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手仁心3国语版全集:近代知识分子从边缘到中心之路 - 文学艺术 - 浙江临安市委党校网

近代知识分子从边缘到中心之路
栏目名：文学艺术   作者：张太原  添加时间：2006-06-02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使传统的士蜕变为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近代中国社会日益边缘化。然而，如果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顺序，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审察，不难发现，知识分子在被边缘化的同时，其本身又在做着重新走向中心的努力。被“边缘”化与向“中心”进身如同一个钱币的两面，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特征。 社会转型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同时也带来了知识分子重新走向中心的凭借——近代报刊。报刊作为西方文明产品，在近代以后逐渐走入中国人的生活，这是西风东渐影响中国社会变迁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自维新以后，凡是在中国社会和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新人物，无一不是通过报刊登场的，近代中国的历史也大致可以几个刊物而划分出不同的时代，胡适就曾说，《时务报》、《新民丛报》和《新青年》，三个杂志“创造了三个时代”。 一、做“活事”的媒介 进入近世以后，在东西文明融合的背景下，中国民间的力量活跃起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报刊”这样一种新的平台。随着中国“近代化”的加深，报刊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日益突显，“今欲一言而播赤县，是惟报章”；钱穆也曾指出，“数十年来，国内思想潮流及一切实务推进，其事乃操纵于报章与杂志期刊”。既然报刊“势力之伟大”如此，“故党与非党”，“无不与利用报纸，以图伸张其势力”。那么，无法安于书斋欲在社会中有大作为的自由知识分子，自然也不例外，比如，胡适正是借助于《新青年》杂志“暴得大名”。没有做“活事”的机会，可以说是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表现，而办报论政，则是他们保持“中心”地位或进一步向“中心”的“努力”。事实上，以报刊为媒介，形成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做“活事”的传统。 在以武力作为维护“中心”地位或进阶“中心”手段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有所作为的空间的确十分有限。丁文江曾说，“我们这班人”可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乱世之饭桶”一语最能体现知识分子所处的“边缘”地位。但是，他们并不甘于这种地位，他们同样渴望走向“中心”，担负起自己对国家的责任，其路径就是办刊物，尤其是办政论刊物，“政论报刊之目的与功能，在于造成舆论，借舆论以推动政治变革”。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俞平伯给胡适写信，建议他重操旧业，在北平办一“单行之周刊”，并强调“吾辈救国之道”，只有此途，别无“可为之事”，但是在他看来，“笔与舌”同样能够救国，同样能够作为社会的“中心”，“上至学人，下逮民众，均人手一编，庶家喻户晓”，果真如此，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种“中心”。近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心”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社会中只有行政权力一种“中心”，而近代以后，舆论也逐渐形成一种有力的社会权势，以至于成为社会的另一种“中心”。 二、独立发言的理念和精神 在俞平伯的信写后不久，胡适等人就办起了《独立评论》，“自始就希望他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这里的“全国”特别能反映自由知识分子企图走向“中心”的心态。他们特意声明该刊要保持“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所谓党派显然是指国民党和共产党；所谓成见则是指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此言所隐含的主旨是不难体会的，在“党派”和“成见”已居于社会“中心”的情况下，他们希望以“独立”的旗帜、与众不同的“主张”，来带动一种新的政治力量，从而达到在社会“中心”占一席之地；进而再把“任何党派”和“任何成见”都纳入他们的麾下，或者至少给它们的社会走向以一定影响，这集中反映了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和抱负。 如果拓广历史的视野，不难发现，独立社同人所秉持的办刊理念“独立的精神”，是有迹可寻的，前后左右都能找到这样一些“同类项”。