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亚鸿世纪年终奖金:庄生蝶：试论中国社会传统极权体制的文化构成（三）

  三 万世一系的专制皇权——权力文化的制度基础
   
    现代混沌理论有个原理叫“蝴蝶效应”。认为一个自然体系的后来发展，极大依赖于初始条件的输入。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带来体系输出的极大变化。中国文化的雏型期、孕育期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周王朝的诸侯分封制度将世界东方的中国大地分成大小不等的许多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类似于西方希腊时期的城邦，相互间联系广泛，交流频繁、环境宽松，因而工商业和技术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在那种自由宽松的空间，各种思想流派得到了空前发展。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群星灿烂。儒、道、墨、名、兵、法、阴阳、诸家各成系统。其中儒家、道家、墨家思想已各各形成了它们自己的哲学系统，闪耀着世界观，认识论以及人生哲学的光辉。至今仍能感受到其中人格和人文精神的巨大力量。
    但是，在世界东方板块的中心，使历史的蝴蝶扇动翅膀的却不是饱含着人文精神的思想家，而是一些个人品质恶劣、名利权势欲极强的功名利禄之徒。首先是法家人物商鞅，找到了处于边陲之地的秦国，作为他实验政治学说的试验田。而满脑子“霸道”欲望的秦孝公与一心想推行专制制度以获利的商鞅，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开始了他的变法。商鞅在秦国实行对内严刑峻法，高度聚敛，对外间离分化，穷兵赎武的耕战政策，果然得到了明显的效果，秦国很快强盛起来。但是，由于他推行的这套制度太伤天害理，太有伤天和，商鞅终于作为中国历史上作法自毙的第一人而被五马分尸。作为中国历史上国家恐怖主义的制度化严刑峻法的始作俑者，他的惨死是死有余辜的。后来历史上的法家人物及酷吏，下场大多都和他差不多。这多少是有警世的象征意义的。但是中国的极权制度，总是使这样的酷吏在历朝历代层出不穷。
    法家理论之集大成者是韩非子。而韩非理论体系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公开地鼓吹邪恶，鼓吹强权。法家思想的主要特征——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要道德约束，在他的理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法家人物在推行他们的政治理想时，可以完全不考虑下层老百姓的痛苦和灾难。这与孔子“苛政猛于虎”的思想，“过盗泉而不饮”的风范、与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形成了巨大的道德反差。
    韩非将政治总结为“法、术、势”三个方面的内容。“法”就是商鞅推行的严刑峻法。“术”即申不害鼓吹的权术。主张君主要独断，要善于用权术驾驭臣下，要将自己的意志、情感、心理深藏于内心，使臣下不可窥测，视之以神秘，才有精神上的威慑力量。也就是所谓“天威不可测”。而“势”则是法家重势派人物慎到鼓吹的权势。他认为“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君主拥有了绝对权势，就能治理好国家。以上法家的重法、重术、重势派的三个代表人物的理论。在韩非的思想里得到了综合、总结与发扬。
    韩非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是“圣人执要”。“要”即是枢扭、关键，即是国家最高权力。而“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只要君主执掌了国家最高权力，“抱法处势”而治，则天下人不敢不归服效劳。而且他说：“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为了巩固君主的统治，对人民必须禁其事、禁其言、禁其心。严厉地统治到行为、到言论、到心里、到潜意识里。真是世界上最早熟、最严密的极权统治术！至于象“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之类的论述，比比皆体现为对臣民可能不利于君主的因素，考虑到了入骨的程度。其结果也就对社会活力的禁锢到了极端的程度！于是“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这种制度设计为皇权的万世一系做好了准备，以后的子孙中，即使出现了不肖的人主，臣下也不敢侵犯他。
    韩非的思想方法中——“势者，胜众之资也”、“当今争于气力”、“用计算之心以相待”等莫不将人际关系表述为完全的利益争斗和残酷冷漠，将君主的利益设定为与臣民对立的地位上，并用尊君和加强君主权势的办法来巩固君主的地位。
    法家理论的主旨就是以力服人，以镇压为主要手段，鼓吹强权政治，从制度上设计为君主独览大权的中央集权体制，以加强君主专制为核心。这个思想制度体系，是世界上最早、最完整严密、极端的专制主义政治理论学说。中国产生了这样早熟的政治学说，是中华民族的无奈和悲哀。
    法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即加强控制、强化极权。这种政治思想自秦以来的二千余年间，在最高统治者的意识中始终未有什么改变。但这种政治思想恰恰是与现代民主宪政的限权分权理念完全不相容的。
    然而，这一整套理论，却正好搔到了赢政的痒处。他在读了韩非的文章后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暴君和法家人物是多么地心有灵犀，臭味相投！当然，这并不会妨碍他在听信谗言后，轻易地便将韩非处死。其实暴君的内心深处，对这些品质恶劣的政治动物也是鄙视和不信任的。这就是历史上的暴君与酷吏之间千古不易的关系辫证法，是中国历史轨迹在法家人物的影响下发生偏移后，极具讽刺意味的历史规律。
