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盛弹吉他厉害吗:基督教在四川藏族地区的传播

杨健吾  

    
    基督教是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的总称,包括天主教、正教、新教和其它一些较小的教派。基督教在四川藏族地区有过艰难、曲折的传播史,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将在四川藏区传播的天主教和新教(又称耶稣教)一并讨论。
   
    (一)
   
    早在唐代,四川就是景教(基督教的一支)流行的地区之一。当时,从波斯传入的景教在成都西门石笋街、峨眉山等地建有大秦寺,四川的地方官员曾倡导景教。唐武宗会昌毁佛时,景教也在禁毁之列。经过此次打击,景教在四川销声匿迹,原来的景教教堂以后多改为佛寺。明代,基督教再次传入四川。崇祯十三年(1640年),天主教葡萄牙耶稣会教士利类思(意大利人,本名布各略ＬｕｄｏｖｉｃｕｓＢｕｇｌｉｏ)在北京经汤若望(ＡｄａｑｍＳｃｈａｌｌ)介绍,在东阁大学士、四川绵竹人刘宇亮的帮助下“首先入川,传扬福音”。同年,大吕宋国(今菲律宾)安文思(原名嘉庇厄尔·马加尔纳ＧａｂｒｉｅｌＤｅＭａｇａｈａｅｎｓ)神甫也接踵而至,“襄助传教事务”。这是天主教传入四川之始。他们在今绵竹、成都、重庆、宜宾、西昌等地建立教堂,传教布道,是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最早传入的西方宗教,其信徒超过了基督教(新教)。
   
    清代,入川的传教士不断增多,至清中叶,四川已成为天主教在中国最大的教区,从最初仅限于成都、重庆等少数地区,不断发展到四川主要的府县、城镇都有了传教士活动的踪迹。而天主教士进入四川藏区,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西藏成为独立教区。根据1857年8月9日签定,次年得到罗马教廷批准的局限,西藏教区还管辖上川南(除去邛州、大邑、穆坪和天全州东部)以及下川南的仁寿、井研2县。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法国天主教杜教士被任命为西藏教区主教,他取道四川入藏,行至昌都为官民所阻,被迫退回。同年,法国传教士在清溪县(今汉源县)大林埠(今大林坪)建立了主教区。这是梵蒂冈天主教教会势力传入康藏地区之始。道光三十年(1852年),巴黎外方传教士丁盛荣受罗马教廷之命赴西藏传教,路途受阻,折返打箭炉(今康定),于炉城北郊设堂传教,康定遂成为康区天主教传播的大本营。咸丰二年(1852年),华郎廷、圣保罗在巴安(今巴塘)城区建教堂,天主教传入康南地区。随后的10多年里,法、意、加、奥、德等籍传教士数十人先后在康区修建教堂15座。
   
    1856年(咸丰六年)4月2日,四川代牧区第一次划分为川西北和川东南两个代牧区。罗马教廷指示四川宗座代牧召集全川教士议定,按当时四川行政区划划分教区范围。大体上,川西北代牧区管辖川西成绵龙茂道、建昌上南道及北川道的大部,马伯乐任川西北代牧区首任宗座代牧,座堂彭县。1857年(咸丰七年)8月9日,川西北、川东南和西藏3个代牧区主教商议共同签定了各自教区的界限协定,并于次年1月7日得到罗马教廷的批准。川西北区包括四川整个西北部、川南的邛州(今邛崃)、大邑、宝兴穆坪及天全州(今天全县)东部地区,以及川南的资州(今资中)、资阳、内江,教徒约2 9万人,但汉族占绝大多数。西藏教区管辖西藏、康属及上川南南部地区的一半(除去邛州、大邑、穆坪和天全州东部)及下川南的仁寿、井研两县,教徒有1 9万人,绝大多数也是汉族。1860年,四川两大教区分为川南、川东、川西北3个教区。1861年—1868年,川南教区的界限曾一度延伸至藏区的巴塘。1868年,川南和西藏两教区的界限才被确定下来,并对1860年的界限有所变更。至1870年,川西北代牧区有一个代牧主教,12个外籍教士,27个中国神甫,102所经言学校,3 5万名教徒。
   
