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人物张逸民
(2010-03-16 13:47:10) 张逸民（1929-）时任海军舟山基地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九一三事件发生前两天，1971年9月11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由舟山基地组织，在舟山南部海域举行陆海空三军抗登陆演习。政委张逸民和司令员李静都到了一线。因舰队政委命令，9月12日，张逸民返回基地主持工作。坐了一天的车，22时多张逸民回到基地家中。半夜，机要处长砸门，说有舰队转来的中央军委和海军的特急电报。电报称种种迹象表明，苏修有在东部沿海地区“垂直登陆”的可能，各部队立即转入“紧急战备”……张逸民连夜召开党委会，落实紧急战备方案。接着又召开团以上三级干部会议，进行紧急部署。此后三天，张逸民逐个单位进行战备检查。
9月16日，舟山基地司令员李静奉命中止抗登陆演习，回到基地。
张逸民认为这次战备不正常，苏联舰艇在哪里？上级并没有通报，基地雷达也没有观测到。苏联总要有个目的吧？没有敌情，何来战备？苏联远离本土几千里，到舟山登陆，只有傻瓜才出如此下策。
9月29日，舟山基地接到舰队通知，要求基地常委9月30日赶到杭州，参加省委常委10月1日召开的紧急会议。刚报到，舰队副政委就悄悄告诉张逸民，党中央出大事了，林彪坐飞机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张逸民如五雷轰顶，太突然了，也太令人费解了。
回到舟山基地，张逸民向各师级党委传达了中央57号文件，并和司令员李静继续抓战备工作。但是很多人都躲着张逸民和李静。张逸民从来没有挨过整，反右、反右倾也没有沾上光。这是和他的“政治原则”分不开。他小心谨慎，严于律己。1965年11月14日崇武以东海战，张逸民再创辉煌。11月26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总参谋长罗瑞卿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作战有功人员。张逸民印象最深的就是周恩来和罗瑞卿有说有笑，亲密无间。没想到回舟山基地几天后，张逸民早晨锻炼身体，招待所所长告诉他，罗瑞卿被抓了。他大吃一惊，重新修订了他的“三条政治原则”：1、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一字一句地认真传达，认真执行，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备部署，要跟上文化大革命的形势；2、凡是与造反派有牵连的事，一律不接触、不参加、不介入，要远远躲开，要与造反派保持界限，保持距离，保持警惕；3、一切重大问题，决不自作主张，事先有请示，事后有报告，善始善终；与文化大革命有牵连的问题，都要集体处理，并且做到有请示有报告，有详细记录。
张逸民相信，他没有什么政治问题。
10月13日，东海舰队通知：10月25日，舰队和各基地机关处以上干部和部队团以上主官到南京军区炮兵学校参加学习班，任务是学习中央文件。
走前十天，张逸民仍然照常工作。10月24日，参加学习班的前一天，张逸民依然忙到23时以后。
张逸民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16年。家被抄，妻子病亡，而自己从此离开工作岗位。
1972年1月10日，清查办公室正式宣布43岁的张逸民隔离审查。按那时的惯例，先抓人，再取证，搜罗了张逸民七大“罪状”：一、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政变阴谋，林彪找张逸民谈过话，答应政变成功后让张逸民当总政主任。林彪谈话后，还给了张逸民一块手表作纪念。二、在李作鹏直接授意下，张逸民参与林彪“南兵北调”、“另立中央”的阴谋，搞东南沿海抗登陆演习就是铁证。三、林彪老婆叶群，于1970年专程到舟山基地与张逸民和李静联络，布置政变阴谋活动。四、国民党对张逸民作“策反”，张逸民准备投敌。五、1955年1月10日海战，张逸民单艇开到大陈岛东口，想叛变投敌，被指挥所及时发现，发电报命令他返回白岩山岛。六、美国报纸登载吹捧张逸民的文章和照片，证明张逸民是美国走狗和特务。七、张逸民是阶级异己分子，伪满时期给日本军队当过翻译，是汉奸。
张逸民认为这七条“罪状”全是子虚乌有，他奋力反驳。
一、1967年11月，海军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任鱼雷艇支队政委的张逸民作为代表参加，并在会上作《靠毛泽东思想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谈我在海战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接见张逸民等英雄模范时，林彪在场。张逸民说：我近距离见到林彪只有这一次，但林彪根本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至于让张逸民当总政主任，是1970年初总政来基地考察几个军以上的年轻干部，其中考察了我，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选拔总政副主任，那是上边的事情，与我无关。我是从北京带回一块航空手表，那是我参加九大会议期间，托舒积成从海军航空兵机关买的，花了100多元，不是林彪送的。
二、李作鹏没有单独授意给我，谁有权利调动那么多部队？“南兵北调”是中央军委的命令，海军、东海舰队都有电报指示。如果是阴谋，那首先应该由中央军委和海军、东海舰队负责。你们当领导的把责任推到下头，还有一点良心吗？你们把罪行强加到我的头上，办不到！