    周王朝的分封诸侯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实是相当合理的制度。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可以通过周王室的协调，可以通过诸侯们的会盟，得到协调解决。诸侯国之间时有的战争，大多不以灭绝对方的国家与宗室为目的，最多也只是改变它的君主，取得一定程度上的有限利益。这样的格局大大地抑制了各国诸侯的专制欲望。但是这种游戏规则，却被地处边陲的少数民族的秦国打破了。
    大规模的征战与杀戮恰恰是从法家人物影响秦国政治开始的。从秦孝公至秦始皇十三年统一中国，这一段时期秦国斩各国首级百数十万。这在当时的人口基数上，是多么可怕的杀戮！白起一次坑赵降卒四十万于长平，开创了特大规模屠杀的先例。自秦以后，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大规模、特大规模的屠杀，是秦国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历史之头！山东六国称秦为虎狼之国，是名实相符的。自此以后，从底层打拼出来的新统治者，许多都选取了这个历史经验，通过大规模的屠杀以树威。这已经成为许多中国统治者的思维定式。
    法家人物李斯辅佐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华大地，建立了一个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从此这种统一模式成为中国千古不变的统一模式，秦始皇的“千古一帝”的名号也由此而来。世界历史上与之相对应的欧洲希腊的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城邦以及后一点的罗马共和国，都没有产生这样的结果。这是中西方历史最大不同的开始。作为东方文明中心的中国，在几个功名利禄之徒的法家人物影响下，就如此轻易地改变了世界东方板块的历史进程。历史的蝴蝶，就在此时此地扇动了翅膀，从而也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这种历史的偏移，是祸是福，其实历史已经不断地做出了回答。只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清理与反思罢了。
    秦王朝的建立，是法家人物帮助嬴政建立了一个“嬴者通吃”的政治制度。这个嬴者可以泽及子孙千秋万代，不管子孙们是否有本事继续“嬴”，他们的地位已注定了他们总是嬴。除非有一天一切推倒重来，进行一次新的权力博弈。
    “嬴政也者，嬴者通吃之政治之谓也。”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的黑色幽默！中华民族用了二千多年仍未能读懂它。面对这样的历史黑色幽默，一切有志在中国建设民主政治的有识之士，实在有必要进行系统的历史解读和批判。
    在我国历史上，也曾有人怀疑过这种制度。例如：黄宗羲就曾说过：“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说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王夫之点出过，皇权是“以天下私一人”；谭嗣同说过：“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但是这些思想的闪光，都只是凤毛麟角的闪光，片断的闪光，它们既未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里达成广泛的共识，也未能从根本上触动顽固的权力文化。从而也未造成大的社会影响。君不见，历史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而中国大陆“劝君少骂秦始皇”、“劝君少刺秦始皇”的鼓噪又甚嚣尘上起来了吗？这势头，好象“百代多行秦政治”还要千秋万代实行下去似的！
    秦始皇和法家人物共同创建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大一统专制政体，全面地结束了周朝春秋战国时期的宽松、自由、多样性的思想文化发展环境。从此，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再也没有出现过。虽然秦朝因为推行暴虐统治很快垮台了，但是后来的统治者再也禁不住这种万世一系、高度集权政体设计的诱惑，无不保留了这种皇权体制，而只是在道统、法统方面进行一些有限的修改补充。这种皇权制度被确立后，权力文化在中国得到了全面系统的发展。
    说秦王朝统一了中国，是一个被偷换的历史概念。其实周朝本来就可以说是一个较宽松的统一国家，在语言、文字、度量衡等诸多方面都有趋同趋势，它保留了文化多样性发展的自由空间，也保留了民族融合与广泛交流的环境。
    再者，统一本来就不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最重要的指标，更不应该是民族国家追求的“唯此唯大”的目标。中华民族对“统一”的过于执着的追求，是大一统极权思维教化的结果。秦王朝的极端控制的统一模式，全面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活力。把秦王朝的统一模式作为唯一的统一模式，更是一种偷换概念的有意误导。把秦始皇吹捧为“千古一帝”，完全无视他给千百万人民带来的无穷的灾难和生命毁灭，完全无视他对中华民族历史活力的无情扼杀。是一种全无心肝的、公开鼓吹邪恶的历史观！