    同治三年(1864年),清政府提出,在西藏不可能对法国传教士加以保护。同时,法国公使馆也怕引起英国的不满,沙皇俄国也反对法国人插足西藏,法国传教士不得不放弃了进入西藏的计划,转而向四川和云南靠近藏区的地区发展,罗马教廷在清溪县化林坪设立了主教府。同年,传教士吴依容(Ｈｏｕｉｌｌｏｎ)被派驻打箭炉,巴布埃(Ｂｏｕｒｒｙ)被派往巴安(今巴塘)。后古特尔(Ｇｏｕｔｅｌｌｅ)在打箭炉建立了教会,在原云南助理主教丁盛云(Ｊｏｓｅｔｈ)被任命为西藏代牧主教。他取道川南,经叙府、嘉定、雅州于1865年12月21日到达康定。此时,进藏的全体传教士都在当年被赶出西藏,巴黎外方传教会感到进入西藏困难很大,遂决定在康定安置主教,购买土地,修建教堂。主教府乃由化林坪迁至康定。康定教区包括懋功(今小金)、靖化(今金川)(今均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了进一步向西发展,打通到达拉萨的道路,法国传教士在巴塘、理塘“置买田地,盖造房屋及教堂”3座。
   
    1877年丁盛荣死后,毕天荣(Ｂｉｅｔ)继任主教。此后,倪德隆(Ｇｉｒａｕｄａｕ)、李雅德(Ｌｅａｒｄ)、任乃棣(Ｇｅｎｅｓｉｅｒ)等相继前来,或被留在康定,或被派往巴安、盐井、泸定和云南维西等地,修建教堂,开展教务。特别在巴安购置土地、修建房屋及教堂3座,作为进入西藏的前哨阵地。
   
    光绪五年(1879年),天主教传入泸定,分别以冷碛、磨西、泸桥沙坝为传教重点区,先后建立了教堂,并在沙湾设立分堂,由沙坝教堂兼管。各教堂有司铎1名,附设男女学校各1所,兼收养孤贫小儿,并附设诊所。
   
    1901年,倪德隆继任代牧主教,在康定、泸定等地大量购置土地、修建教堂,创办拉丁学校和修道院,极力开展教务;还深入研究康藏历史、文化,开办学校,编撰《藏文文法》、《藏文读法》、《拉丁法文藏文字典》等工具书。康定教区设主教1人,总管全区教务;副主教2人,襄助教务。1人住康定,1人住维西。下设当家处,负责人称“当家师傅”,管理全区财政,有管事和秘书各1人。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就成立了教友团体“天主教会”,还有“圣心会”、“德肋撒会”、“七苦会”等。后至民国年间,中国籍传教士杨华明又成立了“中国天主教文化协进会康定分会”,以文化服务社会为宗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法籍教士佘廉蔼(Ｃｈａｒｒｉｅｒ佘沙礼)和谭敬修到道孚传播天主教,当地衙署官员以上宾之礼相待,教堂一切事宜无不鼎力相助,道孚城内的名门望族亦积极向其投靠,尤其是初来道孚的汉族,无不加入天主教以求庇护,县城里百分之六七十的汉人皆成为教徒,但藏族因为信仰藏传佛教,却不为其所动,即使有个别人成为天主教徒,也非常勉强。传教士在县城东购地修建教堂、传习所及房屋10余间,因为当时道孚无学校,县城的汉人纷纷送子弟到传习所就读。
   
    宣统元年(1909年),康定教区派法国人苏德隆任丹巴天主堂司铎兼办教育。经地方当局许可,在今丹巴章谷镇团结街团结桥东段修建了一座简易教堂,作为男教徒和学生的居室和修女分堂,供女修士和教徒(学生)居住。天主教的势力正式发展到丹巴地区。此后,天主教在丹巴活动了42年,共有7任法籍传教士担任司铎兼办教育。
   
    宣统二年(1910年),罗马教廷因天主教一直未能在西藏扎根,遂取消了“拉萨教区”,建立以康定为中心的西康教区,辖康区、锡金、云边地区。同年,康定真原堂与南门公教医院建成,教务大有发展。当时的康定教区主教倪德隆又派藏族神甫熊德隆去道孚、炉霍传教;佘廉蔼去丹巴传教,并命巴塘神甫伺机进入西藏。次年辛亥革命爆发前,藏民杀死熊德隆,扣捕外籍教士,前清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迅速镇压,并给予教会一些特权,强迫藏民为教堂支“乌拉”差役,教会势力又有所发展。
   
