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族电影百度百科:[转贴]宗教改革比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还重要 【文化散论】

文艺复兴张扬了人性、人欲，但却无法树立保障人权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信仰体系；启蒙运动虽反抗专制和王权，但却导致了血腥的法国大革命、开启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大门；只有宗教改革直接而且最早达成了目的，宗教改革高扬神权、贬低教权、奠定了个人主义的信仰基石，从而树立了以加尔文主义为核心的新教信仰体系和宪政民主体制。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领袖马丁.路德（1483～1546）是个虔诚的天主教信徒。1505年进入修道院为隐修士，其后领受神父职位，逐渐形成了“因信称义”的神学观念，即：人能摆脱罪的束缚而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根本不在善行功德如何，而在于人对上帝的虔诚信仰。
1517年以萨克森选帝侯为首的一批诸侯抵制教皇出售赎罪券，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维登堡教堂大门上张贴了《95条论纲》，批评教廷。1519年6月27日，他在莱比锡大学礼堂的神学辩论中公开否认教皇至上权威，称教皇并非教会所必需；教皇无权干涉世俗政权，为胡斯翻案。1521年德皇要求路德悔改，路德在部分诸侯的支持下毫不让步。路德把圣经译成德文。路德教有三大观点：因信称义，信徒皆祭司，惟独圣经。
他提出了“惟独圣经、惟独信心、惟独恩典”的三大原则，又提出了“人人是祭司、人人有呼召、人人是管家、人人有圣经”的四大口号，这些都成为宗教改革的旗帜。在信仰上“惟独圣经”，就破除了政府、教皇、修士等阶层的特权，让人单单敬拜神，在神之下就是单独的个人，实际上这就高扬了人权，使个体信仰权利逾越了世上一切专制权利的拦阻。“惟独信心”进一步解放了人的心灵，告诉个人灵魂的救赎不能靠教会的一系列活动和行为如苦修、弥撒、圣餐、捐钱、买赎罪券等来实现，惟有个人的信心，这标志着个人主义的诞生。“惟独恩典”强调了“上帝的主权”，这在加尔文的预定论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人人是祭司”就是每个个人都可以直接跟上帝交流、祈祷，这打掉了修士阶层人为的中保，使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非常的尊贵并且相互之间非常平等；人人是祭司，每个人都有责任帮助他人恢复与上帝的关系，这不是修士的特权，而是每个基督徒都拥有的权利，所以在新教中，基督徒帮他人决志甚至洗礼，是没有什么限制的；人人是祭司，更说明每个人在每时每刻无论做什么工作、处什么状态都是在敬拜上帝、侍奉上帝，都是在全职侍奉，都是何等的神圣与尊贵。表面看来，这张扬了人权、反对了教权，但从信仰无比虔诚的马丁.路德看来，这是在恢复被教权掩盖了的上帝的尊严，也只有每个人从内心感到自己就是祭司，那么上帝的荣耀才真正在每个人的心灵中扎根。“人人有呼召”就是每个人的职业都是calling（天职）,都是与牧师的神职一样神圣的侍奉。只要有呼召，洗地扫街等职业并不亚于作牧师、医生、护士之辈。这有力地高抬、强调了工作者在神面前的尊贵地位，也使信仰开始渗透、彰现在人类活动的任何方面；天职观解放了生产力，也撼动了统治阶级，促进了平等观念，推动了自由、平等、诚信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马丁.路德从《圣经》发现的真理及路德教被千百万欧洲人的实践，的确高扬了神权和人权，奠定了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和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个人主义的根基，为积极入世、在每个人的工作、生活中彰现上帝的公义、圣洁、神圣等属性开创了局面。
德国再洗礼派领袖、神父托马斯.闵采尔（1490～1525）反对路德的“惟独圣经”的观点，宣称上帝的道不是一堆死文字，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启示，人人皆可通过接受神道而成为神, 基督徒的使命是在现实世界中建立神的王国。其思想导致了1524～1525年德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农民起义，闵采尔在失败后被处死。
在1525 年的农民暴动中，路德劝告王公们采取最残酷的措施来对付这些“疯狗”。路德说：这个世界的王公是诸神，普通百姓是撒旦，……我宁愿容忍王公做错事，也不愿看到百姓做好事。世俗王国不是撒但的城，而是实现上帝公义的工具，即用刀和公义统治恶人，维护创造秩序的上帝的左手王国；教会是按神的话语治理的，是实现爱的旨意的上帝右手王国。所以，我们要顺从世俗权力。对于任何一个要成为基督徒的人来说，把自己置于反对政府的地位，都是绝对不合适的。服从并伺奉所有作为我们的人，没有比这更好的德行了。
