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审判者死亡音效mp3:富士康事件：迷失的农二代

富士康事件：迷失的农二代

2010-12-28 11: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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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陈书娣

    当媒体以“几连跳”来形容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时，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社会人士，都开始跑去代工企业挖掘这些年轻人自绝于世的原因。他们有的因为情感，有的因为生活，有的因为工作……原因各个不一，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词汇“压力”。
    于是我们的问题推到了最前方：第一，这个转型期社会代工模式不可能朝令夕改，如何从外因上为这些孩子的生存找到出路。第二，其实是最重要的，他们对压力的抵抗力有多大。当我们这个年终专题不断提及“信仰”这个命题时，我们其实是在寻找解救方法，这种方法也许叫做“信仰”，也许叫做希望，或其他什么东西，但它必须拥有某种巨大的力量，它存在于人们的心里，存在于精神世界里，是一枚剂量不菲的强心针，灰暗世界的一抹虹彩，让这些年轻人在内心苦闷无处开解时，绝不会选择纵身一跃。

没有存在的存在
   一本杂志某一期封面，“在富士康如何当工人”大黑字异常醒目，大字后画着几个小人，由长方形和圆形组成，灰扑扑的，没有五官，没有性别特征。
   某段时间我常做噩梦，梦里就有一群这样的小人儿，、这样毫无表情地向你走来，黑压压一大群。惊醒了一身冷汗。将心比心，你可以想到富士康那一个19岁的孩子卢新，在自杀前精神恍惚，声称有人跟踪，又有人要谋杀他，最后说“我活不过今晚”时，是怎样的心情。
我们是作为什么存在？我们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成为那一段时间听闻富士康员工接连跳楼自杀事件后，人们开始思考的终极命题。
   1月23日4时30分，19岁的富士康科技集团观澜分厂员工马向前被发现躺在厂区B3宿舍楼下，这是富士康今年第一起自杀事件。
而早在去年8月，哈工大毕业的年仅25岁的孙丹勇，因无法忍受单位丢失重要物品被调查的压力也跳楼自杀。
回头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有12名深圳富士康员工坠楼自杀，死亡10名。其中年龄最大的24岁，最小的只有19岁。当事人的年龄段在18岁到24岁之间，入职富士康深圳厂区都不到一年时间。
就在事发之后，一些心理专家应邀来到了深圳的富士康公司，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副主任樊富珉。
速度造成的加班让生产取代生活后，以90后为主流的员工精神健康问题成为富士康的痛。这种精神上的纠结在“第九跳”员工梁超身上表露无遗。在一份由富士康递交给中央有关部门的情况简述中，对于梁超的死因有这样一段描述：1989年出生，安徽人，2009年11月进入富士康，为一线作业员。
　　“梁超为基层员工，平时个性外向，无任何精神或情绪异常记录，当晚值夜班，晚八点向领导表示有一点感冒要请假休息，领导批准并要他尽快去医务中心看诊。领导同时告诉他，白班有线长出缺，是否愿意升职当白班线长，梁超许诺并高兴离开。”
就是这样一位本有升职希望的年轻员工，在离开后一去不返，从宿舍楼7楼楼顶跃下，当场身亡。

他们和她们的面孔
　　李海是富士康的第11名跳楼者。他今年4月9日从湖南醴陵坐火车去深圳，4月12日进入富士康，5月25日清晨从宿舍C栋404跳下，死的时候还不满19岁。
    在遗书里，李海叮嘱父亲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他才会安息，这一辈子欠父亲太多，无力回报，下一辈子再做他的儿子。希望出嫁了的姐姐能搬回家里照顾父亲，让父亲晚年可以过安定的生活。
    这个仅活了19个年头的男生在遗书里写道：“喜欢画画，最喜欢一个姓叶的女生，最不喜欢???”村支书说，他们知道这个省略号就是“富士康”。
    李海是不堪高强度工作而自杀者之一。2010年3月17日上午8时，一个叫田玉的女生在龙华园区宿舍楼跳下，却自杀未遂，她称工作太辛苦。
    2009年8月，23岁的卢新从湖南湘潭来到富士康。8月进入富士康集团时，在才艺大赛中，他还获得了一个二等奖。进入富士康后，卢新加入菁干班，每月底薪2000元，他选择加班来赚更多的钱。
　　在2010年2月才开通的博客上，卢新写道 “如果真的可以，我可以天天写歌，我没钱，没有做音乐的硬件设备，甚至连电脑还舍不得买，更找不到唱片公司，青春易逝。24岁的我还能做到吗?”
    在富士康9个月，卢的薪水共计1.8万余元，扣除开支，卢往家里寄了1.3万元。
但最大的问题是卢痛恨自己的分工。他是微电子专业本科生，最开始想进研发部，却进了制造部—8小时须站在机器前，检查电脑主机箱盒有无瑕疵，一两秒钟看一个，不断机械地重复。卢需要控制产品的不良率，一旦超过规定，整个部门都要受到牵连处罚。
    2010年4月30日，卢开始神思恍惚，告诉同事、大学同学曾红领说被人跟踪，还有人在追杀他。5月2日，卢新变得情绪异常， 5月5日晚上11时许，卢被安排在VIP招待所，曾和一个心理咨询师陪他聊天到凌晨1时半。3小时后，卢新起床，称房间闷，想到外面透透气。他打开窗户跨到阳台，一把甩掉朋友的手，马上跳了下去，“没有一丝犹豫”。
前往富士康采访的南都记者说，这里的工人最大的情感慰藉是恋爱，但恋爱是把双刃剑，可能需要承受失恋之痛。
    2010年3月，饶乐琴跳槽到富士康做了一名一线作业员，和男友在外租了房子。
    4月6日下午，饶从富士康观澜工厂C8栋宿舍7楼跳下，后在空中被树枝挡了一下，下肢粉碎性骨折。
    饶的表哥称，男友可能有了新的女友，令饶痛苦。
    5月11日18时许，24岁河南女生祝晨明在水斗新村宿舍跳下，摄像头拍到了她走上楼顶时的摇摆、恍惚。富士康称祝也是感情出了问题，请来家人却仍未能阻止自杀。
5月31日，《凤凰周刊》记者来到深圳观澜人民医院，准备采访跳楼自杀者中的幸存者饶乐琴，却发现饶被转移了病床，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富士康承诺承担医疗费用，但前提是饶必须缄口。