三、1970年7月，叶群和林立果到舟山基地。海军航空兵某场站政委打电话通知，司令员李静接的。说一位中央首长乘专机去普陀山，要基地首长迎接。直到叶群走下飞机，我才知道是谁，但是我不认识林立果，所以根本不知道林彪儿子也来了。叶群只是看了看招待所，也没有观光，就返回机场，前后就半个小时。叶群走后，我和李静起草了叶群来基地的报告，详细报告了叶群来基地的活动路线，哪些人陪同，以及叶群说了什么话等，用电报形式发往东海舰队和海军。
四、关于国民党“策反”，是1967年6月，公务员给我家送了一封香港来信。我不在，家属魏淑霞接信后没有收，说不是张逸民的，让公务员把信交到保卫科。6月下旬，保卫科交给我一封总政批示的信。原来那封香港来信是以张逸民表弟的名义发来的，说表弟在南洋做生意，很富裕，希望张逸民不要打仗了，到他那里一起做生意，过平民生活……总政批示：转告海军，这封信与张逸民同志没有任何关系，此信可以转给张逸民同志自己看看。
至于第五条投敌，是因为追击敌舰，跑得远了一点。第六条美国报纸登载张逸民的事迹，是因为新华社发了通稿，被美国一家进步报纸用了，我根本不知道。第七条给日本人当翻译，我没有给日本人当翻译，而是参军后在军政大学学习时，正赶上东北遣送日本侨民，学校组织会日语的学员到车站服务，我当了两个月的临时翻译。
张逸民说：1971年9月13日23时打给我的长途电话，是我大儿子张南征从北京海军第一招待所打的。因为大儿媳连秀云准备回老家生产，9月11日离开定海，9月13日到达北京，大儿子张南征接到妻子，打个电话报平安。（这个不到三分钟的长途电话，折腾了张逸民六年，最后总算查有实据）。
张逸民推翻了七条“罪状”，审查组又制造出六大“政治问题”。九大选举不投全票，公然反对叶剑英、徐向前；炮制林彪嘉奖令，破坏军队建设；排挤老干部，重用地富反坏右分子；搞以我为核心的层层站队，破坏基层部队的稳定团结；在李作鹏授意下，策划基地党委团结的报道，公然对抗毛主席批评海军“层层站队”的指示。
张逸民继续批驳，九大代表投票对某些人不投全票是毛泽东安排的。毛泽东1969年4月11日、23日两次九大全体大会上点了十个名字，陈云、朱德、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邓子恢、张鼎丞，说把这些犯了错误的老同志作为对立面，选进九大委员会，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你反你的嘛。但把他们选进去不是无条件的。大会秘书处根据毛泽东指示，指示既要保证他们当选，又不能投全票，并具体向各代表团分配了投票名额，4月23日以大组为单位进行了预选。海军小组根据这个要求，确定萧劲光、李作鹏等七名代表投全票，张逸民等后六名代表不投全票。
1965年11月14日凌晨，崇武以东海战胜利，14日当天林彪在北京颁发嘉奖令，其中第一次提到“突出政治五项原则”。而这时张逸民还在舟山基地的港湾里，刚打完仗，根本不在北京，不可能炮制。
至于重用地富反坏右分子，破坏团结等，都是造谣。
审查组又找出张逸民支持林彪设国家主席的罪行。张逸民说：我是三届人大代表，1971年换届，又被选上第四届人大代表。1971年6月，三届人大秘书处通过海军组织部转来通知，要求四届人大代表征求所单位的群众意见，宪法草案上设不设国家主席一职。经过征求意见，大多数官兵都认为要设国家主席，但张逸民的提案还没有写，九一三事件就发生了。
审查组说张逸民九大以后吹捧林彪，说林彪是南昌起义杰出代表。张逸民说，这话是说过，但不是我的话，而是我在九大会上听周恩来说的，我传达的。
不管张逸民如何据理辩驳，清查办还是列举张逸民100多条“罪状”，甚至说张逸民霸占嫂子，可是张逸民根本没有哥哥，只有一个姐姐。审查组不顾事实，还是将张逸民的“罪行”铅印成册下发。口号是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张逸民不承认，就拉张逸民在舟山基地各单位轮番批斗100多次，小型批斗无数。张逸民坚决不低头，四个身强力壮的打手打他，他也对打。因为他的强硬态度，吃了很大的苦头。
1972年12月31日，张逸民在写了200多份交代材料，遭到200多次批斗后，被押送到军区炮兵学校的葛湖农场，劳动改造。
1973年12月30日，张逸民被押回东海舰队，继续批斗。到最后大小批斗累计1000多次。
1974年10月初，张逸民接到妻子魏淑霞的第一封信。
1975年2月底，在张逸民多次写信要求下，魏淑霞带孩子探监。
1975年初夏，在张逸民交代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具体“罪行”后，清查办让他写《我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错误的交代与检查》。当年在炮校隔离审查的人都陆续放了，只有张逸民和李静还在关押。张逸民被放在高炮8连。
拖到1976年4月中旬，东海舰队给张逸民作了结论。说张逸民是跟随李作鹏一伙上来的，在舟山基地工作期间，在组织上搞分线划派，层层站队。双开（开除党籍、军籍），行政级别降三级，复员。张逸民不签字，提出要看中央文件，并提出先解除审查，再作结论。他给舰队党委写信，要求同舰队首长谈话，无人理睬。8月底，张逸民对清查办说：我宁肯在隔离中含冤死去，也决不在违背事实、无限上纲的结论上签字。
粉碎“四人帮”后，清查办又说张逸民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说他是某中央领导人提出的造反起家、打砸抢、帮派骨干“三种人”。并停发了张逸民的工资，每月只发100元生活费，不久又停发了军装。
1977年初，张逸民拒绝在第五次结论上签字。
1979年2月11日，妻子魏淑霞含冤逝世，终年56岁。
1981年10月，新华社记者陆其明夜访张逸民。这已经是第10次结论了。之前因张逸民不签字，复查再复查，推翻了给张逸民定的21条“罪状”。但最后，张逸民抱着继续工作的幻想，还是准备签字了。陆其明劝张逸民申诉。
