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的书生革命路

　　文/付平 袁贺

　　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刘师培是一个泰山北斗式的大师，对他的学术才华和学术贡献，学界少有争议。然而，刘师培还有他的另一面，他还曾经有过革命的经历，对他在这方面的表现，则争议纷然，总体上，评价趋向负面。这样一来，似乎就存在着两个刘师培。本文只是利用既有的材料和研究成果，重新编织他的革命故事，试图说明革命的刘师培是源自那个思想者的刘师培。

　　书斋种下革命的种子

　　1884年6月，刘师培出生在江苏仪征一个书香世家，从他曾祖刘文淇起，仪征刘氏就形成了以《左传》旧注疏证为核心，广泛整理经、史典籍的门风，刘师培是这门学问的出色传人。在学统上，眼见得刘师培将在科举道路上出人头地，或是做官，或是做一个令人尊敬的乡绅终老一生。

　　然而刘师培所处的时代注定不能让他这么平淡地度过，有一句名言说“一个人像他的时代甚于像他的父亲”，刘师培就处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众所周知，晚清是最令国人尴尬的时期，清政府面对西方侵略者连串的糟糕表现，使得变革的呼声正响彻朝野，敏锐的晚清士大夫阶层是变革方向首当其冲的找寻者，刘师培家族的学问也渗透着这种意识。本来，刘氏家族的学问应是经典的考证风格，仿佛不预世事，但在刘师培诞生之前，刘家的学问已经形成了经世致用的一面，也就是说，学术要为现实社会提供服务，而当时的社会就是要变革。这一独特的家门学风，注定了刘师培的学术志向必然受到它的影响，因此他未来的道路只缺一把时代热火的引领，刘师培改革社会的理想将随着时代风气的转换而日益显明。

　　据记载，幼年的刘师培聪颖绝伦，授读过目成诵，年仅12岁就读毕了四书五经。他擅长写诗，勤奋异常，而且“其读他书，勤奋亦如是，博闻强记，出语恒惊其长老。”青少年时期的刘师培，在学业上就立志高远，“未冠即沉思著述，服膺汉学，以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自任。”当刘师培15岁时，他的父亲不幸去世，这意味着刘师培不得不从年少时就得独立应付自己的未来。17岁时，刘师培循着传统儒士的习惯，应试得中秀才，次年，又高中举人。然而世变孔殛，1900年，中国的形势急转直下，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西奔。次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终于沦为列强附庸。晚清知识界终于分裂了，是保皇还是革命，横在了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士人面前。曾经推动君主立宪的今文经学大师康有为这时成了保皇派的士人首领，而醉心汉学的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则成了革命派的学界旗手。怀抱经世致用理想的刘师培同样不得不面临抉择，他最终选择的是革命阵营。

　　革命派的骁将

　　1903年，刘师培踌躇满志地赴开封会试，不料却名落孙山。失落的刘师培返乡时途经上海，由于独特的地理形势和政治生态，当时上海是国内民主革命的中心地带。在这里，刘师培意外地结识了因宣传革命而屡遭清政府通缉的章太炎。章氏此时已是饮誉学林的古文经学大师。刘家数代以治一部《春秋左氏传》而著称，章太炎推重刘师培家传的古文经学，而刘师培仰慕章的学问，两家学问相近，接谈之下，难免英雄相惜，二人意气相投，当即引为知己。章太炎和刘师培深入探讨了古文经学发展的前景，这终于导引了刘师培的发展方向，使他认识到了古文经学在民族革命中的独特意义。

　　革命还是保皇，关系的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到底走哪条线，需要理论的澄清，而这正是为什么每一次社会大变革都迫切需要知识阶层参与的原因。1903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问世，同时，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也不胫流传。革命派以《苏报》为阵地鼓吹排满革命，和立宪保皇派在思想战线上展开全面交锋。受章太炎的影响，刘师培思想幡然一变，从此绝意科场，主动投身民主革命活动。这年三月，他在《苏报》发表《留别扬州人士书》、《中国民约精义》等文章，特别在后一文章中，刘师培以渊深的古文素养，结合传入中国的社会契约理论，“证明 ”在中国政治思想传统中，自古以来以革命推翻君主不为大逆不道，相反，它意味着君主的自杀，在理论上为革命派推翻君主制的政治图谋张本。次年，刘师培改名“光汉”，著《攘书》，以示“攘除清廷，光复汉族”(钱玄同语)的决心。