    至民国年间,天主教的势力已在四川藏区站稳了脚跟。1929年(民国18年)2月15日,天主教调整教区,将西藏西南一带及不丹等地划入锡金自立传教区,由加尔各答总主教管辖。同时撤消西藏代牧区,更名为打箭炉代牧区。并增设了雅州(今雅安)(监牧区)、顺庆(今南充)万县教区。至此,四川共成立了8个教区。1936年,康定教区管辖西藏一部、四川康定、云南维西等地。据当年调查,天主教势力已散布于康区的康定、雅江、理化、稻城、贡噶、定乡、怀柔(今新龙)、巴塘、察雅、白玉、宁静、科麦、甘孜、石渠、邓科、昌都、恩达、嘉黎、太昭、武城及云南中甸、维西、德钦等20余处,约有教民6000余人。康定教区还办有若瑟修院对青年信徒进行宗教教育,修生毕业后送往马来西亚槟榔屿大修院。1939年西康建省,宁雅二属另设教区,天主教西康教区改名为康定教区,其管辖范围有:康定、丹巴、泸定、雅江、巴塘、稻城、定乡、炉霍、道孚、贡噶、怀柔、察雅、白玉、宁静、科麦、甘孜、石渠、邓科、昌都、恩达、嘉黎、太昭、武城、中甸、维西、小维西、德钦、茨中等。绥靖、崇化、富林、黑木厂也先后划归康定教区,有教堂27座,教徒1105人。康定教区所辖范围之广,居全国八大教区之首。
   
    1946年,天主教“圣统制”建立,改称康定主教区,华朗廷升任正权主教,受四川省尚维善主教管理。至1949年,康定主教区共辖康定、泸定、炉霍、丹巴、道孚、巴安、盐井、汉源、懋功、靖化和云南维西、德钦、贡山13县。有教堂19座,分堂16座,教民5361人,外籍司铎(即神甫)23人,华籍司铎6人;外籍修士3人,华籍修士3人;外籍修道15人,华籍修道26人。办有中学1所、职业学校1所、护士学校1所、医院1所、诊所1所、慈幼院2所、孤老院1座。还自设印刷所专印教会书刊和藏历等,开办法文补习班。
   
    康定教区在康定地区活动40年,由于民族宗教信仰的严重对立,教会与当地民众的土地纠纷,教会与当地土司、头人的利害冲突,教会与教会之间、特别是英国与法国之间的利害冲突等诸种原因,信教的人数始终有限,教民分布的地区也不广。如以今甘孜州地区而言,20世纪50年代初,有教堂13座(内设分堂4座),教民2301人,多集中在康定县,且以汉人为主。其它地方的教堂,有的建筑仅“草房五楹”,有的有教堂而无教民。天主教在康区的传教活动显然是很不成功的。
   
    (二)
   
    基督教在四川藏区的传播差不多是与天主教同时进行的。从清同光年间(1862—1908年)开始,基督教的内地会和美以美会紧随天主教的步伐传入了四川藏区。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康慕伦(Ｃａｍｅｒｏｎ)于1876年(光绪二年)12月开始长途跋涉,多半步行,先从湖北到了四川,又到打箭炉,再入东藏境,到了理塘,从理塘到巴塘,渡过金沙江进入西藏边境。但他此行主要是调查摸底,未站稳脚跟建设教堂。
   
    光绪十九年(1893年)英国圣公行教会成立四川教区,英人盖士利(Ｒｏｖ.Ｗ.Ｗ.Ｃａｓ ｓｅｌｓ)任第一任会督。以绵州(今绵阳市)为教区中心。此后近10年时间里,圣公会建立教会的地区已扩展至成都、茂县、平武等川西北13县。
   
    光绪二十年,经清廷准许,美籍牧师贝克(Ｈ.Ａ.Ｂａｋｅｒ)到达巴塘,于城北甲日隆租地7亩,准备建立教堂,后因故未果。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华基督会华东教区派美国传教士史德文(Ａ.Ｌ.Ｓｈｅｌｔｏｎ)医生夫妇前往巴塘后,在城区租借藏族贵族协敖的私宅设立教堂,并附设医药部和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美国传教士浩格登(ＪａｍｅｓＣ.Ｏｇｄｅｎ)夫妇来巴塘襄助。宣统三年(1911年),应浩格登请求,美国差会向中国政府交涉,获准在巴塘修建医院、学校。四川总督令巴塘军粮府协办其事。教会租得巴塘南门外架炮山顶荒地2公顷,正式成立基督会巴塘教区。从宣统二年(1910年)起,美国差会先后派王哈德(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ａｒｄｙ)夫妇、罗福德、莫尔士、邓昆、杜加、皮得生、贝尔义、余明生、吴师帮、杨恩(女)等30余人到巴塘工作,并分赴宁静、察雅、昌都、盐井、德钦(属云南)等地传教。至民国15年(1926年),教徒已达100余人,收养孤儿83人,华西学校有学生80人。基督教会医院有住宅两座,病房、手术室和化验室各一间,床位50张,医生和护士各一人,由美国差会派遣,每5年轮换一次。其它所需护理人员和工人根据需要派到岗位上培训。医护人员要掌握一般临床藏语,方能在门诊和病房工作。薪金视其业绩好坏发给,每月20到50藏元不等。
   
