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北京 制琴师:重庆市郊上演一幕闹剧：集体离婚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5 11:52:26
婚姻，原本是一件庄严之事。在西方，得入教堂、宣誓言，在主的面前承诺生死不变；在中国，需宴亲朋、拜天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然而，人心世道，皆已不古。
重庆市郊的人和镇，最近就有这样一幕活剧上演：1000多对夫妻，从假离婚，到再婚，再到复婚，荒诞事让人目不暇接，旁观者或谓之“儿戏”，剧中人却有不为人知的悲凉。
先离婚，再找个人塞1万元钱，然后跟他(她)结婚。年龄？不是差距；品貌？不是问题；从没见过面也没关系，惟一的要求是：城镇户口，且没有住房。在重庆市人和镇，婚就可以这么结。该镇和睦路婚姻登记处的数据统计，2005年，全镇共有732对这样的再婚婚姻。
离婚的就更多了，一共1795对夫妻，在这一年“劳燕分飞”。
对于一个人口只有两万多的小镇来说，这样的婚姻剧变，或许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45岁的人和镇集乐村村民叶兰如今带着孩子生活，她和前夫郭强，在去年12月，就经历了这样一场“人和式婚姻”。
现在回想来龙去脉，叶兰已是欲哭无泪。
1、“村长90岁的妈都把婚离了”
说得更明白些，离婚后再找个城里人结婚，分配的房子可以从一室一厅增加为两室一厅。
2005年12月，人和镇集乐村最大的新闻，莫过于村妇女主任魏淑芳再婚。
年近60岁的魏淑芳，前不久与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丈夫离婚，又闪电式地登记结婚。她新婚的丈夫，是附近一所大学的在读生，20岁出头。在人们啧啧称奇时，魏淑芳气定神闲地在麻将桌上，向几位牌友透露了这场婚姻的秘密：“要研究政策”，魏淑芳神秘莫测地说，“结了婚，按政策可多分一间房”。
她说的“政策”，是指从2000年始，人和镇集乐村被划为重庆市高新区北部新区开发用地，根据拆迁补偿规定，拆迁的村民统一分配安置房。
魏淑芳透露的消息在集乐村村民中不胫而走。叶兰也听到了消息。她和丈夫郭强开始了“研究工作”，两人初步弄明白了：根据1999年颁布的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市人民政府第55号令)，有几种情况可以得到“优惠”。
朋友们指点叶兰，主要注意第24条和25条。这两条冗长条文透露的信息是：“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
说得更明白些，离婚后再找个城里人结婚，分配的房子可以从一室一厅增加为两室一厅。两室一厅的诱惑在于，房型更合理，在市场上卖得起价。和大多数村民一样，按照安置房分配政策，叶兰一家并不缺房子住，他们缺的是钱。
按照55号令和高新园区的配套文件规定的政策，每人可拿到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21000元，但男性超过50岁女性超过40岁，高新园区不发放现金，统一办理储蓄式养老保险。
叶兰一家三口加上父母共5人，只有丈夫郭强和孩子不在办理养老保险之列，补偿费发放42000元，再加上房屋拆迁补偿费近30000元，青苗及地上构附着物补偿费近3000元，村社撤销后集体资产分得约3000元，叶兰一家最后拿到现金78000元。让叶兰发愁的是日常的开销，失去土地之后，家庭收入锐减，只能依靠家中3个人525元／月的养老费。如果能办假离婚，然后再假结婚，那么就可以另外分到一套70平米的两室一厅，叶兰算了一下，按照政策，其中40平方的价格为240元／平方米；余下的30平方价格为750元／平方米。叶兰只需付出约32000元，但卖出的市场价约为15万元。这是一笔看起来十分划算的买卖，但叶兰有些犹豫，“毕竟从没研究过政策，不晓得管不管用”。叶兰和丈夫郭强商量，再等一段时间，看看风声再说。但事实不容再等了，叶兰突然发现，身边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离了婚。人和镇婚姻登记处就在和睦路安置房小区的对面，从来冷冷清清的登记处门口，变得像菜市场一样热闹起来。
又一个爆炸性的消息这时传开了，朋友告诉叶兰，村里的干部们，差不多都离婚，还正在找人再婚。“村长90岁的妈都把婚离了”。
“干部做事情不会吃亏的，”叶兰慌了，“他们懂政策，要不我们也离吧。”听到这消息，郭强毫不犹豫地点了头。
2、默认的另一种拆迁补偿？
郭强也想不出填什么，小邓提醒他们，“要不就写感情破裂吧，差不多大家都这么写的”。叶兰和郭强连忙称是，“对对对，我们感情破裂了”。
