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感

2008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内外誉为“新土改”的深化改革攻坚战拉开了序幕。这是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对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最好的纪念，也是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必然要求。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历来是中国的主要问题。

纵观中国历史，农安国兴，农苦国乱。几千年来，中国的所有国内战争都是农民战争。

近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质上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虽然是上世纪少敉先进知识分子在马列主义影响和苏俄支持下成立的，但从其人员结构和战略方针来看，至少在建国以前，实质上还是农民党。是“打土豪、分田地、”顺应了农民对士地和基本生存的渴求，亿万穷苦农民才前赴后继以数百万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把中国共产党捧上了执政党的宝坐。中国革命的胜利，应该说是中国农民的胜利。

然而，胜利了的中国农民，并没有享受多久胜利的喜悦。

共和国建立之前，共产党以"打土豪、分田地"承诺于农民，农民满怀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用鲜血和生命迎来了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共和国建立之初，在社会主义响亮的口号下，国家堂而皇之将农民的土地收归囊中，随后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等等荒唐之举。置亿万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靠亿万农民的期望信赖和热血支持，但几十年来，我们党的错误路线和历次错误的政治运动对亿万农民剥夺太多伤害太深、我们党欠亿万农民的债的确太多太多。

万里副总理曾在《中国经验:改革开放30年高层决策回忆》一书中写道：“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去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的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我又不熟悉农村工作，所以一到任就先下去看农业、看农民，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

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

这两天我看了篇关于中国农村的文章，很受震憾。2003年3月2日，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写的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一封信。以下为李昌平《给朱总理的信》等文

　 总理：
　　我叫李昌平，今年３７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１７年，现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盲流如“洪水”
　　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２０多天，“东风”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地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４万人，其中劳力１．８万人。现在外出２．５万人，其余劳力１．５万人。今年人员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点：一是盲流。过去一般是有目的地流动，今年多数农民是抱着碰运气和“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一种负气心情外出。二是人数多、劳力多。过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分剩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外出。三是弃田撂荒的多。过去出门一般都待田转包出去后再出门，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数还在上升，估计今年全乡弃田弃水面积将达到３５００亩，占全乡总面积的６５％。现在我们全力以赴做调田转包工作，估计今年至少撂荒２００００亩以上。
   负担如“泰山”
　　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在２００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１００～４００元／人不等。两项相加３５０元／人亩左右。一家五口种地８亩，全年经济负担２５００～３０００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１０００斤谷子（０．４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８０％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地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８０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５００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一切尽在哭泣中。今年的负担还要加，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少壮去打工，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惟望天地哭！

债台如“珠峰”
　　１９９５年，约８５％的村有积累，现在约８５％的村有亏空，平均每村亏空不少于４０万元。９０％的村有负债，平均负债６０万元以上，月利率千分之二十。１９９５年约有７０％的乡镇财政有积累，现在９０％的乡镇有赤字，平均赤字不少于４００万元，平均负债不少于８００万元，月利率高达千分之十五。村级负债每年增加１０～１５万元，乡级负债每年增加１５０万元左右。农民的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我们棋盘乡不搞任何建设只交上面的税费，发干部工资，支付利息，收支两项乡村每年净亏１０００万元。这样下去，基层组织和政府怎么运转？

干部如“蝗虫”
　　１９９０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１２０人，现在超过３４０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粮”，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官取于民，民取于土，落在水上，打在泥上，农民怎么受得了？

责任制如“枷锁”
　　“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亿万农民欢欣鼓舞。可现在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必须贴自己外出打工的血汗钱。负担的日益增加，价值的逐年回落，被农民视为生命的土地已成为农民的沉重包袱，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农民视为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出生在集镇，就不要人头负担，出生在农村就年年交人头费几百元，这是多么不公平啊！

政策如“谎言”
　　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政策很难落到实处。近年来，没有对农民发过贷款，即使有极个别的其月利率也在千分之十八以上（高利贷）。没有按保护价收过定购粮，相反，国家收粮还要农民出钱做仓容。国家不收粮，农民自己消化还要罚款，甚至没收。农民负担年年喊减，实际负担额极个别地方虽没有增加，但农民收入下降了，相对负担却是年年加重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且能如此儿戏，几亿农民不相信中央的农村政策，这种后果将是可怕的！