在陆其明多次修改和补充后，张逸民给海军政委李耀文、副政委李君彦并海军党委寄出申诉书。东海舰队纪委写了第11次结论，张逸民认为没有实质性变化。东海舰队又写了第12次结论，仍与前次一样。张逸民决定再向海军党委申诉。经过海军复查，张逸民的绝大部分问题都不是问题，只是“呼吁书”，有待进一步核查。经海军纪委委员郝万明查实，张逸民签发“呼吁书”，是由当时舰队领导电话指示的。虽然这位舰队领导不承认，说张逸民“诬陷”他。但在舰队党委会议记录本上查到这位舰队领导的指示，证实张逸民说的属实，不认账也不影响对张逸民“减轻错误”的处理。
第13次结论草稿给张逸民看了，只有张逸民起草《呼吁书》是错的，别的“罪行”全没有。报请解放军纪委，给张逸民“党内警告处分”。结论最后说：审查期间，曾对张逸民同志采取点名批判，印发罪行材料等作法是错误的，予以纠正。张逸民马上在第13次结论草稿上签了字。
很快张逸民恢复了原职务，并配备了警卫员，重新分配了住房。继而又传来重新分配工作的好消息。
可是，张逸民的正式结论迟迟不来。
1987年6月18日，解放军纪委维持给张逸民“党内警告处分”的决定。
某些人想方设法，不经过张逸民签字，仍降他行政两级，并以一纸离休命令，彻底结束张逸民的海军梦。
张逸民是黑龙江宾县宾安镇人，1946年中学毕业后参军，参加过12个大战役，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1951年8月，张逸民转到海军，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于海军鱼雷快艇学校和海军指挥学院。担任五年鱼雷艇长，一直是优秀艇长，担任六年鱼雷艇大队大队长，安全跑遍防区20多个海湾，40多个港口，是唯一不用领航员的全天候海上指挥员，被中央军委列为国家值班部队。人民海军鱼雷艇部队参加九次海战，击沉五艘敌舰，重创一艘。张逸民直接指挥六次海战，击沉敌舰三艘，重创一艘。他指挥的金门海战和崇武以东海战，受到中央军委通令嘉奖。尤其单艇独雷击沉国民党炮舰“洞庭号”，更是创造了世界海战史纪录。故事片《海鹰》就是以张逸民指挥的海战改编的，主人公张敏的原型就是张逸民。张逸民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五次。本来给他立个人一等功的奖状都印好了，但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和政委商量，张逸民“官”太大了，还是不立功的好，就没有宣布，把奖状送给张逸民作为纪念。
1970年初，海军指示，在舟山基地防区为航空母舰选择停泊位置。张逸民参加海军以来，他一直盼着中国海军能有自己的航空母舰，1958年金门海战，如果我们有航空母舰，一鼓作气就把台湾岛拿下来了。张逸民和司令员李静带队亲自去选址，并给海军写了一份详细的选址报告。这之后，张逸民就梦想去报名当航空母舰的舰长。
就是这样一个海军英雄，本来可以为人民海军作出更大贡献的，却因九一三事件后被关押、审查16年，最后仍以莫须有的罪名降两级，“报废”。
离休几年，张逸民仍住在定海的两间楼房里。新华社记者陆其明又为他奔走，经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聂奎聚指示协调，张逸民被安排进南京军区后勤部干休所。但张逸民仍不忘记他的海军梦。虽然他不可能去解放台湾，虽然他不可能担任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的舰长，但他可以与大海为伍，他要把他用最后的血汗凝成的回忆录献给他奋斗一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目前，张逸民和爱人在舟山海边租房居住，每天他的工作就是修改回忆录。再就是锻炼身体，每天晚上收看中央4台的有关台湾新闻，他要等到台湾“游回”祖国的那一天。
附录一：张逸民的回忆
1955年，张逸民是海军鱼雷艇部队的一名艇长，一江山岛战斗前，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打击国民党军队的海上力量，为陆军部队登陆一江山岛扫清障碍。1月10日晚上8点多，张逸民所在的一中队接到了上级出击命令，可由于波浪太大，攻击效果并不理想。当晚10点多，张逸民再次请命出击，和战友一起驾艇冲向敌区。发现敌舰后，他当机立断，在快艇从浪谷冲向浪峰的瞬间平稳状态下，发出了发射鱼雷的命令。一道红光后，一股水柱伴着火光冲天而起，敌舰被命中了！后来查明，被击沉的正是蒋军炮舰“洞庭号”。
张逸民老人回忆：1958年一大队乘火车南下，是一个高度保密的军事行动，陶勇的决策很英明，因为暴露厦门进驻了我军鱼雷艇，国民党必然加强防范，后面的仗就不好打了。如果走海路，长时间保持无线电静默不可能，只要一发报同岸上联系，我们叫“敲榔头”，国民党就知道中共鱼雷艇出来了，他对我们已经熟悉到这个程度。鱼雷艇坐火车，肯定比海路安全，但也不能麻痹、张扬，那时东南沿海敌特很多，敌人空中侦察也很频繁，眼睛盯死了鹰厦铁路。怎样防范，铁路上想了许多办法。铁道部专门从锦州调来两个机组，全部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司机，经验丰富，绝对可靠。装车那天，上海铁路局局长、书记亲自挂帅，组织了上百个工人同志，个顶个都是党员。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我们车号是10689，不管到哪里打电话，我是10689，一切提供方便，一路开绿灯。每到小站休息吃饭，值班全是站长、党员，人家早就把饭菜开水准备好了，把我们放到两列货车的当间，尽量少曝光。到了厦门，我们要从厦门大学那个方向下水，那一带住着一些专家教授，家庭人员比较杂，为了保密起见，只好请他们暂时搬家。当年什么都是政治，讲究高度集中统一，也说不出什么正当理由，一动员，教授们二话没有立即搬家了，心甘情愿地搬。下水后，又动员厦门帆船运输大队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和他们紧紧停靠在一起进行伪装，空中、海上看没有一点破绽。