和睦路婚姻登记处的热闹，马上传到了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的耳朵里。实际上，在离婚潮方兴之时，安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向高新区管委会做了汇报，“我们研究了政策，”徐南雄说，“55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徐南雄对村民“买进卖出”的算盘同样一清二楚。但让管委会头痛的是，要不要将此默认为拆迁补偿的另一种途径？
事实上，此前已有专家测算：按重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拆迁补偿人均2.1万元仅能维持一个人生活3年多。对于很多2000年前后被征地的家庭来说，早已入不敷出。
“离婚分户，多分一套房子，也算是政策允许范围内的一种补偿手段了，”安置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解释，“农民一直希望增加补偿，除了让他们离婚分房子，也很难在其他方面违反政策。”
但这也只是工作人员的态度而已，管委会对此并未明确表态。而此时，婚姻登记处的门口已排起了长队，挤满了前去办理离婚的夫妻。
在登记处外面，叶兰吓了一跳，倒不是因为人多，而是“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叶兰回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
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小邓，回忆起当时情景更是叫苦不迭，“婚姻登记处啥时候那么排过队”？登记处原本只有小邓一个工作人员，自从人和镇掀起离婚高潮，镇里专门派了两个人过来临时帮忙，“但还是忙不过来”。
一直排到下午，叶兰和郭强终于挤进了办公室。坐在登记员小邓面前，叶兰和郭强手脚麻利地逐项填写表格，但填到离婚“原因”一栏时，两人都停住了笔。“我们为啥要离婚呀？”叶兰先问丈夫，问完忍不住笑起来。
郭强也想不出填什么，小邓提醒他们，“要不就写感情破裂吧，差不多大家都这么写的”。叶兰和郭强连忙称是，“对对对，我们感情破裂了”。整个2005年，人和镇一共有1795对夫妻就这样“感情破裂了”。
离和睦路不远的人和大厦，就是安置办的办公地点，一名工作人员曾悄悄到婚姻登记处侦察情况，他形容为“人山人海，离婚盛况空前”。
办完手续回家的路上，叶兰夫妇碰到了朋友刘洁。叶兰兴高采烈地通报：“我们离婚了”。刘洁在祝贺之余十分羡慕，她的丈夫是邻村人，不在征地拆迁范围内，不能享受“政策”，因此他们没有离婚。
心情高兴的叶兰看出了刘洁的心思，安慰说，“想办法把你老公的户口迁过来吧。没关系的，这次离不成，下次再想办法！”
3、“我们都被耍了”
在这位官员眼里，此前管委会对离婚户的默认，已经是颇为宽容了，“再这样钻政策空子，哪个政府受得了呢？”
对于集乐村的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再婚。叶兰还在犹豫，在她想来，分到两个一室一厅已经够了。离婚之后虽然仍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叶兰心里始终觉得有点不踏实。要不要再找个人结婚，叶兰拿不定主意。叶兰的犹豫显然不合时宜。第二天，她就听见有干部拿着大喇叭在村里宣布，“申请增购安置房到12月23日截止，要办理增购手续的抓紧时间。”干部最后干脆提醒村民，“要离婚的要结婚的，都抓紧！”
村干部还透露了另一个消息，开发办并没有预想到村民们会离婚分房，因此一室一厅并不多，需求太多，可能很多人会拿不到房；而两室一厅非常充裕，再婚申请则没有问题。干部们说的没错，村里二期安置时，很多申请一室一厅的单身户，现在都没拿到房。
集乐村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重庆城区的下岗工人们，成了最合适的对象群体，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叶兰终于下定了决心，“两室一厅还是比一室一厅好”。不过她和丈夫商定，由丈夫再婚，叶兰自己实在不能接受一个素未谋面的“丈夫”。
朋友很快帮忙在江北区找到一个下岗女工，郭强和女工谈好条件，结婚分到房子后再离婚，离婚前付清人民币1万元。
赶在截止日期前，郭强带着刚认识的“未婚妻”，再次排到了婚姻登记处的长队中。这一次的队伍排得更长，此前还犹豫不决的家庭纷纷出动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形势逼人啊。”叶兰回忆。
感受到形势逼人的还有高新区管委会。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专门对婚姻登记处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到2005年11月，人和镇离婚人群的再婚率已经超过20％，并且仍在迅猛增加之中。“如果任其发展，一个村95％的离婚率，最后就会发展为95％的再婚率。”
