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航面试流程问题:世界上最美的手纹

　　外婆居住过的那座老屋，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它坐落在南方郁郁葱葱的竹林中，瓦楞乌黑，茅草萋萋，在她弥留的日子里响着清冷的雨声。外婆说这老屋常常闹鬼。外婆说在她十七岁那年，看见一个白衣女人走到了长长的回廊尽头。浓云密布的傍晚，天色幽暗，那白蝴蝶般的女人沿着楼梯飘然而上，了无声息，仿佛被一根看不见的长绳牵引着。外婆跟着那女人来到楼梯尽头，再向前一步，脚下就是幽深的水塘……就在这时父亲挡住了她。父亲伸出胳膊在空气中一砍，那女人的微笑便如水中月亮豁然破碎。外婆直挺挺地倒了下来，外婆病倒了。人们把她放在帐子里准备埋葬，直到那神秘的老人出现在她身旁。
　　我不知外婆在那生死之交的门槛上转了一圈后是什么感觉。昏迷五天后她睁开眼睛，一盏油灯在她的头顶上方亮着。她的呻吟在幽暗中引起一阵恐慌，空气颤抖，人影晃动，一张皱纹纵横的老脸俯向她，那是她的父亲，他说：
　　妹子哟，你咋又活转来了！
　　在外婆的家乡，“妹”念作“霉”，“子”念作“崽儿”，所以这位父亲见到昏迷了几天几夜的女儿苏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应该是：
　　“霉崽儿哟，你咋又活转来了！”
　　老人的语气中透着惊喜，却也有着悲哀、无奈和埋怨。这悲哀无奈的语调给外婆心底带来一阵寒意。她想起似乎有个算命老人来看了她的手相，在随后的几天里，从父亲注视自己的忧郁目光中，从亲戚们躲躲闪闪的话语中，她隐约听到了一个词——手纹。他们低声议论的是她的手纹。这手纹曾被那老人破译和解读，像一道符咒、一个密码，隐藏着她生命的所有玄机。而且她知道这手纹是不祥的，让人深感忧虑的，似乎和她遇见的那个白衣女鬼有关。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让父亲宁愿女儿就此长眠不醒，也不愿让她去亲历呢？外婆对着烛光细细打量自己的手掌。平整白皙的质地，没有一处瑕疵和破损。那独自隆起在大拇指根部的是金星丘，隔河相对的是月丘，之间绵延着广大的火星平原。沿着四根长指一字排开着水星、太阳、土星、木星丘。三条河流纵横交错，分别展开着她的情感、智慧和生命。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下面隐藏着什么？那化身为女鬼的厄运潜伏在哪一道丘陵的背后？年轻的外婆突发奇想。夜晚，用一只篆刻用的刻刀，她对着自己手掌上的那些纵横的河流，切了下去。
　　OCTOBER她痛苦的哭喊并没让父亲扭歪的脸流露任何怜悯。终其一生，父亲从未对她如此痛下狠手。得知女儿割破手掌，父亲暴怒异常。那从天而降的巴掌，带着沉重和呼啸，一直响在外婆的记忆里。
　　外婆不知道，正是自己这鲁莽的一刀划开了那悬而未决的命运的帷幕。那原本不足两寸的伤痕，竟奇迹般地越长越大，且颜色鲜红，触目惊心地横贯整个掌心。第二年，年轻而富有的县长之子取消了和她的婚约，原因正是她掌心那长长的疤痕。
　　2
　　外婆沈淑敏的婚事再次被提上日程是在八年之后。其间，她那做古玩生意的父亲不幸染病，作为独生女儿的她不得不帮忙打理偌大的商号。当时女人读书识字的很少，沈淑敏却在家学熏陶下写一手漂亮的瘦金体，刻一方极精致的悬针文篆印，人又生得白皙高挑，秀丽雅致，在小县城里十分引人注目。传说有位从巴黎回乡的大学生写了上千行的长诗赞颂她“娜拉般的美貌和娜拉般的独立不羁”，还有一位京城的富商曾允诺，将在省城为她建一座带花园的洋楼，只要她答应做他的二房。然而在男人们的喧嚣面前沈淑敏始终恬淡应对，让人觉得她犹如池塘中的莲花，冷傲高洁。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二十五岁的外婆仍待字闺中，人们便开始猜测其中的原因。有人说这女子定有不可告人的隐秘，也有人说她早已名花有主，只是暗藏苦衷。
　　我的外公就是在这时出现的。在我的另一篇小说《蒺藜之子》中，我写到了他们的相见和相识。事实上我外公是沈淑敏的父亲生意场上的伙伴，曾利用自己在县府的小小实权帮他们做成了几笔不错的生意，因此这父女俩对他都有十二分的敬重。每次外公来到家里，沈淑敏便将他领进父亲养病的内室，支走仆人，亲自为他沏上他最喜欢的铁观音。此刻的外公已年过四十，在乡下有着几百亩田产和老母妻室，因不苟言笑而更显老成持重。然而坐在这弥漫着檀香味的密室里，望着对面女子那白皙的脖颈和拨动算盘的兰花指，这男人心底可曾掠过一缕波动、一丝隐约的惆怅？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我的亲外婆——那丑陋的童养媳刚刚死于难产的一个月后，外公就派出了由好友、同事、亲戚和专业媒婆组成的说亲团，向沈淑敏求婚。
　　这桩婚事不被任何人看好。此时的外公比沈淑敏大了整整十五岁，家中不仅有刚愎自用的母亲还有前妻留下的儿女，如果答应这门亲事便意味着要住到乡下去做续弦和后母。况且这时她的追求者中不乏比外公更合适的人，沈淑敏似乎有一千个理由拒绝这桩婚事。然而她最终却选择了外公，其中的原因，让所有人迷惑。
　　据说沈淑敏在出嫁前开出了很高的价码：必须印发两百份当时最时髦的烫金紫绢请柬，必须在县城最气派的锦江饭店摆出不少于十桌的酒席，必须红毯铺地外加丰厚的聘礼，还规定了种种婚后女方必须拥有的权利——决定是否生养孩子、在何处居住、从事何种女方喜爱的事业……
　　我外公几乎是欢天喜地地接受了这些在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条件，他的母亲罗三娘，却公开扬言，儿子的婚礼之日将是自己的死期。对此，她那一向孝顺温和的儿子不发一语，把自己关在房间中，整整五天不吃不喝。结果罗三娘不得不同意了这桩婚事，条件是：绝对不到县城去参加儿子的婚礼，而必须由儿子带着儿媳，到乡下来拜见她。
　　3
　　沈淑敏随我外公来到乡下的祖宅是在婚礼的一个月后。秋日的下午，村道两旁人家的窗户都打开了，人们望着两辆满载着行李的马车驶过。就像恪守着一个秘密的承诺，人们悄然从各自家门走出，尾随而去，当大车来到老宅子门口时，那涓涓人流汇成的人潮便从两边漫上来，包围了它。然而这人潮没有声音。没有凌空炸响的鞭炮和喜庆的唢呐，没有在大门口等候的亲朋的微笑，有的，只是由那一张张莫测高深的面孔组成的阴郁的高墙。迎面，一扇厚实的黑漆大门关闭着，如一张阴沉板着的脸。
　　经过长久跋涉的马车浑身尘土地停在那里，垂下的帘子疲惫而无声。凝固的空气中有种闪电将临的紧张。过了一会儿那个穿着整齐长衫的男人才下了车，人群默不做声地让开了一条道，男人便顺着这条道来到门前拍打着门环。他声音发涩，低声唤道：妈！妈！
　　随着低沉的一声咿呀，大门慢慢如大幕一般向两边打开。男人惊骇地倒退了一步。整个庭院豁然在目。没有，什么也没有。没有一个人、一条狗、一只鸡、一个活物，甚至一件家具。整个老宅，此刻已是人去楼空，卸去窗框和门扇的空屋如同被剜空的眼窝，阴森地望着人们。
　　男人面色惨白地转过身来。望着周围那些沉默不语、戴着假面一样毫无表情的村民，他明白了，作为一次严厉惩罚的牺牲品，自己和这老宅子一样，是被抛弃了。而眼前这些人们是知道这些的，从他的车子一进村就知道，说不定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参与了这次行动。男人的脊背陡然升起了一阵寒意。他抬头望望天空，又低头。天井里的日光在静悄悄地移动，一片云朵飘过天空，光线一暗，又渐渐明亮起来。男人转过身，朝停在门口的马车走去。他的长腿软乎乎的，仿佛以膝盖为轴，上下都是薄纸叠就。人们默然不语，看着这男人上了车，车子重新启动……
　　在老宅围墙后面，有一片瓜地。很多年前，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每年夏天都要在这里看瓜守夜。这天三更时分，老汉起来撒尿，隐隐发现围墙里有光亮和响动。似乎有哭声，还有什么东西豁然破碎的声音。之后，伴着嘤嘤的女人哭声，一丝幽幽的火光从那黑黝黝的老墙后面升起，照亮了墙外那排浓密的香樟树的树叶。看瓜老汉跟随着火光和哭声绕着墙走，最后索性爬上墙头去看个究竟。他发现里面根本没有人，发出哭声的只是空荡荡地面上的一团火，蓝莹莹的，在离地三尺的地方跳动，忽上忽下，忽明忽暗，每挪到某处，便会发出砰的一声，便有一个东西从黑暗中出现——砰，一张桌子；再一砰，一只椅子；再后来，便是花瓶、镜子、门框……就仿佛，这所有的东西原本就在这院里，只是被一层黑玻璃罩住人们看不见而已，而这火苗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将那玻璃砸碎……突然那火苗停下来，拉长，拉长，变成一段丝绸般的扁平，上面伸出了蓝色的女人的头发和面孔，下面长出了飘荡着的裙摆，中间是张开的、摇摆的双臂……老汉毛发尽竖，从墙上跌落下去，撒腿就跑……第二天，他白着脸告诉人们，老宅里的女主人有一种法术，能让宅院里的所有东西消失了之后再重新出现；他还说，当他跑到老宅大门前时，发现大门开了，两辆马车驶了出来。是头天傍晚曾到过这里的那两辆，但又分明不是——它已经从酱红的木车变成了雪白的纸车，浑身缟素，轮子在空气中飘浮着，飘过村道，消失在暗黑色的天空中……
　　4
　　现在有必要来说说我的外公。在我母亲的叙述中，他是家族中最风流倜傥的男子。他身材颀长、风度翩翩，家境富有而无亲眷，既无兄弟争财又无姑嫂聒噪，是几百亩水田和三座茶叶商号的唯一继承人，县城里小有实权的地方官吏。这样一个人，成为方圆百里无数闺中女子的梦中情人就不足为怪了。据说每逢这个英俊青年随母亲去河边上坟的时候，水面上便会凭空多出许多条专供富家小姐乘坐的香舟。那些半蒙半遮的纱帘微微颤动，蜿蜒激荡着无数女子娇羞的喘息。然而造化作弄人，这王子一般的人却由那位独断的母亲做主，娶了一位丑陋得不能再丑陋又贫穷得不能再贫穷的佃农孤女做童养媳。简单地说我外公的婚姻是一场悲剧。这个英俊倜傥的男子和他那丑陋矮小身份悬殊的妻子之间毫无爱情可言，有的只是远远的冷落回避（我外公长年在县城做公务），以及偶尔回乡探亲时在黑暗中草率办完的房事。罗三娘，这位年轻守寡而美貌惊人的女人，严禁这一对夫妇交谈，就连儿子节假日偶尔回家时的一日三餐也不容那卑微的媳妇染指。通常在傍晚，儿子的马车在庭院门口刚刚停留，她便迎了上去，将儿子引到楼上自己那间飘荡着熏香气息的房间。当母子俩在楼上彻夜长谈的时候，那位一身布衣矮小丑陋的儿媳正在厨房里和佣人们一起煮着猪食。凌晨时分，罗三娘举着一盏灯引着儿子下楼进入那响着熟睡女人呼吸的房间，小心地掩上门，来到厨房为儿子亲自做早饭。她没有点灯，就像儿子在那女人床边操作那例行的蜻蜓点水般的公事也不用点灯一样。当儿子走进厨房，罗三娘正把冒着热气的人参粥和煎鸡蛋摆上桌子。一盏淡黄的油灯被点燃了，她有些怜悯地看着儿子疲惫而略显苍白的面容，细心地帮他重新系好长袍上错系的纽襻，用轻描淡写的口气说：
　　这次若是怀上，怕就是第十五个了。
　　儿子停下手中的汤勺，抬头，略为惊异，自言自语：第十五个？
　　罗三娘点点头，宽慰地说：这些事情，你不用操心。莫让稀饭烫了嘴。茶叶蛋我已经给你装好，放在车上了。

