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高速:无奈中的叹息,永远的才女——李清照

   李清照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出生于一个官宦人家。父亲李格非进士出身，在朝为官，地位并不算低，是学者兼文学家，又是苏东坡的学生。母亲也是名门闺秀，善文学。这样的出身，在当时对一个女子来说是很可贵的。官宦门第及政治活动的濡染，使她视界开阔，气质高贵。而文学艺术的熏陶，又让她能更深切细微地感知生活，体验美感。因为不可能有当时的照片传世，我们现在无从知道她的相貌。但据这出身的推测，再参考她以后诗词所流露的神韵，她该天生就是一个美人坯子。李清照几乎一懂事，就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训练。又几乎是同时，她一边创作，一边评判他人，研究文艺理论。她不但会享受美，还能驾驭美，一下就跃上一个很高的起点，而这时她还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少女。

请看下面这三首词：

[浣溪沙]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宝鸭，发型。）

[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沈水袅残烟，梦回山枕隐花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棉，黄昏疏雨湿秋千。（沈水，香名；斗草，一种游戏。）

[点绛唇]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刬袜，不穿鞋。）

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秀发香腮，面如花玉，情窦初开，春心萌动，难以按捺。她躺在闺房中，或者傻傻地看着沉香袅袅，或者起身写一封情书，然后又到后园里去与女伴斗一会儿草。

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享受着舒适的生活，并能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这在千年封建社会中并不奇怪。令人惊奇的是，李清照并没有按常规初识文字，娴熟针绣，然后就等待出嫁。她饱览了父亲的所有藏书，文化的汁液将她浇灌得不但外美如花，而且内秀如竹。她在驾驭诗词格律方面已经如斗草、荡秋千般随意自如。而品评史实人物，却胸有块垒，大气如虹。

唐开元天宝间的安史之乱及被平定是中国历史是的一个大事件，后人多有评论。唐代诗人元结作有著名的《大唐中兴颂》，并请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刻于壁，被称为双绝。与李清照同时的张文潜，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名已盛，也算个大人物，曾就这道碑写了一首诗，感叹：“天遣二子传将来，高山十丈摩苍崖。谁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见昏眸开。”这诗转闺阁，入绣户，传到李清照的耳朵里，她随即和一首道：“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花柳咸阳草。五坊供俸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来，逆胡亦是奸雄才。勤政楼前走胡马，珠翠踏尽香尘埃。何为出战则披靡，传置荔枝多马死。尧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区区记文字。着碑铭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你看这诗哪像是出自一个闺中女子之手。铺叙场面，品评功过，慨叹世事，不让浪漫豪放派的李白、辛弃疾。李父格非初见此诗不觉一惊。这诗传到外面更是引起文人堆里好一阵躁动。李家有女初长成，笔走龙蛇起雷声。少女李清照静静地享受着娇宠和才气编织的美丽光环。

当李清照满载着闺中少女所能得到的一切幸福，步入爱河时，她的美好人生又更上一层楼，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爱情经典。她的爱情不像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不像东方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那种经历千难万阻，要死要活之后才享受到的甜蜜，而是起步甚高，一开始就跌在蜜罐里，就站在山顶上，就住进了水晶宫里。夫婿赵明诚是一位翩翩少年，两人又是文学知己，情投意合。赵明诚的父亲也在朝为官，两家门当户对。更难得的是他们二人除一般文人诗词琴棋的雅兴外，还有更相投的事业结合点——金石研究。在不准自由恋爱，要靠媒妁之言、父母之意的封建时代，他俩能有这样的爱情结局，真是天赐良缘，百里挑一了。就像陆游的《钗头凤》为我们留下爱的悲伤一样，李清照为我们留下了爱情的另一端——爱的甜美。这个爱情故事，经李清照妙笔的深情润色，成了中国人千余年来的精神享受。

李清照是恪守“诗言志，歌永言”古训的。她在词中所歌唱的主要是一种情绪，而在诗中直抒的才是自己的胸怀、志向、好恶。因为她的词名太甚，所以人们大多只看到她愁绪满怀的一面。我们如果参读她的诗文，就能更好地理解她的词背后所蕴含的苦闷、挣扎和追求，就知道她到底愁为哪般了。