在徐南雄和他的同事们看来，95％的离婚率可以接受，95％的再婚率则必须避免。“更加可怕的是，通过假结婚，外来配偶可以把户口迁进来，一旦户口进来，他们还可以再离婚单独申请住房，我们研究发现，这个空子可以循环往复的钻，农民很可能会发现这一点。”
徐南雄认为：“大家都清楚这些再婚是假结婚，而且涉及房产。可以预料，再婚人群最后必然出现很多因利益分配引发的纠纷，这将从根本上动摇本地社会的和谐，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后遗症。”
更加关键的是，解决这个可以预见的社会后遗症的任务，将肯定落到高新区管委会的头上。随着再婚潮形势的日益失控，达摩克里斯之剑仿佛正在管委会头上抬起。
管委会这一次迅速做出了反应，申请将再婚增购房价格由安置优惠价调整为市场价的文件，被递送到了重庆市北部新区国土与房屋管理局。
再婚购房的通道正在被悄悄堵塞，而不知情的集乐村村民还在继续以日益高涨的情绪投入到再婚浪潮之中。
经过前些天的磨练，登记员小邓已经“摸索出一套提高登记效率的办法”。小邓让登记处隔壁的复印店，把离婚和结婚登记表复印好堆在店门口的桌上，村民们可以先拿表再排队。登记处的门外，再张贴出表格的正确填写方法，以便排队的同时就能填表。
“这样我们就只负责审核，盖章和记档，”小邓说，“登记一对大概只需10分钟，”“最多的一天，我一个人登记了60多对。”
郭强和村里80多岁的李老太一起挤进了登记办公室，和郭强不同的是，李老太是被孙子背进去的。身体虚弱的李老太在嘈杂的人群中时昏时醒，偶然醒来，她问孙子：“我在哪里啊，这么多人是来干啥的？”孙子只好回答，“您来结婚啊，这些人都是来结婚的。”
周围的人都忍不住笑起来，人人脸上挂着笑容，这个繁忙的场所终于显得有了些喜庆的气氛。
和前些天离完婚再一起回家不同，现在结完婚的“新人”们，差不多走出登记处就分道扬镳，集乐村的人直接过马路回家；找来的配偶则沿着和睦路右转，到旁边的公交车站等车。新人们没有太多的交流，“好多人结完婚还记不清对方叫啥名字。”叶兰笑着说。
11月底，根据北部新区国土局的批复，管委会调整再婚增购住房的价格。但等消息为村民所知时，已有732对“夫妇”登记再婚。
在这份文件中，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规定：离婚再结婚的安置村民按申购政策对待，价格为市场价，1800元／平方米。
村民们一下子傻眼了：一个多月后，叶兰和“前夫”郭强分到两套两室一厅。但这第二套房，却必须按市场价购买，哪有获利空间呢？更关键的是，叶兰也拿不出这笔十多万元的购房款。
失望的叶兰和同样失望的村民们涌到镇政府讨说法，“我们都被玩弄了，”他们在院子里叫嚷：“‘55号令’是经市人大审议通过的市政府令，现在高新区管委会出台规定，怎么能违反上级政策呢？”
但管委会对此态度鲜明：我们是及时用自己的新文件“堵住了旧文件的漏洞”。而镇政府一位官员则这样告诫村民们，“你们想占便宜，便宜有那么好占么？”
高新区高新园开发办一位工作人员后来告诉本报记者：“安置补偿标准是市有关部门经过研究后合理制定的，这个标准考虑到了农民的利益，也要考虑本地经济发展水平。”
在这位官员眼里，此前管委会对离婚户的默认，已经是颇为宽容了，“再这样钻政策空子，哪个政府受得了呢？”
4、“假作真时真亦假”
他给叶兰打来电话，他和那个女工一起过了。“要是拿得出钱，我就回来；但是拿不出钱，我也没办法，只能跟她一起过。”
“讨说法”的村民，怏怏地回到了村子里。生活还得继续，土地没了，房子的便宜，也占不到了。
叶兰现在很怀念拆迁前的生活，家里两亩多地，都种上了平菇，“每天挑一担菜到城里去卖，能挣百把块钱”。
人和镇处于市区近郊，这里的农民几乎都以种菜或养殖为生，收入颇丰，1996年，集乐村还被评为渝北区小康村，蔬菜基地。
在拆迁征地之后，叶兰只能寻找打工机会了，她在附近一家公司当清洁工，月薪300元。父母则揽下了附近饭馆剥大蒜的活儿，剥一斤两毛钱，两个老人坐在屋子里剥一天，能挣十几块钱。
除此外，统一办理的储蓄式养老保险，可以让叶兰和父母每人每月领取175元。但据记者了解，重庆市低保标准是每月195元。
对于自己的生活状态，叶兰形容为“饿不死，但是也过不好”。
女人们相对还容易找到工作，她们大多去做钟点工保姆和清洁工，但大多数40岁上下的男人却难以就业。“以前从早忙到晚，弄自家的菜有劲得很，”一个正在搓麻将的村民说，“现在起床就打牌，久了也没意思。”他说这话时，正是雨过天晴，安置小区里三三两两的男人在阳光下百无聊赖地聊天闲逛。
村民们的就业也让高新区头疼过，他们为此专门开设了一个电脑培训班，希望训练菜农们以后“做电子商务”。但大字不识几个的村民们，觉得“这课听不懂”。
