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3n2:储安平：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观察》 1947-5-31)

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 储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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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上期本刊论评学潮，叙至5月19日止。我们当时陈述三点：一、这次学潮的主要意义是对现状不满；二、目下尚在蔓延之中；三、学生非强力所能慑服。现在忽忽又过一周，在这一周间，大局发展，和我们前述三点，大致吻合。就第一点论，学潮已从非政治性质转入政治性质；就第二点论，不仅在京沪平津一带，罢课声援的学校越来越多，就是远至昆明广州各地，最近亦均纷纷响应；就第三点论，国民政府虽于18日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而19日上海依然有五千余学生饥饿游行，20日南京六千余学生依然在水龙、皮鞭、木棍之下冒死请愿，同时北平万余学生亦仍在“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下游行全市。日来各地当局虽已开始以行动来制止学潮，学生被捕被殴之事，陆续发生，但是学生情绪依然高涨，心中愤怒只有更甚。
   这次学潮，最初是局部的、个别的、分散的。自从中大学生倡导“吃光运动”以后，遂使学潮在横的方面发展开来，形成为一个学生间的共同问题。京、沪、杭、平等地学生大都响应这个运动。其后上海学生又改名为“抢救教育危机运动”，俾使这个运动的目标更加扩大，意义更加严肃。“吃光运动”和“抢救教育危机运动”，多少已牵涉到了政治问题，因为学生没有饭吃与当前教育的种种危机，无不与内战问题有关。北方的学生在这个时候直截了当的提出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认为“饥饿源于内战”，要活非先停战不可。这个“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立刻为南方学生所接受。南北两地的学潮发展到这个地步，目标趋于一致，步骤亦渐统一，而真正成为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学潮，遂开始在南北两地，并肩迈进。
   当学潮公开涉及政治问题以后，政府即认为学生的行为已越出应有的范围，并认为此次学潮，完全受人利用。政府对于学生这种指摘，我们难于同意。一个青年在求学时代，他虽然是一个“学生”，同时也是一个公民。法律并未规定，一个人要是入了学校读书，他就将丧失他公民的资格。现在的大学生，大都已过法定年龄，他们绝对有过问国事的权利。今日国人，大都不满现状，对于内战，尤其痛恨。因为在这种内战的局面下，无论是国家的或者是个人的前途，都被内战打得一干二净，没有一丝生路。我们曾在上期本刊分析今日青年学生苦闷失望愤怒的种种原因，并谓这种种原因逼得他们不得不挺身而出；而最近芸生先生在《我看学潮》一文（见本期观察文摘栏）里，叙述这次学生喊出“反内战反饥饿”的背景，尤其针针见血。学生在中国业已传统地成为了政治上的寒暑表，在过去，学潮的激荡无不反映当时政治的腐败和黑暗。在这种全国怒吼的局面下，当局不反躬自问：为什么那些学生要喊出“反内战反饥饿”的呼声？为什么全国的学生都那样万众一心地游行示威？还是一味训斥学生；训斥不足，施以残暴；这种态度，绝对不能使人同情。我们亦绝不承认，此次学生请愿，系受他人利用。学生目击国家危急，身受饥饿苦痛，痛中思痛，一切罪恶皆源自内战，起而呼吁，起而反对，为什么一定要说他们受人利用？老实说，在今日这种局面下，假如还要受了他人的利用，才喊“反对内战”，我们真要向苍天呼号：“人心何在”了！
   政府又用了许多大罪名加诸学生，认为学生的行动，破坏交通，妨害秩序。关于破坏交通，姑以交大学生赴京请愿一事为例，交大学生实难担负破坏交通的罪名。交大学生本拟购票乘车（14日《大公报》第4版），晋京请愿。为什么政府不准他们购票？公务员可以购票，商人可以购票，农人工人可以购票，为什么学生就不能购票？赴京游览可以，赴京访友可以，赴京经商可以，为什么去教育部请愿就不可以？从法律观点看，交大学生购票赴京，并不犯法，为什么政府要命令车站拒绝购票？政府禁止学生购票，在我们看来，无宁说是政府在破坏交通。交大学生认为政府剥夺他们购票乘车的权利是非法的，自然心有不甘。政府既然蓄意破坏交通，他们只好自己出来维持交通；自驾火车，离沪驶京。本来只要他们的火车一开，交通亦即不难恢复。不料政府一不做，二不休，又拆起铁路来，致使交通陷于停顿。无论如何，交大学生绝无存心破坏交通之意，事实上破坏交通的是政府，而现在政府反将破坏交通的责任，加诸学生，孰能得平！