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站彩虹19:我经历过的通货膨胀 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 陈芸

2011年07月01日 01:35
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 陈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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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陈芸采访是在五月底，不过，直到六月底，我们才有了第一次的见面。其间，陈芸不是在国外，就是忙于建党90周年的事务，一直抽不开身。我们的沟通方式只能以短信、电话和电子邮件为主。
我经历过的通货膨胀
对于采访一事，陈芸并未爽快答应。即便是在编辑的一再“纠缠”之下愿意接受采访，陈芸仍反复叮嘱，在正式接受采访前，务必先发一些背景资料给她，以便进一步熟悉情况。
在位于新华社总社大厦12楼的办公室里，这位已走上领导岗位的老记者说，她其实最想干的还是记者，因为这是一个让人充满激情的职业。
突破禁区
背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点选在了价格改革上。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几十年不变的价格体系，严重影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但是，当价格放开之后，却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
口述：我是1983年进的新华社。三年后我开始跑国家物价局的时候，物价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特别是老百姓一天也离不开的副食品，价格涨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连一些领导干部也感到吃不消了。当时的穆青社长就说过，他家的保姆都不敢上街去买菜，10元钱的大票，买不了多少菜就花光了，眼晕。时任财贸编辑室主任的姬乃甫同志在一次会上听副总理谷牧讲，他是最爱吃虾的，但也吃不起了，一只大虾卖到四五元，一个月也不敢吃一次。
1987年年末，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人为了平息群众舆论，要求新华社发一条“我国物价基本稳定”的通稿。财贸编辑室编辑根据国家物价局来文编发了一条三四百字的消息，结果引起了读者的强烈不满，一时抗议的电话和来信不断，指责新华社“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们财贸编辑室的同志觉得很窝囊，也很对不起人民。于是，姬乃甫找我和陈乃进商量，就物价问题采写一篇讲真话的报道。
那时的物价报道还是禁区，除了官方发布信息，很少有记者自主报道的。为了摸到实情，我们的采访重点没有放在物价部门，而是找市民，找干部，找专家，找身边的人。半个多月走访了数十人，没有一个人认为物价是稳定的，没有一个人觉得如此涨价可以承受，但也没有一个人认为价格不应该改革。
这篇报道既要写物价飞涨的实情，又不能否定价格改革，难度比较大。我们三人研究出提纲后，由我和陈乃进同志执笔，最后由姬乃甫同志改定。稿子经过国内部当时的领导张万舒、朱承修看后，送给了总编辑南振中和当时的副社长郭超人，一路绿灯，最后到了社长穆青那里。穆青同志看后大笔一挥，稿子在1988年1月12日就发出去了。
次日，首都主要报纸，几乎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以及地市级报纸、行业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篇报道。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轰动了全国。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街谈巷议，全国都在说物价。
成都的一位老教授，当天下班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对老伴说，我要给你看篇好文章。老伴说，我也有篇好文章要给你看。最后他们发现拿出来的竟是同一篇文章，《关于物价的通信》。
我们收到上百封读者来信，说了新华社不少好话。有人说这是“党和人民心连心的对话”，有人在信中高呼“说实话万岁”。还有一位读者来信说，“如果因为这篇报道你们犯了错误，坐了牢，我们给你们送饭去”。
这些来自群众的心声，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只不过是利用手中的笔，说了几句实事求是的话，关心群众疾苦的话，就受到了如此的厚爱。这使我们想起了穆青社长的那句话，勿忘人民。他还说过，不为人民说话的记者，不是好记者。
将价格改革的实情告诉人民群众，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职责。这篇报道的最大成功之处，首先就在于这一点。
这篇报道的深远意义在于，用事实说明再正确的改革措施，也不应当超过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
在写作上，这篇报道坚持了两点论的思维方式，用事实说话，理论联系实际，达到了矛盾统一的效果。同时，这篇报道也开创了“通信”体新闻的先河，成了一种新的报道形式。
在《关于物价的通信》获得巨大成功之后，我们本来想再跟进一篇《关于工资的通信》，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施，至今想来仍是一个遗憾。
触摸本质
背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国家取消了对票证、限额供应商品的限制，放开了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这一时期，企业争上项目，地方政府大搞开发区，银行信贷规模一再扩大，导致物价大幅上涨，引发通货膨胀。这一轮通胀的高点在1994年，通货膨胀率超过20%。
口述：这段时间我已开始做编辑。1994年价格又一次呈现大幅上涨，以人们每天必吃的蔬菜为例，有的菜价已经比肉还贵。
物价是经济生活的晴雨表，更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可以说物价变动是经济报道永恒的话题。但报道如何深入破题，如何触摸到矛盾的本质，却是对记者、编辑发现力和判断力的考验。我有幸在南振中总编辑的直接指挥下“间接”做了一次《菜价追踪》。南振中同志这样记录下报道“点子”的来由：
