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农民自杀与印度农业危机

转基因、农民自杀与印度农业危机

作者：吴晓黎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选自《社会观察》2011年第07期）

2009年，印度每30分钟就有一个农民自杀。1995-2009年间，印度有241679名农民自杀。农民现在变成了印度最高危的职业，为什么会这样？

       一个“事先张扬”的自杀事件

印度电影《自杀现场直播》（Peepli Live）讲述了一个卑微小人物因自杀卷入政治和媒体漩涡的荒谬故事：

布迪亚和那塔是印度北部农村毕布里的一对兄弟。为了给老母亲治病，他们用家里的地作抵押向银行贷了款，如今还不上款，土地面临被银行拍卖的命运。兄弟俩没办法，只好去求村中强人、放债人拜?塔库尔。

他们从拜那里没有得到帮助，却得到一个残忍的政府项目信息——因欠债而自杀的农民会得到10万卢比的补偿！于是兄弟俩经过了短暂的挣扎与痛苦后决定，通过弟弟那塔自杀来保住祖辈辛辛苦苦攒下的土地。

没想到，这么一个卑微的小人物的自杀决定，竟意外地惊动了包括政界人物和媒体在内的各色人等，他们蜂拥来寻找准备自杀的那塔。那塔家门口顿时变成了一个闹哄哄的集市。

他的自杀计划在媒体的放大和炒作下愈演愈烈，不仅万众瞩目，成为印度悲剧的象征，也成为影响正在进行的选举的关键因素。为了平息事端或利用事端，有关各方面，从联邦农业部到邦政府、县政府，从首席部长到地方低种姓领袖到当地强人，都纷纷上场。

围绕着那塔的自杀事件，影片讽刺性地展示了印度多层面的现实：农民负债、自杀，而政府救济只指向善后；媒体之间的收视率竞争催生哗众取宠和一窝蜂，却没有人真正关心新闻对象的命运；民主在地方上依靠强人地痞（“强人”的意思是惯于用武力解决问题），他们也是乡村自治政府的代表；印式选举民主——发手机换选票，低种姓政治领袖将农民自杀议题变成种姓议题，以换取政治利益；官僚钝感、高高在上；高层政客则制定“中央卖乖、地方吃瘪”的政策。

虽然影片中那塔的自杀变成了某种闹剧，却不能掩饰农民自杀这一核心议题的沉重性。

影片中一位国家电视台主持人在节目中说道：“我国每8个小时就有一个农民自杀，自1998年以来已有17万人自杀。”印度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1995-2009年间，有241679名农民自杀；仅2009年一年就有17638人——几乎是每30分钟就有一人自杀。看起来，最古老、最和平的农业已经成为一个高危行业。

          “绿色革命”的双重后果

根据200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印度10亿多（2011年最新数据已达12亿）的总人口中72.2%的人居住在农村。不过，印度并非以户籍来定义农民。农民是指拥有或持有土地并经营农业生产的人，被雇佣进行农业劳动、获取报酬但不承担收成风险的人，被称为农业劳工，他们往往没有自己的土地。此外，农村还有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工匠、商贩等等以及住在农村而在城镇上班的人。

当代印度农村盛行的是家庭农场。印度历史上土地占有极不平等，独立后，以制定封顶面积、由政府赎买超出部分进行再分配等方式进行过土地改革，这一土改的成果公认是很有限的：实际被用于再分配的土地比例不到2%。但是，许多从前无立锥之地的农业劳工由此获得了一块宅基地，并有效改善了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

随后，经过几十年人口的自然增长、分家以及土地的自由买卖，土地持有已经大大零碎化，大多数农场由家庭成员耕种，雇用劳工减少，但不平等状况没有结构性的改变。

从1990年代末开始，关于印度农民自杀的报道和调查研究逐渐开始多起来。自杀者虽然包括了从大农到边际农的各个层次，那些持有土地规模小而完全依赖农业收入的农民仍是最脆弱的。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农民自杀背后的影响因素，概括起来包括：依靠高产量种子（种植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棉种的农民是自杀农民中一个突出的群体）、化肥、农药、机械灌溉等现代技术及生产扩张带来生产成本的上升，气候变化（将近60%的印度农业完全依赖季风带来的雨水，易受旱灾和洪涝灾害的影响）、生态与环境恶化导致作物歉收或无收，卷入了全球市场的价格波动，这一切导致农业风险不断增高，收益率不断下降，农民负债不断增加，他们借债的直接目的包括生产投资、治病、嫁女等等，由于机构信贷的有限性，大部分是向私人放贷人借高利贷，许多陷入绝望的农民最终转向了绳索或农药。

从制度环境上来说，自1980年代中期尤其1990年代初自由化改革之后，政府采取了倾向于工业的贸易政策，农业投资下降；由于农业商业化的扩展，很多农民转向了更高风险的经济作物，在缺乏可靠信息系统的情况下，他们的选择常常被种子、化肥公司主导。