　　1903年6月30日，上海租界在清政府的压力下，逮捕章太炎，次日，邹容自首，《苏报》案发生。在此案发生前不久，刘师培恰巧还乡与未婚妻何班完婚。此女需要略作介绍，何班的父亲何承霖，曾任武进县学教谕。何家与刘家有世交，且有姻亲关系，何承霖的长子曾娶刘师培叔叔的女儿为妻，因此刘师培和何班的婚姻属于亲上亲。据传，何班非常漂亮，且有相当教养，更关键的是，她与刘师培结婚后，随夫君重新返回上海，入爱国女社就读，成为极端的女权主义者，改名为震，姓氏也改为从父母两姓，署名何(殷)震，并以何震名世。此女作风非常强势，她常对刘师培“发河东狮吼”，是一悍妇，刘师培的一生受到她很大的影响。

　　重返上海的刘师培没有受“苏报案”的影响，并再次和革命党人接上了关系。1903年10月，俄国派军进驻奉天，侵略中国的行径日益扩大，并与英、日帝国主义发生了矛盾。为了提醒国民俄国侵略者的威胁，12月5日，蔡元培创《俄事警闻》，次年2月改名为《警钟日报》，不久蔡氏辞去主编职务，刘师培和林獬等成为该报的主笔，继续与立宪派进行斗争，宣扬革命。他在报纸上发表了《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论中国并不保存国粹》等重要文章，明确反驳了康有为等鼓吹的保国保教改变中国的说教。除此以外，刘师培还为《中国白话报》这份以白话文宣传革命思想的报纸撰稿，他曾在该报上发表《论激烈的好处》，署名为“激烈派第一人”。刘师培在文中强烈批评了中国人在变局时刻选择方向时趑趄不前的劣根性，称中国的衰朽就误在“平和”两字，中国的人民如果不用激烈的手段难以鼓动起来，只有通过激烈的行动，中国才可一天一天地好起来。

　　刘师培激烈的言论所向披靡，这进一步刺激了他针对清廷采取激烈的行动。1904年，刘师培策划了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的计划。王在任广西巡抚期间，广西爆发哥老会陆亚发、王和顺起兵事件，王之春奏请清政府借法国兵以平乱，而且向亨达利洋行借款，许以事后转让广西全境路矿之权。这种破坏革命、出卖国家利权的行径令革命党人为之愤慨。王被免职后居留上海，革命党人万福华(华兴会会员)与刘师培、林獬密谋行刺，刘师培将其朋友张继所赠手枪借与万福华。但万氏临到机会降临，却由于射术不精，刺杀未遂反而被捕，连带黄兴被牵连入狱。虽然刺杀计划没有成功，但刘师培以一介书生勇于行动的品格，使他在革命党人当中的影响大为提升。

　　同年冬，蔡元培等组织光复会，党纲为“恢复汉族，还我河山”，这和刘师培此前一贯的革命目标十分相称，于是，因蔡元培的引介，刘师培加入该会。1905年，他又参与了国学保存会的发起和组织工作。2月，《警钟日报》揭露了德国侵略者侵取山东的密谋，遭到租界当局查封。刘师培在上海待不下去了，遂避往浙江，不久，又转道去安徽芜湖，先后任教于安徽公学、皖江中学，同时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当时，陈独秀、章士钊等也在安徽公学任教，并且组织了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刘师培成为其中的一员。

　　纵观这一时期，刘师培以恢复汉族国粹精神为目标，鼓吹推翻君主专制，并反对满族统治，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成为革命派的骁将。他注重的是国学中的民族思想，坚持“辨别夷夏”，认为“自孔子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而华夷之防，百世垂为定则。”然而当他的思想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和孙中山纯粹源自西方的革命方案相抵牾时，一切都发生了悲剧性的转折。

　　革命的路线之争与背离革命

　　1907年2月，刘师培应章太炎之邀偕同母亲、妻子何震及何氏表弟汪公权东渡日本，拜谒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刘师培很快成为章太炎主编的《民报》的主要作者之一，继续他在国内就已经形成的革命主张的宣传。但就在这时，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改变了刘师培的革命生涯。

　　刘师培此次东渡扶桑，是其生命的重大转折点。刚到东京，刘师培恰好赶上日本政府劝逐孙中山的事件，立刻便卷入了革命阵营的内讧。2月25日，日本外务省次官举行宴会，为孙中山饯行。参加宴会的有黄兴、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宋教仁、张继、汪东等人，日本方面则有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和田三郎几位，刚刚履日的刘师培也在其中。此次孙中山离日，接受了日本政商的一万五千元捐赠。由此导致了革命阵营的内乱和分裂。原因是章太炎主持的《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此时正经费紧张，因此章氏提出，将一万元留作报社经费。而孙中山却对章太炎办《民报》的风格有意见，觉得章氏一伙不充分利用这个阵地宣传革命，却大谈什么国粹，迂阔而不合时宜。而且，南方再举起义更急需钱，因此只同意拨给两千元。章太炎则为此给孙中山作解释，表白自己谈国学，无非是为革命实践奠定更深厚的理论根基。