总之，当年的保密工作完全是在地方的大力支援下搞成的，确实是人民群众掩护了我们。现在有些人不懂这个，以为装备现代化解决一切问题。不行！实际不管怎么现代化，要想打胜仗，你离不了老百姓。
鱼雷艇旱地操舟，骑着火车昼夜兼程，穿山越岭到达厦门。
原新华社海军分社社长陆其明老人说：1958年“八二四”海战的海上指挥员张逸民，是鱼雷六支队一大队的参谋长，副营级，军衔好像是上尉。此人在海军里边算得上是能打的啦，海军一共打沉了多少敌舰？反正里边有他们三条半。前边一条是1955年在大陈水域击沉的“洞庭号”。中间一条半就是1958年在料罗湾击沉击伤的 “台生”、“中海”号。后面一条是1964年在崇武以东水域击沉的“永昌”号大型扫雷舰。张对海军是有大功的人。就说打“洞庭”号那次吧，他是在夜间、单艇、独雷、六级风浪、按规定不能出海的情况下打掉的，我写3篇报道登在苏联的《红星报》上，苏联海军很佩服，说二次大战也没有这样的战例呀，把他捧上了天。我们自己有人不服气，认为张逸民是瞎猫碰死耗子碰上的。我说打胜仗确实有运气，但科学看里面又有必然性的基础，张逸民碰上了能打掉，换个别人可能就打不掉。张逸民训练严格，勇敢胆儿大，加上动脑子、聪明点子多，又积累了一定的海上作战经验，是块很好的海军材料。
1993年8月的一天，我（作者）在南京海军干休所找到了正师级离休干部张逸民老人。对他的第一印象是通过握手获得的，他的厚而硬的大手像钳子握得我虎口隐隐作痛，一种内在力量的信息立即传递给我。这是一位体魄魁梧强健的老人，黝黑发光的四方脸，凸隆结实的胸肌臂肌，中气十足的嗓音，像几笔粗粗的线条，勾勒出一尊东北汉子铁铮铮的形象来。我觉得，如果来一场友谊拳击或摔跤赛，我这个40出头的“书生”恐怕不是眼前65岁长者的对手。
“别看我60多了，全身零件从大到小没一点毛病哩。”老人不无几分自豪地笑道。每天坚持跑、跳、单双杠、门球等体育锻炼，是老人当海军后养成的习惯，几十年风雨无阻，乐此不疲。老人健康乐观，我自然高兴。但温热的高兴中也掺入了些许寒凉的感伤。如果有人告诉你，眼前这位体力精力旺盛、对国家有过很大贡献的人已整20几年没有工作了，像一台状态良好的设备，被长久地锁在仓库里形同废铁，默默地锈蚀氧化，你会作何想？
我用眼下颇为时髦的方式提问：您一生最得意的事？
当海军，打掉了三条半。
您一生最糟心的事？
下半辈子没为海军做任何贡献，光领俸禄不出力，心里有愧啊。
您现在最想干的事？
为海军再做点什么，做什么都行。
我是1946年7月在东北参的军，四野六纵，43军。在团部当过书记，师部当过作战参谋，参加过打长春、四平、辽阳、鞍山，辽西会战，然后入关，一直打到海南岛。全国解放，建设海军，从陆军中选人。我当时算有点文化的，首长都不愿放我。但我心里乐意当海军，因为打海南渡海时吃了敌人军舰的亏，我们的木船被狗日的军舰打沉了好几条，那时就想，我坐的如果也是兵舰，一定好好治治那些王八蛋。在苏联，敢上鱼雷艇的就算半个英雄，因为鱼雷艇被比喻是“海上爆破手”，“海上送炸药包的”，近距作战，危险性很大。我说，我愿到青岛三海校学鱼雷，危险我不怕，只要有仗打，能到第一线。三海校，我是同期中第一个放的单航，比一般人少一半时间。苏联顾问挺看得起我，说，“达哇立士”张（张同志），在苏联，你能得很多很多卢布。他们那儿，节约了航油，可以折成钞票奖给个人。毕业后第一次参加海战是1955年1月10日晚上在东海打“洞庭” 号。现在回想，当时年轻，胆子也确实大，暗夜、浪高，我又是单艇独雷，换个人真不一定敢走，我楞是带一条艇闯出去了。天寒地冻，那个冷啊，别提了，甲板上冻了手指厚的一层冰，滑得不能走人，12.7机枪管，结满了冰，月光下像两根白蜡一样。我胸前系一条围巾，也冻成冰疙瘩了。海浪迎面打来，海水从脖领灌进去，一直冷到臀部、小便、两腿根，回来后，脚面冻得像个馒头。好在月亮刚出来，能见度不错，老远就看到了“洞庭”号的影子，我悄悄靠近它，也就是一链的距离，亲自扳的发射把，打在它的当中。这是一条美国造，密封好，6小时以后它才沉没。后来我们潜水员下去看，在海底它断成了两截，不在一处。一条雷就要了几百吨的“洞庭”号一条命，我觉得干鱼雷艇是干对了，再苦再累再冷心里也高兴。而且，有了头一回胜仗，以后出海，心里不打怵了。
1958年8月23日傍晚，盼了好久的炮击开始了，我们看不到听得到，天边轰轰轰打闷雷一样，无数很重的声音重叠在一起。对我们鱼雷兵来讲，好比战鼓擂得心里很痒痒，还没接到出击命令哩，我就让各艇开始暖机。鱼雷艇的发动机和喷气战斗机是一样的，润滑油必须加温到43’，才能跑高速。个人的、参战艇的决心书、保证书送到我这里一大摞，同志们的口号是“大炮欢迎，鱼雷送行”，准备和国民党海军拉开架式大干一场。帮我们伪装的船老大看到我们要出去打仗都流泪，一个老汉伸出大拇指说，解放军不简单，我活了六十几岁，还没看过军队打仗这么高高兴兴的哩，像跟去看大戏一样。结果23日我们没打成，24日傍晚接到副支队长刘建廷的命令，说敌人逃跑了，立即出击。我马上把各艇长叫到我的指挥艇上，作一次战前交待，其实讲的很简单，中心思想几句话，要保证做到“三不放”。第一，距离不到不放，进入三链500米以内再发射，谁打早了放跑了敌人，回来算账。第二，角度不好不能打，敌向角，即我们攻击方向和敌航向构成的角度，要呈扇面状，必须大于45°，小于100°。第三，战斗状态不稳不能发射，艇身不能左右摇摆，要很稳很稳才成。我们一共出动了6条艇，一中队的184、175、103号和二中队的180、105、178号。184号为指挥艇，180号为预备指挥艇。我在184号上，跑在最前边。鱼雷艇打仗和骑兵打仗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冲锋时，首长在前自身引导带队冲，如果我被打掉，预备指挥艇马上自动接替指挥。所以，干鱼雷艇指挥员最基本的要求是不怕死，而且死的可能性也确实比较大，谁叫你爱上这一行呢，那没有办法。18时10分，我们以单纵队出击接敌。记得太阳离落山还有好大一截哩，海面微风小浪，能见度大于5海里，是一个适宜鱼雷艇攻击的好天侯。但一出海就遇到了麻烦，我还没有开足马力，其它5条艇都掉了队，耳机里有人喊“加速加不上！”