　　我外公离开老宅的时候天还没亮。马车在寂静中穿过竹林间的小道，这疲乏的男人昏昏欲睡……一个数字露水般滴入他的梦境，他猛然惊醒。第十五个。第十五个……整整十五个孩子！这些孩子是谁？他们都到哪里去了？……除了一个，别的都殁了。殁了。母亲用的是一个极其文雅的词。通常是在某次谈话中，仿佛不经心地、随意地提到这个字眼。母子俩沉默着，如同两名同案犯、同谋。嫖客，他想到了这个词。他和那个躺在黑暗中的女人的关系最好用这个词来形容。让他羞愧的是，他逢年过节才回乡一次的短暂停留犹如长长石板路上偶尔出现的缝隙，那些孩子就野草般在这缝隙中迅速发芽了，迅速发芽又迅速夭亡，度过了一个短暂的轮回……
　　一种深刻的惆怅如同青苔顺着地脚悄悄蔓延上来，永远留在外公孤独的脊椎里，并在这个不再年轻的男人脸上打上了某种印记。现在你明白了，沈淑敏，对我外公意味着什么；你也应该明白，沈淑敏，在她还没嫁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她婆婆的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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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看瓜老人目睹那怪异之事的第二天一大早，有人看到罗三娘一人坐在老宅门口平静地扇着扇子。好事者们从那微掩的门缝望进去，只见院落里各种家具各就各位的一切如常，人们想到了看瓜老汉的话，不禁毛骨悚然。然而猜测和议论在热闹了一阵后又平息了下去。日子一天天过去，就像多年来儿子在县城谋事而母亲独自持家一样，这殷实的院落整洁而平静……
　　这段时间是半年，不多也不少，正在罗三娘的预料之中。这天下午，她独自坐在家中，听见辚辚的车轮声停在院外。她站起来，对着镜子抚了抚头发。谁说她已经老了呢？她拿着梳子的手丝毫没有颤抖。儿子以往每次回家的间隔也是半年，有时还是七八个月。就当他仍像往常那样回来，只是多带了一个人吧！迈出大门，她看到儿子正指挥马夫搬着行李，她一眼就看到儿子穿了一身她从未见过的白西装和白皮鞋，那衣服不是她买的，那高挑笔挺而格外年轻的模样是她从未见过的，她的心顿时刺疼了。站在儿子身后的那个女人，穿一身淡黄的长裙，腰身是那样的纤细，一头黑亮的长发高高地绾起来，显出雪白的长长的脖颈，就在那一刻，罗三娘真切地感到了自己的苍老，而这个女人确实漂亮，和儿子是极般配的一对。儿子转过脸来冲着母亲微笑，儿子说妈，我们回来了。她注意到儿子说的不是“我”，而是“我们”，她的心哆嗦了一下，却微笑着说，回来了就好。儿子说我让车夫把箱子提进去。她说快进来吧！
　　晚上，罗三娘亲自下厨指挥仆人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来款待回家的儿子和媳妇，举止妥帖得仿佛早已淡忘了半年前发生的一切。看到儿子殷勤地给媳妇夹菜，间或也往母亲的碟子里夹两筷子，小心翼翼地朝两边赔着笑脸，和往常比简直换了一个人。罗三娘想起了以前儿子回家的日子，这饭桌上永远只是他们母子两个人的，谈话也永远只是他们两个之间的。那个童养媳，永远只是躲在暗处顺着眉眼连声音也不出一声的，是儿子连一眼也懒得看的，是除了上菜时到桌边来一下便赶紧躲开的。可是现在这个媳妇，倒像是个比她还要尊贵的主儿了。晚饭后一家人坐在客厅里喝茶，罗三娘一个人坐在八仙桌旁，儿子并不跟母亲坐在桌旁自己的座位上，却和媳妇坐在对面一圈雕花椅子里，吞吞吐吐提出要找两个新佣人服侍妻子，又说田里的事情应该全部包给佃户。罗三娘望着那年轻女人，那女人一口一口地呷着茶，眼睛并不望着这边，倒好像这主意和她是不相干的，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罗三娘想到这么多年来很多活计都是由童养媳来做的，不知为自己省了多少钱，可如今这些钱就要开始花出去了，这可是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然而她也清楚，不这样，这女人就不会留在这里，自己的儿子也不会留在这里。她就像一个放风筝的人，手中虽然牵着线头，却知道，这线早已断了，那飘在天空的风筝，要收要放早已由不得她了。总之她的心是一阵阵地疼，同意是疼，不同意也是疼，总之怎么都是疼。最后，她淡淡说了三个字：
　　就依你。
　　日子就这样开始了。老宅里新出现了一老一少两个女佣，归那儿媳支配；田里的活也全包给了佃户，还委派了一个管家来管账。每日清晨罗三娘仍是早起，指挥着女佣们收拾房间，而儿子和媳妇却要快中午才起来，所以早饭总是罗三娘一人吃的。到了中午，儿子和媳妇又要出去，那媳妇有怪癖，专爱挑没人去的破庙古坟闲逛，还在古董地摊上拣些墓碑拓片、树根怪石回来。一些草纸粗布包着些大包小包的疙瘩，很神秘地堆放在儿子房间里。晚上回来媳妇往往喊累了，要把饭端到床边吃，儿子自然要陪在床头，这样，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便又少了许多。儿子成日陪着媳妇，就是去县城上班也是熬不过三天便要往回赶。有一次竟然带回一个灰头土脸的工匠，扛着一只大箱子，又在东房里支起一张桌子，明晃晃的灯火一亮就是一个晚上，叮叮当当的斧凿声一响便是一个通宵。这天清晨罗三娘来到楼下，看见那房门开着，石头和木头的粉屑白雪般铺了一地，靠墙多了个木头架子，摆放着切割整齐的大小不一的石头和木头方子，有方有圆，小的有拇指大小，大的却有碗口粗细，罗三娘虽不识字，却也认出这些东西是刻印章的坯子。她知道这些东西是要花些银子的，那些上好的玉石其实价格不菲；她感慨地想，换了从前，且不说花钱买这些木头石头是断不可能的；她的家从来都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有条有理的，每花一分钱都是有个说头的；可是现在，不要说儿子不是从前的儿子，这个家不是从前的家，就连她自己也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了。她就像是一只年老的虫子剩下一层壳留在这家中，而这壳是不知冷暖不知疼痛的。她平静地看着满地撒落的石头木头碎屑，看着那年轻女人整日懒洋洋地趿拉着鞋在天井中走来走去，手里拿着一本线装书一支毛笔，有时甚至是一把只有男人才可能拿的凿子，心中不由暗暗叹息。在她看来，这女人引起的凿声不绝的夜晚和那红烛燃烧的婚礼之夜分明是同样的，都让她的心刺痛的，她分明从那刀砍斧凿声中听到了儿子儿媳的喘息和暧昧的声响，她觉得这声响是针对她的，就像那熊熊燃烧的红烛是针对她的一样。黑暗中，独自坐在楼上自己房间里，任手中光滑的念珠火焰般灼烧着她的手指，每一次滑动都是一次巨痛，她喃喃自语：
　　苏妲己！苏妲己！
　　中篇
　　1
　　我出生刚几个月的时候，母亲将外婆沈淑敏从南方老家接到她工作的北方城市。饥荒年代，单位食堂每日不到三两的定量米饭根本无法让外婆和正在哺乳的母亲吃饱，外婆便常常提着篮子到筒子楼后面的山上挖野菜。那山坡不高，长着些野草杂树，很多饥饿的工厂家属都提着篮子在那里转悠。最好吃的是榆钱、槐花和苜蓿，其次是扫帚苗，最最末等的才是灰灰条。灰灰条叶片带着一层细沙沙的绒末儿，摸着滑溜溜的，碱性大，味寒，吃了容易泻肚子，这种谁都不愿摘的野菜却是外婆的篮子里最常出现的东西。很多年后母亲的话中还带着讥讽，说你外婆文质彬彬，动作又慢，除了灰灰条她摘不到别的。吃了灰灰条的母亲和外婆，脸上便显出更加清癯的菜色。
　　现在我手中还有一张那时候的照片。照片中的我不足一岁，头戴一方扎出两只猫耳朵的手绢，正瞪大饥饿而惊恐的黑眼睛，啃着一只玩具小熊。抱着我的正是外婆沈淑敏。鸭蛋脸，高鼻梁，淡而修长的眉眼，整齐光滑的发髻，这正是我记忆中外婆的模样。此时的沈淑敏已经先后抚养大了我舅舅的三个孩子，此刻又在带着我，但她的脸仍然保持了清秀的轮廓。我母亲将这归之于她没有生育。母亲说你外婆从来没有生过一个孩子，她哪里受过那种罪，一个女人十月怀胎不容易着呢！别看你外婆带大了那么多的孩子，但她是出力不出心。你说哪样事情她为你出过主意操过心？她只是动动手罢了。天知道她的心思在哪里。
　　母亲的话中肯定有着太多的积怨和偏见，但平心而论，确实，我外婆既不是一个能干的外婆也不是一个热心的外婆。她很少和我们亲热也从未给我们做过一件衣服，她将带孩子这种老人们最最珍视的天伦之乐做得如护士履行职责一般寡淡无味。夏日的午后，家属院楼后大槐树的阴凉下，外婆抱着妹妹坐在那些唧唧喳喳、满面笑容、神情生动的老人当中，表情严肃且腰板笔直，如同坐禅的和尚那样淡定、端庄、风云不变。有一次稀稀拉拉的麻雀屎突然从树上落下来，树下人都惊呼着跑开，外婆却依然淡着脸一动不动。一个邻居跑回来，指着外婆和妹妹肩膀上白花花的一团污渍喊叫着，外婆这才看看，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慢条斯理地擦着，说：这个，没什么要紧。
　　外婆另一次让我们大开眼界是在我十五岁那年。这一年频繁发生的地震也波及了我们这座城市。傍晚，我和妹妹正在做功课，便觉得房屋摇动起来，尘土嘎嘎叫着从天花板上钻进脖子；母亲尖叫着：“地震！”拉着我们从房间里冲出去，院子里已经站满了惊魂未定议论纷纷的人。人们蓬头垢面衣衫不整，有的甚至光着脚只穿一条裤衩，都在为自己的及时逃出而庆幸。母亲却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焦急地寻找着——她发现几乎全楼的人都出来了，就是不见了我的外婆。母亲对着早已人去楼空的楼道大叫不已，声音嘶哑，眼睛都红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是说足有五分钟，我的外婆才在众目睽睽之下慢悠悠地从楼道走了出来。人们顿时安静了。我的外婆，她竟然穿上了一身不知从哪个箱子底翻出来的，崭新的，与这个炎夏极不相配的，亮闪闪的黑色对襟丝绸长衣长裤，白边缘口紫色绣花鞋，每个纽襻都扣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鬓角甚至别着一朵淡紫的绒花！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正是外婆为自己准备的下葬用的“老衣”，我只看到，穿着这不同凡响的衣服的外婆表情庄重，面色苍白，步伐缓慢，仿佛来自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众人都瞠目结舌了。之后，便开始窃窃私语，而我母亲，脸色煞白，死死地瞪着外婆。
　　晚上，在点着油灯的防震棚里，我听到了外婆和母亲的一段对话。
　　母亲：妈，你今天——今天是什么意思？
　　外婆不说话。半晌，才慢悠悠地说： 我死就死了，莫要你操心。
　　母亲简直要哭出来了：你这是什么话？你是要让众人看我的笑话吗？
　　无论是喜是忧，外婆总是和你隔着一层。我有一个没有来由的预感：我的外婆，似乎是把自己的心，寄存在一个遥远的，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了。
　　2
　　沈淑敏外婆在民国三十四年嫁给我外公。当时，我外公的前妻，那丑陋的童养媳刚刚死去不久，给他留下了十三个已经死去的孩子和两个仍然存活的孩子。这两个孩子，一个是我七岁的舅舅，另一个便是襁褓中的我的母亲。为了促成这桩婚事，外公只对沈淑敏说前妻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儿子，却对那女儿的存在语焉不详。于是有四年之久我襁褓中的母亲便如一桩不得示人的丑闻在亲戚间私下里传来传去，靠着米糊菜浆的喂养马马虎虎地活着。基于自己的绝大多数孩子都没活过一岁这个事实，我外公也许在潜意识中希望前妻为自己生下的这最后一个孩子能按照某种惯性，跟随自己的哥哥姐姐们走上那条该走的路，却没有想到，我母亲却像一只错长在玫瑰花坛里的臭蒺藜，肮脏却旺盛地活着，一点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外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向妻子坦露真相的时间，等他意识到必须作出决定时，已是四年之后。
　　有人说我外公不得不把母亲接进家门是因为沈淑敏在四年之内一直没有生育，但我却宁愿相信另一传闻：母亲用她与生俱来的乖巧赢得了她生父的心。这是母亲给我讲的故事，它来自母亲的一个养母——那些轮流抚养母亲的人中的一位。为了叙述方便，我照母亲的叫法称她为五婶。