    光绪二十二年(1893年),基督教的另一差会英国内地会在康区的活动有了新的发展。此前两年,内地会女传教士泰罗(ＡｎｎｉｅＴａｙｌｏｒ)在甘肃洮州开荒,翌年9月,由一名忠心耿耿的西藏仆人伴同出发,于当年进入拉萨境界以内。1893年1月7日,官方将其驱逐出境,她只得历尽艰辛于4月到达打箭炉。光绪二十六年(1897年)7月,英国内地会传教士西瑟端纳(Ｍｒ.Ｃｅｃｉｌｐｏｌｈｌｌ-Ｔｕｒｎｅｒ)和4位传教士到达打箭炉,在康藏地区建立了第一个传教基地,作为西藏工作的中心地。这里有40个西藏人开设的旅店(锅庄),可在其中传播教义,并从此地向北、向南和西南各地游行布道。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4月,英国内地会叶牧师至康定传教,建立了福音堂。每逢星期一用藏、汉语传教,同时向听众散发宗教图片和藏、汉文的《马可福音》。其后,英国人顾福安、加拿大人纳尔逊、英国人裴元弟、美国人郭纳福先后到达康定传教。
   
    在康定,基督教先后建有两座教堂。基督教的一些宗派和差会在康定、甘孜等地另有一些零星的活动。如,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简称安息日会)于民国7年(1918年)派美籍传教士安德烈(ＪｏｈｎＮ.Ａｎｄｒｅｗｓ)进入康定,开创西康区会。50年代初,川康区会和东川区会共有教堂10座。民国36年(1947年),由美国长老会、路德会、美以美会,加拿大福音会、长老会及及英国满福音会等差会传教士组成流动布道团体基督教环球布道会。美籍牧师吴扬道(Ｄ.Ｂ.Ｗｏｏｄｗａｒｄ)、兰德乐(Ａ.Ｈ.Ｃ.Ｌａｎｄａｎｌ)、卫浩德(Ｈ.Ｎ.Ｗｉｔｈｙ)和加拿大传教士吴遵道(Ｅ.Ｍ.Ｗｏｏｄｗａｒｄ)、司崇道(Ｅ.Ｅｓｅａｑｅｒ)及英籍传教士史承恩(Ｎ.Ｅ.Ｓｔｏｔｏｋｅｒ)等6人在康定建立了康定环球布道会。吴扬道、吴遵道、司崇道等3人在来中国之前,还在印度本格省专门学习过藏文。到康定后,他们主要是通过医药、救济等方式传教,活动于康定、甘孜之间。在康定,他们以内地会福音堂作礼拜;吴扬道还经常到康定南门各锅庄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教义,宣扬“福音”。在今甘孜县,他们将教堂设在一教徒家中传教。但两地仅有教徒10余人。50年代初,外籍传教士回国,康定环球布道会遂停止了传教。1949年4月,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基督教遍传福音团美籍女传道员贝悦纳(ＨａｌｅｎＢａｉｌｙ)也在康定成立教会,但无教堂。同年9月,重庆基督教遍传福音团负责人马可派女传道员郑睦天(中国人)、郑爱贞姊妹到康定协助贝悦纳工作,在康定发展了教徒30人。1950年8月,郑睦天与边疆布道团牧师丁约翰、清洁会传教士刘纯奉去雅江县传教,先后发展教徒7、8人。郑氏在雅江曾请藏文教师教藏文,在今雅江县八角楼(今八角楼乡)、白孜、噶拉(现更名呷拉)、麻子石(此3地均为行政村,白孜、噶拉属呷拉乡辖,麻子石属河口镇辖)等地都有传教活动。50年代初贝氏离境后,该团即停止活动。
   
    (三)
   
