
如果当时要把蒋介石赶下台，那么这几个军肯定都会赞成。事实上，事件发生后，谭延■、朱培德在拜访苏联军事顾问季山嘉时，就已经“称蒋介石为反革命，提议严厉反蒋”。谭延■还准备联合3、4军共同讨蒋。李济深、宋子文等也表示坚决反对蒋介石。蒋介石的第1军中，由于共产党员在军中有较大影响，因此对蒋介石把共产党员一律赶出第1军去的做法很不满。
这些条件都有利于把蒋介石赶下台。
事变发生后第二天，毛泽东非常着急，立即和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张太雷去见苏联军事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等人，紧急商讨对付蒋介石的对策。毛泽东在商讨后对沈雁冰说：“这几天我正在思考，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伙，穿的是连裆裤子。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毛泽东又说道：“我对陈延年和季山嘉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目前就广州一隅而言，蒋介石的武力占优势，他有王柏龄一个师的兵力，还有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然而就两广而言，蒋介石这点兵力居于劣势。第1军中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蒋的面目一旦暴露，第1军会反对他。况且，他和第2军谭延■、第3军朱培德、第4军李济深、第5军李福林，都是面和心不和，李济深和蒋还有宿怨。“二大”以后，又升蒋介石为军事总监，凭空在各军之上又来一个人管制他们，他们更加不服气。因此，我们可以争取他们，至少使他们中立。我对陈延年他们说，中央执、监委员到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再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我们摆开这么一个阵势、蒋便无能为力。”
第二部分 64.阴谋得逞，退一步进两步（2）
毛泽东接着惋惜地说：“陈延年先是站在我一边，可是季山嘉这些苏联顾问却反对。他们以纯粹的军事观点看问题，认为要打仗，肇庆一地的财力要支付一个独立团的费用，必然不够，而广州的税收比肇庆多10倍。假使其他各军袖手旁观，蒋介石的兵力对付独立团就绰绰有余。况且独立团只有手头的弹药，无法补充。而蒋介石刚收到苏联运来的大批弹药，就这点而言，独立团不能坚持到一个星期。季山嘉这样一反对，陈延年也犹豫起来。我再三跟他们辩论。没有效果，最后决定请示党中央。”
随后，毛泽东又着急地赶到第2军党代表李富春家里商讨对策，正好在那里见到了第1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他在李富春家里遇见了毛泽东，毛问了各军力量，主张反击……他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但是季山嘉却说不能破裂。
这个时候，蒋介石忽然发现事情并不像他自己想的那样简单，共产党和各方面的力量纷纷对他进行强烈反对和谴责，使他感到陷入四面楚歌、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也深知自己力量和权力毕竟有限，目前处于“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孳颠危”的境地，如果中共、左派和其他军事将领联合起来对付他，说不定会以惨败收场。因此，现在蒋介石急于为自己找到一个出路。蒋介石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当他对准共产党猛然一击之后，就立即收缩回来。他感到现在羽毛尚未丰满，同共产党彻底决裂还为时尚早，还需要共产党的支持和苏联的军火援助，于是，在20日下午，蒋介石决定释放一批被扣押的共产党员。为了给自己解围，蒋介石还向共产党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共产党员退出第1军；第二，不退出的要交名单。
前星期发生一件事，我想大家都想要赶紧明白的，便是中山舰无故移动的事。该舰刚才修整好，忽然开到黄埔来。当19日正午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打电话给我，说中山舰可否开回广州。
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山舰已经开来了黄埔，我就问他是谁的命令开去的。他答的话，是很含糊的，答不出所以然。我当时就很奇怪，我就说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
后来我研究中山舰为什么开来黄埔？究竟有什么作用？我当事出之后问他竟和昨日的话完全不同。他又说是教育长的命令，又说是校长的命令。我要他拿命令来看，他说是电话。后来中山舰当夜开回省城，通宵不熄火，戒备甚严，我料他必有不法的行动，所以即派了兵登舰监视。这件事，是否是不利于我们黄埔，或不利于政府和本党，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但社会上一般不明了的人，有很多的猜疑、很多的谣言。李之龙他是个共产党的党员。他是本校第一期学生。但是这回事情，现在尚未审问明白，即使他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李之龙这种行为，如对于本校和本校长有不利，或者是有什么阴谋，我倒以为不是本校的悲观，并且是件很可乐观的事情。因为我教学生的方针，是要他来监督我的，并且是要他来革命的。如果我学生之中，有来革我命的学生了，那我教育方针可以说是达到了。并且我本人自己也可以借此来反省我果有违反三民主义的地方没有？我是否已立在被革命的地位没有？这些事，都是于校长革命事业上是有限大的益处的。所以对于此案只有乐观。
在各方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被迫释放了被拘捕的50多名共产党员，发还了他们的枪支，并公开承认，中山舰事件只是一场“误会”。蒋介石说：“
周恩来针对新的情况，紧急和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人一起商讨对策。周恩来分析说：“现在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只有第1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其他5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介石。而在第1军的3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我们占了7个，团长中金佛庄、郭俊是共产党员，营以下各级军官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第1军又是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底子的，党的传统影响很大，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的。”