　　这里需要做一点说明，以了解章、孙二人的分歧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章太炎等人认为谈国粹有助于革命的实践其实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他们的依据是他们对当时世界的判断。他们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当时世界的竞争是种族文化的全面竞争。章氏曾经非常敏锐地把世界各国文化区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仪刑他国者”，一种是“因任者”。前者模仿他国，根底浅薄，如日本者流；而后者则“能自恢扩”，如中国即是。章氏的意思非常清楚，中国的未来扎根于中国文化自身的恢复和弘扬。问题在于，由于满清的统治，中国文化的根基被摧折了，因此，为了中国的未来，必须先恢复国粹，才有可能有中国的未来。章太炎的主张正是当时革命党内部熟悉国情者的共识。显而易见，国粹论者关心的不只是革命本身的问题，他们走得更远，关心的是如何立足于中国文化重建中国的问题。章太炎他们据以立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否有可以商榷姑且不论，但他们的结论则不为无识。至少，时至今日，整个世界大谈“软实力”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感佩章太炎他们的远见卓识。和章太炎相比，在西方成长的孙中山显然不太明白个中深意，他关心的是如何在眼下取得革命成功，他理想中的中国是西方资产阶级宪政国家。平心而论，章氏为首的革命话语和孙中山的话语相比，在当时的中国，懂得的人更多。

　　在路线分歧中，可以想见，刘师培当然会站在章太炎一边。而孙中山当时的表现，对自始至终熟悉内情的刘师培来说，其反应可以想见。刘师培还积极参与倒孙风潮。他找到当时代行总理职权的庶务总干事刘揆一，要求他召集会议，进行表决。刘揆一断然拒绝，这就更惹恼了章太炎和刘师培。于是一场激烈的争吵在《民报》社内展开，张继盛怒之下，竟与刘揆一揪打起来。最终，黄兴出于革命大局的考虑，坚决拒绝取代孙中山的地位，这样，刘师培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同盟会领导阶层却因此发生了很难平复的裂痕，孙中山与章太炎两位革命党的泰山北斗，一时间竟成陌路。

　　依笔者看，这次实质上是源自路线之争的革命党内讧，对还年轻的刘师培的革命热情来说，其打击应该是决定性的。刘师培本人也曾说：“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既然革命党内没有做路线协商的努力，这就为刘师培自我反思革命，并寻找新的方向留下了空间。他迅速地和风行于日本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搭上了关系，先是1907年6月，刘师培通过妻子何震，以女子复权会的名义办起了《天义报》，其目标是为补充以往论革命之不足，“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之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随后，刘师培又与张继在东京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他开始大规模介绍蒲鲁东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刘师培看来，先前只讲民族革命而不考虑无政府革命，说明革命者有不光彩的个人目的，是用光复之名以攫重利。所谓“今之倡言革命，有一谬论，谓排满以后，无论专制立宪，均可甘心，……唯革命党人，多抱此想，故于革命之后，希冀代满人握政权，非惟私设总理之名也。黠者具帝王思想，卑者为开国元勋，复以革命后之利益，荧惑无识之徒。”他的理想是创立一个无政府的平等社会。这一系列言论，无不显示出那次内讧给刘师培思想带来的影响。由此，刘师培偏离了革命阵营。

　　1907年，刘师培做出了一个令革命党人愕然的举动。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等资料的记载，这年，清廷派程某来东京，向革命党媾和，开价一万元，求革命党不要搞暗杀。可程氏实际上是个打入清廷的革命者，所以，总庶务刘揆一便和他商量，以为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不如“以术取之”。但刘师培并不知道程的身份，在他看来，程某既是清廷所派，当然是朝廷的人。刘师培还指使日本人加藤位夫、吉田三郎把程诱拐到僻隐之所，狠狠地把他打了一顿。因为程氏大声喊叫，警察闻声赶到，才未被打死。