假话如“真理”
　　谎言讲一百遍便像是真理。现在真话无处说。上级领导听农民增收就高兴，汇报农民减收就批评人。有典型，无论真假，就记录，就推广。基层干部察言观色，投领导所好，到处增产增收，形势大好，所以真话听不到了。如果有人讲真话、实话，马上就有人给扣上“政治上不成熟，此人靠不住”的帽子。我今天给您写信报告基层情况是一名共产党员应做的工作，是讲政治、讲正气的表现，是符合党章规定的。可我却经历了近三个月的思想斗争，因为我自己给您写信也是“不成熟”的表现，是“靠不住”的表现。现在会说假话，并且通过媒体把假话变成“真理”的人，被视为“成熟”的人，有培养“前途”的人。现在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干部不出假典型，不报假数字，不违心说话，不违心做事，做实事求是的干部太难、太难啊！
　　我在农村工作已有１７年，先后担任过四个乡镇的书记，从未有像现在这么沉重过。我不知道全国的情况，至少我说的情况在湖北省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在农民太苦了！农村工作太难了！农业潜在危机太大了！

９０年代初期，总书记亲自下乡调查研究，“三农”问题得到了又快又好的解决。现在亿万农民再一次呼唤党中央国务院关注农村、农业、农民，为农村的发展拨开云雾，指明航向。

二、说句真话不容易

　　回想２０００年的春节，当我含泪给总理写信的时候，我就预料我会失去很多，会有危险，会下海。当我把信交给妻子发出去时，我是想让她认真地看一看，有心理准备。
　　我从政１７年，深知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并不一定是在大多数人手中掌握着。就一个地方而言，国家的机器，也许并不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甚至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在这些地方，如果谁不为地方长官歌功颂德，谁就不会拥有操纵国家机器的权力；谁要是揭露地方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就是和地方官过不去，就必须受到国家机器的管制。时下，在一般情况下，在腐败分子掌权的地方，腐败和反腐败都是一种手段。在一个班子里，大多数人腐败，少数人要想在班子里，必须同流合污。这种情况下，腐败是生存在班子中的手段了；如果有谁不和上级保持一致，上级只要随便派纪委或检察院查一下，党内肯定揪出一个腐败分子。反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是腐败分子排斥异己的一种手段。
　　当我把信写好后，拿在手上很长时间不敢发出去，我怕风险太大，害怕所承担的风险会超过我的承受能力。离开监利是必然的，我必须有把握保证自己平安离开，或者我本人不能平安离开，但妻儿父母的生活要有保障才行。直到现在，我还在为当初的冒险选择而愧对父母妻儿，而寝食不安。
　　在发信之前，我日夜盘点自己在四个地方担任党委书记的过失，检讨自己有无罪该入狱的错误。我没有安排过一个亲人吃“皇粮”，没有自己的私房，也没有享受国家福利分房，没有超过４万元的存款。重大建设项目，从未直接插手，全部是公开招标。我工作过的几个地方，都叫“乡”，从来没有在镇里当过书记，都是监利最难搞的烂摊子叫我去收拾，但每走一个地方，都是顺民心的，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我确认自己无罪，确认自己有承受说实话的风险和资本，才敢把这封信给总理发出去。
　　一个人讲真话真的不容易，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讲真话竟像下地狱一样！
　　如果有一天，我要是见到了总理，我会对总理说：人人都想跟您说真话，可说句真话太心酸！

三、我怕忏悔迟了，上苍不原谅我

　　 ２０００年３月８日，我怀着对中国农民的深切同情、对中国经济的深切忧虑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为题，向我所尊敬的朱总理如实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情况。朱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两次动情批复，引发了湖北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现在真实地记录下这段经历，希望后人不要忘记中国农民为中国改革开放付出的辛酸和苦难。但是，我的家人都反对我出这本书，他们怕。我过去的同事大多数反感我出这本书，他们怕。我之所以要出这本书，则是因为我怕。
　　我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在农村工作了１７年，我管制了农民１７年。 我目睹了农民分田分地、当家做主的喜悦和弃田撂荒、背井离乡的无奈。我经历过太多的悲伤：有多少农民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因为穷而失学，他们哭，他们的父母给我下跪，求我救助，我已经记不清了；有多少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小学、初中、高中，他们哭，他们的爷爷奶奶给我下跪，求我开恩，我记不清了；有多少孩子因亲人生了病住不起医院给我下跪、求我发慈悲，我记不清了；有多少贫困老实的农民，因为有冤无处申，他们给我下跪，求我伸张正义，我记不清了。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这样的事情你遇上一两件，没有出手帮助，你会一辈子不安。而我，农民的父母官，应该无数次地下地狱！
　　回首我在农村工作的１７年，对农民好事做得少，坏事做得不少。于农民，我是有罪的。我以此书献给我的衣食父母——我心中的上帝。愿中国农民永远不再下跪！我现在忏悔我的过去。我怕忏悔迟了，上苍不原谅我。■