　　这天午后，五婶看到一个穿长衫的男人走进她破旧的茅草房，她一眼就认出他是老宅子的主人。五婶直截了当地问，你是不是来接那孩子回家的。男人吃了一惊赶紧摇头，他说他只是散步，顺便路过这里。五婶说既然来了，干吗不顺便看看孩子？这可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哟。她还提醒他，这孩子是小满节出生的，她的名字叫满珍。
　　五婶眨眼间就消失了，她是去找这个叫满珍的女孩的，房子里现在就剩下了男人一个人。午后的阳光静悄悄地移动着，整个房间都被一种雍容而丰满的金黄充满了。男人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他脸上晃了一下，那是一团黄灿灿的光，刺得他闭了一下眼睛。他回头，看见一个小小的女孩子站在门口，手中拿着一片东西，那是一枚亮晶晶的小镜子。确切说是镜子的碎片。
　　小女孩只有四岁大小，皮肤黧黑，穿着朴素的蓝底白花小袄和短短的粗布裤子，露出带疤痕的精瘦结实的小腿。孩子的眉毛眼睛漆黑，尖尖的下巴和隆起的鼻梁预示着将来修长的鼻子和鸭蛋形的脸庞。不知为什么男人的心动了一下。你是满珍？
　　女孩子没回答，却也没有任何畏惧忸怩的神情。她灿烂地笑了笑，落落大方地走到男人身边，拉住他的手说：你跟我来。
　　男人乖乖地被小女孩牵着进了里屋。他柔软的大手握住那小而冰凉的硬硬的小手，不知为什么非常舒服。蚊帐被掀开了，他看见了一张简陋的小床，床上摆着一个粗糙的木头娃娃，娃娃身上穿着和女孩同样质地的小衣服。
　　你抱着它，女孩子拿起娃娃，递给男人，男人顺从地接过，粗糙的硬邦邦的娃娃刚好有他的手掌那么大小，他笨拙地抓着它不知怎么办。
　　你不该这么拿，应该这么抱，女孩子灵巧地抓住男人的手帮助他弯曲起胳膊，将娃娃斜着靠在他胳膊肘上，现在好了，你抱住它，坐在这里，我来给它准备吃的。
　　男人小心翼翼地在床边坐下来（咯吱作响的小床让他提心吊胆），看着小女孩从床下拉出一只小柳条筐，里面装着泥土捏成的小碗和炉子。小女孩熟练地将泥巴炉子放在地上，将一口用树叶做成的“锅”架在上面，从空气中抓了一把什么倒进锅里，又将锅里那并不存在的东西倒进放在旁边的泥巴碗里。现在好了，稀饭好了，女孩说，我吹吹它，免得烫了孩子。
　　望着女孩子一本正经地吹着空空的泥巴碗（她的小指正跷成兰花的形状，仿佛正拿着一支看不见的调羹），男人微笑了一下，问女孩，自己抱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满珍，小女孩子神情严肃地说，这可怜的孩子，从小没娘没爹，养活它不容易啊。
　　男人的眼睛立即湿润了。
　　小心，他感觉那个冰凉的小手抓住了他的胳膊，你别把娃娃摔了！

　　我相信很多年前的这一天，当我的外公领着这个名叫满珍的四岁女孩回到老宅的时候，胸中一定荡漾着某种久违了的温情。这座失去了孩子的老宅子有整整五年时间寂静无声，那些在幽暗中悄悄开放又慢慢凋谢的山茶花，此刻在他眼里又重新闪烁出亮光。他拉着小女孩的手进了大门（仆人们恭敬地向他鞠躬，叫他老爷，同时用惊异的目光望着这个黑瘦的小女孩），进了二门（丫鬟们羞怯地朝他鞠躬，小女孩乖巧地朝她们甜甜一笑），又上了楼梯沿着那长长的回廊来到了他母亲住着的楼上（木楼梯在脚下咯吱响着）。小女孩紧紧拉着他的手跟着他走，熟门熟路毫不怯场，就好像，这宅子原本她就熟悉，她原本就生活在这里。
　　他们来到了那扇紧闭的门前，门上插着一枝驱鬼辟邪的艾条。自从我外公结婚那天起，这艾条就插在这里了。外公轻轻敲了敲门，低声说：
　　妈，我们来了。
　　没有人回答。里面寂静无声，仿佛没有人。外公继续敲门，他说妈，你开门，你看看谁来看你了。
　　仍然没有人应声。这时在楼下，在天井的某些隐秘角落，佣人们躲躲闪闪的目光正隐隐约约地飘过来。外公知道这一点，他的脸更加苍白，声音有些发涩：
　　妈，你开门——求求你开门吧。
　　就在这时他觉得有人扯他的衣服。低头，他看见那小女孩，一直不声不响抱着自己的木头娃娃站在他身边的小女孩，挣开了他的手，挤上前去。她踮起脚尖，抬起手，用小手啪啪拍着门，亮出了她那清脆的嗓音：
　　奶奶，你开门，给我和爸爸开门！
　　奇迹发生了，那一直紧闭的门突然打开了，罗三娘，那个面色苍白的老女人出现在门口。她的目光从我外公身上落在了那个小女孩身上。那小女孩子走上前去，甜甜地叫了一声：
　　奶奶！
　　和我外公一样，罗三娘立即热泪盈眶了。她张开双臂，略微夸张又十分真诚、悲喜交集地喊道：
　　我那苦命的、可怜的——可怜的孙儿啊！
　　3
　　我的外婆，她有很多秘密。比如说，这一方用绣花布裹着的包袱。绣花布很旧却依然洁净，乳白的底子上绣出一串串紫藤花朵图案。外婆常年居无定所，随身携带的唯一家当，便是这小小的包袱了。可在我的印象中，这小小的包袱却如同魔包那样透着神奇，因为这包里藏着几本奇怪的小书。这小书不同于我们的课本、毛主席语录以及任何一本印刷书籍。蝴蝶翅膀一般的纸张黄而薄、脆，仿佛一碰就要破碎，对折着用白色的粗线缝制起来。封面是深蓝的丝绢，摸起来凉丝丝的滑腻，有股檀香和朽木的味道；奇怪的是，里面毛笔字是右向左竖着排列的，而不是我们习惯的从左向右的横排。正文几乎是空白的，十分浪费地在每张空白上印着一方稀疏的小图案，像画不像画，像字又不像字，更像是溅上去的墨渍……很多年后我在一个著名篆刻家的书房中发现了这种书，它们正是我在外婆的包袱皮中见过的，清人汪启淑的《飞鸿堂印谱》。它被十分珍重地收藏在一只只绢面书匣中，高居于明亮洁净的紫檀木玻璃书柜里……打开翻阅，已经长大成人的我终于读懂了那些印泥铸就的文字：

　　造化何心随位置
　　一帘花影半床书
　　渍墨书旧史　磨丹注前经……

　　但是这怎么可能，很多年前，我外婆的包袱里，那放置着几件可怜的衣物、鞋袜和针线的包袱里怎么可能有这些东西？我那沉默寡言的、经常在水管子下洗菜洗米洗尿布的外婆，在我的印象中从来不读书不看报更不写字画画的外婆，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
　　我把这疑问对母亲说了，母亲说你记错了吧，她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
　　但是现在，当我坐在这里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没有错。如同黑暗中沉默不语的树木被行进的车灯照亮，回忆中，有关外婆那些细节的点点滴滴正昭示出意味深长的含义。比如说，在某个傍晚，我在灯下默写生字。有一个字比较难记，我将它拆开了写：尔——玉——玺。读了两遍又写了两遍之后我听见正在择豆角的外婆自言自语地说：皇帝之印曰玺。我问外婆你说什么？外婆却不说话了，闭紧了嘴唇……还有一次，我和外婆到市场上去买年货。有许多露天卖挂历的摊子，很大的开本上印有动物、花卉以及古代山水和仕女。外婆在一个摊位前停下来，她打量的不是那印着古代山水的画面，而是下面隐约的落款，更确切地说是一方小小的印章。她的头凑近去，花白的头发飘动着，眼睛亮亮的，抓着我的手也紧了，湿乎乎的有些出汗。我拉拉外婆的手，她惊醒过来，直起身子，眼神迷离地随着我往外走，边走边长叹一声，低声嘟囔了一段让我莫名其妙的话：商彝周鼎都得通了，才可得端庄之骨……白文转折处也须有意思……非方非圆非不方非不圆……接头转接处……意到笔不到，留一刀谓之留刀……
　　记忆之灯现在点亮了，我分明想起了另一个夜晚，那个夜晚之前连着很多夜晚，带着烧纸味道的夜晚。我听到住在里屋的母亲不知为什么和父亲吵了起来。我听见父亲低声劝解着，不就是几本小书嘛，老人家就那点爱好，你就随她去吧。
　　母亲说你说得轻巧，几本小书！那可是古书！若是被人家发现了，怎么办？还不如咱们主动……
　　父亲说，我想不至于……
　　你出身好，当然不至于了！啪的一声母亲不知将什么摔在地上。
　　当时我正在外间做作业，外婆坐在我身边。听到母亲摔打什么的声音，我抬头望望外婆。她正低头拨拉着挑拣着摊在桌上的玉米粒儿，面容十分平静。半夜时分我被一阵窸的声音惊醒了，我发现外婆正蹲在地上，对着床做着什么。她那花白的头发飘动着，深深埋在床铺上方，正在小心翼翼地将什么东西塞进被撕开的被子那白花花的棉胎里。之后她将被子捋平整了，再原样缝起来。
　　我问外婆，你在干什么？
　　嘘——外婆在缝被子呢，别说话，好好睡觉，她轻轻说。眯缝着眼睛，将长长的针在头顶的头发里划拉两下，再使劲扎进厚厚的被子里。她额头渗出了汗珠，嘴角抿得紧紧的。
　　我迷迷糊糊地又睡着了。
　　半年后，外婆走了。外婆盖的那床棉被留在了家里。那棉被原本是我们家的，母亲便指点着我们拆洗它。当碎花被面一点点拆开时，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对母亲说：有天半夜，我看见外婆把一个东西缝到这棉被里了。母亲奇怪地看看我，仿佛我在说着什么故事。我便把我看到的都说了，还特别强调了那个夜晚，外婆神秘的样子。母亲严肃起来，把那剥去了被面的白花花软絮絮的棉胎一寸一寸用手捏过去，那认真专注劲儿不亚于外婆，甚至鼻子上也渗出了同样的汗珠。最后，她失望地对我说：我看你是在做梦吧。
　　确实，那棉胎里什么也没有。我不知是外婆把藏在里面的东西又偷偷取出来带走了，还是真如母亲所言，我只是在做梦。我甚至无法判断下一个场景是不是我的梦境：黑暗中，我的外婆坐在那床厚厚的被子旁，面对着渐渐亮起来的窗户，一动不动，如一口深不可测的井那样沉默。
　　4
　　沈淑敏此生铸就的最大错误来自这个夏日的傍晚。这天她像往常那样坐在东屋里，凝神注视着手中刻了一半的印章。这是她自结婚起就想刻的印章。用圆润的蓝田玉做坯，朱文，大大的“梦里荷居”四字。“荷居”是她给自己和丈夫的新家起的名字，隐含荷花的高洁又有着“夫妇和美”“百年好合”之意。笔画选了她最喜欢的铁线文，形如铁线瘦健有神且圆融洁净，再带点秦文的袅娜，很合她的趣味。但蹊跷的是在前几次雕刻中，那笔画都在关键的“居”字上折断了。这次重刻，她有意将这关键处留到了最后。她在心里暗自祈祷：如果今天能顺利刻成，她的生育便有望，否则，便还是无望……
　　她洗净了手，点燃了香，诚心祈祷上天。之后，放好印床，摆起印规，卡好那即将完工的印章，拿起刻刀。先闭上眼睛，做深呼吸。待心底的浮尘渐渐落定，自觉丹田处一片澄明，她才重新睁开眼，对准那弯曲的、纤细如发丝的笔画……现在近了，锋利的刀锋已经逼近那最最细微的拐弯之处，这一刀的刀法是飞刀，该疾若飞鸟才是，真可谓命在一悬——突然的门响让她的手一抖，倒吸一口冷气——那正弯曲升上去的笔画，在刀锋下变成两段。
　　蚊帐被撩开了，丈夫带着一个瘦小的女孩子站在她面前。
　　这是满珍，我的小女儿，丈夫说。
　　她只朝那小女孩看了一眼就扭过了脸。女孩小脸上的眼睛是如此黑而锐利，酷似她手中那可憎的刀锋。她的脊背一凉，冷汗黏糊糊地渗了出来，如同一条蛇正在爬过。
　　丈夫推了推女孩，女孩子朝前迈了一步。
　　妈，女孩小声说。
　　沈淑敏没有应声，站起，将那方刻坏的印章和刻刀一起，狠狠砸到地上。

　　我猜想，罗三娘，那位孤居楼上的老女人，一定远远地站在高处，注视着这一幕。不，甚至不用注视，那些佣人们，尤其是罗姨，会代替她去看、去听，而用不了一顿饭的工夫，他们便会包围着她，将这一切活灵活现地描述。罗三娘默默听着，摆弄着手中的佛珠，神色平静如一尊雕塑。偶尔，她还会沉下脸，呵斥一声：不许这样说！人家可是这家的主人，别让人说我对你们没有家教！