路德将有形的教会置于敬神的君主统治之下。但这并不意味国王变成了牧师，也不是说国王有权就宗教问题发号施令。君主有责任虔敬地行使上帝授予的权力，“必须真心真意”地服务于他的臣民：“急臣民之所急，想臣民之所想，把臣民的需要当作自己的需要”；绝不能超越其权限，尤其要避免“强迫人们信这信那”。因为，此类“秘密的、精神的、隐私的事情”决不在他们的权限范围内。君主的职责是缔造永久的和平。
1529年德国帝国会议重申了1521年禁止宗教改革的皇帝禁令，并要求归还教产，恢复教会制度。主张改革的诸侯联名抗议这个决议，因而被称为“抗议者”，因此，新教被称为抗议宗（the Protest church又译为抗罗宗）。
1552年新教诸侯打败了皇帝的军队；1555年双方缔结《奥格斯堡和约》承认路德新教诸侯与天主教诸侯享有同等权力，规定了“教随国定”的原则，各邦君主有权决定其臣民的宗教信仰。此后，新旧教矛盾愈演愈烈。
1618年捷克（当时属德国）国王禁止新教徒集会，称新教徒是暴民。于是，捷克人民开始起义，引发在德国境内的30年国际大混战。不应把30年战争责任归于宗教本身。新教、旧教不过是战争的借口而已，参战各方的目的是扩大自己的地盘。30年战争的中后期，参与进来的法国是个天主教即旧教国家，它却帮助德国新教诸侯。1648年，战争终于停止了，最终签定了《威斯特发利亚和约》，新教的平等权利被最终承认，和约给予了各阶层人民自行决定其宗教信仰的权力，但君主同时也是各邦国的最高主教这种状况并未改变。直到1919年魏玛共和国宪法的颁布，才最终完成了政教分离。
恩格斯指出：“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在德国蜕化了，把德国引向了灭亡；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在整整一个世代里，德意志到处是焚烧、抢掠、强奸、屠杀……当和平到来时，德国已经不可救药了……最可怜的，当然是农民们”。捷克居民在战前300万，战争结束时只有78万。奥格斯堡战前8万人，战后只有1.2万人。据估计，在这场战争中，德国人死了1/3。农奴制又成为普遍的现象。与此同时，中国进入了明末清初改朝换代中长大半个世纪，死的人更多，死了80%的人口。
30年战争结束后，德意志地区出现了大大小小360多个独立邦国，以及4万个世俗领地和4万个教会领地。威斯特伐利亚面积仅1200平方英里，却存在着52个邦国。领地如此狭小，使邦君不敢轻易进行军事演习，害怕稍不留神炮弹掉入邻邦而引出祸端。这有利于人权意识的生长或传播。1781年10月德国皇帝约瑟夫二世颁布了《宽容敕令》，给予不信奉天主教的基督教徒一定的信仰自由，并撤销了在奥地利人统治时期不准他们做官的规定。1782年1月，约瑟夫二世又颁布了一个有关宽容的法令，取消了对犹太人的许多差别待遇

                                                   近代个人主义的起源
古人们大多属于整体主义。柏拉图的《理想国》贯穿了整体主义的精神，亚里士多德更是坚定不移地认为，“个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野兽就是一位神。”这种整体主义的个人观把城邦视为个人的福祉，认为个人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随着城邦的没落，整体主义的个人观也逐渐没落。伊壁鸠鲁根据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每个原子都具有独立性和不可再分性，原子间不存在此主彼从的隶属关系；因此他得出：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中也是最基本的单位，是完全独立的，互相之间也是完全平等的。伊壁鸠鲁创造性地提出了原子的偏斜运动和排斥。偏斜运动没有外部原因，是自己发生的，这就预留出了意志自由和人的独立选择的空间，从而产生了古代个人主义。
到了中世纪整体主义站了上风；到了近代，西方出现了个人主义的观念。史蒂芬.卢克斯（Steven Lukes）将这一转变归于宗教个人主义（religious individualism），认为宗教改革推动了个人精神的兴起。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约瑟夫.梅斯特尔指出，马丁.路德将个人主义这个魔鬼从牢笼中释放出来。马丁.路德赋予古老的基督教“因信称义”这一命题以新的含义：平信徒皆教士，即每个基督教徒都是教士，皆有资格出现在上帝面前。也就是说，在上帝面前，人人都具有独立的个体资格。德国农民起义领袖闵采尔提倡：“应按基督教的教义改造社会，使基督教的精神在尘世中得以实现，把天国的法律变成国家的法律，在尘世就像在上帝面前一样，人人平等”。这样，自由平等思想在西欧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宗教改革前，普通人不能拥有圣经，也无权解释圣经；宗教改革后，每个人都可拥有圣经，都可直接与神沟通。对《圣经》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宗教战争，最终迎来了和解和容忍。“分裂”直走到最后一个单位——个人，教会被带到每个信徒的心里，组织化的宗教被个人化了。欧美社会的大幅度进步就是从更多的人认识圣经真谛开始的。美国清教移民追随路德关于“教徒个人的共同教会”的原则，组成了自愿的公理制礼拜会，他们上面并没有更高的教会来干涉其自主权。由于他们尊重个人良知，他们允许一定程度的宗教争论，当时持异议者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清教对权威的不信任和重视个人的观念是个人主义产生的温床。