　　更糟糕的是，就在这个艰难时期，章太炎也离刘师培而去。事情缘起于刘师培那漂亮又悍泼的妻子何震。1908年初开始，章太炎一直与刘师培夫妇同租一处合住，“三人同住一起，亲密得像一家人。但是，不过两个月，就吵得不可开交，章太炎不得不搬到《民报社》居住。”(近代史专家杨天石《晚清史事》)个中原因，据说是何震的出轨，说是有一次章太炎偶然发现何震与其表弟汪公权关系暧昧，耿直的他看不惯，就私下告诉了刘师培。结果刘师培的母亲非但不信，反而大骂章太炎居心不良，离间夫妻关系。刘师培本来就惧内，事情就很不好说了。刘师培到底有多怕何震呢？据刘师培的朋友张继回忆：有一个晚上，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他家，喘息不定的时候，外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只见刘师培面色惨白，哆嗦着说：“必是我太太来了，怎么办？我非躲起来不可！”说完就闪电般冲进卧室，并迅速钻到了床底。张继开门后，发现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进卧室叫刘师培出来。刘师培以为张继骗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底下钻出来。最后张继无计可施，只好趴下把他从床底硬给拽了出来。

　　那么汪、何二人是否真有暧昧关系呢？据当时身在东京的汪东回忆：刘终日埋头著作，又有肺病，何震则既好名又多欲。她一面利用刘能写文章，替她出名办刊物，一面又对刘不满足，行为放荡。汪公权趁此勾引，便与何发生了关系。周作人也说：由于苏曼殊住在刘家，已有佚事传出，龚未生、钱玄同、刘叔雅都讲过。而汪氏人品低劣，史已确证。可能是出自这些证言，又加上女权主义热衷宣传男女平等和废除家庭，所以张鸣先生这样评论该事件：“废除家庭的高调，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跟情人双入双出，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给牵线搭的桥。”

　　这样，既有严母，又有悍妻，而且事情又涉及男人都忌讳的绿帽子问题，刘师培和章太炎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就在此时，又发生了有名的“毒茶案”，有人在茶中下毒，想谋害章太炎。事情败露，很快有了调查结果，是汪公权投的毒。于是，东京留日学生界舆论哗然，对刘师培夫妇极为不利。也就在此期间，应清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民报》等报刊，《天义报》也未能幸免。这样，刘师培夫妇在东京很难再待下去，1908年底，他们便返回中国。这一走，刘师培就开始背叛革命。

　　背叛革命需要有接引，这条路就由清廷特务铺就。汪公权与何震率先下水。汪、何又为何背叛呢？据说是由于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有人这样写道：“何震在东京颇有艳名，与其所谓姻弟汪公权有暧昧关系。一个人讨了漂亮老婆，算不得一件好事。漂亮人总不免有些嗜好，第一好修饰，第二好交际，这两种嗜好都需要有较多的金钱供其挥霍。由于丈夫不能满足其欲望，便容易受到外间的诱惑。何震首先变节，被两江总督端方收买，随后刘师培也上了这条黑船，居间穿针引线的就是汪公权。 ”而刘师培能接受端方，原因是端方曾经是清廷有名的改良主义者。具体情况据刘师培的外甥梅鹤孙说，端方为两江总督时，李瑞清做两江师范学堂监督，聘请历史教授，有人建议延聘刘师培，但李瑞清以刘为革命党，不敢做主。恰好陈庆年给端方做首席幕僚，李便和陈商量，陈听了非常赞成，第二天便与端方谈到仪征刘氏三世传经的家学渊源，说刘师培“虽为革命党人，近年已不谈种族革命。他若能来，实为上选。”端方于是命江宁藩司樊云门具函礼聘，由李、陈电约返国。刘师培接电后尚在犹豫，而何震久厌居东，听小人之言，并符合她的名利思想，以为能与官场联系，自然另有出路，遂极力怂恿要挟。刘师培不能坚定立场，权其得失，于是贸然返国。

　　归国不久，刘师培终于做出了污他一生名节的错事。先是，刘师培致函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黄当时代孙中山主持同盟会工作)。信中说，章太炎答应两江总督端方，只要给2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出家。并把章太炎要他与端方联系筹款的5封信影印寄给黄兴。据章太炎1912年给浙江统一党的电报说，此事纯属筹款游印，与革命活动无关。但这封信还是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巴黎的吴稚辉立即抓住了这个线索，进一步诬蔑章太炎早已受清廷收买，扩大孙中山与章太炎的矛盾，致使同盟会由于内耗而元气大伤。史实证明，章太炎的说法是正确的，而刘师培可能属于报复心理所致。