    阿坝藏区比康区更早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明天启四年(1624年),印度果阿教区耶稣会教士安东尼·德·宏瑞德等化装成朝圣的印度教徒,从我国阿里南端潜入泽布隆地区。这是第一批进入我国西藏地方的欧洲传教士。同年4月12日,他们在泽布隆建立了在西藏地方的第一座天主教堂,遂鼓动印度的耶稣会向卫藏中心地区进一步试探。天启七年(1627年)传教士斯蒂芬·卡塞利亚和约翰·卡夫拉尔从不丹进入日喀则活动。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耶稣会传教士约翰·格鲁培和阿尔培·道费尔从我国内地出发,经西宁、黑河到达拉萨,后又取道西南从聂拉木出境,经尼泊尔和印度返欧,其旅程贯穿我国西北、西南整个藏区。18世纪初,印度的另一个天主教组织卡布遣教会派人从尼泊尔混入拉萨,其后,该会传教士陆续进入西藏,向梵蒂冈争得了在西藏地区传教的特许权,在拉萨建立了教堂,先后活动达30年之久。由于拉萨在我国藏区的特殊地位,阿坝藏区也受到了天主教的影响。光绪四年(1878年),美国上尉及尔与军人士尼由成都进入茂县地区,翻越瓦钵梁子,横穿黑水全境,经马尔康地区再往甘孜地区。次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的霍尔士遍游四川全省,寻得川西北一部之“蛮子部落”等。他曾到茂州(今茂县)、理番(今理县)一带活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法国天主教在茂州建立了天主堂。宣统元年(1909年)后,英、法传教士相继在茂县、汶川、杂谷脑等地建立了福音堂和天主教堂,几年之内,这些地区已建有10多座教堂,并附设了一些学校、医院。
   
    这一时期,基督教安立甘宗英国行教会传教士何诗白(Ｊ.Ｈ.Ｈｏｒｓｂｕｒｙｈ)也到了四川活动。光绪十四年(1888年)春,他只身一人沿长江到四川调查,得到内地会东川英国教会人士的协助,游遍全川,终于在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寻得大片基督教尚为开辟之地。他次年回国即向差会报告,发起一次到川西建立教会的活动。1892年,何思白率领一个15人组成的宣讲师团,从浙江沿长江而上,深入到四川腹地活动。从1894年起,先后在绵州(今绵阳市中区)城、江油县、中坝、新都、绵竹、安县、石泉(今北川县)等县城创建了英国行教会。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英国行教会华西教区成立。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已建立绵州、中江、中坝、安县、绵竹县城、魏城(绵阳县)、遵道(绵竹县)、德阳、新都、石泉(今北川县)10个总站,还设有若干支站。绵州和安县教会,已部分由华人自养。松潘处于西藏边界,传教士屡去探视,因人力缺乏,无西人驻此。但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起,到民国元年(1912年),不过几年时间,圣公会就在成都、茂县城关、松潘县城关、平武县城关都建立了教会。从1894年起到1912年止,圣公会传教区域已发展到川西北13个县。1912年,该会接收内地会管理的川北、川东21个县的教会,加上川西成都、安县一带,教区已包括34个县。而成立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中华圣公会西川教区,教徒也已分布到了北川、茂县、松潘、平武等地。5年之后,该会陆续放弃了平武、北川、茂县等地的传教。
   
    民国7年(1918年),基督教英国美道会又派人到汶川、理县、杂谷脑等地建立教堂和教区,由中国信徒捐款开发边疆布道工作。教会派中国布道员毛阿森(成都人)进入理番县杂谷脑一带布道,建立理番自养区,在薛城修建了“福音堂”,当地有几十人加入教会。福音堂在薛城后街创建了女子小学,课程除语文、算术外,以宣传基督教教义为主。福音堂还开办了成人夜校和义务医务室,开办“小本借贷”。理番自养区经济、人事由英美会成都、嘉定、荣县、仁寿、彭县、自流井、泸县、重庆、涪陵、忠县等10个区会组成的自养委办会安排,不受差会的控制,后来称为“十一区会”。该区在理县薛城建有教堂,并设有学校、医院。每年布道会进理番、杂谷脑等地避暑的英国男女有数十人,“布道会从威州起一直可以影响到巴塘以西……。”民国19年,韦显明等3名英国人到阿坝藏区的大、小金川、理县、四土等地活动,搜集当地社会、民族、自然等各方面的资料,并在小金县营盘街购买了当地游湛如的附宅,将其改修成福音堂。他们将《圣经》、《马可福音》等精印成英、汉文的宣传材料,并译成藏文,在各土屯藏族聚居区见人就送,力图扩大影响。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0月,在民国政府的支持下,中华基督教会全国边疆服务部在成都成立,孔祥熙任名誉会长,宣传要中国人建立“自主、自养、自传”的“本色教会”,随即在松潘、茂县、汶川、理番县等地设川西区部,主要宗旨是:以宗教提高其精神生活;以生计改善其物质生活;以教育增进其知识水平;以卫生解除其疾病痛苦。”依靠“美国援华会”、“美国教会救济会”等结构和民国政府的经费在川西北藏、羌族地区活动。1939年12月14日,由张品三带领张宗南、肖兴汉、张楚望等人,从成都出发进入汶川、理番县(今理县),其服务对象主要是沿岷江和杂谷脑河两岸的羌族和藏族。他们在威州设立了编制多达50人的“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川西办事处”,并于第二年接办了理番县自养布道区。1944年,为了深入到藏区活动,将办事处迁往理番县薛城(今理县东北薛城乡),并以此为基地分设了7个据点(即立力寨、日尔觉寨、杂谷脑寨、佳山寨、龙溪寨、威州和萝卜寨),以传教、行医、办学等方式极力拉拢藏、羌等各族群众。川西区边疆服务部先后在薛城、威州、杂谷脑等地设立医院,在佳山、列列、但杂木沟、日尔足等藏、羌民族地区开办学校,在杂谷脑营盘街创办了幼稚院,还在威州利用0 18公顷土地发展并扩大优良牛、羊、猪、鸡、兔等品种。1943年,川西服务区与威州岷江流域林管区合作,在佳山寨、萝卜寨等建立了苗圃,就地培育胡桃、杨槐、松柏、榆、椿等树苗1万余株,并试验玉米良种。还在杂谷脑下较场(今县人民政府一带)栽植苹果树,兴办果园。
   