“1994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同家里人一道到新华社附近的新文化街蔬菜市场买菜。这里的蔬菜价格贵得令人吃惊：一公斤小辣椒8元多，一公斤圆白菜4元多，一公斤黄瓜3元多。我同买菜的市民交谈起来，他们说新文化街的菜贩子最'宰’人；宣武门附近有个蔬菜市场，大都是菜农直接运菜进城，菜价比这里低得多。有的菜贩子一大早从宣武门菜市场买一点菜，用三轮车拉到新文化街，1元一斤的黄瓜卖到1.6元，菜价陡涨60%。我想，这两个市场相距一公里多，'菜价落差’就这么大，从大钟寺蔬菜批发市场到新文化街，'菜价落差’又是多少呢？从农村的蔬菜生产基地到新文化街'菜价落差’又是多少呢？”
南振中同志敏锐地意识到这里有流通环节不合理的问题，要求我们立即组织记者调查从“菜园子”到“菜篮子”中间形成的“价格落差”。任务派给了山东分社记者王进业、北京分社记者苏会志，他们从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追起，采集了当天的蔬菜价格，然后，搭乘一辆运菜车，长途跋涉10多个小时，来到北京大钟寺批发市场，进而从批发市场跟踪到新文化街菜站。一环扣一环的亲历式价格追踪，问题明朗了：产地菜价同比没贵多少，菜农收入增加也不多；长途贩运一公斤净赚一两毛钱，挣的是辛苦钱；而菜到了销地，从批发到零售，4公里距离，价格陡涨80%以上，最高涨幅达125%。这就触摸到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新课题：价格放开后如何实施宏观调控。在此基础上记者又采访了北京市有关部门，了解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根据总编辑的意见，此稿原汁原味地实录追踪见闻，题目就叫《菜价追踪》。记者拿出初稿后，我和他们花了一周时间对稿件反复推敲打磨，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些领导和编辑贡献了智慧，最后总编辑又逐字逐句修改了两遍。这篇通讯见报的当天，有读者给编辑部打来电话说“新华社记者坐运菜的大卡车跟踪采访，替老百姓说话，请代我们感谢这两位记者。”
这篇报道的历史性贡献在于：一是真实记录下一段我国经济转轨期的实情，揭示出价格放开后流通环节的漏洞，触及了事物的本质，并且提出了建立价格调控机制、抓好菜园子建设、增设蔬菜销售网点等建设性的意见。二是提供了一种调查性新闻的范式，此后药价追踪、粮价追踪、××价追踪不断“拷贝”使用这一体例。去年2月，面对新一轮的价格上涨，《经济参考报》又做了一篇《千里菜价追踪》。这说明，直到今天，菜价“最后一公里”问题仍是一道未解的课题。也正因为如此《菜价追踪》获得了第五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作为记者、编辑，其作品能够在历史上留下标志性印记，是使命，也是荣幸。
追寻真相
背景：始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价格闯关”，到2002年改革基本完成。改革的结果是，95%以上商品和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极少数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而从90年代中期以后十余年间，中国价格的周期波动明显缩短，宏观调控在宽松和紧缩之间不断变换，但一直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
口述：新世纪[19.26 0.16% 股吧]之初，新华社直面新闻市场竞争，以改革的精神创办了专门聚焦热点问题的深度报道栏目《新华视点》，我有幸成为第一任的栏目主持人。虽然这个栏目不是经济专栏，但我们的视线从未离开过对物价变动的关注。
事实上，这一阶段价格的变动和矛盾在更广阔的领域凸显出来，除了经济波动时，粮价、食品价格依然敏感外，医疗、教育、房地产、服务等价格在改革和市场化的背景下“异军突起”，成为价格暴涨的“先锋”行业，普通百姓不堪重负，这几类价格也由此成为社会关注度极高的焦点难点问题。
这些价格的高涨“刚性”十足，背后涉及改革设计、体制机制、政策制定、供求矛盾、利益格局等等，远比一般性商品价格复杂得多。从2000年起，我们这个栏目开始了对药价、教育乱收费、房地产暴利“不屈不挠”的追踪监督报道，至今十余年未敢言弃。
以药价为例，栏目组建两个月，我们就推出了重磅报道《药价追踪》和《从“医药代表”看药价虚高》，揭开了高药价的冰山一角。此后，《药品降价为何屡屡难见实惠》《药价清单：依然无法轻松的话题》《药价“黑洞”探秘———对一种普通药品“身价”暴涨6.6倍的追踪调查》《高价药是这样形成的———一位制药企业销售科长的自述》等报道，步步深入，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效应。再以房地产暴利为例，我们的报道更是以集束的方式，在不同发展变化的节点上，多视角、全方位地进行着调查、剖析。虽然几乎每一篇报道背后都有着曲折的故事，但我们坚守着“说出真相”的职责。我做了个统计，10年时间，《新华视点》播发了上百篇关于物价的深度报道，字数超过了30万。应该承认，这些年国家对这几个群众意见大的“高价”行业，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整治措施，也取得了许多进展，但这几项价格回归合理，需要依托整个行业的改革，每一项都是一个系统工程，综合整治任重道远。
借此机会讲一段让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故事，主人公是2005年我们的物价报道涉及的两位物价局长。
2005年我们播发了《一份住宅楼盘的“成本清单”》，报道了福州市物价局在全国率先公布了该市商品房的社会平均成本清单，这份被称为“第一个用准确数据揭开房产内幕的范本”，当即在全国房地产业内掀起轩然大波，局长朱光华在接受记者陈芳、宋振远、沈汝发采访时坦言：房地产行业是一个非常不透明的行业。在房地产交易中，购房者长期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开发商很清楚成本是多少，购房者却一无所知。物价部门应该公布开发商的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解决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报道发出后，国家发改委相关部门表示，“福州的做法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另一位是阜阳市物价局长张洪钧，他们在调查教育乱收费问题时，查出20多所中小学违规超收学生费用200多万元，于是下发文件停止这些学校的收费，结果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强烈反弹。市里不但不支持物价局，反而上收了物价局的价格检查权，省物价局补助市物价局的经费也被财政部门扣留。张洪钧不肯向“潜规则”低头，辞去了物价局长职务。从内部信息上看到一位教授对此事的举报后，我们派记者李柯勇、周立民就此做了明察暗访，顶着压力发出了《物价局长辞职的背后》的调查。
这两篇报道，都在社会上引发了超乎寻常的反响，福州市物价局和张洪钧因此双双登上了媒体2005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我们应该感谢为此付出艰辛努力的记者，更应该记住这两位勇敢可敬、心里装着人民的物价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