1133年高宗忽然想起应派人到全国去探视一下徽、钦二帝，顺便打探有无求和的可能。但听说要入虎狼之域，一时朝中无人敢应命。大臣韩肖胄见状自告奋勇，愿冒险一去。李清照日夜关心国事，闻此十分激动，满腹愁绪顿然化作希望与豪情，便作了一首长诗相赠。她在序中说：“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今家世沦替，子姓寒微，不敢望公之车尘。又贫病，但神明未衰弱。见此大号令，不能妄言，作古、律诗各一章，以寄区区之意。”当时她是一个贫病交加，身心憔悴，独身寡居的妇道人家，却还这样关心国事。不用说她在朝中没有地位，就是地社会上也轮不到她来议论这些事啊。但是她站了出来，大声歌颂韩肖胄此举的凛然大义：“原奉天地灵，愿奉宗庙威。径持紫泥诏，直入黄龙城。”“脱衣已被汉恩暖，离歌不道易水寒。”她愿以一个民间寡妇的身份临别赠几句话：“闾阎嫠妇亦如，沥血投书干记室”，“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

李清照在金华避难期间，还写了一篇《打马赋》。“打马”本是当时的一种赌博游戏，李却借题发挥，在文中大量引用历史上名臣良将的典故，状写金戈铁马，挥师疆场的气势，谴责宋室的无能。文末直抒自己烈士暮年的壮志：

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不复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

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看见，她真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何等地心忧天下，心忧国家啊。“但愿相将过淮水”，这使我们想起祖逖闻鸡起舞，想到北宋抗金名臣宗泽病危之时仍拥被而坐大喊：过河！这是一个女诗人，一个“闾阎嫠妇”发出的呼喊啊！与她早期的闲愁闲悲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这愁中又多了多少政治之忧、民族之痛啊。

后人评李清照常常观止于她的一怀愁绪，殊不知她的心灵深处，总是冒着抗争的火花和对理想的呼喊。她是因为看不到出路而愁啊！她不依奉权贵，不违心做事。她和当朝权臣秦桧本是亲戚，秦桧的夫人是她二舅的女儿，亲表姐。但是李清照与他们概不来往，就是在她的婚事最困难的时候，她宁可去求远亲也不上秦家的门。秦府落成，大宴亲朋，她也拒不参加。她不满足于自己“学诗漫有惊人句”，而“欲将血泪寄山河”，她希望收复失地，“径持紫泥诏，直入黄龙城”。但是她看到了什幺呢？是偏安都城的虚假繁荣，是朝廷打击志士、迫害忠良的怪事，是主战派和民族义士们血泪的呼喊。1141年，也就是李清照58岁这一年，岳飞被秦桧下狱害死。这件案子惊动京城，震动全国，乌云压城，愁结广宇。李清照心绪难宁，我们的女诗人又陷入更深的忧伤之中。