我就叫184号也加速试一试，果然，一挂高速档发动机就冒黑烟，艇速却上不去，像一台在泥地里往前拱的拖拉机。用不着检查，我知道是海蛎子在捣乱。你大概也知道吧，鱼雷艇跑高速，艇底部必须保持光滑清洁，最大限度减少海水的阻力，这同滑雪板越光滑越好的道理是一样的。一般鱼雷艇只要三天不出海，艇底就会长满密密麻麻黄豆粒大小的海蛎子，正常情况下，清除很容易，我带着艇队到海上跑一圈最高速，等于每秒二十几米流速的海水就把还没长结实的海蛎子全部冲刷掉了。每次总参、海军来检查装备，我的艇都是保养最好的。这一回不行喽，在厦门不挪窝隐蔽待命20多天，艇底的海蛎子全长到墨水瓶盖那么大，趴得死死的，战士们怕到时候艇跑不动，每天轮换潜到艇底用刮锈板刮，脊背、胳膊腿被海蛎子壳割出一道道伤痕流血不止仍坚持干，管点用吧，但已不可能彻底弄干净了。我也是头一回领教，海蛎子这玩艺真他妈讨厌，平常训练我敢开到55节，现在只能开到27至28节。鱼雷艇的优长就是一个高速嘛，速度上不去，对“八二四”海战的影响简直太大了！出了定台湾，艇队90°左转弯，我就彻底亮相了。航路上，有一个敌占的小岛——东碇岛，大太阳底下，我知道是要硬闯这一关的。果然，在距离4.5至5海里时，东碇敌人开炮了。小高炮、速射炮打得挺欢，炮弹在我们的前后左右炸开。紧接着，我们的岸炮开始压制射，炮弹弹道低得不能再低，就贴着我们头顶划过，声音很响，像鸽子起飞，喀勒勒勒——，很快硝烟就把东碇岛完全遮盖住了，敌炮也哑了。现在回想，敌人方面的一个重大失策恐怕是通信不灵，如果这时候东碇立即把我艇队出动的情报报告其料罗湾舰队，我们突袭的计划大概会落空。而事实上，我们从东碇到料罗湾又走了近1小时，他的舰队仍然糊里糊余，可见敌人也乱了套了，他的情报是逐级上报的，机械、呆板，并且东碇到金门之间，金门到海上舰队之间，肯定哪个环节上传递不畅，导致贻误了战机。我虽然只有28节的航速，平均每秒钟也是10米啊，换一个角度讲，敌人的情报传递每延误1秒，就意味着危险向他的舰队迫近了10米，问题是，他整整延误了3500秒！其实，当时我不可能想那许多，鱼雷艇一旦出航就是离弦的箭，敌人发现也好不发现也好都是一码事了，我们不可能再缩回去，只有横下一条心，豁出命也要把鱼雷扛上去同他干！18时40分，我的雷达在左舷30°、距离130链处发现了从料罗湾外窜的敌舰群，我就讲：“黄河，发现目标，准备战斗”，再说两句鼓励话。我打仗，讲话很少，这次战斗，一共讲了不到30句，战后，总参通信兵部部长还专门表扬了我。平时训练，我很注意养成一种习惯一种作风，尽量少讲话，讲一句是一句。因为指挥员不管哪一级，讲话太多下面就疲塌了，你就没有威信了。我当参谋长、大队长，那可是绝对权威，老天下大雨，我说今天出海，没有人敢怀疑是不是出的去，都得给我撅屁股老老实实做准备。所谓权威，我理解，就是不讲废话，每一句话说出来都钉钉砸坑，很有分量。由于许多同志是第一次上战场，难免有点紧张，我又下令，“各艇唱歌”，目的是要大家安定松弛一下，在最佳状态中完成各种动作。说来挺有趣，我们6条艇是一边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一边向着敌人接近的。60链时，根据雷达报告的方位，我看到远处有一个灰黑的长条，开始模糊，逐渐清楚。继而又看到好多长条。按照比例，敌舰这时看我应该只是几个小黑点，我心里明白，他肯定还没有看到我。30链时，左前方突然出现两个小目标，是敌人两条小炮艇，航向与我并行。正值黄昏，西南方偏亮，东北方略暗，我恰在亮处，他看我应该更清楚。我着实紧张了一下，让各艇把烟幕弹准备好。但两条敌艇居然无任何反应，我估计，我们刚打完炮，敌人可能惊魂未定，注意力都在金门那边。另外，他们的小艇也不一定装备有雷达。我又侥幸过了一关。距敌4－5链时，敌人终于看到我了，打信号灯，一闪一闪和我联系。要打招呼早就同你打了，现在还联系个屁，恕我无礼啦，率领艇队一头就扎到敌舰堆里去了。进去没一分钟，敌人开炮，可惜晚了，“台生”、“中海”两条舰已经没地儿躲闪了。时间我记得很清楚，19时25分30秒，我率一中队三条艇在距“台生”号2－3链间以敌舷角70°左右的攻击扇面上占领了齐射阵位。也就是300米嘛，太近啦，我的整个视线里已全是敌人的这一条船了，敌水兵在甲板上乱作一团跑来跑去、敌舰首冲起的浪花看得清清爽爽。我喊了一声“打！”5条鱼雷嗖嗖嗖出去了，一共击中两枚，哪条艇打到的搞不清楚，我估计可能性还是我的184指挥艇大，因为我居中攻击，位置最好。打完，我们立即作180°转向、脱离。刚刚转过来，就感到艇身猛烈震动，回头，先看到一个大火球，有多大呢？整个“台生”的舷翼都成了一个大太阳，比船体还高出一块，红里透黄，光芒耀眼。紧接着水柱从海底深处直冲上天，水柱高度，能有船体的三、四个高，非常壮观。水柱下落后，一切浓浓的白烟又升起来了，这时候，肉眼已看不到敌舰，它完全被烟雾盖住了。接下来，可以听到烟幕中发生连续不断的爆炸；不到5分钟，雷达兵就报告，“台生”已从荧光屏上消失了。我打过的几次海仗，数这条敌舰沉得最快。“台生”是国民党的一条大型登陆舰，4000多吨吧，当运输船用，满载，又运上去一些伤兵，几百人总是有的。战后，我说，我作孽哟，两发鱼雷不知要了多少人的命，反正不可能有活的。几乎是同一时间，二中队三条艇向与“台生”一般大的“中海”发起攻击。严格讲，二中队的战斗动作未按要求做，不够沉着准确，急于求成，没有进行编队齐射，而是依次单艇轮流发射，大大降低了命中率，6条鱼雷仅命中1条，打在“中海”的尾部，动力全部摧毁了，虽重创，但未能击沉它。鱼雷艇就是这么个玩艺，两条雷放完，就成了没有任何威慑力的活靶子，战术动作只剩下一个，说好听点叫“撤”，说难听点是“逃”。我命令各艇释放烟雾，全速撤出战区。敌人炮舰上的速射炮下雨一样追着我们打。到了较安全海域，我叫雷达搜索观察，数来数去，一共撤出了五条。用电台呼叫，才知道175中弹负伤了。175回答，它还有一台发动机，可以自己回去。这时候天色已黑下来，海面上一片烟雾，敌人的炮越打越凶，收拢编队已不可能，岸上又一个劲催我们速撤，于是，我下令各艇自行返航。实际上， 175伤得很重，他报告“自己可以回去”是好意，怕连累了整个艇队。但不管怎么说，我没有拼死回去搭救是犯了一个难以宽容的错误，现在想起来，依然很难过，很内疚。