    生物的多样性、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的多样性，是构成地球上多姿多彩的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法则。这是“造物主”安排的、不应被破坏的法则。而文化的多样性、人类社会环境的多样性，则是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应该遵循的法则。试图用强制的国家权力，在大范围内推行一种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来规范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实在肇始于秦王朝法家大一统理论的实施从根本上扼杀了中华大地文化多样性的活力。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把这种企图的极端程度实施得越厉害，对国家民族造成的损害就越大。
    总之，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无不是企图在皇权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道统、法统，归于一统”的社会，而且这种努力也确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在后面的章节里还要论及。
    大一统的专制皇权是权力文化制度层面的存在。这个制度层面的文化系统，历朝历代又进行了不断的完善。一直到清朝末年，皇权已面临崩溃边缘。李鸿章之流还要认为中国的各项制度，是远超过西洋各国的。因为李鸿章可算是当时相当开明图变的政治人物。这也可从反面看出封建专制制度的完备与顽固。
    其实，我们只要将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与整套皇权专制制度相比较，就可以看到其中的本质区别。围绕皇权建立起来的文官制度，是一个古代官僚体系，它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官制度。科举制度也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官选拔。武装力量系统，则更是离“国家的军队”概念甚远，忠于皇帝与忠于军阀、忠于土匪头目实在没有本质差别。中央六部和军机处看似政权结构简化，但并不影响它的颟顸无能官僚化，不影响各级权力层次滋生出大量的权力掮客，城狐社鼠之流。对于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它根本谈不上效率，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政府！”
    “权力容易使人败坏，而绝对权力则绝对使人败坏。”中国的专制皇权，是世界上最完备、最极端、最不受监督制衡的绝对权力。君临天下的地位、奸谀群小拥簇的环境、以及中国人长期遭受专权统治形成的对权力无条件的屈从、认同、崇拜的社会氛围、尤其是叔孙通定朝仪制定的一系列程式化的语言、音乐以及五体投地、完全臣服的程式化肢体动作，无不有助于形成一种宗教化的心理定式，无不是为树立绝对权力服务的。除了皇帝外，下面各个层级的官吏，也遵循着类似的模式，这样也就确立了各个层次的绝对权力。
    辛亥之后，虽然皇权被推翻，朝仪官仪被废除，但中华民族的权力崇拜的心理定式并未完全消除。至今中国权力阶层中的许多人和很大一部分百姓，并未完全从皇帝皇权的迷梦中醒来。绝对权力的地位、环境氛围并未消除。使统治者的心智败坏的地位、环境、氛围条件并未消除。所谓“官气一进，人气渐出”的心理环境仍在。于是中国社会的最高权力以及各级政府的公共权力，往往要交给一些心智不全的人手中。
    为了迎合这种心智不全者，下面的官吏会说出大量荒谬的话，做出大量荒谬的事。这也就是中国上层社会经常流行大话、空话、谎话、套话、恶话、蠢话的原因。加上个人专断的决策机制，使关系到国计民生，内政外交的大事，许多时候就被情绪化地轻率决策了。对“英明神武”的“明主”的企盼，是中国人永远的情结。这也就是中国人顽固的威权政治迷信情结。统治者的道德品质、思想情操、心理因素、无不可能成为影响国计民生大事的关键因素。这种个人专断的决策机制实在是一种危险的机制。
    专制皇权的长期历史存在促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对权力盲目崇拜的痴迷和对自身权利意识的淡漠和麻木。这种权力和权利意识的反差是构成民族奴性和劣根性的重要根源。在自我意识和人权意识强烈的现代文明世界里，这种奴性、劣根性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使我们难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专制皇权的长期历史存在促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元化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了社会的封闭性以及对多元化文化先天性排斥。个体自然人的自闭是一种病态心理。而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近现代的中国，在国际社会里经常扮演孤愤自闭的角色。这也是一种社会病态。
    专制皇权的历史存在、经常性的“偶语者弃市、诽谤者族”式的话语霸权的语境还制造了大量的文字冤狱。在这种淫威的胁迫和利诱下，出于对事实、对真实的有意回避歪曲既制造了大量的文化垃圾，也积淀了大量的知识垃圾（主要是人文科学方面）。这就是中国文化遗存的现实！
    中华民族在融入现代文明的道路上，一个重要的任务是从历史的误区中清醒过来，从皇权神圣的谎言中清醒过来，从对权力崇拜的迷醉中清醒过来。全面地清理批判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将一切历史上的暴君和助纣为虐者，统统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子孙万代牢记他们的罪恶，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会有一个明朗的历史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