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推荐女生看的书单:经济学家土生土长的直觉去了哪里？

唐学鹏/文

近日，华尔街电讯给中国经济学家排名。第一名是张五常，其次是钱颖一，第三名是争议性非常大的郎咸平、随后是林毅夫、邹恒甫、吴敬琏、张维迎、李稻葵、陈志武、田国强。据说，评选设计的方案是诺贝尔得主、把自己晚年的商业事业放在中国发展的蒙代尔制定的。

虽然蒙代尔和张五常都是芝加哥学派的，应该关系不错。但是张五常获得头名，的确非常恰当。张五常是（不仅仅是华人世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学家中最具有创造力和想像力的人之一。他对科斯开创的产权理论贡献已经被谈得太多，比如他最著名的论文《企业的合约性质》（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没有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就表露出一种神奇的信心。他推测出中国将采取分阶段产权改革的方案。鲜为人知的是，他还对经济改革国家里的宪政问题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可以见他的论文：The Curse of Democracy as an Instrument of Reform in Collapsed Communist Economies）。他似乎总能踩着改革的前点行走，有如一个真正的魔术师。他经常在演讲中大肆赞美自己，严肃地说，他的语调是夸夸其谈的，但是他的内容大体上是真实的。

从学术上来说，两个香港人把持了头二名。郎咸平学术能力之强可以把十人中其他壮年经济学家都比下去。他和张五常一样，有着非常发达的学术想像力。不过，他是一个语言狂人，分泌出大量的语言箭雨。他对管制和权威主义的热衷。以及对企业国有制的过度赞美让人怀疑他基本的价值取向。他抨击中国的大股东操纵、提倡集体诉讼和辩方举证、他解析了亚洲股权金字塔结构的掠夺结构、他被热捧极具有隐喻意味，反映了人们对于之前经理人阶层MBO掠夺行为的憎恨。他让弱势群体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代言人。当然，他在基本价值取向上的值得商榷的行为也让一些改革者和经济自由主义者感到气愤。的确，他是一个深度和肤浅、谨言与胡说共存的混合体；一个对最根本的国情现状缺乏理解的妄人；一个分不清中国改革基本走势的人。但公平地说，他在学术上要比他的对手张维迎教授伟大得太多。他有大量的论文发表在世界最牛比的杂志上，比如《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和《金融研究》等（《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上面。

随便举几个例子，可以佐证郎咸平的创造力。他曾经非常震惊的攻击美国通用（GE）和国内一些著名企业，因为它们都热衷于多元化。通用既有医疗设备也生产航空器、尽管通用在多元化的领域里都做到行业前三名，但是郎还是激烈地认为，通用在毁掉自己，应该根据行业进行分拆，实行高度专业化。郎的学理支持来自于他著名的论文《托宾Q、企业多元化和公司业绩表现》（Tobin‘s q,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他证明了托宾Q，这个反映企业真实内在价值的指标同公司多元化是负相关关系，证明了多元化是一种毁坏企业价值的行为。通过这篇论文，郎心安理得地成为一个极端的专业化主义者。郎还在另外一篇非常证明的文章里揭示了对比欧美，东亚国家的上市公司都是类家族金字塔控股模式。他还发现，欧洲公司比亚洲公司更热衷于分配股息。股息反映了内部大股东的侵占程度。分息越多代表着大股东侵吞行为的弱化。而中国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是不分息的，有一些显而易见的黑色东西在里面。

对待郎咸平需要用一种客观的眼光。实际上，郎处于两头误解之中，有如置身于哈哈镜的两面。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因为不熟悉其在财务理论方面的牛比程度，无知地贬低他。而幼稚的民意又把他捧为一个挑战潮流的英雄，认定他是利益和良心的代表，其实他是一个说话离谱的妄人。

钱颖一、林毅夫和邹恒甫等人在学术上都有一些洞见。但是都没有处于经济改革的风暴眼中。投奔大陆的台湾人林毅夫以研究农业经济学出名，他最出名的学术文章的观点是：“三年自然灾害大规模饿死人是缘于农民退社（农村公社）权被强制性剥夺”，发表在顶尖的《政治经济学》（JPE）上。林是中国最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倡导者和开发者。李嘉图开创的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已经被他应用于一切方面。最近，林的新农村建设已经得到了中央的呼应，但是，这条路异常艰险。钱对于转轨经济学有着杰出的贡献，比如他认为中国成功是因为中国是“块块”结构（M型），有改革空间和省级间的经济竞争激励，他认为这是一种财政联邦的驱动模式。而苏联是“条条”，部级统死了滋生出来的内部改革力量。他的理论比那种“中国因太穷，所以有更大改革空间”的肤浅见解要高超许多。

没有在世界顶尖杂志发表文章的是吴敬琏和张维迎。但他们一直处于改革的风暴眼里。张的毕业作业《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证明了有资产的人成为老板的关键在于他有有形资产，有信誉抵押，不是口头骗子。如果一个人在月亮底下干活很容易被监督的话那么他就应该是拿工资的，如果一个人在树荫底下干活他就应该索取企业剩余、成为经理者阶层。他是一个语言异常畅白清晰的人，但他的产权思想并没有多大新意。他回国后受到欢迎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私有经济已经挖掘到了第一桶金，需要把自己变成老板，资本雇佣劳动。他的理论符合了这一改革的进程和阶段。他还有一种生拉硬造的恶劣习惯，比如他在《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一文里并没有多少道理地论证国有产权导致了恶性竞争的价格战。由于他对私有产权的过度崇拜和对国有企业的痛恨，让他做出了一些夸张的表现（尽管他说的话大部分是正确的），他遭到了非议，蒙受了一些不应该的冤枉和诋毁。

而吴敬琏，他发表的符合西方式要求的论文更少。但是，他在中国的经济改革每一步路径上从来没有站错方向。他非常理解经济学，他的眼界异常开阔（从他主编的《比较》杂志可以看出），他总是能观察到改革中最重要的地方。尽管他说真话破坏一些人的利益，比如一些人在股市上的利益。在中国经济改革问题上，他肯定比郎咸平要值得信赖。

人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判断一个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同他发表的论文等级没有任何关系。一个学术优异的学院份子（比如经济学论文原教旨主义者邹恒甫，他只以论文发表的等级论英雄）可能是一个对经济改革严重缺乏贡献的人。而一些没有进入西方论文等级制的中国经济学家，有时候凭着原生态的素养，能得到一些真实质朴的结论。毕竟，参与中国经济改革，不仅需要布满数学符号的论文、所谓的各种良心。更重要的是土生土长的直觉，与生具来的理智和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