    川西服务区各医疗单位的巡回服务,除了到各驻地附近的山寨外,1946年夏,曾到黑水河流域和三番(今黑水县南部一带)巡回。1947年4月,又到四土(今阿坝州马尔康县的马塘、卓克基、松岗一带)。1947年3月27日,应卓克基土司索观瀛的邀请,川西服务区主任崔德润和杂谷脑医院院长崔毓珊前往卓克基为土司的长子大喇嘛治病。一些地方,甚至有藏民来联系,要求边疆服务部前去开辟服务区。
   
    迄至1949年底,外国教会已在四川理县、汶川、茂县、黑水、松潘、阿坝、马尔康、壤塘、靖化(今金川)等地建立了教堂,发展了一些教徒,并建立了5所教会小学和几所诊所。
   
    (四)
   
    基督教在四川藏区的传播，同时扮演着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殖民扩张的先遣队、侦察队和先进的科学文化的传播者的双重角色。其活动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广泛收集各种情报，以尽快熟悉中国社会，了解各民族风土人情。如，传教士们以“考察”、“探险”、“游历”、“通商”等为名，“搜集有关民族、语言、历史、地理、商业以至一般文化的情况。”他们中有些“所经广裹行程多为人所未悉，且报告之详尽亦使人叹服”，一些材料“对藏人宗教及社会生活之记录尤可宝贵”。一些人不走大路，专行“人迹罕至及曾封禁之路”。所用的活动器材也很诡秘:将沿途秘密记录和棱镜罗盘卷进写有“唵吗叭咪哞”的经书内，藏入香客所用之转经筒里;代替108颗念珠的仅有100颗的念珠，这样每走100步拨动1颗，以此测标距离;将测量高度角、水平角的六分仪藏在旅行箱特制夹层里;将温度计藏在空心棍棒里，等等。在阿坝藏区，搜集各地自然、社会各方面的资料也一直被传教士们视为是首先应当完成的事。
   
    二、广设教堂，兴办学校、医院、育婴堂、救济院等慈善事业，创建报刊，帮助传教活动的进行。基督教在四川藏区先后建有教堂(包括支堂、祈祷所)数十座，“如丹巴、道孚、炉霍、巴安(今巴塘)、盐井各地，一县之中，亦数处教堂，每堂小者数百亩，大者数十里，绣坉如云，烟树相望。”。各地还根据条件，建立了学校、医院、孤儿院、育婴堂等。如，在今阿坝州境内，天主教会设立了3种类型的学校:普通男校、普通女校、男女合校的普通学校。学校校长由中国人担任，聘请知名学者任教，经费由教会筹措。早期的主要教学内容是《圣经》、英语，次为“四书”、“五经”和自然常识。后来，除重视英语外，也讲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设置音乐、体育等课程。毕业生既是教会机构宣传人员的来源，亦是在华的外国企事业职员的主要来源。在康区，为了争取教徒，传教士们费尽了心思，探入民间，好言好语，以送钱物等方式引诱藏民人教。礼拜之时，则鸣金聚众，悬挂散发五彩宗教画片、书籍及藏汉对译的赞美耶稣的大字诗歌，用糖果、糕点为饵，引诱幼童演唱圣经歌曲，间以藏汉两语布道，还开办幼稚园、基督孤儿院、学校、医院等，培养为之服务的人才。他们自任教师、院长等职，规定藏译新旧圣经为小学必修课本，学生需强记硬背，还随时诱导学生人教洗礼，要求师生每周参加礼拜，对于虔诚信教者，则给予褒奖或资助;反
    之，歧视、詈骂甚至毒打。进教会医院，患者不论病情轻重，先要在候诊室静听传教士宣讲耶稣箴言，以及他们远涉重洋来华是“弘扬基督博爱精神，为藏民除恶消灾”等等，然后开诊，付不起药费须人教成为教徒，否则不予免费。
   