　　这天晚上，当我四岁的母亲蜷缩在被窝里暗自垂泪的时候，门开了，罗三娘走了进来。她眯缝着眼睛打量着这个被窝中的小女孩，脸上带着以往对那些已经逝去的孙儿孙女们从未有过的温柔。她抚摩着女孩的头，捏捏那根瘦伶伶的小胳膊，又从胸口拿出什么东西递到女孩面前。这是一只用油纸包着的卤鸡蛋，还是温热的，裹着鱼鳞般的酱色蛋壳和酱油的香味。女孩刚刚伸出手，又缩了回来。
　　奶奶你吃吧，我不饿。
　　傻孩子，奶奶吃过了，这是专门给你留的，奶奶让佣人偷偷给你留的。快吃，别让那个女人看见。
　　不用说，她们都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小女孩立刻拿过鸡蛋。
　　看着小女孩狼吞虎咽的样子，罗三娘一边抚摩着她的头一边慢悠悠地说：
　　娃儿不怕，慢慢吃。有你奶奶在，就有人疼你。若是有人欺负你，不要怕，你来找奶奶。你一定要记得这些。你记得吗？你记得吗？
　　我记得，奶奶。
　　5
　　于是事情便这样开始了。在沈淑敏的记忆中，她像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片幽暗、颓败、布满枯藤败叶的树林。而且这树林中暗藏着许多蜘蛛网。这蜘蛛网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黏糊糊地挂着尘土和干枯了的苍蝇尸体，居心叵测地等在那里。可怕就可怕在你明知道它就在那里，但你无法躲开，无法回避……
　　比如说，这个新进家门不久的小女孩，她一直不知该如何相处。摔了印章拂袖而去的第二天，她曾将这女孩叫到自己房间中。女孩的头发和脸已经洗干净了，穿着一身碎花新衣服畏缩地站在角落里，坚硬而黝黑，像个很不合身地被套上布衣的小铜人。沈淑敏从抽屉中找出一只从集市上买来的，镂空的小核桃球。小核桃球即使在她那挑剔的目光看来也雕工精细，价值三个铜板。这个给你，她将球递上去。女孩迷惑地看着球，又看看她，将手缩回背后。她奇怪了：你不要，为什么？女孩子不答话，低头看着地面。这么好看的球你不要，总有什么原因吧？她追问。女孩还是不说话。哑巴了？你说话呀！她提高了声音。女孩哆嗦了一下，朝后退去。隔着房间中的空间和寂静，她们长久地对视着。在她眼里，那小女孩在幽暗中正越来越小、越来越坚硬，已经变成一方黑石精灵。她们之间横亘着人妖之间、人兽之间甚至是人石之间不可理喻的障碍。不要就不要，她终于来了气，将核桃球啪地扔到抽屉里——这么好的东西你都不要，真是莫名其妙！
　　又比如，在这个多云的中午，沈淑敏正在回廊里指挥佣人们粉刷墙壁。几天前一位风水师告诉她，她命中原本有三儿三女的，只是被这老宅子里太多的阴魂堵塞了来路，她必须改变家具的位置，将所有的墙壁和旧家具刷成辟邪的桃木心子的粉红色。沈淑敏听了，想到丈夫和前妻生下的那些半路夭折的孩子，不由得将信将疑。正巧那个总和她作对的婆婆这两天正犯腰腿疼卧床不起，丈夫在县城做公务也不在家，于是沈淑敏便急急忙忙开了工——她按照风水师的指点挪动了卧室中的几处家具，刷亮了房间，之后工程便移到了院落中。
　　当她站在天井里忙碌的时候，还有人比她更忙。一双黑黑的小眼睛正隔着栏杆窥探着她，每隔几分钟，一双小脚丫就吧嗒吧嗒跑上楼去。
　　奶奶奶奶，她把房子里的大柜子挪到后窗户下面了。
　　奶奶奶奶，她把蚊帐卸了，大床搬了，搬到北墙下面了。
　　奶奶，她找了几个人，拿着大刷子，把房子里的东西都刷成粉红色了。
　　奶奶，天井里那个八仙桌被抬走了，还有上面的镜子、花瓶，墙上画着人的老画和桌子上的木头牌子都不见了……
　　罗三娘靠在褥子上，腿上缠绕着裹着草药的布条儿，一个老郎中正举着冒烟的灸草对着腿晃来晃去。烟雾中她闭目养神，手指挪动着掌中的念珠，像一条蛰伏在幽暗中正在孵化的大黑虫子。听到这里，她才睁开眼睛。
　　罗三娘抚摩了一下小女孩的头：下去看看那些木头牌子和墙上的老画都放在哪里了？上来告诉奶奶。
　　哎，女孩答应了一声，飞快跑下楼去。过了一会儿上来了。
　　奶奶，那些人像，还有木头牌子，都在一个箩筐里，在厨房后面堆着呢。
　　罗三娘想了想，微笑了。
　　满珍娃儿，你帮奶奶干件事情好不好？

　　沈淑敏怎么也想不通，她听的是风水师的话，她花的是自家的钱，她刷的是自家的天井围栏，她招谁惹谁了，怎么就引得村子里这么多人上门寻事呢？总之，当那个面目阴沉白发苍苍的老族长拄着龙头拐杖在几个壮年汉子的簇拥下踏进这个院门时，她指手画脚干得正欢呢。开始她以为他们是来拜访自己婆婆的，并没有在意；但看到他们并不上楼，反而绕过自己来到厨房后面寻找什么，并站在那堆放着祖先牌位和画像的箩筐前时，才觉得事情不妙。那箩筐已经倒了，不知什么时候被什么人推倒了——而在一个时辰前，她分明记得它还好好地立在那里，上面小心地蒙着一块布——牌位、人像散落一地沾满泥泞，几只猪正哼哼着，用脏嘴拱着它们像拱着萝卜和菜帮子……她的脑子嗡地一响，顿时一片空白。
　　那些人都带着笑，是那种带着灰绿颜色的冷笑。佣人手里的刷子被夺下了，满盆子粉红色的油漆被泼在地上，油腻腻地像融化的脂肪流动着。几个人卖力地扛着一只箱子过来，哗啦一倒，里面滚落出了一大堆东西，她刻制印章用的整套工具——印床、印规，一本本印谱，成盒子大小不一的刻刀、成堆玉石和木头坯子，还有一些尚未刻好的印章。那些她喜欢的玛瑙石、蓝田玉和岫玉，以及散发出清香气息的紫檀木、花梨木，她花费了无数个夜晚刻好的、她当做孩子一般珍爱地抚摩着的印章，挣扎着发出无声的呼喊，被从高空抛撒下来，泥土中被人的脚踩着。那老人，胡子颤巍巍抖动着，像一只动怒的老猫那样朝前撅了起来，拐杖直指着她：
　　把这个败坏祖宗的女人给我捆起来！

　　罗三娘被罗姨搀扶着走下楼梯，已经是两个时辰之后。她的头发梳得亮亮的，白净的脸仰得高高的，如同一个受到冒犯却又不失尊严的女王。她和蔼地向老族长问好，让罗姨给老族长奉上一包自家园子里刚刚采摘的茶叶，之后慢声细语地说，是自己最近身体不好疏于家教，才让媳妇犯下如此大错的，她求老族长看在他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上饶恕这个不懂规矩的媳妇。老族长一见她神色便软下来，点点头，身边的人立即接过了茶叶。咳嗽一声，老族长用拐杖捣着地面说：
　　你要严加管教。
　　罗三娘和蔼地说，我一定严加管教。
　　老族长说，这些牌位，可是乾隆三十一年，我们老祖先带到这村上来的……
　　罗三娘低头说知道了，我会安置好的。
　　老族长哆嗦着要站起来，罗三娘急忙上前搀扶着，众人纷纷簇拥着离开，走在最后的人还不忘回过头对着那个跪在地下的人啐上一口——此刻，那年轻女人披头散发，被五花大绑着跪在那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身上沾满了唾沫、泥巴、草叶和鸡蛋清。
　　罗三娘送走老族长回来，眯缝着眼睛看了那年轻女人一眼，对罗姨点点头。罗姨便凑上去解那绳子。但年轻女人晃动着肩膀推开她，踉跄着站起来。罗姨缩回手，用探询的目光望着罗三娘，罗三娘却不说话，不动声色地看着那女人。只见她如风吹树叶一般，两条腿轻飘飘地晃着，麻花一般扭着步子，上了台阶，朝自己房间门口走，刚迈进门，便软软地倒下来。
　　送到房间里的饭都原封不动地被退回来。到了第四天，一位送饭的佣人在床下发现一摊发暗的血迹，罗三娘才派人到县城叫回自己的儿子。和我外公一同赶来的还有一位郎中。在给那个奄奄一息的女人号过脉后，郎中告诉外公，这女人原本怀有一个多月的身孕，刚刚流产。

　　这天晚上，我母亲被一阵粗暴的踹门声惊醒。睁开眼，她发现父亲站在自己面前，鼻孔和嘴角周围飘荡着一股灰青色的杀气。她还没来得及叫喊一声，便被那飞起的一脚像踢一只面口袋那样踢到墙上，之后又反弹着扑通跌落在地。父亲冲上来对着她又是第二脚。母亲的惨叫引着祖母冲下楼来。她一把抱住这小女孩儿，对着自己的儿子涕泗横流地大骂：
　　你这个败坏祖宗的孽障哟，有本事，你把我们都打死！
　　6
　　我一直记得这一幕：夜深人静，外婆独自一人坐在灯下，背对着我们做着什么。昏黄的灯光照在她盘着发髻的头上，那些白天看来十分整齐的发丝现在缭绕着飘动起来，给她的头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晕。她左边的手臂静止不动，随着右边肩膀和右手的周而复始的动作，一条长长的洁白的东西，慢慢从那左手上生长出来，越来越长，堆在她的膝盖上，落到地上。我为这景象着迷，就像我外婆是一只蚕变成的女巫，正释放出透明的丝须……在寂静中我悄悄向着这女巫靠近，我闻到了一种带着麝香和酒精的香气，平素我外婆身上就总缭绕着这种气味。我看到了那白白的雪一样的东西正在丝丝缕缕地从天而降，不停地飘落，浓浓的香气就是从那里飘来的，我伸出了手，几乎就要触到那雪白了……突然头上挨了很疼的一击，接着是母亲的训斥：小孩子家，不该看的别看！
　　后来我知道了，外婆正在解开的东西是一团白白的纱布，那纱布平素就包在外婆手上，无论何时何地，外婆的手，确切说是左手掌，总缠着一条白色的纱布。这纱布永远保持着洁白，因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外婆会在没人的地方，悄悄把弄脏的纱布换下来，再缠上新的纱布。做这事的时候，她不让任何人靠近她，包括我的母亲，包括我们这些被她带大的孩子。
　　北方的冬天，水管时常被冻住，外婆便提着一壶烧好的开水去浇那水管。爱干净的她酷爱洗涤，洗菜、洗衣、洗毛巾、洗扫帚，甚至洗家具，这些活动丝毫不因为天气寒冷而终止。水盆中，她那泡着水的白纱布衬着冻得发红的手，便十分醒目。
　　你的手怎么了？一位和外婆已经很熟悉的大妈问。是不是有伤哟？上医院看看嘛。
　　没什么，外婆淡淡地说，神色平静。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外婆，她也总是这三个字：没什么。
　　我甚至忍痛用几张透明的大白兔糖纸来收买外婆最疼爱的妹妹，为了打探这个秘密。几天后，结论出来了，妹妹告诉我，外婆说，那纱布她生下来，就在手上了。
　　7
　　罗三娘面色平静地坐在窗前，看着花园中的儿子和儿媳。得承认，当她得知这年轻女人将因流产再也不能生育的时候，她那复仇的快意就带着些许苦涩。那些日子，当她带着佣人端着熬好的汤药走进楼下那永远拉着帷幔的房间时，她看到坐在儿媳床边的儿子，那个佝偻着腰身的男人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掩藏在他脸上的那层清秀飘逸的面具被揭开了，露出一个将近五十岁男人苍老、羸弱、阴郁的全部真相……罗三娘的心隐隐作痛，这是那种砍断了自己手臂的痛。她闭紧自己的嘴，无论儿子用多么厌恶冷淡的态度对待她，她的脸上都挂着面具一样一成不变的平静。她慷慨地掏出积蓄为卧病在床的儿媳买药请医生，她甚至亲自下厨为儿媳做饭、熬药。她心里明白，在儿子的一筹莫展和六神无主面前，那个任性娇纵而又虚弱的女人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果然。当那个年轻女人从病中恢复过来，却发现，不知何时，她用自己的绝食、流血和另一个生命的损失换来的阵地，又在不知不觉中，被婆婆重新占据。
　　在心照不宣中她们进入了相对和平的阶段。儿子照例对母亲冷冷的，儿媳根本就不正眼朝她看一眼，但罗三娘心里明白，儿子没有离开这个家，就说明自己还有着五六分的胜算。没有人像她这个母亲一样了解这个外表矜持的男人是多么的多情而柔弱，他是一个难得的情种，但骨子里，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乖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乖孩子必定会回到她的身边，她等待着这一天。她的等待是一棵树的等待。她像一棵树等待春暖花开那样等待儿子的回心转意。有什么东西能抵得住一位母亲的坚韧不拔、水滴石穿般的等待呢？
　　现在，日子一天天过去。儿子索性不去上班了，终日陪着媳妇在园子中闲逛。母亲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们，当儿子的目光偶尔掠过时，还会赔上一个小心翼翼的微笑……她看到发生了什么。似乎是，儿媳妇在园子里摘花时手掌扎了刺，儿子大惊小怪地帮她拔。两个人站在一片月季丛中，头挨头脸挨脸地贴在一起，在她看来儿子那干干净净的头都直扎进那女人的怀里去了，让她这个当母亲的十分不舒服。她派罗姨拿着一根绣花针走了过去。老太太让我帮少奶奶挑，少爷站在这风地里，小心着凉了。罗姨说。儿子和媳妇同时转过脸来。我来帮少奶奶挑刺，少爷忘了，小时候我经常给你挑的。罗姨笑着说，晃晃手中的银针，朝前又走了一步。媳妇急忙后退，手缩回去藏在身后。儿子望着罗姨有些尴尬地笑笑，他刚想说什么，媳妇却一转身，走开了。
　　罗三娘在窗前一动不动地看着。她注意到，那年轻女人刚才还微笑着的脸，霎时间，竟然有些苍白。