事过不久，叶兰便催促郭强和刚刚“结婚”的下岗女工离婚。“毕竟这么多年夫妻了，既然现在政策规定死了，那我就想还是过正经日子吧。”叶兰说。
但那个找来的女工并不这么想，她要求先付清1万元再离婚。叶兰拿不出这钱来。
临近春节，郭强突然消失了。他给叶兰打来电话，他和那个女工一起过了。“要是拿得出钱，我就回来；但是拿不出钱，我也没办法，只能跟她一起过。”郭强告诉叶兰，他和女工一起去深圳打工了。
“你不知道那个春节我是怎么过来的。”叶兰说，这事一直瞒着孩子和老人，白天她脸上挂着微笑，夜深人静时才会悲从中来。
叶兰并非集乐村的孤例，“假结婚到最后假戏真做的还不少，”人和街道居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分析，“征地之后很多人没事做，比较空虚无聊吧，再加上可能夫妻时间长了感情淡了。”
更有甚者，就在不久前，集乐村一名被假戏真做的妻子抛弃的丈夫，一怒之下拔刀刺死了妻子，再爬上安置小区的楼房，跳楼身亡。
“集乐村里现在大部分夫妻都不合法。”那个最初没能离成婚的刘洁说，她和丈夫是村里少有的持有结婚证的合法夫妻了，“但又没办法，好多人那边离不掉，这边拖着过，大家心里都不怎么舒服，好多家都在闹矛盾。”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表示，要尽快鼓励和帮助村民们复婚，“上门服务，把结婚证给他们送到家里去”。
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了当初办理离婚和再婚手续的小邓身上。尽管复婚的人不多，小邓“上门服务”的热情还是很高。就在前几天，小邓刚刚给60多岁的李召和、段芳秀老夫妇俩履行了复婚手续。
段芳秀老人前不久诊断出身患癌症，她向家里人要求“死之前跟老头子把婚复了”。小邓在老人家里填好了所有证件，把结婚证交给了卧病在床的段芳秀。虚弱的段芳秀把大红烫金证书抱在怀里，却哭了起来。和在场的很多人一样，跟邻居们挤在屋里看热闹的叶兰，此时也禁不住伤心地掉下泪来。
放大的离婚之刁，忽略的失地之苦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曹筠武
一场集体离婚，把原本默默无闻的人和镇农民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农民钻了政策的空子，占了政府的便宜，而且“越来越狡猾”，这是在采访中政府官员最常表达的观点。
更有甚者，认为这表明了农民素质的低下，和“社会道德滑坡的警钟”。
但农民有着自己的算计。失去土地，他们几乎失去了惟一的谋生手段。捏惯了锄头的手，如今只能在麻将桌上派上用场。他们可以搬进城区的楼房，户口簿也盖上农转非的钢印，但在突如其来又无法拒绝的城镇化面前，他们融入得异常艰难。
如何维持生计，在农民们看来，多分的一套房子，他们憧憬着作为自己的生活费，孩子的学费，老人的医疗费。他们不缺房子，缺的是钱。
在人和镇原来的菜地上，已经建起了漂亮的花园小区，据说将成为高尚住宅集中的地方、重庆房地产市场新的热点。
小镇所在的高新区，在未来的规划中，将有4000多家高科技企业陆续进驻，成为重庆经济的新动力。
在集乐村村民们从村委会抢得的一张财务收支表上，2005年第一季度村财政收入为3000元，支出为172300元。其中包括村两委误工补助15600元，年终奖42000元，其他奖励40000元，杂支50150元，值班补助8820元，便餐5922元等等。而村两委干部加起来不到10个人。
在拆迁面前，在各个利益团体的博弈中，农民无疑是最弱势的群体。千年来，他们赖几亩薄田为生，现在，面对隆隆推进的城市化，他们的土地、村庄和生活方式，瞬间即被拿走，全无还手之力。
其实，如果不是上演了一场惊世骇俗的离婚大戏，人和镇农民也就湮没在中国几千万命运类似的失地农民之中。大众本已对他们失去了新鲜感，在这一次关注中，人和农民的离婚之刁被放大，而失地之苦则被忽略。
对于利益的另一方来说，高新区管委会同样认为，在政策的限度之类，他们无疑已做到“仁至义尽”了，从默认离婚，到给单身户分房，这已是政策的极致。
就如同上演一场大戏，主角们都被照射在社会聚光灯下，然而这场大戏的导演呢？始作俑者，该追问到谁？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一场荒唐剧无奈的上演？是拆迁的规则，还是规则后面的逻辑？
采访中，几乎每一个害羞而坦白地承认自己“离了”的农民，都会添一句，“不是逼得没办法，谁愿意离婚”。
或许我们不免感慨，人类文明中，婚姻、家庭、亲情，这些让人温暖的东西，需要坚守其底线，如果放任其遭受利益的扭曲，将是所有人的悲哀。
或许我们更需要反思，人和镇的农民够刁，正是他们用自己的刁，折射出了利益分配方案中亟待完善之处。在任何一项公共政策设计中，光堵漏洞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设计更加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方案，才是改堵为疏的正途。