张逸民曾是海军的骄傲。显赫的战功为他铺设了一架步步登高的云梯，数年间，他的职务由团而师而军，40出点头便荣升至基地司令员。但是，他大概也摆脱不了古来战将“操戈胜于野，放言毁于朝”的劫数，多少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却没能过得了“史无前例”的大风大浪这一关。他非常悲哀地成为“运动”的殉葬品。他没觉得太伤心，唯一的委屈是待到“问题”已所剩无几的一纸结论发下来，此生该干的最后一件大事便是举家往干休所里搬迁了。
张逸民老人说：文化大革命中，我同林彪、“四人帮”有什么瓜葛？什么也没有。我一拥护毛主席、共产党，二不乱搞男女关系，三不贪污受贿，想想牺牲的战友，心里也就坦然了。那些年，我总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旦解脱，还回鱼雷艇，干艇长，我的身体棒啊，60岁上艇，我也敢同年轻小伙赛一赛！
陆其明老人说：张逸民是英模人物，“文革”中，谁都想利用他，这就使他“偏航”“搁浅”带有某种必然性。那时，我去看他，他很委屈，说：我认了。我说，你打“洞庭”号的勇气哪去了？以后，不管见到哪一级首长，我都为他鸣不平，说海上指挥打仗，功劳大要数张逸民。不讲历史唯物主义，还叫什么共产党人！我这人爱打抱不平，有那么一点当记者的良心公正吧。张这个人确实可惜了，没有“文革”，本可以为海军作更多贡献。
60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故事片《海鹰》，将“八二四”海战和175艇搬上了银幕，由王心刚与王晓棠主演。
附录二：《张逸民回忆录》序言 顾汉昌
http://ghc0302.blog.bokee.net 2008-1-6
这是一位海军老战士对大海战斗生活的回忆记录。朴实无华却是发乎心田的叙述，将我们引进了一个激情澎湃、绚丽多彩的军人的人生世界。
作者张逸民，海军著名战斗大功臣。从1951年到六十年代中期，他一直在海军鱼雷快艇6支队工作战斗。曾先后取得击沉美制蒋军战舰三艘、重创一艘的辉煌战绩。他所带领的鱼雷艇1大队，更是一支威震台海、无与倫比的海上尖刀部队。跟踪采访了他半个多世纪的资深军事记者、新华社海军分社原副社长陆其明在一篇文章中对张逸民作了如此评价：“他是没有英雄称号的英雄。他的大智大勇和骄人战绩，在他同时代的海军军人中，无人可与他媲美！”
张逸民是我十分敬重的老首长。当我脖子上尚挂着红领巾的时候，就从老师讲述的海军战斗故事中熟悉了“张逸民”这个名字。1960年我入伍后竟然幸运地被分配到了东海舰队张逸民所在的鱼雷快艇6支队，成了英雄部队的一名水兵。1965年，我从艇队调到支队机关当了新闻干事，借助工作关系，与此时已是支队副参谋长的张逸民有了经常接触的机会。他的人格魅力，他对部属的关爱与亲和力，使我们逐渐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1969年底，张逸民出任海军舟山基地政治委员，我随后也调到了舟山基地政治部工作。人生得遇一位良师乃终生幸事。我与老首长前后一起工作了七、八年，受益良多。他离休到南京干休所后，我们仍经常就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保持信函交流。2005年金秋十月，我陪同他到当年他在东海战斗过的几个地方旧地重游。海山依归，人非昔比。感叹之间，酝酿起了他写回忆录的事。我理所当然为其“出谋划策”，并充当起了他的文案助手的角色。
其实，张逸民这人本身就是一部“大书”，经历、修养、品格、情操，对敌斗争的大智大勇，含冤受屈岁月的傲骨不屈……十足的丰富，精彩纷呈。我与他交往有年，一直自认对他了解颇深。当接触了他的大量回忆材料，才发现过去仅仅是对他参加的战斗和取得的战果关注得较多。有“果”是因为有“因”，而“因”才是一个人真正的矛盾主要方面啊！正是他这本人生“大书”的这一主要方面，我其实并没有真正读深读透。
张逸民出生于1929年，1946年在东北军政大学入伍后，被分配在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即后来在解放军序列中享有“铁军”之誉的43军前身）。在解放战争如火如荼的烽火岁月，他当过文书、作战参谋，一直身处战斗第一线，伴随着这支铁流从东北松花江畔徒步打到海南岛西南端的八所港，征尘万里。革命大熔炉的淬火磨砺，将他铸成了一名钢铁战士。
但张逸民的人生价值真正大放光彩，则是他1951年调到海军鱼雷快艇部队后的十多年间。
鱼雷快艇，当时在人民海军的水面舰艇中是最具攻击力、专打头阵的现代化兵器。当时年仅22岁的张逸民选择了鱼雷快艇作为自己的军人职业后，第一件事就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郑重地向先烈们许下宏愿：自己一定要把老部队43军的铁军传统带到海军来，把自己的战艇、自己带领的部队打造成海上铁军。从此他的一切努力，无不都紧紧围绕着实现这个铁军梦。
上苍似乎也对他特别厚爱，为他大海弄潮赐予了诸多先天条件：他有一副好身板和聪慧过人的头脑；他天生不晕船，任凭翻江倒海，浊浪排空，他照如闲庭信步；他的方位感特别敏锐，即使操纵孤艇在茫茫大海上没有任何辨别方向的参照物，他照样凭自己的感觉识别出东西南北来。有时人在舱里，上面快艇转向他照样能感觉到所转的度数；他还有非常灵敏的时间感，时间从他嘴里随时随口报出来，误差一般不会超过两三分钟；他们记忆力超强的好，海上地形再复杂，他跑过一遍后，对有标志意义的山头、礁石能过目不忘。对于身体、智力素质要求极高的鱼雷艇长来说，具备这样条件的人确实百里也难挑一。同事们不无妒羡地打趣他：张逸民呀，上帝是你家什么亲戚，知道你这辈子要来当鱼雷艇长，就对你这么关照！