　　晚饭时分，她注意地看着儿媳。儿媳仍然是那慢条斯理的大家闺秀模样，拿着汤勺，一点一点往自己碗里舀着汤，但在她看来，那只蜷缩着的手分明有些不自然。她这才想起儿媳似乎从来不当众伸开自己的手掌，似乎从来都蜷着手的。而关于这只手似乎有些传闻。这手能拿起毛笔写字，能拨拉算盘算账，甚至还能用刻刀刻印章，可这只手似乎受过伤，为此还影响了一桩上好的婚事。她的心中一动。故意问儿子，东屋已经收拾好了，她已经让人在里面放了桌子和案子，儿媳若是愿意，可以再去那里刻印。儿子看儿媳一眼，支吾着说还得再休息几天。母亲又说，若是想买石头刻刀什么的只管说，她可以让丫鬟去买。儿子急忙说先不用，以后再说吧。母亲看着儿媳那似乎是越蜷越小的手，问儿子，媳妇手掌上的那根刺是否拔出来了。儿子急忙说已经拔出来了。她微笑了一下说拔出来就好，不然她真的很担心呢，因为几天前她刚刚给那些月季打了杀虫药，很毒的，人和动物碰上了难免被毒到，更别说扎进一根刺去了。
　　儿子和媳妇互相看了一眼。儿子苍白着脸说母亲真是这样，你真给那些月季打了药？
　　是啊，她轻松地说，今年园子里新长了一种虫子，也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花皮细溜的，什么药都杀不死。幸亏罗姨从她娘家那里讨到了一点从外国进口的洋药。那药很毒，打药的时候都戴着胶皮手套。看着儿子越来越绷紧的脸，她问你怎么了，我说的让你害怕了？
　　儿子吞吞吐吐地说倒不是害怕，只是有些担心。
　　她明知故问地说担心什么？那刺不是拔出来了吗？
　　儿子说拔是拔出来了，不过……
　　她问是不是那伤口还有点儿发红，似疼不疼的？
　　儿子看媳妇一眼，媳妇的脸也变了。
　　她抱怨地说我说啊，当初让罗姨拔不就全了，她可是有药水，拔完后再用那自家配置的药水冲洗冲洗，一点事没有。看着儿子紧张的神色，她话题一转，我年轻时跟你外公也抓过两天药，伤口毒没毒一眼就能看出来。要不让我先看看？
　　儿子和媳妇再次对看一眼。
　　媳妇咬紧嘴唇，伸出了手。

　　她忘不了那年轻女人伸过手时那惨白的神色。那神色，如同一个被押上绞刑架的犯人，一个被逼在角落里被火把照亮的小偷。当她握住那修长、雪白、保养得细皮嫩肉却又瑟瑟发抖、冰凉的手并摊开那手掌时，她全明白了。就像饥渴的囚徒在沙漠中望见河流的波光，她在内心哈哈大笑，多少日子以来用隐忍、耐心和自责筑起的大坝在这笑声中土崩瓦解。一丝恶毒的、嘲弄的、得胜的、幸灾乐祸的笑容出现在她的嘴唇边。她慢条斯理地说：
　　那点药毒和这手纹比起来算得了什么？这可是断子绝孙的手相！
　　8
　　外婆那缠着纱布的手掌也让我寝食难安。我太想看看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是什么能让一个人，在自己几十年中，日日夜夜，都给手缠着白色的纱布，而且不让人看见里面的内容呢？
　　我曾经偷偷查看过外婆换下来的旧纱布。倒垃圾的时候，我用棍子拨开那依旧白皙、松垮垮的一堆。它们是一些医用纱布，医生们用来包扎伤口的那种纱布，被剪裁折叠成三寸宽窄，大约两三尺长，有着细致的网眼，在折叠的边缘处有些许污损。然而越接近内里却越是洁净，那最靠近皮肤的地方，如干净无瑕的雪地。没有血迹，没有脓点，没有一个伤口可能留下的痕迹，更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留下的痕迹。
　　外婆手上并没有伤，却终年包裹着一块纱布。这是为什么？
　　这一天趁母亲不在，我假装将铅笔掉进了桌子和床之间的缝隙里，接着便大声叫外婆。外婆以她那一贯的不慌不忙走过来，探头朝床下看去，便弯下腰。趁着外婆那缠着纱布的手伸下去的当头，我轻轻推落了放在桌子边的墨水瓶子。玻璃的破碎声伴随着惊叫一同响起，我看见外婆直起腰，捂着手掌——那雪白的纱布，溅上了点点蓝色的墨汁。
　　我急忙说外婆，对不起，我不小心。
　　我急忙找抹布来帮外婆擦手，我说外婆，划没划伤你呀？
　　没有没有，外婆推开我，看看纱布上越来越大的墨水点儿，用她一贯平静的声音说，没有一点伤，莫得要紧。
　　外婆将捡起的铅笔放在我桌上，匆匆朝自己住的小屋走去。我知道她是去找放在抽屉里的干净纱布了。我也知道它们不在那里了。我早把它们转移了。果然过了一会儿她出来了，右手捂着那已经褪去纱布的左手，她脸色发白，声音都抖了，你们谁看见我的纱布了？
　　我激动的脸也一定和外婆一样白，但我还是摇摇头。
　　外婆的脸更白了，她的声音透出哭音：我的白纱布到底到哪里去了啊？
　　我从没看见外婆的神色这么慌张、手足无措而激动，我相信，只要再坚持一小会儿，我的目的就会达到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在多少小说、故事和梦境中都有这让我们始料不及、功亏一篑的词啊——就在这个时候，门响了，母亲下班回来了。听了外婆的诉说，她只用眼睛一扫就明白了一切。母亲的眼睛，凛然、凶狠、锐不可当，任谁也别想欺骗她。
　　是谁干的，你们？
　　我和妹妹都不说话。我胸口狂跳，四肢发软，有如被蛇眼麻痹的小白鼠。
　　母亲从里间拿出一样东西。那是一张搓衣板，有着坚硬、锐利、起伏不平的齿状的搓衣板。母亲将它狠狠摔在地上，砰的一声，落在我和妹妹的面前。
　　跪下！
　　外婆护着被拆开绷带的手，焦急地挡在我们前面。
　　算了算了，小孩子家，不是什么大事，何必这么凶嘛……
　　母亲冷笑一声：这怎么不是大事？这可是事关你的手啊！
　　外婆顿时不说话了。
　　9
　　我外公和沈淑敏离开了老宅。在罗三娘终于看到了沈淑敏的手掌，并对着那手掌说出了那番评语后的当天夜里，他们就离开了。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被罗三娘派到县城去打探消息的人回来说，这对夫妇并没有回到县城，外公所供职的县府收到了他亲手写的一封辞呈，这个一向勤谨的官员没有讲任何原因便辞去了他从事了几十年的公职。在罗三娘的叮嘱下所有知情人都严守着这个秘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村子的人们只看到老宅的生活一如既往地平静，对内里发生的一切，却并不知情。
　　但是过了半年，一辆甲壳虫模样的老爷车却突然出现在村子里。它铁皮黑亮，油光闪闪，喷着黑烟，一边颠簸狂奔一边发出野鸭子那样响亮的叫声，引得村里人吓了一跳又纷纷跑来观看。这铁皮怪物比那四条腿的马跑得快得多，人们还没看清楚它的模样，便一溜烟地不见了，等人们循着声音来到老宅门口时，它却又悠闲地在大门口歇着了。铁壳的侧面开了一扇小门，一个头油锃亮穿着西装的小白脸（后来人们知道他的名字叫司机），从前面下来，恭敬地拉开后面的车门。
　　我母亲从正在玩耍的池塘里爬上来，在树林般的人腿里钻来钻去，凑到铁皮门前，正好看到一只锃亮的黑皮鞋从里面伸出来落在地上。她顺着那皮鞋和笔直的西裤长腿看上去，便看见了自己父亲那灰呢帽下白白长长的脸。母亲吓了一跳想往后缩，却被身后的罗姨抓住了胳膊，罗姨说满珍还不叫你爹爹，你爹爹回来了。我母亲将沾满泥巴的手藏在身后，诺诺说爹爹回来了。那个被她叫爹爹的人含糊地应了一声，脸上带着心不在焉的笑，手指软软地拂了一下她的头，便走去搀住了从另一边车门下来的那个头戴花边洋帽、一身漂亮紫裙的女人。罗姨又对我母亲说快叫娘，我母亲便又叫了声娘，那女人看也不看她，便和男人一起朝门里走去。罗姨也松开了我母亲，急忙从司机手上接了箱子，跟着进了老宅。
　　很多年后我母亲给我讲起这一幕，她说她当时就觉得我外公的样子有些奇怪。从上次继母流产到他们夫妇俩悄无声息地离开，再到这次大张旗鼓地回来，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头发竟然花白了。他的面孔有些浮肿，脊背有些佝偻，脚步有些僵硬，和以前那个飘逸潇洒的男人已经有了不小的距离。母亲便跟了上去。她看见我外公正牵着沈淑敏的手往楼上走，那样子竟然像是把她往楼上拉；走到半道上沈淑敏不想走了，身子往后缩，外公拉了她的手对着她的耳朵说话，脸上露出百般央求讨好的样子，那笑容很不自然，神情恍惚又有着十二分的紧张，黑皮鞋在上楼的时候甚至绊了一下。就在他俩拉拉扯扯、沈淑敏努力将手从外公手里抽出来的时候，我母亲才发现，她的手上戴着雪白雪白的绣花手套，这是很奇怪的，这个时候，炎热的夏天，却戴着手套。
　　……怎么没用的？有用的，肯定有用，她听见外公低声说，我们请的是最好的医生，做得最好的手术，刻的最好花子，人人都看过的……
　　沈淑敏嘴唇白白的，拼命摇头，似乎说了句什么。
　　外公苦恼地跺脚，说你怎么这样咒我？你就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试试行不行？让我试试还不行吗？
　　说着外公的眼睛就含着泪，沈淑敏就凑上去给他擦眼泪，一边赔着笑，一边脸上也挂着泪。夫妻俩凑在一起絮絮叨叨，一会儿，才继续往前走。我母亲一直跟着。她不知他们说的是什么，但她觉得有件严重的事情要发生了。她看见他们来到了祖母罗三娘的房门口。罗姨上前敲门，开了门，于是他们走了进去。
　　我母亲将耳朵贴在门缝想听清他们说了些什么。似乎是外公央求自己的母亲看他刚带来的一个宝贝，似乎是一件很稀罕的新鲜东西，人们从没有看到过的，但罗三娘执意不看，我外公一再央求着；后来便安静了，除了一点窸之声；一阵死一般的寂静。但最后，她听到了祖母罗三娘那提高嗓门的、坚硬的声音：
　　千好万好，也是假的——不过是人雕出来的东西！

　　母亲说那天晚上外公便在家里住下了。他并不是不想走，而是病了，当他从祖母房间里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病了，走不动了。别人还看不出这是病，但我母亲看出来了，而且知道他病得不轻。他的那像兔子一样的红眼圈带着泪直直地看着前方，脸色怪怪的，一团若有若无的灰雾停留在他的眼窝、鼻翼和嘴角，让他的脸像沉在深水之中，影影绰绰。母亲说这张脸让她害怕，她觉得这张脸背后的那个人已经走了，化作烟飞走了，留在这里的，那正在走动正在说话的，只是一具空壳，一个假人……
　　母亲的感觉是对的。第二天清早，她像往常那样去倒马桶，在天井的花坛下看见了这男人。他穿着一身女人的花旗袍（那衣服对他来说太小，紧紧地绷在身上，纽扣半开着错了位），脸上涂着两团红胭脂，正摘着花坛里的凤仙花，一朵朵往自己头上插。听见响动他回过头来，对着女儿嫣然一笑，问：
　　姑娘，好姑娘，你看我漂亮不漂亮？