　　如果这件事还算不得严重的话，那么刘师培向清廷自白并出卖革命党人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他这样评论革命党：“ 中国革命党所持之旨，不外民族主义，故舍排满而外，别无革命。师培自斯以后，凡遇撰述及讲演之事，均设词反对民族主义，援引故实，以折其非。盖事实均由学理而生，若人人知民族主义不合于学理，则排满之事实，自消弭于无形。此即古人正本清源之说也。”这种说词，笔者以为既反映了他接受无政府主义之后的思想发展，也可能掺杂了他在新东家面前自保的心理。然而清廷不会这么轻松地信任一个曾经的革命者，刘师培于是通过他的行动表明了他的忠诚。先是诱捕陶成章。1908年冬，徐锡麟案发后，清廷通缉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时陶正由南洋返国，刘氏夫妇与汪公权亦恰巧抵达上海，刘向端方告发了陶的踪迹。翌年，刘师培又告发同盟会国内中部(长江流域)领袖陈其美与浙江党人王金发、张恭等在沪密谋的隐情，导致革命党人张恭被捕。后来“强盗”出身的王金发找刘“理论”，刘下跪求饶，愿意以身家性命保出张恭，才得免一死，不过，汪公权这个罪恶的小人却被王“解决”掉了。陈其美其时也曾下令蒋介石等暗杀刘师培，但正在美国筹款的孙中山认为暗杀会暴露起义计划，且暗杀行为不足以促成倒清大业，刘师培才得以侥幸保全性命。这样一来，刘氏夫妇注定无法在沪立足，于是只能移居南京公开投靠端方，从此成为彼幕府之人物，刘的身份是两江督署文案兼三江师范教习。后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作为随同一路伴行，直到1911年端方在保路运动中被刺杀，刘师培被起义者扣押为止。

　　苍凉晚景

　　投靠清廷的刘师培随着端方的被杀和清朝的覆亡而变得惶惶不可终日，但他那些有影响的朋友们并没有记恨他，特别是章太炎和蔡元培为挽救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早在1908年6月1日，章太炎致函孙诒让，恳请孙能够利用学术前辈的身份来调解他与刘的矛盾，所谓“与麟同术，情好无间，独苦年少气盛，喜受浸润之谮。自今岁三月后，谗人交构，莫能自主，时吐谣诼，弃好崇仇；一二交游，为之讲解，终勿能济(以学术素不逮刘生故)。先生于彼，则父执也。幸被一函，劝其弗争意气，勉治经术，以启后生，与麟戮力支持残局，度刘生必能如命”。这么诚恳的讲和之语，并没有得到刘师培的回应。在陶成章事件发生后，章太炎在得知以后又致书刘氏，称其变节是受人诱惑，希望他重新回归革命阵营，但还是没有任何结果。然而章太炎并没有放弃，刘师培在保路运动中被扣押后，章氏惋惜其罕有之学问才华，遂作保释其人的《宣言》，内称：昔人曾云明成祖，“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儒，杀之，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凌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刘师培方才得以活命。

　　转年，中华民国成立，章太炎与蔡元培又联名在《大共和日报》刊登《求刘申叔通信》的广告，再次为之呼吁：“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保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他方，尚望先通一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章、蔡不以刘氏前行为忤，全从保全国学余脉着眼，他们的胸襟显然不是刘师培所可度量。蔡、章都是民国在朝在野的显赫人物，后来他们又电请南京临时政府设法营救刘师培，孙中山也发电文敦请开释其人，不得苛待之。恢复了自由的刘氏即在友人谢无量介绍下先在四川国学院讲课，与今文学家廖平互为犄角。而何震得东京老友南桂馨等相助则在太原阎锡山处充当家庭教师，刘不久也到太原谋职，被他在东京时的“ 同志”阎锡山聘为都督府顾问。遗憾的是，不久，刘师培再次上了贼船，名列吹捧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袁氏败亡后，他又不得不避走天津。

　　1917年，蔡元培初掌北京大学，他再次不念旧恶，力排众议，聘刘师培为北大文科教授。还是在大学校园里，刘师培做出了卓越的成绩。1919年11月20日，年仅36岁的刘师培因肺结核病病死，不久，传说其妻何震也发狂而死( 一说出家为尼)。据说，刘师培咽气前，派人把黄侃叫至病榻前，吃力地嘱托道：“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说罢，清泪涟涟。他希望黄侃能继承他的学术，并发扬光大，传诸后世。

　　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确，刘师培的一生，确如他死前的总结，本来不适合参与政治，但很不幸，时代把他推向了这个复杂的舞台。而对刘师培在政治上的表现，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至少，那不单纯是他个人的悲剧，更主要的是时代的荒唐。他在政治上的失足，在某一方面，展示了一个没有停止思索的思想者的风格：他不是简单的叛徒，而是一个思想的殉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