不如此，则舞鞋的魔力恒在，更多光怪陆离的表演，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
重庆市郊的人和镇，最近就有这样一幕活剧上演：1000多对夫妻，从假离婚，到再婚，再到复婚，荒诞事让人目不暇接，旁观者或谓之“儿戏”，剧中人却有不为人知的悲凉。
先离婚，再找个人塞1万元钱，然后跟他(她)结婚。年龄？不是差距；品貌？不是问题；从没见过面也没关系，惟一的要求是：城镇户口，且没有住房。在重庆市人和镇，婚就可以这么结。该镇和睦路婚姻登记处的数据统计，2005年，全镇共有732对这样的再婚婚姻。
离婚的就更多了，一共1795对夫妻，在这一年“劳燕分飞”。
对于一个人口只有两万多的小镇来说，这样的婚姻剧变，或许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45岁的人和镇集乐村村民叶兰如今带着孩子生活，她和前夫郭强，在去年12月，就经历了这样一场“人和式婚姻”。
现在回想来龙去脉，叶兰已是欲哭无泪。
1、“村长90岁的妈都把婚离了”
说得更明白些，离婚后再找个城里人结婚，分配的房子可以从一室一厅增加为两室一厅。
2005年12月，人和镇集乐村最大的新闻，莫过于村妇女主任魏淑芳再婚。
年近60岁的魏淑芳，前不久与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丈夫离婚，又闪电式地登记结婚。她新婚的丈夫，是附近一所大学的在读生，20岁出头。在人们啧啧称奇时，魏淑芳气定神闲地在麻将桌上，向几位牌友透露了这场婚姻的秘密：“要研究政策”，魏淑芳神秘莫测地说，“结了婚，按政策可多分一间房”。
她说的“政策”，是指从2000年始，人和镇集乐村被划为重庆市高新区北部新区开发用地，根据拆迁补偿规定，拆迁的村民统一分配安置房。
魏淑芳透露的消息在集乐村村民中不胫而走。叶兰也听到了消息。她和丈夫郭强开始了“研究工作”，两人初步弄明白了：根据1999年颁布的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市人民政府第55号令)，有几种情况可以得到“优惠”。
朋友们指点叶兰，主要注意第24条和25条。这两条冗长条文透露的信息是：“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
说得更明白些，离婚后再找个城里人结婚，分配的房子可以从一室一厅增加为两室一厅。两室一厅的诱惑在于，房型更合理，在市场上卖得起价。和大多数村民一样，按照安置房分配政策，叶兰一家并不缺房子住，他们缺的是钱。
按照55号令和高新园区的配套文件规定的政策，每人可拿到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21000元，但男性超过50岁女性超过40岁，高新园区不发放现金，统一办理储蓄式养老保险。
叶兰一家三口加上父母共5人，只有丈夫郭强和孩子不在办理养老保险之列，补偿费发放42000元，再加上房屋拆迁补偿费近30000元，青苗及地上构附着物补偿费近3000元，村社撤销后集体资产分得约3000元，叶兰一家最后拿到现金78000元。让叶兰发愁的是日常的开销，失去土地之后，家庭收入锐减，只能依靠家中3个人525元／月的养老费。如果能办假离婚，然后再假结婚，那么就可以另外分到一套70平米的两室一厅，叶兰算了一下，按照政策，其中40平方的价格为240元／平方米；余下的30平方价格为750元／平方米。叶兰只需付出约32000元，但卖出的市场价约为15万元。这是一笔看起来十分划算的买卖，但叶兰有些犹豫，“毕竟从没研究过政策，不晓得管不管用”。叶兰和丈夫郭强商量，再等一段时间，看看风声再说。但事实不容再等了，叶兰突然发现，身边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离了婚。人和镇婚姻登记处就在和睦路安置房小区的对面，从来冷冷清清的登记处门口，变得像菜市场一样热闹起来。
又一个爆炸性的消息这时传开了，朋友告诉叶兰，村里的干部们，差不多都离婚，还正在找人再婚。“村长90岁的妈都把婚离了”。
“干部做事情不会吃亏的，”叶兰慌了，“他们懂政策，要不我们也离吧。”听到这消息，郭强毫不犹豫地点了头。
2、默认的另一种拆迁补偿？
郭强也想不出填什么，小邓提醒他们，“要不就写感情破裂吧，差不多大家都这么写的”。叶兰和郭强连忙称是，“对对对，我们感情破裂了”。
和睦路婚姻登记处的热闹，马上传到了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的耳朵里。实际上，在离婚潮方兴之时，安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向高新区管委会做了汇报，“我们研究了政策，”徐南雄说，“55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徐南雄对村民“买进卖出”的算盘同样一清二楚。但让管委会头痛的是，要不要将此默认为拆迁补偿的另一种途径？