比如，此前的《现代评论》创刊时表示，“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新月》问世时也声明，“新月月刊是独立的”，“成见不是我们的”；而40年代的《观察》发刊时说得更明确，“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显然，这几种报刊与《独立评论》有着大致相同的办报办刊理念。 大致说来，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独立发言的报刊是一种连续的和较广泛的存在。它们都声明自己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表明当时社会中的确存在着这些刊物发挥作用的“市场”或空间。事实上，办报刊者正是想以所办报刊为集结的方式，带动不满意“任何党派”的社会中人，以形成另一种政治力量，进而占据社会的“中心”。尽管他们一再声称没有“任何组织”，但是，他们毕竟有“共同的理想”，也有“共守的信约”，因而外界人大都把他们看作是具有共同政治倾向的团体或组织，所谓“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独立评论派”，正是由此而来。可知在近代中国社会中，以一些报刊为中心，确实形成了“任何党派”之外的另一种社会所认知的政治力量，从这一点上说，他们本身已处于社会的“中心”，至少是亚“中心”。与“任何党派”不同的是，这样一种政治力量的成员几乎都来源于“智识阶级”，以《独立评论》为例，其社员和主要撰稿人几乎全部是大学教授或研究人员。 三、自觉的“中心”意识 科举废除以后，读书人的数量激增，社会容纳的空间也拓广，因而读书人的流向产生了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开始专意于学问，成为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部分人则通过新的媒介和渠道，仍走着与古代士大夫大致相同的道路，即到现成的“中心”里去“为官”；还有一部分人则是通过发表政论文章或办政论刊物，来表示“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并试图在“任何党派”之外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最终由自己占据社会的“中心”。 正因为有了这样更多的选择，清季以后的读书人本身很少有“边缘”的心态，大都自视较高，“现在的读书人，都是以上流社会自命的”。而社会对于读书人之期许也颇高：“世运转移之责，不在今日之所谓将相，而在今日之所谓士大夫” ；“在这夜长沉沉的中国社会，要促成社会变迁或改革，最大的希望，就是知识分子的倡导”。这里所体现的士人那种扭转乾坤的“澄清天下”的观念还相当浓厚。 有意思的是，一些“学者”把社会不治的责任也归咎于“知识阶级”。蒋廷黻曾说：“运动军队和军人是清末到现在一切文人想在政界活动的唯一的法门”，“中国近二十年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这显然抬高了“文人”“运动”的作用，“文人”之所以要“运动”“武人”，就在于社会中枢总是为“武人”所控制，无论进步或反动，只要不以“武力”做后盾，就不可能取得政权。也就是说，清季以后，中国重现历史上动荡时期的惯例，“武人”渐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文人”要有所作为，则不能不依附或“运动”武人。其实，近代中国的“再造”始终都是以“武力”唱主角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文人”已被“边缘化”确为历史的真实。但是，在一些读书人眼里，“文人”在社会中的作用仍然是至高无上的。这自然可理解为，读书人的社会角色变了，而“士”的心态还未变化，同时也可看作是，读书人原来的天下观念已演变成了近代的社会观念，那种“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自觉的社会“中心”意识。 不少史料表明，清季以后的读书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不但没有减弱，反而以新的形式变得更强更丰富了。古之“士大夫”几乎无不依附于打天下坐天下的“君主”，清季以后的读书人也不乏依附或“运动”武人者，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读书人，如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则企图通过向社会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营造一支自己“独立”的政治力量，从而最终由自己直接占据或控制社会的中枢。在西方近代社会，舆论是社会的指针，“虽以大总统及大皇帝的威严，也不敢固执”；“创造舆论，指导舆论的人，便是从事政治，因为他可以影响政治”。多数自由知识分子都有在西方欧美社会留学的经历。这种经历使他们也想在中国通过“创造舆论”来影响社会，作社会的领导者。但是，他们不久即发现在中国根本没有这样一种机制和环境，“舆论缺乏发挥威权的工具”。因此，标榜“独立”的他们往往背离初衷，而走向社会既存的“中心”去实现抱负，以《独立评论》为例，其大部分社员和主要撰稿人都去中央政府中担负了政治责任。但是，这类知识分子无论是居于“舆论”的中心，还是走向“政治”的中心，都无一不是通过办报办刊来作为进身之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