李清照遇到的第三大磨难是超越时空的孤独。

感情生活的痛苦和对国家民族的忧心，已将她推入深深的苦海，她像一叶孤舟在风浪中无助地飘摇。但如果只是这两点，还不算最伤最痛，最孤最寒。本来生活中婚变情离者，时时难免；忠臣遭弃，也是代代不绝。更何况她一柔弱女子又生于乱世呢？问题在于她除了遭遇国难、情愁，就连想实现一个普通人的价值，竟也是这样的难。已渐入暮年的李清照没有孩子，守着一孤清的小院落，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国事已难问，家事怕再提，只有秋风扫着黄叶在门前盘旋，偶尔有一两个旧友来访。她有一孙姓朋友，其小女十岁，极为聪颖。一日孩子来玩时，李清照对她说，你该学点东西，我老了，愿将平生所学相授。不想这孩子脱口说道：“才藻非女子事也。”李清照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她觉得一阵晕眩，手扶门框，才使自己勉强没有摔倒。童言无忌，原来在这个社会上有才有情的女子是真正多余啊。而她却一直还奢想什幺关心国事、着书立说、传道授业。她收集的文物汗牛充栋，她学富五车，词动京华，到头来却落得个报国无门，情无所托，学无所专，别人看她如同怪异。李清照感到她像是落在四面不着边际的深渊里，一种可怕的孤独向她袭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她的心。她像祥林嫂一样茫然地行走在杭州深秋的落叶黄花中，吟出这首浓缩了她一生和全身心痛楚的，也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它，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是的，她的国愁、家愁、情愁，还有学业之愁，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所寻寻觅觅的是什幺呢？从她的身世和诗词文章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她在寻觅三样东西。一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她不愿看到山河破碎，不愿“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在这点上她与同时代的岳飞、陆游及稍后的辛弃疾是相通的。但身为女人，她既不能像岳飞那样驰骋疆场，也不能像辛弃疾那样上朝议事，甚至不能像陆、辛那样有政界、文坛朋友可以痛痛快快地使酒骂座，痛拍栏杆。她甚至没有机会和他们交往，只有独自一人愁。二是寻觅幸福的爱情。她曾有过美满的家庭，有过幸福的爱情，但转瞬就破碎了。她也做过再寻觅幸福的梦，但又碎得更惨，甚至身负枷锁，锒铛入狱。还被以“不终晚节”载入史书，生前身后受此奇辱。她能说什幺呢？也只有独自一人愁。三是寻觅自身价值。她以非凡的才华和勤奋，又借着爱情的力量，在学术上完成了《金石录》巨著，在词艺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那个社会不以为奇，不以为功，连那十岁的小女孩都说“才藻非女子事”，甚至后来陆游为这个孙姓女子写墓志时都认为这话说得好。以陆游这样热血的爱国诗人，也认为“才藻非女子事”，李清照还有什幺话可说呢？她只好一人咀嚼自己的凄凉，又是只有一个愁。

李清照是研究金石学、文化史的，她当然知道从夏商到宋，女子有才藻、有著作的廖若晨星，而词艺绝高的也只有她一人。都说物以稀为贵，而她却被看作异类，是叛逆，是多余。她环顾上下两千年，长夜如盘，风雨如晦，相知有谁？鲁迅有一首为歌女立照的诗：“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妆侍玉尊。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泪痕。”李清照是一个被封建社会役使的歌者，她本在严妆靓容地侍奉着这个社会，但忽然想到她所有的追求都已失落，它所歌唱的无一实现，不由得一阵心酸，只好“佯说黄花与秋风”。

李清照的悲剧就在于她是生在封建时代的一个有文化的女人。作为女人，她处在封建社会的底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她又处在社会思想的制高点，她看到了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事情，追求着许多人不追求的境界，这就难免有孤独的悲哀。本来，三千年封建社会，来来往往有多少人都在心安理得，随波逐流地生活。你看，北宋仓皇南渡后不是又夹风夹雨，称臣称儿地苟延了152年吗！尽管与李清照同时代的陆游愤怒地喊道：“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但朝中的大人们不是照样做官，照样花天酒地吗？你看，虽生乱世，有多少文人不是照样手摇折扇，歌咏岁月，琴棋书画了一生吗？你看，有多少女性，就像那个孙姓女子一般，不学什幺词藻，不追求什幺爱情，不是照样生活吗？但是李清照却不，她以平民之身，思公卿之责，念国家大事；以女人之身，求人格平行，爱情之尊。无论对待政事、学业还是爱情、婚姻，她决不随波，决不凑合，这就难免有了超越时空的孤独和无法解脱的悲哀。她背着沉重的十字架，集国难、家难、婚难和学业之难于一身，凡封建专制制度所造成的政治、文化、道德、婚姻、人格方面的冲突、磨难都折射在她那如黄花般瘦弱的身子上。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从骨子里讲，李清照除追求民族气节和政治上的坚定外，还追求人格的超俗。她总是清醒地持着一种做人标准，顽强地守着自己的节操。在未遭大难，生活还比较稳定时，已见出她高标准的人格追求。当年赵明诚在莱州做官，她去探亲，见室中读书不多，竟大不悦，作诗曰：“寒窗败几无书吏，公路生平竟如此。”以后世事纷扰，她就更超群拨俗，出污泥而不染。她是站在世纪的高阁之上，穿越时空，俯视众生的，所以有一种特殊的寂寞：“临高阁，乱山平野烟光薄。烟光薄，栖鸦归后，暮天闻角。断香残酒清怀恶，西风催衬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忆秦娥》）有一本书叫《百年孤独》，李清照是千年孤独，环顾女界无同类，再看左右无相知，所以她才上溯千年到英雄霸王那里去求相通，“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还有，她不可能知道，千年之后，到封建社会气数将尽时，才又出了一个与她相知相通的女性——秋瑾，秋瑾回首长夜三千年，也长叹了一声：“秋风秋雨愁煞人！”