　　我外公疯了。这个精明、沉稳、事业有成的男人终于疯了。唯一让人欣慰的是他不是那种暴躁粗野的疯，打架骂人的疯，而是少见的十分优雅十分浪漫的疯。作为一位文明的疯子，他时常手捧野花一身女装，一扭一扭地走在花丛中；或者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些草叶、泥巴、小虫回家，因为这些草叶、泥巴、小虫是他那十几个夭折多年的孩子。他常常怔怔地躺在某座桥洞下对着天空发呆，突然想起了什么跳起来便飞跑，唯一可以跟踪他并抓住他的只有我的母亲。我那瘦猴一般的母亲天生擅跑，而且是唯一一个我外公允许靠近自己的人。为了更好地利用我母亲的这一特长，我外婆她们找到了一根长达五米的绳子，一端拴住了外公的腰，另一端让我母亲紧紧抓在手里。这样做的结果是：在通常的情况下是我母亲像放羊那样远远牵着外公；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外公在前面飞跑，我母亲被他牵着跑了。
　　有一天，一位被请到老宅的算命师一番掐算之后告诉沈淑敏，我外公是被一名女鬼附了身。沈淑敏脊背一阵发冷，只觉得胸膛里的心和手中的扇子一样悠悠落下。她想起了很多年前那个引着她走上楼顶的白衣女人。她拿出了自己的积蓄，用重金请来和尚和道士念经驱邪，用吃斋念佛闭门修行来祈祷丈夫的健康；她甚至再次拿起了自流产后就再没有拿起过的刻刀和斧子。不过这次她刻的不是印章而是道士们画出的一张张辟邪的符录。伴着昼夜不熄的灯火和叮当之声，沈淑敏眼睛血红地伏案劳作，那浑身尘土披头散发的样子让人觉得她已经和丈夫一样疯了。几天几夜后这声音终于停了。这天清晨她婆婆罗三娘下楼，走到安静下来的东屋门口。她看到几百件大大小小的石头和木头符录摆满了老宅的门边窗下，兵阵一般沿着天井摆了整整一圈。那精疲力竭的年轻女人蜷缩着睡在尘土中，嘴唇干裂，被斧柄磨破的手掌满是血污——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罗三娘弯下腰，给这个女人盖上了薄薄的被单。
　　于是在后来，两个女人有过短暂的休战。夜晚，这婆媳俩会坐在油灯下，沈淑敏拨着算盘，她婆婆做着针线活，两人低声议论着家里还剩下多少田地可以典当，还需要多少银子来买药……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那个男人的溘然病逝，她们再次陷入了那漫长的、仿佛命中注定的没有赢家的战争。
　　我母亲还记得她去给沈淑敏送水的那个夜晚。在此之前，沈淑敏已经几天没有走出自己的房间了。进入那弥漫着烟雾的黑暗中，我母亲发现角落里，那个年轻女人蜷缩成大虾般的一团，苍白的脸上满是泪水和恍恍惚惚的笑，正拿着一杆长长的烟管在抽。她的绣花绸裤高高挽起，骨瘦如柴的脚踝露在外面，上面布满了斑斑点点的伤口，那是用香火和烟头灼伤的水疱，有些已经结疤了，长出淡绿色的霉斑……
　　这一幕后来化作母亲的一句话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你外婆，她抽过大烟。
　　下篇
　　1
　　我两岁那年，妹妹出生了。一直渴望有个男孩的父亲对这个女儿的到来表现出了理所当然的冷淡。他是家中的独子，承担着传宗接代的重要任务，因此当妹妹刚刚十个月大，我母亲的肚子已经及时地隆了起来。为了让我这个病秧子一样的早产儿能活下来，父母已经是精疲力竭，加上肚子里的第三个孩子（他们极力希望那是个男孩儿），夹在中间的妹妹无疑成了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在和舅舅进行了长久的磋商和讨价还价之后，两家人达成了协议：将我的妹妹送回南方老家由正在帮舅舅带孩子的外婆抚养，同时每月寄去２０元抚养费，用于舅舅在当地另找保姆（当然舅舅并没有用这笔钱另请保姆，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就这样，我尚在襁褓中的妹妹就被送到了千里之遥的南方。等我母亲从新一轮的怀孕、生产和哺乳中缓过气来，想起自己远在他乡还有一个孩子，写信让外婆把这孩子送回来时，已经是四年之后了。
　　在我的印象中妹妹的到来，使我们原本平静温馨的家，突然多出了一个脏兮兮、热乎乎，矮小而好动，散发出异味且不时制造出噪声的东西。我分明嗅出了另一种气味，一种陌生的、和我们这个家庭格格不入的气息。不仅我和弟弟无法接受这个妹妹（我们像两个小猫科动物一样排外），就连她的亲生母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对这个女儿看不惯。这小孩哪像是她的孩子。这小丫头身上处处是毛病：淘气，粗心，好动，惹是生非，忘性大，糊涂，脏，笨，撒谎，野。要靠父亲用画烧饼来形象教学才能帮助她巩固住六十分的成绩。要靠掰脚指头才能算完１０以上的加法。最不能容忍的是她还撒谎，而且是那种很愚蠢的谎。假如她考试得了三十分，她会毫不犹豫地在后面再加一个零。如果她不小心把衣服沾上一团鼻涕或泥巴，为了怕母亲发现，她就干脆拿起剪刀，咔嚓一剪子把那团弄脏的布剪掉。她根本不费心去想，一个三百分的天文分数的试卷和一块衣服上新剪出的大洞，是否能够让人接受……
　　在三个孩子中，母亲对妹妹的惩罚格外严厉。一定是妹妹独特的思维逻辑让母亲那缺乏幽默感的神经大受刺激。在我的记忆中时常回响着母亲挥动着扫帚把子或鸡毛掸子的呼啸声、母亲刺耳的呵斥声和妹妹示威般的哭喊声。和我的逆来顺受与弟弟的乖巧不同，性格暴烈的妹妹坚决不讨饶不认错，这更让母亲怒火中烧。让母亲发怒的不仅在于妹妹那让人发疯的从不记打且越打越犟的秉性，更出于一种连她自己也没意识到的说不出道不明的怨恨。母亲把这一切都归咎于那一次遥远的寄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千不该万不该，我就是掐死你也不该把你交给别人来养，直到今天真正成了个冤孽！冤孽！再没有什么比这个词更深切地表达出母亲的愤懑、悲伤以及对那冥冥之中的因果之链的绝望。尽管母亲一直不承认，让她耿耿于怀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妹妹刚刚被送回她身边的那几年，尽管母亲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软硬兼施，甜言蜜语，她还是坚决拒绝称呼我的母亲。当人们问起我妹妹，是谁生了她时，她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外婆！
　　外婆抚养了我妹妹整整四年。这四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但我相信，沈淑敏在我妹妹身上倾注了不同寻常的感情，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我的印象中，外婆注视我妹妹的目光远比对我和弟弟亲切，透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慈祥。每当看到妹妹时，她那淡然的脸上便会发出亮亮的微笑，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把盘中仅剩的最后一只鸡腿夹给她，毫不顾及我和弟弟的嫉妒。当母亲抱怨妹妹太淘气太闹时，她总是不以为然地说，哪个孩子不淘气哟？她闹，说明她身体好，讨人喜欢！
　　说来也奇怪，当外婆在几年后再次来到我们家中，当外婆的目光像向日葵那样围绕着妹妹转悠的时候，妹妹却连正眼也不看外婆一眼。当外婆给她碗里夹菜时她会猛然摔下筷子拔腿就跑，外婆要给她整理衣服或者梳头，她会跳着脚表示反抗。外婆初来乍到，家里房间不够，必须有一个人和外婆挤到一张床上，谁都看出来外婆想和谁在一起，但妹妹却把脖子一拧：我不和她睡。她的呼噜打得比母猪还响！
　　我们都笑了，在母亲严厉的目光下赶紧捂住嘴。外婆依然不说话，手中的筷子掉到了地上，她迟缓地弯腰，把它捡起来。
　　人心就是这样难以捉摸：最最不拿外婆当回事的，最最对外婆冷淡、憎恶甚至恶语相向的，竟然是外婆最最疼爱的妹妹。谁都能看出这一点，外婆自然也明白。在这个冬天，我分明感到了外婆的落寞和孤独。我们都已经上了小学，家里似乎并没有多少家务活要干，外婆的到来便显得有些多余。但她似乎并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当时表哥还没结婚，那个需要她去照顾的小重孙还得再等两年才能出生。母亲常常有意无意地说起家里经济的紧张，吃饭的嘴是如何如何地一天天变多变大起来，每当听到这些，外婆常常沉默不语。她便总是抢着去做一些事情，比如吃完了饭，她会主动去收拾碗筷，而母亲就会说：妈你坐着，这事让丫头们去做。而当外婆真的无所事事地坐下来时，母亲又会说：妈，去看看丫头们是不是把碗擦干净了？还有，你进厨房的时候最好别踩到地上的水，那瓷砖太白，脏了怪难看的。
　　这一天我提前放学回家，刚走到楼门口就听到了一阵唧唧喳喳声，这是十分吵闹的麻雀的叫声。我发现有上百只麻雀飞到我家窗户外面的大槐树上，甚至盘桓到窗台上，用小嘴啄着窗玻璃，仿佛在开会，等待着什么。之后窗户开了，外婆出现在窗口，手中端着一只盛着小米的碗。麻雀们欢叫着扑上来，纷纷落到外婆的手上、肩膀上甚至胳膊上，仿佛外婆是一座温暖的小塔。我惊讶地发现外婆笑了，我那从来不笑的外婆竟然笑了。她一边挥动胳膊撒着小米，如同用一只看不见的指挥棒指挥着飞来飞去的麻雀们跳着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体舞，一边微笑着。这是一种温柔的，带着些许忧伤的微笑，淡淡的，如一抹柔和的光，将外婆的脸照亮了……
　　我听见有人在叫外婆。那是母亲，她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的身后。外婆回头，望见了我们。我失望地发现，那明亮的微笑从外婆的脸上退去，如同退下沙滩的潮水。
　　2
　　母亲说，她至今还梦见南方老家的那只黄杨木脚凳。它用宽约一尺、厚约三寸的黄杨木做成，两块竖着做腿儿，一块横着做面儿。六岁时她要站在这小凳上往锅里倒水或搅拌猪食，七岁时要坐在小凳上往灶眼里添柴烧火，到了她八岁时，便要站在这小凳上往锅里加盐放米，给全家人做饭了。当然黄杨木脚凳还有一个用途，便是帮她挨打。
　　母亲说跪在凳子上等待那从天而降的藤条是一种可怕的体验。那粗糙的、窄窄的横板对膝盖的压迫最后会变成刀割一般。汗水顺着额头流下直至模糊了眼睛，当那锐利的藤条带着呼啸钻进你的肩膀时，你必须忍住剧痛，才能不朝前方栽下去。母亲说她记不清有多少次，恍惚中从小凳上一头栽下来。清醒时，无一例外是在黄杨木凳子旁边，在已经熄灭了炭火的炉灶边……
　　母亲说外婆从来对她没个笑脸，从来没有。当然她并不亲手打她，她才不干这下贱的事呢，她只让她的狗腿子罗姨来打她。母亲说罗姨在我外公死后，看到外婆联合那新来的儿媳夺了这个家的大权，就反戈一击投靠外婆了。罗姨这女人最后不得好死。有一天她回老家参加她儿子的婚礼，在路上被一辆受惊的马车撞死了。村里人都说这是报应……
　　母亲说，在这个家里唯一疼她的就是祖母罗三娘。在那黑暗、冰冷、散发着剩菜酸味的小厨房里，多少个黄昏，祖孙俩背着别人，默默相对，因为放学晚而得不到饭吃的母亲吃着祖母为她偷偷藏起来的剩饭和白薯，祖母一边抚摩着母亲的头一边叹息：你这个妹子啊，若是你的亲妈活着该多好！
　　母亲说我舅舅十五岁上就娶了亲，为了给外公“冲喜”，但这样也没留住外公。倒是外婆的腰杆一下硬了起来，因为那新娘子是她娘家的远房侄女儿。外婆和那新媳妇，加上狗腿子罗姨，合着把持了这个家，把老祖母罗三娘挤对得缩进楼上的小房间里；下一步，她们就要把我母亲这个赔钱货，彻底清扫出门了……
　　母亲说她最悲惨的日子是土改工作组进村的那一年，外婆派人到学校逼迫母亲退了学，之后又给她找了个婆家。那是村里一个大姓人家的老光棍，胳肢窝里的狐臭熏跑了好几门亲事，外婆肯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和这家大户攀亲。母亲不从，她们就锁上大门，不给她吃饭……
　　这天傍晚，母亲哭着来到了楼上，在那里，那个唯一能倾听她说话的老人正在黑暗中转动着手中的佛珠。
　　奶奶，我该怎么办？母亲哭着问。
　　干枯的手指在转动，木珠碰撞，白骨般嶙峋。突然，老人叹息一声，将一个东西放在母亲面前。
　　拿着这个，去对她说。
　　这是一根用织布机织出的粗布带子，半尺宽，一丈长，没有上色，带着土布特有的灰蒙蒙色泽。这是母亲在农闲时用自家的织布机织出来的。母亲织这种带子是为了拿到集市上卖，但是半年前，祖母却叮嘱母亲给她织一根。母亲还记得那天，自己问祖母为什么要在房间里放这么一根带子，祖母沉吟，慢慢说：孩子，有时候人需要一个解脱。现在，祖母却将这带子放到了自己孙女手中。母亲拿起那带子，心中一酸，泪水哗哗流下来。她拿起带子下了楼，来到了她的继母，沈淑敏的房间。
　　妈，你若是逼我，我就死。
　　那房间拉着百叶窗，一盏灯昏昏亮着，哗啦哗啦的推牌声正响。沈淑敏正和罗姨、新媳妇舅妈以及另一个邻居打麻将。听到母亲的声音，罗姨和我舅妈互相使了个眼色，都将目光集中到沈淑敏身上。沈淑敏低头打量着手中的牌，连看也不看这女孩一眼。
　　你死吧。我就不相信，一个丫头片子还能翻得了天？
　　当天傍晚，我母亲用这根带子，把自己吊在了床栏杆上。