韦伯指出：传统的基督教虽有超越价值，有利于普遍主义的形成，但由于个人必须通过教会组织与上帝沟通，个人的意志不具有独立地位，不可能形成个人主义。新教摒弃牧师的权力和权威，代之以“每个信仰者都是牧师”的口号，新教将上帝的力量置于个人心中，作为他内在的权威——他对上帝的信仰和理解。与上帝的沟通实际上是一种个人的自省与慎独，上帝成了任何个人意志与观念的认可者。借助这位个人化的上帝，个人已武装好对付外在世界，个人凭着天赋人权获得了自身的重要性。个人通过《圣经》和上帝建立的直接联系给予了个人关于自己权利和责任的强烈意识，由此演变为灵魂的自决权和个人的神圣性。这样，个人意志就具有了独立性与神圣性，个人主义就有了哲学和宗教的基础；从而使个人主义发展为爱的个人主义，为西方近代自由民主运动作了精神准备。
                                              宗教改革比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还重要

我们先来看看几个数字，文艺复兴是14、15世纪在西欧最兴盛的事件，但是几乎所有史学家都认为1500年才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享誉全球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把书分为《1500年前的世界》和《1500年后的世界》两部分，也即是两本书。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也是从1500年开始写的。
中国官方推出的《大国崛起》也是以1500年起首的。《大国崛起》第一句话写到：“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不同国家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由此，大国崛起的道路有了全球坐标……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的历史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中国官方把人类的现代史也即全球史的开始归结为地理大发现，又把地理大发现的原因归结为贸易（香料）的需要和几个君主的推动。  
实际上，1500年左右正是西方宗教改革的发端时间。1517年，马丁路德就贴出了著名的《95条论纲》，掀起了宗教改革的狂飙；1536年，加尔文初版了《基督教要义》，改革运动初成体系，这个如火如荼的运动革新了人类价值观、世界观乃至缔造了民主自由政体，在不长的时间后，1581年7月，新教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荷兰共和国，紧跟其后的英国清教徒（基督新教中加尔文主义者）在1649年将查理一世推上了断头台，成立了共和国，1688年经过光荣革命，迎来了新教国王，实行了“君主立宪”的宪政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宗教改革还带来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成果：1620年为反抗宗教压迫而逃往北美的清教徒，在大洋彼岸建立了自己的家园。1776年，缔造了一个目前再没有比它更完美的宪法的美利坚合众国。所以整个大国崛起的过程也就是基督新教在全球发挥作用的过程。
与宗教改革导致的一连串宪政民主国家相反的是，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兴盛的国家，意大利、法国等欧陆国家，民主共和国却迟迟登不上历史舞台，反而盛行帝国、暴君和法西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著名政治学家马基雅弗利（1469—1527）鼓吹：政治的目的在于增加权力，为了权力，可以不折手段，违背道德原则。这可以说韩非权力厚黑术的欧洲版。意大利一直四分五裂，在1870年才成为一个统一的王国。1946年才成立民主共和国。法国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却出现了一个混乱不堪、草菅人命、革命恐怖和专政暴力为特征、令文明世界非常尴尬；法国直到1870年才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第三共和国。这时距离由新教徒建立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荷兰已经相隔300年了。