如果李清照像那个孙姓女孩或者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是一个已经麻木的人，也就算了；如果李清照是以死抗争的杜十娘，也就算了。她偏偏是以心抗世，以笔唤天。她凭着极高的艺术天赋，将这漫天愁绪又抽丝剥茧般地进行了细细地纺织，化愁为美，创造了让人们永远享受无穷的词作珍品。李词的特殊魅力就在于它一如作者的人品，于艾怨缠绵之中有执着坚韧的阳刚之气，虽为说愁，实为写真情大志，所以才耐得人百年千年地读下去。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中评价说：“她是独创一格的，她是独立于一群词人之中的。她不受别的词人的什幺影响，别的词人也似乎受不到她的影响。她是太高绝一时了，庸才作家是绝不能追得上的。无数的词人诗人，写着无数的离情闺怨的诗词；他们一大半是代女主人翁立言的，这一切的诗词，在清照之前，直如粪土似的无可评价。”于是，她一生的故事和心底的怨愁就转化为凄清的悲剧之美，她和她的词也就永远高悬在历史的星空。

随着时代的进步，李清照当年许多痛苦着的事和情都有了答案，可是当我们偶然再回望一下千年前的风雨时，总能看见那个立于秋风黄花中的寻寻觅觅的美神。

一个女子的一生要经历多少的变迁,心灵上的软弱要怎样的在风雨中不再受到伤害。在诗词中体现了这个才女的心境,在爱情中曾经的痴情,曾经的快乐,可也有悲苦的一生。

一个曾经心纯如水的少女,几许染上了尘埃,在心中有了一丝的苦,可曾几何时,她的一丝愁,化作千丝万缕数不尽的愁。孤独使她独上西楼,有着数不尽的相思。

一个人有多少的力量让风霜无尽的飞来,也许心的家早消失了,一切的一切过去了,只留下了无数的忧。有感情的累和国家的忧,一阵的袭来,带来了多少的痛在心头。她人格的脱俗让她和现有的社会格格不入,可她依然有着清俗的性格。

爱情总是来得快,去的也快,来时甜蜜的感觉是美的,去时让人没了寄托,是苦涩的,永远的在心中。人比黄花瘦,让一个美丽的才女消瘦的凄凉了起来.逃亡的生活让这个才女又低沉了,乱世中的才女漂流在无尽的孤独中,让人不禁落泪。

在无边的黑暗中抗争的人,是让人佩服的,在经历了磨难中的李清照也有一种美,这种美是心中的美,当我们梦回到那个时代,也许会为李清照的痛感到痛,可她的才气,和坚强的性格和清丽的容貌,在沧桑的风雨中依然像梅花般傲然绽放。