大家纷纷赞同周恩来的分析，但是他们都同周恩来一样，并没有决策权，一切都得由党中央决定。当时党中央是由陈独秀领导的。
第二部分 65.阴谋得逞，退一步进两步（3）
但是陈独秀和苏联顾问一样，都主张退守和让步。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团认为蒋介石在军事上占优势，回击必将失败。当时苏联顾问团中地位最高的是使团团长、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他虽然已经被蒋介石软禁，但也主张进行妥协。22日，苏联领事馆代表紧急与蒋介石举行会晤，以探听蒋介石的底线。苏方代表问道：“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苏问题？”蒋回答道：“对人不对苏，希望鲍罗廷速回苏。”苏方代表一听，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很快，苏方就决定撤掉季山嘉军事顾问团团长职务，并派领事馆代表对蒋介石说：“如此即可安心，乃令季山嘉回苏。”布勃诺夫也立即把苏联顾问组组长季山嘉和其他顾问组成员10余人遣返回国。
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在蒋介石突然袭击时，进行了错误的妥协。他认为，“当时不仅有戴季陶主义思想，不仅有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而且在他们后面还有整个资产阶级。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还没有公开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进行镇压”，因此决定采取“退守和让步的策略”。他甚至荒谬地认为，由于“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当退让而没有退让”，才导致了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因此他强调今后在统一战线中必须采取“办而不包，退而不出”的方针。
过了几天，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经过研究，正式决定了对蒋介石的对策，并正式指令广州方面说：“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2军、第3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援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此时，苏联撤换顾问团的妥协态度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汪精卫原本希望依靠苏联人对蒋介石进行军事解决，现在也感到只能妥协。因此，在22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事实上默认了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会议决定，工作上意见不同的苏联同志暂行离去，另聘其他顾问。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李之龙有重大嫌疑，应即查办。汪精卫感到仿佛自己被打了一顿，还像狗一样被赶走，因此羞愤异常，便决定躲起来。他于是借口“因患晕眩”，要求请假治疗。
对蒋介石自请处分的呈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决定：“对于蒋同志表示信任”，“毋庸议处”。
4月初，陈独秀派张国焘★来广州代表中共中央处理中山舰事件一案。张国焘积极贯彻陈独秀的右倾退让政策，蛮横压制陈延年、周恩来等人的正确意见。他在传达了中央关于处理“三二○”事件的基本方针后说：“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决定采取妥协的政策，要求同志们一致遵行，对蒋介石应表示让步，同志们对外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参差。”会后，张国焘由周恩来陪同去见蒋介石。张说：“我是代表中共中央特来看望蒋先生的，希望彼此仍然精诚无间地合作，使广东的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到全国统一的革命愿望。”蒋介石说：“我非常赞同张先生的意见。国民党内要求限制共产党的呼声甚高，我一直在顶着。如今误会已经消除，我当更加竭尽全力维护两党团结。”
张国焘接着说：“外间都希望蒋先生能与汪先生继续合作，未知蒋先生对此有何意见？黄埔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一向是爱戴和服从蒋先生的，但在‘三·二○’事件上被驱逐，希望蒋先生要善待这批人员。”
蒋介石第一个问题含糊其辞；对第二个问题，他表示：“黄埔的中共党员，都是我的好学生，我素来爱护他们，今后也一定重用他们。”
陈独秀一面派张国焘去广州和蒋介石妥协，一面在《向导》上发表文章为蒋介石开脱，只把孙文主义学会当作事件的元凶。陈在文中说，共产党不是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挑起这次事变的是在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
当蒋介石在
当时在广州考察的、以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对蒋的反苏反共行为采取了容忍态度。在
第二部分 66.阴谋得逞，退一步进两步（4）
接着鲍罗廷代表共产党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达成所谓三项“君子协议”：一、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建议，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活动；二、蒋介石同意共产党的主张，采取反对右派的措施；三、共产党支持蒋介石北伐。这个协议事实上满足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限制要求，而蒋本人从来没有在行动上“反对右派”。至此，蒋介石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打击了共产党，撤换了季山嘉，击败了汪精卫。同时，他还保住了“联俄”、“联共”的左派形象，继续得到苏联的大批军事援助。
蒋介石又假装“惩办”右派，以迷惑左派。但是，他虽然免去了亲信王柏龄的职务，解散了孙文主义学会，但是，不久，他就以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为基础，成立了黄埔同学会，并亲自担任会长。
由于陈独秀、鲍罗廷等人的右倾退让政策，使蒋介石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得到了更多更大的权力。
但是冒险获胜的蒋介石并不会因此罢休，他很快又积极地策划了进一步打击共产党和左派的“整理党务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