    为了进一步宣传教义，康定教区于1921年创办了法文版《西藏回声报》，月出一张，报道教区教务和地方新闻，每期均寄往法国、罗马等地和国内各教区。1945年，又创办了《祟真报》，由中国神甫杨华明负责。起初为油印，每月一小张，100份，发至国内各教区和本教区所属教堂和军政机关等，不久扩大为一大张。辟有“国内外重要新闻”、“康藏史地与风俗”、“教会生活与文艺”等栏目，散发国内各教区和康定教区各堂口、康定军政机关，并张贴在真原堂临街的围墙上。但因经费不足，仅存活了3年时间就自行停刊。
   
    这些软硬兼施的作法和措施对扩大基督教在当地的影响，吸引更多的群众信教是有帮助的。除了前文提到的报刊，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还于民国32年(1943年)4月创办了月刊《边疆服务通讯》(后改为双月刊，每期印l000-3000份)，内容主要是在川西区服务部和西康区服务部各服务处工作人员汇报在各地从事教育、医疗、生计、传道等工作的情况和工作人员的生活情况，也刊登一些专家学者在上述地区调查后写出的学术报告。显而易见，与在国内其它地区一样，基督教在四川藏区的传播的作用并不完全是负面的。各地传教士们对开辟当地闭塞的民风，开阔当地民众的眼界，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帮助各地社会医疗福利事业的发展，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以至于对各地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诚如国庆先生所论，传教士们并不都是帝国主义分子或殖民主义者，他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早期的传教士，有些是虔诚的教徒，是一心一意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传教的;有的是迫于生计来中国谋生的，无意识地推行了侵略政策，而他们本身并不带有特别的政治色彩。如，他们中的有些人，不惜用毕生的精力学习研究藏语文和藏传佛教，聘请藏族知识分子为师，与藏族学者共同编译文献。他们一方面引进西方文化，同时又将佛经词汇吸收进《圣经》、《耶稣赞美诗》、《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之中,编译成藏民们易于接受的藏文读本,广为宣传。如,华朗廷任康定教区主教期间,在康定开办教会印刷所,印行藏文、拉丁文、英文、法文的天主教经典。出版有《藏文文法》、《藏文字典》等藏文读本,并将新旧约全书译成藏文出版。他们中有的人还将藏传佛教的经典传播出去,把重金购买的格鲁派大师宗喀巴著作,达赖、班禅传记以及大量珍贵的佛经、唐卡带往国外。又如,美籍传教士浩格登与格桑旺堆合作,用英文、藏文编辑了《论世界各国》一书,书之首页选用了藏族画家根据佛经绘制的“世界形成”图案,在印度出版后,又带回巴塘发行藏区各地。诸如此类,都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
   
    三、广占土地和房屋,以地租、房租进行剥削,作为教会重要的经济收入。基督教在教区采取典当、购买、冒占等方式兼并土地、房产,利用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土地价廉、以块计算、无明确的面积界限等特点,大量侵占地产,教会实际上成为了当地的大地主。如,在康区的盐井地区,教会共占有土地114块。在康定、泸定地区,现康定地区已垦400余亩,泸定“已垦万余亩,康定犹未收租,泸定收租千八百石。考其实际,皆不止此”当然,这也必然激化教会和教区内各族群众的矛盾,导致激烈的反洋教斗争。
   
    传教士们不但重视以医疗、慈善等具有实惠的物质手段吸收群众,还特别注意向各民族群众灌输信仰,所以他们的传教能够收到一定的实效。如基督教创办的巴安华西学校,聘请当地富有名望和才学的藏人担任校长、教师。学校教科书除藏文外,其它,如国文、历史、地理、算术、卫生等课本均从外地购进。藏文译本的新旧约圣经为必修课,除授英文,开设制革、打线带、肥皂、印刷、打三合土、安装电话、嫁接果木等技术课,曾聘请著名学者刘家驹任校长。学校还开展了田径、体操、棒球、足球、拳击等活动。传教士们将近代体育推向民间,由教师辅导当地民众开展体育活动。每年圣诞节在当地举办运动会,优胜者给予物质奖励。尤其是他们传入的打棍球(实为棒球的变种),在巴塘几乎人人会打,连喇嘛寺的喇嘛之间也要进行棍球比赛。传教士们重视民众文化需求的种种作法,对开化当地民智,增进少数民族群众的体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四、基督教在四川藏区的传播始终是在与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特别是藏传佛教信仰的斗争中进行的。基督教在四川藏区从事活动,必然要受到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影响,不仅是基督教的某些宗教活动被蒙上浓厚的各民族传统文化和藏传佛教色彩,就是在一般的信徒家庭中,亦“往往佛像与十字架错杂供养”,体现出两者之间的相互渗透。如,在道孚,教堂的会长冯明德是袍哥大爷,他既信仰天主教,又祭拜“关圣帝君”,当地像他这样的不乏其人。民国元年(1912年)的大年三十,有的教徒端上猪头去关帝庙拜祭,外籍教士极为不满,带领教徒前往阻拦,双方争执不下,酿成棍棒斗殴。自此以后,教徒纷纷退教,有的只身入教,家庭成员不入教,教堂威望大挫,再难发展教徒,仅保持五六十名老教徒,教会活动也日趋冷落,司铎无所事事,只有喝酒、钓鱼混日子。
   