确实，这些与生俱来，甚至带有点“特异功能”性质的素质，使这个对革命事业抱有强烈使命感的青年军官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在精英荟萃的快艇部队，他脱颖而出，成为一代佼佼者。1955年1月，在海陆空三军挥戈直指一江山岛的东海战场上，他在惊涛骇浪中单艇独雷击沉了敌舰“洞庭号”；1958年“8.24”金门海战中，他率领快艇编队，由他所在的指挥艇为前导，冒着密集的炮火冲进有十多艘舰艇的敌方护航编队，逮住了两艘满载的大型登陆舰“台生”号和“中海”号，将其一艘击沉，一艘重创（后报废）；1965年11月13日在崇武以东海战中，面对敌舰猛烈炮火，张逸民沉着指挥艇队攻击，敌舰数次转问规避破坏了我有利攻击阵位，每次他都果断地指挥艇队撤出交火现场，重新组织新一轮攻击，如此先后三进三出，简直就是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海上“肉博战”，直至将敌舰击沉海底……
当作者将自己的这些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变成文字后，使我们系统地、直观地欣赏到了他这本“大书”的内容，真正明白了张逸民所以能成为“张逸民”，可能有某些特定的机遇和条件，但决不是决定的因素。一位英雄人物在人生成长的历练过程中和常人一样，也要面对种种功利的诱惑，经受前进途中各种坎坷，甚至磨难。只是，他对党和国家的忠诚要比常人更加纯真坚定；功利面前，孰轻孰重，他比常人要分得更加清楚；对工作中的困苦艰辛，他克服的决心和毅力要比常人更加顽强；他为革命事业的付出，要比常人更加无私彻底、心甘情愿，张逸民正是这样一个超越常人的人，一个生动鲜活、有血有肉、智勇双全、赤诚为国的纯粹的当代中国军人。
诚然，张逸民的那个时代，离今天已有半个世纪了。今天的现实社会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张逸民和他的战友们当年那种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一往无前、百折不挠战胜任何顽敌和困难的精神；敢为人先勇于向现代化军事科学技术攀登的精神，则永远是我们值得珍惜的宝贵财富，永远是社会发展的最强音。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些精神，仍然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强有力的武器。
英雄的业绩摧人奋发，启迪后人。但这还不是这部回忆录的价值的全部。它的价值和意义，至少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这部回忆录填补了我军鱼雷快艇战斗史诗的一段空白。长期以来，鱼雷快艇6支队这么一支在海军战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部队，一直没有一部完整的史料著作记录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本书则弥补了这缺憾。张逸民的经历同鱼雷快艇6支队的发展建设是紧密相联的。他从自身经历这个特定的视角，完整地勾画出了鱼雷快艇部队的兴盛发展经历。建国初期，在国力十分虚弱的情况下，中央优先考虑发展海军，动用宝贵的外汇一下子从苏联购进40多艘鱼雷快艇，又专门成立了快艇学校，建立起了鱼雷艇部队；那些刚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下来的陆军战士，一换上海军服就投入到了攻克文化课、现代化技术难关这个新的战场，一路小跑，在最短时间里担当起了掌握现代化武器的主人；鱼雷艇部队刚刚崛起，便随着国家军事战略重点的转移，被军委首长作为“国之利器、手中奇兵”而一次次放置到关键的战斗前沿，并不辱使命，一次次出色完成任务；鱼雷快艇部队组建过程中，得到了苏联专家的帮助。但同时，所有训练、作战大纲，也由他们原封不动地从苏联照搬了过来，在训练作战实践中暴露出了不少内容有悖于我国国情、军情。以张逸民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大胆冲击全盘苏化的阻力，针对我国的海域特点和特定的小型打击目标（与二战中的大型目标比较而言），探索创造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实战证明行之有效的战术动作，我军的近战、夜战优良传统也在创新的战术中得到了充分发扬。至上个世纪60年代，鱼雷艇的战术技术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到70年代鱼雷快艇逐步被更现代化的导弹快艇所取代而退出了历史舞台。鱼雷快艇驰骋海疆30多年间的轨迹脉络，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和个中艰辛，展示得清清楚楚，有血有肉，生动而感人。
打造一支英雄部队，除了这支部队成员的努力外，还需要依靠方方面面的配合支持。作者在书中除了叙述他和战友们为了快艇事业而竭尽全力外，还以饱含深情的笔触，热情讴歌了从将军到士兵、从军内到军外所有为鱼雷艇部队建设做出过贡献的建设者们：每当鱼雷艇有重大行动，第一线上总会看到陶勇司令员、彭德清副司令员等老将军忙碌的身影，他们忠于职守、呕心沥血的许多生动细节，感人肺腑；1962年正是我们国家三年天灾人祸期间，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极为困难。地方支前办的一位领导对参加紧急战备的1大队拍着胸脯保证：不管困难多大，也要保证快艇部队的供给需要，这任务我们包下了。他兑现了承诺。可以想象，在落实过程中支前办的同志要克服多少困难，老百姓要做出多大的奉献啊！快艇每次海上待机，总离不开渔民兄弟的支援帮助，他们驾船为快艇作依靠，与水兵们一起经受寒风恶浪的煎熬。当快艇在海战中遇难或遇险后，渔民兄弟更是营救队伍中一支十分重要的依靠力量……这些为鱼雷快艇部队建设做出过贡献的每个人，和艇上的干部战士一样，都是快艇部队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作者的记录使得他们青史留名，让他们的精神光照后人。