在《自杀现场直播》中，联邦农业部长通过政治交易，使首席部长答应所有种子合同都给美国的“山孟都”公司——毫无疑问让人联想到孟山都。

农民自杀只是农业危机的一个极端表现。印度的耕地面积仅次于美国，人均耕地面积是我国的两倍，但传统上生产力偏低。1960年代中期面对严重的粮食短缺，印度政府选择了用美国技术解决问题：在最有生产力和灌溉基础的地区如旁遮普，增加现代农业的投入，这就是以高产量杂交种子、化肥、农药、灌溉和机械化为特征的“绿色革命”。

另一方面，印度政府通过价格补贴和公共分配系统，保证粮食的分配和对贫困人口的供给。农业生产还得到其他的优惠，如免税和免费的电力供应。30年后，印度的粮食完全实现了自给，并有了剩余。与之相伴随的问题是粮食收购、管理、储存等过程带来了巨额的财政补贴需求。

绿色革命的负面效果也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显露：环境退化，生产力停滞，农民收入下降，与杀虫剂使用相关的癌症高发。

印度的自由化改革之后，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对农业的忽略。2000年，印度政府承认农业已经成为一个回报率相对低下的行业。农业陷于停滞状态，某些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79年的40%，下降到2009年的17%。相比1990年代，粮食的人均生产和消费双双下降，食品生产的增长开始低于人口增长。

影片结尾打出一行字幕：“从1991年到2001年，800万农民放弃了农业。”印度经济改革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许多人像那塔一样，去城市讨生活。但是，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他们都是片尾歌中唱的“泥土一样”被忽略的群体。

           农业向何处去

2001到2011的又一个十年，更多的印度农民离开了农业，虽然千万级的数量与中国两亿多的农民工数量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但同时要考虑到印度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远远小于中国。印度的三农问题与中国相比既有共性又有差异。

在电影《自杀现场直播》中，联邦农业部长上电视时说到政府为防止农民自杀做出的努力：减免了农民的债务，增加了农村信贷，采取了新的灌溉措施。而他认为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工业化，因为“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能仅仅依靠农业”。这引来了主持人的质问：“你作为联邦农业部长，竟然认为我们应该抛弃农业，转向工业化？”

反讽的是，农业部长的观点不仅反映了印度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政策取向，也契合了当下农民的经验和认识：农业没有前途。不仅受过中学教育的农民子弟不愿从事农业，根据最近的全国抽样调查，45%的印度农民希望离开农业。

与此同时，印度的粮食开始供不应求，导致食品通货膨胀，政府不得不重提粮食安全问题。政府的调查报告认为，印度农业正处于十字路口，而第二次绿色革命，渐渐成为政府主流的呼声。

第二次绿色革命，无论装入什么样的内容，高投入和新技术无疑是核心，而生物技术自然是最新的。在第一次绿色革命的负面后果已经得到广泛承认，在转基因棉农自杀的悲剧尚在上演的今天，印度政府到底期待第二次绿色革命带来什么样的“绿色”？
 

附：新闻

转基因棉花酿印度农民自杀潮

2010年06月20日 新京报
　　从1997年至今近20万印度农民自杀身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棉农！引进转基因棉花(16650,-20.00,-0.12%)，种子涨价，棉农贷款，歉收，无法偿还，银行不再贷款，棉农借高利贷，无法偿还，倾家荡产，最后自杀———这个令人悲伤的链条展现出印度农民自杀的大体过程。当地人们将原因归咎于美国公司送来的转基因种子，全球化为印度农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然而，如果保障健全的话，仅仅一个转基因棉花种子，就能够让20万甚至更多的印度农民崩溃吗？

　　2009年5月末的一天，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东北的维达婆地区，一棵芒果树下年轻的棉农郭卡正抹去悲伤的眼泪。五天前，他的父亲就在这棵树上上吊自尽。一条白色头巾和一双破旧不堪的草鞋还留在树下，但它们的主人因为无力偿还850美元的债务选择撒手人寰。

　　据国家犯罪记录办公室的统计数据，从1997年至今，已有近20万印度农民自杀身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棉农。

　　骤然上升的自杀数字

　　“十年前，农民的生活还可以维系。”郭卡说，和很多当地农民一样，他将父亲的死归咎于全球化的冲击和转基因棉花的大面积种植。

　　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提瓦里曾经是一名工程师，现在他的全职工作是记录农民自杀事件，唤醒全社会对农民生存状态的担忧。

　　在他的办公室里，从地板到天花板都绘满了图表，上面记录着2001年至2009年维达婆地区所有农民的自杀事件。“2001年，52起自杀。”提瓦里大声读着，而随后几年，这一数字几乎呈直线上升，“2002年104起，2003年148起，2004年447起，2005年445起，2006年1448起，2007年1246起，2008年1267起。”最多的时候平均每天就有3位农民自杀。