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不是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国家，反而是在宗教改革成功的国家首先建立了民主宪政？难道没有宗教改革，就真的建立不起来真正的宪政民主国家？或者说，难道只有在基督新教的国家，就能更好更快地建立宪政民主国家？
实际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宗教改革背后是高抬神权从而也高抬人权的加尔文神学思想，以这个思想为基础，衍发的是英美个人主义、英美法系、代议制民主等等理念；而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背后是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甚至演变为践踏神权、崇拜人体和个性的纵欲主义、无政府主义，以这些思想为基础，衍发的是大陆理性主义、大陆法系、集体主义、直接民主甚至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理念。
正如秋风先生所说：文艺复兴时代是自我发现、个性解放、信仰普遍解体的时代，那里充斥了耳目之欲、偷情以及玩弄权谋；对个人欲望和利益如此狂热的追逐，并没有像很多人所设想的那样，通往保障自由的政体。当代中国的变化也验证了这一点：那个1980年代解放人性的代表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的作者，不是在开放的大潮中沉溺于声色犬马而放弃了民主乃至宪政诉求吗？那个拍出张扬人欲的《红高粱》导演，不是在高唱专制独裁者就是《英雄》吗？他们代表了成千上万当年高呼自由的中国人文主义者的蜕变、堕落轨迹。
启蒙运动确实谋求个人从王权专制和教权专制（而不是神权）下的解放，但是它要树立的却是一个不要上帝、或者个人就是上帝的国度，而且启蒙运动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崇拜人的理性，认为人的理性万能，能解决所有自然与社会问题，他们觉得世界上没有人的思维思考能力解决不了的问题，并用理性建构一个美好的社会，用人的力量在地上建立起来。这突出的表现在欧陆的笛卡尔、伏尔泰、卢梭身上，发展到德国，到黑格尔那里成为理性主义的思想帝国，又演变为马克思主义开始实践既用理性也用暴力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国出来。
法国启蒙思想家笛卡尔称，科学探究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自然的主宰”。人们相信有了技术这个支点，就可以把地球撬起来。在启蒙哲学中，人成为一个自足的实体，他是宇宙的原点，也是宇宙的目的，更是将天国理想实践在地上的主体。启蒙思想家们形成了一种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倚重演绎方法，反对经验中的东西。理性主义者除了理性，不相信任何权威，也反对成见、传统、习俗。理性主义对人的要求是十分专制的：凡理性不明白的、解释不了的，就是没有意义的、不存在的。“当理性觉得可耻的时候，大家就应当感到害羞，当理性谈到愚蠢的时候，大家就应当愤怒；当理性认为不可能的时候，大家就应当顺从。”理性主义实质上就是理性专制主义。理性专制主义虚伪地抬高理性在人类精神王国中的地位，理性成了人的精神活动的创造者、立法者，理性的审判是最后的审判。于是，理性成了人生命中至高无上的主宰，即使上帝存在，他也必须首先能够被理性、逻辑和科学所证明。
理性主义者从这个原子式个体出发，运用理论的方式构造一切社会形态，并不惜运用人的劣性及暴力颠覆既有的一切道德、经济、政治架构，强制实现理性建构的完美社会形态。这种由原子式的个人通过自由选择构造社会的理念，被哈耶克称为“建构理性主义”。启蒙哲学家相信：只有经由个体契约有意识地构造出来的社会，才是最适合于人性的社会。也就是说，人完全可以按照理性的设计达致完美状态。这样的观念，与国家集权专制、计划经济体制及种种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乌托邦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托克维尔说：“十八世纪哲学的特点是对人类理性的崇拜，是无限信赖理性的威力，凭此就可以随意改造法律、规章制度和风尚。…这种理性只不过是发明了一些新的奴役形式”。欧洲大陆自启蒙以来，就陷入了理性争论中，吵出了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人类遭致前所未有的大屠杀。有哲人总结说：“18世纪圣经被扼杀，19世纪神被辱杀，20世纪人被残杀。”其实在《圣经》（箴言8:36）中上帝早就指出：“憎恨我的都喜爱死亡”。