事实上，此前已有专家测算：按重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拆迁补偿人均2.1万元仅能维持一个人生活3年多。对于很多2000年前后被征地的家庭来说，早已入不敷出。
“离婚分户，多分一套房子，也算是政策允许范围内的一种补偿手段了，”安置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解释，“农民一直希望增加补偿，除了让他们离婚分房子，也很难在其他方面违反政策。”
但这也只是工作人员的态度而已，管委会对此并未明确表态。而此时，婚姻登记处的门口已排起了长队，挤满了前去办理离婚的夫妻。
在登记处外面，叶兰吓了一跳，倒不是因为人多，而是“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叶兰回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
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小邓，回忆起当时情景更是叫苦不迭，“婚姻登记处啥时候那么排过队”？登记处原本只有小邓一个工作人员，自从人和镇掀起离婚高潮，镇里专门派了两个人过来临时帮忙，“但还是忙不过来”。
一直排到下午，叶兰和郭强终于挤进了办公室。坐在登记员小邓面前，叶兰和郭强手脚麻利地逐项填写表格，但填到离婚“原因”一栏时，两人都停住了笔。“我们为啥要离婚呀？”叶兰先问丈夫，问完忍不住笑起来。
郭强也想不出填什么，小邓提醒他们，“要不就写感情破裂吧，差不多大家都这么写的”。叶兰和郭强连忙称是，“对对对，我们感情破裂了”。整个2005年，人和镇一共有1795对夫妻就这样“感情破裂了”。
离和睦路不远的人和大厦，就是安置办的办公地点，一名工作人员曾悄悄到婚姻登记处侦察情况，他形容为“人山人海，离婚盛况空前”。
办完手续回家的路上，叶兰夫妇碰到了朋友刘洁。叶兰兴高采烈地通报：“我们离婚了”。刘洁在祝贺之余十分羡慕，她的丈夫是邻村人，不在征地拆迁范围内，不能享受“政策”，因此他们没有离婚。
心情高兴的叶兰看出了刘洁的心思，安慰说，“想办法把你老公的户口迁过来吧。没关系的，这次离不成，下次再想办法！”
3、“我们都被耍了”
在这位官员眼里，此前管委会对离婚户的默认，已经是颇为宽容了，“再这样钻政策空子，哪个政府受得了呢？”
对于集乐村的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再婚。叶兰还在犹豫，在她想来，分到两个一室一厅已经够了。离婚之后虽然仍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叶兰心里始终觉得有点不踏实。要不要再找个人结婚，叶兰拿不定主意。叶兰的犹豫显然不合时宜。第二天，她就听见有干部拿着大喇叭在村里宣布，“申请增购安置房到12月23日截止，要办理增购手续的抓紧时间。”干部最后干脆提醒村民，“要离婚的要结婚的，都抓紧！”
村干部还透露了另一个消息，开发办并没有预想到村民们会离婚分房，因此一室一厅并不多，需求太多，可能很多人会拿不到房；而两室一厅非常充裕，再婚申请则没有问题。干部们说的没错，村里二期安置时，很多申请一室一厅的单身户，现在都没拿到房。
集乐村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重庆城区的下岗工人们，成了最合适的对象群体，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叶兰终于下定了决心，“两室一厅还是比一室一厅好”。不过她和丈夫商定，由丈夫再婚，叶兰自己实在不能接受一个素未谋面的“丈夫”。
朋友很快帮忙在江北区找到一个下岗女工，郭强和女工谈好条件，结婚分到房子后再离婚，离婚前付清人民币1万元。
赶在截止日期前，郭强带着刚认识的“未婚妻”，再次排到了婚姻登记处的长队中。这一次的队伍排得更长，此前还犹豫不决的家庭纷纷出动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形势逼人啊。”叶兰回忆。
感受到形势逼人的还有高新区管委会。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专门对婚姻登记处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到2005年11月，人和镇离婚人群的再婚率已经超过20％，并且仍在迅猛增加之中。“如果任其发展，一个村95％的离婚率，最后就会发展为95％的再婚率。”