　　我母亲当然没有死。否则今天就没有我来讲这个故事了。事实是，当我母亲刚刚把自己吊上床栏杆，刚刚踢开脚下的凳子时，门开了，祖母罗三娘走了进来。
　　同时进来的还有一群人，包括工作组的一个干部。

　　我不知是否告诉过你，在外公刚死后不久，罗三娘就作出了一个十分明智的决定：将一半财产用来赈济灾荒中的穷人。因此当工作组进村后，尽管人人都知道老宅曾经的富有，却没有一人拿着标枪或火把光顾过这里。
　　可是现在不同了。现在，那些举着火把和标枪的人进来了，他们在罗三娘的带领下，浩浩荡荡涌进了这个宅子。他们放下了那个吊在绳子上的女孩子，当时她已经昏迷，脸色发紫，嘴角挂着白沫。
　　当沈淑敏匆忙赶到现场时，罗三娘颤巍巍地迎上去。她满脸是泪。这个刚才还那么冷静地指挥着人们抢救孙女的老女人，此刻浑身颤抖，显出了一个风烛残年濒临绝境的老人应有的悲愤、脆弱和绝望，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喊出了这句撕心裂肺的话：
　　你，你还我的孙女儿！
　　在人们愤怒的注视下，沈淑敏，那个刚才还颐指气使的女人，脸色顿时煞白。
　　3
　　我还记得我十二岁的那个夜晚，半夜，一阵拖鞋声进入了我的梦境。我发现母亲正站在我和妹妹的床边，确切地说是母亲和一个邻居——王阿姨，正站在我和妹妹的床边。王阿姨穿得整整齐齐显然是有备而来，母亲的眼睛却挂着血丝，睡眼惺忪，显然她比我们醒来并没早多少。她头发蓬乱的影子怪兽一般投到墙上，沉重的呼吸里明显有气急败坏的成分。她一把掀开了我们的被子（我们两姐妹头脚交错睡在一个被窝里），我一个激灵坐起来，妹妹却仍然在床上缩着，一边揉着眼睛一边用手抓着那想象中的被子，口齿不清地嘟囔着，谁呀，这么讨厌！但她的声音马上变了，因为母亲一把抓住了她的头发，像薅草一样把她提了起来，妹妹刚来得及发出一种小动物般凄厉的惨叫，就已经被母亲扔到了地下，母亲说：跪下！
　　妹妹赤裸的小身子咕咚掉在地上发出闷闷的声响。北方初春的砖地仍然冰冷，我和妹妹紧挨着跪在地上，像两只褪去毛的小鸡一样哆嗦着，身上除了小背心和裤衩一无所有。王阿姨不忍地说让孩子穿上衣服再说吧，着凉了不好。母亲冷笑着说着凉怕什么，都死了我才落了个干净！说着，母亲把一样东西拿到妹妹跟前，母亲问：说，这叉是不是你打的？
　　这是一个小本子，确切说是低年级小学生练习写字的格子本，每行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面是用来写拼音字母的三条横线，下面写字的方格又用交叉的虚线分出四个更小的四等份。我看见那些方格用铅笔歪歪斜斜地写满了小学生幼稚的笔迹，那是我们最最熟悉的几个字：毛主席万岁。然而，然而我看见了什么？在某一行的最右角，在某个“毛”的上面，我看到了一个红红的，铅笔打的叉！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两个闪烁着电光的字眼噼啪作响炸出火花：“反标。”确切说是“反动标语”。我隐约想起几天前住在我们家属楼的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就被抓走了，嘴唇下挂着血，眼睛肿得如同梅子，又粗又硬的绳子将肩膀上的肉都勒得鼓了起来。他被几名端着枪的军人推搡着，踉跄着走出楼道，带上了停在门口的那辆有铁栏杆的汽车……人们说，他写了反标。他偷偷在大院某个地方的毛主席像上，涂上了红叉……我听见王阿姨慢吞吞地说：
　　这是我们小三的本子。他说那红叉，是你打的。
　　这个“你”，指的是我妹妹。王阿姨的儿子小三和我妹妹是同班，两人放学后时常一起做作业。我知道，以妹妹那恍兮惚兮的办事风格，在某个关键部位打上这完全不该打的红叉是完全可能的。绝望中我想到了最后一条路：妹妹的抵赖。我希望妹妹能发扬光大她那一贯的死不认错的作风，坚决否认这严重的罪行。我相信母亲也是这样想的，她虽然十分着急却并没有发火，她以难得的耐心紧紧地盯着妹妹，满怀希望地问：
　　你到底打了这个叉没有？
　　打了也不要紧，说实话，阿姨不会怪你，王阿姨十分阴险地笑了。
　　母亲狠狠瞪了王阿姨一眼，又皱着眉头看妹妹，说，你哑巴啦？说话呀！
　　妹妹一哆嗦，带着哭腔说话了：他，小三，小三他把这个字写错了，这个毛字下面该朝右拐，他朝左拐了……
　　这就是妹妹的回答。我那为打碎一只酱油瓶也要抵赖三天的妹妹，竟然如此听话如此坦诚如此痛快地承认了这可能让我们家破人亡的大罪！一阵寂静。王阿姨长长出了一口气，脸上带着如释重负的笑容。母亲的脸色却变得发红、发白，之后是铁青。她死死盯着妹妹，转身走开。片刻之后她再次出现，手中举着一根带着铁尖的火钩子！
　　母亲先是飞起一脚踢翻了正在跪着的妹妹，接着几乎是一眨眼，那火钩子已经扎进了妹妹翘起来的屁股里；一切发生得那么快，快得惊人，我只听见了沉重的碰撞声之后是妹妹更加凄厉的惨叫，接着我便看见了血，地上斑斑点点的血，从妹妹那泛白的小屁股上涌出来的血；王阿姨扑上去抱住母亲并夺过了那把火钩扔到地上，她一把抱起哭泣着的妹妹一边转过脸对我喊：快去拿棉花！
　　我拉开抽屉取棉花，恍惚地想：妹妹要死了。我拿着一包棉花走出去，看见王阿姨已经把妹妹横放在床上，妹妹抽泣着趴在那里，像个小动物那样上气不接下气地呜咽着。王阿姨按压着她屁股的手满是血，妹妹的裤衩上、床单上甚至地上也满是血，猛一看，似乎流血的不是妹妹而是王阿姨的那只手。她手忙脚乱地接过棉花按压着妹妹的伤口，白白的棉花很快染红了，落花般铺了一地，王阿姨哆嗦着说这样不行，咱们该送她上医院。母亲脸色苍白地坐在椅子上，神情恍惚，眼睛望着别处，好像眼前这一切和她无关似的，她颤抖着嘴唇喃喃说上医院？上什么医院？这个家马上就败了还上什么医院？我看全都死了才干净！说着她便提高声音悲愤地哭起来，数落起了长年在外地出差的父亲，说他倒好，一走了之，让我一个人担着这个破家，我真是累死撞死的心都有！我这人真是命苦啊，从小就死了亲娘，刚刚上班就赶上生孩子，眼睁睁把个工作丢了，一辈子操劳坏了身体，现在，又摊上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冤孽，我倒是活个什么劲呀！
　　母亲的话虽然絮絮叨叨，却无限哀惋凄凉，说得王阿姨红了眼睛，我的眼泪也落了下来。但这时，一阵敲门声突然响起，母亲的脸色立即变了，泪水从她那荡漾着感情的脸上退去就像水珠从冰冷的玻璃上退去——不许哭！她低声吼，我赶紧把哭声咽下去，就连妹妹也停止了抽泣。
　　那敲门声还在继续。谁呀？母亲问。是我，隔壁邻居的声音从门外传来——我听见你家小丫头在哭，什么事呀？——啊，没，没什么，孩子做噩梦呢，母亲说，打扰你们了，对不起了。——您没什么事吧？邻居不放心地问。——我能有什么事？母亲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仿佛那个邻居正站在眼前，谢谢您哪，休息去吧，我就不出来开门了。邻居的脚步声慢慢远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但眨眼间门再次响了，这次是外婆的声音，她原本住在这排平房的另一头我们借来的房间里，根本不可能听见这里的动静，可不知为什么她突然出现了，她一边坚定地拍着门一边用那带南方口音的话喊：开门，是我！
　　一直小声呜咽着的、抽泣着的妹妹，像蚱蜢那样头尾高昂着翘起来，她一边拍打着床铺一边，尖声哭喊：外婆，救救我！
　　母亲上前打开了门，外婆冲进来，一把抱起哭泣着的妹妹，她怒视着母亲，她说你可真下得了手啊，手上有把刀也敢向孩子砍去！母亲脸色惨白，冷笑着说：有什么稀奇？我是跟你学的！
　　一阵寂静，所有的人，王阿姨，我，还有外婆，都被这句话震惊了。外婆的脸变得灰白，她不说话了，花白的头低下去，无奈地摇动着，颤抖着手用棉花擦妹妹的伤口。可是就在这时候，妹妹突然动了，她抬起头，小脸浮肿满是泪痕，她狠狠瞪着母亲喊：
　　我要揭发你，你这个地主婆！
　　4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幕：我的母亲，低垂着头，站在高高的台子上。电线杆在寒风中嗡嗡响着，台下人山人海，高喊的口号声和举起的拳头一浪一浪，在她腿下来回激荡。母亲的头发披散下来，母亲的双腿颤抖着，母亲的裤脚上、肩膀上沾满了泥巴、碎鸡蛋和西红柿，那反绑在身后的双手无力地蜷缩着，像待宰的羔羊蜷缩的蹄爪……
　　事实上我无法肯定这一幕确实存在。由于妹妹揭发，我母亲确实被我父亲单位的人事部门叫去谈话，谈话的内容是关于我母亲的出身——我母亲嫁给我那做军人的父亲时是经过政审的，当时母亲的出身填写的是“城市小业主”——而现在，他们知道了，我的母亲其实出身地主，这是对组织和政府的重大隐瞒。那么母亲是如何向他们解释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那段时间里，父亲被从外地叫了回来，漫长的夜晚，在父母居住的里间，被一块黑布小心遮挡住的台灯昏暗又长久地亮着，父亲低声的谈话和母亲压抑住的哭声在空气中隐隐约约，蛇一样蜿蜒爬行着……妹妹不见了，她跟随外婆去了舅舅家……在一段提心吊胆的等待之后，母亲被叫去开了批判会，似乎是在某个会议室里，参加的人是一些军人和家属代表，据说在父亲和母亲的辩解后，身为家庭主妇的母亲没有受到更严厉的惩罚，这风波便过去了。因此事实上，那人山人海的批斗可能只是我的想象。
　　然而又不仅仅是想象。在我的心目中，这次批斗确实是存在的，只不过发生的时间、地点有了变化，它不是在此时而是在很多年前，不是在这北方的城市，而是在遥远的南方，我母亲老家，那个老宅子里。
　　很多年前，在那个南方的老宅子里，我的母亲做了和我妹妹今天所做的一模一样的事情：揭发了自己的母亲。