理性专制主义的后果是：它剥夺了许多人对主耶稣的信仰。伏尔泰把摩西骂得体无完肤，说是于史于理，摩西都不是好东西；这样，到了法国大革命时，人们就把圣经拴在驴子的尾巴上招摇过市。其结果，就是断头台呼呼转动，人头滚滚落地。在这恐怖时代，最具有象征意义的莫过于革命者将巴黎圣母院改名为理性殿，也莫过于1794年6月8日即牧月20日，卢梭思想的实践者罗伯斯庇尔登上最高主宰的圣坛，亲手点燃了象征人的理性的无神论塑像，人不再崇拜上帝而开始崇拜自己和自己的理性。但是，“革命所许愿的启蒙精神被视之等闲，它的人道主义观点也被忘却。暴政风靡着全社会。”正如罗伯斯庇尔说：“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有害的。”在毕希纳的《丹东之死》里，有这样的一幕：一天，罗伯斯庇尔身着布衣和无套裤，只带了一个警卫员，上街视察革命后的形势，迎面撞见一群市民，他们觉得革命中“流的几滴血没有把人民的脸蛋染红”，吵吵嚷嚷为了建立新道德社会要继续革命，继续杀人。罗伯斯庇尔劝阻他们，要他们遵守法律。“法律是什么？”市民们问；“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罗伯斯庇尔回答说。“我们就是人民，我们不要什么法律；ergo（所以）我们的这种意志就是法律。”市民回答说。人民的意愿是高尚道德的体现，因为它是公意，具有自然法的权威和实在法的权力。市民们以“我们”替换了“人民”，罗伯斯庇尔作为卢梭信徒无言以对。对于罗伯斯庇尔来说，自由就是为了高尚的道德目的可以做一切事。由于“人民”是道德的化身，人民意志等于道德良心等于正义，人民专制就是顺理成章。专政恐怖淹没了亵渎上帝的法国革命者，罗伯斯庇尔的头颅也被斩下。
亵渎上帝的人类并没有随着法国大革命的隐退而减退高抬自己理性的努力，渎神者从法国人又转移到德国人。黑格尔，这个自诩为启蒙运动的继承人，却成为两个现代左右法西斯主义的深层思想资源，正如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巨大贡献的丹麦人克尔凯郭尔所说：“我在黑格尔哲学前面发抖，就象生命在死亡前面发抖一样”。贬抑宗教改革，抬高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贯的做法，今人深受其害。马克思是个黑格尔主义者，也是个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集体主义者。他唯物、强调经济和物质层面对社会的决定意义，他比所有建构理性主义者都彻底，因为他呼吁暴力革命、用枪炮来缔造伊甸园。
法国大革命使杀人成了一种新道德。在中共革命时代也如法炮制；他们杀死几百万地主，文革时期学生可以杀死校长，为什么？就是因为摩西说的，不可以杀人——这个看法被颠覆了。既然可以杀人，杀人有理，试问，人间有何不可以实践之事呢？六四，就是一证。说杀死20万，换20年稳定；这20年，就是刺刀下的无道德时代。滥杀的口子一开，弄得人人自危。杀人天天有，今天到你家，真是危矣。
马克思比较喜欢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尤其他喜欢法国大革命，因为这里他看到了巴黎公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影子，这个高扬人却践踏上帝的革命最终导致人权的沦落和人的生命权的剥夺。当然马克思也喜欢卢梭，卢梭实际上是集体暴力、集体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开山祖师爷，不要看卢梭在反对王权专制时非常革命和激进，但他导致的同样是暴政和对神的践踏，整个法国大革命就是他的政治哲学的实践。中国人从小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看到的是马克思所钟情的卢梭、罗伯斯庇尔、巴黎公社这条路线的高扬，看到的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几乎看不见真正缔造人权和人性自由、宪政和民主的宗教改革这条路线。就连中国自由主义的旗帜顾准先生在他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虽然提出“娜拉出走”之后要用经验主义，但这个经验主义也内含在理性之中，他对理性仍然坚信不疑，对基督教耿耿于怀，他在文章中说：我认为没有人的理性解决不了的问题。
保守主义者认定信仰是人类所必须的，对宗教的尊重是社会的可贵支柱。一个强大的教会，将对国家权力和它的任何“专断权力”起到遏制的作用。柏克指出，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布宾党人通过消灭、国家占用或严格管制等方式冲击私有财产是一种犯罪。柏克说：社会的基础是宗教信仰，“宗教是人的堡垒，没有它，人类就会陷入莫测的并因而是敌对的世界”。大革命把教会这一基本单位摧毁了，个人成了无聚合力的单个人，无法抵抗专制。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是无神论、理性主义最后导致了自由和民主，恰恰是新教改革以来信仰的归正，才导致一个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的诞生和个人自由的最终落成。如果继续轻视和漠视宗教信仰的历史贡献，那就犯《大国崛起》一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