在徐南雄和他的同事们看来，95％的离婚率可以接受，95％的再婚率则必须避免。“更加可怕的是，通过假结婚，外来配偶可以把户口迁进来，一旦户口进来，他们还可以再离婚单独申请住房，我们研究发现，这个空子可以循环往复的钻，农民很可能会发现这一点。”
徐南雄认为：“大家都清楚这些再婚是假结婚，而且涉及房产。可以预料，再婚人群最后必然出现很多因利益分配引发的纠纷，这将从根本上动摇本地社会的和谐，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后遗症。”
更加关键的是，解决这个可以预见的社会后遗症的任务，将肯定落到高新区管委会的头上。随着再婚潮形势的日益失控，达摩克里斯之剑仿佛正在管委会头上抬起。
管委会这一次迅速做出了反应，申请将再婚增购房价格由安置优惠价调整为市场价的文件，被递送到了重庆市北部新区国土与房屋管理局。
再婚购房的通道正在被悄悄堵塞，而不知情的集乐村村民还在继续以日益高涨的情绪投入到再婚浪潮之中。
经过前些天的磨练，登记员小邓已经“摸索出一套提高登记效率的办法”。小邓让登记处隔壁的复印店，把离婚和结婚登记表复印好堆在店门口的桌上，村民们可以先拿表再排队。登记处的门外，再张贴出表格的正确填写方法，以便排队的同时就能填表。
“这样我们就只负责审核，盖章和记档，”小邓说，“登记一对大概只需10分钟，”“最多的一天，我一个人登记了60多对。”
郭强和村里80多岁的李老太一起挤进了登记办公室，和郭强不同的是，李老太是被孙子背进去的。身体虚弱的李老太在嘈杂的人群中时昏时醒，偶然醒来，她问孙子：“我在哪里啊，这么多人是来干啥的？”孙子只好回答，“您来结婚啊，这些人都是来结婚的。”
周围的人都忍不住笑起来，人人脸上挂着笑容，这个繁忙的场所终于显得有了些喜庆的气氛。
和前些天离完婚再一起回家不同，现在结完婚的“新人”们，差不多走出登记处就分道扬镳，集乐村的人直接过马路回家；找来的配偶则沿着和睦路右转，到旁边的公交车站等车。新人们没有太多的交流，“好多人结完婚还记不清对方叫啥名字。”叶兰笑着说。
11月底，根据北部新区国土局的批复，管委会调整再婚增购住房的价格。但等消息为村民所知时，已有732对“夫妇”登记再婚。
在这份文件中，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规定：离婚再结婚的安置村民按申购政策对待，价格为市场价，1800元／平方米。
村民们一下子傻眼了：一个多月后，叶兰和“前夫”郭强分到两套两室一厅。但这第二套房，却必须按市场价购买，哪有获利空间呢？更关键的是，叶兰也拿不出这笔十多万元的购房款。
失望的叶兰和同样失望的村民们涌到镇政府讨说法，“我们都被玩弄了，”他们在院子里叫嚷：“‘55号令’是经市人大审议通过的市政府令，现在高新区管委会出台规定，怎么能违反上级政策呢？”
但管委会对此态度鲜明：我们是及时用自己的新文件“堵住了旧文件的漏洞”。而镇政府一位官员则这样告诫村民们，“你们想占便宜，便宜有那么好占么？”
高新区高新园开发办一位工作人员后来告诉本报记者：“安置补偿标准是市有关部门经过研究后合理制定的，这个标准考虑到了农民的利益，也要考虑本地经济发展水平。”
在这位官员眼里，此前管委会对离婚户的默认，已经是颇为宽容了，“再这样钻政策空子，哪个政府受得了呢？”
4、“假作真时真亦假”
他给叶兰打来电话，他和那个女工一起过了。“要是拿得出钱，我就回来；但是拿不出钱，我也没办法，只能跟她一起过。”
“讨说法”的村民，怏怏地回到了村子里。生活还得继续，土地没了，房子的便宜，也占不到了。
叶兰现在很怀念拆迁前的生活，家里两亩多地，都种上了平菇，“每天挑一担菜到城里去卖，能挣百把块钱”。
人和镇处于市区近郊，这里的农民几乎都以种菜或养殖为生，收入颇丰，1996年，集乐村还被评为渝北区小康村，蔬菜基地。
在拆迁征地之后，叶兰只能寻找打工机会了，她在附近一家公司当清洁工，月薪300元。父母则揽下了附近饭馆剥大蒜的活儿，剥一斤两毛钱，两个老人坐在屋子里剥一天，能挣十几块钱。
除此外，统一办理的储蓄式养老保险，可以让叶兰和父母每人每月领取175元。但据记者了解，重庆市低保标准是每月195元。
对于自己的生活状态，叶兰形容为“饿不死，但是也过不好”。
女人们相对还容易找到工作，她们大多去做钟点工保姆和清洁工，但大多数40岁上下的男人却难以就业。“以前从早忙到晚，弄自家的菜有劲得很，”一个正在搓麻将的村民说，“现在起床就打牌，久了也没意思。”他说这话时，正是雨过天晴，安置小区里三三两两的男人在阳光下百无聊赖地聊天闲逛。
村民们的就业也让高新区头疼过，他们为此专门开设了一个电脑培训班，希望训练菜农们以后“做电子商务”。但大字不识几个的村民们，觉得“这课听不懂”。
事过不久，叶兰便催促郭强和刚刚“结婚”的下岗女工离婚。“毕竟这么多年夫妻了，既然现在政策规定死了，那我就想还是过正经日子吧。”叶兰说。
但那个找来的女工并不这么想，她要求先付清1万元再离婚。叶兰拿不出这钱来。
临近春节，郭强突然消失了。他给叶兰打来电话，他和那个女工一起过了。“要是拿得出钱，我就回来；但是拿不出钱，我也没办法，只能跟她一起过。”郭强告诉叶兰，他和女工一起去深圳打工了。