无数来自各行各业的震惊者，开始探索反思
   暑假，有一些网络上的朋友相约来到珠三角，以普通打工者身份分别进入了之前选定的几家较大的电子工厂。在近一个月里，与这些电子厂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粗暴的生产线老员工大多数没受过教育，铁血遇上90后，亲历者说：“许多小女孩都常常被骂哭。”
   富士康老板郭台铭说，我们也要付一部分责任，责任就是没有警觉到年轻一代他们需求转变了，没有关心他们在工作余后的生活感情，我们在发生这十几例里面，其实将近有一半是感情的问题……
   白岩松也说，现在去异乡打工的新生代，抗压能力、吃苦能力不如上一代，梦想大、自尊心强，也更容易绝望。
   各路评论调查不绝于耳，打扰着安睡者的休眠，但没有一个人能绝对为自己的评论负责，因为没有一个人能体察到最后这些孩子在做什么。他们内心到底在想什么。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都出生于80、90后，部分农村的孩子，接受西方现代知识教育，无法再回到代表中国传统文明的乡村社区，但在城市又不能提供有价值的就业。这是让人痛惜的“社会损蚀”——
    这段话的背景是1947~1948年，彼时中国战乱未消，产业不振，费孝通冀望于中国完全摆脱殖民地位后，大规模的产业发展能够消化这些“不回家的乡村子弟”。
    早在1897年，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旧译涂尔干)在其《自杀论》一书里说，自杀“是我们所遭受的集体病症的表现形式之一”， “社会的苦难必然变成个人的苦难。因为社会是一个整体，所以它的毛病便传遍它的各个部分” 。
　　就如2009年选择离开的孙丹勇，至少可以说，他缺乏用非暴力的手段化解人际冲突和人生困境的能力，所以才转向了指向自我的暴力，以求从当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另一些人可能采取指向他人的暴力来化解冲突——它暗示着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或人与自然之间的沟通障碍和关系失调，是人无力解决与环境或与自我的冲突而采取的一种消极的应对策略。

不一样的声音
    富士康员工也曾说：“我在这14年间，也换过七八家工厂，如今也有了一些工作经验，回首看看过去，我觉得那一段日子在我内心留下了最深的印记，也是我最开心的一段日子。”“现在就说这一代人的命运将会怎样怎样，并不合适，也许5年后、10年后，他们都会找到新的工作环境，也都会有新的发展。”
   而也有曾进入工厂打工的人评论说：“我以前也在不同地方打过工，郭台铭们也不用把什么北大心理学家之类的赶过去，那都是给外人看的，只要多雇佣几万个年纪大的中年人到工厂里就OK了，现在的年轻人在外面打工，真的很缺乏和父辈在一起学习交流的经验，而这才是人类能几千年来世代传承薪火不灭的关键所在。”
   “这才真正的经验之谈，只有这样的经验之谈才能真正带来帮助，而自以为是的引导往往让我们误入歧途。”
   就在本专题开始策划的11月5日凌晨，富士康深圳园区的一名23岁男性工人再次跳楼自杀。再次发生跳楼事件，我顿觉作为一个有良知媒体人的笔触无力。但我们还是做了下来。在全年事件的盘点中，原谅我对富士康事件使用最多文字。最多的语言恰恰反衬内心无力。
也许我们真正解决了内心这块空地的填充，才能真正解决所谓“信仰”这个宏观的命题，那么我们追问信仰的答案，也就有了真实的效应。它也许来源于这个巨大打工企业的管理层、父辈、朋友、师长，也许来自于社会各层面的知识发生地，但它应该有，它将会变成迷茫者的引路灯，而不是在一个年轻人极度迷茫极度痛苦的时候，遍寻不获，选择纵身一跃。
  
后记：据南方都市报记者报道，从厂区北门到宿舍区的900多米路上，几乎是不间断地连接着各种为员工们提供服务的商家和摊档，这里最具人气的摊档依次是公话超市、小食档和时尚饰品档;全程最多的是食品、生活必需品和时尚饰品，其中却没有任何一家书店、书档，甚至一个旧书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