　　那是在母亲自杀未遂被救活的时候。她躺在床上，周围是她的祖母、村干部、工作组和愤怒的村民们。当她在混沌中睁开眼睛，她还不知道自己已经由一个孤苦无依的继女变成了众人同情呵护的宠儿，针对那狠心后母的众怒之火已经被她的老祖母罗三娘点燃，现在，只消她的手指一动，那火焰就会势如破竹地烧向任何地方。她看到，在她的祖母罗三娘的后方，是那道厚厚的、由一张张模糊不清却又阴沉而坚定的人脸组成的屏障。
　　别害怕，孩子，祖母低声说，现在大家都在。有什么委屈，对乡亲们说。
　　于是我母亲便说了。她说了继母为她一手操办的那桩包办婚姻（你放心，有政府给你做主，这种事不会发生了，工作组的人说），她在家中所受到的虐待，她的饥饿和寒冷（这怎么能行？在新社会，妇女解放了，怎么还会有这种事？人们激愤地喊着）。之后，当那个面色苍白的后母开始为自己辩解时（时日不好过啊，我丈夫病了那么多年，家早就败落了，谁都得做活呀，我和她一样地辛苦哟，我也得下田干活哟），我的母亲，突然跳起来，指着她大声说：
　　你怎么和我们一样？看看你的手！我们的手掌上有老茧，你的手掌上有什么？你口口声声说家里败了，没田产，可你为了请人做你手纹，在上面画画儿，就花了整整一百两银子！
　　所有人的眼睛转向了那女人。现在，团团看不见的野火已经包围了那女人，她站着，面色如雪，不由自主向后退去，她的手，那只左手，不由自主地向身后藏去。工作组组长，那个身材高大的军人朝她走去。
　　她说的可是真话？他问。
　　她不说话，低头，一动不动。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他问。
　　是我爹爹还活着的时候！女孩回答，我奶奶说，就因为人家说了她的手纹不好，我爹爹就花了一百两银子给她手掌刻花子！
　　人群又一阵骚动。一百两银子是多少？够买几十亩地，盖几十间挺不错的青砖大瓦房，够一个普通庄户人家生活几十年！工作组组长的脸阴沉了。
　　把你的手伸出来，他说。
　　她摇头，后退到一个角落里，拼命把蜷着的手掌藏进身后。
　　伸出来！军人提高了声音。
　　她还是拼命摇头，护着手掌的脊背紧紧地靠在墙上，好像要连同脊背带手掌一起长进墙里。
　　军人迟疑了一下，皱紧了眉头。你们几个，他用手指着站在最跟前的几个妇女，把她的手拉出来看看！
　　几个妇女朝那女人走去。她们试图把她那只藏在身后的手拽出来，但那只手紧紧地蜷缩成一团，那身子也朝下缩成一团，缩小后的她体积小了许多，这就给那些扑上来的妇女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她们拥挤成一团，七八只手努力地去拉扯那藏在后面的一只手，然而那胳膊犹如被一根弹簧拉着，稍不留神就飞快缩回去。那女人一边挣扎着一边焦急地四下张望，那蒙着一层灰雾的脸毫无表情，眼睛大睁，满是漆黑和迷茫，满是疯狂和混沌——仿佛一只陷阱中团团打转的小兽，眼中既没有眼前这土壁、人群和绳索，也没有那些围绕着它狂吠的猎狗，更没有那些嘈杂、喊声、火光或刀锋，而只有冥冥中的什么东西，它被这东西所吸引，要去撕咬、号叫或纵身一跳——
　　她果然跳起来了，头顶前冲，几乎是四肢着地从那些杂乱无章的腿脚间冲了出去，快得惊人，仿佛此刻的她已经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只猫，一只灵巧的猫科动物；最靠近她的那个妇女被撞翻在地并带动了后面的一连串倒地，等人们觉悟过来时才发现她已经成功地冲出了人群朝着门口跌跌撞撞地扑去；当然她跑得并不远，在她刚刚直起身扑出房间跑进天井的时候人们已经追了出去，那团奔腾的野火带着杂沓的脚步和吆喝再次流向她；但是现在，人们站住了。人们看见，这个女人，头发披散着，喘息着，扑向花坛边的砖台并抓起了什么，抓着那东西她转过身来——于是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她手中抓着一把锋利的刻刀——那是她不知什么时候藏在天井花坛下的，成套的刻刀中最大的一把，足一尺长，有着长长的锋利的刀刃。
　　军人停住了脚步，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尽量镇定地对她说：
　　请你别做后悔的事。
　　但是她已经听不进任何声音了。不，她此刻要做的只有一件事，一件她必定要做的事，和人们的追捕、劝诱甚至逼迫都没有关系的，她一心一意地、执拗地仿佛飞蛾扑向灯火一样注定要干的事情。她做这件事情时心情平静甚至带着微笑——她微笑着，眼神中仍然带着一种野兽的迷茫、混沌和决然的疯狂，她将那刻刀的锋刃，扎进自己的手掌。
　　5
　　你相不相信孽债这个说法？母亲絮絮叨叨地对我说。你相不相信，发生过的事情并没有死，过一段时间，它们会换一种样子让你重新经历？你相不相信，很多事情是注定的，任你怎么解释、怎么抗争、怎么挣扎甚至遗忘都没有用？就像病毒，埋伏得很好的癌细胞，它就隐藏在那里，在时间的深处，随时等待着，等待着……

　　我一直想象着这情景。沈淑敏外婆，当时还比较年轻，还不像现在这样苍老的外婆，那素来温文尔雅、处乱不惊的外婆，面对众人，将那把锋利的刻刀扎进自己的手掌。我无法想象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相信这个举动对于她，只有用神灵附体才能解释。是的，当时我的外婆，一定被一种不可思议的命令所控制，才做出这让人不可思议的举动。我确信这是因为她的手掌。是她的手掌命令她这样做。那么她那神秘的手掌，引得众人大动干戈也得一探究竟的手掌，让我的母亲不惜背信弃义也要来揭发的手掌，我的外公不惜花费一百两重金刻画的手掌，到底刻着什么？
　　母亲说：我不知道。
　　母亲说：以前，她从不让我们看她的手掌。那天，她又用刻刀毁了那手掌。所以，我一直不知道那上面到底刻着什么。
　　母亲说：不过那确实是真的——你外公为了重新雕刻她的手纹，花去了整整一百两银子。
　　母亲说：从那以后她就开始在手上缠纱布。你问她什么时候开始缠那纱布，现在我告诉你，就是那时候。从那时起她便给自己的手缠上了纱布。从此，她再也没打开。

　　沈淑敏带着那只缠着纱布的手又活了六十多年。正如你所知道的，她留在这个家里，抚养大了一群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两个孙子，四个孙女，两个重孙女。这个当过商号掌柜、喜欢金石篆刻、收藏古董打麻将和吸大烟的养尊处优的少奶奶，现在用那缠着白布的手学会了洗菜、做饭、给孙子孙女洗尿布洗屎裤子。在我的记忆中，外婆从没有开怀大笑过。她的脸像是蒙了一层淡淡的雾，永远定格在了某个处变不惊、莫测高深处。她从不谈论自己的过去。她从不和我们这些晚辈聊天、讲故事。她总是小心翼翼地收拾好自己那只绣花小包裹，压在自己的枕头下面。她甚至很少和我的母亲说话，当然偶尔也会聊几句，那通常是我母亲就某件关涉到她的事情而征询她的意见时，我听见的永远是这么几句：要的。好的。就这样。外婆从来不和任何人争论，从来都是附和，因此，你永远无法听到她的真实意图和想法。
　　有一次，我发现外婆病了。她的额头直冒虚汗，握着菜刀的手在颤抖，半夜里不停地咳嗽。看到她趴在厨房的水池前呕吐，我急忙叫来了母亲。但外婆将厨房的门反锁了。任我们怎样拍打她也不开。我们听到她在里面费力地呕吐着，发出小猫那样艰难的呻吟。过了好久她才开了门，水池已经被洗得干干净净，她用手扶着门把，做出一副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
　　没有事哟，我好好的，她说。突然，她昏倒了。
　　外婆被送到医院，她患的是急性肺炎外加贫血。输了液，精神就好多了。当母亲带着我们去看望她时，她拼命从床上坐起来，显得很不安。这算什么事哟，给你们添麻烦，她不停地对母亲说。第二天她就要求出院，要回到舅舅那里去。母亲和舅舅通了长途，同意了。临别那天，母亲红着脸，将一沓钞票塞到她手里。
　　妈，这些钱你给自己买些补品，母亲用不习惯的声调说。
　　但外婆坚决地推开了她的手。
　　说好的，我不会要你一分钱。
　　刹那间，外婆的眼圈红了，我母亲的眼圈也红了。
　　但母亲还是将那钱使劲塞进外婆怀里，倒好像那是一件让人难为情急于脱手的东西。外婆低头看看怀里的钱，脸色发白。她迟疑了一下，十分尴尬地将钱塞进口袋里。
　　大家都没说话。母亲松了一口气，但同时，却神色淡然，带着些许鄙夷。
　　回家的路上，父亲问母亲：你妈怎么这么客气？
　　母亲淡淡地说：你放心，她自己心里的算盘，精着呢。
　　精得很，这就是母亲对外婆的评价。很多年后谈起外婆，我曾经为外婆辩护，我说不管怎样，外婆在我外公死后并没有改嫁，而是留在这个和她并没有血缘关系的家里，抚养大了两个并非亲生的孩子，这是事实。但我的母亲笑了，她淡淡说，你以为她是为了我们？错了。像她那样不能生育的，嫁到哪里，最后不是都得靠别人的孩子养着？所以，倒不如靠我们，从小和她一起，倒有点感情……
　　现在我明白我的感觉了：我外婆是个陌生人。无论在舅舅家、母亲家，还是在我的表哥家。尽管她带大了那么多孩子，但这些孩子从没把外婆当作一家人，外婆也从没有对这些孩子敞开过心扉。长达六十年，我外婆与其说生活在自己孩子的家里，不如说是生活在陌生人中间。我的外婆，用那条长长的白纱布缠住了自己的手，也缠住了自己的内心。
　　八十六岁那年，由于身体的衰弱，再也无法抚养我表哥的第二个女儿，她被表哥送回老家。
　　我还记得和外婆的最后一次见面。这一天，我接到表哥的电话，去车站帮正在送外婆回老家的他中途转车。我和丈夫赶到车站，看到肮脏的候车室里表哥正皱着眉头站着打电话，长椅上蜷缩着外婆，灰灰的一团，像土蓬蓬的小包袱。时间紧急，我和丈夫几乎来不及寒暄就扶起了她，确切说是架起了她，我那曾经腰身笔挺、干净得一尘不染的外婆，此刻白发苍苍，浑身弥漫着一股老人特有的酸臭气，佝偻的身体在我们手下轻得像一捆颤抖的干柴。表哥扛着行李在前面跑，我和丈夫一左一右挟着外婆的胳膊，几乎是拖着她冲进滚滚人流。突然，外婆开始了哮喘，她大张着嘴，一阵阵鸡鸣般的怪声随着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吸从胸膛深处发出，刺耳又响亮，引得周围的行人纷纷回头；即使这样我们也没有停止脚步，我们拖着她耷拉着脚上了天桥又下了天桥，没有一声道别，头发蓬乱的外婆甚至来不及回头张望，就被我们塞进了车厢。在列车开动的一刹那，我站在月台上松了一口气，但同时，胸口隐隐一疼——我痛切地感到，这老人就要死了，而我们这些身强力壮的儿女们却拖着她，把她推了出去。
　　大约一个多月后，外婆死了，死在南方她娘家的老宅子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无论是我的舅舅和我母亲，还有她亲手带大的多达八位孙子和重孙子，其中也包括我。

　　我妹妹和母亲的关系始终不冷不热。妹妹出国留学不久怀了孕，破天荒第一次向母亲发出了邀请，请她出国为自己抚养孩子。但是，母亲拒绝了。母亲说了一句让我震惊的话：她决不到这个女儿那里去，除非她死了被抬去。
　　母亲的话让我想到了另一次会面。那是我去南方出差时和舅舅的一次彻夜长谈。舅舅对我说，外婆带大了这么多孙子，但她最心疼的，还是我妹妹。她总对人说这孩子可怜，小小年纪就离开亲娘。我妹妹两岁时得了败血症，医生都说不行了，我父母接到电话也同意放弃，只有外婆不答应。外婆守在医院里，整整四天没有合眼……
　　我问舅舅，外婆是否待母亲很不好。我问到那把黄杨木凳，在母亲的叙述中那是母亲备受折磨的证物。但舅舅的眉心皱了起来——你外婆，一向是重男轻女，这倒是真的；她和我们奶奶不和，这也是真的。可是她并不打骂我们。再说了，我们家从来也没有什么黄杨木凳，我们家里的所有家具，都是竹子的。
　　真相就是这样的暧昧含糊，不可捉摸。就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给妹妹通了一次越洋电话。在电话中我说到了外婆，我说你记得吗，外婆其实最喜欢你，但你却有点嫌弃她。咱家床铺不够，外婆点名要你陪她，但你坚决不去……
　　是吗？妹妹的声音很遥远地传来，妹妹说：实话告诉你，我连外婆长什么样，都记不清了。

　　外婆就这样沉入被抛弃和遗忘的深渊。其实，她还在世的时候，这个过程就开始了。然而，我还是不甘心。我不甘心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逝去，我不相信，在外婆那平淡如水的面孔后真的是一无所有。我苦苦思索着，想要抓住这个遥远的、渐渐暗淡、渐渐消失的身影……我相信，外婆心里一定藏着什么。在她风烛残年被送回老屋，在她最后弥留的日子，她还是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这个傍晚，一盏昏黄的灯幽幽亮着，外婆孤独地躺在床上，缠绕在手上的纱布已经解开，那被隐藏的命运已全部揭晓。往昔在空气中渐渐复活，她似乎听见了在那遥远的日子里一个老人说出的谶语以及她婆婆那阴暗的诅咒，以及为破解这诅咒她丈夫作出的那番悲壮的挣扎。她看到在一个午后，他们辗转千里来到那个外国医生的诊所，雪亮的聚光灯下，丈夫的脸和那盏灯一样雪白。她听到医生说这手术是很昂贵的，丈夫说无论多贵我们也要做；医生说你想过没有，这种手术也可能失败？丈夫说，就是失败了，也要尝试……
　　明白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那个谜底：外婆为什么选择了我的外公。它来自那个久远的夏天，这夏天如同一个梦境一直珍藏在外婆的心底深处。这是她二十六岁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空气中飘荡着紫藤花的香气，她站在自家老庭院的花架下，看着那个穿长衫的男人朝她走来。男人问她是否知道他的求婚，她说知道了；男人问她的回答，她说不可能，肯定是不可能。男人问为什么不可能？她不说话。男人叹息一声便开始谈，谈到他那漫长的无爱的婚姻，他的母亲，那些死去的孩子……她听着，突然伸出了自己的手。张开的手心上，那伤痕正横在那里，血红、触目惊心，像一个大大的惊叹号和问号。她知道所有男人看到这惊叹号和问号都会眼神慌乱言不由衷，所有的男人看到这手纹都会撤退逃跑……然而那个男人没有逃跑。他没有逃跑却微笑了。他抓住了那只手。他那白皙、修长的男人的手握住她那同样白皙更加温软的女人的手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她哆嗦了一下想要将手抽回来，但他更加有力地握住了它。用自己温暖的手指抚摩着它，他用沉稳、悦耳、仿佛来自天上的声音说：
　　这是我见过的，世上最最美丽的手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