“你不知道那个春节我是怎么过来的。”叶兰说，这事一直瞒着孩子和老人，白天她脸上挂着微笑，夜深人静时才会悲从中来。
叶兰并非集乐村的孤例，“假结婚到最后假戏真做的还不少，”人和街道居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分析，“征地之后很多人没事做，比较空虚无聊吧，再加上可能夫妻时间长了感情淡了。”
更有甚者，就在不久前，集乐村一名被假戏真做的妻子抛弃的丈夫，一怒之下拔刀刺死了妻子，再爬上安置小区的楼房，跳楼身亡。
“集乐村里现在大部分夫妻都不合法。”那个最初没能离成婚的刘洁说，她和丈夫是村里少有的持有结婚证的合法夫妻了，“但又没办法，好多人那边离不掉，这边拖着过，大家心里都不怎么舒服，好多家都在闹矛盾。”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表示，要尽快鼓励和帮助村民们复婚，“上门服务，把结婚证给他们送到家里去”。
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了当初办理离婚和再婚手续的小邓身上。尽管复婚的人不多，小邓“上门服务”的热情还是很高。就在前几天，小邓刚刚给60多岁的李召和、段芳秀老夫妇俩履行了复婚手续。
段芳秀老人前不久诊断出身患癌症，她向家里人要求“死之前跟老头子把婚复了”。小邓在老人家里填好了所有证件，把结婚证交给了卧病在床的段芳秀。虚弱的段芳秀把大红烫金证书抱在怀里，却哭了起来。和在场的很多人一样，跟邻居们挤在屋里看热闹的叶兰，此时也禁不住伤心地掉下泪来。
放大的离婚之刁，忽略的失地之苦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曹筠武
一场集体离婚，把原本默默无闻的人和镇农民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农民钻了政策的空子，占了政府的便宜，而且“越来越狡猾”，这是在采访中政府官员最常表达的观点。
更有甚者，认为这表明了农民素质的低下，和“社会道德滑坡的警钟”。
但农民有着自己的算计。失去土地，他们几乎失去了惟一的谋生手段。捏惯了锄头的手，如今只能在麻将桌上派上用场。他们可以搬进城区的楼房，户口簿也盖上农转非的钢印，但在突如其来又无法拒绝的城镇化面前，他们融入得异常艰难。
如何维持生计，在农民们看来，多分的一套房子，他们憧憬着作为自己的生活费，孩子的学费，老人的医疗费。他们不缺房子，缺的是钱。
在人和镇原来的菜地上，已经建起了漂亮的花园小区，据说将成为高尚住宅集中的地方、重庆房地产市场新的热点。
小镇所在的高新区，在未来的规划中，将有4000多家高科技企业陆续进驻，成为重庆经济的新动力。
在集乐村村民们从村委会抢得的一张财务收支表上，2005年第一季度村财政收入为3000元，支出为172300元。其中包括村两委误工补助15600元，年终奖42000元，其他奖励40000元，杂支50150元，值班补助8820元，便餐5922元等等。而村两委干部加起来不到10个人。
在拆迁面前，在各个利益团体的博弈中，农民无疑是最弱势的群体。千年来，他们赖几亩薄田为生，现在，面对隆隆推进的城市化，他们的土地、村庄和生活方式，瞬间即被拿走，全无还手之力。
其实，如果不是上演了一场惊世骇俗的离婚大戏，人和镇农民也就湮没在中国几千万命运类似的失地农民之中。大众本已对他们失去了新鲜感，在这一次关注中，人和农民的离婚之刁被放大，而失地之苦则被忽略。
对于利益的另一方来说，高新区管委会同样认为，在政策的限度之类，他们无疑已做到“仁至义尽”了，从默认离婚，到给单身户分房，这已是政策的极致。
就如同上演一场大戏，主角们都被照射在社会聚光灯下，然而这场大戏的导演呢？始作俑者，该追问到谁？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一场荒唐剧无奈的上演？是拆迁的规则，还是规则后面的逻辑？
采访中，几乎每一个害羞而坦白地承认自己“离了”的农民，都会添一句，“不是逼得没办法，谁愿意离婚”。
或许我们不免感慨，人类文明中，婚姻、家庭、亲情，这些让人温暖的东西，需要坚守其底线，如果放任其遭受利益的扭曲，将是所有人的悲哀。
或许我们更需要反思，人和镇的农民够刁，正是他们用自己的刁，折射出了利益分配方案中亟待完善之处。在任何一项公共政策设计中，光堵漏洞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设计更加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方案，才是改堵为疏的正途。
不如此，则舞鞋的魔力恒在，更多光怪陆离的表演，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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