　　文章写在几年前，现在农村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不清楚……

附李昌平背景资料:

　　李昌平，男，１９６３年４月生于湖北监利县周河乡洪湖边的一个小渔村。先后就读于湖北省机电学校，华中农学院，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
　　１９８３年至２０００年，他先后担任过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经历了人民公社以来农村改革的全过程。２０００年３月，他致信朱总理，反映了当地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引起了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朱总理两次批示，调查组亲临监利，李昌平本人也经历了一番洗礼。１０月，李昌平首次在国内媒体呼吁：给农民以同等国民待遇。１２月，李昌平高票入选《南方周末》２０００年年度人物。
　　２０００年９月，李昌平辞去乡党委书记职务，南下打工。后来到北京，任《中国改革》、《改革内参》记者、编辑，并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现由新华书店全国发行）。在此刊发的是李昌平写给朱总理的信和《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部分内容。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五十年多了，城市挤压了农村，工业挤压了农业，亿万农民为国家的发展和党的错误路线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农民太可怜了。

农村自实行人民公社化以后，年年抓生产，生产就是上不去。一开始认为是阶级斗争，于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风整社，反“五风”，搞“四清”，反右颂、拔白旗、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农业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什么办法都用了，就是没有想到要改人民公社这套体制。结果一个包产到户，把土地的生产经营权交还给农民，温饱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八十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废除了毛泽东创造的人民公社集体劳动集体分配的制度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当时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土地官有制没有来得及废除。农民对土地，只有不稳定的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无法抗御官商联手侵犯，结果农地面积大幅度减少，全国生态环境不断急剧恶化。

1997年以后，国家一再提出要扩大内需，开拓农村市场。实际却是扩而不动。道理很简单，如果占人口70％的农民只购买了39％的商品，在城乡居民存款中，70％的农民只占了19％的份额，农村市场怎么开拓？

30年前，中国改革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力。改革带来的成就举世共睹: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城乡生活品质提升、经济高速增长、民主文明进步……但时过30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乃至改革全局的推进力已基本释放完毕，一些弊端却日渐凸现:

农民以土地为“命根子”，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却缺乏明晰。未能使农民与土地建立稳定的利益关系，亦为一些不法官商勾结、利用建设征地 权力寻租 牟取暴利提供可乘之机。农民的赖以生存的士地甚至成了一些贪官口中的肥肉。

农村是改革的发力地，现存的“城乡二元壁垒”却阻碍农民平等分享改革成果。中国经济创造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9.7%的世界奇迹，但城乡收入差距亦创30年来最高。农民负担增长一度甚至超过收入增长。“城乡壁垒”带来诸多现实的警讯:收入差距致农村内需不足、大量民工进城致农村“空心化”、城市扩张致耕地减少，甚至危及粮食安全……

三农问题巳成为改革开放的瓶颈。成了社会不稳定、突发事件层出不穷的隐忧。

近期以来

胡锦涛总书记曾经号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曾声称：改革开放要杀开一条血路；

湖南省省委书记张春贤曾放言：要还权于民。

尽管这曾引来司马南等“左派精英”姚文元式的叫骂（见司马南指名道姓驳“还权于民”的《万言书》），但我一直预感，无隙不来风，这肯定预示着改革开放将有战略性的大动作。震撼人心大突破。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所有权问题。

    在激烈争论和层层阻力之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对解放农民，稳定农村，对形成稳定的国内市场，再次激发中国农村内在的巨大活力，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肯定是强大的永恒的动力。

这新一轮的土地改革有望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进一步明晰土地财产权，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延长土地经营权年限，允许宅基地流转。允许流转土地经营权，农业集约经营便具备条件，可大规模从事农业生产，摆脱小农经济，加速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步伐。浙江等沿海省市近几年的实践已显示，有偿转包、业主租赁、分季流转、土地入股、土地互换等多种土地流转形式，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高效化经营提供广阔空间。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决定》明确回答了社会普遍关注和一直争论激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决定》明确提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并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农业稳，天下安。《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反复修改形成的这个决定，体现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适应当前农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亿万农民的共同心愿，是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是亿万农民的福音。尽管前路茫茫，困难和挑战都还很多，不少左倾势力正拼命攻击和诋毁这一《决定》，但我相信党和政府是有决心坚持改革不动摇的。但愿中国农民不再苦，中国农村不再穷。城乡一体，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