再说社会秩序，政府定出了一个“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维持社会秩序”而要“临时”定出“办法”来，大家想想看，这个“社会”还谈得上什么“秩序”。在我们看来，所谓“社会秩序”，决不仅仅是指汽车可以在马路上驶行，火车可以在铁轨上驶行而言。“社会秩序”的意义非常广泛，其中最主要的是要使人人安全，都有饭吃。去年5月上海的客饭只有500元，今年5月上海的客饭涨至4000元，请问政府有没有维持这个“社会秩序”？深夜捕人是维持秩序吗？任意搜查是维持秩序吗？现在有许多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亦没有看见政府负起责任来维持这个“社会秩序”。社会本来是比较安定的，就因为政府无能缺德，所以弄到今日，社会越来越没有秩序。今日扰乱这种社会秩序的决不是那些学生，制止了学生的请愿游行，也未必就算维持了社会的秩序。政府不尽其本身的责任，停止内战，稳定经济，而独独以妨害社会秩序的罪名加诸学生，是不能使学生心服的。
   政府认为学生请愿，是“聚众威胁”。我们认为“聚众”则有之，“威胁”却未必。学生手无寸铁，政府有的是骑兵宪警，学生对于政府，何“威胁”之有？乡间的百姓，看见军队来了，要米不敢不拿米出来，要柴不敢不拿柴出来，要他们去挑箱挖土，他们不敢不去挑箱挖土，这才是“聚众威胁”。政府认为学生请愿，便是“聚众威胁”，未免夸大其辞。有人又劝学生要体谅政府。老实说，假如政府处处体谅人民，不要人民去当炮灰，不要征人民的食粮，人民哪有不体谅政府的道理。“体谅”是相互的，在过去，人民“体谅”政府已“体谅”到有许多地方的人民连裤子也“体谅”光了，我们还是希望政府赶快体谅体谅人民，先把这个万恶的内战停了下来再说吧。现在人人饿得慌，他们一天到晚只想吃饱，他们还有什么闲心情来和政府有意为难？
   总之，我们认为这次全国的学潮，完全是政府逼出来的。学生的意志绝对是自发的，而非被动的；他们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而非卑鄙的；他们的精神绝对是勇敢的，而非怯懦的。钱端升先生说：“今天的学生，比我们的学生时代进步多了。第一、现在的学生了解人民痛苦，已与人民痛苦连在一起。第二、现在的学生无领袖欲，群众化了，无个人风头，所以组织力强。第三、学生的见解进步，老实说，已走到我们的前头。”我们完全同意钱先生的看法。我们在上期本刊就说过：“今日这一代学生，无论是他们的活动能力、组织能力、处理能力，或是宣传能力，都远非20年或10年前的学生所能比拟。他们已建立他们的尊严，他们不仅完全成熟，而且他们那样沉着坚韧，竟非老年人或中年人所能想象。”从前的学生运动，是学生跟了先生走，现在则是先生跟了学生走了。我们看这次学潮，在南京，中大的教授虽然发动于前（要求提高教育经费等等），结果是学生一开动就跨过了教授一大步。在北方，学生走在前面，教授不甘落伍，虚心而又热情地牢牢的钉在学生的后面。在上海，教授似乎永远被学生所遗弃了。这是青年人的骄傲，也是中年人的悲哀。也就这一点，更足证明今日学生之绝不轻易受人利用。在这次学潮之初，学生似乎都是为了自己的问题，然而经过水龙先生、皮带先生、木棍先生、石子先生的教训，学生在心灵上又骤然跨前一步，孕育出一种更为崇高更为伟大的精神。他们了然他们在今日这个时代中已肩负一种新的任务，亦即历史的任务。他们现在正企图以他们的热血来转旋这个天地！南京学生饥饿请愿团的主席曾说过：“现在公教人员和老百姓不敢喊。他们不敢喊，我们要替他们喊出来！”本刊北平通信亦说，北平的学生都以为这一次的学潮，就是一个“新五四运动”的序幕，他们要替人民呼喊。他们已深深觉得，单单为了自己的利益争，这个争是渺小的，必要替广大的人民争，这个争才是伟大的。现在全国的教授，特别是北方各校的教授，都站在学生的后面，全国的开明的进步分子，也都站在学生后面，这是一个坚强的阵线，一幅动人的图画，一首伟大的史诗。从各种形势看，当局显已开始用铁腕来冲散这一个阵线。我们尚难逆料一切前途的演变。但是我们相信，当学生在极端的团结之下，意志坚定，组织严密，胸脯挺起，脚跟站牢，这一条铁链，绝不是木棍所能打得断的，这一股洪流，绝不是几辆警备车所能拦得断的。我们绝不相信政府能把天下的学生都捉进监牢。我们看，5月25日在上海被捕的学生宣传队，那样义无反顾，从容地走上警备车的神情，这是多么壮烈的场面。被捕的八九十位学生，在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里，依旧慷慨高歌，声闻户外，这是一幅多么感人的情景。我们坚信，在当前这种黑暗危急的局面下，学生将永远发挥其力量，以挽救国家的命运。在这样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终会爆出光彩夺目的火花，而新的中国就在这火花中孕育生长！
   5月26日
   （原载《观察》第2卷第14期，1947年5月3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