    而更重要的是,基督教的观念、习俗与藏族传统文化、信仰有根本的区别,这就使二者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基督教的传播直接损害了藏传佛教的宗教利益,后者更是要对其作出强烈的反应。如,天主教传入康区不久,其活动就引起了西藏格鲁派上层的注意,并随即采取了反抗的措施。清同治元年(1862年),藏地僧俗盟誓要禁阻法国传教士在当地传教,次年(1863年),法国传教士巴布埃(Ｂｏｕｒｒｙ)到达巴塘,在城郊四里龙修建了一座教堂和两座住房,发展了17个藏人信奉天主教。两年之后,西藏格鲁派上层即以保护藏传佛教的名义,向全藏发出“誓死不与洋人往来,不准外国势力侵入”的号召,巴塘民众积极响应,驱逐了传教士,捣毁了教堂。此后的几十年里,当地不断发生地方民众与天主教传教士的斗争,以至酿成著名的巴塘教案。出于对传教士的深恶痛绝,人们不惜采取暴力手段。如,1914年6月11日,传教士彭培(Ｍｏｎｂｅｉｇ)从巴塘外出即被杀害,随行6人也一道丧生。
   
    又如,道孚灵雀寺发生了与天主教的著名斗争。灵雀寺是康区格鲁派十三大寺庙之一,天主教传入道孚以后,在当地买地购房,开垦荒地,招纳佃户,发展教徒,分散群众的宗教信仰,直接触犯到灵雀寺的利益,因而该寺对之深恶痛绝。辛亥革命爆发后,灵雀寺主寺活佛崩弄佛督都乘社会局面动荡不安,清廷在川边藏区的统治濒于崩溃之机,以“拒喇嘛还俗”、“反对天主教”为词,邀请被废黜的麻书土妇志玛密议“乘势驱逐汉官、洋教”,鼓动、组织全寺僧人和部分群众,一举攻下县衙,捣毁设治公署,扣押知事杨宗汉,火焚天主教教堂,将法国司铎谭敬修、传教士熊德隆囚禁于灵雀寺,并捆绑跪于广场示众,还拢掉了谭敬修的胡须以示国威。后虽遭当局镇压,被迫认错和赔偿损失,但这场影响深远的斗争却极大地鼓动了当地群众反洋教的情绪,使教堂威望大挫。
   
    在阿坝藏区,绝大多数藏族群众也是“信佛深笃”,不买传教士们的账,羌民也“民智日进,罕为所愚”,不仅入教者寥寥无几,相反,因为“教徒武断乡曲,官吏偏袒,往往激成教案”群众经常聚众抗议传教士的胡作非为,捣毁教堂,赶走教士,入教的教徒也纷纷叛教,使基督教会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
   
    因为涉及其时极为敏感的中外关系,这种冲突早就引起了对其密切关注的清廷和外国驻华使馆的高度重视,多年来双方多次反复地交涉各种惩治、赔偿事宜,虽然表面上平息了纠纷,暂时缓和、化解了冲突,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思想、文化冲突的深层次的矛盾。最后应当指出的是,虽然经过长期艰苦不懈的多种努力,基督教在四川藏区逐步站稳了脚跟,但信奉者中藏族极少,这显然是有悖传教士们的初衷的。也就是说,基督教在四川藏区的传播是不成功的。此中原因发人深省。一个令人瞩目的事实是,宗教义理精深,历史传统深厚,组织系统完善,高僧大德众多,信众分布广泛的藏传佛教,始终对基督教排斥最烈,抗拒最凶。这既反映了一种成熟的人为宗教的强大的排他性,也说明了异质文化交流的艰难。这一现象至今仍然是西方传教士们难以改变的。
   
   
   
    杨健吾,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