　　由于农民自杀率太高，印度政府专门进行了统计。最常见的自杀方式是上吊和服毒，最频繁发生自杀的地区是印度中部的棉花种植带。

　　提瓦里认为，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密苏里州全球最大的种子公司孟山都（Monsanto）是引发这些悲剧的主要原因。转基因棉花种子贸易不仅改变了农业生产，也给印度社会带来令人始料未及的巨大变化。

　　高价种子的丰厚诱惑

　　从前，棉花种子是印度棉农花销最小的开支之一。

　　尽管从产量上看，印度本土的棉花种子不及来自美国的转基因棉花，但却能适应印度独特的气候———每年夏天多雨的季风季和随之而来的长期干旱。

　　而孟山都公司改变了这一切。上世纪末，该公司开发了一种转基因棉花，它能产生一种专门杀灭棉铃虫幼虫的蛋白毒素，使得棉花自身能抵御天敌的侵害。

　　2002年，名为“保铃棉”的转基因棉花种子在印度上市。可供每英亩农田种植的保铃棉售价为1400卢比，约35美元。尽管在政府的干预下该公司将售价降低了一半，但对于年收入仅有几百美元的棉农而言仍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最初转基因棉花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印度的棉花产量翻了一番。2005年，这种棉花的种植使杀虫剂的使用量减少42%，种植转基因棉花每英亩的收入比非转基因棉花高出373美元。但好景不长，各种弊端也随之显现。对于小规模耕作的印度农民而言，转基因棉花带来的变数是他们未曾预料的。

　　转基因“水土不服”

　　和印度本土的棉花不同，转基因棉花需要更多的水来灌溉。

　　这对于美国大规模种植的棉农而言不是问题，只要有完善的灌溉系统就能保证收成。但印度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全印度9000万农民中，60%的人拥有的农田不到2.5英亩。因此他们在种植转基因棉花时，更加“靠天吃饭”，棉花的收成很大程度取决于当年的降雨量。

　　印度中央棉花研究所经过5年的研究发现，已经有少量棉铃虫对转基因棉花的毒素产生了抗性。科学家预测，经过10代棉花种植，棉铃虫就必将普遍获得抗性。

　　为应对害虫产生的抗性，通用的做法是“生物避难所策略”。在美国，规定转基因棉花种植中必须有20%的区域种植普通非转基因棉花作为棉铃虫避难所，但这只适用于大农场作业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对于印度小规模棉花种植很难推广，况且两国的棉铃虫种类也有差异。

　　借钱买种子债务缠身

　　印度引进转基因棉花短短几年后，种子商店里可以购买到的棉花种子都标注为转基因，致使棉农的成本大大增加，但是这里面却掺杂了很多假冒伪劣产品。

　　由于转基因棉花种子高昂的价格，印度的一些不法商家将非转基因棉花种子或不纯正的种子标注为转基因在市场上出售。调查显示，市场上非正规品牌中，只有26%的转基因棉种是第一代纯正转基因，46%都混杂有非转基因棉种。它们如果被当作真正的转基因棉花种植，会带来惨痛的经济损失。

　　转基因棉花出现之前，由于种子的开销仅占一小部分，如果当年的棉花歉收，农民们收入锐减，第二年的日子会苦一些，但还不至于倾家荡产。

　　但现在，为了购买种子，农民们大都向印度国立银行贷款。但如果买到假种子或收成不佳，农民无力在当年还款，银行就会拒绝再次提供贷款，此时农民们只得找私人钱庄借款。此外，那些自己没有土地的农民根本无法从银行申请贷款，只能走风险更高的高利贷途径。在有些地方，高利贷的利息高达100%。而如果第二年棉花再次歉收，甚至仅仅收成不如预期，农民们就将走进债台高筑的恶性循环。

　　一位无力还债服毒自杀的农民的亲人说：“我们听说转基因棉花会有好收成，所以人人都找银行贷款。可结果并非如此。”

　　底层农民生存堪忧

　　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维达婆地区，父亲自杀几天后，郭卡和兄弟才知道父亲生前曾欠下债务。最初父亲从银行贷款，后来找私人借高利贷。儿子们知道父亲手头紧张，但他们没想到债务会将父亲逼上绝路。

　　郭卡将父亲的死归咎于购买种子的高额费用。“如果他没有为了买种子贷款，所有这些都不会发生。”父亲是家中的经济支柱，但失去了父亲的日子，全家人还得靠种棉花为生。

　　有印度学者指出，转基因棉花是引发农民大批自杀的诱因，但却不是唯一的因素。在印度走向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政府和社会未能对农民的生存状况给与足够关注。而由于城市经济的不景气使得一批没有农业经验的人下乡务农。当农民经济状况恶化时，由于保障机制的不健全，自杀成为他们仅有的选择。（谢来）