词到李清照已经有了漫长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中，词从内容到形式，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从词体方面看已由唐五代的小令发展到长调慢词；从词的表现手法看，也由单薄的抒情发展到以铺叙展衍为能事的叙事、状物、抒情的结合；词的内容也从多倚红偎翠，开始发展为表现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可以说李清照所处的词坛，已开一代之盛，新声竞繁，众体大备，名家辈出，出现了多种艺术风格纷呈的局面；有的以铺叙明白见长；有的以抒怀旷达取胜；有的以婉约清丽为主；有的因富丽精工见称。李清照所面对的词苑，就是这样一片奇花异葩的艺术现实。对于这种局面，应肯定什幺，否定什幺，每一个词人必须根据自己的创作主张及审美要求，从理论上作出反应。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正是从推崇词体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词“别是一家”的观点，是词学理论发展的结果。理论与实践如影随形，词的创作实践必然产生词学理论。尽管李清照以前的词坛，对词学理论的系统论述尚不多见，但只要把有关词集的序跋，词人的通信，以及散见于词人著作中的只言片语稍加梳理，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到李清照时，人们对词体的认识正在由卑渐尊，对词体的要求正在由俗趋雅。

我国文学的传统样式是文人的诗文。以民歌为主体的“诗三百”，经儒家阐释和推崇之后，才被尊为经典。而晚出的词，则被视为“小道”、“末造”、“旁行”。词被视为卑体，这是李清照以前词坛的传统观点。这固然与词起源于“胡夷里巷”流行于青楼酒馆有关，也与在理学影响下宋代文人崇古重道的时代背景相关联。词在当时备受轻视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它表现在各个方面。

首先，反映在对词的称谓上。有的称词为“曲子”，如王灼谓：“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渐兴”（《碧鸡漫志》）；又如柳永驳晏殊的责难时说：“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宋·张舜民《画墁录》），从侧面反映了曲子不登大雅之堂。“曲子”之称，始于五代，宋人仍沿旧说，说明他们对这一观念的承袭。有的称词为“小词”，如王安石读晏殊词，笑曰：“为宰相而做小词可乎？”（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五）有的称词为“诗余”，而且名于书，宋人词集有不少以“诗余”为称。这表示了以词为诗之余的看法。

其次，在词的创作上也大都不及写诗作文认真。对于填词的目的，多认为是娱宾遣兴，自愉娱人。如欧阳修《采桑子》（西湖念语）小序说：“因翻旧阙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技，聊佐清欢。”晏几道序《小山词》曰：“试读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这种佐欢娱人的传统是与《花间集》一脉相承的，“花间”词人多是以婉丽绮迷的笔触，作词以佐酒宴歌席之欢。《花间集·序》云：“则有绮筵工资，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芊芊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妖娆之态。”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北宋词坛。可以说，词在北宋文坛是作为与载道之文、言志之诗鼎足而三的抒情手段存在的，而这时所抒之情又多是男欢女爱、佐欢闲适的情。直到苏轼、辛弃疾，词的抒情才更侧重于家国之愤、经济之怀。

再次，在题材上，由于对词的轻视，所以用以入词的题材也多是风月之事，男女之情，遂形成词为“艳科”的传统看法。文人在诗文中不敢写、不屑写的东西便全部涌入到词的这块阵地上。那些写起诗来板着面孔、一本正经的人，写起词来也尽塞进些花前月下的私情喁语。如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写文是“正人君子”，作诗是“迁客骚人”，填词则是个“多情种子”。他把在诗文中不能写的夫妻绣房的戏言、闺中调笑写入词中，以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南歌子》）就总体来看，宋人多是严肃为诗文，戏谑作小词的。如胡寅《题酒边词》描写作者写词，往往是是即兴而作，“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正因为这种创作态度，就使词的内容变得软媚侧艳，甚至黄色下流。这又引起了连锁反应，增长了人们对词体的轻视，甚至认为正经文人是不能作词的，柳永就因好写“淫冶讴歌之曲”，而被仁宗黜退。钱惟演“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欲阅小词。”（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词只能在厕所中读，可见当时人们轻贱词体之一斑。

略览李清照以前的词学理论，因词为“艳科”而蔑视词体的看法是相当普遍和顽固的。但是，文学理论来源于创作实践，文学创作发展了，文学观念也相应发生变化。随着宋代词作的繁荣，词逐渐成为一代之盛，艺术风格多彩缤纷，词作内容的含量也在增大，它不但被用来写艳情，也广泛地被用来抒豪情，在某种意义上，词也兼有正统诗文言志的功能。特别是苏轼作为一代词人之雄登上词坛后，词在他的笔下发出了奇光异彩，遂成了“一代之文学”，人们对词体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词体有了渐尊的趋势。