二、这部回忆录以相当的篇幅，生动地描绘了大海的秉性状貌，让我们感受到了原汁原味的海洋气息。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300万平方千米左右的海洋国土。但自古来，我们的祖先注重农耕，冷落了海洋国土的开发利用，清朝政府为求所谓的稳固而压抑海运，施行海禁，致使近代中国的海洋事业远远落后于西方诸国。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文学创作是客观存在的反映，由于对海洋缺乏重视与深入探索，彰显大洋大海雄浑魂魄的优秀海洋作品便十分鲜见。本书作者深知捍卫和开发海洋对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呼吁人们要熟悉大海，重视大海。他满怀对这片蓝色疆土无比深切的感情，用他的笔触轻车熟路地将我们带进了一个神秘奇妙、丰富多姿的海的世界。在他的笔下，大海如此浩瀚壮阔，丰饶美丽，与陆地一样神圣又可爱；一方水土一方人，各地海域不同的风光面貌，南北渔家各异的风俗习惯，引人入胜，大开眼界；大海也是有性格的，平静时柔情祥和，仪态万方，甘愿承载航船万吨重担，慷慨地向捞海的人奉献出丰盛的鱼虾海味；发怒时，则凶猛暴戾，掀浪覆舟，越是对弱者，越是毫不留情……作者长年以海为伴，不仅深谙大海的习性，更身怀驯服大海的胆魄和绝技，他敢于在风急浪高的夜海上孤艇独雷出击；勇于在台风中心以排山倒海之势迎面扑来时，率领12艘战艇在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奋力抗击，最后以战胜风浪告终，12艘战艇毫发未损……这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场面，让我们身历其境般地领略了大海的伟力与凶猛气势，更感受到了鱼雷艇水兵浪高一尺、志高一丈的豪情。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与大海的较量中，只有以比大海更加顽强威猛的霸气战胜对手，才可真正成为驾驭大海的主人。军人的魂魄正是在这种较量中屏射出了灿烂的火花。读到这些兴会淋漓、生动形象的描述，真让人感到荡气廻肠，心胸激荡。一个没有亲身征服大海的人，是绝对不可能写出如此生动真切的文字的。
对于喜欢海洋读物的读者，此书确实不妨一读。
三、这部回忆录充溢着浓厚的学术气息，养心益智，给人启迪。作者是一位勤于用脑、善于总结的军事指挥员。他对自己经历过的战例，无论是“过五关”，还是“走麦城”，都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描写，不仅展现了精彩纷呈的战斗场面和战斗过程，而且将指挥员的思想韬略、心理活动和指挥员的心智随着战场态势的瞬息变化而变化的细枝末节，描写入微，淋漓尽致。我以前读过一些战例，包括权威出版物中的崇武以东海战，几乎都是停留在过程的叙述层面，至于战斗成败的深层次原因，“其然”后面的“所以然”，不是模糊不清，就是避之唯恐不及，全凭读者自己去揣测、去“见智见仁”吧！个中原因，主要是这些战例并不是亲历者所撰，执笔者不可能掌握到指挥员在交火时的心态变化，而正是这种变化往往直接影响到战斗（战役）的结果。张逸民叙述战例的不同寻常处，或者说可贵之处，是他融进了自己心灵深处的东西，将战斗的因和果揭示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书中的崇武海战就是一例，作者纠正了以往出版物中一些谬误不实的成分，还原了本来面貌。一个叙述真实、精确的战例，可以让有心的读者，尤其是军内指挥岗位上的读者，轻松地从中获得真正的经验教训，吸取真正的精华养分。
作者还对自己丰富的战斗经历，进行深入分析总结，上升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高度。他总结的“一点两面三不放”鱼雷艇战术理论，论据支撑有力，论述精辟，其科学性和实用性在实战中演绎得淋漓尽致，被军中专家学者和同事们公认为最符合中国国情、最为经典的鱼雷艇作战战术套路。其他诸如如何组织艇长训练、如何克服训练中的沉雷事故等各种老大难问题，包括带兵的思想方法等方面，均有他自己的思想理论。在这些思想理论成果中，蕴含着作者深刻的思想，独到的见解，精辟的分析，高度的概括提炼，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不仅对军中后学，即便是军外各行各业的人士，也不乏启迪作用。
这是一部很有特色、很有阅读价值的回忆著作。
年轻时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有一段深深打动人心灵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鄙、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人到晚年，都该回首审视一下自己这一生是如何走过来的。张逸民在后记中是这样回答的：“我是怀揣着‘铁军梦’来到海军的，这是我向先烈许下的大愿。而今我该怎样向先烈们诉说呢？我不敢说我已完全兑现，但我可以无愧地说，我真的尽心尽力了。就因为圆这个铁军梦，我该付出的并且能够付出的，我义无反顾地全都付出了。也就是为圆这个铁军梦，我该身先士卒当表率的地方，我都咬紧牙关奋勇争先了。我可以怀着一颗平静而坦荡的红心……再次去拜谒人民英雄纪念碑了！”
这是张逸民对自己的人生的总结，是向祖国、向党所交的一份答卷。这部著作的真正份量，正在于此。
丁亥暮春写于杭州古运河畔随缘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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