这种推崇词体的趋势在理论上的表现最早见于苏轼及其门人的词序词评中。他们提出要打通诗词的界限，移词就诗，承认词与正统的诗应占有同等的地位。苏轼在《答陈季常书》中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东坡续集》卷五）黄庭坚《小山集·序》也说：“戏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这种同诗挂钩以提高词体地位的作法，是宋以来文学评论中俗文学争地位惯用的方法。词如此，后来的小说、戏剧也都是通过与诗攀比以提高地位的。另一方面，苏门词人也有不同意把词混同于诗，而要求词应“本色当行”的。他们与前一种观念途径虽殊，但目的一致，都是要推尊词体。如陈师道《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这就为词确立了一种标准，为诗词之别立下界石，词就是词，它应有自己的面目。这正反映了人们词学观的自觉，而这种自觉的具体化就是看重词是一种有别于诗的文学样式。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中也提到：“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由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龌龊”。词“自有一种风格”与要求词应“本色当行”一致。这都为李清照词“别是一家”之说奠定了基石。

李清照对于前人的观点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内容更丰富，立论更全面，眼界也更广阔。她从词史的角度，着眼于北宋整个词坛，而又注意词坛名将的具体考察。在史的探求与微观的研究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并通过对具体作家的评价反映出词“别是一家”的内涵。表述了词在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方面的不同要求。她通过对秦观、黄庭坚的批评，提出词在内容上要尚故实，在艺术形象上要主情致；对苏轼的评价表明词在音乐上要协律；批评张先、宋祁等“虽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意在表明词境要混成，要构成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在对柳永、贺铸词的评语中表露了词的风格应该典重、高雅；晏几道的词中“苦无铺叙”，则说明词要擅铺叙。李清照正是通过这些不同测面的探索，才得出了词“别是一家”的结论。而这个结论的内涵就是要求词必须讲究音乐美、形式美和形象美，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必须有别于诗，显出词的“本色”来。

既然李清照《词论》从审美的高度对词的音乐、形式以及形象提出“别是一家”的观点，作词应该强调艺术上的追求，这就对词的这种俗文学有了雅的要求。词本是民间之物，现存最早的民间词是敦煌曲子词。这些词内容上多是反映妇女生活与男女恋情，风格上通俗明白，语言多俚俗平近。这些特点对文人词有一定影响，所以文人作俗词曾在唐五代特别是宋初词坛风靡一时，柳永是其代表，此外欧阳修、黄庭坚、秦观等人也作过俗词。但随着词为文人所重视，内容更加广泛，艺术上要求典雅，俗词的发展便受到限制。政治上有宋仁宗对柳永的贬斥。李清照的《词论》评论柳永词“辞语尘下”是从理论上对俗词的批评，而词坛上苏轼的豪放词从创作上对俗词加以抵制，这就标志着作为俗文学的词不能再按照民间词的路子走下去，开始了由俗趋雅的变化。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第一，李清照词“别是一家”之说，旨在通过严分诗词疆界，确立词的独特个性，从而达到尊体的目的。而这一观念是在词体繁荣，词学争论纷起的背景上形成的，是对前人及同时代词理论的继承、总结和发展，所以集中体现了一代人的意识。可以看出，尊崇词体在李清照的时代已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倾向，说明了词人对于词这种文学形式的自觉。第二，词“别是一家”的理论也表明了词这种由民间发展起来的俗文学，快要走完作为俗文学的路，开始了向雅化道路的转折。从我国文学发展的趋势看，由俗到雅是各种文学样式发展的基本规律，诗是这样，词、曲、小说也大致如此。当着一种产生于民间的俗文学，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从理论上进行探讨，这种文学形式便露出了雅文化的端倪。李清照《词论》所体现的“尊体”观念就是词由俗转雅的理论标志。以上两点认识正是《词论》“尊体”观念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